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草坪区三晋文化研究会

尖草坪区三晋文化研究会（精选4篇）

尖草坪区三晋文化研究会 第1篇

继承优良文化传统繁荣振兴三晋文化

-----尖草坪区三晋文化研究会挂牌成立

太原市尖草坪区三晋文化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于2012年12月26日在区政协会议室隆重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尖草坪区首届三晋文化研究会领导班子。

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会长李玉明、副会长罗广德、杨子荣、张玉洁、秘书长赵晋胜；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霍润德、副会长杨光亮、宋海文；区政协主席张银喜、尖草坪区政府区长李贵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金林平、区人大副主任班玉翠和研究会会员代表及区级机关相关部门、局、乡镇街道分管领导等九十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尖草坪区政府副区长朱蓉主持。大会讨论审议通过了尖草坪区三晋文化研究会筹备工作报告、《尖草坪区三晋文化研究会章程》，选举出了尖草坪区三晋文化研究会领导组成人员，理事54名，常务理事16名，柳志宏、郑俊杰、刘云成、李沛军等同志分别当选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

会上，新当选会长柳志宏作了任职发言，她表示一定尽心尽力、不负众望，为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和进一步繁荣尖草坪区文化事业做出努力。

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玉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霍润德，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尖草坪区在全市第一家成立三晋文化研究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对开展三晋文化研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强调研究人要根据本区自身的文化特点，编制好研究规划，把规划落实到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研究工作。

尖草坪区政府区长李贵增在讲话中对研究会的发展寄予了厚望，希望研究会能适应文化建设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区委、区政府的总体部署，秉承对古人负责、对今人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治学精神，坚持正确方向，通过对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研究，为弘扬爱国主义，培育民族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会上，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向区三晋文化研究会赠送了省、市三晋文化研究成果书籍；会后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领导为区三晋文化研究会办公室揭牌，并和新任研究会领导成员进行了座谈。

尖草坪区三晋文化研究会 第2篇

谈及三晋文化对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首先要明确三晋文化的含义。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三晋文化就是在文化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加以区域限制，具体而言，主要是指西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以晋国或者说是韩、赵、魏诸国为界域的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分布区域大致在今山西全境，河南的中、北部和河北的中、南部。而对于某种文化“可以从文化要素的不同方面把文化划为三大块，即意识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意识文化通过行为文化向物质文化转变。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三晋文化，正是通过这三方面向外传播的。具体而言，秦晋两国在历史上渊源颇深，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因为各自的国家利益产生了长期广泛的交流，秦晋这种交流对双方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又因为晋国较之秦国要先进许多，所以三晋文化对秦国的影响更大，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诸多方面，甚至于秦统一六国，这在学界己有许多研究成果。在三晋文化中，作为三晋思想文化主要内容的法家文化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因为“三晋是法家学派的主要发源地，法家思想构成三晋文化思想的主体”。而谈到秦晋之间的交流，关于法家，尤其是商鞍，自然是重中之重，学界对此研究可谓详尽。本文另辟蹊径，着重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即三晋文化能够对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对此问题还未见有比较完整系统的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愿作引玉之砖。

三晋文化能够对秦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其前提条件是秦晋地缘相近，彼此相邻，这较之东方的齐鲁文化和南方的楚文化，更便于双方的交流。但这也并不造成秦必然受三晋文化的影响最大，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政治原因，二是族属与风俗的原因，三是相似的文化性格的原因。

