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以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的统一，它从根本上反对一切本体论哲学。实践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和最核心范畴，后者的基础和核心是一定时代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武。任何实践活动都应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不具有本体性质，将马克思哲学界定为实践本体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
关键词：实践；实践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活动
马克思哲学实践本体论说是国内马哲研究届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观点之一。该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虽然批判本体论哲学，但总体上未走出西方本体论哲学的传统。本质上仍是一种隐蔽的本体论哲学；其本体，即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实践。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马克思虽未如逻辑实证主义般明确举起拒斥本体论哲学的大旗，但他的哲学绝不是一种典型的本体论哲学，不能被界定为实践本体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以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出发点的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反对一切本体论哲学。马克思哲学所理解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物质生活内容，既非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抽象的、思辨的、可以作为根本起点而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的范畴，也非世界统一性的终极本源。实践本体论的界定，歪曲了马克思哲学的品格，抹杀了马克思实现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成果的哲学革命的巨大成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分别是马克思新哲学的萌芽处和诞生地，因此，本文将以《提纲》和《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为文本依据，通过分析指出实践本体论说的错误。
一
首先需要简单探讨一下本体论的涵义和马克思哲学实践本体论的内涵。“本体论”一词是从西方哲学中“ontology”翻译过来的。英文的“ontology”来源于拉丁文的“onto[ogia”，后者又源于希腊文“logos”和“our”，意思是“是”或“存在”。因此，本体论最初最基本的涵义即是“是论”，即研究“是”或“存在”的学问。它研究的“是”不是具体的“是”，而是共同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最抽象的“是”。研究这种“是”，是为了给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提供一个最根本、最基始的终极本质，以便从作为源的“一”中去把握作为流的“多”。
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哲学显然不是本体论哲学。马克思从未在终极原因、终极本质的意义上研究世界的本源和始基问题，除了青年时期一段很短的时期外，他一生都反对纯粹思辨的本体论哲学。对构建了纯粹思辨哲学体系的黑格尔、杜林等人，马克思极为反感，批评他们“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
一般来说，持实践本体论观点者在这一意义上同样否认马克思哲学是本体论哲学，他们所理解的本体论，是另一个层次上的，即将本体理解为任何一种哲学体系得以构建的逻辑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本体论说认为，马克思虽然表明自己反对本体论哲学，但事实上，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充当了本体，马克思哲学就是围绕实践这块基石构建起来的哲学体系。虽然实践本体论说也强调它所谓的实践不是完全抽象的，而是具有现实内容的，但只要它将实践提升为马克思主哲学的核心和基础范畴，并把自然、社会和人的本质都归结为实践，它的理解实际上就已经不知不觉从本体论的第二个意义上滑到第一个意义上，因为现实的、具体的实践首先无法演绎出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其次更无法为世界的统一性提供终极性解释。因此，实践本体论说便具有两个含义：将实践界定为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根本基石和逻辑起点；将实践理解为构成世界统一性的终极本体。本文的批评，针对的主要是第一个意义。从《提纲》和《形态》两个文本来看，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二
《提纲》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因而，在《提纲》中实践被马克思作为一个重要乃至核心范畴使用，并较多从主体向度强调了实践的能动性。这可能为实践本体论的诠释者过度诠释实践并拔高其理论地位提供了重要依据(事实上，《提纲》也正是实践本体论说经常使用的文本依据)。但实际上，实践范畴在《提纲》中虽然重要，但并没有本体论化的趋向。
确实，提纲第一条就批评了以前唯物主义的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里，虽然文本把“实践”作为人的主体向度的规定性与“人的感性活动”、“主体方面”并置，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对立起来，强调了实践范畴主体性的一面，但显然仅是出于论述需要的文本表述层次上的对立，而非范畴内涵上层次的对立；“只是”和“不是”仅是对两方面不同重要性的强调，而非完全否定前一方面、肯定后一方面。亦可佐证的是，紧接着他就既肯定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也批评它们“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以及第五条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把“感性活动”与“实践”并置，实际上带有用前者解释后者的意味(虽然这样的说法不完全准确)；由于感性活动必然是现实的、具体的活动，因而，它反对对实践的抽象化理解，因而也否定将实践本体化的企图——总是处于现实情境中的具体的、个别的活动，怎么能够成为衍生整个理论体系甚至整个世界的本体呢?
第二条明确指出真理要靠实践证明；实践范畴依然是核心。但这里的实践依然不是抽象的纯粹范畴，而首要地是具体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后来《形态》明确将这种活动的核心确定为一定的、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否则，我们恐怕也可以说，关于离开具体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的实践，也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范畴?
第三条批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并最终落脚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似乎是说实践决定了环境和人的改变，一定意义上的确如此。但这种“决定”并不是实践本体论期望的“决定”。这里的实践不是人纯粹从自身意愿出发而采取的主体性行动，而是同时受人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物质性活动。因而，实践决定环境和人的改变是指实践作为中介将人改变环境和环境改变人统一起来，一定的实践改变环境同时也受既定环境的制约。
第五条批评了费尔巴哈将“直观”与“抽象的思维”对立起来的错误。虽然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是对的，“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的方向也是对的，但仅从与思维完全对立的角度去理解感性客体则是错误的。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批评了费尔巴哈的主宾颠倒法
(用以批判黑格尔)的错误。为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将黑格尔哲学中作为主词的思维和精神变成宾词，将黑格尔哲学中作为宾词的感性客体变成主词。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样虽然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丢失了他的辩证法。唯有将感性客体“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才能同时克服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和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既然马克思要用实践克服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主义，那么，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将实践理解成类似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先验的、思辨的本体性范畴，或者类似费尔巴哈的“撇开历史的进程”而抽象出的非历史的人的类本质范畴。如果不在一定的、具体的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实践范畴，而是将它理解为人“类”的主体性特性，这倒真是符合实践本体论的理解了，但这样的“实践”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有什么本质区别呢?马克思对此有过尖锐批判。在《形态》第二卷中，马克思批评“真正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时说=“他不把人们的特性了解为他们的活动和被活动所制约的享乐方式的结果，而把活动和方式解释为‘人的特性’，……他避开个人的现实行动，又躲到自己那种无法表达的、无法理解的所谓特性的怀抱中去了。”马克思讽刺道，这样的活动不过是“纯粹抽象的活动”、“活动的那种活动”、“纯粹思维的幻想”。
因此，虽然在《提纲》中，实践范畴贯穿始终，是整个提纲的核心范畴，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从具体的文本表述并结合当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来看，《提纲》的实践范畴并没有本体化的趋向，马克思并未将实践理解为某种原初的、不可分析的范畴，进而将其作为自己哲学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基石。在不久后写作的《形态》中，实践范畴得到了更明确、具体的表述，内涵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获得了更现实的内容。
三
一般认为，《形态》特别是《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确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该章的论述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对实践范畴的理解和界定。
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德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潮。第一卷第一章主要批判费尔巴哈，这是《提纲》逻辑的继续和展开，在《提纲》中极为重要的实践范畴在这里得到了深化。在《提纲》中，为批判费尔巴哈非辩证的感性直观，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范畴带有较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在《形态》中，马克思却没有再泛泛谈论实践的能动性；在这里，他理论的直接出发点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且多次特别强调了这种活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这正是马克思在《提纲》逻辑的基础上对实践范畴的丰富和深化。
《提纲》中实践范畴除了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它是联系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论述的(尤其第六、七条)，而真实的社会关系只能从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中派生出来。因此，在《形态》中马克思必然开始着手分析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另外，在《提纲》中，马克思主要用实践范畴来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但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或实践的具体的层次和内容是什么，马克思并未说明，于是，这一任务很自然地就需要《形态》来完成。
第一章的开始，马克思就指出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最大谬误在于，“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仅仅满足于呆在“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而不去研究“现实的现存世界”，“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很明显，这里开宗明义地表达了马克思跨出纯粹思辨的旧哲学(而纯粹思辨哲学逻辑上必然是本体论哲学)的藩篱，创造新形态的哲学的决心。因此，仅从马克思理论上的战略选择来看，他也绝不会去构造又一个本体论哲学体系。
接下来，通过对人类历史发生进程的考察，马克思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结论：社会物质生活决定人们的意识。而这个一般性结论，正是实践范畴进入现实的历史的具体情境的理论后果。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要生存，首先必须进行生产，并在生产中与自然和其他人发生关系。个人的生产一方面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用于肉体存在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还生产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总的来说，即生产个人的物质生活本身。前代留下来的既定的生活资料和既定的物质生活方式，构成后一代人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后者是后代人无法选择的，但可以为后代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所改变。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个人既同自然，又同其他人发生关系，即与其他人的交往。这种既表现为自然关系又表现为社会关系的交往的形式，根本上又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就同他们的生产一致，“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这里，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对人类历史进行的历史发生学考察，正表明了马克思为实践范畴所赋予的历史的性质。一般意义上的实践，一旦进入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其决定性基础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当然，并非所有的实践都是物质生产活动)，而且不是一般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个别的物质生产活动，用《形态》中马克思多次使用的一个术语来说，即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请注意马克思这段总结性的经典表述：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
在这里，马克思连用五次“一定的”，就是为了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对任何对象的分析，都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的范畴出发的，既不从抽象的实践，也不从抽象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式出发。“一定的”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强调任何分析都应当深入到历史的、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去，另一方面强调对于一代人来说，前代人留V来的物质生产方式，或者更宽泛地说，“生产力，资金、环境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都是既定的，不受这一代人任意支配。这正与《提纲》第七条中那个“一定的”保持了一致。试问，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式为基础和核心的实践范畴如何可能成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初始逻辑起点?这样一个随时以具体历史情境为转移的范畴怎么能够被本体化?接下来，马克思这段颇有哲学死亡论意味的宣言，更明确无误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本体论哲学的坚决反对：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的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在这里，％克思连用三个排比句，说明了自己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对以往一切哲学的超越。“思辨”、“关于意识的空话”、“独立的哲学”形容的正是以往本体论的或带有本体论倾向的纯粹思辨哲学，“真正的实证科学”、“真正的知识”、“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界划的正是他所要创立的新形态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反对一切本体论哲学，后人如果以实践本体论界定马克思的哲学，无异于倒退到前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去。即便没有《形态》，只有《提纲》，只要把握住《提纲》的真实逻辑，我们也不会得出实践本体论的论断来，更何况马克思又在《形态》中从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大大扩充和丰富了实践的内涵。无视这些，将马克思哲学界定为实践本体论，无异于将龙种强行捏成了跳蚤。
