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简介范文（精选6篇）
双百简介 第1篇
【大全】双百人物名单和人物事迹介绍 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网友推荐 【大全】双百人物名单和人物事迹介绍
为推动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7月20日至8月10日，根据提名情况确定了候选人，向社会公布并接受投票。20天时间内，群众参与投票总数近1亿。在投票评选的基础上，经过有关部门审核、组委会评审组专家投票等程序，最终评选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投江八女、于化虎、小叶丹、马本斋、马立训、方志敏、毛泽民、毛泽覃、王尔琢、王尽美、王克勤、王若飞、邓萍、邓中夏、邓恩铭、韦拔群、冯平、卢德铭、叶挺、叶成焕、左权、白求恩、任常伦、关向应、刘老庄连、刘伯坚、刘志丹、刘胡兰、吉鸿昌、向警予、寻淮洲、戎冠秀、朱瑞、江上青、江竹筠、许继慎、阮啸仙、何叔衡、佟麟阁、吴运铎、吴焕先、张太雷、张自忠、张学良、张思德、旷继勋、李白、李林、李大钊、李公朴、李兆麟、李硕勋、杨殷、杨子荣、杨开慧、杨虎城、杨靖宇、杨闇公、萧楚女、苏兆征、邹韬奋、陈延年、陈树湘、陈嘉庚、陈潭秋、冼星海、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周逸群、明德英、林祥谦、罗亦农、罗忠毅、罗炳辉、郑律成、恽代英、段德昌、贺英、赵一曼、赵世炎、赵尚志、赵博生、赵登禹、闻一多、埃德加·斯诺、夏明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狼牙山五壮士、聂耳、郭俊卿、钱壮飞、黄公略、彭湃、彭雪枫、董存瑞、董振堂、谢子长、鲁迅、蔡和森、戴安澜、瞿秋白。（更多请看下一页）
感动中国人物名单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晓兵、马万水、马永顺、马恒昌、马海德、中国女排五连冠群体、孔祥瑞、孔繁森、文花枝、方永刚、方红霄、毛岸英、王杰、王选、王瑛、王乐义、王有德、王启民、王进喜、王顺友、邓平寿、邓建军、邓稼先、丛飞、包起帆、史光柱、史来贺、叶欣、甘远志、申纪兰、白芳礼、任长霞、刘文学、刘英俊、华罗庚、向秀丽、廷·巴特尔、许振超、达吾提·阿西木、邢燕子、吴大观、吴仁宝、吴天祥、吴金印、吴登云、宋鱼水、张华、张云泉、张秉贵、张海迪、时传祥、李四光、李春燕、李桂林和陆建芬夫妇、李素芝、李梦桃、李登海、杨利伟、杨怀远、杨根思、苏宁、谷文昌、邰丽华、邱少云、邱光华、邱娥国、陈景润、麦贤得、孟泰、孟二冬、林浩、林巧稚、林秀贞、欧阳海、罗映珍、罗健夫、罗盛教、草原英雄小姐妹、赵梦桃、钟南山、唐山十三农民、容国团、徐虎、秦文贵、袁隆平、钱学森、常香玉、黄继光、彭加木、焦裕禄、蒋筑英、谢延信、韩素云、窦铁成、赖宁、雷锋、谭彦、谭千秋、谭竹青、樊锦诗。（更多请看下一页）
相关信息
2009年9月14日，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代表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亲切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李长春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双百人物事迹简介
263．姚明，男，汉族，上海市人。1980年出生，现受聘为美国NBA休斯顿火箭队队员。
2002年，姚明以状元秀身份加盟NBA休斯敦火箭队。在奥运会和世锦赛等赛事中，他与队友协力合作，为我国男篮取得良好战绩。他还热心公益慈善事业。“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向地震灾区捐款约200万元；一个月之后他又通过慈善基金向四川灾区捐赠200万美元。他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
264．洪战辉，男，汉族，河南省西华县人，中共党员。1982年出生，现为中南大学商学院学生。
洪战辉从13岁起就支撑着一个父亲患病、母亲出走、弟弟读书、妹妹待哺的困难家庭。为了照顾好捡来的妹妹，从高中到大学，他将妹妹一直带在身边读书。为了给父亲治病，他背着父亲四处求医。12年的顽强坚持，终于使父亲病情好转，妹妹健康成长。
265．草原英雄小姐妹：姐姐龙梅，女，蒙古族，辽宁省阜新县人，中共党员，1952年出生，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政协主席；妹妹玉荣，女，蒙古族，辽宁省阜新县人，中共党员，1955年出生，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副主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1964年2月9日，龙梅（12岁）玉荣（9岁）姐妹俩替父亲放牧集体的羊群，因遭遇突袭的暴风雪，羊群顺风乱窜。龙梅对妹妹说：“快去叫阿爸帮咱们拦羊”。小玉荣掉转头拼命地跑，但当她发现姐姐一个人在暴风雪中的时候，立即返回与姐姐拼命追赶羊群。集体的羊群最终安然无恙，姐妹俩却被严重冻伤。失去了知觉，醒来过后。由于冻伤严重，龙梅失去了左脚拇趾，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做了截肢手术。
266．赵梦桃（1935-1963），女，汉族，河南省洛阳市人，中共党员。1951年参加工作，生前系西北国棉一厂职工。
赵梦桃是我国纺织战线的一面旗帜。1951年，16岁的赵梦桃进入陕西西北国棉一厂。她进厂不到两年，就创造了千锭小时断头只有55根、皮辊花率1.89％的好成绩。1952年至1959年的7年间，她创造了月月完成生产计划、年年均衡生产的好成绩，仅节约棉花就达1200多公斤。
267．赵新民（1956-2002），男，汉族，山西省文水县人，中共党员。1974年参加工作，1976年加入公安队伍，生前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西门派出所教导员。
2002年2月1日11时许，一名身绑炸药的犯罪嫌疑人，在自治区人民政府门前勒索居民财物。赵新民迅速带领民警赶到现场。歹徒企图闯入天山百货大楼。他发现后，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将歹徒拦住。丧心病狂的歹徒突然引爆身上炸药。人民群众无一伤亡，百货大楼安然无恙，赵新民光荣牺牲，年仅46岁。（更多请看下一页）
268．钟南山，男，汉族，福建省厦门市人，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1960年参加工作，现任广州医学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先后主持国家“863”、“十一五”科技攻关以及国际医疗合作等重大项目。2003年，在抗击“非典”战斗中，他主动请缨收治危重病人，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特等功。他获得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等多项荣誉称号，被授予白求恩奖章。
269．唐山十三农民宋志永、杨国明、杨东、王加祥、王得良、宋志先、王宝国、王宝忠、曹秀军、尹福、宋久富、杨国平、王金龙等村民，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人，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19岁。2008年初，特大雨雪冰冻灾害袭击了南方大部分地区。大年三十下午，宋志永和12名乡亲租了一辆中巴车奔赴灾区湖南郴州抗击雨雪冰冻灾害，正月初二上午到达郴州电力抢险指挥部，成为公司一支编外“搬运队”，一干就是半个多月，被誉为“唐山十三义士”。2008年5月12日下午，宋志永和12位农民兄弟得知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他们又成为最早进入北川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之一。
270．容国团（1937-1968）男，汉族，广东省珠海市人，中共党员。生前在原国家体委工作。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国家运动健将。
1959年，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1961年4月，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上，他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国体坛一位里程碑式人物。
271．徐虎，男，汉族，江苏省徐州市人，中共党员。1950年出生，1975年参加工作，现任上海西部企业（集团）徐虎物业有限公司物业总监。
徐虎自从事水电维修工作，多年来，他每天晚上7点准时打开报修箱，义务为居民修理2100余处故障，花费了6300多小时的业余时间。有8个除夕夜，他都是在工作一线度过，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晚上七点的太阳”。他主动带徒，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服务理念传授给徒弟，形成了广泛的“徐虎效应”。
272．徐本禹，男，汉族，山东省聊城市人，中共党员。1982年出生，现任华中农业大学经管学院辅导员兼校团委副书记。
2002年，当时正在华中农业大学读书的徐本禹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到贵州省大方县的小学进行为期23天的支教。支教结束时，他对孩子们许下“大学毕业回来教你们”的承诺。大学毕业时，他放弃读研究生的机会，自愿到贵州山区义务支教两年。返回华中农业大学攻读研究生后，他从2004年7月至今，先后筹措捐款100多万元，筹集捐赠物资折合金额超过500万元，全部用于贫困地区教育事业。
273．徐洪刚，男，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中共党员。1971年出生，1990年入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71332部队副政委。
1993年8月17日，徐洪刚在探家归队途中，与抢劫乘客财物的4名歹徒英勇搏斗，在胸部、腹部、臂部被歹徒连捅14刀、肠子流出体外50多厘米的情况下，用背心兜着肠子，忍着剧痛追赶歹徒，直至昏倒。徐洪刚始终保持英雄本色，义务担任几十所大专院校的校外辅导员，长期资助30余名失学儿童、下岗职工和灾区群众。在汶川抗震救灾前线，他徒步带领官兵3次勇闯映秀至汶川的“死亡大峡谷”，为灾区群众送去了救命粮。
274．桂希恩，男，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无党派人士。1937年出生，现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999年，桂希恩发现了中国第一个艾滋病村。从此他与艾滋病的防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5年多时间里，他数十次到艾滋病流行区做调查、救治艾滋病人。2001年，为了证明艾滋病不会通过普通接触传染，他将5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共同生活了5天。因为他的宣传号召，让广大的老百姓认识了艾滋病。他是证实湖北省存在组织胞浆菌病的第一人，是发现湖北省马内菲青霉菌病的第一人。
275．秦文贵，男，汉族，河北省平山县人，中共党员。1961年出生，现任中石油工程技术分公司副总经理，全国青联副主席。1982年，从华东石油学院毕业的秦文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国海拔最高、环境最艰苦的青海油田。在那片戈壁荒漠里，他一干就是20年。先后主持完成了“狮子沟裂缝油藏综合研究”、“尕斯库勒油田开发井优化井身结构”等多项科研项目，解决了大量生产技术难题，使两个月打成一口井的梦想变成现实。
276．袁隆平，男，汉族，江西省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1930年出生，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著名农业科学家。
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40多年如一日，全身心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他领导研究的超级杂交稻项目正朝着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顺利推进。20多年来，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稻56亿多亩，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000多万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总和。杂交水稻还被推广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因此被海内外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277．郭兰英，女，汉族，山西省平遥县人，中共党员。1929年出生，1946年参加工作，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唱家。
