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白与杜甫比较范文
李白与杜甫诗歌的比较
1、从内容上讲
李白的一生阅历丰富，交游广阔，涉猎很多，其诗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写景、叙事、抒情、言志、友谊等等。上至宫廷庙堂，下至江湖山川，都有不少诗作。他特别善于把实写虚，把现实化为幻境，有的时候还超脱尘世，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杜甫一生的思想是“致君尧舜上”、“穷年忧黎元”，他的诗歌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计有时事政治诗，批评讽喻诗，军事题材诗，歌咏自然诗，农工百业诗、怀念亲友诗，甚至某些内容无聊的奉和应酬诗，等等。总的来说，李白尚虚，杜甫写实，李白的题材更加丰富，个人色彩和理想主义更浓，杜甫对社会现实的体验更深，涉及面更加丰富，刻画也更加深入。
2、从文采和意境上来讲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才学甚高。他的诗歌有的语言一眼看去十分平易，但是由于发诸真情，一样能够打动人心，如果他诗兴遄飞，使用激情洋溢的词句，那就更加意境开阔，加上想象雄奇，能够带领读者上天入地，引人入胜。他另外一部分诗的特点是疏旷潇洒、清新飘逸，哪怕随意挥洒都可成诗。杜甫家学渊源，七岁学诗，十五岁扬名，也是少年天才。其诗歌讲求遣词用句，语句常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诗歌的精炼严整，非常人所能及。这样的语言使得杜甫的诗以浑厚而鲜明的意境为主。总的来说，两人的文采实在是伯仲难分、不相上下。
3、从风格上来讲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李白的诗歌，其个人的风格特点明显，有的雄浑虬劲，有的清新飘逸，有的豪放不羁，有的汪洋恣肆，总之是纵横飘逸，发兴无端;而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也是多种多样，但是最主要的特征是以沉郁顿挫，凝重精美著称，善于用充沛的感情驾驭精炼奇崛的文字。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明代田艺蘅《香宇诗谈》说道：“诗类其为人，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著，所以诗沉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比如同写友谊，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与杜甫的“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预堆”比较，一个飘逸，一个沉郁，体现出两种风格。
5、从诗歌的意象选择与运用
李诗的意象特别的富于变幻和具有多色调。这一方面源于李诗意象范围的开放性;另一方面，李白诗歌意象的奇幻色彩还主要地得益于他的恣意的夸张和奇特卓异的想象。如他写时光的易逝，人生的短暂就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木暮成雪。”其感染力比经典的“逝者如斯夫”(孔子语)要强烈得多;他写山峰之高就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黄鹤之飞尚不得过”;他写雪花之大就说“燕山雪花大如席”;他写楼台之高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另外，李白似乎特别喜欢以巨额的数量词来作量的夸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此类句子在李白诗中真是俯拾皆是。同时，出身豪富，素喜挥霍的李白还特别喜欢物质珍奇的铺张夸耀。他一喝酒，就要“斗酒十千恣欢谑”，“烹羊宰牛且为乐”，“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他所饰用驱使的器物也莫不是人间珍品：“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盖非此不足以显示其人身份品格之高贵，非此不足以渲染其人气概之壮伟超迈。世间万物尽可任他纵情驱使享用，却没有任何外物可以驱使高贵的诗人。这就是天才的李白，自由浪漫的李白。相形之下，杜甫的诗歌虽也多有高妙的想象，然其意象还是显得比较质实，这与他始终关怀现实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同时，相对来说，杜甫不象李白那样使气豪纵，他更注重精神上的自娱自适，自我满足。而对于物质方面的享受则视之甚淡。这在他的《江村》一诗中得到了充分的流露：“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甚至在宴请好友时，面对粗陋的酒蔬，他也只是报以歉然的一笑：“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在至交好友面前，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慵怠与清贫。实际上更主要的是诗人更看重人与人之间那一份相知相得的融融情味，而非表面上的殷勤与物质的铺张。这显然与诗人恬淡的心境直接有关。
