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粮票的故事（精选7篇）
一两粮票的故事 第1篇
1963年10月30目的傍晚，县委书记焦裕禄在固阳公社文教部长张中让的陪同下，来到牛场小学。当时我正在校门口扫地，突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茂钦”，我扭头一看是张部长，赶忙放下扫帚迎上前去。张部长介绍说：“这位是县委焦书记。”一听是焦书记，我心里特别激动，非常恭敬地说：“焦书记，您好！”随手接过焦书记的自行车。这是一辆深绿色、半旧的邮电自行车，后车架上挂着一个绿帆布军用挎包。只见他瘦高个子，脸又黑又瘦，但很有精神。他衣着非常俭朴，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深灰色中山服。
我们三人走进校长室，我倒上茶水，让焦书记暂作休息。张部长把老师们召集到大办公室（寝办合一），说明来意，作了简单的介绍：今天上午，县委焦书记骑自行车和通讯员刘俊生来到我们固阳公社，没顾上休息，又骑车去秦砦大队。焦书记经多次访问和考察，说这里的土质适合种棉花，号召社员大种棉花，并提倡麦棉套种。又要求大队干部继续抓好翻淤压碱，总结经验，努力夺取明年粮棉双丰收。
中午，焦书记在公社吃过饭，就叫上我去孔场大队检查工作。看到孔场大队路旁又高又大、树干挺直的泡桐，焦书记很高兴，下车走到树旁，亲自摸摸搂搂说：“这里适合栽泡桐。”对大队支书李清田说道：“泡桐木质好、销路广，你们要多栽泡桐。”随后，焦书记在与几位队长和老农的座谈中，了解到这里不但适合栽桐树，还适合种红薯，就鼓励他们多种多收，增加经济效益。老队长张玉山提出：“俺大队人多地少，不能忘了种小麦。”焦书记接上话茬：“可以农桐间作嘛。”座谈后，焦书记又到红薯地里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许多出过红薯的地里还有遗漏的红薯在土里埋着，就叮嘱他们赶快组织力量复收，减少损失。焦书记在张队长家吃的晚饭，吃了两块鲜红薯，喝了一碗手擀面条。面是红薯片面掺了点白面，虽说简单，但焦书记挺满意的。
上班铃声响了.焦书记走进办公室，全体老师起立让座。焦书记平易近人地说：“不必客气，请都坐下！”他慢步走到我的办公桌旁，坐在床上（以床代凳）。张部长说：“焦书记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在百忙中亲自来我们学校视察，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关怀，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衷心感谢。”焦书记说：“老师们工作很辛苦，今天我特意来看望你们！”掌声结束后，校长胡广云汇报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和教学工作。焦书记听了很满意，最后提出：“除了上好课，要广找门路，开展好勤工俭学活动。咱这里种红薯多，可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搞复收嘛。”
在座谈中，焦书记看见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翻阅了一下，掀到945页，指着《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双手捧着问老师：“你们经常学习吗？”我和老师们同声说：“经常学！”又问：“怎样学？”赵主任回答：“我们集体学与自学相结合，每周六下午是集体政治学习，个人利用课外时间自觉学习，学后写出心得体会，每周最少写一篇，多者不限。学习内容有毛泽东著作，还有《红旗》《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报刊有关文章。”焦书记提出：“你们要坚持学下去，要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接着胡校长说：“通过学习，老师们提高了认识，端正了态度，增强了事业心，干一行爱一行，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坚守工作岗位，以校为家，不论是外地或本村的老师，一律吃住在校，除了节假日，每四周回家一次。星期日不回家，干啥？钻研教材、备课、批改作业、接学生补课、进行家访、读书看报等等。总之，老师们一心扑到党的教育事业上。”