1946年，她毅然加入革命艺术队伍，在歌剧《白毛女》中扮演的喜儿、在《小二黑结婚》中扮演的小芹、在《青山常在》中扮演的冬花等，均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戏曲功底深厚，演唱兼蓄神、情、形、声、腔、字六艺之美。她演唱的歌曲《北风吹》、《绣金匾》等，演唱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南泥湾》等民歌均为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名曲。
278．钱学森（1911-2009），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1911年出生，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55年回国。他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79．常香玉（1923-2004），女，汉族，河南省巩义市人，中共党员。生前曾任河南豫剧院院长、戏曲学校校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13岁即以演出新改编剧《西厢》而闻名。她把风格不同的各种豫剧唱腔融会于豫西调中，独创新腔，成为豫剧中的一支主要流派。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她率领剧社在西北、中南等地区义演，以演出全部收入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被誉为“爱国艺人”。
280．梅兰芳（1894-1961），男，汉族，江苏省泰州市人，中共党员。生前曾任中国戏曲学院首任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兰芳出生于京剧世家，不但继承了京剧传统艺术中的精华，还对京剧旦角进行了创造和发展。他创立的“梅派”艺术体系成为旦行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流派。抗日战争期间，他排演的《抗金兵》、《生死恨》，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敌的决心。
281．黄昆（1919-2005，）男，汉族，北京市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生前曾任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
黄昆是中国固体物理学先驱、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西南联大毕业后，他长期从事物理理论研究，大胆从理论上预言了与晶格中杂质有关的X光漫散射，并被实验所证实，以后被称为“黄散射”。他受邀与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合著《晶格动力学》一书，至今仍是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他于1956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期间，著有《固体物理学》教材，为中国信息产业培养了第一批人才。2001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82．黄继光（1931-1952），男，汉族，四川省中江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135团2营通信员。在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所在部队受阻于零号阵地。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带领两名战士冲了上去。两名战士一名牺牲，一名负伤，他也身负重伤。接近美军中心火力点时，他用力甩出最后一颗手雷，美军火力点被炸掉半边，黄继光也被震昏了。就在部队发起冲锋时，美军火力点内残存的机枪又向志愿军冲锋部队疯狂扫射。这时，黄继光醒来了，向火力点直扑上去，用胸膛堵住疯狂扫射的敌枪眼。
283．彭加木（1925-1980）男，汉族，广东省番禺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彭加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3次进入罗布泊地区，调查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为我国植物病毒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1980年5月，他带领一支综合科学考察队进入新疆罗布泊考察。6月17日上午10时，为解决缺水这一困难，他独自外出找水，走向沙漠深处，不幸被狂风掀起的沙浪淹没，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84．焦裕禄（1922-1964），男，汉族，山东省淄博市人，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后，投入封沙、治水、改地斗争。他忍着肝病的折磨，靠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走访。他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植树治沙，取得了显著成效。1964年5月，焦裕禄因肝癌不幸病逝，年仅42岁。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
285．蒋筑英（1938-1982），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蒋筑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1965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建成了国内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但从不据为己有。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期间，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年仅44岁。
286．谢晋（1923-2008），男，汉族，浙江省上虞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导演，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电影艺术家。
谢晋一生拍摄了《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等20多部优秀影片。其作品紧贴时代，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灵，成为几代人敬重和爱戴的电影艺术家。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有突出贡献艺术家等荣誉，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生成就奖。
287．谢延信，男，汉族，河南省滑县人。1952年出生，现为河南焦煤集团鑫珠春工业公司工人。
1974年9月，谢延信新婚一年的妻子生下女儿后因产后风不幸去世，留给他两个年迈多病的老人、一个呆傻的内弟和一个年幼的女儿。35年来，他用自己的爱心、孝心全力照顾亡妻的3个亲人。2003年，谢延信因脑出血落下了反应迟钝、行动不便的后遗症，他便让妻子来焦作市共同照顾前妻一家。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大孝颂歌。
288．韩素云，女，汉族，山东省梁山县人，中共党员。1961年出生，现任广西南宁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副主任科员。1983年在家务农的韩素云为了支持参军戍边的未婚夫倪效武安心服役，未过门就主动搬进未婚夫的家，毅然挑起了一家9口人的生活重担。她既要照料多病的祖母、公婆，又要照顾双目几乎失明的小叔和上学的双胞胎小姑，还辛勤耕种12亩责任田。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她不幸患上“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症”。但她每次给丈夫去信也从不透露任何难处。
289．鲁冠球，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1945年出生，现任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
鲁冠球于1969年以4000元钱起家创建万向集团。近40年来，他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10个国家建立了涵盖汽车零部件制造、矿产资源开发、远洋捕捞等领域的22家公司。他还先后在黑龙江、新疆、河北、江西等地投资发展创汇农业，使数十万农民从中受益。2008年万向集团实现营业收入475亿元，上缴国家税收13.91亿元。
290．窦铁成，男，汉族，陕西省蒲城县人，中共党员。1956年出生，1979年参加工作，现为中国中铁一局电务公司电力工高级技师。窦铁成从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学习型、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术专家。参加工作30年来，他先后主持安装铁路变配电所38个，全部一次性验收通过。中国中铁一局电务公司电力专业共有职工460人，窦铁成的徒弟就有308人。他被工友们称为“金牌工人”、“工人教授”。
291．赖宁（1973-1988），男，汉族，四川省石棉县人。1973年出生，生前系石棉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
1988年3月13日，赖宁写完作业向楼下走去，一眼望见冲天的火焰正在山林里蔓延，那是县城附近的一家工厂的信号线被大风吹到高压线上，由于电线短路的火花引起了山林大火。赖宁来不及向生病的妈妈打个招呼，就飞快地直奔火场，投入扑火战斗。他一次又一次地冲向火海与火魔拼搏。大火终于扑灭，3500多亩国有林保住了。第二天，人们发现了赖宁的遗体。
292．雷锋（1940-1962），男，汉族，湖南省望城县人，中共党员。1960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65639部队汽车连班长。
雷锋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解放后，他始终以“螺丝钉”精神，干一行、爱一行，最苦最累的活，他总是冲到最前面。他乐于助人，关心同志，只要遇到别人有困难，他都尽全力帮助。1962年8月15日，他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年仅22岁。1963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
293．翟志刚，男，汉族，黑龙江省龙江市人，中共党员。1966年出生，1985年入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2008年9月27日下午16时41分至17时00分，翟志刚穿着中国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圆满完成我国首次空间出舱任务，他在茫茫太空挥动五星红旗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在“神七”任务中，他作为出舱航天员，出色完成了我国首次空间出舱任务，为我国探索和利用太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94．谭彦（1960-2004），男，汉族，吉林省集安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副院长。1985年，谭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审判庭工作。在工作中，他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成为一名铁法官。1994年6月，他连续高烧5天不退，还坚持4次开庭，庭审完后才去医院治疗。2004年11月，谭彦因病逝世，年仅44岁。
295．谭千秋（1957-2008），男，汉族，湖南省祁东县人，中共党员。1982年参加工作，生前系东方汽轮机厂所属东汽中学学生工作处主任，四川省特级教师。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波及绵竹。在地震中，东汽中学一栋教学楼顷刻坍塌。当时，谭千秋正在这栋教学楼的教室里上课，他迅速组织同学们向楼下疏散。当他得知有几个同学还没有离开，立即从三楼返回四楼。看到水泥天花板即将坠落，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扑了上去，用双臂将4名高二一班的学生紧紧地掩护在身下。5月13日晚上，当人们将他的遗体扒出来时，他的双臂还是张开的，趴在讲台上。
296．谭竹青（1931-2005），女，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竹青从事居委会工作50多年。上世纪80年代初，她拿出自己的微薄积蓄创办社区服务网点。为解决社区居民孩子入托，她无偿把自家住房拆掉一半扩建幼儿园。十几年来，她把政府发给自己的10多万元奖金全部用于社区建设和扶贫帮困，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
