哲学的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摘要：尼采是有史以来被人们讨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也强烈地影响或改变了许多名人的思想及生活。本文将对尼采哲学的存在主义和超人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其对现实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尼采、信仰、超人
一、解决信仰“滑坡”
尼采早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可是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使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
我国进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实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已经经历过的那种人的异化、精神的匮乏、道德的沦丧已经初露端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也伴随而至。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导致了人们道德的沦丧，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人们在信仰上出现了断裂，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完全适应当前的形势，人们在精神上陷入迷茫、不知所措的状态。面对这种精神上的危机，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而如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前车之鉴。尼采的人生哲学虽然在很多方面过于极端化，但是贯穿于他的人生哲学始终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表现在：它赋予人生以积极的意义，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宏扬了人的主体性，提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颂扬了人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的自我超越性、自我完善性;他对基督教伦理、对传统道德、对理性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价值重估的伟大尝试。所有这些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不无借鉴之处。今天，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借鉴一下尼采哲学的合理成分，对于解决人们信仰上的滑坡危机，不无益处。
二、追求个性和创造力
自文艺复兴的浪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们的自由、个性、人文主义也开始广泛觉醒，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愈演愈烈。到了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是当代人价值观的默认选项，我们主张每个人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推崇民主和自由，讲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等。而这些思想的背后，正是18，19世纪，在西方世界这次思想转向的结果，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思想的主流，理性主义不再一枝独秀。欧洲的主流哲学思想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以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派、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等等开始出现，而这些思想和理性主义思想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情绪感受、快乐和幸福。可以说从外部自然世界，转移到了人类自身。
西方世界思想的这个转向，从关注大自然到关注人类自身，正是从叔本华和尼采开始的，叔本华看到了人悲观消极的一面，而尼采看到了人积极的一面。叔本华说，人生就是痛苦，我们似乎没办法改变，而尼采认为，生命存在无限可能，我们应该积极去改变和创造。就像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永远无法摆脱自由。自由是人这个存在，所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我们无法摆脱，人任何艰难和无助的情况下，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而尼采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不要盲目迷信所谓的知识或真理，不要盲从宗教或道德权威;个人一定要有创造力，根据自己的心性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尼采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正值西方文明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尼采哲学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追求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不断地否定前人和推陈出新。
三、尼采的超人哲学
尼采哲学思想中有超人哲学的内容，超人哲学的一个前提是“上帝死了”。谈到尼采的“上帝死了，我们理解为上帝不死，超人就无法存在，而上帝死了，人类就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尼采看来，上帝本身就是有人创造的，“是人类的作品与人造的疯狂”。基督教利用上帝和这样的奴隶道德来麻痹群众，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彼岸，而尼采所要批判的正是这样的观念，他要宣告上帝的死亡，要宣扬大地的力量，要人们抛弃彼岸，把希望放在人类本身。除了上面所说的这样之外，我理解上帝和超人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虽然上帝和超人都是一种信仰，但是，上帝是永远不可超越的，是高高在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上帝是“圣化了的精神”，而超人正是不断的超越，而且超越的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而恰恰是人类自己，这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肯定。尼采的超人哲学的现实意义非常深远。从西方现代哲学角度分析，它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也给整个世界带来影响。
首先，尼采所说的超人中的“超”不是超级，而是超越，这个超越其实就是超人哲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超人要超越人类，要超越自己。尼采的超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方向，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一种信仰。超越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状态，超人也永远不会僵化，甚至可以说，超人也是一种状态，什么时候超人自我满足，停滞不前，觉得自己已經是万能的，而且不可再超越的时候，那么超人就死了，上帝就又复生了。通过看尼采的超人哲学，我们抛开外在因素可以把超越自我看做是一种人的基本属性，人永远都不能满足现状，安于现状，人的一生就应该是不断的、反复的完成对自我超越的过程。当尼采不得不停止超越的时候，他已经失去理智了，所以，有很多人都把1889年作为尼采人生的终结。同样，当我们作为人在还可以超越，而却主动停止超越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人的属性的自杀。
其次，尼采本就是一位始终保持着生命张力的哲学家，他的批判锋芒和超越精神始终不曾消退。尼采精通语言学，喜爱音乐，具有诗人的语言和气质，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里，不难想象，他的著作永远都充满着力量和爆发力。很多人都说尼采是悲剧的哲学家，但是他绝对不是悲观的哲学家，这两者有根本的区别。尼采批判的就是在基督教衰颓的道德观念下产生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虽然尼采也可以说是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虚无主义有双重意义：消极的和积极的。前者可视为叔本华的归宿，而后者则是尼采的目标。尼采正是把人的生命理解为“一种冲动、冲创和创造力”，而我的理解，这就是生命的张力。而这点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有些颓废的社会和世界，应该是一剂酷烈的良药。
最后，尼采有着深深的贵族情结，这一点无论是从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中都有很充分的体现。我觉得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一种贵族的哲学思想。虽然他一生并不富裕，不是真正的贵族，但他始终都是精神的贵族。这种精神贵族的表象和我们古时候的文人墨客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追寻的是更崇高的理想信念。贵族这个词我觉得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尤其是对于我们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做一个精神贵族应该是个好事。精神贵族不同于物质上的贵族，不需要丰厚的外在的物质条件，需要的是自己的精神和思考。在现在这个充斥着通俗文化的时代，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不能被通俗文化所侵蚀，可以抱着旁观的态度去观赏，可以理解，但不能沉溺，因为在精神上的沦陷比在物质上的缺失更可怕。
在20世纪，鲁迅、茅盾等人接受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即“人们总是必须跨越他们的前辈”。他们从尼采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是，它席卷了社会上的各种颓废，并积极创造了具有前瞻性的英勇战士。他们为人民的麻木和固执感到难过。他们深感“民族气质的下降已到了极点”，并希望使用尼采的超人学说来改变沮丧的民族特征。如今，大学生已经继承了鲁迅等人的意志，他们也希望利用超人理论来改变人们的自卑感。一位大学生说：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证明，仅依靠传统的中国自我更新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尼采的精神可以攻击非侵略性和稳定的适度和惯性，并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此外，一些大学生还将“超人”与人格自我完善和成功斗争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超人理解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人，生活中的坚强人，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坚强而伟大的人。人们。一些学生甚至将“超人”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者”进行了比较。一些学生认为“超人”意味着超越自己，与时俱进，超越监禁并树立民主，独立，平等和公民意识。
四、结论
综上，尼采的哲学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打破了我们衰弱的神经，带给我们冲击与新生。他向世人发出了“上帝已死”的呼声，宣称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必须彻底摧毁，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体系，主张以人自身作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尼采提出的“超人”英雄主义的哲学人生观，提醒我们不做没有个性、没有创见、没有出息的庸人，而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意志，去开发创新人生。
参考文献
[1]尼采.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5.
[2]尼采.反基督教[M].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24-25.
作者简介：陈捷帆（1997年-），男，汉，黑龙江省安达市，在读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哲学的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要：韩非是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亦是先秦思想的殿军。目前学界对韩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韩非子》著作考据及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历史意义方面，而未能将韩非的整个学术思想视作一个渐进、动态的学术演进过程，进而推演出整个先秦法家思想的学术渊源和生成路径。韩非乃韩国公子，早年受申子影响颇深；继而又研习黄老之术，将法家思想系统化、哲学化；韩非盛年之时拜荀子为师，有《杨权》《奸劫弑臣》篇传世；最后入秦，以《难言》绝笔。历史地解读韩非学术思想的起始、拓展、深化与定型是正确理解韩非思想的必要途径，也是深入研究法家思想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韩非；学术思想；渊源；诸子百家
目前学界对韩非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存在固定化、僵态化、片面化的问题。例如，单纯研究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内涵，或是研究韩非的性恶论、政治观、历史观等。但任何一位思想家和历史人物都是普通的人，都会经历由幼年至青年、壮年、盛年、老年的生命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交游和际遇都在他的学术作品中留有印记。韩非思想的形成并非是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一个丰富的演进过程。
一、韩非的学术生涯
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等相关权威史料的记载，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应为韩釐王之子、韩桓惠王之弟、韩王安之叔，其出生时间大致为韩釐王即位之初，也就是公元前295年[1]。此时在战国七雄中，强秦逐渐崛起，韩国日渐衰微，在诸侯争霸的背景下艰难存活。此时韩国的学术思想主要以国相申不害的法术刑名之学为主，韩非作为韩国的贵族就深受申子学术思想的熏陶。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是这样介绍申不害的：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2]。以司马迁著书之严谨，在写韩非之前先论申不害，可见申韩之间在学术渊源上的关联密切。韩非早年所做的《和氏》篇就是为“法术之士”立言，可视作是研习申不害术治和刑名之学的思想小结。
公元前276年，韩非因偶遇堂谿公而打开了通往黄老之学的大门，堂谿公出生于黄老之学风靡的楚国北境，是韩国的客卿。在《韩非子·问田》中记录了韩非与堂之间的对话，正是在这次思想碰撞后韩非开始研读黄老之学，并写出了《解老》《喻老》等名篇。在研读《老子》的过程中，韩非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并以黄老之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将法家的学理放置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进行思辨。
公元前253年，韩非开始师从荀子，与他同时期学习的还有后来的秦国国相李斯。虽然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而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即便韩非不完全认可儒家学说，但他毕竟在中年之际师从荀子，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深化了韩非对儒家思想的认识。而且孔子是诸子中最早传道讲学之人，很多法家的早期人物都曾是受教于孔子的弟子，虽然韩非与法家最终在思想上与儒家分道扬镳，但他们之间密切的学术渊源是不容置疑的。
韩非晚年的学术思想主要倾向于学以致用，对韩国内外交困的局面提出了很多对策，但是未能被韩王采纳。例如《饰邪》篇就是通过史实说明星象与占卜已经不能成为政策制定的度量，而只有严行法度才是富国图强的有效途径，而且在强秦不断崛起的过程中依附大国并不是存亡之策，只有依靠富国强兵，以法治为核心才能走出困局。
通过梳理韩非的学术思想演进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先秦子学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形成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基本经历了从刑名之术到黄老之学再融汇儒家思想到最后融合法、术、势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二、韩非的思想与诸子百家的关联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旧有的宗法制度被打破，新的封建制度正处于生成过程之中，原有的社会阶层也产生了融合与动荡。原有的贵族有的失去土地，渐渐沦为平民，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很多平民在占有土地拥有生产资料后也开始寻求政治上的话语权，“士”这一阶层逐渐崛起，而所谓的“十家九流”与“士”这一阶层的崛起密不可分，例如法家者流多为法术之士，墨家者流多为游侠之士，道家者流多为方术之士。与儒家、道家等流派相比，法家产生的时间较晚，所以在组织形式和思想内容上与其他各家各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诸子也密不可分，道家、儒家、墨家，兵家及阴阳家均对韩非的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1韩非与道家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认为申韩“本于黄老”，而庄子“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可见韩非、申不害、庄子都是发源于老子，只是庄子的哲学倾向于追逐个体的自由与觉醒，而申不害与韩非的思想则倾向于法治和政治等国家治理的范畴。由此可知，老子思想是源头，而法家思想是其中的一个支流。所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庄合传，是从思想源流上进行了慎重分析和认真把握的，正所谓是道法结合，兼采百家。道家是法家的哲学基础，而法家是道家思想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一种极致的表现形式。道家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自然及宇宙万物的哲学探索与思辨，而韩非则非常明确地将“道”引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之中，为道家的天人之道与法家的治国之道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现行的《韩非子》共计55篇，其中的《解老》《喻老》文辞绵密，条理深刻，是专门论述道家思想的篇章。韓非通过对以老子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的改造与论证来证明法家思想的哲学深度与合法性，并以此作为其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提供基础。总体说来，《解老》与《喻老》的逻辑起点是“道”，而落脚点是“法”。如果说《解老》是在解读道家的观念上穿插进韩非自身的“君王之术”，那么《喻老》就是直接地以君主的视角来总结和讨论历史的兴衰了。《解老》和《喻老》两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以道释法的功利主义倾向。其实道家与法家的思想中都有救世之弊的思想取向，只是韩非的思想更为积极、更具有实操性。韩非通过反复研究和理解道家思想，将老子的终极理论援引到法家的现实政治模式之中，用老子的言论为法家路线提供理论基础，不仅为法家的律法思想找到了哲学基础，更弥补了法家理论在哲学层面上的缺失。在道法理论相结合的情况下能够更加全面而深刻地阐述法家的法、术、势思想，从而使得韩非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2韩非与儒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法两家的思想犹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每逢乱世统治者便会举起法家的大旗，用重典、重耕战，迅速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到了治世，统治者就倾向于遵从儒家的教化，用儒家的宗法、伦理、道德将人束缚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内，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虽然法家与儒家在产生年代、理论主张、哲学基础和治国模式方面相差较大，但是韩非因师承关系对儒家的思想继承颇多，并有针对性地形成了法家的历史观、天人观和哲学观。