一、政治原因造成秦晋广泛交流

政治原因也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其一，政治联姻便利了秦晋双方的交流。这种政治联姻就是我们常说的“秦晋之好”，总共有三次。第一次联姻是公元前656年秦穆公迎娶晋献公之女穆姬为妻。联姻的原因是晋国处于戎狄的包围中，东方的齐国又四方争伐，欲称霸天下，晋国的处境可谓险恶，急需稳定的后方和政治同盟者。而此时秦国也渐渐强大起来，渴望与东方各国交往并学习先进的文化。因此当秦穆公向晋献公求婚时，晋国欣然同意，可以说双方为各自的利益一拍即合。公元前651年，晋献公亡，随即发生了骊姬之乱，秦穆公助公子夷吾平定了此次变乱，并立夷吾为晋君，是为晋惠公。公元前645年，晋国乘秦国灾荒之机进攻秦国，反而遭受了韩原之败，晋惠公被俘。后秦穆公放回晋惠公，但要求“太子子围为质于秦，……秦妻之以宗女”。此宗女便是怀赢，这即为秦晋第二次联姻。公元前638年，晋惠公去世，子围抛妻而逃回晋国争继君位，致使秦穆公大怒“乃迎公子重耳于楚”，助重耳成为晋国新君，又将秦国宗女嫁给重耳，这便是秦晋第三次联姻。在双方联姻的近30年间，除了河曲之战和韩原之战外，没有发生别的战争，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状态，这就为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可以说“联姻初启了秦晋友好外交的始端，对秦晋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以后两国的交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在双方的军事冲突中，联姻起到了溶合剂的作用”。

其二，互派质子与政治避难便利了彼此的了解和学习。秦晋双方有时关系密切，有时也会发生利益冲突，基于这种复杂的关系，双方建立了互派宗子为质的制度。据统计，春秋战国时，入质于秦国的质子共9人，质于三晋者就有5人。战国时，秦出质于他国的质子共7人，其中质于三晋者5人。由此可见秦晋之间交往之频繁。而在政治避难方面也有很多事例，如重耳、子围避难于秦国，秦献公避难于三晋之一的魏国等。而互派质子和政治避难的当事人往往是其国家将来的君主，长期在对方国家生活，必然对当地的文化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十分了解，知道对方有何种长处是本方应该学习的，待到回国执掌大权之时便会根据本国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变革。如秦庄襄王曾在赵国为质子，其即位之后便设立了寺工、少府之职，可以认为秦庄襄王“曾为质于赵，深受三晋制度、文化的影响，他即位之后，又重用在赵时的.老朋友吕不韦为相，企图有一些作为，他在位时仿效三晋，对秦制度作一些变更，是合乎情理的”。再如秦献公曾在魏国政治避难二十余年，而当时魏文侯重用李惺、吴起等法家人物进行改革，推行中央集权，使魏国国力强盛，一度成为中原的霸主。而秦国却国力衰弱，政治混乱，文化落后，国君之废立由庶长把持，因此连连被吴起击败，丧师失地，领土只保有洛阳以西，陇山以东，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这一狭小之地。秦晋两国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可能不对秦献公产生强烈的触动，因此秦献公登基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废除了自秦武公以来实行了三百多年的人殉制度;公元前379年，秦献公将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为县;公元前378年，秦国“初行为市”;公元前375年，秦“户籍相伍”。“户籍相伍”是把五户人家编成一伍，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而此种组织方式与三晋的户籍编制方法是十分类似的。我们不能说秦献公所进行的改革完全是师法于三晋之魏国，但是他长期避难于魏国，三晋文化对他耳濡目染的影响是必然的。类似秦献公这样秦的高层人物与晋的交流很多，那么三晋对秦的影响必然是持久而深远的。