297．樊锦诗，女，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1938年出生，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扎根戈壁沙漠40多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她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等13项文物保护工程，独创了一套新型砂砾岩石窟崖体裂缝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工艺和技术。她牵头起草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成为甘肃省第一部为保护一处文化遗址作出的专项立法。她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集中展示了敦煌石窟百年研究的成果。
298．潘多，女，藏族，四川省德格县人，中共党员。1938年出生，1958年参加工作，江苏省无锡市体委原副主任。
潘多是第一位从北侧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著名女登山运动员。她1959年2月4日登上6330米的唐拉堡峰，同年7月7日登上新疆慕士塔格顶峰，创造了女子登山高度世界纪录。1975年她已经37岁了，而且是3个孩子的母亲，但作为中国登山队副队长，她与8名男队员一起，于5月27日从东北山脊登上海拔8848.13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
299．戴碧蓉，女，汉族，湖南省汨罗市人，中共党员。1957年出生，现任湖南省株洲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肢残协会副主席。
1968年9月14日，11岁的戴碧蓉在株洲火车站调车场旁边，看到3个孩子正在铁道上低头玩耍。这时，一列溜车正飞奔而来。千钧一发之际，戴碧蓉向轨道飞奔过去，将一个不满6岁的男孩抱出轨道后，转身又冲上去把一个不满4岁的女孩抱下来。这时，溜车距离铁道上的另一个小男孩只有两三米远了。危急之中，她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使劲将小男孩推出轨道，而自己却被溜车无情碾过，永远失去了左臂左腿，造成终生残疾。
300．魏青刚，男，汉族，河南省固始县人，中共党员。1975年出生，现为河南省郑州市龙之装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魏青刚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水性。2005年，魏青刚在青岛打工。8月8日，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青岛市崂山海岸边观看“麦莎”台风带来的海潮。一个巨浪袭来，意外发生了，岸边一位女青年被卷入海中。发现落水女子在怒海深处时隐时现时，他连续三次跳入大海，经过40分钟的艰苦努力，落水女青年终于被救上岸，他没留下姓名就悄然离开。
双百简介 第2篇
——纪念“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指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本人结合工作，在学习当代史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基础上，不揣浅陋，撰写了这篇学习札记，请各位专家、朋友批评指正。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社会背景
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云谲波诡，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1956年2 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随之而来的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决策者们冲破苏联模式的决心，加快了寻找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步伐，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以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避免因矛盾处理不当而引发对抗的基本思路。具体到文艺领域，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艺思潮的变化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解冻文学”思潮随之兴起，一批在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被相继“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行政化、文学创作模式化的质疑，显示了苏联文坛企图“复活”俄苏近、现代文学传统的努力，激发了中国作家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的重新认识，构成了“双百”方针提出的国际文化背景。
从国内来看，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清反革命”运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毛泽东作出了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论断，要求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发掘和动员建设资源，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直接的、间接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成为当务之急。其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自然是至关重要的。而在知识界，情况并不容乐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留下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散，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观望;解放区来的作家则缩手缩脚，创作热情锐减；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小心翼翼；为数不多的文艺作品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在这种状况下，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条件的重要许诺，承认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对象。毛泽东则在讲话中批评了那种“老子革了一辈子命，没有知识分子也行”的论调是“很不聪明的”。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昧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啊，没有他们（知识分子）就不行了。”（1）毛泽东的这番话，讲到了“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和西汉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是一个道理，无疑给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鼓舞。会后，文艺界首先活跃起来。中国作家协会于2月27日至3月6日召开会议，200多人出席。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书面发言。会议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与会者。刘少奇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与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会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发表主题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3月25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
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当时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历史任务的理解、对知识分子评价的变化以及文艺政策的逐渐松动，也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原因和有利条件。
二、“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
作为党指导文艺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政策，“双百”方针是经过多次酝酿、反复论证才正式公布的，它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百花齐放”是在戏曲问题的争论中提出的。中国戏剧丰富多彩，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曲，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批判封建旧文化时将中国戏也列在反对之列，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方针。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作了“推陈出新”的题词，明确了如何对待传统戏剧的态度。但全国解放后争论又起，有人主张全部继承，不愿批判地继承和改革;有人则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应全盘否定。在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应“百花齐放”，周扬认为这个提法很好，向毛泽东作了报告。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大字。这一题词实际上成了建国初期戏曲工作的指导方针，但是尚未涉及整个文艺界、科学界。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1953年中央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的研究工作组织三个委员会。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了建议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10月，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会的会议上，陈伯达传达了这个精神。另据历史学家黎澍回忆:在1953年或1952年，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合作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出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毛回答:“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又指示:“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2）如何编写党史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苏联曾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斯大林时代联共(布)党史的定本。毛泽东虽然对该书作过较高的评价,但他不赞成斯大林搞定本的做法。1955年9月，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表示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可见，毛泽东反对用行政手段去处理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反对以个人是非为是非。1955年底,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参观孙中山故居时对我陪同人员说,他不同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论。当时,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是否应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出。195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3）1956年2月，中央在颐年堂开会，陆定一在会上向中央报告了有关遗传学、医学和史学研究工作的争论情况和他的意见。