6、从体裁上讲，李白更擅长乐府古诗、绝句，而且写得极精彩，其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七言绝句更是冠绝唐人。其诗气象宏大，格调雄浑，感情豪迈，境界开阔，清新自然，余味无穷。相对来讲他不太喜欢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其律诗数量比较少，但是也有精品。同时，李白也留下了若干词作和散文。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的作品各体兼工，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以律诗、绝句为主，加上一部分排律古诗，他的近体律诗，特别是七律写的尤其出色。此外，杜甫的叙事诗歌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比如著名的三吏三别。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
一.通假字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非)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吁)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脱)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畔)
岁亦莫止 (暮) 维常之华 (花) 玁狁孔棘(急)
偭规矩而改 错 (措) 何方圜之能周兮 (圆) 进不入以离尤兮( 罹)
芳菲菲其弥章 (彰) 延伫乎吾将反(返)
终老不复取 (娶 )
箱帘六七十( 奁 ) 虽与府吏要( 邀 )
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晤)
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 取 )
举酒属客 举匏尊以相属(嘱 )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 凭 )
山川相缪(缭)
杯盘狼籍 ( 藉 ) 长乐王回深父。( 甫 ) 二.多义词
《离 骚》
1、长： ①长太息以掩涕兮(副词，长久) ②长余佩之陆离(使„„加长)
2、善： ①亦余心之所善兮(以为是好的) ②谣诼谓余以善淫(擅长)
3、以为： ①制芰荷以为衣兮(用„„做) ②余独好修以为常(认为)
4、修： ①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美好)②退将复修吾初服(整理)
③余独好修姱以为常(美，美好)
5、虽：①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
②虽九死其犹未悔(即使，纵然)
《孔雀东南飞》
为 1. 为仲卿母所遣 (被，介词。) 2.十七为君妇 (做，作为，成为，动词。) 3.为诗云尔 (作，写，动词。) 4.非为织作迟 (是，动词。或作“因为”， “由于”，介词。) 5.阿母为汝求 (替，给，介词。) 6.始尔未为久， (算，算作.动词。) 7.慎勿为妇死 (为了;连词。) 相 1.相见常日稀 (互相) 3.儿已薄禄相 (相貌，名词) 4.誓不相隔卿 (表示一方对另一方有所动作，是偏指一方，可不译出) 5.及时相遣归 (指代兰芝，可译作“我”。) 6.好自相扶将 (指代仲卿母，可译作“老人家”) 7.还必相迎取 (指代兰芝，可译作’“你”。) 8.会不相从许 (指代仲卿，可译作“你”) 9.蹑履相逢迎 (指代仲卿，可译为“他”。) 10.登即相许和 (指代媒人，可译作“她”) 11.不得便相许 (指代媒人，可译作“你”)
遣 1.为仲卿母所遣 (休，即女子被夫家赶回娘家，动词。〉
2.县令遣媒来 (派，动词。) 施 1. 徒留无所施 (用，动词) 2. 留待作遣施 (施舍，赠送，动词) 取 1. 终老不复取 (通“娶”，娶妻，动词) 2. 还必相迎取 (与“迎，”同义，迎接，动词) 复 1. 幸复得此妇 (又，再，副词。) 2. 红罗复斗帐(双层的，夹层的，名词) 3. 便复在旦夕 (回答，答复，，动词) 会 1. 会不相从许 (当，决，，副词) 2. 于今无会因 (相会，聚会，动词。) 何 1.何意致不厚(怎么，哪里，疑问代词。) 2. 隐隐何甸甸 (无义，句中语气助词，补足音节) 3. 汝今何罪过 (什么，疑问代词) 4. 作计何不量 (为什么，疑问副词) 便 1.便可白公姥 (就，副词。) 2.便言多令才 (很会讲，形容词) 登 1. 登即相许和 (立即，立刻，副词) 2. 郁郁登郡门 (来到，或聚集，动词) 应 1.汝可去应之 (答应，动词) 2. 六合正相应 (合适，动词).