其三，秦晋之间的战争也促进了两国的交流。战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秦晋之间的战争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特别是战国时期秦与三晋之间的战争更是频繁。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战争在秦穆公时期有六次，秦康公时期四次，秦桓公时期二次，秦景公时期二次。战国时期更多，秦灵公和秦出子时期各有一次，秦献公时期二次，秦孝公时期二次，秦惠文君时期十二次，秦武王时期一次，秦昭襄王时期则不可胜数，秦庄襄王时期六次。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秦晋之间的战争是如此之多，而每次战争的胜负必然包括领土的得失和民众的迁徙、战俘的使用，这都会对文化的传播产生作用。因为战争是具有双面意义的，它带来的不仅是对两国人民的伤害、文化的摧残，同时也具有传播文化、促进文化融合的积极意义，历史上许多大规模的文化传播都是以战争的方式进行的。据杨宽先生研究，郡辖县这种制度就是秦在战争中习自三晋文化。秦国早期设立的郡大多是在被其吞并的三晋地区，如秦所设的第一个郡是上郡，其为魏国割让上郡十五县给秦国后设立的河东郡也是在魏国割让河东地之后设立的。这些郡的设立自然是沿袭了当地旧制。这属于对三晋文化中制度文化的吸收学习。另外，在战争期间，秦国将三晋国家的许多人口迁徙到本国，如强行迁徙了赵国的卓氏和魏国的孔氏，他们都是三晋善于冶铁的大工商业者。他们的到来自然会使秦国比较落后的冶铁技术得到改进和提高。

对于秦晋政治上的持续的交流，我们认为“通婚带有政治联姻的性质，但更可看作是吸收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秦晋长期不断的战争以及互相入质对方国家，对秦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此种大规模、长时间的政治交往在秦与其他国家间是不多见的，也使得双方有较多的相近之处。这些因素开启了三晋文化在秦的传播，同时又为三晋文化在秦国的更大规模的顺利传播准备了条件。

二、秦赵相同的族源和风俗有利于双方文化的交流

秦国与三晋之一的赵国同祖，载于《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秦本纪》云: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舜赐姓赢氏。非子时，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赵氏先祖在“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时开始从赢氏分离出来，正式以赵为姓氏。

对于秦赵同祖，一些学者是有所质疑的，但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有越来越多可靠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这特别体现在墓葬制度上。秦赵的墓葬制度不但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与当时北方各族都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曾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了56座墓葬，其中45座是西周的，而11座是秦国的。西周时期的墓葬呈南北向，墓主之头多朝向北方，平躺直肢。秦时期的墓葬则多呈东西向，墓主之头多朝向西，且侧身屈肢。后又经过近几十年对关中的大荔和凤翔等地多达500多座秦墓的发掘，发现绝大多数的秦墓都是东西向的，且墓主头朝西，侧身屈肢。如宝鸡地区发现的20多座秦墓葬，墓主俱是头朝西向，侧身屈肢。令人感到巧合的是，在邯郸百家村的赵国贵族墓地发掘了49座墓室，屈肢下葬的有11座，有壁盒的有3座，东西朝向的为15座。在赵国故都邯郸西北紫山发现了5座有待发掘的赵王陵，均发现了坐西朝东的陵与神路，证明墓主都是头朝西的。

从己发掘的秦赵墓葬情况来看，秦君主与赵君主的陵墓均呈坐西朝东，且侧身屈肢下葬。而周王和其他的中原诸侯陵墓却不同，它们均呈南北向，头向北，且平躺直身下葬。有学者研究表明，秦墓葬有屈肢葬、墓室有壁盒、有早中晚三期墓室洞和头向朝西四大特点，而其中只有竖穴式墓洞之一特点还未在赵墓中发现，其余皆有印证。墓葬制度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最不易改变的方面，因此这些特点极为相似的墓葬完全可以作为文献记载“秦赵同祖”的有力佐证。

秦赵二国并非姬姓诸侯国，完全是凭借自身后天的努力，获得赐姓并得以建国，日后分别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在双方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共同的族源，造就了双方相似的墓葬制度与习俗，这种天然的亲近感大大减少了不同种族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隔阂，极大地便利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