陆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只有罗马梵蒂冈教皇做过这种蠢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这一类蠢事。这种蠢事阻碍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4）同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要求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应该提倡实事求是的自由辩论，反对强词夺理，反对少数人垄断和滥用行政方法去解决问题。《指示》还没有使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1956年4月中旬,毛泽东看到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长哈格尔的一份谈话纪要，哈格尔认为，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苏联科学（如生物学家李森科的学说）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认为每句话都是神圣的。这份材料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他批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此件给他一阅。”（5）此后,毛泽东曾在一些讲话中将李森科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争论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告诫大家。有个单位向中宣部请示,要中宣部对某个学术问题先作一个结论再去进行学术批评。为此，毛泽东说:“让马克思来当中宣部长,让恩格斯当中宣部副部长,再加一个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那么多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6）中国古代有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准绳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对孔子的迷信，但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渐渐形成了以马、恩、列、斯及毛的言论为是非标准的教条主义学风。上述例子与其说体现了当时毛泽东个人胸怀之博大、头脑之清醒，不如说是反映了建国初期我党寻找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只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百家争鸣”的口号还没有公开宣传。
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围绕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展开，强调了不可盲目地学习外国，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也应该学习等。4月27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讲话，陆定一在发言时认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争鸣，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陆定一讲到了自然科学的问题：“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7）他还说：“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如果有人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8）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9）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解放军进城的前夜，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10）周恩来问陆定一：“最近看《十五贯》没有？”陆定一说：”我看过，很好。“毛泽东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的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11）陆定一继续谈到：”在文艺问题上有无数的清规戒律，日丹诺夫有几条，马林科夫有几条，这个有几条，那个有几条，很多很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他政治上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写几篇自然主义的东西，毛主席讲民主党派万岁，因为他们赞成社会主义。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12）4月28日，大会继续讨论，陈伯达也讲到了科学、文化的相关政策问题。他说：“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是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啊，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陈伯达还讲了毛泽东关于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情况，并说：“这是一个方针，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一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上、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13）随后，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其中第五点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14）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15）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16）至此，“双百”方针已经被比较清晰地描述出来了。
5月26日，陆定一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联的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为首都1000余位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双百”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17）他以戏曲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效果和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来说明这一政策的正确和必要。他解释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18）陆定一还就文艺题材和文艺批评问题作了阐述。6月7日，陆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送给毛泽东审阅，毛在个别地方做了改动后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6月13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界，一般认为“双百”方针是毛泽东提出的，但究竟在什么时候提出，怎样提出，又存在诸多争议。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表，标志着“双百”方针的正式提出——向全社会公布并开始实施。提出时间是1956年6月13日。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并进一步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次讲话经整理补充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三、“双百”方针引发的争论
在“双百”方针的贯彻过程中,出现了来自右的和“左”的两方面的声音，分别以钟惦棐《电影的锣鼓》和陈其通等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为代表。钟文在反对教条主义和行政干涉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家之言,争鸣不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陈文则站在“左”的立场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文艺界状况作了片面的分析和估计，对“双百”方针提出了质疑。《人民日报》在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对该文是否正确一直没有表态，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说会给读者造成错觉，以为这篇文章代表了中央的态度,而实际上陈文是与中央精神相对立的。当时赫鲁晓夫不赞成“双百”方针,以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真理报》不登陆定一的文章,却登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而台湾的报纸则登了钟惦棐的文章。对此，毛泽东风趣地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泽东在1957年多次提到上述两篇文章,批评“左”、右两种倾向，同时认为在这两种倾向中“左”是主要的，危害更大。此后，《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遗传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对李文极为重视，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李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必由之路》，还亲自代写了编者按语：“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19）
在“双百”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人们记忆较深的另一次争论是由郭沫若引发的。当时担当中国文化代言人角色的郭沫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言时说：“我们的‘百家争鸣’不仅要鸣，而且要鸣得好；不仅要争，而且要争得好。”这个发言见报后，马上引起“争鸣”。有的说“争要争得好，鸣要鸣得好”这种提法会让人意识为“争得不好的就不能争，鸣得不好的就不能鸣”；有的说郭沫若认为“百家争鸣”不要乱鸣，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一些乱的；有的说应该从精神上去理解“百家争鸣”，不应该事先限定一个框子；著名民主人士、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干脆直接提出反对郭沫若的观点，表示不同意在号召“百家争鸣”的同时定出过多的清规戒律来，并且在1956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郭沫若谈到百家争鸣，说争要争得好，鸣要鸣得好，将‘争鸣’一词离而为二，仍未脱二十年前轻浮故态。”（20）195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略论“百家争鸣”》的评论员文章：“„„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或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也要看各人自愿。„„争论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相互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友人之间，还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这些不同的争论都各有不同的基础，不能强求一律。”直到今天，我们读这篇文章仍能深切感受其思想之解放，可见当时中央推行“百家争鸣”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四、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阐释
1957年初，毛泽东针对我们的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党内外各种场合，多次就“双百”方针的背景、内涵、意义进行阐述，并对”双百"方针的应用范畴作了新的延伸和扩展。
