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资本范文

劳动力资本范文（精选12篇）

劳动力资本 第1篇

农村劳动力转移尽管可能被其他名词取代, 也不再是什么新的社会现象。但是, 随着国家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不断调整, 自2010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率至少达到60% (陆学艺, 2011) 。所以, 弄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根本原因仍是社会科学各界的重要命题, 只不过研究角度可以有所不同。传统经济学分析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时, 主要是突出市场机制作用, 认为人力资本在劳动力转移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越高, 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就业机会越大、收入越高, 从而越容易转移 (舒尔茨, 1962;Lucas, 2004) 。其基本理由是:农民的素质决定了他们抓住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 而其中人力资本状况对抓住非农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其仁, 1997) 。因此, 农民非农就业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层次也显著受制于其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约束 (姚先国, 2006) , 从而得出, 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能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叶扬, 2010;林玉妹、林善浪、樊涛, 2013) 。

同时,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城乡分割, 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被削弱, 而社会资本可以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 增加就业机会 (李培林, 1996) , 所以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社会资本同样具有较大的影响。社会资本通过亲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网络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主要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中 (蔡昉, 1997) , 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显著。有学者利用中国农村住户微观调查数据, 农村劳动力转移除了受到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人力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之外, 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 (盛来运, 2007) 。通过对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发现, 通过亲属、朋友介绍实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比重为49.7% (蔡群, 2007) ;失地农村劳动力只能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 其中超过50%是通过动用社会资本才能获得稳定的就业岗位 (李飞、钟涨宝, 2010) 。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更加倾向于通过劳动力市场渠道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 而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转而通过社会资本实现转移 (谢勇, 2009) , 但是由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作用要强于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成为农民工收入的决定性因素 (赵延东、刘奋宇, 2002) , 这就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

那么, 在“社会资本”极为丰富和“人力资本”相对不足的中国当前社会,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践中两者谁轻谁重, 还是同等重要, 亦或存在先后次序?本文试图通过实地调查, 并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地位与作用, 从而为当前和今后制定有利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二、经验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十分复杂, 其中, 有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数据就更难获取, 为了准确掌握转移农村劳动力以上两方面情况, 本文通过抽样调查方式, 课题组于2011年12月份分别对苏州、济宁、阜阳、黄冈和长春和贵阳6地展开问卷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3, 000份, 回收有效问卷2, 641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88%。为了便于数据处理, 多数问句采用封闭式, 但为了减少问卷的主观性, 也有部分问句采用了半封闭式和自由回答式, 在整理数据时对这部分问句的答案作了归类处理。通过对调查数据处理, 当前我国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状况简介如下。

(一) 人力资本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获得提高, 所以受教育水平和培训能够反映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将受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 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四个层次, 培训情况分为未培训过和培训过两种情况, 调查样本的教育和培训状况如表1所示。

注:在高中学历劳动力中, 具有技校学习经历的劳动力认为接受过培训。

从受教育水平看, 被调查的对象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最大, 占样本总量的57.1%, 其次是小学及以下和高中水平的劳动力比重, 比重分别为20.6%和19.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比重较小, 仅占总数的2.9%, 调查样本中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然为初等教育水平, 高等教育水平的比重为22.3%, 所以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仍然较低。技术培训总体水平不高, 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比重为28.4%, 尚有71.6%的农村劳动力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同时, 不同教育层次劳动力的培训状况存在明显差异, 小学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力的培训比重较低, 分别为9.5%、3.6%, 初中和高中学历劳动力的培训比重相对较高, 分别为31.3%、43.8%, 这说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更容易接受劳动力培训, 当劳动力教育水平跨过一个门槛时, 培训的比重就会下降。

此外, 人力资本还包括劳动力的健康水平, 通常条件下劳动力的健康状况与年龄具有一定的关系, 采用劳动力的年龄来衡量劳动力的健康水平, 将农村劳动力年龄划分为16~25岁、26~35岁、36~45岁和46岁及以上四个区间, 样本的年龄分布分别为43.1%、24.8%、21.7%、10.4%。从年龄构成来看, 16~25岁之间的农村劳动力最多, 35岁以下的比重则占到了67.9%, 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0.46岁。