综上所述，从《提纲》和《形态》的文本来看，马克思对自己新世界观的原初论述体现了一种主客体高度统一的历史辩证法的特质，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的统一，是科学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它反对一切纯思辨的本体论哲学。％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式为基础和核心的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范畴，体现了主客体的高度统一，而不是从主体推导出来的纯粹思辨的范畴。实践既不是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根本基石和逻辑起点，也不是整个世界的终极本源。将％克思哲学界定为实践本体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是向前马克思哲学的倒退。
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近几年多位传武“大师”接连被KO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而舆论的背后却是人们对传统武术的诸多不了解。具体而言，对传统武术是否能“打”的质疑，表明人们对传统武术的技击存在误解;对“打”的特别重视，表明人们对传统武术的其他功能有所忽视;对胜负的特别看重，表明人们对传统武术的为己性缺乏理解。基于此，为了帮助人们对传统武术形成客观而全面的认知，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直面社会大众对传统武术的质疑，在对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从技击、多维功能、为己性三个方面对传统武术“多维的生命管理智慧”的实相及成因展开探讨，并进一步指出传统武术在当代的发展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以期重建社会大众对传统武术的信任，帮助传统武术走出困境，开拓新局面。
关键词：传统武术;技击;表演;养生;实相;成因
Reality and its causes·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QIAO Fengjie1， WANG Gang2
1.Dept. of P.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Dept. of P.E.，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Hebei， China
Key words：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mbat; performance; health preservation; reality; causes
近幾年，多位传武“大师”被KO，尤其是传武“大师”对自身武艺的吹捧与擂台上的惨败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人们对传统武术的技击逐渐产生质疑，使得原本就在当代社会发展式微的传统武术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对传统武术的争议与讨论也一次次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舆论浪潮。如果不能及时探本溯源，解决人们的质疑，传统武术在当代的发展将会更加艰难。因此，本文在传统武术的实相描述及成因分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多维的生命管理智慧”，以期让人们对传统武术形成更为亲切而全面的认知，并进一步指出了传统武术在当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1从传武“大师”被KO谈起：舆论的背后是对传统武术的不了解
1.1对传统武术是否能“打”的质疑，表明人们对传统武术的技击存在误解
通过网络媒体平台上人们对传武“大师”被KO的评论，可以看出人们对传统武术大致存在两种声音，一方面是来自于对传统武术产生怀疑甚至是反对传统武术的声音，认为很多传统武术“大师”在平日中自我吹捧，但上擂台之后却不堪一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被搏击运动员KO，因此，认为传统武术就是一个骗局。另一方面的声音主要是来自于力挺传统武术的群体，他们认为这几个武术“大师”其实都是骗子，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大师，如果是真正的大师一定在擂台上是很厉害的，绝不是现在这种结局。抛开人们对武术“大师”的嘲讽以及事件背后的炒作嫌疑，有一个客观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人对传统武术是不了解的，包括传统武术的习练者在内，很多人对传统武术的技击其实是存在误解的。因为，传统武术的技击是无规则的、无限制的生死拼杀，有规则的擂台技击如散打等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传统武术技击，只是其竞技化的产品而已，人们以擂台技击的输赢来评判传统武术是否能“打”显然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了。
1.2对“打”的特别重视，表明人们对传统武术的其他功能有所忽视
人们对传统武术失去信任，是源自于人们对传统武术的实相不够全面而客观的了解。很多人会认为传统武术就是“打”的技术。学习传统武术能够防身自卫、不受欺负。从人们对传武“大师”被KO的评论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人们对传统武术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打”上，甚至把能不能“打”作为评判传统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了。对“打”的特别重视，表明人们对传统武术其他功能的忽略或轻视。技击性是传统武术的本质属性，技击也是传统武术永恒不变的功能。但时至今日，技击早已不是传统武术的唯一追求了，在笔者看来，技击、表演、养生与做人早已成为了传统武术的四大功能，并且在重要性上已难分伯仲了。可能对武术人而言，这个事实只是一个常识。但从人们对传武“大师”被KO的评论来看，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只是看到了传统武术“打”的功能，尚缺乏对传统武术其他功能的认知与了解。
1.3对胜负的特别看重，表明人们对传统武术的为己性缺乏理解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武术具有非常明显的为己性，表现为一种内向地追求自身修养与境界提升的生命管理智慧。笔者想要说明的是，传统武术从单纯地服务于生死拼杀的技击术演变成一种多功能追求的技击术，已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但又不得不说这些功能追求所表现出来的为己性才正是传统武术所异于世界其他搏击术的最为独特之处。传统武术的为己性让传统武术所有的功能追求最终指向了实现“我”的完美蜕变之上。这是超脱于其他任何现实功能与目标的终极追求。其实，传统武术的这种终极追求并非是所有武术人的行为依据与指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却早已注入了大多数武术人的思维习惯之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武术人的认知与行为。因此，对于胜负这种外在追求的不屑，绝非是传统武术的孤傲，也不是对“不能打”的托词，而是传统武术为己性文化内因的使然。因此，尽管技击制胜是传统武术的永恒追求，但对胜负的特别看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们对传统武术的为己性缺乏深刻的理解，而这恰恰就是传武“大师”被KO之后掀起社会巨大舆论浪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2传统武术的实相：多维的生命管理智慧
2.1传统武术技击是无限制的生死拼杀
实相，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简言之，实相就是一个事物的真实样貌。当下人们对传统武术存有很多误解。描述实相正是为了破迷开悟，消除误解。对传统武术是否能“打”的质疑，表明人们对传统武术的技击存在误解。因此，笔者要描述的第一个实相就是关于传统武术技击的实相，即传统武术技击的真实样貌。
传统武术的技击是无限制的生死拼杀。假设一个真正练习武术技击的人在擂台上仍然是输了，那我们能否得出传统武术不能打的结论呢？笔者认为这是不一定的。因为传统武术技击原本就是在一个复杂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为了活命而与对方格斗的，它是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武术的技击更像是在战场上的生死拼杀。我们知道战场上的生死拼杀并不单单依靠于格斗实力，还包括谋略、诡道等，在某种程度上讲，经验、谋略、诡道等这些非格斗技术因素对生死拼杀而言更为重要。“兵者，诡道。”其实，传统武术的技击也是诡诈之道。因此，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有些民间拳师一辈子可能就练一招，练习纯熟并达到很高的杀伤力之后配合着“攻其不备”的诡道可能在格斗中取胜，但他们却未必能在擂台上取胜。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例子，笔者只是想說明即使传统武术的技击高手在擂台比赛中输了，也并不能证明他的技击水平不行。因为今天各种搏击类比赛它的前提条件是公平公正公开，这就决定了擂台上的选手是不可能用诡诈之道的。即便是在擂台比赛上开放了传统武术如插眼、踢裆等招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环境下，传统武术也是不占优势的。因此，抛开那几位“大师”不说，即使是水平很高的传统武术技击高手，也未必能在现代搏击比赛中取胜。
2.2除了技击之外，表演、养生、做人亦是传统武术的重要价值追求
从人们对传武“大师”被KO的舆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打”的特别重视，而这恰恰表明了人们对传统武术除了技击之外的其他功能是有所忽视的。倘若人们能够很深刻地了解传统武术的多维功能，并且知道这些多维功能之间早已是一种难分伯仲的关系，那么，人们将不会特别在意传统武术是否能打的问题，当然也更不会因为传统武术的不能打而直接否定传统武术的价值。因为，除了技击之外，表演、养生、做人亦是传统武术的重要价值追求，这是传统武术的另一个重要实相。
其实，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搏击术在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打斗、搏击，甚至是为了杀人，就是为了在一个残酷的环境之中自保乃至击杀对手。但是非常特殊的是，中国的传统武术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它由原来只是单纯地追求技击格斗演变成了表演、养生、做人等方面的多功能追求。技击早已不是传统武术的唯一追求了。尽管传统武术永远也不可能放弃技击，但技击在传统武术的追求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尤其是对于民间的传统武术习练者而言，他们早已脱离了各种“实战”的环境，在习练传统武术的整个群体里真正地追求打并且能打的人其实是极少的了。因此，这些武术“大师”被KO并不能说明传统武术没有价值，最多就是反映了当下传统武术在技击方面发展得不好而已。严格地讲，传统武术的多维功能并不是只有技击、表演、养生、做人四个方面，但在笔者看来，这四个方面是传统武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主要价值体现。总之，在价值上已经难分伯仲的技击、表演、养生、做人共同构成了传统武术的多维功能，是当代传统武术的一个重要实相。
2.3传统武术具有为己性，表现为一种生命管理智慧
关于传统武术的为己性，这是一个可能连很多武术习练者都无法真正说清楚的事情。很多拳师一生执着于习武，他们可能也未将武术与其他现实中的名利追求联系在一起，其最大动力可能就是根源于自己也无法描述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与明觉。而这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的为己性，不是为了外在的某些现实追求，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对生命至善之境的渴望。如果我们对“古之学者为己”的思维习惯无法深刻领会的话，那么姑且可以将“为己之学”看作是一种生命管理智慧。于是，传统武术便可以看成是一种具有为己性的生命管理智慧。这是传统武术最具特色、也最能展现中国文化特性的一个实相。
传统武术自古至今都是一种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是为己的，小人之学是为人的。君子做学问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小人则是为了取悦别人，为了获得他人的好评。传统武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都有一个指导思想，即无论是追求技击、表演、养生、做人或是其他目标，其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赏或好评，而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这就导致了人们在练习武术时的为己心态。如果是为了完善自己，在刻苦习练武术乃至成为技击高手、演练高手、养生高手或者成为一个武德高尚的人的过程中就不会在意他人的评价，就能够以更心安、更平静的心态去练习武术。如果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评价，习武者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评价的影响。人们习练传统武术的根本目的是多功能兼顾地做人，是对自己生命的多方位管理，而不是任何外在的目标。
综上所述，传统武术的实相，是一种多维的生命管理智慧。说它是多维的，体现在传统武术不是唯技击论的，而是有着表演、养生、做人等多维价值追求的;说它是生命管理智慧，是因为传统武术不是向外的、为人的而是向内的、为了完善自己、开发自身潜能的一门学问与智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着多维价值追求与为己性的传统武术实相是传统武术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本文的目的是将其揭示出来，并用现代热门的词语较为接地气地将其表达为一种多维的生命管理智慧，以期让社会大众对传统武术的实相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3传统武术实相的成因
3.1兵家文化对传统武术的技击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兵家文化发端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谈兵论战的兵家学派。如果说春秋早期的诸侯争霸战争还是受到了一些西周“军礼”传统的约束的话，那么随着后来战争次数与烈度的逐渐上升，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任何制约下的不择手段了。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产生，开启了先秦兵学“兵以诈立”的新时代。兵家文化其实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隐性主流文化。虽然与作为显性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相比，兵家文化中的诡诈之道为中国古代的儒生所不齿，但不可否认的是兵家文化早就以日用而不知的方式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了，不仅仅传承于军事之中，而且还渗透到了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其他各个领域之中。作为本与军事战争同体只是后来才与其分离的传统武术自然必不可免地受到了兵家文化最为直接的影响。在“兵武同源”的基础上，兵家文化与传统武术经过千百年的相互融合，最终使得传统武术技击深深地打上了“兵者诡道”的烙印。究其原因，除却传统武术与军事战争的天然联系，单是后来历代武术人本着“实用至上”的原则对兵家文化的吸收与运用就足以让传统武术技击成为尽显兵家诡诈之道的代表。如传统武术技击中“敌不动，我不动，敌微动，我先动”的战术明显是对兵家诡道思想中“先为不可胜、先机而制胜”的运用。唐代著名兵学家李荃在其著作《太白阴经》中写到“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这对武术人根据自身特点、扬长避短，形成杀招、狠招的技击风格影响深远。兵家诡道思想中的“藏己而掩形”“示行而误敌”等也都是传统武术技击形成狠辣与诡诈之风格的重要思想来源。从古至今，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武术技击，相比于凭借客观实力的较技，人们对主观谋略上的博弈似乎显得更为推崇与热衷，对那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的传颂也显得更有热情。这是兵家文化早已潜移默化地融入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之中的结果。传统武術中的战争隐喻功能和生死拼杀的性质，使得技击性成了连接兵家与武术的重要纽带。凭借着“兵武同源”的先天优势，兵家文化最终促成了传统武术技击不受任何规则制约、无限制生死拼杀的特性，同时传统武术技击也早已成为了兵家文化在军事战争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演武场”。