首先，从人性观的角度而言，荀子强调人的本性中有趋利避害的趋向，即“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荣辱》，而韩非正是在荀子人性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人性恶的理论，并主张应该在管理过程中用激励制度去保护和奖励人性善的一面，用刑罚去惩处人性恶的一面。其次，在历史观方面韩非也继承了荀子的进化历史观。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相较于孔孟的历史观，荀子的历史观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和提升。而韩非更加坚信“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认为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最后，韩非在大一统观念上与儒家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韩非从荀子处继承而得的功利论、天人观、正名观都可以用“大一统”三个字来概括。
3韩非与墨家
与儒家和法家在后世广为流传而形成中国社会传统治理的“儒表法里”的局面不同的是，墨家在先秦时期就贵为显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墨家与儒家的思想分歧较大，却在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中央集权制、法后王的历史观和重耕战、务生产方面对法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韩非的君主专制思想受到墨家的“尚同”思想影响较大。所谓的“尚同”就是下至黎民百姓，中至文武百官都要与最高统帅天子保持观念上和信息上的一致性，这样有利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韩非更是通过运用国家之法、帝王之术和君主之势将墨家的“尚同”思想发扬光大。由于韩非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攻伐战争愈演愈烈，因此韩非思想中的功利主义较为浓重，这也与墨家关联密切。此外，墨家反对过度地拘泥于礼仪和丧葬，倡导节用和生产，这也是韩非思想中重生产、务耕战的思想来源。同时，墨家是先秦诸子中蕴含自然科学比较多的一个学派，这与墨子出身平民，较多地参加生产劳动有关，因此《墨子》的语言缜密而富有逻辑性，这对韩非的行文风格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4韩非思想的主体内容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殿军人物，也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是后期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好利自为”的人性观、“事异备变”的历史观、“一断于法”的法治观、“君道无为”的君臣观、“富国强兵”的经济观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选取韩非的人性观、历史观和法治观来进行论述。
人性问题历来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所有学科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核心都是关乎人性的。在先秦子学中，儒家的孟子倡导“人性善”，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向善，因此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提倡构建以“礼”为核心的治理机制，通过“道之以德、其之以礼”的方式来维护封建王朝的运转。道家的老庄另辟蹊径，认为维持社会运转的是“道”，也就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对于人性没有进行过多的探究，从而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旋涡。法家的人性观以韩非最具有代表性，韩非认为人性本身具有趋利避害、好利自为的特点，因此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地运用“赏”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用“罚”来抑制人性中的恶，这也是法家思想法治模式的根源。
先秦诸子历史观的形成经历了由神意志史观向理性史观转化的过程，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认为历史的主体是“仁”与“德”，只有充满道德理想的君主才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而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遥远的上古时期，因此，应当积极践行克己复礼才能使民风归于纯朴。而道家则认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是“道”，也就是宇宙中的客观规律，而面对玄之又玄的道人们应该以一种虚静的方式无为处事。而法家的历史观是先秦诸子中比较先进的，认为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统治者应当坚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不断依靠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国家的发展。
法家学派就是源于“一断于法”而得名，在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国”，而韩非则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认为国家机器运转应当依凭法律，法律是一切国家行为的准则，只有依靠法律来进行国家治理，才能保障国家和君主的利益，以及政权的稳定。
5韩非思想的影响
法家是诸子中产生较晚的一个学派，在韩非将法家思想整合并形成体系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家学派。当今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以韩非为代表人物的先秦法家相去两千多年，格局、语境、情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因素和文化同构性的角度我们依然不能否认韩非思想的价值。韩非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韩非提出了大一统和封建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这对结束春秋战国以来长期诸侯割据的战乱局面是有利的：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代，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有效地调动国内的资源进行漕运、河工、赈灾、抵御外敌，能确保百姓的生活安定。与儒家墨守成规提倡伦理教化不同的是韩非主张“世異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认为国家统治者应当根据国家所处环境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和对策，而不是僵化地恪守先王之法，这样“与时俱进”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运稳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韩非的谋略和思想始终拘泥于君主御下、牧民的统治之术上，并没有将法家思想引入到一个更加宏大的视域之中，比如如何奖励耕战、如何发展生产、如何鼓励农耕等。这样使得数千年来的帝王只将精力集中在如何内斗、如何争权、如何掌权方面，在发展经济和促进国家长足发展的对策上就没有贡献出更有意义的操作路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韩非是荀子学生，他书中屡次推扬老子。但韩非只接受了荀、老两家只粗浅处，忽略了两家之高神博大处。无论孟、荀、庄、老，他们都站在全人类文化立场，以人群全体生活的理想为出发，而求此问题之解答。韩非的立场则太过狭窄，他的观点也太过浅近了[3]。
所以，从总体上看以韩非为核心的先秦法家将现实功利视为旗号，尽管具有实用性，但却丧失了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所应具有的普世性和超越性，也就是说韩非的思想可以作为封建帝王的实际行动指南，但是却不宜大张旗鼓地写在旗帜上。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法家思想只能尴尬地处于“阳儒阴法”“儒表法里”的阴影之中，长期居于隐匿之位。
参考文献：
[1]喻中.论韩非思想的演进历程[J].政法论丛，2017（12）：60.
[2][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M].哈尔滨，黑龙江科技出版社，2006：1421.
[3]钱穆.中國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77—78.
Key words：Han Fei； academic thoughts； origin；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责任编辑：蒋琰）
哲学的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要：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标识，日常生活成为透视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窗口。此窗口包含着对危机根源的诠释、对危机背后技术问题的反思和对危机治理之道的寻觅。全球公共危机源自日常生活在加速变革中的失控，见证了与日常憧憬相反向的风险，由此可用“反向”来概述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扩散，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和对技术的极化反思双重困局。唯有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方能使对技术的反思避免陷入虚无化的泥潭。现实感的最终载体，则是日常生活中化解危机的治理实践。“反向”、技术、实践可谓形塑日常生活基本逻辑的三重维度，为探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全景化的社会视野。
关键词：全球公共危机;危机治理;日常生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20ZDA023）;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结构观的转向及批判”（NJUDPGRA2020）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场景中提出“找回日常生活”的研究主题，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与现实指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存在，促使相关研究深刻反思危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危机所暴露出的技术性问题以及危机的治理之道。实质上，公共危机从孕育、发生到应对的过程，均渗透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公共危机恰可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公共危机由日常生活中不确定的风险孕育形成，如果说加速变革本身意味着正向度的憧憬，那么风险本身便是一种“反向”的因素。“反向”代表着变革预期与技术有限性的张力，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的认知瓶颈，然而反思技术的极化又易于陷入否认现实生活本身和治理不复可能的认知泥潭。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可以辩证地统一对技术的反思与对虚无化泥潭的避免，最终落实于治理实践。“日常生活”是晚近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概念，然而“找回”并非意味着复制后现代主义般的空无论调，而是要透过“反向”、技术与实践，构筑起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视野，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中寻觅良善的治理之道。
一、起点：“反向”的内在逻辑
日常生活对诠释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深刻意义，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本身是危机的孕育之场，危机对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而言，其内在逻辑实则体现为“反向”的风险。风险本身意味着日常生活在演化过程中所孕育形成的不确定、复杂性、负面化的因素，此类因素的生成与影响难以被既有技术手段绝对掌握，然而风险却以公共危机为现实样态，渗透于日常生活中。透过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可以发现，公共危机可理解为不确定风险的现实化与扩散化。故而日常生活不仅反映常态下的社会结构运行主线，亦是突发性事件最基本的作用对象。若要透過日常生活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总体性反思，那么观察的起点应是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向”特质，此特质可从生成、转换与回溯三个层面细化探讨。
（一）生成：加速的变动与负面的回响
在影响全社会的普遍危机下，对日常生活基本样态和演变轨迹的充分观察显得十分重要。基于社会变革的具体实践，可诠释危机的普遍化趋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时间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①。换言之，重新分化组合的生产、分工与交往已形成了从局部到总体的全面效应，展现在社会成员面前的正是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全景视域。在此过程中，对加速（acceleration）的推崇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加速本身便是与社会转向变革相捆绑的某种关键概念，这一概念指涉的是加速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态度，已成为无须怀疑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即形成了现代社会变革与治理的过程中正当化的运行样态，使全社会“向加速的需要臣服”②。此逻辑之所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往往因为社会变革本身便意味着与传统社会结构的诀别和对现实场景中各类信息、财富的获取。加速的过程在带来世俗利益激增的同时，又意味着另一种维度的含义，即接踵而至的、构成“反向”的负面要素。
“反向”属于与加速变革对应的、内生于日常生活的变量。如果说加速变革包含着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对变革福利的憧憬与现实资源的积累，那么风险所代表的“反向”则是与变革相违背的反作用力，可理解为孕育于正面推动中的反面力量。故而“反向”对应的是加速变革时日常生活的自我反对、自我拆解，可理解为“从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③。现代社会结构在生成中会释放出日益多元、异质化的生产、分工和交往要素，此类要素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亦涵盖着对现代社会结构而言不确定的冲击作用，这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结构内部要素与结构本身的张力。日常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生成、变迁和重组的基本载体，亦成为孕育“反向”要素的能量场。其印证了一种逻辑，那便是围绕变革的活动模式本身将在加速化的过程中冲击自我、孕育危机。
（二）转换：现实的危机与潜在的风险
风险转换为危机可被视为日常生活中“反向”维度的集中呈现。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海啸、流感、P2P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可能诱发公共危机的社会问题，皆可理解为潜在危险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化。诸多突发社会问题暴露出社会总体结构过分臣服于加速度所带来的消解自我的后果。公共危机发生的逻辑往往在于风险以不可控的形式转换为现实且普遍的负面影响，造成全社会的效应。作为危机的诱发因素，风险本身处于可能性与实存之间，成为悬临并随时坠落于日常生活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往研究中较为主流的观念认为，“风险概念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没有必要纠结风险究竟属于所谓客观危险还是主观认知，风险对日常生活的作用介于观念与现实、当下与未来之间④。依据此类观念，风险是在现在到未来无数个节点上将要显现且正在显现的负面因素，此逻辑可理解为“现在将来进行时”。
加速变化中孕育的、由潜在风险转化而成的危机使具有消解现代社会固有结构的因素日益凸显。故而可以说，“反向”属于社会变革在风险催生中的内在化维度。既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曾对风险的内在特质提出过两个论断：一是“定义关系”，二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⑤ 前者指涉风险孕育于看似成熟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一系列要素的排列组合在层次分明的科层结构的统合之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力求严密的规划非但不能消解风险，反而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后者则指涉科层组织结构的失效，意指风险的具体环节根本无法用科层组织结构中的常态化标准进行监测，不确定、不可控的事故无法明确其确切来源。危机不可控的根源并非在于预设机制本身的执行性，而是源于社会成员在信息掌握上永恒的有限性。基于此认知，可发现公共危机的降临揭示了日常生活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困境。
（三）回溯：诉求的迷思与失控的循环
困境在于对加速变革的诉求与信息掌握的有限性似乎永远并存，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构成了某种循环。此循环构成了公共危机频发的逻辑根源，其含义是现代社会在加速变革中的追逐与自身信息掌握有限性的悖论，使社会成员永远无法摆脱随时可能降临的总体危机。寄托所谓“严谨科层组织结构”的思维终将成为“反向”的诱因，而并非防范风险的可行之道。基于日常生活可发现，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结构的生成、演进处在开放、动态的过程中，而并非局限在闭合、先验的结构内。同理，风险的发生亦打破了“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二分的先验性预设，原因在于风险和由风险转换的现实危机印证了现代社会属于“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⑥。在广阔、开放的社会场景中，任何预设化的结构安排均显得微不足道，这正是“定义关系”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含义所在。
治理实践的瓶颈表明，过往获取的既有信息和其他社会资源无法囊括复杂、开放社会场景的全部逻辑。基于对现实场景问题的考量可知，“反向”进程使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在公共危机中最终失去了平衡的虚幻外衣。首先，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的平衡并非科层化的构想所能达到。在断裂化的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单一化的科层管理多次被验证是失效的模式。其次，通过对二者失衡的反思，可以推导出“国家—社会”固化模式的局限性。纵观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公共卫生服务的精准化覆盖与专业化语言似乎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亦暴露出既有服务体系和评估体系在资源整合与信息评估上无法追赶公共危机不确定的脚步，且此种现象发生在诸多国家和地区。既往一些研究围绕所谓国家权力范围与社会自主性而喋喋不休，却忽视了现代社会结构自我消解的逻辑需从动态、开放、充斥风险的日常生活中寻找。
二、反思：技术的现实感