(二) 社会资本分析。

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的作用, 可以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反映出来。如表2所示, 在调查样本中, 依靠亲友或老乡介绍实现转移的比例为65.2%, 这说明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较大。通过其他渠道实现转移的比例为34.8%, 其中通过中介公司介绍、自发寻找工作、企业到当地招聘、政府统一组织的比例分别为13.5%、10.2%、6.1%、5.0%。通过移劳动力转移渠道的应用状况可以发现, 利用社会资本实现转移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进行衡量, 分别为社会资本规模、社会资本质量和社会资本密度, 调查样本的社会资本情况如表3所示。社会资本规模的均值为25.21, 主要集中于0~20和21~40两个类别, 其比例分别为33.1%、51.6%, 社会资本规模在40人以上的比例仅为15.3%, 说明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本规模总体较小。社会资本质量的均值为3.87, 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质量分布于0~5之间, 比例为70.5%, 其次为6~10区间内, 比例为25.1%, 而社会资本质量大于10的比例仅为4.4%, 说明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本质量总体处于较低的层次。社会资本密度的均值为54.80, 0~0.25、0.26~0.50、0.51~0.75、0.76~1.00区间的比例分别为14.9%、25.5%、49.2%、10.4%, 其中0.51~0.75区间内的比例最大, 说明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本密度较大。从整体来看, 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本的特点为规模较小、质量较低, 但社会资本密度较大。

调查样本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如表4所示, 具体包括性别、婚姻状况、政治身份、家庭耕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其中男性和女性劳动力比例分别为55.2%、44.8%;未婚和已婚劳动力比重分别为57.1%、42.9%;党员和非党员的比重分别为5.1%、94.9%;家庭耕地面积在0~3、4~6、6以上区间内的比例分别为63.1%、31.7%、5.2%, 大多数家庭耕地面积小于3亩;家庭劳动力数量0~2、3~4、4以上的比例分别为52.3%、40.3%、7.4%。

三、实证检验

(一) 模型构建。

由于农村劳动力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 能否实现转移存在差异, 农村劳动力根据自身具备的条件进行决策。以农村劳动力是否实现转移为被解释变量, 采用多元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 Pi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率, Zij为解释变量, εi为随机扰动项。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劳动力是否实现转移, 如果一个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 则被解释变量设为1, 否则为0。解释变量包括三类, 第一类是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因素, 具体包含受教育状况、培训状况以及健康状况;第二类是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因素, 具体包含社会资本规模、社会资本质量、社会资本密度;第三类是控制变量, 具体包含除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外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此外, 考虑到性别与婚姻之间相互关联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 所以把性别和婚姻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中检验。

(二) 数据来源和变量设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政府配套措施研究”的调查数据, 调查内容涉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农民工收入、培训状况、社会资本状况等。调查共获得问卷2, 686份, 实际有效样本数为2, 641个。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设定和均值如表5所示。

(三) 估计结果与分析。

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模型一、模型二分别检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模型三综合考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从模型一的估计结果来看, 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显著, 相对于小学及以下学历, 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系数分别为0.328、0.441、0.755, 均为正数且分别通过5%、5%、1%水平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程度越高, 农村劳动力越容易实现转移。培训的系数为0.704, 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 说明与未培训的农村劳动力相比, 培训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率更大。从年龄角度来看, 相对于16~25岁的农村劳动力, 26至45岁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但45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的估计系数为-0.108, 且在10%水平上显著, 说明45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低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这表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因素对是否能够实现转移确实存在影响。模型一中的控制变量因素中, 性别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影响, 性别的估计系数为0.214, 通过5%水平检验, 说明男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大于女性, 而婚姻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负面影响, 已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低于未婚劳动力, 但性别和婚姻的交叉项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估计系数为0.518, 且在1%水平上显著, 说明已婚男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增大, 而已婚女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反而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已婚女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方面, 减少外出务工的机会, 已婚男性农村劳动力迫于经济压力而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家庭耕地面积越多, 则他们的转移率越低, 说明耕地面积较多时, 农村劳动力会将更多的努力放在耕地上, 减少转移到非农业的概率。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的农村劳动力, 具有更大的转移倾向。