第一，“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但依然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会在科学文化中得到反映。有人怀疑“双百”方针，重要原因之一是怕放出“毒草”，怕引起思想混乱。针对这种顾虑，毛泽东生动地说，中国六亿人口，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都不发表意见，统统口上打个封条，只有吃饭时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呢。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说话，把它堵住那是难办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是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说服力。毛泽东认为，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和丑恶现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错误东西的存在并不奇怪，也用不着害怕，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同它作斗争，在大风大浪中发展。
第二，“双百”方针符合辩证法，符合真理发展规律。毛泽东认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恶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如果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以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会导致人们的思想衰退，见不得世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统一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他告诫党员和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还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读一读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
第三，尊重艺术和科学发展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认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他以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例，说明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对于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轻率地作结论。他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学派、风格，禁止另一种学派、风格，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
第四，“双百”方针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21）他尖锐地提出: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放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收是错误的，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表现了他博大的气魄和胸怀。实行放的方针，实质上是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是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第五，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还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也有人担心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党内外会议上多次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但仍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中宣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供会议代表参阅。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作了若干批注。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容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在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不许怀疑吗”；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22）毛泽东的批语虽然十分简洁，但已真实地反映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五、“双百”方针的积极影响
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受到了文化界、知识界的热烈欢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1956年初到1957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的时间内，科学文化部门的思想空前活跃，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批判的热情空前高涨。
第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会议，是生物学领域中的摩尔根学派和李森科学派之争。这两个学派的争论，在苏联一度被认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较量。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建国初期我们也采取独尊李森科学派而贬损摩尔根学派的态度，一些科学试验遭到粗暴干涉而被迫停止，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竟遭到政治批判。对此，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中科院进行调研，要求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加以解决。1956年8月，全国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与会130多人中包括了我国遗传学界两派的主要学者。中宣部有关负责人针对遗传学界两派之间严重对立的不正常状况，阐述了党的“双百”方针，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遗传学的各种帽子，强调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待，不要急于作结论。这是“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为贯彻落实这个方针，突破苏联模式而召开的一次影响巨大、效果良好的会议。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参加了这次会议，40年后老人回忆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是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23）这次会议打破了几年来我国遗传学派形成的“一家独鸣”的僵硬局面，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其他如中国地理学会关于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能否组成地理学以及地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动物学会关于麻雀是不是害鸟的争论、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关于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的争论、电影界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哲学界关于真理的讨论等等，呈现出非常热烈的“争鸣”局面。据1956年12月21日新华社报道，当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50多次，多于过去的任何一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共有2000篇以上，也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使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起来了，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了。
“双百”方针的实行，对文艺界来说无疑更是春天的消息。1956年底，中国作协作出决定，从1957年起，文学期刊一律取消“机关刊物”的说法，而以某某社或编委会代替，以显示各文学期刊地位平等，淡化“领导、指导”的色彩。广大作家、艺术家满怀激情，采用各种艺术形式，以不同的风格，生动地描绘了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崭新风貌。同时，以理性的烛照，深入艺术实践的广阔天地。首先，“双百”方针激发了一大批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老作家的创作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自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解放区文学传统间形成的隔阂。许多跨时代的作家都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他们包括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徐玉诺、饶孟侃、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出版部门也出版了（或计划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和废名等作家的作品选。包括张友鸾、张恨水等现代通俗作家在内的许多老作家和袁可嘉等外国文学翻译研究者一道，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传统资源的相对狭隘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第二，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及其内涵，何其芳、秦兆阳、周勃、刘绍棠、陈涌等人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其中秦兆阳的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的影响最大。文章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显然，作者受到苏联文学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重新界定的影响，也反映了中国文坛对5 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教条主义倾向的反思。这些思考在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强调、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干预、对文学创作主体的肯定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胡风文艺理论的延续。另一方面，钱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阐发，又与有关典型、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一起，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提出了批评。第三，涌现出一大批直面现实的创作成果。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剖析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发展进程的消极现象，同时又在揭示的过程中廓清时代发展大的主流和走向。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以往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折射时代的变迁。