座谈基本结束，老师们开始备课、批改作业。焦书记找了几本教案，细心翻阅，又查看了学生的作业，然后对张部长说：“老师们备课认真规范，学生的作业干净正确，要共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说罢，趴在办公桌上，静思了好长时间，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又从左上侧的衣兜上摘下钢笔，开始写工作日记。我坐在焦书记的左侧批改作业，突然听到“叭”的一声，找抬头一看，书记手里的钢笔掉在桌子上，他用右手按住腰部右侧，脸色苍白。我忙问：“焦书记，您咋啦？”书记说：“没事没事，有点不舒服。”说真话，当时我不知道焦书记有肝病，过后我才明白，身为县委书记，患有重病，从县城到固阳，亲自检查了几个大队，有时骑车，有时步行，奔波一天，行程70多里，劳累过度，肝疼病又复发了。停了好大一会儿，焦书记精神有些好转，勉强拿起钢笔，继续写下去。
下班铃声响了，多数老师离开办公桌，准备睡觉。焦书记却弯着腰，捂着肚子，吃力地先后走到几位老教师跟前，握着他们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工作很辛苦，要按时休息，多保重身体。”又走到我的床前，展开我的被子，从腰部取下一支自卫手枪，放在枕头下，准备休息。我呢？就睡在对面床上。焦书记低声问我：“你多大了？”我说：“21岁。”又问：“哪学校毕业？”“开封师范。”“是团员吗？”“是。”“好，你最年轻，要积极带头干好工作。”说罢，又从挎包里取出《毛泽东选集》开始学习。10点多了，焦书记才把煤油灯熄灭。
第二天，焦书记起床较早，洗漱后，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当时三年级以上有早自习，焦书记逐级逐班视察了一遍。走进三年级的教室，他看见后墙有个裂缝，郑重地对校长说：“这教室有危险，要赶快修，千万不能砸伤学生。”
快下早自习了，我问张部长：“早饭如何安排？”他说：“好安排，焦书记下乡反对招待特殊化，书记爱吃黄豆芽（他指着菜园里种的白萝卜），再炒个萝卜丝。”我去伙房做了安排，炊事员高绪说：“还有买好的豆腐。”张宪勋老师说： “我去买几个鸡蛋。”炒了四个菜，我用锅排端着走到校长室门口，焦书记看见后严肃地说：“何必这样麻烦？”他指着那盘黄豆芽说：“把这个菜留下，其他菜都端回去。”当时我很难为情，进退两难。胡校长说：“这是老师们的心意。”张部长忙圆场说：“他们老师吃的也是这些菜，不算搞特殊，既然做好了，也端来了，就让他搁这儿吧。”焦书记勉强点了头。饭后，我去收拾碗筷，发现那盘鸡蛋一筷未动。书记吃了一个馍，喝了一碗面汤，到事务处（我兼事务长）交了一毛二分钱、半斤粮票。按规定，干部下乡就餐，每顿饭交一毛二分钱，四两粮票。当时我在抽屉里扒来扒去，也找不到一两的粮票。找到一张二两的，多次给书记，到底没要。焦书记说：“多交点可以，少交不行，不交更不行，这是组织纪律。”所以说，至今我仍欠着焦书记一两粮票。可不要小看一两粮票，在那个年代是救命粮呀！穷时给一口，胜过富时给一斗。
早饭后，张部长把校长、主任和骨干老师召集到校长室，开了一个小会，焦书记明确指出：“教育工作特别重要，人民教师非常光荣，受人尊敬。你们要加强政治学习，狠抓教学，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把牛场学校办好。”会后，我推着自行车和全体老师一起欢送焦书记，走到校门口，焦书记说：“请留步！”与送行老师握手道别后，他接过自行车，恋恋不舍地离开牛场小学。在我们牛场学校里留下了焦书记的足迹，留下了焦书记的革命精神，全体师生时刻盼望着焦书记再次光临牛场学校检查指导工作。
一两粮票的故事 第2篇
今天的阳光真好。
趁着好天气来到车库里收拾一下凌乱的物件。真应了那句话了，穷家值万贯，这也舍不得，那也不想扔，若干年来把个车库塞的满满当当，以至停车都得侧身紧出。不紧不慢的整理着，冷不丁发现了一个做工精细的小木盒儿，虽日深久远，但还是红黄锃亮。轻轻的拉开盒盖儿，一叠码放整齐的粮票露了出来，仔细看看，原来是全国粮票，粮票的下面，压着购粮本，粮本的下面还有煤本，副食本，还有几张印刷粗糙的线票、棉花票。