在模型二中, 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的影响。一是社会资本规模越大, 农村劳动力转移概率越大。相对于社会资本规模在20人以下, 社会资本规模在21~40、41~60、60以上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223、0.455、0.515, 且都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社会资本规模的增加能够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外界社会的接触面, 有利于信息的沟通, 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 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二是社会资本质量更高, 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容易。与社会资本质量处于0~5相比, 社会资本质量在6~10、11~15、16~20区间内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871、0.915、0.963, 分别在1%、5%、5%水平上显著, 说明社会资本质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的社会阶层越高, 社会资本给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带动作用越大, 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资本的社会阶层差异越大, 社会资本起到的作用就相对更大。三是社会资本的密度越大, 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越大。社会资本密度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社会资本密度的显著影响, 社会网络成员间的来往越密切, 形成的社会资本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就会增强。此外, 从控制变量来看, 性别和政治身份的差异对农村劳动转移并没有影响, 而婚姻、家庭耕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仍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

模型三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放入模型进行检验, 从总体上来看, 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强于人力资本因素, 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因素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人力资本因素中, 只有培训的估计系数为0.846, 通过5%显著性检验, 而教育程度和年龄的估计系数虽然为正值, 但并没有通显著性检验, 说明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总体而言并不显著。在社会资本因素中, 社会资本规模、社会资本质量和社会资本密度的系数依然显著, 而且随着社会资本规模、质量和密度的增加和提高, 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越明显。此外, 农村劳动力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 男性和女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存在差异, 是否是党员也没有影响;婚姻状况、家庭耕地面积和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影响。

四、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 考察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具有时代性。即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 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会逐渐减小, 人力资本将会起到主导作用。不过, 社会资本是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 社会资本规模、质量和密度三个方面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作用, 社会资本规模越大、质量越高、密度越大, 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越大。而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较小, 只有培训状况的差异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作用显著, 培训过的农村劳动力更加容易实现转移, 教育程度和年龄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二是农村劳动力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存在影响, 具体包括婚姻状况、家庭耕地面积和家庭劳动力数量。这与现实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个人或家庭的共同的理性行为, 决非仅仅只满足城乡收入差距, 无论是实际还是预期的, 农村劳动力就会出现从乡村流向城市的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要受到多种因素, 如婚姻状况、土地资源以及家庭因素等, 所以研究与拟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各种措施就不能只考虑经济因素, 也要考虑到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其他多种因素。

基于以上结论得到两点政策启示, 第一, 从短期角度来看, 增进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 通过农民组织等渠道增进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 积累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 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 这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但农村劳动力持续有效的转移不能仅仅依靠农村劳动力个人的社会资本。第二, 从长期角度来看, 扩大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导向作用, 政府部门强化在农村劳动力培训中的支撑作用, 逐步发挥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 同时与农民工输入地区建立政府间的沟通机制。

摘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处阶段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它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存在差异。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 并运用probit模型进行研究表明, 社会资本在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资本规模越大、质量越高、密度越大, 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而人力资本中只有培训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作用。因此, 从短期角度来看, 增加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其顺利转移, 但从长期来看, 农村劳动力转移却有赖于其人力资本的提高。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1]蔡昉.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经济理性[J].中国社会科学, 1997

[2]崔智敏, 宁泽逵.健康、教育与农民外出就业行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调查[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0

[3]王莉.基于Logistic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时代, 2007

[4]谢勇.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民工就业状况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 2009

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关系研究的论文 第2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范式；马克思经济学