三、秦晋相似的文化性格便利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晋国周围俱是戎狄等少数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因此，晋甫一立国就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这就为当地各民族营造了一个宽松包容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不同民族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极好的便利条件。因此，三晋文化本身就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例如，晋国是中原各国中最早有步兵部队的，这便是其在与戎狄的山地作战中发展起来的，并且“晋国的国君和卿大夫不少人娶了戎女为妻，不同族间的通婚不但引起人种乃至语言、风俗方面的变化，它也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去”同时，文化的影响都是双向的，晋文化也在影响着戎狄，这也使得“戎狄民族不断吸收华夏民族先进的农耕文化传统，逐步改变了漂泊不定的游牧狩猎方式”。可以看出，晋国作为当时强盛的大国，戎狄民族在与它的频繁交往中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至晋国三分为韩赵魏之后，三晋文化进入了特点更加鲜明的时期。李元庆先生对三晋文化的特点做过详细精到的论述，概括为:“其一，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其二，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可以说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三晋文化的这种开放性、包容性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秦文化的特点，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崇尚法制的政治意识，变革制度的理性自觉”，有的学者将其分为“集权主义”、“拿来主义”和“功利主义”。而在对秦文化发展历程的研究中，无论黄留珠的秦国时期秦文化的“两大阶段论”，还是叶小燕的秦文化五段论，均以战国中晚期为重要的转折点。其实，以上所论，“不论‘耕战’也罢‘功利’或‘公利’也罢，均只适用于商鞍变法后的秦文化”。在此之前，秦文化的特点以“兼容性”、“开放性”或云“拿来主义”最为明显。

秦人自非子之后，位于宗周之地，四方也是密布着戎狄等少数民族，与戎狄进行频繁的交流，并且选择性地吸收周围的戎狄文化，是十分正常也是必然的结果，非如此则不能生存。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之功被封为诸侯，封地就在西周故都一带，但众所周知，其地己被犬戎所占，所以这种分封有名无实。秦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通过与戎狄的激烈争夺，至秦穆公时才在关中地区奠定了霸主地位。在这一长时期的交流过程中，戎狄文化对秦的影响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如在宝鸡市南郊益门村发掘的二号秦墓中，既有中原风格的玉器，也有戎狄风格的兵器和生产、生活用具，且该墓无骨架保存痕迹。西北地区的戎狄是有火葬风俗的，大批玉器随葬又表明了墓主的贵族身份，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受戎狄文化强烈影响的秦国贵族墓葬。然而，戎狄文化虽有其长处，但毕竟是落后的文化，秦国若想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向中原的先进文化学习，这其中主要就是三晋文化，非如此则不能强大，因此，后来便有了包括商鞍变法在内的一系列举动。秦国正是在这种与外界不断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国力逐渐增强，地位不断上升。自襄公救周有功，跻身于诸侯，至穆公任用戎人由余“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一路成长而来，应该说除了其民族的勤奋努力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即“兼容性”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从而有了“秦之措施，大抵袭自东方，其任用以见工者，亦率东土之士也”的论断。

所以比较来看，秦文化与三晋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晋与秦地理环境相似，周边分布很多戎狄等少数民族，双方均能很好地兼容外来文化，博采众长而为自己服务(两国军队中均有外族士兵即是一例)，尤其双方共有的开放兼容性，是三晋文化的对外传播和秦文化的选择吸收的重要基础。落后的戎狄尚能大量而又顺利地吸收先进的农耕文明，那么，同样被“狄戎”视之并与晋地接壤的秦国，面对因改革而蒸蒸日上的三晋，选择吸收彼时较为先进的并且同样缺少宗法制的三晋文化而不是恪守宗法制、比较保守的齐鲁文化来发展壮大自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尖草坪区三晋文化研究会 第3篇

6月29日至7月3日,首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文博会”)在省城举行,“文化三晋、美丽山西”将通过这个平台再次向世人展示。在文博会即将到来之际,不妨重新回顾我省十年来文化改革建设的点滴创举,共同见证山西文化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