回溯既往研究，对技术的青睐可被视作在现代社会寻求良善治理的某种依托。其核心逻辑在于精准化、结构化地配置信息、协调资源，从而力求“达到一切知识之最后境界”⑦。在加速变革中，技术的语词逐渐浮现在围绕社会场景的研究中。这是因为对世俗的浓厚兴趣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变革，而变革的逻輯则使崇尚技术效能成为认知的共通规范，围绕技术的认知方式构成了“一个物体系列、系谱或系谱线”⑧，体系化的科学技术范式自工业化以来得以全面建构。技术主导反过来可促使加速变革的举措在治理实践中日益成为现实，加速变革亦加剧了对技术的依赖。技术既成为加速变革的认知内核，又成为诠释日常生活“反向”维度时所需重新定位的对象。反思逻辑可归纳为催化、悖论与契机三个层面。
（一）催化：反思的缘起与极致
公共危机的发生对反思技术实则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在反思中可发现一组若隐若现的张力存在于反思的主体化与现实性之间。在既往研究中，技术的现实感伴随着对围绕技术形成的一整套认知方式的质疑而出现了暗淡化的趋向。诸多观点认为，技术的加速拓展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存在，崇尚加速的时尚外表已然泯灭了日常生活的本来样貌，日常生活成为“不可能存在之真”⑨。回溯历史，对技术与技术主导认知方式的怀疑乃是反对百科全书派的主要论点，并被认作是反思技术滥用的先驱性观念。按照此论点，一切技术的功用莫过于使社会成员“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⑩。换言之，技术的日渐主导非但不能促进社会成员对日常生活的把握，反而会压制社会成员认知日常生活的主动性，使社会成员在实质上成为被技术化认知方式束缚的对象。在此类观念看来，对技术的推崇与对良善理念的寻觅似乎成为难以共融的双重向度。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变革，反对过分推崇技术的论调持续存在，且伴随现实场景中危机的日益频繁，此论断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共识。20世纪后期以来，现实场景中危机的频发使反思乃至指责技术本身成为某种时尚话语。相应观点认为，技术通过“排斥日常生活的方式统治日常生活”{11}，技术的初衷在于精准获取现实资源，然而技术的加速反而导致了现实感的晦暗。如果将此趋向推到极化，那么，不只滥用技术，就连技术本身亦将成为日常生活中所需摆脱的对象。基于对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的观察和思考，一些后现代主义观念认为技术本身几乎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开展良善治理的梦魇。技术日益复杂化的、超出传统认知方式的变革和围绕技术产生的系列负面效应，使得“不可能存在之真”的执念在既往的一些论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依据此类论述，精准化技术包裹下的一切认知均不存在任何独立演化的希望，而是盲目服从于现有技术架构的符号。
（二）悖论：现实的丧失与治理的前景
很明显，上述论断并非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化导向，其实质是将现实场景本身加以否认。极致化的反思在批评技术滥用的同时，磨灭了认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使治理的命题不再可能。由于无法摆脱崇尚技术的认知，日常生活本身将最终沦为“空无”。如此会产生一个直接的困境，即对现实场景中突发问题的淡漠和对日常生活中治理愿景的彻底回避。在晚近研究中，关注日常生活重构的学者从未放弃一个追问，那便是技术渗透下的现代社会究竟是飘忽不定、晦暗不明的“虚无”，还是可以从实践中治理的真实场景？或者说，技术的反思与厚重的现实感之间是否可以得到统合？统合是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必要的前提，亦是克服和化解危机中的可行命题。风险在现代社会场景中复杂的内在逻辑以及治理危机的迫切性，使日常生活不能在对技术过分否定的迷茫中就此沉沦，而应结合现实情境反思技术，从而寻求治理之道。
真正适应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内在逻辑的论点在于，对待技术的审慎态度应是在日常生活中将其合理定位，从而重构技术在一整套现代话语中的地位。依据相关论述，重构技术的关键要义是对语言背后“由其哲学体系与西方科学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准”有明晰的认知{12}，并在此认知中统合技术变革与良善价值这两个交互辩证却并非不能共融的层面。公共危机的降临，意味着潜在的风险在一定的突发社会问题中成为现实的破坏性因素，真实化地影响了日常生活，也激起了全体社会成员对技术如何合理发挥其现实效能的思考。故而反思技术的要义不在于脱离日常生活实际场景的遐想，而在于能够将技术合理作用于危机治理的举措中。唯有引入日常生活的坐标，观察技术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演变的塑造作用，方能赋予技术本身以厚重的现实感，进而诠释技术与风险之间的现实关联。这既包含对过分推崇技术主导作用的质疑，又涵括对技术的认可，即承认技术在日常生活演化中的不可替代性。
（三）契机：危机的窗口与日常的重构
打破“不可能存在之真”的认知误区，其实质意义是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可认知、可描述的问题对象。唯有以日常生活为坐标，技术的反思才不会沦落为片面化的悲观论调，反而会在对未来治理之路的探寻中找到现实的依托。故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化解危机的实践路径，才是全社会需直面的问题。如果说现代社会在与传统结构的断裂中得以加速变革，那么技术自身已成为使加速变革成为可能的“利维坦”（Leviathan）。正是现代技术使国家政权对资源更为高效、便捷地惠及全社会的整合得以可能，即将国家政权建构与技术变革基于现代社会场景相统一{13}。强有力的政权整合成为广泛的诉求，而技术则使国家政权的整合能力能够真正进入社会场景，并投入日常生活中的治理实践。既往研究无论以何种方式反对技术的滥用，其必须承认的是技术在历史时空中长期在场，且是日常生活在应对危机时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
对反思技术而言，公共危机赋予了探寻现实感的绝佳契机，而危机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则是把握此契机的窗口。依托日常生活的坐标可发现，后现代主义对技术批判的极化莫过于对现代社会的另类“装饰”，其论点无法撼动现代社会场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公共危机治理本身而言，现实感是至关重要的概念。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存在是社会活动真实的载体，是诠释公共危机发生逻辑、寻求公共危机治理之道不可回避的真实主线。公共危机所展现出的“反向”维度，并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虚无，而是意味着对既往认知的突破与重构。此种重构具备了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必要反思，亦在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全面理解中包含了围绕日常生活的良好愿景。唯有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才是探讨公共危机的前提，技术则是现实场景中长期在场的维度{14}。在此过程中，“对专业技术知识的再使用过程，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相关”{15}。
三、归宿：实践的可能性
探讨实践的可能性，是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归宿。其关键在于寻找到使公共危机治理成为现实主题的基本维度。公共危机的逻辑可见诸具体社会实践产生的突发问题，故而应基于实践脉络，把握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效用，进而探讨何种治理之道能够积极有效地作用于具体实践，使通往良善治理的日常生活重构之路成为可能。遵循此种逻辑，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方能最终贯穿于现代社会场景中的具体实践。如果引入日常生活的基本坐标便不难发现，日常生活是实践的基本社会场景，而实践则使得日常生活能够真正承载现实的公共危机治理主题。换言之，唯有实践才能将日常生活真正引入公共危机治理中，赋予治理以现实的基础。该逻辑分别体现在理念、路径与愿景三个层面。
（一）理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脉络
若要寻觅实践的可能性，那就需要在既往纷繁复杂的观念中相对独立，直面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宝贵财富。马克思的论点可谓精辟，“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6}。具体实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演进需在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中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实践观为反思现代社会的技术变革勾勒了清晰的轮廓，也强调了实践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逻辑形塑。通过对实践主线的把握，技术的合理定位方能最终获得厚重的现实感。基于實践维度，社会成员将充分认知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本身的自我消解。“反向”孕育于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活动模式的断裂式变化，此变化以加速变革的方式充分呈现在日常生活中，其要义不在于外在化的形式，而在于内在化的实践范畴。加速变革与信息掌握的失衡，实质上是社会成员在生产和分工中对各类资源的盲目追逐与现代社会组织结构总体性调控之间的张力。
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公共危机在日常生活中的样貌将最终得以清晰呈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公共危机背后的失衡性逻辑，实质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生产活动中的偏差。生产过程中对财富的过分攫取和活动方式的失控性加速，在一定环节中使潜在风险转换为现实化的公共危机。依托马克思对日常生活中具体实践变化与后果的阐释，公共危机治理的“反向”与技术维度不言自明。既往研究中对技术的一系列反思性概念与现实场景中对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亦可得到辩证统一。统一的核心是在具体实践中把握日常生活演化的内在逻辑，辩证地反思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逻辑，进而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因此，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不仅体现在公共危机的发生层面，还应体现为对治理可能性的把握。实践的可能性正意味着治理的可能性，即寻求良善治理的可能浮现于危机降临的日常生活。
（二）路径：共在与权力
良善治理在实践上的可能性源于日常生活中共在与权力两个基本层面。
一是“我怕”的共在。“共在”即“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17}。风险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现实的、普遍的公共危机，使日常生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过程。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共在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场景中，亦共在于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是作为普遍的危机受众而存在的。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中，部分国外的政府首脑亦难逃此劫。曾有一个代表性论点认为，21世纪的危机使社会成员的诉求从“我饿”转向了“我怕”{18}。“我饿”属于经济文化表达和国家政权回应的固定模型，其假设前提是社会场景永久地处于闭合、静止的状态，而“表达—回应”是固定模型中的唯一张力。此范式局限于社会精英与普通成员在经济文化张力中的过分“二分”，然而其忽视的是，随着实践的变革，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将成为令人害怕的危机之受众。共同的受众，也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总体化共同防控的可能性。
二是在场的权力。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自下而上的总体防控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总体整合是统一的范畴。加速变革的社会场景往往需要强有力且妥善的治理举措，以促使日常生活在有序的状况下运行，故而国家需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在场的主体。国家政权的有效整合能力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质，诸多国家和地区在危机中整合资源的失效往往源于国家政权整合力度的缺失，即面临“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衰败的问题”{19}。公共危机治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失灵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忽视国家、政府作用是既往部分研究的误区所在，依赖不确定社会场景中的自发性活动意图实现良善治理的论点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性。部分研究曾提出的“重构日常生活”实则意味着总体性的重构，重构的基础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而整合实践中多重资源要素的力量则应是统一的国家政权，故而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与国家治理是统一的命题。
（三）愿景：认知的质变与治理的行进
回顾历史，自21世纪以来，单一化的科层组织形式在治理实践上已面临适应性危机的“破碎”阶段，故而“这个阶段要求重新定义思想的框架、新的指导原则，构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20}。此类具有新公共管理运动风格的呼吁深刻影响了既往关于治理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受此影响的部分研究试图寻找妥善的资源配置机制，然而其着眼的场景仍然是闭合化的社会内在结构，危机则是缺席的概念，故而新的治理形式无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无法真正成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之道。相反，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可发现公共危机如何孕育于日常生活、如何暴露出现代社会结构“反向”特质的基本逻辑。公共危机的发生融合了自然与社会中的不确定要素，然而其根源仍是具体实践在加速中的失控。在既往研究中，无论是对风险的認知，还是对新的治理形式的构建，其探讨的现代社会困境问题都应从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把握实践之维，实质上印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是相统一的范畴，正是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生产与分工使日常生活得以形成，而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活动方式则使得此生产与分工方式面向全社会扩散。基于具体实践，日常生活不再是晦暗不明的概念，而是生产、分工和交往所构成的现实坐标。对技术的反思亦将剥离后现代主义纷繁复杂的表象，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回归，确立对技术合理效用的认知。实践维度的确立，是“反向”与技术两重维度得以共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前提。三者共同形塑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涵，赋予公共危机治理总体性的轮廓，使治理举措能够面向现代社会场景，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在具体实践的变化中，公共危机治理没有“完成时”的经验或模式，唯有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行进。
结语：交互辩证中的治理愿景
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并非悬设化的概念，而是由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突发问题产生的主题。以日常生活作为公共危机治理视域的做法，乃是与现实社会场景的契合。危机的负面效应暴露出日常生活内在化的困境，即在加速变革中孕育出破坏、消解自我结构的“反向”特质。在“反向”中，作为加速变革催化剂的技术亦成为反思的对象。无论是社会成员活动方式的变化，抑或是技术本身在现代社会变化中的现实效用，均属于实践的范畴。故而“反向”、技术与实践属于日常生活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交互辩证的三重维度，其中实践维度乃是另外两重概念的归宿所在，是日常生活视域得以确立的最终根基。在三重维度的辩证中，治理之道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重构的契机依稀可见，且可由此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日常生活的演化并非“过去完成时”，而是处于“现在将来进行时”。公共危机在全球的发生实则是日常生活短暂化平静的终结，亦是对既往研究局限性的清算。此类清算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反向”，即通过现代社会结构内部的自我消解，宣告固有秩序在治理中的失灵。
其二，对技术的反思将在公共危机中褪去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晦暗不明，获得厚重的现实感。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坐标去指责技术幻象，与臣服于加速的做法一样，均无法把握现代社会在演进中的“反向”实质。
其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魅力将在公共危机的治理愿景中得到凸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并不局限于任何先验化的概念范畴，而是将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作为诠释现代社会的出发点与归宿。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是动态、开放的现代社会场景在变革中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根源所在，故而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将不会被固定的学科范式、单一的语言文化所束缚，其本身是行进中的主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当代的内涵体现，亦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研究可能的深化方向。
注释：
①{15}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123， p.125.
② Benjamin Noys， 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 & Capit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4， p.1.
③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97， p.116.
④⑤⑥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214， pp.214-216， p.222.
⑦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F. Max Mueller，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371.
⑧{12}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ated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77， p.222.
⑨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⑩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translated by Ian Johnston， Nanaimo： St. Martin’s Press， 1964， p.6.
{1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p.165.
{13} Carl Schmitt， The Leviathan in the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 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and Erna Hilfstei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49.