看着看着觉得好笑，不知觉间变成了苦笑。这是物证，这是凭证，这是一个家庭想当初生活的必须，同时这也是走过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按现在时髦的称呼，我们当属50.60后。不少人起了这样的名字，建国，援朝，和平，跃进，四清，人生伊始就已经烙上了共和国曾经的印记。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鸡蛋三分钱一个，一毛钱能买好多的炒豆儿，瓜籽儿，杏干儿，黑枣儿一类的零食，父母给的零花钱用分计算，一个五分钱的钢蹦足以让人爱不释手。时间不长，就开始了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开始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最早出现的就是粮票。
粮票刚出现的时候，还没有清晰的区域划分。我们家随父亲在铁路上流动，所以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近到北京铁路局所辖的铁路小学就读。那时候，粮食已经定量了，根据每个人从事的工种定量，居民家属学生最低，每人每月25斤，体力劳动者最高，好像是每月四五拾斤。因此，每个月从家里的粮本上取出定量对等的粮票交给学校，或者起一个软单，{粮食关系转移证明}就是一成不变的定律。
渐渐地粮票有了地域性限制了，各个省、自治区都印制了自己的地方粮票，使用的范围，也只能在印制的辖区以内，出了区域就成了废纸头儿一张。
生活越来越困难了，粮食越来越重要了，对等的粮票也显得弥足珍贵，吃不饱肚子那是经常的事。现在知道了，当时国家遇到了大的自然灾害，还要还苏联的外债，当时的情况真的很糟糕。副食品根本谈不上，花钱也没得买，肉蛋奶，那是非常遥远的曾经与海市蜃楼。白面一年到头儿人均供应二斤，人们做菜没有油，凡是与粮食相关的副食品，同样奇缺的寥若晨星。那年头，人人成了大肚汉，好像不知道饱似的，饿的实在顶不住，只能喝水，以至人们的皮肤水滑锃亮，眼睛虚睁，全身浮肿，一摁一个坑，老半天不起来。
那时的粮票，属于奇珍。坐火车的旅客，凭长途车票才能买到两个不要粮票的烧饼，短途旅客是享受不到这一特殊待遇的。记得有一个叔叔在列车上当乘警，列车停靠的时候，会从车窗口递出两个烧饼，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这也是最珍贵的，偶尔的，期盼的上等点心。
吃不饱饭，人们不断的想办法，什么代食品一类的就出现了。麸皮、谷糠算好的，还把玉米轴碾碎了，连同菜叶掺合着吃，当时糖精可是大有用武之道，难以下咽的东西放上糖精改变一下口味。秋天来了，粮站开始供应白薯，马铃薯，大豆之类的杂粮品种，好在一斤粮食可以顶五斤购买，人们的肚子总算可以填饱了。那时，车站附近的空地全被人们拓成了小片荒，主要是种一些蔬菜聊以充饥。
地里的庄稼收了，职工在下班的时候，扛上铁锹，到地里遛拾落下的块根粮食。力气大的，把个白薯地新翻了一遍。家属和孩子们，拾豆，捡谷穗儿，还有地边荒埂上的小萝卜，小白菜，胡萝卜。春天的时候，柳树芽儿，杏树叶儿，槐树花，榆钱儿，地里的苦菜，婆婆丁，灰灰菜，沙蓬草，刺儿芽，羊奶角儿&&都是果腹的好东西。人们因饥而怕，为饱而忧，做饭的时候，得用称称，用碗量，生怕吃不到月底挨饿。
这种日子挨了好几年，伴随这种日子的就是各种票证的繁样百出，谁们家要是有个亲戚接济几斤粮票，给个布票棉花票什么的，那是值得显摆的，那是再辉煌不过的事情了。后来有全国粮票了，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办事出差，就得换全国粮票，先得到单位开证明，再得到粮食局领，根据出差的天数支付粮票数额，不然，有钱到饭馆也吃不出饭来。那时到北京出差，省下几斤全国粮票，买几斤动物饼干，也是一件蛮时髦和值得夸耀的事情。
人们饿怕了肚皮，省吃俭用的在粮本上积累的数字，斤斤计较的积攒粮票，攒的多了，还可以换鸡蛋，换大米白面，改善一下生活。
看着这些曾经引以为豪的全国粮票，这些曾经压得住心火的小纸片，现在默默的躺在这个小盒子里，心中不免涌上一种酸楚。
外面的阳光更灿烂了，我慢慢的合上了那个精致的小木盒，时过境迁，真的是时过境迁。走过这段历史的人，对粮食永远是渴望的，敬畏的。
地产圈儿里“鸡蛋换粮票”的故事 第3篇
刘春：然后，你们就好上了……
任志强：然后就有了鸡蛋换粮票的故事。
2004年，北京市颁布的“4号文件”规定从2004年1月9日起，所有的土地出让都必须“招拍挂”。这对于潘石屹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所有的政策规定都清楚了，他不用再摸黑走路了，可忧的是政策的方向与自己预期的相反，他成了手上没地的房地产商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潘石屹深深明白自己需要新的开发项目，也清楚新项目的来源无非两点，一是政府公开招标拍卖的土地，二是政府允许继续开发的项目。