3. 零泪应声落 (应和，随着，动词) 4.以我应他人 (许配，动词) 举 1. 举动自专由 (行动，名词) 2. 莫令事不举 (办成功，·动词) 3. 举言谓新妇 (拿，动词。)
4. 举手长劳劳(举起。抬起。动词词) 言 1.举言谓新妇 (话，名词。) 2.谓言无罪过 (以为，动词。) 3.何言复来还 (说，动词。) 故 1.大人故嫌迟 (故意，副词。) 2.知是故人来 (旧，形容词) 3.故遣来贵门 (所以，连词) 止 1.进止敢自专 (停止，动词) 2.母听去不止 (挽留，阻止，动词) 意 1.何意致不厚 (料，意料，动词) 2.吾意久怀念 (心，心意，名词。) 3.处分适兄意 (主意，名词) 断 1.三日断五匹 (截下来，动词) 2.自可断来信 (回绝，动词) 适 1.始适还家门 (出嫁，动词) 2. 处分适兄意 (适合，依照，动词) 3.适得府君书 (刚才，刚刚，副词) 尔 1.为诗云尔 (不译，语气助词。) 2.君尔妾亦然、 (这样，指示代词) 始 1.小姑始扶床 (才，刚刚，副词。) 2.始尔未为久 (开始，动词) 若 1.今若遣此妇 (如果，连词) 2.君既若见录 (此，，这样，指示代词) 书 1.十六诵诗书 (尚书，名词) 2. 适得府君书 (信，书信，名词) 令 1.县令遣媒来 (官名，即县长，名词) 2.便言多令才 (美好，形容词。) 3.莫令事不举 (使，让，动词。〉
见 1.相见常日稀 (看见，动词。下文“黄泉下相见”中“见”同此) 2.君既若见录 (我，指兰芝，代词。下文“府吏见叮咛，中“见”同此) 3.渐见愁煎迫 (被，介词) 谢 1.谢家来贵门 (辞别，动词。下文“谢家事夫婿”中“谢”同此) 2.多谢后世人 (劝告，动词) 3.阿母谢媒人(谢绝，推脱)
《兰亭集序》
所以 ①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用来) ②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的原因 ) 之 ①仰观宇宙之大 ( 的 ) ②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 取消主谓独立性 ) ③及其所之既倦，( 往 到达 ) 一 ①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 一样 相同 ) ②固知一死生为虚诞，( 把„„看做一样 ) ③一觞一咏 ( 一些 ) ④而或长烟一空 ( 全 )
《赤壁赋》
1、望 七月之望(名词，阴历的每月十五日)
望美人兮天一方(动词 眺望，向远处看)
2、歌 扣舷而歌(唱) 歌曰(歌词) 倚歌而和之(歌声)
3、如 纵一苇之所如(往)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像)
4、然 其声呜呜然(„„的样子，像声词词尾) 何为其然也(这样)
5、长 抱明月而长终(永远) 而卒莫消长也(增长)
6、于 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在) 月出于东山之上(从)
徘徊于斗牛之间(在) 托遗响于悲风(给)
7、而 羽化而登仙(表承接) 扣舷而歌(表修饰)
倚歌而和之(表修饰) 正襟危坐而问之(表修饰)
侣鱼虾而友麋鹿(表并列) 逝者如斯而未偿往也(表转折)
耳得之而为声(表因果)
8、之 凌万顷之茫然(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词)
扣舷而歌之(音节助词)
倚歌而和之(代词，代“歌”)
哀吾生之须臾(助词，取独)
9、其：而不知其所止(代词，它，指“一苇”) 其声呜呜然(代词，那)
何为其然也(代词，指箫声)
方其破荆州(代词，他，指曹孟德)
《游褒禅山记》 其
始舍于其址。(代词，它的，代华山) 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代词，那) 距其院东五里。(代词，那个) 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代词，它) 其文漫灭。(代词，它的，代仆碑)
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代词，它上面)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代词，它的，代华山)
问其深。(代词，代上文“有穴窈然”的“穴”，译作“那个洞”) 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 (代词，代“好游者”，译作“那些”) 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代词，它的，代后洞) 盖其又深。(代词，指代后洞，译作“那”) 则其至又加少矣。(代词，代那些)
既其出。(句中语气助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则或咎其欲出者。(代词，指代“欲出者”，译作“那”) 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第一人称代词，自己)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代词，他们)
第二篇：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一、 思想：
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 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 风格：