3.2审美、养生、道德等文化激发了传统武术的多维功能
如果说技击是传统武术与生俱来的先天功能而兵家文化只是对其进行了后天打磨的话，那么传统武术的表演、养生、做人功能则完全是中国文化的后天创造。具体而言，传统武术由技击扩展出演练功能是因为审美文化、演练文化或是所谓的艺术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中国文化自古都有一种泛审美、泛艺术化倾向，并且它几乎涵盖了任何领域。在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和思维的影响下，中国武术的话语体系和文化内涵、技术体系和表达方式、思维模式和精神信仰都呈现出浓厚的艺术化倾向。特别是在中国审美范畴史及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意象”文化，对传统武术的象形拳以及意象之美的展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意象是艺术的本体，不管是艺术创造的目的，艺术欣赏的对象，还是艺术品自身的同一性，都会归结到‘意象’上来”。传统武术的意象便是源自于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中的“观物取象”思想。传统武术由技击扩展出养生功能，是因为养生文化也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一种主流文化。古人对养生的重视早已有之，如《黄帝内经》中就提到了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和于阴阳、调于术数、形神合一等养生原理，尤其是“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未病先防思想为后世武术养生的开创与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养生与武术的结盟，绝非仅仅体现在个别的养生术对武术运动训练的辅助作用之上，更重要的是，某些拳种与养生进行了很深层次的融合，使自身的技术形态与运动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中国文化显性主流的儒释道文化其对道德的崇尚与宣扬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对德性的尊崇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任何技艺的价值取向皆落点于做人上。传统武术在武德上的展开便是其最有力的证明，以道德作为新的文化生产之背景，生产了“武德”之风。存留至今的各类武术典籍中的武德规训大部分都与儒家德性纲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家的戒律与道家的清规更是直接被少林功夫与武当功夫所吸收而成为其修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传统武术与儒释道伦理道德文化的融合为传统武术开启了修身做人的功能，不仅可以涵养武术人的道德品行，而且具有维护习武社群秩序，弘扬武术精神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总之，传统武术之所以会具有多维的功能与价值，是因为受到了儒释道、审美、养生、道德等这些中国主流文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3.3儒释道文化的为己性开创了传统武术的内向修炼之路
传统武术何以成为一种多维的生命管理智慧呢？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全世界的格斗术实际上是差不太多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到了后来中国传统武术独树一帜，变成了一个不仅仅是为了打斗的多维的生命管理智慧，而其他的搏击术并没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传统武术之所以有如此的变化实际上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儒释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显性主流。中国儒释道文化都是强调以完善自身人格作为为人处世的最核心追求。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事都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理想状态的人，在儒家是为了成为圣人，在道家是为了成为真人，在佛家是为了成佛。总而言之都是让自己达到最为完善的人，其实都是强调为己的生命管理智慧。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都是强调这种为己性的生命管理智慧，所以深受其影响的传统武术便也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这样的一种文化基因。所以说今天的传统武术无论它有多少功能追求，它最终指向的都是对自我生命的完善与提升。传统武术的为己性使习武之人的武术修炼最终指向了内在的生命体悟，开创出了传统武术独具特色的内向修炼之路。儒释道的一些修身、修炼方法以及境界追求等也都成为了传统武术内向修炼的重要内容。例如，儒家的由“身”及“心”、由“心”及“身”的“慎独”工夫便指引着习武之人在内练之路上不断地实现生命自身的觉醒和更新。传统武术的内向修炼并非是对武术的一种神秘化、玄学化，而是在赋予武术一种超脱性的目标之后，使得武术自身的意义更加丰富，使武术对于习武者而言多了一份持守和追求的意义。
4传统武术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传统武术发展至今遇到了很多问题，甚至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处于困境。主要问题如下：第一，在国泰民安的环境之下，传统武术的技击是一定会弱化的。作为传统武术适应竞技化的一个产物，散打实际上发展得也并不是很好，也没有跟传统武术完全融合，起不到引领整个传统武术格斗技击的作用。第二，与追求技击相比，当代社会人们习练传统武术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养生，但传统武术的养生功能在当下发挥得并不是很好。服务于疾病预防、治疗与康复且具有针对性的武术养生“产品”是非常缺乏的。第三，当今传统武术的文化传承非常困难。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导致了今天的人们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与体悟。第四，传统武术的习练者思想保守。当今在社会上很多人在排斥传统武术的同时，很多拳师却思想保守，这样就更不利于传统武术在当代为社会大众所认可。
4.1鼓励传统武术技击在特殊领域的发展
随着传统武术与军事的逐渐脱离，尤其是进入新中国之后，传统武术习练者不再处于随时可能进行生死拼杀的环境之中，传统武术的技击水平必然是不断地弱化了。人们的需求已从危险环境下的防身保命转向了如今的习武健身，尽管传统武术技击性的属性不会改变，但传统武术习练者们的技击水平必然会大幅度下降。这是我们要清楚的一个事实。传统武术技击是无限制的生死拼杀，如今的社会环境已然不再适合也无法接受传统武术技击的诡诈与凶狠。因此，在当代，与其让传统武术技击存留于大多数武术人的幻想之中，毋宁将其运用于一些特殊领域，使其在当代社会也有用武之地，并能充分展现传统武术技击的真实水平。如将传统武术技击运用于特种部队实战化的格斗训练之中，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最实用的一招动作，以快、狠、准、毒的手段来制服或制死敌人的实战能力的训练”。在特种部队、武警以及警卫部门等这些特殊领域有更适合传统武术技击发展的土壤与环境，因为它们所需要的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无限制的生死拼杀，要求动作快、力度大、隐蔽性好，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使敌方失去反应和作战能力，并不要求动作优美，姿势准确，更不要求有“精、气、神”。
4.2打造优质的武术赛事，推动武术表演产业发展
在更多人的心中，如今的传统武术技击不再是“关乎生命”的两两博杀，而是转化为一种体育比赛的游戏。因此，我们需要打造更优质的武术赛事，推动武术表演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传统武术的表演功能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当下很多传统武术赛事其实并没有形成品牌效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赛事设计上缺乏明确的目标与特色。例如，如果是以表现技击性为目标，就要尽可能地放开规则，让擂台竞技无限地接近于“生死拼杀”。如果是为了凸显某一拳种的技术特色，就要在规则上做出相应的限制，以防止一味地追求获胜而失去技术风格。开发武术赛事品牌同时也要充分挖掘中国武术的文化元素，让观众感受到武术赛事的传统文化内涵，不断加强武术品牌文化认同感。传统武术拳种门派众多，我们希望代表着各个拳种门派的武术赛事能够在当代百花齐放，并以多元化的风格、更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呈现出来。目前，体育活动作为国际交流手段的重要形式备受重视，体育赛事能增强政治互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传统武术发展在立足国内的同时，更要形成国际视野，通过打造大型的国际武术赛事，提升中国武术的国际影响力。
4.3促进武医融合，提升传统武术养生价值
當代传统武术养生价值的提升需要依循武医融合发展之路。武术与中医共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具有文化的同源性，这使武医融合发展具有先天的优势。在古代武医融合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为现代社会武医融合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次新冠疫情，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促进全民健康、发展健康产业于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中医药在此次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过程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其疗效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同时，这次疫情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看到了武术与中医在疾病防治、康复调养以及心理危机干预等方面的优势与特色。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武术与中医在后疫情时代的进一步融合。武医融合古已有之，随着社会老龄化与大健康时代的来临，在现代社会强调武医融合发展则具有更大的时代意义。在现代社会进一步深化武医融合发展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放宽行业准入条件，鼓励社会大众投身武医行业。同时，要引导人民正确进行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向全面健康生活转变。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武医融合发展服务，提升武医融合的智能化水平，助力我国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
4.4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做好传统武术的文化符号诠释
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让练习传统武术的人或者与传统武术有关系的人都能够理解传统文化，这是传承与发展传统武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样才能让人们在深刻理解传统武术的前提下进行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武术对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家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以身体运动语言为表达方式的、具有独特韵味的中华文化。随着“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建设，我们需要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因此，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积极打造文化符号，使其成为对外文化传播的工具与载体。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将传统武术打造成文化符号的天然优势。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以及人生观、宇宙观等在武术中都有集中的反映。通过武术，外国民众能够更真切地感知中国的历史，能够更深刻地体会中国的文化，能够更清晰地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因此，做好传统武术的文化符号诠释工作，在武术领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打造文化符号促進对外传播，将是传统武术当代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传统武术应该发挥的时代价值。
4.5推动观念革新，开发多元化武术产品
在实事求是地描述传统武术实相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不断推进传统武术的供给侧改革。我们必须要明白所有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形成传统都是不断地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而进行变革的结果。文化应该是服务于时代需求的。要想更好地传承传统武术就必须要变革。要根据社会需求对传统武术进行变革。同时要加强传统武术习练者的观念教育，让其明白“不变则死、变才是传承”的道理，让其明白“创造性诠释与创新性发展”对传统武术之传承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要针对当今社会不同人群的多元需求来开发传统武术的针对性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在观念上树立多元化的概念，从多元视角去审视武术，从多元领域去融合武术，根据人们的多元化需求提供出多元化的武术产品。其实，传统武术之所以形成了如今如此庞大的拳种流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传统武术在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需求不断创新的结果。这也是武术人能够不断适应社会进行自我变革的表现。今天我们提倡传统武术的变革，实际上正是对先辈们的思想与做法的延续。中国武术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一定不是对武术在古代时期的辉煌重复，而是在新时期对武术的重建。
5结语
传统武术在当下的困局与其说是由传武“大师”被KO所引发，不如说是由传统武术在当代的发展式微所决定的。本文对传统武术的技击、多维功能以及为己性进行了实相描述与成因分析，虽然是意在破除社会大众对传统武术的认识误区，重建社会大众对传统武术的信任，但更是为了传统武术在当代社会能够打破危局，开创出新的局面。笔者相信机遇与危机是并存的。作为武术人，如果能够通过这次传统武术所遭遇的质疑与危机反躬自省，并在客观全面地认知传统武术实相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我们就一定会找准传统武术与当代社会需求的切合点，进而不断推进传统武术的供给侧改革，而这正是传统武术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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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中华民族从古代开始就认识和体验到生态问题的重要，虽然没有生态哲学的名字，却有实质上的解决，即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出发点，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中国的生态哲学是与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就是生态哲学。
[关键词]中国哲学；生态哲学；天人合一
中国的生态哲学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但是在讨论中不断会遇到一些问题，现在我提出来，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
首先，正如有些人所说，并且现在还在重复着，生态学包括生态哲学是一个现代名词，它是从西方传来的，如同“哲学”一词是从西方传来的一样，他们断然认为中国并没有生态哲学。但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学科名称，有些是中国古已有之，有些则是中国没有的，这是一个事实。比如哲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生态哲学也不例外。只是哲学一词在西方古代就出现了，而生态哲学则是自西方现代才出现的。西方的生态哲学同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有很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生态哲学是在经过自我反思之后，对西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中产生的；而中国的生态哲学则是与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它是中国哲学题中应有之义。西方有哲学，中国也有哲学，这是从共性上说的；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这是从特殊性上说的。研究一种哲学，特别是从比较的意义上研究某种哲学，只有掌握其特殊性，才能深入。生态哲学也应当如此。中国的生态哲学同西方的生态哲学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