{14} 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17}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7页。
{18} [德]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9}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
{20} [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高凌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作者簡介：姜凯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于水，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5。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哲学的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出版领域;著作权侵权;类型化;防范
【作者单位】苏玲玲，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
一、从《美的哲学》侵权纠纷谈起
2020年5月29日前后，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声明“被侵权”事件引发热议，这一争议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备受各界关注。案件基本情况如下：2018年12月，天津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当当科文）经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民书局）授权，取得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我的哲学提纲》《走我自己的路》《美的哲学》（原名《美学论集》）三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的权利，该版权的授权期限为4年。2019年8月，京贵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京贵传媒）与当当科文签署以上三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合同，京贵传媒因此取得了《美的哲學》等三部著作的出版权，之后京贵传媒授权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上著作，随之引发著作权争议。上述著作的作者李泽厚通过微信公众号“刘悦笛”连续发布两次声明称：其不承认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的哲学》一书是其著作，并指出其在多年前虽将《美的哲学》等多部作品的版权转让给了三民书局，但贵州人民出版社系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篡改书名及篇章内容，此行为并不能如实表达其观点和看法，容易误导读者，也有损其本人利益。随后京贵传媒也发表声明强调，由其授权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泽厚作品，在出版时的书名和内文，是经过授权方三民书局确认的，故其出版的图书是合法出版物。
这一系列的授权、转让、再授权的过程，让人难以判断孰是孰非，我们暂且不去深挖以上争议的陈年隐情，但从李泽厚本人的简短声明中，出版社暴露的问题便一目了然。对于图书出版者而言，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应经作者许可，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发生在李泽厚身上的这起著作人身权维权案例，应该让出版者深思，如何在新的出版环境下，让老问题能够常记常新，并能用新思维解决传统型及新型的著作权侵权纠纷，避免类似侵权案件频繁发生。本文认为，对出版领域中常见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类型化界定与分析，能够让复杂、易变的著作权侵权样态纳入相对保守和抽象的法律规范的既有路径中，以实现用法律规范出版活动、净化出版环境的初衷。
二、出版领域常见侵犯著作权行为类型化分析：基于出版流程的视角
互联网的普及、新传媒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出版方式的革新。在数字出版背景下，出版侵权的呈现方式更加多样、复杂且易变，而现有的法律规范以及既有判例可能无法周全地涵盖新型的出版侵权行为，导致法律适用出现真空地带。法律类型化的意旨是为具有相同主要特征的侵权案例，在寻求适当法律依据的过程中提供规范的指引。类型化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1]，是对具有共同性质、特点的事物进行抽象、概括所形成的类别，其比抽象的概念更直观和具体，比具体的个案更具概括性和普遍性。法律意义上的类型化，是在法律、规范的制度层面之上分析生活事实[2]，即把变动不居的生活事实，按照实在法中的“类型”进行类型化区分后，纳入严格的规范意义调整范围。法律意义上“类型”的依据是实在法，标准是重复发生的、具备相同构成要件的类似个案。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所言“类型在法学中的意义首先涉及的是经验性的经常性类型”[3]。因此，不管是在司法实践还是在其他社会实践中，运用类型化的思维方法，都可以预测同类或相似案例的法律逻辑和处理结果，提炼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经验法则。“类型化”的思维方式在复杂新型的民事案件中，适用范围更为广泛[4]。对于出版活动而言，注重发现和深描出版工作流程中常见的著作权侵权类型，远比注重训练工作人员法律逻辑的传统实践更有实效，因为类型化中“类型”的外延更具延展性，而且更为直观，其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新变化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也便于实践操作。显然，固守传统的形式逻辑难以应对日新月异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变化，因此，基于出版流程的过程性，对出版领域中常见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进行整体性梳理，并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意义重大。
1.出版前期筹备：授权存在瑕疵的侵权问题
出版前期筹备工作，主要是对出版信息的收集、挖掘及整理等素材获取的前期基础准备工作。出版素材的获取通常有著作权人授权、他人转让、自创作品或通过约稿的形式获取等渠道，后两种渠道，因著作权归属出版方，约稿公告往往明示了出版期限、出版范围等要素，或而出现侵权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在出版前期筹备的素材获取过程中，著作权侵权现象主要发生在前两种情形中，侵权的形式主要有未经合法授权的出版侵权行为、侵犯其他出版者专有出版权的侵权行为，侵犯的具体权利类型均为著作财产权中的出版权，包括两种情形。首先，未经合法授权的出版侵权。合法授权中的“合法”应包含主体、内容及形式的合法。出版合同的内容若是基于适格当事人的合意、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即符合私法中的内容“合法”要求，出版合同的形式要件要求应当采取书面的形式，以上两点在实践中较容易把握。出版者对于合法授权的实践难点，在于对授权主体的适格性和全面性的准确把握。适格性，要求授权主体是基于创作、继承或合法授权等途径而取得作品出版权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如原创作品的著作权人、版权尚在保护期内的已故自然人作者的合法继承人、经合法授权的出版机构或版权代理机构等均视为适格主体。若出版者对以上主体资格的适格性未尽到审慎的注意，而与盗用、冒用适格主体的名义者签订了出版合同，进而实施了相应的出版发行行为，便会引发出版侵权现象。全面性，要求对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出版者须取得所有合作作者的授权后方可出版，否则便侵犯了其他著作权人的出版权。如对有多位作者或译者的作品，出版者未取得全部合作作者的授权，而实施了出版发行行为;再如对译著、汇编作品或转授权作品，出版者未经原著作权人、译者、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或已经取得合法授权的版权人的同时授权，而侵犯了其他著作权人的出版权的侵权行为。在《美的哲学》侵权案中，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美的哲学》等三部著作前，须取得京贵传媒及原著作权人李泽厚的合法授权，并合理核实京贵传媒与李泽厚或三民书局的授权是否合法，否则便侵犯了李泽厚、京贵传媒或三民书局的出版权。其次，侵犯其他版权人专有出版权的出版发行行为。专有出版权因“约定”而产生，并具有排他性。专有出版权一经约定，包括著作权人在内的任何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及地域范围内，不得再以同种文字出版合同中约定的著作，否则便构成对他人专有出版权的侵犯。
2.編辑出版阶段：出版社或编辑行为不当的侵权问题
编辑出版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对出版作品的整理、编选、校勘和把关的过程和活动[5]，其在整个出版发行活动中处于主要和核心地位，出版行为侵犯著作权的情形也主要发生在这一过程。这一阶段的具体侵权方式，主要有侵犯著作人身权、未严格履行出版合同、侵犯其他出版者图书封面和版式设计权、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四种情形的侵权。
第一，编辑出版过程中侵犯著作人身权的行为。著作人身权包括对作品的发表权、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作品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出版者在对作品进行编辑的过程中，出于宣传、营销的考虑，常常会在有意或无意中侵犯著作人身权。常见的侵权情形有三种。其一，侵犯作品的发表权。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出版者可以将作品在特定纸质刊物或特定网站上公布，如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出版者擅自将作品公之于众或在超过著作权人许可的范围外公布，则侵犯了作者的发表权。其二，侵犯作者的署名权。署名的方式、顺序都是署名权的内容，不同的署名方式或顺序，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实践中，为了追求出版效益，出版方擅自冒用知名作者的姓名、调整作品的署名顺序、更改作者的署名方式或擅自增减署名人数等，都是侵犯作者署名权的行为。其三，侵犯作者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在《美的哲学》侵权纠纷中，李泽厚在声明中痛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拙著，既未通知本人，也不知是如何选择、安排、改动、删窜的……改窜书名及篇章内容，并不能如实表达我的观点和看法。”李泽厚的声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出版社未经作者许可，对作品进行了修改，并且修改了作品的实质性内容。如声明陈述的内容属实，显然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作者对作品的修改权，也侵犯了作者保护作品的完整权。
第二，未严格履行出版合同的侵权行为。只要合同约定的内容不违反公序良俗，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当事人均有信守的义务。出版者未严格履行合同约定，而出现著作权侵权的行为主要有两种。其一，未按约定支付报酬。获取报酬权是著作财产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出版者单方面强调本着合作出版的精神，要求作者资助一定的出版经费，以弥补出版经费之不足，这样的理由并不能取消、变更或拖延出版者支付报酬的义务。其二，超出合同约定的期限、数量、质量及区域范围的出版侵权行为。出版权的行使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期限性，并且在出版的数量、形式和质量上有特定的要求，这些特定要求一般通过合同予以体现。一旦合同期限届满或超越了合同约定的出版范围，倘若该出版物还在保护限期内，出版者就出版期限的续期、区域范围的扩大、出版数量的增加等事宜，在未取得重新授权的情况下，继续组织该作品的出版发行，则因合法授权的丧失而侵犯著作权人或相关权利人的出版权。其三，超越合同约定的授权种类的出版侵权行为。授权种类，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至十七项规定的著作财产权的具体类别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著作权人可以授权出版者行使其中的部分或全部权利，若出版者超越合同约定的范围行使了其他种类的著作权，则构成侵权。
第三，图书封面和版式设计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可见，出版者对于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享有专有使用权。在该权利的保护期内，其他出版者在未经原版式设计者许可的前提下，禁止使用其他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在编辑活动中，直接抄袭他人的版式设计无疑是严重的侵权行为，但更为常见的侵权现象是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版式设计者为了追求设计的艺术效果，在无授权的情况下，直接使用其他著作权人的图片、图表作为插图或封面图案的直接侵权行为。
第四，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侵权行为。对书稿的政治导向、学术价值以及创新性等进行质量把关是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编辑要尽合理范围内的注意义务去发现稿件中的侵权内容，如审查文稿中引用的内容是否做了标注或说明，审查文稿中使用的图片、图表等是否有合法授权，审查文稿是否存在剽窃他人观点的情况，审查文稿的内容是否存在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或肖像权等其他侵权行为。如果出版者未尽到一个理性的职业人应尽的注意义务，或以“文责自负”“作品如果侵权，出版社不承担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等单方声明免除或减轻自身的法定义务，均不能阻却间接侵权责任的承担。
3.出版物的传播阶段：网络环境下侵权行为的新变化
出版者将待出版的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传播[6]，以实现出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出版的终极目标。在网络环境下，出版物的形式、传播速度及途径、用户获取信息的渠道及使用方式等与传统纸质出版相比均有较大的差异。出版方式的变革，直接导致出版侵权行为向产品数字化、传播网络化、侵权形态多样化、责任主体多元化、作品归属复杂化等新变化方向发展[7]，这些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新变化，正在某种意义上悄然取代传统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范式。
第一，利用技术手段非法复制。复制权，是利用特定手段将原作品“再现”的权利，是著作权最原始、最重要的财产权利之一[8]。伴随着新科技手段的快速发展，诸多新型的数字产品复制件得以快速制作和更替，与此同时，复制件的传播手段也向数字化传播方式转变，复制产品的产生和传播更加便捷。倘若这样的复制行为未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将侵犯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的复制权。例如，出版者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利用技术手段将纸质图书进行数字化处理，并通过光盘、硬盘、芯片及其他网络媒介固定后公开出版发行。又如，为了达到获取出版素材的目的，采取技术手段故意破坏或者避开著作权人对作品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从而构成侵权。
第二，利用网络平台非法传播。传统的作品在被数字化后，通常会被上传到网络平台上供用户阅读、下载或转载，如出版者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著作权人授权出版的图书作品，通过特殊的编辑工具进行数字化处理后传播到网络平台供用户查阅，或是在网络平台上下载他人作品进行编辑加工后公开出版发行，或是在网络平台上转载他人作品等，这些非法传播行为不仅侵犯了著作权人或其他权利人的复制权、汇编权、专有出版权等传统著作权权利，同时还侵犯了权利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
第三，侵犯與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行为。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集中体现在著作权法第四章中，主要有表演者有关权利、录音录像作品有关权利、广播电台及电视台有关权利等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其权利客体为传播者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权利的具体内容有表演者权、录音制作者权、出版者权以及广播组织权等。在网络出版的环境下，出版者的著作权侵权样态不再局限于对传统的文字、图片的复制、修改等，还包括向网络用户传播更富可感知性的音频、视频，更富隐蔽性的超文本链接以及更富实效性的网络首发权等侵权行为样态，这就侵犯了音像制作者、表演者、广播台、电视台及其他出版者的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从上述类型化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出版者侵犯著作权的内容有三类：一是对著作人身权的侵犯，主要发生在编辑活动过程中，侵权形式主要为侵犯网络作品首发权、擅自调整署名顺序、对作品的实质内容进行修改等。二是对著作财产权的侵犯，发生阶段贯穿于整个出版流程中，但不同阶段的常见类型有所不同。比如在筹备阶段主要是对权利人出版权的侵犯，在编辑阶段主要是对报酬权、改编权、版式设计权等的侵犯，在传播阶段主要是对作品的复制权、网络信息传播权及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等的侵犯。三是对与著作有关权利的侵犯，主要发生在出版物的传播过程中，如对视频表演者权、音频制作者权等相关权利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在以上侵权类别中，出版者实施侵权行为的方式可为直接侵权，抑或帮助侵权，侵权行为方式的不同，司法实践中会导致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衡量重心的不同。比如对于非法复制的直接侵权，侵权认定的关键点在于侵权的事实是否存在;对于明知或应知存在侵权可能的帮助侵权，侵权认定的关键点在于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于出版者而言，不仅积极的作为有侵权的显性隐患，消极的不作为亦有侵权的隐性风险。出版侵权案件高发的原因，有体制机制的不健全、法律规范的不完善、行业自律的缺失等多方因素影响，因此其有效规制也需要从多维度加以防范。值得注意的是，防范体制机制的构筑及完善不可一蹴而就，相比之下，出版者加强行业自律，在减轻侵权责任的承担、净化出版环境上更容易获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三、出版领域常见著作权侵权行为的防范：基于出版者的视角