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 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 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 擅长的体裁：
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
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
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 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表达了李白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了李白尊重客观规律的观点。我觉得，本诗表现出李白对宇宙之无限与人生之有限的哲学思考。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主张自由是对于具有必然性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心境和境界，也就是对人生现实要有一种宽广旷达的自由胸襟也÷和胸怀，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这种胸怀要在对死的领悟中才能达到。可以说李白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诗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在这种状态中，个人和宇宙、人与天合二为一，自身成为宇宙的化身，人不在受任何外在的东西限制，在这种体验中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的东西了。
第三篇：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
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
1 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李白与杜甫诗歌风格的比较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李白和杜甫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的历史，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
2 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的追求是执着的。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终身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和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诗体上，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言七绝，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
第四篇：李白杜甫白居易乐府诗之比较
唐代乐府发展史上，李白、杜甫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性人物，李白既承上又启下，杜甫承之，直写时事，使乐府方向变化转型。李白乐府诗正多变少，杜甫乐府诗正变相半，迨元稹、白居易等人，已然大变。
“青莲集中乐府累累如贯珠”，李白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李白擅写古乐府而知变。其乐府“根植《风》、《骚》，驰驱汉魏”，“多有古辞”，“绝类汉魏”，又“无一语似汉魏者”。
李白在乐府中运用讽兴手法的诗更多。李白乐府秉承《风》、《骚》旨意，多兴讽当时君臣国事，如《上之回》讽明皇好神仙；《战城南》“刺黩武而戒穷兵者”；《幽州胡马客歌》刺天宝十载安禄山败于契丹等。李白较前人同题作品，诗歌容量体制扩大。李白依古题立义且变古词。这不仅体现在内容的变化，而且体现在句法的灵活多变，结构的跌宕起伏，及对古题意的新发明。内容上，李诗能学而不泥，变化前人。李白乐府能突破汉魏六朝乐府的句法形式。擅长结构变化多姿，文脉跌宕起伏。无论是《行路难》起伏多变的心路历程，抑或《蜀道难》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反复歌咏、一唱三叹、逐步深化，还是《鞠歌行》始伤士不遇、中羡昔贤遇合、终叹今不识士交自况，皆为确例。
赋法讲究铺排，李白常引之入古乐府。李诗意象较稀疏，上下句或者前几句往往都是叙说一个中心，不像杜甫诗歌中意象密集，头绪纷繁。李诗读起来更有一种悠扬之感，似乎难给人细细品味思考的
时间。
诗体上，李白有五言长篇，杂言歌行，七绝，五绝，五律等。杜甫新乐府多为歌行。内容上，李白诗颂美兴讽、边塞战争、闺怨思乡、叹世自放、送友求仙等，杜甫诗基本皆写战争。尤其李白《塞下曲门首》昂扬健举，透露出盛唐气象，而杜诗多写安史之乱，从正面战事、王孙宠妃、征夫其苦战等方面叙述，更贴近现实，较之李白更进一步变化了乐府。
李白上接汉魏，“文质相炳焕”，杜甫继承前人，又学习李白乐府的新变，自创乐府新题，洞开中晚唐新乐府之门。李白集大成而知变，杜甫更变李白为新。杜甫乐府诗在体裁、题材、形式、技法、神理、叙事、议论、兴讽等方面，多学习嬗变李白乐府诗，可以说杜甫是李白古乐府对中晚唐乐府新调转换的津梁。