我们说，中国的生态哲学是与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是因为中国生态哲学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生态哲学与中国哲学是一致的，都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包括丰富的内容，暂时不谈。应当指出，西方生态哲学也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思维方式上说，它与中国生态哲学是一致的；但是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太一致，因为西方传统哲学主张人与自然是分离的、对立的，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天人相分”的。当然，西方的生态哲学，其内部也有分歧，有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分。这种分歧反映了西方传统哲学对西方生态哲学影响之不同：前者带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的印记，有工具主义的特征；后者与中国生态哲学更接近。
那么，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对现代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有极丰富的生态文化，其中包括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但生态哲学居于核心地位，起着指导作用（有人只主张生态科学的作用而反对生态哲学或形而上学，这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任何哲学都有时代性，生态哲学也不例外。但是，一种哲学如果是对深层的普遍问题有所解决，则具有永久性价值，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如此。它不是已经过时了的或者死亡了的某种遗产或陈列馆里的陈列物，它是活的源远流长的文化生命。直到今天，它不仅对中华民族，而且对全人类都有重大意义和作用。尽管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的生态哲学和整个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冲击，但这并不说明它已经过时。它不仅对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及所谓“现代性”也有非常积极的批判功能，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亦即天人关系问题，关系到人类如何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这是人类面对的永恒的问题，而中国生态哲学对此有独特的解决，正是这种解决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毕竟有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也就是前现代和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关系问题。任何哲学包括生态哲学都要落在现实社会并在现实社会中发生作用。那么，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呢？我认为需要分析批判和反思精神，这包括两个方面：对古代生态哲学的批判反思和对现代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思。前者涉及古代生态哲学如何同现代社会结合的问题；后者涉及人类应不应该转变生存方式的问题。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交流的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但如果不是固守现代理性的计算能力和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而不放的话，人类就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我们经常听到和看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包括生态哲学，如果要进入现代社会，就必须经过“现代转化”。这个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何谓“现代”？这里有一个理解问题，在理解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分析和批判意识，即“现代”意味着什么。又何谓“转化”？这里有一个态度问题，同样是分析批判意识的缺乏。如果是抱着完全迎接现代化的态度而不加分析，毫无批判地看待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那么这所谓“现代转化”就是接受“现代性”，包括接受其负面影响；如果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那么这所谓“现代转化”是否意味着转化其形式，从而陷入形式主义？这样说绝不是反对现代化，也不是主张回到过去。这样说的意思是，要用理性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全面总结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以避免走弯路，特别是在生态的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已经作了反思和批判，在国内的生态问题上已经作了很大努力，收到了一定效果；而我们有着丰富生态资源的国家，反而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最近，中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极端重视，作出了极大努力，特别是在减排的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承诺，受到世界的赞扬，这说明中国是有能力解决生态问题的，并对世界做出贡献。
毫无疑问，古代的生态文化包括生态哲学，要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必须与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结合，也就是找到现代的形式。但是，从根本上说，古代生态哲学是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因为古今的问题是一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因此，必须对中国的生态哲学有充分的自信和极端的尊重，认识到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包括对现代社会的“治疗”作用，并与西方生态哲学、生态文化展开积极的对话和交流，在继承和发扬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生态哲学的成果，从而做出新的贡献。
二
我们说，中国生态哲学主要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中人与自然构成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或缺，既不能离开人而谈论自然，也不能离开自然而谈论人。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单纯的自然哲学，也不是单纯的人的哲学，而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和谐发展的哲学。中国的这种生态哲学有哪些特点呢？
中国生态哲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或主要不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主客关系，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而且是创造生命的，自然是一切生命创造之源，因此自然是有价值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是真正的创造主体。但是中国的生态哲学也承认人是主体，不过是实现自然价值的现实主体；也可以说，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它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的。但是，从人的方面说，这样的主体就不单纯是认识论的主体，而是生命创造及其存在意义上的价值主体，即实现生命创造的主体，人与自然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
人作为自然界的创造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又是自然界的特殊部分，在自然界具有特殊地位，发挥独特的作用。人是有理性的，除了组成社会、构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外，与自然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完成自然界生命创造的任务正是人的价值所在。我曾经说过，中国哲学是“生”的哲学，正如《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这是说，天地自然界以生命创造为德，而且是永不停息的不断的生命创造。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也是说，天即自然界以生成万物为职责。那么，人在自然界起什么作用呢？起“裁成辅相”的作用，起“参赞化育”的作用，起“为天地立心”的作用；一句话，完成天地自然界的“生生之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可与天、地自然界并立而为三，《周易》所谓“三才”之道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生态哲学并不否认人是认识主体，但是在它看来，在认识主体之上还有德性主体，德性主体比认识主体更重要更本质。所谓德性主体，是说人以天地之德为德，天地之德（又称天德）是人的德性的来源，这是一个价值范畴。这是儒家的说法。按照道家的说法，德来源于道，“得道者谓之德”。两种说法有一致之处，其最高诉求是“上达天德”或“上同天道”。以天地之德为德的人，对自然界的万物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和关怀，保护万物的生命成为人的神圣使命。儒家有“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的思想，后来发展出“无物不爱”（朱熹）的思想；道家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思想和顺应自然、自然无为的思想；佛教则有“万物有性”“众生平等”以及对生命尊重和慈悲的思想。这些都是发自内在的德性，而不是出于外在的某种力量。这说明人与自然有一种内在联系，而不是外部联系。自然界万物有生存发展的权利，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并没有特殊的优越性，“仁民爱物”就包含这层意思。重要思想家张载又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人民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所以人爱护和保护万物是出于人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出于工具性的目的。这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是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由于中国的生态哲学提高了人的德性主体而压抑了认识主体，所以在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认识论学说，以及由此而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更没有所谓认识论的转向），这就限制了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它的缺点在此，优点也在此，对此需要作出具体的分析。我们应该把科学发展和生态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绝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生态哲学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中国的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重要内容，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和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觉性，以便尽到人对自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实现人与自然的理想状态。只有实现了“天人合一”境界，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发展，才能出现“鸢飞鱼跃”、活泼泼的气象。自然界因人而充满生机，人则在自然界如鱼得水般地自由发展。那么，什么是“天人合一”境界？天是什么？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看法，我也表达一点自己的理解。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道、教构成人生的主要内容和活动，这也是生态哲学的重要内容。性由天命而来，亦即由天德而来，德性的展开即“人伦物理”，不仅有人间性的关系，而且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这就是道。道是性的实现，即人道与天道的合一。教则是为了完成道而实行的教化。这一套方法和过程都是为了完成人性而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这里所说的“天人合一”是境界形态的存在，即性与天道、天德的合一，也可以说是“天德流行”。“天人合一”是人生修养的结果，也是社会教化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人与人的社会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居于基础地位，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因为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就不能单独成立。这是中国生态哲学的独特之处。
“天人合一”境界既是人的精神存在状态，又是一种客观存在，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天人合一”境界也就是仁的境界，因为仁来源于天地生生之德，由于受私欲蒙蔽不能实现，克服私欲便能实现仁的境界。大儒朱熹说：“天地以生物为心，所生之物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所以“人心有仁”（《仁说》，《朱子文集》卷六十七）。天地有没有心，是中国哲学也是中国生态哲学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结论是：天地并无像人心一样的心，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天地又有心，“生物”就是天地之心，也是天地之德。仁是人所具有的，而仁不是来自别处，就来自天地生物之心，所以，仁归根结底是从“天人合一”出发的，仁的实现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从“天人合一”开始，最后达到“天人合一”，实现了新的飞跃，达到了新的统一，完成了真正的最高存在。这中间之所以要经过实践努力，是因为这种实践努力就是克服人自身不断膨胀的私欲，以保证这种境界的实现。另一方面，人的生存需要向自然界索取，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唯一来源，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唯一来源，但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是无限的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在向自然索取的时候应该“取之有道，用之有节”，限制物质欲望，享受人与自然和谐之乐，这也是一种仁者之乐。
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天究竟是什么？天有没有超越性？如果有超越性，它是不是绝对实体，即人格化的上帝或绝对精神？我认为，自孔子、老子之后，在中国哲学包括生态哲学中，天主要是指自然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意思，自然界只是天之一义，此外还有主宰之义、义理之义等。现在看来，其他各义都与自然界有关。当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时，如果解释成“天能言而不言”（冯先生语），那么再进一步，就是“天本无言”了。联系到孔子的“知天命”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等说法，就更能说明这一点。天生成万物而无言，只能是自然界，“天命”“天道”则是从价值本源上说的。天不仅是生生不息的自然过程，而且是价值之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有超越性，但不是超越的绝对实体，即上帝或绝对精神。天是整体，也是过程，天是在生生不息的不断创造生命的过程中存在的，不是静止不动的实体。天作为最高存在，表明这是一种过程哲学不是实体论哲学。这同时说明，自然界是有内在价值的，它不仅是生命创造之源，而且是一切生命的价值之源，这就是天的超越性。我们可以说天即自然界有二重性，但不是二元论，它是自然界作为整体存在所固有的不同层面。庄子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有这样的意思。自然界的神圣性即在此。
有人把这种哲学与西方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相比较，将其说成是泛神论。两者在某些方面是有相似之处，但是斯宾诺莎的哲学是实体论，中国哲学包括生态哲学是过程哲学，这一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了中西哲学在总体上的不同。对中国生态哲学而言，天的神圣性或神性表现在它的价值创造上，这种价值创造与人的生命直接有关，所以人对天有一种亲近感、敬畏感。孔子说：“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当自然界出现异常现象时，人的精神和行为立刻发生改变，战战兢兢，以反省自身是否做错了什么，这种时时警惕的行为正是生态哲学宗教性的表现。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界的尊重、敬畏以及对自然界的惩罚的警惕，是生态哲学宗教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天的超越性的集中体现。