1.规范合同制度的建立
“授权”是版权利用的核心，也是侵权认定的主要依据。在排除法定许可、合理使用的例外情形后，出版者版权利用的权利来源于权利人的授权。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作为一种非典型性合同，分别受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等法律规范的规制，但著作权法作为规范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特别法，其对合同的主体、授权的范围、授权的限期、合同的成立及生效、违约责任等并未做详尽周全的规范，因此，此类合同的订立、纠纷处理的依据仍然主要是参照合同法。有关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签订及管理，出版者应该重点关注以下细节。其一，有关合同的形式要件要求。著作权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著作权人转让著作财产权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应当订立书面的合同，否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其二，有关合同的内容条款。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必备条款，主要参照著作权法第二十六至二十七条及合同法第四百七十条的规定，并结合出版行业的实际，就许可使用的方式、区域范围、期限、发行量、报酬标准及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纠纷处理方式、合同的变更及解除、免责条款等合同的重点条款做出明确。其三，有关合同的格式条款。授权条款的格式化，是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多次重复使用的必然选择。多数情况下，出版者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范，本着平等、公平的原则对合同的内容进行谈判、磋商，单方面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自身的法定义务、限制或剥夺对方的法定权利所形成的授权条款无效。其四，有关合同的内部管理。对于合同的归档、保密、向主管著作权的部门备案、印章管理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监控等工作，出版企业在内部管理环节容易出现疏漏，因此，出版企业应将合同管理的内容纳入企业内部控制体制，并与员工绩效考核挂钩，强化合同的内部管理工作。
2.合理注意义务的履行
出版者的合理注意义务，是指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及其出版物是否存在侵权的现象所尽的合理范围内的审查义务[9]。合理注意义务的履行程度是否符合理性的职业人的标准，是出版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与否的判断依据。实践中，出版社与编辑合理注意义务的履行，需要重点审查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授权主体的适格性。出版合同的授权主体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于自然人主体应审查其身份的真实性、是否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理人授权情况、合作作者的委托情况等的真实性及适当性;对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审查其资质情况、存续状态、责任能力及授权情况等是否合规。其次，授权作品的合法性。审查授权作品是否侵犯其他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基本规范及精神，是否违反公序良俗且不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这样的低俗出版物，要避免其向广大群众传播。再次，作品署名的真实性。一方面，核实作者的署名方式、署名顺序，若存在姓名或名称不当、错漏某位作者的署名、错置署名顺序等与事实不符或不符合命名规范的情形，应提醒作者更正;另一方面，核实作品的来源、作品授权链条与作品署名的内在关联性，避免著作权人与具体的授权内容不一致的现象。最后，其他应当审查的内容。审查授权人所主张的法定许可、合理使用、“适当引用”，注释及参考文献的标注是否准确和真实，“查重”是否符合学术规范要求，是否存在侵犯他人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其他民事侵权行为。通过以上几项常规工作履职情况的考量，可判断常见侵权案件中出版者是否尽到了一个理性的职业人合理范围内的注意义务。
3.强化技术保护的运用
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技术的运用给出版者带来了不少技术难题，也催生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诸多新变化，技术的问题，必须通过技术手段予以解决[10]。如果说规范合同管理、合理注意义务的履行、向合作的专业机构借力等防范举措，是更侧重于强调出版者如何降低实施侵权行为的概率的话，那么强化技术保护措施的应用，则是更侧重于强调出版者如何做才能降低被他人侵权的概率。实践中，出版者常用的技术保护措施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即DRM（Digital Right Management），是以数字加密技术为基础，通过对数字作品实施安全加密保护，阻止非法侵犯，实现对数字化出版物版权的保护，这一技术的实施也直接催生了电子书的兴起。出版者应用DRM技术，对电子出版物的安全性进行加密保护，防止电子出版物的内容在无授权的情况下被使用、复制和篡改。另一类是网络传播控制技术。网络传播控制技术是有别于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另一类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它主要是对数字出版物在线浏览、复制、转载、下载等系列行为实施的一种技术上的访问控制手段，而不是对数字作品本身的使用权限的控制。比如，出版者对其在网络平台上传播的电子出版物，实施注册登录许可制度，以实现对合法用户的有效鉴别及对电子出版物使用权限的合法限制;出版者采用复制行为控制技术、数字追踪监控技术、防盗链技术、水印技术等技术，防止用户进行非法复制、非法转载及非法下载等非法操作。
4.加强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
从近年来出现的出版侵权案件看，出版企业的版权保护意识、维权能力还有待提高。《美的哲学》侵权纠纷中版权归属的乱象，也折射出出版企业与作者、出版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极为闭塞，资源获取能力有限等问题。因此，引入版权代理机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出版企业的信息披露不充足、甄别能力不专业、版权利用效率不高效等问题，降低侵权发生的概率。结合现有基础，出版者可加强与版权代理机构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合作，以达到向第三方借力的目的。一方面，版权代理机构可以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指派专业的出版经纪人，为出版企业提供优质的作品资源、作品的价值和前景评估、丰富的磋商谈判经验、高效的版权交易模式、规范的合同服务及有效的侵权纠纷解决方案等服务，尽量规避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数字环境下解决版权纠纷的重要途径，其根据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的授权，可以自己的名义为其主张权利，并可作为当事人参与涉及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纠纷及调解活动。通过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授权，著作权人及其相关权利人可以降低版權交易成本，增强交易安全。
四、结语
对于出版者而言，版权的保护问题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也是出版工作的核心问题。对于出版领域常见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究其原因有法律规范滞后、侵权行为隐蔽、维权意识薄弱、维权成本高等。防控手段有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司法控制力度、加强行政监管等，但加强出版者的行业自律，提高其防范能力和维权水平，则是当前更能立竿见影的治理手段。对出版领域常见的侵权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帮助出版者更加直观地把握侵权行为的具体样态和侵权的法律构成要件，同时，类型化分析可以克服相对僵化的法律逻辑缺陷，并为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新变化提供一个更具延展性、开放性的规制前提，从而让众多具有类似性特征的新型侵权行为纳入规则之治中。
|参考文献|
[1]黄建辉. 法律阐释论[M]. 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2]亚图·考夫曼. 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M]. 台北：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3]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刘士国. 类型化与民法解释[J]. 法学研究，2006（6）：11-20.
[5]万安伦，黄婧雯，曹培培. 对出版和出版科学的再认识[J]. 出版科学，2021（2）：5-13.
[6]胡军. 网络出版涉及的相关私权保护及其规制[J]. 中国出版，2010（5）：44-46.
[7]吴汉东. 从电子版权到网络版权[J]. 私法研究，2001（1）：458-521.
[8]王爱霞，王鸿信. 数字图书馆用户著作权侵权行为探析[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11）：10-12.
[9]张国梁. 出版合同纠纷若干问题思考[J]. 中国编辑，2021（2）：70-82.
[10]付继存. 网络版权授权的模式选择[J]. 中国出版，2018（15）：45-49.
哲学的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又恰逢是萧灼基、张卓元、陆学艺、赵人伟、朱铁臻、方恭温六位经济学家七十五华诞，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和经济科学出版社于2008年9月27日在北京新大都饭店联合举办开达经济学家第九十次论坛《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六位经济学家七五华诞暨学术思想研讨会》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北京社科院城市所原所长研究员《城市问题》原主编陈光庭、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董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樊平、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学敏在会上分别介绍了方恭温、朱铁臻、箫灼基、赵人伟、陆学艺、张卓元六位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近30年来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与会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及经济科学出版社社长罗志荣、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刘方健发言祝贺六位经济学家七五华诞并就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问题进行了研讨本刊本期摘要重点报道与会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在论坛上表达的思想观点，从下期开始，在“经济学人”栏目将陆续报道六位七十五华诞的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贡献。
研讨会发言如下(以会议发言先后为序)：
范恒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司司长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实现了伟大的转变。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走向市场，从贫穷走向小康。中国今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中国具有前所未有的经济实力。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个成绩，得益于各个方面。但是经济学家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正是我们大家的努力才有我们的今天。也是因为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才成就了一批伟大的经济学家。我们最大的评价标准就是过去30年来，中国人，包括中国经济学家把那么落后的一个国家变成了今天在世界上响当当的一个国家，就凭这一点，中国经济学家是无愧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所以这个地位是很高的。为什么我们能成就这么一批经济学家，除了我们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我们个人的智慧以外，有四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方面，要上得去。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要站在向党、向国家、向社会、向历史负责的这个高度来为国家的发展作贡献。所以要上得去。
第二方面，要下得来。要深入基层，要了解群众，要关注细节，要着眼实际。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学才能走向精深。
第三方面，承得起。承得起压力，承得起诱惑，承得起清贫。
第四方面，耐得住。要耐得住寂寞，要能够顶住形形色色的诱惑，能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坐下来静下心来研究一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出成果，要耐得住艰辛，实际上成功的经济学家都是靠自己的艰苦努力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最后才能成就大家。我可以说，我们的六位经济学家在这些方面都是楷模，没有这四个方面他们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没有这四个方面我们这些人也不可能来为一个平庸的，名不见经传的，没有成就什么事情的某一个人来祝寿，来祝福，来祝贺。所以，我想他们无愧于这四个方面。其实不光他们六位，在座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应该是无愧于这四个方面，都是这么做的。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又一个转折时期，从大的方面，我们正在向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冲刺，最后将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建设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具体一点来讲，目前我们处于一个困难时期。我刚刚到“珠三角”、“长三角”这样发达的地区调研，我们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这正是一个转型期，逐渐向国际的高标准、高水平看齐。从改革上也是这样，我们经济发展的很多深层矛盾，其实跟改革有关系。很多重大的问题还需要探索，很多重大的体制还需要突破，所以有赖于我们的经济学家。我在祝福六位经济学家，尽管过了75岁，但是你们的精神不老，你的学术探索不会终止，年龄在增大，但是探索的精神不会衰老。所以，期待着你们老当益壮，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为我们做出榜样，做出楷模。同时，毕竟是75岁高龄的老人了，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在致力于学术探索的同时，更多地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享受一下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所带来的快乐。等到100岁，如果我们仍然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祝贺你们的生日。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我说三个意思。第一，对我们会上的经济学家表示感恩，实际上我们在大学都是读老一代经济学家的书成长起来的，像陆老师、张老师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给予了许多帮助，比如说论文。我记得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论文，陆老师编著，大学期间发表文章很少很少，所以也是改变了我这一生的命运。至今，我仍在看过去老一代经济学家的文章，最近我查一个数据，1952年到改革开放前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翻到李京文老师的书，我觉得非常感慨，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老一代经济学家指导下，学习他们的知识成长起来的。
第二，我在今天的一些介绍文献中看到，用六个字来概括，一个是真理，这些经济学家都追求真理。二是良心。你比如说刚才介绍方老师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三是责任，经济学，一个是国家强盛，老百姓富裕，我觉得现在不仅要强调国家的强盛，还要强调老百姓的富裕，为老百姓多呼吁一些。所以我想我以后的经济研究也要向这些经济学家学习，为老百姓多呼吁，做一个有良心、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
最后祝贺朱铁臻、陆学艺、萧灼基、方恭温、张卓元、赵人伟在七十五华诞之际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谢谢!