总揽李白乐府，众体兼备，尤擅歌行，题材多从军边塞，杜甫亦然。至于李《蜀道难》、杜《兵车行》之创体，如出一辙；李杜皆学古不泥并知变，李白乐府法汉魏万墨，“所拟篇幅之短长，音节之高下，无一与古人合者，然自是乐府神理”。杜甫无论教子要熟读《文选》理，还是自己创作乐府诗，皆重取其神。究其然，李杜乐府渊源归一也。李白乐府多兴讽，喜借古题写时事，李、杜皆擅兴讽，前无古人。李白乐府诗多刺时事，且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如《丁督护歌》“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正同于杜诗儒家思想外化而呈现的特点，实启白居易新乐府讽时先鞭；李、杜乐府皆擅写组诗，文脉贯通一气，跌宕起伏多变；李白乐府好发议论，形式灵活，
多置句尾，杜诗议论渐多，新乐府“卒章显其志”，更为程式；李诗如《野田黄雀行》第
三、四句分别绍述第
一、二句的诗歌错置手法，也是杜甫善用的；李乐府诗借用汉大赋主客问答之法，这对杜甫、白居易等新乐府的问答法，赋法有影响；李杜皆擅虚字入诗，擅措谚语、成语、歌谣手法入诗；李白古乐府诗常借古喻今，以秦皇汉武喻唐，杜甫亦然，如《兵车行》等；李白乐府诗中常有第一人称出现，而杜乐府诗中也有不少，如《逼仄行》等。
当然李、杜乐府还有很多不同，“李、杜乐府皆有所托意而发，„„但子美直赋时事，太白则缘古以讽今”，“直赋时事”即指杜甫的新乐府而言，虽李白也有“开元、天宝本纪在内”的诗歌，但相比之下，杜诗史性更明显；李白乐府诗飘逸奔放，行云流水，一唱三叹，无法度而从容于法度之中。杜诗则“词取锻练”，“悲欢穷泰，发剑抑扬”，“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
在盛唐诗坛上,李白和杜甫都写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歌,堪称乐府大家。李白乐府诗的主要成就在拟古乐府，杜甫则更擅长创制新题乐府。在乐府诗里，李白擅长主观述怀，杜甫擅长客观写实。尚虚与尚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同时也使得他们的乐府诗呈现出不一样的境界和风格。
以李白的乐府诗《远别离》和杜甫的乐府诗《丽人行》为例，分析他们在各自诗中表现出来的“虚”和“实”。
李白的《远别离》一诗，实际上是影射当时的时事，是确有所指的，即借舜妃娥皇女英的故事来劝诫明皇不要以国柄轻易授人，忧虑
君主有“龙为鱼”之患，权奸小人有“鼠变虎”之虞，但诗中不好明言，所以就把此意化为舜妃娥皇女英的故事。诗歌表面写虚，但却处处虚中有实，即“以虚写实”。
杜甫的《丽人行》一诗，也是写当时的时事，即讽刺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奢侈。但他并没有像李白一样隐约其辞，而是对一个生活片段进行了严格的写实，几乎不用任何比兴手法。不论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还是写她们的饮食之精，都是客观冷静的白描，不动用任何手法拐弯抹角，而讥讽之意呈现无遗一。尽管用一句隐语“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含蓄地揭露杨国忠的丑恶行为，但丝毫不能左右全诗的写实情境。和李白的“以虚写实”不同，杜甫是“以实写实”。
李白诗意旨多模糊，指向多不明，现实针对性较弱；杜甫诗意旨多清晰，指向明确，现实针对性很强。
李白的乐府诗多是一些感事之作，很难去对应当时的历史现实，这和杜甫乐府诗“诗史”的面目截然不同。他的这些所谓的感事之作，在表现手法上，以借助想象感怀的居多，写实的甚少。有时即便写实，在旨意上也往往显得迷离惝恍。最典型的如《远别离》，借舜妃娥皇女皇的故事来劝诫明皇不要以国柄轻易授人，用“舜帝囚禁尧帝，后又被禹低所逼，出走于苍梧之野”这样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来暗喻可能上演的篡位夺权之悲剧。这样，一场政治危局被诗化为一种迷离恍惚的幻境，而这种幻境又浸染了凝重的绵绵哀愁，使诗在情调上显得更为哀郁。有的反映时事的乐府诗，也写得隐隐约约，像《上留田
行》一诗则在暗示我们：兄弟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政权，竟然动用了兵力去互相残杀。不难看出，这首诗是在借上留田的故事来指涉讽喻时事。《丁都护歌》虽是借乐府旧题来咏时事，不用比兴手法，完全写实，但就像杜甫的《兵车行》一样，没有写清背景是什么。但它的主旨是明确的，即同情劳动人民的艰苦劳动，刻画天热热水旱时的拖船，万仞享凿磐石的辛劳。《蜀道难》用各种夸张比喻的手法来写蜀道的艰难，但其真正所指却众说纷纭。
和李白不同，杜甫的乐府诗大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主旨也比较明确。杜甫写下了有名的‘三史’、‘三别’。杜甫的诗歌，不但为后人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史实，而且提供了比事实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杜甫将他博大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熔铸在对现实痛苦客观冷静的陈述中，使其乐府诗具备了“诗史”的性质。李白的写虚与杜甫的写实，造成了他们乐府诗风格和境界的不同：李诗“飘逸”，杜诗“沉郁”；李诗“惝恍莫测”，杜诗“恳恻如见”。
杜甫继承李白诗歌，杜甫赞李白诗歌因为常创新，故卓然不群，技压群雄。《雨村诗话》云：“不似称白诗，亦直公写照也。”道出李杜诗歌相似处。结句杜甫渴望能再次与李相遇，把酒细细品论诗文。《少年行》是李杜题目字样完全相同的唯一乐府诗，《杜诗镜铨》称杜该诗“略似太白”，同样看出了杜甫对李白乐府诗的学习借鉴。