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置人力资本理论特定的范式规定和内在缺陷于不顾，将其植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给理论研究增添许多混乱。人力资本在其创立者舒尔茨的理论中体现为，“劳动者变成资本家，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工人因人力资本投资而成了资本家”。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在“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已蕴含了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所说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在内涵范畴、认识逻辑和方法论基础上都有本质区别。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关系的分析及对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动因与内在缺陷的剖析，廓清二者之间的范式差异，从而合理定位人力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理论建设中的地位。

一、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人力与资本”的关系

“人力”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并不必然是资本。虽然马克思把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但可变资本只是资本家的资本，而不是劳动者的资本。

(一)劳动者的“人力”不能自行增值。资本的本质规定是增值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劳动力——引者注)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从劳动者的立场看，将劳动力称为资本意味着让增值的源泉补给源泉，这在逻辑上是一种谬误。因为是资本就要增值，要增值就要吸收劳动者的活劳动，劳动力若是资本，只有在它吸收了活劳动后，资本的增值部分即剩余价值才会产生。但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劳动只有同劳动者以外的物质资料结合并被物质资料吸收，才能实现物质资料价值的增值。劳动力不能通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吸收自己在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的东西——活劳动，来使自己增值。正如吴宣恭教授所说：“劳动力出卖以后，它已变成资本家所有的资本的一个部分，不归劳动者支配，也不能为劳动者带来任何剩余，对劳动者而言，毫无资本的功能”，“劳动力的所有者不可能购买自己，剥削自己。这就是说，‘人力’的所有者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资本家，‘人力’不可能成为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它是一个消极地被决定了的价值。

现实中，劳动者将自己的某些知识和技能折合成一定的股份，并获得相应剩余分享的情况，仍不能说明“人力”具有增值性。因为知识、技术有两种，一种是与劳动者身体无法分开的；一种是可与劳动者相分离，能获得独立存在形式的知识和技术。具有第一种知识和技术的“人力”不具资本属性。当第二种知识和技术以专利的形式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折资入股进行投资时，它们便具有了资本的属性。参股的专利所有者是以资本所有者而非人力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依靠专利股份分享企业剩余，同依靠货币投资或设备投资得到剩余，在经济关系的性质上没有差别。而且，这种虽然源于劳动却已物化的专利，已与劳动者身体发生分离，转化成为一种与劳动正好相对的力量，参与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在此，“人力”与资本的界线是泾渭分明的。

(二)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不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尽管马克思也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但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不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可变资本并不等同于劳动力。虽然资本所有者用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力，但劳动力在卖者即雇佣工人那里只是商品，而只有在买者手中，即暂时握在其使用权的资本所有者手中，才成为资本。可变资本只是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而不是归属于劳动者的资本。同样，劳动力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资本化。当劳动者还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时，它只是等待出售的商品，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不能成为资本。一旦劳动力被出卖并进入生产过程，它就并入买者的资本。劳动力商品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人力不可能成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马克思认为，“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末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从资本家的角度看，通过对劳动力的购买和使用使自己的货币资本化。虽然劳动力创造了剩余价值，但因其所有者已将它出卖，并仅仅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劳动力的使用权不再归劳动者所有，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全部归劳动力的购买者。可见，劳动力在其所有者那里只是他的资产或商品，而不是资本。有时，资本家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会对一些“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进行激励，但这是同复杂的、熟练的劳动力具有较大的价值相联系的，以不损害自身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把变为劳动力或体现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称作可变资本，但决不能将此误解为马克思将劳动者的“人力”也当作劳动者的“资本”。

二、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概念的创立

西方经济学家将劳动者的“人力”称作劳动者的资本完全是出于技术分析的需要。人力资本概念提出的目的在于阐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个人收入、经济增长等的巨大作用，同时证明在教育、培训等方面投资的重要意义。但舒尔茨等人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称为“资本”主要是技术分析的需要。