六、“双百”方针的现实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雾中走出来。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从文艺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出发，主张在文艺工作中全面准确地实行“双百”方针。他明确指出，一定要坚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对“双百”方针作了全面阐述，赋予“双百”方针以科学的内涵。他在谈到“百花齐放”时说，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谈到“百家争鸣”时说，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他主张把“双百”方针看作是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看成是相互交流、吸收、共同发展的方法和手段。“双百”方针也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文艺政策，江泽民对“双百”方针有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论述。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符合社会主义文艺规律，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方针。文艺是一个需要极大地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领域，实行“双百”方针，要求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造。无论是提高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艺术的优劣高下和学术上的是非，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艺术实践，靠平等的争鸣。要在努力探求客观规律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同志式的讨论，支持学术上、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和竞赛，使不同学术观点、艺术观点之间，能够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正确地实行“双百”方针，就能有效地加强理论与创作的引导力度，推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从邓小平、江泽民对“双百”方针的论述中，我们体会到两个层面的辩证统一：既强调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正确创作思想的重要作用，强调艺术家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本质的能力。
进一步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关键是处理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关系。有人担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会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所说的指导地位，是指各种学术流派、艺术派别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我们所说的“百家”和“百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如果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会声音单调、色彩灰暗、观念僵化、思想停滞，这样的文化是不会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同时,“百家争鸣”也不是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绝对的自由争鸣是不存在的，否则也就无所谓“百家争鸣”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争鸣,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理论研究是苍白乏力的。“百家争鸣”的目的不在于搞什么经院哲学，而是为了鼓励对现实问题的大胆探索。如果各种流派和学说缺乏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势必出现良莠不分、观念浅薄、思想混乱的局面。这样的“百花”和“百家”必然贻害党、贻害祖国、贻害人民。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事实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坚持“双百”方针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更好地把握正确方向、开阔视野、深化研究，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此外，还应处理好“双百”方针与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其他方针的关系，如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等等。
周扬与“双百”方针 第3篇
关键词：周扬,双百方针,文艺政策,民主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湖南益阳人,中共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院士。周扬的一生是与党的文艺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30年代的“左翼”文化到延安解放区文艺,从新中国成立构建“新的人民的文艺”到新时期文艺上的“拨乱反正”与繁荣发展“,周扬”都是一个不可越过的名字,处于显要位置。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1956年,中国宣布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将全面启动“,双百”方针就是在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氛围下提出来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分别于1950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将两者相提并论并作为一个方针提了出来。
根据美国研究者莫里斯·梅斯纳的观点,当时中国提出“双百”方针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官僚主义,即解决在创造一种现代经济的同时,如何避免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家和社会官僚主义化的问题;二是发展经济的需要,因为要发展现代经济,就要加速展开科技研究工作,这就需要造就大量的技术知识分子,因此思想压制日益成为经济上的不利条件[1]187。而促使这一新政策实施的更深层原因是中国同前苏联的交恶。中国需要结束对“苏联老大哥”的依赖,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2],而要造就自己的“专家”。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需要也正是毛泽东所阐述的提出“双百”的理由:“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3]49“双百”方针的主要内容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50。
可见,所谓“双百”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给予艺术和科学一定自由发展的空间。艺术上主要是指可以创作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科学上主要是指可以发表不同的见解,互相讨论。这里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毛泽东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谈各种意见。”[4]二是对于艺术和科学中的问题应采取自由讨论和实践的方式去解决,避免行政力量强行干涉。
二、周扬对“双百”方针的阐释与实施
自从“双百”方针提出后,周扬就一直坚决拥护,坚持贯彻实施。即使在“双百”运动转变成“反修”“、反右”运动之后,周扬也强调“双百”方针的重要性。周扬在“反右”运动总结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有关“双百”的很多说法同新时期极为相似,只是基于当时的形势将“双百”与“反修防修”结合起来论述。甚至在“文革”前夕,周扬还在提倡“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这个方法最主要的就是要容许发表不同意见,容许进行充分讨论。”[5]404
周扬不仅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而且基于自己在文艺界的领导位置还对“双百”方针作出了新的解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双百”是“自由”的体现。周扬说“:在我国,文艺和科学事业是享有充分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这种自由的重要保证。”[6]41这里涉及周扬对“创作自由”的理解,周扬认为“创作自由”并不是指“绝对自由”,而是有一定限度的,凡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都要加以限制和禁止。“作家只有和时代和人民相结合,才能有真正的广大的自由。”[6]42从这里可以看出,“双百”方针既是“自由”的体现,同时也规定了“自由”的限度。
第二,将“双百”的贯彻具体到题材、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这主要是针对文艺创作而言的。周扬指出:在题材方面,在提倡写工农兵题材的同时,也决不排斥作家按照不同的经验、特长、兴趣写各种其他的题材;在创作方法方面,在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允许作家采用其他的创作方法;在艺术风格方面,鼓励多样性和个人独创性[6]43。
第三,将“双百”与“自由化”和“教条主义”相区别。周扬说“:我坚决主张贯彻‘双百’方针,但领导上不要简单化。反对‘双百’方针的有两种: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双百’方针搞成自由化;教条主义者也有一种思想,故意放手,让毒草全出来,再来批评‘双百’方针。”[5]210可见,周扬通过区别“双百”方针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教条主义”,实际上规定了“双百”的限度:既不能搞“绝对自由”式的任意创作、随意言说,也不能搞“放饵钓鱼”式的“假双百”。看来这个限度确实很难把握。
三、周扬与新时期“双百”方针的重释
周扬在继续强调“双百”的基础上,基于当时的新形势又对“双百”进行了重释,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双百”方针是文艺界“民主”的制度化保障。新时期伊始,刚刚复出的周扬就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的发言中说“:毛主席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艺术上的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毛主席在这里讲了两个‘自由’,因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没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一定的民主空气是不行的,这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完全是两回事。”[7]10周扬这时已经不是在冷战的情境下,仅仅以“双百”的“自由”反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自由化”,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情境中将“双百”方针作为文艺界“民主”的制度化保障。这从周扬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已经写进了宪法就可以看出来。