因安史之乱，杜甫上取风雅汉魏，并直接继承李白乐府，而写出了具有杜甫特点的写实叙事乐府；李白乐府主于意，是白居易新乐府“系于意不系于文”理论的开启者。
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诗歌发展到元白时期，白居易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白居易大量创作新乐府诗，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真而切，继承着“温柔而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直至白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市”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罪恶。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皇帝派出太监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民，揭示了“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
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是杜甫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杜甫所
开创的写实的精神，绕过了大历诗坛对形式的追求，到元稹、白居易的时代才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诗学观点的传承。杜甫以后，也有一些诗人继承其变新的余绪，“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诗歌要写实、要讽刺的主张到了白居易有了更加明确的阐发。他说作诗要“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总而言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作为文而作也。”并且明确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都与杜甫的诗学观点一脉相承。
白居易评论杜甫诗，也是从写实的标准加以裁定的。白居易在创作上继承杜甫写实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乐府诗的写作。杜甫一贯重视运用乐府体裁来反映现实生活。杜甫以前的乐府诗，一方面继承《诗经》及汉魏乐府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即事名篇，自创新题。杜甫的文学活动对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写了很多新乐府、古题乐府等更加创新的诗篇，极大地发扬了杜甫新题乐府的精神。
白居易在《伤唐衢》诗中，说明了写作《秦中吟》的目的：“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明显是要表现民病，以及引起民病的各种政治、社会弊端。他在写《新乐府》时，更是与杜甫的新题乐府一脉相承，而且将杜甫的即事名篇精神进一步发展，以成为讽谕诗。
正因为如此，他才极力推重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石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诸章，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等诗句。白居易的乐府诗，如《秦时吟》中的《轻肥》、《买花》，《新乐府》中的《道州民》、《杜陵叟》、《卖炭翁》、《缭绫》等，与杜甫诗一样，注意表现劳动人民的辛劳与困苦，而且强调作诗时特别需要核实，与现实生活靠近。
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特色，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
李白、杜甫等以乐府诗歌的实际创作，而显示出乐府发展演变方向，但并无理论总结。元稹、白居易继之，提出新乐府理论并进行创作。总之，盛唐李白为古乐府集大成者，是“正宗”；杜甫学习李白乐府而半变，系“大家”；白居易由杜入李而大变，是“正变”。
第五篇： 诗坛巨星——李白与杜甫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高潮，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最辉煌最令人神往的时代。站在那个时代的最顶点上，歌唱出整个民族面貌与命运的最伟大的诗人，无疑是李白与杜甫。一个是放荡不羁，饮酒把诗作的谪仙人，一个是忧国爱民，用泪把诗作的爱国者。虽然他们在年龄上相差只不过十一岁，但是他们却又分别活动在两个不同的阶段里，李白大部分的活动时间是在安史之乱前，杜甫大部分的活动时间则是在安史之乱后，而安史之乱正是唐代发展一个最重要的界碑，它将唐代从此划分为两个全然不同的面貌：在此之前是上山的路，在此之后是下山的路。这两个诗国的巨星，他们并肩站在时代的顶峰，然而心情却大不相同：一个正是从那上山的路走上了山顶，一望四面辽阔，不禁扬眉吐气，简直是“欲上青天揽明月”了;而另一个在心旷神怡的山的顶峰却不得不望见那并不愉快的下坡路。上山的时候似乎只望着天，下山的时候就不得不望着地了“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这两个诗的巨星正是以不同的思想感情，面对着两个阶段的现实，并肩站立在时代的顶峰。