三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只有道家提出了真正的生态哲学，儒家只重视社会和人生问题，在生态问题上没有多少贡献。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说道家对生态哲学做出了贡献是对的，说儒家对生态哲学没有贡献则是错的。如前所举孔子的例证说明，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很重视生态问题，提出了许多生态哲学的重要思想，只是我们过去的研究很不够。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等儒家重要人物都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比如孟子提出的“仁民爱物”的思想，将孔子的仁扩展到自然界的物，主张对万物实行仁爱。荀子提出的“开源节流”（《荀子·礼论篇》）的思想，主张开发自然界，但索取要有限度。汉朝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其所说的天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界，包含有生态哲学的内容，他还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儒学发展到唐宋出现了新儒学运动，产生了新儒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丰富的生态学说。如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锄”“与自家意思一般”；张载的“乾坤父母”与“民胞物与”（《正蒙·西铭篇》），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篇》）；程颢的“天人一本”“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十七）；朱熹的“生生之理”（《语类》卷五）、“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仁说》，《朱子文集》卷六十七），“格物致知”以“爱物”（《语类》卷十五），“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语类》卷六）；王阳明的“草木瓦石皆有良知”，“致良知”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大学问》），这些思想都是对生态哲学的重要发展。
新儒学即宋明理学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吸收佛、道思想以形成“三教合一”的新理论。我们不能说新儒学已经完成了“三教合一”，但是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事实上，新儒学之后，佛、道已经式微，其很多理论已被新儒学吸收，成为新儒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比如，道家关于“自然”的思想和“道”的思想，佛教关于“万物有性”和“自性”以及“尊生”的思想，在新儒学特别是在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人的思想中有明显的体现。
但是，进入近现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生态哲学和整个古代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的传入直接有关。由于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很多学者“以西解中”，中国传统哲学，包括生态哲学特别是儒家的生态哲学受到批判，很多丰富而有价值的内容消失了，这是一个可悲的结局。尽管如此，在某些哲学家尤其是新儒家那里，中国生态哲学的内容以新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了。比如马一浮对理学家思想的解释和发挥，熊十力从“天人不二”“体用不二”到“万物一体”的生命关怀，冯友兰的“接着讲”所包含的生态意识和对仁学的发展，就是如此。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谈中国生态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前面谈到中国的生态哲学与中国哲学是一脉相承的，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是很不够的。进一步的理解是，它关系到在新时代条件下，如何理解古代生态哲学的重要性和意义这样一个问题，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换一个视角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传统哲学及其与生态哲学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具有更新的意义，即生态哲学出现以前所没有的新意义，这也是哲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这并不意味着要改变它的内容，而是通过重新解释真正“回到原点”，即回到它的最原初也是最本质的出发点，显现它的意义。
首先，生态哲学不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如同美学、伦理学一类的问题；也不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如同本体论、方法论之类的问题。它是整体性的，是同中国哲学同行的、相伴随的。它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即“究天人之际”的问题，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解决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即主张“天人合一”。如前所说，“究天人之际”和主张“天人合一”是中国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最基础性的问题，是最普遍性的问题，其他各种问题都要依靠这个问题的解决而解决。总结中西哲学的历史也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共同的基本问题。
其次，它要解决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所谓生态哲学，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的活动对生态起决定性作用，人在自然界居于何种地位，就会起何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哲学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生态哲学主张，人不仅是认识主体，更是德性主体即价值主体，所谓价值主体是相对而言的，因为自然界是创造生命和创造价值的主体，人只是实现价值的现实主体。因此，人对自然界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即伦理和道德责任，这是中国生态哲学最主要的内容，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儒家仁学的发展绝不限于人间性；道家关于“道”的学说更是如此；佛教关于“性”的学说也是如此。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生态哲学和中国哲学一样，都主张人对自然的责任，出于人的德性，其之所以需要人性修养，是为了克服私欲，实现人性的自觉，对自然界的万物尽到责任，实现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目的。其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
再次，“天人合一”境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它进一步体现了有机整体论的哲学。庄子早就提出“万物一体”的思想，并有“天在内，人在外”的“天人合一”思想。庄子的思想被宋明理学家程颢吸收，进而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浑然与物同体”的学说，这是儒、道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使中国的生态哲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仁是儒家哲学的核心，仁的实现是由“爱人”而推及“爱物”，这是从孔孟以来就有的生态思想。至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是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个生命整体，人是生命整体的一部分，与万物处于亲密无间的平等地位，而且视万物为“本吾一体”，即将万物看作我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有一物受到伤害，就如同自家生命受到伤害一样，爱护和保护万物，就如同爱护和保护自家生命一样。这种将人自身与自然界的万物融为一体的生态哲学，并不是降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而是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从而享受到人生的乐趣。
可见，中国的生态哲学处于中国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地位，达到了中国哲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就是生态哲学。当然，中国哲学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还有人生问题，而且在这些方面多有贡献。但是，这些问题都与生态哲学有关，都是建立在生态哲学之上的，因此这些问题现在又被称为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等，这显然是生态哲学的进一步运用，说明生态哲学的普遍意义及其在一切问题中的重要地位。
在过去的历史中，人类的其他问题有突出地位，生态问题没有凸显出来，那是因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尚未出现严重的问题，因而未受到重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以致出现严重危机，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原来生态哲学是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也是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可以预料，在未来世界，生态问题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将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命运。
可幸的是，中华民族从古代开始就认识和体验到生态问题的重要，虽然没有生态哲学的名字，却有实质上的解决，即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出发点，即“原点”，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回到原点”就是走向未来，这就是结论。
（编者附记：蒙培元先生因不慎摔伤，右手不能握笔，此稿用左手写成，谨在此深致敬意！）
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茜茜小编：2021年6月24日，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杨泽波教授作为教师代表致辞，他说：“希望大家从离开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時时提醒自己，不要听信躺平那些鬼话。”“真正的英雄，是在夜半人静时，把受损的心掏出来，缝缝补补再塞进去，眯上一阵儿，醒过来再拼命苦干的人。”这一发言引来很多人的赞赏与围观，快来看看吧！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现在在毕业典礼上讲话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万一内容不合适，或不小心读错了一两个字，便会招来一片骂声，永世难得翻身，在咱们这个学校因地处邯郸路而声名远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风险很大。另外，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哪个学校哪位老师的致辞深受欢迎，被多少次掌声打断，以至于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得不到这么多掌声就不是好的致辞似的。但我一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社会低俗化的表现，就像导演拍电影不敢表达自己的夙愿，必须讨巧观众的偏好，老师讲课不敢讲明自己的观点，必须取媚同学的笑脸一样，结果只能是不断拉低社会的层次。既然如此，我到这里讲话，本就不奢望在大程度上受到欢迎，只是想讲点自己真正要讲的东西。用老话说，讲不讲在我，听不听，或听得进听不进在你们。
同学们毕业了，希望大家从离开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听信躺平那些鬼话。社会发展太快了，“佛系”这个词还没有红够，“丧系”这个词刚刚露头，就都被“躺平”抢去了风头。这个用语能够流行起来，自然有社会的原因。但如果真的躺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君子自强不息”，不是躺平。真正的英雄，是在夜半人静时，把受损的心掏出来，缝缝补补再塞进去，眯上一阵儿，醒过来再拼命苦干的人。你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躺平，也有一千零一个，一万零一个理由不躺平。躺平说穿了不过是为自己原本已经堕落的心灵寻找一个冠冕堂皇聊以自慰的理由罢了。事实上，躺平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美丽。真的躺平了，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是极其无聊，甚至令人厌恶的，到七老八十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一定会打心眼儿里狠狠骂上一句：“当初脑子一定被驴踢了，不然老子为什么会上这帮龟孙子的当，TMD。”
另外，也不要拒斥社会对你的道德要求。要讲明这个道理并不容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反对道德绑架”成了当今最为流行的术语。一个人应当做某事而没有做，他人对其提出批评的时候，他会以这种说法为自己申辩：“不要用道德绑架我，本大爷要放飞自我，追求本真的我，不吃你那一套。”社会对一个人提出道德要求，对还是不对？根据儒家学理，人有善性，做道德的事不是出于情分，而是出于本分，道德原本就是自己的要求。黑格尔讲过，当法院判一个人有罪，别人都为其可惜的时候，只有哲学家明白，这是法官对他的尊重，因为法官是把他作为有理性的人看待的。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出现极大的混乱与存在主义不无关系。存在主义强调本质是自己选择的，在选择之前没有本质，即所谓“存在先于本质”。但恕我直言，存在主义哲学家慧根有限，并不真正了解人性，正确的说法不应是“存在先于本质”，而应该也必须是“本质先于存在”。作为哲学学院，尤其是排名如此之高的复旦哲学学院的学生，理应明白这个道理。果真如此，当社会对你提出道德要求的时候（正常情况下这种要求都有合理性，不会过分），你就不会拒斥，反而会心中暗喜：“天哪，人家是把我当作正常人来看待的呀。”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要清理的观念很多，而这也正是我这些年来不畏骂名，通过缜密的研究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拒萨庄”（萨是萨特，庄是庄子）的重要原因。（插一句，这个问题很可能引发争议，在大家开骂之前，请看了我的《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再开尊口。）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轻忽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这句话人们过去的理解有一些偏差，有些极端，但这并不能否认它包含的一个重要道理，即人的生命不完全是自己的，也是父母的。一些人往往认为，老子为自己而活，一人做事一人当，但不要忘记了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父母千辛万苦的养育，你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自己的父母，包括孩子负责。人的生命就在父母、自己、孩子，在曾在、现在、将在这个长长的链条中获得意义。儒家重视恕道，讲究将心比心，因此我们也不应轻忽他人的生命。据我观察，好的大学应具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允许学生犯错误；第二，能够包容一批怪人。如前面所说，任何社会，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段，都会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构成轻忽自己生命的理由。佛教说人生是苦，尽管我不接受这种立场，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则是我坚信不疑的。曲折是美，磨难是福。人的一生总要遇到不顺心的事，孔子临终也要叹口气，何况我们呢？天是这样的蓝，花是这样的香，微风是这么和煦，家园是这样的温馨，生命没有了，一切可能也就没有了。