改革春潮涌动三晋

2000年,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拿到《哈利·波特》的中国版权时,山西的几家出版社顿生艳羡之情,不少出版界的“前辈”们,对当时囊中羞涩的窘况仍记忆犹新。时至今日,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及所属8家出版社成交活跃,山西省50余种原创图书分别与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达成了版权输出意向,并与外商达成了120余种图书版权引进意向。

其实,在山西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像山西出版传媒集团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因为改革为山西文化唤来了春天。大作品展现、大集团运作、大景点支撑、大服务引领、大会展集聚“五大文化发展战略”,以及事业与产业、文化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一盘棋的思想,让山西吹响了加速建设文化强省的进军号。

截至目前,山西省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已全面完成,全省537家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转企改制任务,出版发行行业、电影电视制作放映领域、党报党刊发行机构、文艺演出院团改革任务全面完成,组建了出版传媒集团、广电网络集团、演艺集团、山西日报传媒集团、广电传媒集团、影视集团等6大文化集团,全省1 1个市、1 19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局合一,电台、电视台两台合一,成立了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

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辐射全省,文化活力也进一步迸发。“以前,我们是无戏可演,演员严重流失,现在我们是因为演出越来越多而发愁,有时候场次都安排不过来……”太原市歌舞杂技团团长王剑告诉记者,他们算是改企后的直接受益人,在改企第一年时,该团演出就多达500多场,并且紧紧围绕市场需求,不断打造舞台精品剧目,《唱享山西》填补了太原市旅游市场的空白,而且该团还走出国门,与美国、韩国签订了商演订单。

于是,舞台上重新出现了省市各级院团活跃的身影,观众们也能第一时间欣赏到优秀的经典剧目。这些剧目走向国内市场,并深受好评。

文化沃土硕果满园

创排已经有十年之久的《立秋》,仍然在甘肃演出,并迎来了它的第660场亮相,票房收入达到2000余万元;《千手观音》成了蛇年春晚的“香饽饽”,相继登上北京卫视、湖北卫视的舞台,并在北京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序幕……如今,“晋”牌剧目不胜枚举,这是继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黄河三部曲”之后,我省迎来的又一次文艺创作的高峰,舞台文艺精品进一步走向繁荣。

“文艺作品不能曲高和寡,而改革后的院团,在面向市场后,就得想百姓所想,打造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要接地气。现在看来,我们的几大院团做到了。”省文化厅创作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立秋》为山西省话剧院打了漂亮的翻身仗,但该团并没有故步自封,先后结合了省内新闻热点、好人好事,打造了现代剧《美丽女孩》《立春》,弘扬了山西人民的真善美,以及人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情。《一把酸枣》之后,《粉墨春秋》登场,几经曲折磨难成就大业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山西文化改革的真实写照?省晋剧院出品的新编古装晋剧《武则天与狄仁杰》、太原市实验晋剧院出品的《上马街》、运城市青年蒲剧实验团创作演出的蒲剧现代戏《山村母亲》、高平市人民剧团创作的《西沟儿女》、吕梁市青年晋剧院演出的《杏花酒翁》都立足本土,展现了山西的精气神。精品佳作,从一个方面代表着当地文化发展的水准,令人欣慰的是,山西省县级文化企业也呈现出佳作连连好评不断的局面,在这片文化沃土中,文艺精品层出不穷,可谓硕果累累,满园飘香。

近几年,随着山西省煤炭企业大幅整合,大量社会资本投入影视作品,《走西口》《喜耕田的故事2》《天地民心》《西口长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荣河镇的男人们》等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再次彰显了晋风晋韵,彰显了三晋大地的历史和文化。