李白是那个时代翻江搅海的弄潮儿。他充满了天真，充满了热情，活的洒脱，活的坦率，他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在他的生活里，置身祖国的美好河山，他发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的赞叹;面对深厚的朋友之谊，他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肺腑之音;深切怀念故乡和亲人，他流露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潺潺思念;看到祖国山河惨遭侵扰，他又怒目圆瞪，唱出“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铮铮誓言;面对皇帝的一时“宠幸”，他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笑声;面对佳宴美酒，自悲身世，愁怀难谴，他又发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感概、、、、、、、这就是李白，一个真性情自然流露的谪仙人。他是天真浪漫的，天真的就是一颗赤子之心，他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每一个读到这样诗句的人，都会感染到他要冲破一切束缚的力量。有人说一读到这样的诗句，就会体会到祖国河山的伟大气魄，而这一气魄也只有在那个时代的高潮上才会更典型的被歌唱出来，李白就是那典型的歌人。他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诗人写出过如此天真而形象的诗句，然而这天真却使得他的感情变得更为真实。他反对六朝的绮丽，因为那是形式的虚伪的，他所以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他要求的是“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那样本色的解放的大刀阔斧的力量。他的诗歌气质又是浪漫的，这浪漫是意味着更高的解放要求，是带着不可抑制的力量，是鼓舞着更为高涨的热情的，这就是积极的乐观的浪漫主义。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就是一个布衣的豪言壮语，这反映了现实中人才解放的客观存在，这乃是李白给予那时代的骄傲。李白是壮浪纵恣的，他的饮酒也是健康的，豪爽的，解放的，而不是萎靡的，颓废的。他的饮酒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勇敢的迎接着现实中的矛盾。“姑苏城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他把一个沉溺与觉醒的矛盾，现实的摆在眼前。这里的诗歌语言是飞跃的，这里的传统意义是讽刺的，而在这矛盾之中，却呈现着无比光辉鲜明的形象。现实生活中随时都是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在这里决定着人类的命运。李白正是大声的唱出这样一个现实，因此他的浪漫主义是热情的，积极的，符合于现实主义要求的。
李白曾说自己的诗是“兴醋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苍州”这不单单是一种自我炫耀，更是对他的诗风的形象化肯定。杜甫说他“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便是称赞李白的诗歌具有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李白诗歌的艺术魅力，必然源于他那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这种感情和个性使得他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就不再是“老实”和拙笨，而是由这种炽热的感情和强烈的个性质变出更高超且自然的艺术表现力。他的诗充满了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
赤城、、、、、、”。在诗人眼里，天姥山是超越五岳、赤城和天台诸山的，在诗人心里，他可以乘明月，一夜飞度镜湖;在诗人看来，天姥山即使是“青云梯”，他也可以任意攀登;在诗人笔下，天气的变化也可以随意驱遣;在诗人胸中，有一个发于我心，生于我笔的美好仙境!——太主观了，太不可思议了，但唯有这主观，唯有这奇岖，这才是李白!他的诗在感情的表达上从不掩抑收敛，而是喷涌而出、一泻千里。他的诗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毫不收敛，任他而去。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用大胆的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其思想愿望时，他便借助非现实的神话，或者绮丽惊人的幻想。无论是情景的瞬息万变，还是情结的跳脱勾连，都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便是艺术，属于李白所特有的艺术。如果说一首诗的思想是一个人的灵魂，内容是一个人的血肉，那么，诗的语言便是这个人的肌肤，好的语言必定会有力的托起思想内容的肌体，使整个人体熠熠闪光，美丽夺目。他的诗歌语言富于变化，绝不单调，富于被动，绝不呆板。然而就在这流动之中，又有无尽的色彩，或热烈、或冷峻、或绚丽、或暗淡、或凄清、或纯净、、、、却使人不为之所震撼，所感染!