陈建中：《中国流通杂志社》主编
我代表《中国流通杂志社》向各位经济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同时，对他们过去对《中国流通经济杂志》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其中张卓元先生撰写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突破》一文，曾在2003年第2期、第3期连载，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萧灼基先生撰写的《发展民营银行和资本市场建立市场新格局一文》曾在2004年第9期刊出，文章也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
吴敬链：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开达顾问
六位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逐一表达我的敬意。首先，卓元是我最老的朋友了。卓元是老当益壮。卓元比我来说，有个大优点，为人平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当然，在我看来这是个大优点，可能是个缺点。大优点就是不像我这个人经常锋芒毕露，但是到了世纪之交，好像卓元变成玉泉山人了。一般说来，一个学者当了玉泉山人以后，都会显得更加内敛，更加不入。但是我发现这个老朋友，近年来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风。这段时候，世纪之交以来，在经济理论上的争论日趋激烈。而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有名言，经济
科学与物质利益有关的。马克思说利益这个东西会把战神召到战场上来的。所以一些争论都带有很激烈的意味。哪怕是一个理论的争论，而且改革的一些关键问题上。譬如说国企改革的问题上，譬如说对宏观经济环境，到底应不应该抑制过热的问题上。不但我有这个感觉，有些朋友都有这个感觉，张卓元最近发表的意见很有锋芒，而且切中实际。所以我感觉到，我这个老朋友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是温和派、渐进改革派。在碰到这样原则的问题上表现出学者独立的学术人格。因为改革的路还很长，而且近来有关问题上的争论是很激烈的，第三次大争论到现在并没有完，祝我这位老朋友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为经济科学，为了我们的改革作出的贡献。
再说一个陆学艺，你们不要争论他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还是两学者兼而有之。因为现在我感觉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就是经济学家要跟社会学家结盟，我们经济学家在这个方面是有弱点的，需要向社会学家学习。那么社会学家做社会分析的时候，他对于最基础的经济关系问题研究跟经济学家结盟会强化他们的研究。后来在一次会上，老陆给我介绍他的阶层分析，我觉得非常好。当然这本书的命运不是太好了，这本书老陆送给我了。我觉得这个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在理论上根本不承认有社会集团之分，而实际上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能够对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作出很深刻的分析。那么我们这个改革，如果光从经济学的观点，我们这个改革投入、产出的话，恐怕会找不到方向?老陆在社会学也好，经济学也好，作出的贡献确实也应该载入我们社会科学发展的史册。对于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最近第三次大争论中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我们现在存在的矛盾，有些矛盾是回避的。结果从社会学做求实的深刻分析不足，“两分法”就变成了一个社会学中间的主流的，而不是像老陆说的，中间阶层或者中央文件讲的叫中等收入阶层，它的成长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起什么作用。我们是简单地叫做两个社会集团，一个社会集团叫“精英”，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叫“草根”。
把老陆所说的这个东西归结为“精英”，按我的说法就是整个搅乱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分析，而且因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努力不够。对于受到权贵损害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就形成一种很偏激的，把中间阶层和权贵打成一块。对于一些经济学问题，赵人伟研究员所分析的问题就是收入，收入差别悬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是因为权贵们剥削了中国人民，还是因为精英剥夺了弱势群体，这是非常尖锐的一个社会问题了。
我认为现在有很多不公的言论，说是你们经济学家是站在富人一边的，但是他们就忘了，最早提出中国的经济系数超过了公认的警戒线，是谁呢?有社会学家李强教授。也有经济学家赵人伟教授。对老陆的研究我也是跟卓元的研究提出一个希望，老当益壮。他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思想，但是这个研究要继续下去。
我刚从东莞回来，他们在转型，也碰到了很多困难。传媒的同志就告诉我，现在你们老说改革怎么好怎么好，群众是不能理解的。说改革以来，权贵们筹了那么多的财富，我们早期是相对的贫困，现在甚至变成绝对的贫困。你们要对这个现象作出说明，我想想老陆这个研究，深刻地说就是对这个现象作出了说明，而且指出了出路在哪里。
高尚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开达顾问
六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也都是在改革开放当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在我们长期的交往当中，他们给了我不少的启示，我向他们学了不少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六位共同的特点有三个：第一是思想解放。他们六位所以在学术上创新，在改革开放当中的贡献，他们的思想比较解放。比如说我跟张卓元认识时间很长，我们多次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特别是在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当中，我们负责市场体系部分，这部分卓元和我等负责。我们这边比如说把资本市场写上去，把劳动力市场写上去。确实没有解放思想不行。因为资本，解放以后不敢提了。一提资本，跟资本主义联系上了。不是搞社会主义嘛，不能搞资本主义。其实资本是要素，为什么不能提呢?所以这个是写上去了。关于劳动力市场，也是有争论。我感觉到，哪个地方有商品经济，哪个有劳动力市场必须要解决，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我提出这个建议以后，卓元非常支持。当然还有一些争论，但是最后中央决定里头，用了劳动力市场的概念。第二，理论创新。他们在改革开放当中，都有不少理论创新。比如张卓元的经济理论、价格理论上的创新。陆学艺的阶层理论的研究，萧灼基同志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朱铁臻同志的城市发展理论，方恭温同志既是理论的探索者，又是科学组织者。
第三个，学风严谨。他们都是讲求实事求是、勤奋好学、学风严谨、团结谦和、探讨开拓。有的人就是张口批这个，批那个。他们都很谦和，都很实事求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这个题目标的很好，历史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同时要推动改革开放。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会上要学习他们优良的作风。
最后，我衷心希望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当中，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谢谢!李京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开达顾问
这六位经济学家跟我也是老朋友，他们在学术上成就非常大，在理论上有很多创新。在实践中间，也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重要的对于我们国家一些重大决策，改革和发展的决策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作用起了很好的作用。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确实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
孙祁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这六位经济学家，当然也包括在座的许多经济学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这—代就是读了我们这些前辈的很多的思想、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论文成长起来的。我是萧灼基老师的第—位女弟子。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萧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萧灼基老师做学问，他对学问和真理的追求精神，他为人的坦诚、真诚、磊落，特别是他对生活的积极、乐观，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从去年到现在，他身体不太好。我每次去的时候，他跟我笔谈。在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的思维仍然是那么敏捷，仍然是很活跃。他对中国经济仍然有他的真知灼见。最近一次我去看他，他给贾庆林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我真的每次看到萧灼基老师的状态，我跟他谈的时候都特别感动。我跟我的先生说，我们一起去看他，回来我们在路上说，真的这一代知识
分子对祖国命运、前途的这种执著，这种担忧令人特别感动的。
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开达理事
我们刚进入经济学界的时候，这些老先生已经是我们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对年轻人的提携和思想影响非常大，对75岁还在思考中国经济问题表示敬仰和感谢。尤其是几位老先生对年轻人的成长中的提携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赵海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经济所名誉所长
我跟六位经济学家可以说是老朋友了，这几位教授观察问题非常敏锐，研究学问非常认真，待人都是很谦和的，非常诚恳。他们几位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首先，这几位学者观察问题的确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思想解放。我跟他们的交往中，经常听到一些很新鲜的观点，对我启发很大的。特别其中有几位教授，外文也很好，国际上事情知道得也很多，这是我知道的他们的第一个特点。第二，这几位教授非常重视调查，勇于参加经济活动的实践，勤于调查研究。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了解得比较准确。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确对于现实经济情况能不能准确掌握，注不注意调查研究，注不注意参加经济实践，对自己的理论活动，对理论成果能不能产生比较大的指导意义，对经济活动产生大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几位经济学家都是深思熟虑，在充分掌握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成果为什么作用大，和这很有关系。第三，他们对于自己正确的观点敢于坚持。
江春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司原司长、教授、经济学家
我现在想，这一代人在我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应当具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北大经济中心的经济学期刊的首卷开卷页，林毅夫和另外一个经济学者整理的一个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他们做了很多的整理工作，他们把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全部空白，我看了以后不太满意的。最近在上海复旦大学有一个蒋学模教授追思会请我去，他们有一个新经济学中心。他们是海归派，他们开了一个研讨会。为了这个发言，我整理了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脉络”，怎么抛出来呢?就是得到同代人的帮助下我们来把它完成。
我跟林毅夫他们的分法不一样，他们是用五四运动，或者五四运动以后，建国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都是解放前的那些……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家突破传统观念，走出无市场的乌托邦中，本土经济学家所起的作用，作的贡献，这个是空白。老海归都是已经归属到以前的传统意识形态。新的海归没有归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即使你新海归回来了，你也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怎么转型，怎么改革。那么解铃还需系铃人，改革开放我们这一批人作了很艰辛的努力和奋斗，我希望和一些朋友们努力做一点这个工作，也要把这一代人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地位搞清楚。
第四阶段，本世纪就是怎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你怎么搞资本市场，怎么搞金融风险，可以提点意见，主要要靠他们海归派来完成。但是我们的这一段，说老实话，我们的作用是他们无法替代的，为什么我要呼吁呢?新派对老派，第一看不起，第二是不了解，第三也看不懂。我们讲怎么怎么，他们觉得那是废话，所以这个作用只能是我们自己来写。
保育钧：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六位经济学家各有贡献，30年前你们才45岁。纪念改革开放30年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第一专找改革开放30年的毛病，挑选改革当中现在出的一系列问题，往改革头上算。这样的文章不少，我们主流媒体上最近发表了不少这样的东西，道貌岸然，这是一种倾向。第二种倾向，就是用改革30年的成就来掩盖当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当中的问题，两种体制都存在，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掩盖矛盾不思进取，把大好时机贻误是很危险的事情。
我呼吁一下我们的老寿星，六位经济学家过去作的贡献，你们现在还继续关注我们的经济，因为到75岁了，你们没什么顾虑了，不要怕，历史使命还没完成，做一个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要有学术良心，道德良心。第一祝你们健康，第二希望你们继续引导我们往前前进，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周为民：《学习时报》社长兼总编
30年前，六位经济学家都还是不惑之年。那么他们把他们的学术研究，把他们的智慧、心血都贡献给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上，这个贡献确实是令人敬仰的。
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大军泅渡的险境，有进无退，不要说倒退，一切停滞在中流都是很危险的。我们讲一定要抓住新世纪头二十年的战略机遇，这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这个机遇期如果错过了，那可能中国的前途就很值得忧虑了，也就是说这一轮现代化可能就此落幕了，从满清以来几轮现代化，搞二十年到三十年，外观上都搞得很漂亮，但是关键是二三十年以后要过一个坎儿。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就是要过这样一个坎。如果过不去中国的前途就很危险，所以一方面不能够错过这个战略机遇期。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当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在半途上出问题，东倒西歪，以至于实质性的改革不能推进。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今天我们来庆贺和重温他们的贡献非常有意义。总的最后一句话，改革远未成功，仍需代代努力。谢谢大家!我补充一句话，谢谢他们六位教授对我论文的指导。
许建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
我们会议的命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我个人感到，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中国经济学家新的历史使命，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总的感觉是整个的世界经济，包括已经进入WTO过渡期的中国经济在内，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大调整和大变化的时期，我们的一些提法叫“新的历史起点”。美国最近经济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我个人感觉就中国经济来讲，它要有一个转型，就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中不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向科学发展观转型，这个新的转型，新的重构，可能比当初三中全会以来更加复杂一些。因为它整个不再是在中国经济范围内进行地调整，而是它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互动。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应对这些不测事件的。但是这个事件的到来，来得这么突然，而且在科学发展观提出来，它问题的矛盾暴露得这么剧烈，我想在科学发展观最初的应对的设想上，也是所料不及的。我想这里需要我们经济学家的智慧。我特别感到这六位经济学界的老前辈，他们已经创造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刚才范恒山教授概括的“一个上得去，一个下得去，一个承担得住，还有一个耐得住寂寞”把六位教授的精神概括的非常好，要应对新的历史使命，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从实践中调查出很多问题来，有很高的视野。这些东西有一部分通过中央政策的制定渗透到改革的实践中，已经变成物
质的东西，还有相当一部分，作为精神财富留在他们脑海里的，或者在一些学术著作里。
我想在应对新的变化的时候，像这样一种大的视野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它不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而是联系到对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来考察的一些问题。
周叔莲：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开达理事
我觉得他们六位教授有几个优点：一个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跟上时代，首先我们自己是要解放思想的。二是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很高的修养的。但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科学。三是他们认真负责，治学严谨。我祝他们能够活到100多岁，到100岁的时候再来向他们祝寿。
何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理事长
这六位同志长期对开达的工作予以支持，今日祝贺他们的生日也是对他们表示感谢，也算开达尽到经济学家之家之意。今后只要开达还存在，还给你们举办80大寿。在座的同志在70岁及以后的逢五、逢十也同样举办集体生日，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和支持。