于是，2004年2月27日，潘石屹在他们自己公司办的SOHO小报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凡是“4号文件”认可的“粮票”，即计委的立项，我们都愿意用“鸡蛋”（钱）换，欢迎有未过期“粮票”的尽快来找我们。基本条件是：20万平方米以上。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逐一排查目标，最终瞄上了任志强正在开发中的尚都国际中心。
尚都优越的地理位置、前期项目的形象、特殊的产品设计，与新城国际、财富中心、嘉里中心、美国使馆等紧密相连的集聚效应，已完成的前期土地拆迁、出让金缴纳、扩初设计、规划审批等准备工作，这一切都高高地吊起了潘石屹的胃口。
业界都认为任志强不会将尚都国际卖给潘石屹，因为尚都国际是任志强手上的一个好项目。然而事实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与潘石屹谈判不到两天后，任志强就决定将尚都国际卖了。这就是地产圈儿里著名的“鸡蛋换粮票”的典故。
【背景提示】
计划经济年代，粮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钱没粮票，也不能吃饱饭。粮票不能买卖，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市场逐渐繁荣，粮票逐渐富余，不少人就把多出来的粮票跟农民换鸡蛋，“鸡蛋换粮票”一说由此而来，意指物物交换。
一两粮票的故事 第4篇
有了这样的想法，雷军在武汉大学的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思索怎样才能真正开始，最后他决定把一切落实到自己的学习上，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在两年内完成所有的大学课程。
他真的用两年修完了所有的大学课程，接着他又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要在两年内在一级的学报上发表论文，果真雷军大二那年在知名学报上发表了论文。
雷军说人一定要有梦想，有了梦想之后，还要能一步一步地付诸实践，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的可行目标，再加上长时间的坚忍不拔。看五年、想三年、认真做好一两年，这就是雷军确立梦想，以及在有了梦想之后，一步步去完成梦想的方法。
梦想可能极为远大，可能非二三十年无法完成，因此每一个筑梦的过程，只能按着直觉往前走，甚至当前的所作所为未必能帮助最后梦想的实现，可是我们还是要有具体的目标，以及在短期内可以逐步实现目标的方法。
雷军最终想在中国办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这样的目标虚无缥缈，于是雷军决定先落实自己的学习，分别制定了两年学完所有的大学课程，以及在知名学报上发表论文的短期目标。这两件事都十分具体可行，虽然未必与办一家世界知名的公司有必然的关联，可是雷军相信沉淀自己的基本功，对未来做任何事一定都有帮助。
就这样，不断地“看五年、想三年、认真做好一两年”。每当五年的想法到期之后，就再向前推移五年，也再一次订立具体可行的方案，使自己不断地向最初设定的终极目标前进。
母亲的粮票 第5篇
在那个时代，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为了儿女，为了家庭，艰难度日。今天，我双手捧着母亲留下的一叠粮票，泪眼已经模糊，粮票上的字体在朦胧中变得虚幻起来。顿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普通母亲那苍老的形象和她充满希望的眼神，我胸中便涌动起一股难忘的苦情。
那年代的粮票就是生命通行证，没粮票寸步难行，粮票是“吃饭的护照”，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如今又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1956年，我大哥从部队回家探亲，把节省下来的5斤粮票给了母亲。有几次，我们兄弟生病，母亲便又不得不把这珍贵的粮票拿出来，到市场上换了鸡蛋。