舒尔茨等人主要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投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要突出知识、技能等投资的高收益性特点，必须有一个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相比较的平台。而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转化为价值化的资本，既可很方便地将新古典经济学运用于物质资本的分析工具运用于长期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劳动者能力的分析，又可在生产中实现劳动者技能贡献与物质资本贡献之间的相通约。显然，充当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中介恐怕就是“资本”被嵌入“人力”的初衷。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视野中，人力资本的出现只是意味着在生产函数中又增加一种原本不为人知的生产要素。如马克·布劳格所说：“它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现象上的运用。”表面看来，人力资本理论的这种嫁接和过渡完成的比较平滑顺畅，但其内部被粉饰起来的许多矛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

三、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与其所依存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一致，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一范式固有的缺陷，加之理论自身的先天不足，使其自产生之日起就招来批判不断。

(一)理论框架缺陷。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路径进行的：把人力资本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对人力资本进行度量——研究人力资本的生成机制，进而以人力资本概念为核心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企业组织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所有的一切无非是把既有的研究物质资本的框架转向人力资本的研究。但这种理论框架的移用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即“人力”能成为“资本”，而且“人力”是“资本”。然而，从舒尔茨等人的话语背景和话语体系来看，这一前提让人置疑。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劳动者这些能力和素质的获得需要接受一些必要的教育和训练，需要一定的费用支出，但人的需求的多元性与层次性及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使个人的目标函数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在人的支出总额中也无法划清投资和消费的边界，许多支出根本无法归为具有资本意义的投资。因而，舒尔茨所言的“人力资本”无法简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收益函数，显然这与资本所规定的货币收益最大化要求相左。况且，知识、技能等的生产性及其对提高个人收入的贡献度还与教育体制、市场供求状况及人自身的能力、天赋、态度等因索相关，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投资问题，这些都不是资本所能涵盖的。

(二)方法论与前提假定缺陷。人力资本理论与其所依存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一致，也自然将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其建构理论的指导。这一方法论基础也不可避免地使它把“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的预设前提，它在信息完全、个体理性和偏好稳定的内涵约束下，直接指向了未来收益的“最大化原则”。这些苛刻的脱离实际的假定与个人对自身人力进行投资的复杂心理动机很难相适应。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是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指向任何可识别的目标，许多行为是由习惯来协调的。显然，人力资本理论对那些由习惯来协调的个人支出行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四、结语

劳动力资本 第3篇

关键词： （中）关键词 人职匹配；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中）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2-0079-0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09

自高校扩招以来，伴随着大学学费攀升、求职难、薪资低等一系列问题，上大学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其“成本—收益”率饱受质疑，“读书无用论”再次被提起。尤其是在市场仍不完善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学历的作用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人职匹配作为结果变量，探讨上大学对找到一份好工作是否有用，求职时使用不同的求职搜寻方式对找到一份好工作是否有用，以及随着市场的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人职匹配及其双重影响机制

人职匹配问题，就是如何将合适的个人放在相应的工作上去发挥个人最大的效用，归根结底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求职过程中，求职者人力资本质量难以直接测量，于是求职者通过各种途径传递人力资本信息，以完成人职匹配的目标。关于人职匹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信号理论的研究。信号理论认为学历水平是可以直接观测的，是人力资本质量的信号，高学历很可能意味着高能力[1]。斯宾塞（Spence）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雇主会通过学历等潜在信息来判断求职者的能力，根据信号理论的预期，高学历者容易找到更为匹配的工作[1]。但是学历的信号作用也受到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发展阶段等条件的制约[2]，因此，在不同国家，学历信号作用的显著程度也不尽相同[3]。在学历的信号作用不能完全发挥时，一些求职者选择使用更有效的工作搜寻方式来完成人职匹配。