上面就是我说的三不：不要听信躺平的鬼话，不要拒斥社会提出的道德要求，不要轻忽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之前我在给本科生讲“先秦诸子”的时候说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信念。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流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段话：“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战斗。”这段话今天很少有人讲了，我把它引出来，是想照这样的句式，表达自己对人生的一个态度，与同学们共勉。在我看来，人生应该这样度过：他永远不泯灭向上进取之心，永远不放弃道德的理想，这样在来日无多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一生犯过不少错误，也有过诸多遗憾，但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无愧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度过了多么幸福美好而有意义的一生啊。
谢谢大家。
茜茜小编：关于躺平、道德绑架、好好活着，杨教授的发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呢？快来微信公众号“意林作文”给我们拍砖留言吧。
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既不在于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也不在于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哲学研究。从外在的表现来看，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在国内哲学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是相当普遍的理论现象。造成这种理论现象的学理根源，一方面在于国内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及其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哲学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之上的，而未能转向“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
关键词 哲学界 创造力 学理根源 哲学史研究 哲学研究
〔
建构真正无愧于时代的当代中国哲学，无疑是中国哲学界致力于实现的首要目标。而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话题之所以既如鱼刺鲠喉却又挥之不去的直接根源，当然在于中国哲学界思想创造力的匮乏。那么，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根源何在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和思考，无疑是中国哲学界恢复和激发思想的创造力，并从而能够参与当代世界哲学建构的前提之一。近期国内哲学界围绕“哲学史与哲学”、“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区别及联系所展开的讨论，在我们看来，实际上触及的正是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的问题。但是，在已有的检讨和论述中，却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对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的误判，与此相联系，其中关于中国哲学界恢复和焕发思想创造力之学理路径的设想和探讨，既未抓住问题的症结，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误导。
一
让我们从已有的相关讨论的回顾入手来展开分析。据笔者所见，崔平先生发表于《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的《哲学史研究是本真的哲学研究吗？》一文，是国内学术界以较为明确的形式探究这一问题的第一篇文献。在文章中，崔平先生极力强调和论证了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本体差异”，并且指出，哲学史研究不会必然地通向哲学研究，也不会逻辑地产生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的成果。在崔平先生看来，掩盖和模糊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本体差异，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哲学研究，并从而忘却了真正意义的哲学研究，正是国内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之所在。
在陈波先生的《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一文中，对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的探究，是从对中国哲学界研究的基本状况的概观和现象描述入手的。①诚如陈波先生所言，“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哲学学问化，把重点转向了文本研究、源流考辨、义理澄清等等。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在做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当代史’：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介绍、转述、诠释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上；各位学者争先恐后地介绍、引进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学说，对其做诠释和评介。这一现象在中国哲学界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但仔细思考却非常令人惊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陈波：《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
陈波先生所呈现的这幅图景，恐怕是很难从根本上加以反驳的。就中国哲学界实际状况的事实判断而言，在相当程度上，这幅图景是客观的。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界大多都在从事“哲学史研究”，而没有几个人在进行真正原创性的“哲学研究”。而如果这幅图景是较为切近中国哲学界的实际状况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自然要追问的无疑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学理根源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陈波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哲学界受“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影响太深。而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说法，那么自然就会把“哲学”混同于“哲学史”，把“哲学史研究”错当成“哲学研究”，并从而忘却了“真正原创性的哲学研究”。
在陈波先生论文的直接冲击和影响之下，贾玉树先生发表了《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一文， 贾玉树：《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该文在高度认同陈波先生观点的前提下，进一步地探究了国内哲学界之所以会接受和赞同“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文化传统方面的根源。
回顾和总结以上三位学者的探讨和论说，我们可以说，在他们看来，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表现就是：“哲学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而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学理根源就是，中国哲学界深受“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影响和毒害，或者如贾玉树先生所言，“哲学就是哲学史”成了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而默认和接受这一教条的思想后果自然就是，把“哲学”混同于“哲学史”，把“哲学史研究”错当成了“哲学研究”，从而遗忘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与此相对应，为了使中国哲学界转向久被遮蔽和忘却的真正的“哲学研究”，并从而参与当代世界哲学的建构，我们就必须批判和解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教条，并重新辨析和确认“哲学与哲学史”、“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在此基础上，使更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真正意义的“哲学研究”上来。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源自黑格尔，或者如崔平和贾玉树两先生所言，这一说法根源于对黑格尔相关思想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因为诚如两位先生所言，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论”之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直接得出的说法乃是“哲学史就是哲学”，而不是“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当然，从“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一命题并不能逻辑地推导出“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命题；换言之，后一命题并非前一命题的直接逻辑推论。而由于“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教条与黑格尔之间的渊源关系，在由以上所述的讨论所激发的相对而言较为中立的拓展性学术探讨中，学者们也附带地介入了对黑格尔的相关思想的辨析和讨论，以及对“哲学与哲学史”、“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的多角度探究。 参见江怡：《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哲学分析》第1卷第1期，2010年；孙正聿：《“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同时，对黑格尔相关思想的学术探讨，在此之前就并不少见。比如，邓安庆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的论文《哲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重新思考“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一命题的意义》，就是对黑格尔的相关思想论断的中立性学术探究之一。不过，这些较为中立的相关学术讨论，相对而言，偏离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这一问题。
前面所论及的三位学者，给“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这一问题所提供的答案，是否令人信服呢？是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判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当然，为了揭示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我们就必须先行地考察和确认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外在表现，即其现象或表象。就此而言，我们以为，前面论及的陈波先生所提供的现象概观或图景描述，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
首先，除了“沉迷”于“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界是否存在对“哲学研究”的充分关注呢？我们以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界，从来都不缺乏对“哲学研究”的关注，也不缺乏对“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差异和区别的自觉意识。虽然在进入21世纪的晚近这十来年时间里，“沉迷”于“哲学史研究”的现象有所强化，但对原创性的哲学研究和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关注和讨论，从来都没有中断过，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而不是太少的）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思考和论说。而如果这一事实判断是符合中国哲学界的实际状况的，那么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表现就不是研究“哲学史”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退一步讲，即便中国哲学界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很少，这也无碍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一个时代，比如30年或60年，出几个哲学家才够数呢？如果我们出了十个或八个哲学家，那么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话题恐怕都不会被人们所想起。而如果中国哲学界有那么几十个人甚或上百人在从事“哲学研究”，那么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根源就绝不在于进行“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更何况中国哲学界具有哲学研究的意识、愿望和冲动的人又何止以百计啊！所以，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表现，并非是从事“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人数的多少问题，中国哲学界既有充足的人力“沉迷”于“哲学史研究”，也不缺乏热衷于“哲学研究”的学者。
其次，认为中国哲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在做“哲学史研究”而不是“哲学研究”的学理根源，在于中国哲学界深受“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的影响和毒害，并从而搞不清楚“哲学与哲学史”、“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把“哲学史”错当成了“哲学”，而把“哲学史研究”错当成了“哲学研究”，这一说法几近荒唐。说哲学与哲学史、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存在差异，这几乎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一句废话。而强调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所谓“本体差异”，以及过分地凸现哲学研究相对于哲学史研究的独立性，则明显地具有误导作用。
二
既然关于“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之学理根源”的以上论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就是顺理成章而又非常必要的。我们知道，中国哲学界既不缺乏“哲学史研究”，也不缺乏“哲学研究”，更不缺乏致力于原创性的哲学理论建构的意识和愿望。与此相一致，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也绝不在于，中国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对于“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差异缺乏自觉的意识。
在我们看来，“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外在表现就是，我们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与我们所从事的“哲学研究”之间是相互脱节的。换句话说，从表象的层面来看，不难发现，“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乃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中国哲学界的一种理论现象。而与此相一致，中国哲学界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也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态：一方面，是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哲学史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与“哲学史研究”相脱节的“哲学研究”。当然，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哲学史研究”，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就成为了一种具有“史学”性质的观念史研究，而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哲学史研究”的“哲学特性”；而与“哲学史研究”相脱节的“哲学研究”，或者说，不以“哲学史研究”为基础的“哲学研究”，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悬空的主观臆想。这样的“哲学研究”当然谈不上什么思想的原创性，它更多表现出的则是思想的任性，以及漠视中西哲学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傲慢。而如果以上的分析大致可以成立的话，即就是说，如果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那么进一步地追究和思考这一较为普遍的理论现象得以产生的学理根源，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我们知道，在国内通行的学科分类以及相应的二级学科划分的框架中，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涵盖了八个二级学科。与此相一致，研究生阶段的哲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也相应地划分为八个专业。这八个哲学的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的八个研究生专业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逻辑学。这种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对哲学界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及其研究方式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哲学类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无疑也具有规范和导向性的作用。在较为间接的意义上，这种通行的划分模式对于哲学类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在我们看来，这种通行的划分模式及其所具有的内在缺陷，恐怕是促成“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相互脱节的主要学理根源之一。何以如此呢？让我们从这种划分模式的内在依据及其缺陷的透视入手，来展开分析。