1961年后，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少量红薯和蔬菜，粮食局也开始把红薯当粮食指标搭配供应给居民。每人每月扣2斤粮，搭配10斤红薯，每斤红薯3分钱，当时的指标大米每斤5分钱。我们家每月有60斤红薯，有的人吃红薯多了便肚子胀气。母亲手艺好，把红薯变着各种花样，做出各种可口的食品。但没有油，终究是吃多了，也感到肚子胀了还没有吃饱，因为它不是主粮。即便在吃红薯的日子里，不知母亲是怎么样节省的，每月居然能节省出一张1斤的全省粮票。这些粮票，她用一块手巾大小的布，包了一层又一层。
有几次，我发现母亲坐在床边，在灯光下打开装粮票的布包看。我问她：“妈，粮票留着干吗？”母亲说：“有用。再困难，也得想办法省下两斤，留着急用。”又说：“也许过两年就不要粮票了，那时，大家都可以敞开肚子吃饱饭。”这是母亲的希望。母亲换来的粮票说是“急用”，无非就是为了让我们兄弟姐妹，能吃上一碗素面条。或者到星期日，买两碗面条回家，摆在桌上当菜。那年代没有生面条卖，也没有面粉卖，能走进饮食店吃碗面条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我清楚地记得，离我们家不远的那条小街，有一家饮食店，唯有面条或米饭卖，可那大多是外地来此出差的人或能换到粮票的人才能去的，那当然是有本事的人。
最艰难的日子，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过苦日子时，我正念高中，每月粮食指标定量30斤，女同学28斤。母亲是家庭妇女，当时说家庭妇女活动量不大，每月定量24斤，曾有一段时候还改为20斤。母亲每天家务事忙不完，20斤粮食又哪里够吃一月？粮食不够，只得吃粥，在粥里加些野菜。于是，给我们兄弟姐妹到饮食店买碗面条吃，成了母亲最大的心愿。一碗纯净的素汤面条要一张4两粮票，外加1角2分钱。
小镇上的粮食副食品本来就不多，但样样都要粮票买。家庭“购粮本”只能买指标大米，领粮票还要工作单位开具出差证明，拿购粮本到粮食局领取。为了换几斤粮票买副食，母亲可谓想尽了办法，即便如此，有时也难办到。有一次我病了，不想吃饭，母亲走遍左邻右舍四处求人，只为能用大米换张粮票。最终是我们楼上一位大妈，她儿子出公差领了10斤省内通用粮票，听我母亲诉苦，便同意用粮票换2斤大米，母亲在家里的米桶中称出2斤大米给大妈。因为领粮票要扣指标油，大妈没要油，只收下了米，所以母亲非常感激她。那天，母亲带我去饮食店买了一碗面条，母亲坐在我身旁，看着我大口地吃，吃得好香好有味，母亲满足地笑了。
因为父亲在县委招待所当所长，常有各地来开会的人吃饭交粮票，国家还有粮食补贴，所以邻居们总以为我们家不会吃不饱饭，不会搞不到粮票。可谁又知道，我爸妈是从来不占公家便宜的人，母亲说过：“再苦的日子，哪怕饿死，也不能占公家一两粮，人要太太平平过日子。”爸爸从没有拿过公家一两粮票给家里。
到了1987年，母亲已有76岁了，好像她有什么预感，有一天，她打开一个小布包，拿出25张粮票给我，郑重地说：“你好好收起来，这是125斤全国通用粮票，不知是你爸先走还是我先走，上山那天，要请人抬棺材，要办餐请人吃饭，没粮票不行。” 不出半月，母亲中风瘫痪在床，不省人事。两年后，她因心肌梗死去世了。那年，市场上副食品多了起来，粮油也没那么紧张，办丧事餐也就没用母亲积攒的粮票。
粮票从1955年开始正式发行，到1993年退出历史舞台，前后有38年。母亲积攒粮票是从1956年开始，到1987年中风为止，整整31个年头。母亲从45岁开始，日日省吃俭用，为粮票挨过饿，吃过苦，终其一生。
虽然母亲这一代人一生与粮票为伴，但我对粮票并无多少好感。我很庆幸，自己迎来了不再需要粮票的时代。
责任编辑/刘洋
在粮票交易的背后 第6篇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还使用粮票的国家。系国计民生于一脉的粮食是国家十分宝贵的物资，粮食购销一直处于紧张平衡状态。国家为了提高农民产粮积极性，从1985年4月在全国实行粮食定购。这表明国家要增加对粮食的议价收购，拉开粮食的平议差价。全国城镇居民每吃0.5公斤大米，就享受了国家0.24元的价格补贴。仅1987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粮价的补贴就达207.77亿元。粮票贩子就是利用了平、议两种价格形成的巨大落差，用低于国家财政补贴的价格收进粮票，买成平价粮从中渔利。
全国现有2亿城镇人口，如按每人月定量15公斤计算，全年就360亿公斤。有关部门初步估计，现在每人月食粮数约为定量的80%至85%，一年人均富裕粮票30公斤，全国城镇人口约富余粮票60亿公斤。如果这批粮票全买成平价大米，则占用国家粮价补贴28亿多元，约等于总粮价补贴的1/7。日积月累，全国城镇人口手中粮票已很可观。北京居民手中现有粮票不少于三四亿公斤，而上海居民手中粮票现已愈6亿公斤。