文化产业成经济增长点

谁也没想到,一幅简单的剪纸,能养家糊口,成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县的经济支撑点。在名为蕙花民间文化艺术发展公司内,一位工人平均一天产出35幅剪纸,每幅售价5元,有了剪纸产业的出现,每户人家平均增收6000余元。这是文化产业带来的实惠,更是一种传奇。随着60多亩的广灵剪纸文化产业研究园区的建立,艺术博物馆、剪纸培训学校的配套成立,该县成为集研究、培训、生产、展销为一体的剪纸艺术产业基地,而文化产品的异彩丰呈,更是成为我省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文化产品百花齐放,只是文化产业中的一个分支。文化旅游、文化休闲娱乐、动漫创意、演艺娱乐业等诸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都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实现了增加值,并形成了很多新的亮点。在电视剧《乔家大院》热播期间,这个古老的山西民宅里迎来了海内外八方游客,一家旅行社的导游小杜依然记得,外地游客报团时总会问她一句话,“有没有安排到乔家大院参观啊?”对于山西本土的导游来说,并不乐意带团游山西,因为景点比较分散,而且游客们在晋旅游,总是只想到五台山,却并不了解晋商文化,但《乔家大院》在央视热播后,这种情形得以改观,“人们对晋商的认可和热捧,让人很受鼓舞,我们也觉得脸上有光。”如今,在平遥亮相的《又见平遥》也是把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提升了区域文化影响力。此外,文化与科技、经济等的融合,催生了现代新兴文化产业,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大耳朵爷爷历险记》《不亦乐乎》等优秀动漫产品和太钢不锈创意产品、富士康机器人等创意产品,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据省文化厅工作人员介绍,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省传统行业实现增加值的比重过大,但目前看来,现代新兴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得到改观,以文化休闲娱乐、网络文化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业有了快速发展。2011年,山西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380亿元,占GDP比重达3.4%,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在文化产业驱动力指数排序前10名中,山西位居第二。

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民生

6月1日,一群小学生走进位于省城长风商务区的山西省图书馆新馆,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内,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捧着青少年读物阅读。虽然这只是该馆正式开放前的一次“试运行”,虽然读者参观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但从家长到孩子,无不对新馆表示出一种向往和喜爱。事实上,长风商务区内的公共文化场馆,为省城市民带来的不仅是欣赏建筑美的视觉感受,更多的是在其中尽享文化成果的满足和充裕感。

每年暑假,是全省“文化惠民”活动的“旺季”,全省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协同作战,顶着烈日深入百县千村,送戏下乡。在文化惠民演出的行列中,有很多艺术家的身影,我省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谢涛就经常奔赴在全省各地市的基层舞台上,“在我耳边,总能响起老百姓的喝彩声和掌声,他们用各地方言叫着好,吼破了嗓子,拍红了手,他们那种对戏曲的热爱之情令人动容,这也是促使我们能一直在舞台上唱下去的动力。”此外,山西省演艺集团一直在开展“文化惠民演出季”的活动,从民歌会到交响音乐会,市民均可以享受到低票价看高质量演出的待遇。用一个汉堡包的钱看话剧、听音乐会,这在山西早已不是新鲜事了。

公共文化惠民服务,就是让每位老百姓享受到文化成果,并为此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2011年,我省共为基层配送186万册图书和2191万元的文化活动器材,配送“流动舞台车”44辆、“流动图书车”33辆,119个县、1196个乡镇和28000多个村资源共享器材设备配备任务全部完成,全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现了全覆盖。

三晋文化特点浅议 第4篇

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文化现象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是开放，一个是务实，一个是求新。

一、开放

这可以说是三晋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经长期被迫流浪在外，走过了许多国家和地方，广泛接触到华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后，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三晋文化的基础。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不仅放手使用本国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揽国外的人才。"楚才晋用"这个成语，概括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认识到中原传统的车战不够机动灵活。因此力排众议，学习和引进匈奴人的办法，用骑兵代替车战，同时发挥弓箭的远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军的战斗力，培养出了像李牧、廉颇、赵奢这样的名将。

这是远古的例子。近世的例子则是晋商的兴衰。开放心态，创新的理念，是晋商兴起的主要原因：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内耗不断，则导致了晋商的衰败。一位研究晋商的学者说："晋商成于开放，败于保守。"讲得很准确。