今日还有一个日程，是经济学家的使命。我想我的使命是什么，概括两句话：“离经不叛道。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离经是离斯大林之经，不叛马克思主义之道。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探索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论最大的误导者，他在历史上曾辉煌一时，但最后是一个失败者。由于这一理论的影响，目前的改革出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名义上宏观调控，实际上计划调控；在政企分开的名下，把政府垄断改为国企垄断；将国企改名股份制，实质未变。国资委在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础名义下，要把国企做强做大，使其在全国各行业占据前三名。在这种双轨制下有人就获得好处，从市场经济获得经济利益不承担风险，从计划经济获得特权不承担责任，因而想保持现状，止步不前。
从上可以看出，这一理论不仅过去使我们吃了苦，现在还拖着我们的腿。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这是“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3卷，11页)这一问题不解决，改革就不能前进。
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在韩志国两同志支持下，我还将出版两个小册子：《谏策与诤言》、《三农问题症结所在》，可看到我是很少谈主义，多是研究实际问题。
宋养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
我对这次讨论的命题非常感兴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要求，反映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所担负的责任。如果在这个命题前面加个“当代”就更好一些了。我们当前经济学家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体会四条：
使命之一，要坚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30年来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认为这个成就是阶段性的，它距离我们要达到的目标相距甚远，需要继续努力。目前在我们队伍当中，的确存在一种思想，就是要把改革停滞下来。这种思想反映一种“左”倾的思想，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是社会的思想。停顿就是倒退，停顿就是复辟，停顿就是毁灭。
使命之二，就是密切结合当前的实际，来创建一门真正适合中国，又适合世界的一种经济科学和经济科学体系 现在有一股思潮，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在科学院里面，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出现了一种新的反思派，反思马克思讲过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观点在他看来都是对的，不能更改的，不能修正的，不能怀疑的。我认为，这种思潮，这种研究马克思的方法，他并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他研究的结果是如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所使用的概念、名词，一切观点都是一百多年以前的，那么一百多年以前的观点拿到现在，有的适用，有很多是不适用的。你以这样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这是倒退，通过他的研究是如何反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如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使命之三，坚持真理，坚定不移的反对当前在我们国家严重存在的极左思潮。这种思潮不仅反对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反的他把过去的东西都肯定了，用过去的东西来反对现在。
使命之四，当今经济学家要站在世界的高度掌握世界的方向，把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来研究，不研究世界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晓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对六君子七十五华诞表示祝贺。另外，我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不要加个“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大问题。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观点，这个观点也不是我提出来的，是老董提出来的。老董在理论界的贡献最大，他很早跟我讲，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个是要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是要重新认识的问题。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要有个“社会主义”。前一阶段，我在电视上看到温家宝亲自跟布什提出来，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布什没有理这个事，为什么不理?我看就是意识形态。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现在美国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我看这是意识形态的原因。
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原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首先，代表六位非常感谢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办这次特别的研讨会，也感谢各位发言的同志，很多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我们学术思想的介绍和评价。我想我们将把大家一些过奖作为鼓励和鞭策，继续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来报答大家对我们的厚望。
邱兆祥：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六位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强烈的社会责任，勇敢的探索精神，深刻的理性思考，使六位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创见迭出，多有建树。转型时期的沸腾的经济活动实践，造就了一大批善于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经济问题并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学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引用凯恩斯的话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经济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经济理论工作者立下了汗马功劳。许多有胆识的经济学者在对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所作的富有创见的探讨，已为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理论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同意有的学者的看法，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所起的作用，至少不亚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所起的作用。在所有制改革、价格改革、宏观调控、金融体制、外汇外贸体制、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以及三农问题等等领域，中国经济学家们都较出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使命，中国的经济学家已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烙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辉煌历程上。
置身于改革开放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肩负着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作贡献的历史使命。我国已在发生的社会经济巨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既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也为经济学家们施展才华，实现报效祖国和人民的价值追求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是重任在肩，使命光荣，机遇前所未有，大有可为。
开达作为国内唯一的一家以经济学家命名的学术机构，是经济学家之家，今后还将对年过70岁并卓有建树的经济学者举办类似的带有祝贺性研讨活动，颂扬他们为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为活跃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作出的贡献。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研讨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到会的诸位专家学者和新闻界的朋友。
哲学的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要：生命道德是生命德性的“应然”，生命认知、生命关系与生命意义是其内在的三个向度。生命道德观实质反映了个体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是道德考察的切入点。为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生命道德状况，通过对广东地区10所高校展开调查得出的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生命认同度与满意度、较强的理性精神与公民道德素养；大部分学生生活目标明确且充满生活热情，能处理好与同学、老师、家庭的关系。但也有少部分同学生命道德信念不强、生命实践能力不足、自我满意度不高，且在性别、年级、专业及是否接受过生命道德教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大学生进行生命道德教育，需要提高其有效性，耦合大学生的现实诉求与生命道德教育的时代特质，寻求生命意义的真谛；将生命道德植入社会实践中，修复生命道德中“知行断裂”的现象；以对话教育培植生命主体性，强化道德自主选择能力。
关键词：生命道德；道德教育；大学生
如何切实有效提高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是道德教育必须回应的现实课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道德教育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然而，多起大学生制造的生命悲剧如“马加爵案”“复旦投毒案”，却反映了当今道德教育的尴尬，敲响了大学生道德缺失的警钟，最终将大学生的生命道德教育从幕后推向前台。生命道德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形态，是各种生命德性品质与调解生命关系规范的总和。生命道德彰显生命在道德中的主体性，其理念能透视道德主体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成为解悟当代大学生道德现状的切入点。为深入考察处在转型时期大学生的生命道德观，笔者对广东地区的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10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放问卷1700份，回收有效问卷1558份，有效率为91.6%。问卷围绕自我生命与社会生命两个维度设计，包括生命自我概念、人际关系与社会意义等层次，涉及“生命自我认知量表”“人际关系量表”“生命意义量表”。这些研究能够为大学生价值观研究提供实证资料，也可以为高校道德教育提供决策参考。本文表格中的数据皆来源于笔者的实证调查。
一、生命道德结果的积极维度及道德评价
1.生命情意与技能方面
当代大学生在生命情意与技能方面，具有较强的理性精神、公民道德素养及生命道德技能，责任意识与团队意识明显，尊重个体差异，服务学习的意愿较为迫切。生命情意与技能调查意在检测大学生对生命的情感与技能。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生命认同度、较强的关怀他者的意愿及公共道德意识。在生命情意方面，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生活态度积极，能接受个体差异性，并尊重他人。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88.5%“尊重自己与他者的权利”，85.5%认为“自己具有责任感”，83.5%“乐意与他者合作”，82.5%“注重团队分工与互助精神”。在生命技能方面，大学生的公共道德与团队荣誉感较强，能遵守团队纪律，理性沟通能力较强、人际关系比较和谐。被调查大学生中，84.1%比较“重视团队荣誉并遵守团队纪律”，83.2%能“尊重群己关系与公共道德”，77.4%能“与别人理性协调沟通”（见图1）。
2.自我生命认知方面
大学生在自我生命认知方面，具有较强的自我认同度与自我满意度。自我认同是个体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指出，在高度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作为联结个人改变与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与重构”①，面临“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调查表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度普遍较高，尤其是对个人品德的态度与行为举止方面。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86.8%认为“我的品德好”，84.1%认为“待人亲切友善”。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能做到“道德坚强”。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85.2%认为自己不会“为胜过别人而使用不正当的手段”，79.2%表示“做正当的事情很少存在困难”，77.0%的大学生对于自己的受欢迎程度“表示满意”。在生理自我与心理自我方面，大多数同学身体健康，他们能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负面情绪较少。被调查大学生中，87.3%认为“我的身体健康”，77.4%表示“我经常保持心情愉快”。调查数据表明，在经济发展与价值转型时期，大学生在生理、心理与道德多维度均呈现较高的自我认同度，这有助于培植他们的生命意义感、健康的道德信仰与道德自我。
3.社会关系方面
大学生在社会关系维度，能较好处理人际关系，具有明确的生命目标与较高的生活热情，明白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整体地看，大部分学生具有和谐的家庭关系与同学关系，而在师生关系方面相对平淡。在家庭关系方面，被调查的大学生中，77.3%经常“与父母聊天”，86.9%“与父母沟通顺畅”，91.2%“与家人相处良好”，这说明大部分学生注重良好家庭关系的构建并对目前的家庭关系感到满意。在同学关系方面，绝大多数同学能较好地处理关系，并表现出一定的自信。被调查的大学生中，87.8%“与同学相处良好”，86.6%“喜欢与同学交往”（见图2）。在师生关系方面，师生处于平淡状态，是一种既非亲密也非疏远的关系。被调查的大学生中，58.6%的学生有困难不会找老师；42.2%的学生认为有些老师很少关心学生。
大学生对于人生意义呈现比较积极的态势。大部分大学生具有明确的生命目标和强烈的价值感，懂得活着的意义。被调查的大学生中，68.0%认为“生活目标明确且令人满意”，71.1%感觉“生命很有意义”，74.4%表示“愿意再活这样的人生”，79.9%认为自己“很负责任”。但在生命热情方面，大学生的生命热情处于中等状态。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61.0%感觉“生命充满活力”，66.9%表示“周围世界充满活力”，67.7%认为“每一天都是新的”（见图2）。
二、大学生生命道德存在的不足、差异及其原因
当代大学生能正确认识生命的本质，承认并尊重个体差异，具有较强的现代理性与公共道德，能较好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明白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些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品质。但在价值快速流变、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中，处于身心剧变阶段的大学生，面临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与冲突，也存在道德实践不足、价值迷茫与意义困惑等问题。
1.宏观层面：大学生生命道德存在实践匮乏与认知度不高问题
大学生群体社会阅历相对欠缺，实践经验比较匮乏，对于社会认知还比较感性；同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诉求具有明显的功利化倾向，他们的道德信念具有极强的敏感性与波动性。部分学生道德实践能力与道德信念不足，道德自我满意度不高，道德关系不畅。
第一，部分大学生生命道德实践能力不足。实践是生命道德教育目标的终极内核，也是考察道德教育有效性的评判标尺。生命道德需要借助道德行为与道德实践体现，“公正的人由于做了公正的事，节制的人由于做了节制的事，如果不去做这些事，谁也别想成为善良的人”②。尽管大部分学生能遵守团队纪律与公共道德，但是生命道德技能存在缺失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表现为生命关怀能力不足、生命视野过于狭窄及道德实践的弱化。一是生命关怀能力不足。生命关怀能力是指道德主体对自我与他者生命给予关爱并提升其生命质量的能力。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17.7%很少“参加生命道德教育课程或活动”，12.3%没有“参与过关怀残障及弱势群体的行为”，10.2%很少“落实做到实现生活愿景与目标”，9.5%较少“参与体能活动”，17.3%表示“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19.8%承认“与陌生人说话有困难”，14.3%“经常不敢面对困难”，12.1%感觉“与别人在一起时觉得不自在”。其中，对自我生命关怀的不足影响了个体的身体健康。15.0%认为在生命目标达成方面“毫无进展”，18.5%“常常睡不好”，14.5%经常“觉得身体不舒服”（见图3）。二是生命行为视野过于偏狭。在道德的视界中，他者是不可或缺的维度。正是通过他者的认知与关怀，才彰显了道德的价值维度。应当说，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框架中，道德主体对他者视野的拓展程度与其行为的道德性成正相关性。调查表明，部分大学生具有较强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关怀的视野依然不够开阔。被调查的大学生中，11.3%“很少去了解别人对事物的看法”，13.3%“很少关注国际事务孕育国际情操”（见图3）。视野的偏狭与单一，带来孤立、片面与简单的道德思维，形成自我中心式的道德人格，容易催生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三是道德实践能力弱化。道德是生命的体现形式，生命是道德的载体。生命的健康程度会影响道德的践行，而道德实践能力关乎生命质量。调查发现，相对道德认知，部分大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退化，他们的“道德并不坚强”。被调查的大学生中，26.8%“偶尔会想不可告人的坏事”，35.7%“有时候会撒谎”，14.1%认为“道德并不坚强，有时想做坏事”，11.0%认为“做正当的事有困难”（见图3）。
基于社会转型的时代境遇，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与多元化社会思潮的融合与袭扰，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当代大学生容易发生“羊群效应”。“相当部分‘90后’大学生淡化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认为这些东西不切实际，虚无缥缈，不如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实惠。”③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给大学生带来了恐惧与道德焦虑，使他们形成了“当下即是”思维。受这种世俗化、功利化与碎片化等即时性思维的影响，大学生群体不断受到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等价值观的冲击，心灵的困惑与迷茫导致他们原有的道德责任感日益贬损与失落，并不断消解他们的道德信念与公共精神。④简言之，个体脆弱的自律机制在混沌的社会环境中难以抵挡诸多社会思潮的侵袭，意志薄弱者会发生价值观的偏斜与滑坡，甚至是道德阵地的沦陷。