另据估计，北京目前有各行业农民工50余万人，其中有30%的人靠套购北京粮票吃起了平价粮。百万之众的流动人口也采用同样手段节约自己开销。以上两类人成了粮票黑市上“粮倒”的消费大户，使北京市每年额外流失粮食5000万公斤。
据了解，“粮倒”们非法套购粮票的最终目的是买平价粮，加价倒卖给个人甚至集体。其次便是倒卖粮票，低价买进，高价抛出。
一个普通市民的“粮票生活” 第7篇
那时，买面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甚至买点心，也要点心票。但在苦涩的日子里，一对普通北京市民陈文亮范清华却因粮票走到一起。粮票时代，让他们生活困难重重，经常要靠到菜地里捡菜叶维系生活；经过粮票时代，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困难时期：初二工作减轻家庭困难
陈文亮家兄妹8个，五男三女，母亲没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家人的生活都靠父亲一人在首钢（当时叫石景山钢铁厂）每月50多元钱的薪水支撑。那时的陈家不求吃饱，只求有饭吃。
为缓解生活困难，大姐十六七岁出嫁，大哥9岁时就到日本的工厂当勤杂工，二哥1958年当兵，而他在北京九中上初二那年，也就是1960年，就到石景山粮食局工作，每月拿回39元的工资。
从1955年起，国家开始使用粮票，而1960年遭遇天灾人祸，导致当年粮食供应紧张。为此，国家开始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居民购粮油要定量供应。接着肉和布等许多物资都要计划供应，又出现肉票、布票和点心票等约100余种票证。
“只要能说出名字的商品，都要票。粮票比钱金贵，有钱，不一定能买得到东西。”陈文亮描述着当年粮票在生活中的地位。
陈家的家务活全由陈妈妈打理。粮票是这个大家庭每月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虽然总是提前计划，精打细算，但往往还没到发粮票日，粮票就没了，家中断粮。每月25日发粮票，陈妈妈24日晚上就赶去排队。
陈妈妈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让家人渡过难关。为找吃的，在妈妈提示下，陈文亮曾骑着借来的28式自行车，到距家7.5公里外的海淀区四季青乡的菜地捡白菜叶和萝卜秧。那是一段崎岖不平的田间小道，驮着一麻袋五六十斤的菜叶，陈文亮骑着车摇摇晃晃。
每天吃的多是窝头和稀菜汤。大人一个窝头一碗稀汤，小孩半个窝头和一碗稀汤。“根本吃不饱，能吃上饭就不错了！”
陈家就这样熬过一个个缺粮的日子。
转折时期：租轿车接新娘引来围观
在粮食局工作的陈文亮，从没为家庭用粮票带来便利。“那时的人单纯，没有走后门的，也没有后门让走。”
他从没想到，自己的婚姻大事竟是粮票牵线。
1961年，陈文亮被派到海淀区西黄村当粮食干事，为村民办理粮票事务，村里还专门为他在大队里安排了办公室。
同用这间办公室的，还有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姑娘范清华，当年，17岁的范清华负责卖电影票，一来二去，两人互生好感，再经村民撮合，订下婚事。
陈文亮记得，虽然家庭困难，一生要强的母亲，仍向人借了200多元，为他操办了隆重的婚礼。而那时，馒头才3分一个。
1963年，范清华坐着华沙牌轿车嫁到陈家。婚后，他们仍住在那三间平房中。但不久，陈父去世，养活一家7口人的担子落在陈文亮身上，陈家的生活再次紧张起来。
范清华也开始骑车到四季青的菜地，挖沟捡菜叶。第一次，装上一麻袋菜叶，她正要推车走，突然自行车的前轮翘上天，“那天可把我吓得够呛。”花了大半天时间捡的菜叶，撒了一地，她掉泪重新捡起来，“不捡，家里人就没有吃的呀！”
变革时期：粮票停用成时代记忆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市场的物资供应开始灵活丰富起来。点心票取消，油票取消，布票也取消了。
1992年底，范清华逐渐发现，许多邻居都拿着粮票去换锅碗瓢盆，接着她打听到，粮票要取消。
粮票，曾是很多人的“命根”，范清华怎么也不会相信粮票真的停用，她把剩余的140斤粮票藏起来。藏了5年多后，粮票成为家中孩子们的玩意儿。她开始后悔当年没拿粮票换些物品。甚至，她怪罪在粮食局工作的老伴没给她透露一点粮票停用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