首先，就哲学类研究生的专业划分或哲学的二级学科划分来看，把“宗教学”和“逻辑学”放在“哲学”之内，具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相对于“哲学”而言，“逻辑学”具有勿庸置疑的学科独立性。即便从必要性的角度着眼，“逻辑学”也只是哲学的一个辅助性的学科，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学研究之“工具”。同时，“逻辑学”并不是哲学独有的“工具”。思想的逻辑性也不是哲学思考和哲学理论的专属品性。不仅如此，哲学思考的特质绝不等于思想的逻辑性，思想的逻辑一致性只是哲学思考的一个方面的特性。换言之，说哲学思考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无疑是对的；但合乎逻辑的并非就一定是哲学思考。因而，“逻辑学”不应被包容在“哲学”之中，虽然“逻辑哲学”毫无疑义是属于“哲学”的。至于把“宗教学”包容在“哲学”学科之内，之所以是不合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宗教学”的学科性质的含混性。一般而言，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学科维度来研究和透视“宗教”，比如，我们既可以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的角度，也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反思“宗教”。与此相联系，也就相应地形成了宗教政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经济学和宗教哲学等这样的分支学科。“宗教哲学”当然属于“哲学”，但其他的对“宗教”进行研究和透视的学科就不应属于“哲学”了。
其次，在以上的简单说明和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哲学类研究生的专业划分或哲学的二级学科划分做出必要的修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逻辑哲学”和“宗教哲学”替代“逻辑学”和“宗教学”。这样一来，在修正之后的八个哲学的二级学科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划分标准，与此相对应，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也可以合乎情理地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即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为一类别，而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和逻辑哲学构成另一类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较为特殊。不过，从学理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前者合乎逻辑地属于“中国哲学”的构成部分，后者则自然隶属于“外国哲学”的范畴。如此一来，前一类别的划分依据的是地域性的标准，而不同地域的哲学之存在方式无疑是历史性的，因而，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实际的所指就是“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史”。后一类别的划分依据的乃是“对象性的标准”，即从哲学反思的对象之性质和差异的角度来划分哲学的二级学科。这一划分标准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共时性的，或者说，是非历史性的。依据“对象性的标准”，我们就得到了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道德哲学）、美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和逻辑哲学。当然，依据“对象性的标准”所可能提出的哲学分支学科划分，无疑将不限于这五个学科，其他的如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也都应该是与这五个学科并列的哲学分支学科。另外，像本体论或存在论（ontology）和知识论（epistemology）这样的哲学之主要理论形态，也可以被看做与科学技术哲学等并列的哲学分支学科，因为本体论和知识论的成立根据和区分标准，大致说来，也是研究的对象域或问题域的性质和差异。
再者，假如以上的说明和讨论可以成立，那么哲学的所有二级学科就可以被归属于两个大的学科类别，与此相对应，也存在两种有所差异的哲学分支学科划分标准。而与“地域性的标准”相对应的学科类别，即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通常更多地表现为对中西哲学的“历史研究”，即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对以往的哲学家、文本和哲学思想体系的考释、辨析和诠释上。同时，这种对中西哲学的“历史研究”，常常也无关于当代哲学的思想论争和理论探讨。换句话说，就实际状况而言，该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们大致都在从事“哲学史的研究”；而且，这种“哲学史的研究”通常也不具有指向当代的“哲学研究”之意义。一句话，在该学科领域内存在的主要就是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哲学史研究”。而与“对象性的标准”相对应的后一学科类别，即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道德哲学）、美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逻辑哲学、政治哲学以及本体论、知识论等，则更多地关注本学科的当代论争和主流论题的探讨，更多地表现出以非历史性的方式对“问题”的探究，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本学科的学术传统和思想谱系的“历史”维度的忽视甚或漠视。应该说，该学科类别的学者们更多地在从事着“哲学研究”，但这种“哲学研究”却相当程度上与相应的“哲学史研究”相脱节。
我们知道，以上所述的两种哲学分支学科的划分标准，各自都能够提供一种完备的哲学学科分类，而依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划分标准所提出的哲学学科分类，两者之间却是相互交叉和相互重叠的。而在目前的哲学分支学科划分中，两种相互交叉和相互重叠的哲学学科分类的共存，事实上制造了思想的混乱。而为了把相互交叉和相互重叠的两种哲学学科分类区分开来，人们可能就倾向于把本来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人为地割裂开来；换言之，我们可以说，依据两种不同的标准所进行的哲学分支学科及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人为地造成了“哲学史与哲学”、“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
三
虽然国内通行的哲学类研究生专业和哲学二级学科的划分模式，一定程度上，具有促成和强化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相互脱节的客观效果，但是，对于研究活动的主体而言，这种划分模式毕竟只是一个外在的影响因素。而假使研究者对于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关系问题具有切题而又深入的思考和认识，对于如何实现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内在统一具备方法层面的自觉，那么这种划分模式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克服和超越。也正因为如此，造成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相互脱节的学理根源，就绝不限于国内通行的哲学类研究生专业和哲学二级学科的划分模式及其缺陷。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曾指出，在国内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的划分模式中，存在两种具有根本差异的划分标准，而与“地域性的标准”相对应的“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的研究，相当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哲学史研究”。那么，为什么我们所从事的“中外哲学史”的研究会与“哲学研究”相脱节呢？这恐怕只能从研究者对“哲学史”的学科特性、研究方法的认识和理解的方面来找原因。
在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和讨论中，我们曾提出两种研究方式的分类，即“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与“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区分，或者，“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与“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区分。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分类是相互对应的，也就是说，“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所指或含义是相同的，而“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与“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也是同一种研究方式的不同名称。另外，我们还把“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或“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子类，即“历史情景的解释”与“内在理路的解释”。 参见拙作：《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的“导论”之三、四、五节，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省思与哲学史的重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另外，在《哲学史研究中的语境史观与分析史观》（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一文中，韩东晖先生在概述和梳理西方学术界近几十年来对哲学史研究方法讨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语境史观”与“分析史观”这两种理想类型的划分，以及这两种理想类型所内蕴或意指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区分，与我们所做出的区分是类似的。再则，我们想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两种哲学史研究方式的存在和实践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事实”。比如说，中国传统的“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说法，就可以被看做对这两种哲学史研究方式之区分的笼统表述，而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也无疑是“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之运用的典范之一。而从以上的区分和论述来看，我们以为，“中外哲学史研究”蜕变为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哲学史研究的学理根源，就是“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或者“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而“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或者“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则在相当程度上是缺失的。
不过，为了能够更好地呈现和分析我们所从事的“中外哲学史研究”何以会与“哲学研究”相脱节，我们想变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和阐发哲学史的研究方式问题。我们可以把哲学史的研究过程区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或步骤。在第一个阶段（以下简称为步骤A），我们追问和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家何以会产生和提出这样的哲学观点和理论，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个人经历和内在的生命感受触发和刺激哲学家意识到某个或某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并萌生了相应的哲学观点和理论，等等。总之，一句话，在步骤A，我们把负载相应的哲学观点和理论的哲学文本，重新放置在这一哲学文本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情境、历史性的思想语境之中，通过想象和追踪哲学家相应的个人经历、内在心路历程等，来对相应的哲学文本及其中表达的哲学思想进行“历史情境的解释”。在第二个阶段（以下简称为步骤B），我们追问和思考，哲学家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哲学家是如何对问题进行辨析和探究的；针对这些问题，哲学家说了什么，他或她是怎么说的。换言之，在步骤B，我们把目光从外在的历史情境和哲学家的个人经历、内在生命感受转移到相应的哲学文本本身上来，我们关注的是，文本本身所展现的理论结构和思想理路，是对文本本身所包含的哲学论证的追踪、呈现和重构，即对哲学文本本身的内在理路进行“客观的再现”。而在第三个阶段（以下称之为步骤C），我们的主要关切则是，哲学文本之中所展现的理论结构和思想理路是否能够成立，是否存在某些缺环或者不合情理的地方，文本之中所蕴含的观点和理论是值得分享的深刻洞见，还是应该加以扬弃的思想迷误，文本本身所展现的论证是否依然具有自己的说服力，等等。换言之，在步骤C，我们的主要关切，乃是对文本本身所展现的哲学观点、理论和论证的哲学价值和哲学意义的批判性鉴别和考量，就是说，对文本本身所展现出的“哲学”进行“哲学式的”考察和辨析。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步骤C无疑是以步骤B为前提和基础的，而由步骤A到步骤B则存在着视角上的转换。
回头来看，如果我们所从事的“中外哲学史研究”止步于步骤B，而没有走到步骤C的话，那么这种哲学史研究就是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换言之，这种与哲学研究相脱节的哲学史研究形成的学理根源，就是哲学史研究的步骤C的缺失。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步骤A和步骤B，哲学史研究所指向的乃是研究对象的“历史再现”和“客观再现”，而不关涉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之哲学意义和哲学价值的批判性鉴别和考量，即研究者所关注的乃是对象本身说了什么，如何说的，以及为什么如此说，而不是研究者自己要说什么以及如何说。也就是说，在哲学史研究的步骤A和步骤B，研究者将其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对研究对象的同情之理解上，研究者沉浸于研究对象之中而仿佛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而他或她自己的哲学思考似乎休眠了。这样的哲学史研究不仅与哲学研究相脱节，而且哲学研究也仿佛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