周扬之所以如此重视“双百”方针的制度化建设,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一以贯之地执行这一方针并非易事。周扬颇为犀利地指出“: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是一个十分激烈的斗争过程。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有两种倾向的斗争;既要反对右的或修正主义的倾向,又要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简单粗暴的倾向。两类矛盾,两条道路,两种倾向,相互交错,相互转化。斗争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非常微妙而又尖锐的。”[7]62而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又成为焦点和主线。
值得注意的是“,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就与批判修正主义结合到了一起。这主要是由于国际事件引发的。因为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这引起了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引起高度警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节“关于百花开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论述“双百”方针的部分中,特别提出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3]58
第二,强调形式和风格的重要性。周扬在新时期重释“双百”的另一个倾向是关注形式和风格的重要性。周扬说:“过去讲百花齐放,没有十分重视形式和风格,现在我觉得应该注意。”[7]32在形式方面,周扬指出:“讲到形式,我不能不提到民族形式、地方形式的问题。”[7]10在风格方面,周扬指出“:毛主席十分重视艺术家个人的独特风格和学派。‘四人帮’否定艺术个性,要消灭不同的风格和学派,以便维持他们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我们清除了‘四人帮’,就要为积极保护各种不同风格和不同学派的发展而努力。”[7]11这主要是指在创作层面,过去总是强调题材内容的重要性,以至于忽略了形式和风格。这也是造成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形成了文艺作品形式单调,没有特点的乏味局面。新时期伊始,周扬强调重视艺术形式和风格的“百花齐放”,正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构建文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聚焦“双百市场工程” 第4篇
双百简介 第5篇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观后感_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学习心得1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向世界宣告着“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
202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中国人民饱受疫情的困扰,在这个万众一心度过疫情的时刻,民法典的出台可谓是为人民打上一针“强心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目的是全方位、多角度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回应了民生的关键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
党和国家先后多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但因多种原因一直没能形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法典编纂工作,将编纂民法典确定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经过多年努力,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表决通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不仅仅是达成几代法律人的夙愿,更是对人民的殷切期盼提交了份圆满的答卷
此次民法典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时代要求,对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与此相关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
人格权的独立成编是此次编篡的亮点,具有极为深远的意早在1986年,我国制定民法通则时就明确规定了“人格权”。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人格权的定义不断丰富,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受到广大人民的关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互联网成了一把双刃剑,个人隐私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信息泄露引发的电信诈骗,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名誉权等现象层出不穷。法律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滞后性,当现行法律还不能有效应对,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人格权保护需要。此次人格权编对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主体享有的各项人格权进行了明确规范,这意味着民法典的横空出世对老百姓来说不仅仅是抵挡伤害的盔甲,更是奋起反抗的武器。让以人为本真真切切的落实在生活中,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对人格权的保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次民法典除了人格权独立成编之外还回应了一系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说,这是一部“社会活动百科全书“,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
当然民法典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文字的魅力和缺陷总是形影不离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部《哈姆雷特》,当民法典制定好后,司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对其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出台相应的解释、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就显得额外的重要,但这只是后话,就把一切交给时间,让我们一起去见证。
这一部盛世之典不仅仅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写满了14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必将在人类法治文明史上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观后感_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学习心得2
建立健全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以良好民法保障民事善治，是新时期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法典，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讨论、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是今年全国两会的重头戏。经过一代代民法学者接力奔跑，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即将诞生，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我国将告别“散装”民法时代，迎来新的民法典时代。
先哲有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民法是市民法、权利法，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法典就是要将这个“总和”，尽可能囊括到一部成体系的法典之中。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最基本的职能是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生各阶段的权利，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所有民事主体的法律行为，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遵循。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民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标志。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伴随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不仅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进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也能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国民法典是一部“新法”，对现有民事法律进行梳理、整合、完善，使之更加全面完整，更具系统性、协调性。我国有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有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以及仍在继续适用的民法通则等，单行法律数量多，内容庞杂，有的存在抵牾之处。如今，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以及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相关司法解释，共同汇聚成了这部共1260条、10万余字的民法典。经过整理、编订之后，在划定好的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7个“楼层”里，民事法律各归其位，类型清晰、秩序井然。
民法典对众多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的“确认”，将在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民法典新增内容里，用益物权中增加的居住权可能是影响最大者之一。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或“以房养老”卖给他人，夫妻离婚一方没有产权又无房居住等等，都可以要求设立居住权。合同编中、基于此次疫情增加了国家订货合同制度，还增加了4种典型合同;
此前并没有单行法律作为基础的人格权，更是独立成编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定以来，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持续取得积极进展。建立健全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以良好民法保障民事善治，是新时期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对现行民事单行法律进行系统编订纂修，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法典，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民法典编纂充分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依法立法，充分回应了“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法典反映了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法治保障——民法典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也开启了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观后感_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学习心得3