其次是工作搜寻理论的研究。工作搜寻理论对人职匹配的研究有两种理论模型。其一，标价模型（Wageposting Model）认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存在议价行为，工人只能选择是否接受厂商给出的工资条件[4]。其二，博弈均衡过程模型认为工人决定是否接受这份工作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纳什均衡”[5]。莫滕森（Mortensen）和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综合前两个模型之后提出，匹配的过程中不确定性是异质性的[6]。工作搜寻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而使用每种方法的成本不同，结果也不同。一般而言，求职时搜寻方式有两类：正式与非正式渠道，前者根据市场规则搜寻工作机会，后者主要是通过人际网络搜寻工作机会。已有多项研究证明，通过亲属、朋友等非正式搜寻渠道容易获得成功。“老男孩”网络（Old Boy Network）会筛选不合适的人，减小信息的不确定性[7]，弱关系网络可以提供更多的非冗余信息，帮助求职者找到更好的工作[8]。朴劳尼（Podolny）的网络信号理论[9]及新经济社会学[10]都提出了人际网络求职方式也具有发送及传递人力资本质量的信号功能。这些研究揭示，使用人际网络搜寻可以发送及传递人力资本信息，给求职者带来优势。综上所述，我们预期：在求职过程中，由于高等学历的信号作用，拥有高等学历的求职者更有可能找到人职匹配的工作；人际网络以非正式的方式传递信号，对人职匹配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化背景下的双重信号传递机制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更容易实现种族的匹配，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中更能实现学历技能的匹配[11]。由于不同等级市场的需求不同，大学学历作为高劳动生产率的信号，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显然大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在市场的发展阶段，职业结构调整速度跟不上教育体制的改革速度，初级劳动力市场中所提供的职位有限、供大于求，导致一些拥有大学学历的人被挤压到次级劳动力市场中，造成了“读书无用论”论调的兴起。但是在整体市场中，我们认为大学学历作为正式的信号传递机制，势必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何在学历的信号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脱颖而出？人际关系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性信号来传递更深层次的人力资本信息。由于人际关系机制的非正式特征，它往往是在正式的制度与规则缺位或不完善时，依靠行动者运用人际网络来发挥其资源调节功能[12]。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正式的信息渠道逐渐建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招聘会收到许多候选人的资料，此外，学校、专业排名的完善，各种专业证书的出现，都可以帮助用人单位选择合适的人选。而且正式渠道的信息选择范围更大，成本更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更为广泛。虽然在一些情景下人际网络的作用仍旧显著，但是总体而言作用会逐渐减小。同时，这个匹配的过程是双向的，用人单位在寻找合适的求职者，求职者也在寻找合适的用人单位，这个过程也相应适用。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推测：在整体劳动力市场中，作为正式的信号机制，学历的作用有持续性，不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变化；而作为补充性的信号传递机制，社会网络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逐渐下降。

三、数据、变量及分析方法

1数据来源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人职匹配：文中我们将人职匹配定义为学历匹配、专业技术匹配以及工作经验匹配。对学历匹配的测量由问卷中“招工单位/雇主对招学历有要求吗？①有；②无”和“您与要求的学历是：①高于；②相同/相似；③低于；⑨不知道、无回答”两题计算而来。我们认为在招工单位/雇主对学历有要求的情况下，求职者条件与要求相同/相似即为学历匹配，招工单位/雇主无要求或者求职者条件高于或者低于招工单位/雇主的要求都被视为学历不匹配。对于专业技术匹配以及工作经验匹配的计算采取了与学历匹配同样的方法。分别使用的是“招工单位/雇主对招专业技术有要求吗？①有；②无”和“您与要求的专业技术是：①高于；②相同/相似；③低于；⑨不知道、无回答”以及“招工单位/雇主对招工作经验有要求吗？①有；②无”和“您与要求的工作经验是：①高于；②相同/相似；③低于；⑨不知道、无回答”两组问题计算而来。之后，我们将3个0-1变量相加得到一个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的定距变量，其中0表明人职不匹配，3表明人职最为匹配。

（2）自变量。就业市场化程度：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取决于地区与行业差异，处于不同行业地区的社会行动者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本研究通过对八个城市和六大类行业（分别为传统第一产业、传统第二产业、传统第三产业、制造业、金融地产业、科学文化教育与社会团体类）交乘获得48个类别。然后，我们分别计算每个类别中非国有部门从业人员占该行业调查样本总量的比重，以此来衡量该城市与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这种测量市场化程度的方法被用于多项研究，其科学性与简约性得到了实证检验[13]。