现在的我们都有那么一点喜欢风花雪月的浪漫，喜欢无边无际的遐想，因此，欣赏诗歌可能往往偏向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诗歌，于是，李白成了大多人的最爱，我个人也一直都很欣赏李白诗歌的大气磅礴和雄奇浪漫，而谈到李白，不得不提另一位诗坛的巨星——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的“诗圣”杜甫。如果说李白是乐观的浪漫，那么杜甫则是忧郁的浪漫。刘小枫曾说：“苦难记忆证明历史是负疚的，有罪的，而杜甫正是这苦难记忆的见证人，他在无力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时，用自己的双手记录下了历史的罪恶。”杜甫把自己推到个人压抑的屋檐下，背负着对国家、人民的沉重责任感，他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述着时代的面貌和人民内心的悲苦，留给后人一篇篇“史诗”，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以个人诗作可称为“诗史”的，恐怕只有杜甫一人了。或许是历史的罪恶与沉重成就了杜甫，而杜甫则承载着它，使其被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所知晓 、明了„„**的社会现实，长期的生活磨难，使杜甫年轻时的理想壮志逐渐为沉郁、感伤所取代，忧国忧民，慨叹身世，愈至晚年，其情绪愈加强烈。而他又是一位有骨气、有良知的人，其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涌至口边时，又往往强咽下去，使感情更加深沉浑厚。这种回环往复的感情流程发之于诗，便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以波澜老成之感，读之则荡气回肠。 “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往往把思想感情凝聚在秋景之中，在秋天的萧瑟和衰飒中，渗透了伤时忧国的无奈心情。他多年飘泊于长江上下，江流、孤舟、急峡、危城……这一切几乎和诗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他的思想感情也在这些形象上找到了寄托。动荡的江水，陡峭的山峡，孤清的月色，凄历的画角，这些无一不是诗人心情的反映。作为从小就接受儒家正统思想“忠君恋阙，仁民爱物”和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他来说，无法像李白那么潇洒，寄情于山水，或者不问世事，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那般悠闲，他一心关心着国家的安危，作为一个文人，他只能拿起手中的笔，记录这个世界，希望他的文字能唤醒“昏睡”的统治者，他将个人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将个人的穷困和人民的命运相沟通，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写实的诗很多，而杜甫能成为一代“诗圣”，正是因为他除了提供真实的历史事件，还通过叙事、描述、抒情、说理等各种手法将自身情感融进诗里，用一幕幕可感的形象，一段段真实的情感来打动每一个人，正所谓“真正的诗是心的搏动和灵魂的吟唱”，融合诗人真切感受，注入生命力，这正是其魅力所在。
如果说李白的诗像暴风骤雨，以极不平凡的气势感动读者，那么杜甫的诗就像是“润物细无声”的轻风细雨，不知不觉地渗透了读者的心灵。李白的诗让人惊叹，杜甫的诗让人亲近。李白秉承了中国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传统，并为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杜甫则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事实上，后世的许多现实主义文
学流派都自觉不自觉地以杜甫为老师，在现实主义这条道路上进行着更深更广的探索。因此在我看来，李白和杜甫的诗没有优劣之分，没有高低之别，就好像是太阳和月亮，少了任何一个世界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不精彩的，正如韩愈在《调张籍》中所说：“李杜文章在，火焰万丈长。”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创造出更新更美的文章。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 《李白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2， 安琪
《李白研究》 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 裴 斐
《李白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5， 罗宗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文史知识> 6， 安琪，阎琦《李白诗集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版) 7， 刘明华《杜甫研究论集》 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 8， 金启华《杜甫诗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