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不由让人畅想当“全面小康”遇到《民法典》……
民法典有多么大的意义，它的亮点是什么，这些大家看看新闻就可以心中有数。民法典的亮点在央视新闻的报道中，呈现出来不少亮点比如未成年人受性侵、降低行为能力的年龄、延长诉讼时效等等。
民法典作为社会的基本法，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民法典全面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呼应了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通过具体规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民法典的颁布，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客观需要，大到国家所有制、土地制度，小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生产经营、个人信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民法典的颁布，让公民更有尊严地生活，保障人人享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还有各种各样的财产权利等等。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依法治国迈上新台阶。
构建完备的社会财富保护体系，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让公民尊严得到充分尊重、民众智慧得到极大发挥、社会财富得到充分涌流，是民法典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应当具有的历史价值。他建议，民法典颁布后，普法教育要及时跟上，尤其要通过教科书、现代通讯网络进行普及，普法教育要进机关单位、进学校社区，走进千家万户。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观后感_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学习心得4
编纂民法典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从而打通民事法律体系“血脉经络”，实现对法律条文的“深加工” 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将“人格权”单独成编，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小编为您整理了《法律工作者学习民法典心得体会》，供您学习参考使用。
编纂民法典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从而打通民事法律体系“血脉经络”，实现对法律条文的“深加工”
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将“人格权”单独成编，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特殊价值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律的生长、完善，离不开其所处历史和文化的滋养
未满8岁的孩子，偷偷用父母银行账户给网络主播打赏10万元，这钱能退么?在小区被高空抛物砸伤，如果找不到扔东西的人，该找谁赔偿?租的房子还没到期，房东却把房子卖了，要求租户搬走，该怎么办?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相应法律依据。7编加附则、84章、1260款条文、超10万字内容，这部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法典，必将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民事法律制度有多重要?很多人可能不曾想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的第一部法律，不是宪法、刑法，而是民事领域的婚姻法。社会秩序的建立，人民权利的保障，都有赖于对基本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和规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民事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进一步明确市场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充分保障公民民事权利，买卖、交易等才能顺利进行。在此背景下，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等相继出台，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日趋完善。
既然民事法律制度已较为完善，为什么还要把与民事相关的法律编纂成一部法典?原来，民事法律调整的主体多、涵盖领域广、关系复杂，相应的法律条文数量也很庞大，其中还有不协调、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地方。因此，编纂民法典就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从而打通民事法律体系“血脉经络”，实现对法律条文的“深加工”。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经过系统编纂，民法典将发挥“1+1>2”的效果。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生活方式在不断变化，社会关系在不断调整，调节社会关系的民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今天中国的民法典可以说是21世纪互联网、高科技时代民法典的代表。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将“人格权”单独成编，不仅弥补了传统大陆法系“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同时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特殊价值。如何应对烦不胜烦的骚扰电话?遇到摄像头偷拍该怎么处理?AI换脸、伪造他人声音算不算侵权?这些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才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能在这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由此而言，这部权威、严谨的民法典，又何尝不是一部信息时代的“生活指南”?
法律的生长、完善，离不开其所处历史和文化的滋养。民法典中新设置的“离婚冷静期”，引发不少关注和讨论，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夫妻和谐、珍视家庭价值的文化观念。此外，民法典还专门引入“优良家风”的表述，同时在商事交易与夫妻关系的平衡中更加凸显了维护家庭和睦的价值取向。类似规定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不仅体现着“中国特色”，对于世界民事领域的立法也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和经验。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未来，民法典的实施将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件大事，这不仅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等环节和程序中，也需要每一位公民、每一个民事法律主体参与其中，尊重法律、敬畏规则。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就一定能发挥最大效用，法治中国建设必能再上新台阶。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观后感_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学习心得5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民法典就此诞生。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了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法典，终于实现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民法典中的“民”字代表着“人民至上”，我们不仅要细细体会和思考背后的含义，更要时时去领悟和践行其中的真谛。
《民法典》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意愿。因为它完全来自于人民的生活和实践。无论是在生活中遇到的高空抛物、房屋价值想“提前变现”，还是在消费中遇到的“套路贷”“校园贷”“高利贷”;无论是在出行中遇到的霸座、老人倒在地上不敢扶，还是游走在网络中的Q币、网络游戏装备。等等，《民法典》都一一给了解答，丰富地展示了与人民相关的点点滴滴。
《民法典》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意愿。因为它完全来自于人民的生活和实践。无论是在生活中遇到的高空抛物、房屋价值想“提前变现”，还是在消费中遇到的“套路贷”“校园贷”“高利贷”;无论是在出行中遇到的霸座、老人倒在地上不敢扶，还是游走在网络中的Q币、网络游戏装备。等等，《民法典》都一一给了解答，丰富地展示了与人民相关的点点滴滴。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是具有生命力的，它坚持问题导向。而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自然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民法典更好地体现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能够真正用来解决和调节现实生活中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双百共建活动 第6篇
共建活动
根据学习型党组织创建要求，结对双方要本着“因地制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务求实效”原则，着重开展以“六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帮学共建活动。
一、下派一名指导联络员。民政局下派一名指导联络员，具体负责帮学共建活动。其主要职责是：指导和协助后成村党组织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关于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工作的决议、决定；制订切合后成村实际的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工作计划、制度及措施方法；落实“三会一课”为主要内容的各项组织生活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帮学共建活动，不断丰富后成村学习内涵；深入基层，加强调研，做好《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工作手册》记录，及时反映并解决后成村党组织在创建活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每次组织学习和开展活动前，要及时和后成村党组织负责人联系沟通，精心谋划、组织协调好各项筹备工作，在举办学习和活动时，要亲自到现场进行组织和指导。若指导联络员工作岗位变动，应及时调整充实指导联络员，确保整个帮学共建活动不受影响。
二、建设一个学习阵地。民政局帮助支持后成村党组织建立一个学习阵地，确保后陈村党组织学习有场地、有设备，确保创学活动正常开展。
三、赠送一批学习书籍。民政局党组织每年要向后成村党组织赠送一批党的政策理论、法律法规、实用型技术等书籍；同时，后成村党组织也可向民政局单位党组织赠送有关农村党建、经济建设和非公企业党建类的书籍。结对双方可以组织广大党员开展读书交流活动，增强党员学习的自觉性和趣味性。
四、开展一项排忧解难活动。民政局党组织负责人要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后成村开展调研，走访群众，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千方百计联系有关部门为后成村排忧解难，每年努力帮助群众、员工解决一项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服务意识，真心实意地为后成村党组织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