学历：该变量的选取被分为两种形式，对于没有换过工作的分析对象我们选取的是寻找第一份工作时的学历，对于换过一次以上工作的分析对象我们选取的是最后一份工作时的学历。学历变量被分为有大学学历和没有大学学历两类。

搜寻方式：测量该变量我们用到了4个题目。我们将选择了通过“经人介绍推荐”这个渠道进入工作、从“亲朋好友及其他个人关系”渠道收集就业信息、在找工作过程中“家人、亲属、亲密朋友、一般朋友、同乡、同学、战友、邻里、师生、师徒、同事、生意/项目伙伴、间接关系”给求职者提供过帮助的个案挑出来，把他们认定为是使用了人际网络搜寻的。同时，有一些个案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选择以上的选项，但是有其他的迹象表明他们是使用了人际网络搜寻的。这些个案包括：在“有人主动给您提供求职方面的信息或帮助吗？ 如果有，人数是人（0=没有）”这一题中填的数字大于等于1的个案，在“在找工作时， 您大概找了多少人帮忙，包括打听就业信息，沟通情况等？”这一题中填的数字大于等于1的个案，在“在您找工作的过程中，给您提供过帮助的人与您都有哪些关系？”中选择了“其他”的个案。以上两部分个案构成我们“人际网络搜寻”的样本，其余的我们认为他们为“非人际网络搜寻”的样本。

（3）控制变量。单位性质：单位性质被简单划分为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两种，体制内单位包括了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其他单位类型被划分为体制外单位。地域：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两类。其中，沿海地区包括长春、广州、济南、上海、天津和厦门六个城市；内陆地区包括兰州及西安两个城市。除此之外，我们还使用了常见的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年龄平方项等，其统计描述状况我们在表1中说明。

3.模型与

方法

根据因变量的性质及研究的目的，本研究选择了两个统计模型。

首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说明两种信号传递机制对人职匹配的影响。其次，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宏观市场化程度对不同信号传递机制效应的影响。研究重点关注两类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一类为个体层次，一类为市场层次。在个体层次上，个人学历及求职方式等信号传递方式都会影响人力资本信息的传播质量；在市场层次上，市场化程度影响着个体层次两种方式的信号传递机制的作用空间。因此，使用多层次模型可以更精确分析不同层次的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本研究设定截距项、网络机制及其与市场化程度变量的交互项为随机系数，建构多层次随机系数模型。

个体层次模型为：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1学历、搜寻方式与人职匹配我们用列联表的方式来直观分析学历以及使用人际网络搜寻与人职匹配程度是否有关联。从表2可以看到，学历的信号作用非常显著，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求职者所找到的工作的人职匹配程度远远高于没有大学学历的求职者，两者之间的差距高于是否使用人际网络所造成的差异。同时，无大学学历求职者的人职匹配程度与有大学学历求职者的人职匹配程度差异比率随着匹配程度的增加而增大，在三维匹配中的差异最为明显，有大学学历求职者达到三维匹配的比例是无大学学历求职者的4倍。

使用人际网络搜寻的求职者与工作的人职匹配程度要远远高于未使用人际网络搜寻的求职者，并且差距随着匹配程度的上升更加显著。随着匹配程度的上升，使用人际网络搜寻的求职者与未使用网络搜寻的求职者的比例逐渐拉大：在一维匹配中，使用网络搜寻的求职者是未使用人际网络搜寻的求职者的129倍；在二维匹配中，这个比率为141；在三维匹配中，这个比率上升到了189。这说明人职匹配维度越高的求职者使用人际网络搜寻的比例越高。

2.人职匹配的双重机制

接下来使用多元线性嵌套模型来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3。模型一为控制变量模型，模型二加入了学历变量，模型三加入了搜寻方式变量。通过系数及不同模型之间的对比来检验不同信息传递途径对人职匹配的影响。