与开放这个特点相联系的是包容。山西的北部，历来就是游牧民族进据中原的必经之地，是不同民族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地区，也是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地区，这就决定了三晋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三晋文化是集百家之长的文化，不仅善于吸纳，而且善于将外部文化本土化。有包容才能不断丰富，这是很重要的。应该提倡不同文化的对话、共处，不要对立、冲突，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更为和谐。其实早在春秋时代，三晋文化就有宽容的传统。中学时老师教我们学文天祥的《正气歌》，里面有这么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董狐是晋灵公时的史官。晋灵公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国君。大臣赵盾一再规劝他，他不但不听，还起了杀心，迫使赵盾逃到了现在的晋东南一带。这时赵盾的族人刺杀了晋灵公，把赵盾迎回来主政。董狐在记载这一事件时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说，当时我正在逃命，怎么能说是我弑君呢？董狐说，你并没有逃出晋国的国境，你的族人杀了国君，怎么不是你弑君？赵盾尽管并不同意他的说法，但尊重史官的意见，就由他这么写了。应该说，这就是宽容。这样的大度，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二、务实

务实，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实事求是。从政治理念上说，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务实的精神可以说是三晋文化的精髓。这种文化思想，实际上促成了我国封建朝代史上两个最好时期的出现，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文"、"景"指的是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汉文帝早年封代王，都城就在现在的平遥附近。他是山西的水土哺育大的，熟知这里的风土人情和百姓疾苦。即位以后，他坚持不生事扰民，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的生活得以改善，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文帝是历史上最俭朴的皇帝。他不许宠妃慎夫人穿长裙，以免群起仿效，浪费织物。晚年他想建一座露台，是露天的土台，而不是像以前那些君王那样，还要盖许多豪华的亭台楼阁，但一算账，即使这样，花费也相当于几个中等农户的资产，最终还是放弃了。甚至连他的帐子，也是用奏折的封套拆开后缝制的。临终前遗诏不许厚葬，陪葬品中不许用金属器皿。有一个笑话说，一次有几个盗墓贼光顾文帝的霸陵，文帝从棺木中欠起身来说：你们走错门了，我这里什么也没有！这个故事让人不禁要想起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一个陪葬坑，就是那么大的阵势！主墓室又该何等奢华？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经常听到人们赞叹兵马俑如何如何了不起，却很少有人提到它的墓主人是如何穷极奢侈，这是很奇怪的。汉文帝还是一个严格按律办事的人。当时的云中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在上报战绩的时候，首级的数目与实物不符，多报了六级，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奖赏，还被撤了职。用现在的话说，汉文帝已经是一个懂得必须"依法治国"的人了。总之，在他的种种作为后面，都可以看到一种务实的精神。

唐王朝本来就发源于三晋。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是务实精神的结果。唐朝的重臣有许多是山西籍的人氏，如河东的裴氏，薛氏，柳氏。仅裴氏一姓，就出了十七个宰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三晋文化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三、求新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三晋文化中的求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如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杰出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不断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王维把田园诗和山水诗融合到一起，开创了新的山水田园派。白居易《长恨歌》和《琵琶行》，是我国最早的七言长篇叙事诗。柳宗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革新派。在文学上，他与韩愈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他谪居永州时所写的"永州八记"，则在散文领域开发出山水游记的新品种。

另一个例子是元代的杂剧。平阳（今临汾）是杂剧的发祥地之一。把文学艺术从文人的书斋引入百姓的街坊市肆，是杂剧作家的巨大贡献。从此以后，以抒情为主的诗词的主流地位开始被以叙事为主的戏曲、小说所取代。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元代的杂剧作家中有许多是山西人。最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郑光祖是襄陵人，白朴是河曲人，关汉卿的籍贯有几种说法，一说是解州人。四个人当中倒有三个是山西人，可见山西籍人士对杂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又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