第二，部分大学生道德认知度不高。“真正的德性不仅维持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与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中支撑我们，并且还用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⑤这表明，自我认识的增强、善的认识也是真正德性的必要维度。部分大学生道德认知度不高，主要表现在自我满意度不高、道德关系不理想、生命意义迷茫三个方面。一是自我满意度不高。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21.8%认为“自己的动作时常显得笨拙”，33.1%对“身体的某些部分不太满意”（见图4）。若不能理性认识自我，不能肯定自我而为自己设置过高的价值预期则会适得其反，容易产生过重的心理负荷。二是道德关系不够和谐。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大学生形成健康的道德人格，但是部分大学生的亲子关系和同学关系不够理想。在家庭关系上，与父母之间缺少沟通或存在沟通障碍，导致自己不被家人所了解，如被调查的大学生中，31.3%认为“家人不了解自己的想法”；在同学关系上，29.7%表示“自己在班上并不受欢迎”，19.7%“觉得在学校孤单寂寞”（见图4）。三是生命目标不明确，热情不高。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14.5%“常常觉得无聊”，15.5%“空闲时空虚沮丧”（见图4）。部分大学生对生命道德认知度不高，导致他们对人生产生了迷茫、困惑，如自我生命认知不足容易产生自卑情绪，人际关系不和谐容易产生矛盾，生命意义迷茫容易导致生命的困惑，从而产生消极情绪，虚度大学时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会因为缺乏正确的价值导向而不能形成正确的生命观，从而影响人生的发展轨迹。
2.微观层面：大学生生命道德在生命自我、人际关系、社会意义层面存在显著差异
生命道德观是个体对生命之道德现象、道德规范的观念与看法。当代大学生具有较高综合素养，他们勤奋好学、直面竞争、平等参与，对于生命道德具有基本的价值共识。作为一种观念，生命道德观必然与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息息相关。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生命道德在性别、年级、专业及是否接受过生命教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从性别看，女性对于关怀生命的实践强于男性。生命道德是生命间关系的应然反应，彰显个体对生命的德性品质，它不仅聚焦普遍性的逻辑推论与道德演绎，更关怀具有个体特性的道德情感。生命道德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使男女对生命关怀的实践存在差异。一是女性参加生命活动强于男性。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较少参加生命活动”的男女比例分别为20.2%、15.4%；“较少参加关怀残障者”的男女比例分别为15.3%、9.6%。二是女性对不道德行为的自我控制强于男性。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偶尔想不可告人的坏事”的男女比例分别为33.7%、20.5%；“道德不坚强，想做坏事”的男女比例分别为18.7%、9.9%。三是女性对自我生命的认同度强于男性。在被调查的大學生中，“为胜过他人使用不正当的手段”的男女比例分别为12.2%、4.9%；“表现良好的行为有困难”的男女比例分别为14.3%、7.9%。四是女性的亲子关系强于男性。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我的行为无法满足家人期待”的男女比例分别为17.9%、11.1%；“不太喜欢我的家人”的男女比例分别为10.4%、5.9%（见图5）。基于男女在传统的伦理学视域中与在现代社会的道德发展中存在的地位差异，男性被赋予了更大的社会使命与道德责任，更侧重于道德理性与个体独立性，他们的社会压力更大且期望值更高；而女性则聚焦于道德情感与社会关系，倾向于相互依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意识。因此，女生的亲子关系更和谐，不道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低；男生反之。
第二，从年级看，大学二年级学生的生命认知相对迷茫、道德自我认同与生命意义感较低。一是生命认知较为迷茫。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7.4%的二年级大学生“不了解生命的意义”，一、三年级大学生均低于3.5%；10.3%的二年级大学生“不明白自己的缺点并改进”，而一、三年级大学生分别为5.7%、5.3%；11.4%的二年级大学生“不知道如何实现生活目标”，而三年级大学生仅为6.5%；较少“参加生命活动”的二年级大学生达27.3%，一、三年级大学生分别是14.1%、15.5%。二是道德自我认同度相对较低。大学二年级学生选择“有时候会撒谎”的高达45.6%，选择“道德不坚强有时候想做坏事”的比例达16.4%。认为“我的品德好”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为82.8%，而大学一、三年级学生分别为87.9%、88.6%。“我对现在情形感到满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比例为44.6%，而大学一、三年级学生均超过54.0%。三是生命目标不清楚，感觉自我对生命有无力感。如19.4%的大学二年级学生认为“我的生活毫无目标与计划”，而大学一、三年级学生分别为12.4%、10.6%；17.5%的大学二年级学生认为“自己寻找生命意义目标的能力较弱”，而大学一、三年级学生分别为10.9%、12.5%；17.5%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强调“我的生命不是我能控制”，而大学一、三年级学生分别为10.5%、14.7%。从大学一年级到大学三年级的升格，是学生个体不断成长、道德日益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个体道德不断发展的阶段。如果说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对于生命道德的认知简单明了，那么进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则可能会进入相对迷茫与混沌的阶段，而大学进入中后期阶段又迫使他们不得不确定自己的生命目标。著名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 Kohlberg）在汲取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六阶段、三层次”道德发展模型，强调每一阶段代表了个体视角下社会道德的转换，也是个体不断脱离自我中心走向他者与社会系统的过程。⑥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二年级学生表现的生命道德状况是其人生经历的一种正常状态，但也说明，需要加强对该阶段学生道德的关注与引导，从而更好地提升生命道德教育的有效性。
第三，从专业看，理工类学生对生命认知与技能不足，道德自我认识水平相对较低。调查结果显示，从生命认知来看，理工科学生“不了解生命意义”的比例占6.9%，“不明白群己关系”的比例占4.8%，“不明白自己的缺点”的比例占9.1%，“不知道如何实现生活目标”的比例占12.1%。理工科学生对生命实践活动参与比较有限，被调查的大学生中，16.3%“难以做到实现生活愿景目标”，20.5%较少参加“关怀残障行为”。理工类大学生的道德自我认同度相对较低。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35.3%承认“我偶尔会想不可告人的坏事”，46.5%表示“我有时候会撒谎”，16.6%认为“我的道德不坚强有时想做坏事”，6.6%平常“不会保持仪表大方”。由于理工类学生的专业以科学技术等自然科学为主，直接面对的是器材、物体结构而非鲜活的人的生命，与作为人文科学的生命道德先天性存在排异；同时，在技术理性宰制的当下社会，价值理性思维的匮乏，也导致理工类学生生命道德的认知与实践相对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均较低。
第四，从是否接受过生命道德教育看，大学生生命道德在生命自我认知、人际关系、社会意义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未接受生命道德教育的大学生，生命实践技能相对较弱、自我认同度低、生活目标相对模糊。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未接受生命道德教育的大学生生命道德的实践技能相对较弱。被调查的大学生中，11.3%“不知如何实现生活愿景”，7.2%“难以面对挫折”，较少“参与服务性团队”“参与关怀残障行为”“做到实现生活愿景”的分别为9.2%、15.9%、13.0%（远高于接受过相关教育的比例，见图6）。二是未接受生命道德教育的大学生道德水平相对较低。被调查的大学生中，“偶尔会想不可告人的坏事”“道德不坚强想做坏事”的达30.4%、16.3%；对自己的社交能力不满意的达33.7%；对自己生命的关怀能力不足，19.9%的大学生承认“很多情况下不能照顾自己”，21.3%的大学生“与陌生人说话有困难”。三是未接受生命道德教育的大学生亲子关系与同学关系相对糟糕。被调查的大学生中，40.7%很少“将自己的想法告知父母”，26.7%较少“与父母一起聊天”。四是未接受生命道德教育的大学生生命意义相对缺失。被调查的大学生中，17.3%认为在达成生命目标方面“毫无进展”，17.8%感觉“生活无聊”，15.6%认为“每一天都是重复”，16.5认为“空闲时生活空虚沮丧”。整体上看，接受过生命相关教育的大学生的生命认知更深刻，解读生命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能力更强，把握生命意义与达成生命目标的愿景更强烈，他们对于他者生命与个体生活具有更美好的憧憬。生命道德教育能使大学生对生命保持更积极豁达的心态，能“引导大学生维持心理平衡，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与社会支持，全面准确地把握和处理成长、发展中遇到的问题”⑦。
三、對提升大学生生命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思考
多元思潮的碰撞与对话、复杂的社会环境、残酷的现实使当代大学生对于生命的认知依然比较迷茫，要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生命与明确生命目标、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必须加强生命道德教育。
1.耦合大学生的现实诉求与生命道德教育的时代特质，寻求生命意义的真谛
生命道德教育具有极强的时代敏感性。“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⑧就当下所处的时代语境看，社会转型与技术宰制成为考察大学生生命道德教育的两个维度。其一，生命道德教育是社会快速转型语境下对大学生感到价值迷失等道德问题而做出的回应。在这场由过去、现在向未来快速转化的进程中，传统的意义与价值被批判、被摧毁，新的社会价值正在建构。新出现的思想意向与原有的价值结构必然发生抵牾，甚至发生激烈冲突，诸多人在精神层面的无依与焦灼日趋严重，而大学生更是诸多新观念、新思潮的“易感人群”。在这种时代语境下，生命消费主义、生命虚无主义等思潮吞噬着大学生的生命价值理性，使原本是道德本体的身体流变为纯粹的工具理性。其二，生命在现代技术的宰制下被肢解、甚至隐遁。现代技术为解读生命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如果说现代生物技术如器官移植技术、基因技术将完整的生命肢解为碎片，那么网络技术尤其是微信应用等技术则将交往的生命彻底消解，并隐遁为纯粹的虚拟存在。如果说生物技术宰制下的生命是“去整体化”，那么虚拟技术视角下的生命则是“去实体化”。不论整体化的肢解抑或是实体化的隐遁，都造成了生命完整性与社会性的弱化，彰显了生命在现代技术宰制下的脆弱性。在生命道德教育过程中，必须针对大学生生命意义迷茫的现实与虚拟交往中责任淡漠的现实，培植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
从生命意义感视角看，生命道德教育在于拯救“意义丧失症”“意义空虚症”的个体。生命意义已不再是哲学家思辨的形而上学范畴，而是当代大学生消解“本体性焦虑”而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每一个个体都是生命意义的追问者，意义不但是生命价值诠释的确证，也是成就生命的一种导向仪。“无论是世界的敞开和自我的体认，抑或世界的变革和自我的成就，都内在地指向意义的呈现和意义世界的生成。人既追问世界的意义，也追问自身之‘在’的意义；既以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和自我的意义，又通过实践过程赋予世界以多方面的意义。”⑨而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价值观建构的关键时期，正值追寻生活目标与自我肯定的重要阶段，容易感受生命意义的缺失。意义缺失导致大学生自我认知发生困难，甚至感受存在空虚而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此次调查中部分学生对于生命中“无聊”“空虚”的感悟，孤独感的增强以及生命目标的茫然，均凸显了寻找生命意义的迫切性。霍普斯金大学的社会学家对48所大学的7948名大学生做过一项统计调查。在被问及“什么是你目前最主要的事情时”，78%的学生回答其首要目标是“找到生活的目的与意义”。⑩生命道德教育强调，生命意义并非已经完成，而是一个不断建构与实现的过程。每个人都有其与生俱来的独一无二的生命意义，个体应当了解它并追求这种独特使命。赋予何种意义、选择何种方式是生命主体自己意愿的结果，正是这些选择决定了个体的发展。生命道德教育以关怀生命为出发点，帮助大学生树立正向的生命意义观，找到正确的生命方向，让他们的生命处于一种健康状态。
2.将生命道德植入社会实践中，修复生命道德中“知行断裂”的现象
“知行合一”的经典命题昭示生命道德教育应当以实践作为价值指向与终极指归，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教育才是完整的。实践是生命道德的内在维度：其一，生命存在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其二，道德不仅作为德性知识嵌入教育体系中，更是一种回归生活的实践，脱离社会实践的道德是没有意义的。麦金泰尔在审视不同德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实践是德性的本质属性。在麦金泰尔看来，进入实践就是进入一种道德关系，而实践保持整一性的能力，取决于美德维系社会制度机构形式时得以存在和践行的方式。“知行不一”“知易行难”是大学生生命道德存在的重要问题。如大学生都知道要诚信，但是部分大学生“道德并不坚强”“有时候想做坏事”，甚至“做正当的行为是困难的”。有调查显示，大学生中，42.4%有过大学考试作弊的行为，其中39.7%是“偶尔作弊”；有七成多对考试作弊的道德判断缺乏明确的是非观，道德标准模糊；有22.55%持“有条件认可”的态度；只有50.4%作弊后感到羞愧。这表明，正确的道德认知未必带来正确的道德实践，从知到行，中间存在鸿沟。
实践通过体验的方式，涵养主体的道德操守，修复“知行”断裂的现象。实践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生命道德感，如调查显示，相对于其他专业学生，医学学生对于生命的认识更清晰，就在于他们在实践中面对与接触的是鲜活的生命。实际上，实践也是大学生最认同的教育方式。“大学生最认可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方法按照选择频数排序，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社会实践、家长身教、榜样示范、课外阅读和校园文化；按照平均质素排序，社会实践亦排在第一位。”社会实践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将理论上的“善良意志”落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这对促进大学生锻炼毅力、培养品格、认识自我、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实践通过直接的体验使大学生“发生了两次关键性转变，一是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内化为健康的心理品格，二是将健康的心理品格外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能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意义，如以社团形式组织学生定期到老人院、孤儿院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带给大学生不同的生命体悟，也丰富着他们解读生命道德的视角，从而唤醒他们珍惜与敬畏生命的道德情感。
3.以对话教育培植生命主体性，强化道德自主选择能力
生命主体性是生命道德教育区别于传统道德教育的根本品质。在道德教育科学化、知识化与理想化等传统模式中，道德教育将道德作为规训人的外部力量，强调人对道德知识的掌握与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生命道德教育摒弃传统道德教育的工具理性范式，凸显生命在道德视野中的主体地位，修复了生命在道德视界中的缺位现象，最终实现生命与道德的融合。调查中，不少大学生对于“生命意义缺失”与“生活目标不明”的表达，是个性被压抑后获得自由时的茫然，更是生命主体性在个体价值转型期呈现的无力感。彰显生命自主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诉求，在现代开放社会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对自主、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具有天然的亲近，对强制灌输、绝对服从则具有内在的排斥。
在当前社会语境下，生命道德教育需迎合当代大学生道德价值取向的新特征和价值需求的新变化，要以充分认识、理解、尊重大学生的道德价值需求为突破口与出发点。换言之，生命道德教育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知识传授，更是一种思想的交流与意义的对话。马克思曾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只有从对方的需要出发，学生才会接受生命道德的价值。
对话教育是在平等共生的基础上展开的，参与道德教育的双方要以生命对话与道德对话为基本方式，实现对生命道德理解的双向流动与视界融合。对话教育通过还原与呈现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范例，以提问与回应的方式阐释之，引导学生对生命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对话教育以平等的方式诠释了生命的平等性，更能让受教育者感悟到生命的丰富性，激发与深化他们对生命平等、尊重生命的认识，践行对生命的尊重。简言之，如果生命道德是道德教育的内容，那么，对话教育就是用生命作为载体、用平等与尊重等包含丰富道德元素的范畴诠释生命道德的本质，從而实现“道德地教育与教育的道德”在形式与质料上的融合。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万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5页。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页。③刘西华：《“90后”大学生理想信念现状与教育对策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11页。④张静：《“当下即是”思维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对策思考》，《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1期。⑤[美]麦金泰尔：《追求德性》，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96、277页。⑥Kohlberg & Turiel.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1971.In G. Lesser， ed.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Scott Foresman.⑦许海元、张艳红：《论生命道德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2期。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0页。⑨杨国荣：《意义世界的生成》，《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⑩ [美]维克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吕娜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王淑芹等：《大学生诚信伦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冯秀军：《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大学生道德价值调查》，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5—246页。徐惠玲、张民堂：《公民体验式思想道德教育模式探析》，《中州学刊》2009年第4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Gary D Fenstermacher， Richard D. Osguthorpe & Matthew N. Sanger. Teaching Morally and Teaching Morality. Teaching Education， 2009（summer）.
责任编辑：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