另外，至于前面所论及的与哲学史研究相脱节的哲学研究形成的学理根源，我们不妨再进行一点简要的讨论。一般来说，不管研究者所关注的哲学问题或者问题域是什么，也不管研究者具有多么出色的哲学理解力，研究者对哲学史的研究，都是其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很难想象，缺乏哲学史研究之基础的哲学研究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也很难想象，这样的哲学研究还有几分哲学的意味。说哲学研究应以哲学史研究为基础，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所以，问题根本就不是哲学研究是否需要相应的哲学史研究的支撑，而是什么样的哲学史研究才能更好地支撑起哲学研究。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当哲学史的研究止步于步骤B的时候，它就既不能走向哲学研究，也对哲学研究没有什么大的助益。也许“中外哲学史的研究”大多止步于步骤B而缺失了步骤C的现实，恰恰是专注于“哲学研究”的人们忽视甚或漠视“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回头来看，我们可以说，造成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相互脱节的学理根源，主要就在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出了问题，我们的哲学史研究止步于步骤B而缺失了步骤C，或者说，“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而“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则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缺失的。而改变这种现状的学理路径，就是让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再往前迈进一步，而走向步骤C。而当我们进入步骤C的时候，哲学史研究本身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哲学研究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哲学史研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哲学研究，并实现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内在统一。而反过来看，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这样的哲学史研究，并与之相互贯通，循环互动。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无 语
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近年来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峻，人类的生存环境及工业文明正面临着巨大威胁。面对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绿色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我党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出发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我国在面对新常态的发展环境下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该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发展原则，以建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为最终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创新。
【关键词】绿色发展理念;人;自然
一、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背景
（一）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所迫
随着工业革命开展，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文明时期，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生产力水平飞跃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人们从以前那依顺自然、敬畏自然转向如今企图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过分地关注社会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隐性效益，使得自然环境逐渐恶化。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全球气候变暖;区域性极端气候频发;森林面积锐减等一系列征兆都表明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正遭受着不可逆性的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正受到了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着巨大损失。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人口众多、工业底子薄是我们急需解决的客观现实问题，在早期的发展中过分关注经济收益，重视GDP增长指数，而忽视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生态发展观的认识不足，使得工业生产以高能耗、高污染、生产率低下粗放型经济发展形势为主，20世纪末我国GDP的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政府的政策倾向调整，能耗值虽不断下降但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随着时间的累积，人与自然的对抗性矛盾日益凸显，各种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
（二）绿色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
生态环境的恶化，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制约和危害，社会发展不稳定，人民生存环境不健康，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高效。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意识到了需要处理好作为个体的人类与作为主体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循环、科学发展等理念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共识，各国纷纷出台政策引导本国产业发展方式的变化取向。以互联网智能产业、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为主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已悄然展开，这场绿色革命促进社会经济朝着更高效、更便捷、更绿色的方向发展。信息时代的互联网技术加上清洁能源的发现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运用，使得原本高能耗，低效率的落后产业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清洁绿色、可循环低能耗的产业，生产驱动变得更多元化，发展方式以及发展理念更符合科学规律。
面对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现状以及绿色科技革命的发展浪潮，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与时俱进、高屋建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都发表过关于绿色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并表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否发展领域。”为新时代中国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新观点、新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提出了“两大和解”即人同自然和解及人同本身的和解。这两大和解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说明了人、社会、自然需要寻找平衡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两大主题。
（一）人同自然的和解
马克思曾就人与自然的辯证关系这样说道：“被抽象的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但是脱离了人与人类社会而空谈自然那将是毫无意义的了。自然界拥有客观存在性，独立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人及社会的形成发展都要以客观自然界为依托，个体的人生于自然并为了生存开始于其他个体的人交往，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由此产生了社会。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演变，由原始石器社会到封建农业社会再到近代工业社会以及发展到现代的信息文明社会，无论人类生活在哪一时期的文明，都无法摆脱想自然索取物质生产资料这一行为，人是自然界中的有机个体，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全部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离不开自然而独立发展的。
马克思在肯定自然客观性的同时强调了生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提出了“认同自然的和解”，这里的“和解”并不是对人类为了生存发展从自然界获取资环的合理性的否定，而是在提倡人们在向自然界索取的同时也要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尽可能小的影响自然生态的正常运作，认为在人与自然相处时，人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社会发展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在正确地认识自然前提下进行绿色高效发展，处理好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人同本身的和解
人们重新思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关系，在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应该思考造成矛盾尖锐化的根源，就其根本来说，人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就是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虽然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使人类进入更先进的文明时期，但劳动异化、人本质的异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资本主义贪婪、野蛮的本性所造成的。“异化劳动，由于一是自然界，二是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是类同人相异化;它是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每次工作都是饱受煎熬遭受剥削之痛苦，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浪费也使人与自然产生了异化，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敌对的、破坏与被破坏的关系，人依附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在这种生产制度下完全被割裂开来。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满足资产阶级无限贪欲而制定的以保护其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成果绝大多数被资本家所占有，反而造成人们生活环境愈加恶劣，在资本利益的驱使下，生产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资本家之间争夺利益的盲目生产。马克思提出“人同本身的和解”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解，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会造成无底线的逐利竞争怪圈之中，使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惜方式方法去损害他人以及环境，这种单向度的破坏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生产不相适应。
三、绿色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绿色发展理念是我国在面对新常态这一客观环境下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该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发展原则，以建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为最终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创新，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理论指南。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取向
人與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原始文明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水平有限，人们是为生存而被动地适应自然;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对自然有了初步的认识，对自然生态整体环境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较前两个文明阶段有了质的飞跃，人们开始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文明的视角出发，进一步的阐述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的辩证关系，并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深刻总结了自然生态对人类文明所起的客观作用，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能动的作用自然同时自然界也会作为客观尺度去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活动，人类文明大多起源于生态环境良好、水资源丰富、森林茂盛的地方，但是众多古文明的消失，也都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甚至消失在茫茫沙漠之中，这足以看出自然生态对人类文明的重要影响作用。
（二）绿色低碳循环为主的发展原则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的成熟使人们相信只要依靠科技就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利用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已经是全球生产发展的共识，但是科技成果的滥用使经济发展方式渐渐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规律，自视无所不能的人类对自然的扩张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极端天气频繁、资源危机等接踵而来的难题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在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渺小不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矛盾，是生态文明根源性的问题，我们要注重绿色发展，引导科技运用，要合乎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理念，加大对落后污染，能耗高的技术进行改造或者代替，增强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推动绿色产业的规模化。
（三）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发展目标
在党的十九大中我党把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增添了“美丽”二字。就生态文明的视角出发，美丽是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生态平衡的表现形式。把美丽写入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目标，这意味着我党已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对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要想可持续健康的发展，生态环境都是必不可缺的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断，生动形象的体现了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态观念，人们要想保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要把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作为基础。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在追求利益的面前人们往往会忽视绿水青山的生态观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选择低质量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生动形象，是对马克思生态哲学的中国化创新，这也要求我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能让新时代的中国更加美丽和谐，为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贡献出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