实证分析表明，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都对人职匹配有显著影响，但是在控制了学历及搜寻方式之后，性别的影响消失，年龄的影响持续但有所下降。年龄越大，越有可能找到更人职匹配的工作，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工作经验有关：年龄越大的人工作经验越丰富，工作经验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测量指标，所以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平方的影响是倒“U”型曲线，随着年龄的增高人职匹配的程度逐渐升高，到达顶点之后逐渐下降，这个趋势与其他研究中年龄对于收入的影响相一致。

数据结果还表明，拥有大学学历的求职者与所找到工作的人职匹配程度要比没有大学学历的求职者高出642%，可见高等学历是重要的发送人力资本的信号，通过发送信号减小了信息的不确定性，进而促进人职匹配。使用人际网络搜寻的求职者

比未使用者人职匹配程度平均高出13%，说明使用人际网络搜寻可以促进人职匹配，从而验证了假设二。人际网络除了可以发送信号之外，还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在市场化不完全的环境下，学历的信号作用有可能会受到阻碍，而人际网络则可以传播更多的信息，从而成为重要的补充机制。

3.就业市场化改革中的双重机制与人职匹配

制度、人力资本与乡村劳动力迁移 第4篇

关键词：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乡村劳动力迁移,动态博弈

引言

我国乡村劳动力迁移长期在国家主导下进行, 国家以户籍制度及其背后的相关规定为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迁移的方向和路径。然而,从乡村迁移者角度来看,其经济学逻辑都是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以有限理性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在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过程除了有形的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张,外部无形的约束则是国家制度变迁对迁移者行为的控制和引导。本文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制度变迁过程中这种迁移过程形成与改变。人力资本对迁移者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人力资本被作为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的要素投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影响非物质的社会因素从而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布局发生改变。 国家制度通过改变城市劳动力市场布局致使这种模式形成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阶段成为可能。

在新制度经济学被广泛应用之前,制度因素在经济模型中的应用是被视为已知的和既定的, 即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进入经济分析。近年来,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迅速发展,阿夫纳·格雷夫( Avner Greif,2008) 、诺斯 ( Douglass C. North, 2008) 、青木昌彦 ( Masahiko Aoki,2001 ) 等学者提出了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的一种新制度观。诺斯 ( 2008) 将制度定义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以此定义为基础,诺斯解释了决定和衡量一种经济体系绩效的制度结构,又解释了这种制度结构的变迁。他认为,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这是关于制度功能的定义1。与诺斯观点类似,青木昌彦 ( 2001) 同样不认为制度规则是外生给定的,而是通常由一国的政治、文化和元博弈等因素共同决定。在他的制度观下,博弈规则将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显然,这里的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外在约束条件,制度主体的经济行为也不仅仅是特定制度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是 “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信息浓缩”。这种关于制度的定义将拓展了传统制度的分析范围和精确度。这种制度观引入了博弈论做为基础分析工具,博弈的主体为一固定集合的参与人,每个参与人面临一个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合。最终结果不能由单一主体决定,即政府在这里不是唯一的制度决定主体。对组织惯例和人力资本类型共同演进的分析更是探讨人力资本对乡村劳动力迁移模式所产生的作用的有力研究工具。阿夫纳·格雷夫 ( 2008) 整合前人关于制度的不同定义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制度观。他将之前割裂制度的能动论视角和结构视角结合起来,提出制度 “有时是影响人们但不受人们控制的结构,有时又是人们行为结果的反映”。这实际上对诺斯与青木昌彦两种制度观的融合。这种综合的制度观做为分析工具具有更广泛的分析范围,能够涵盖可重复出现的情景、有特定社会地位的人的行为秩序, 以及人为的非物质的制度要素等。其分析方法超越青木昌彦制度观的地方在于,格雷夫指出,使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常常会出现多重均衡的分析结果,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国内学者对我国乡村劳动力迁移的一些研究中,借鉴上述研究方法,将制度因素作为劳动力迁移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强调制度变革、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在乡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认为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作为均衡劳动力在城乡间转移的推力和拉力的重要因素。如申鹏 ( 2012) 在研究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制度创新时将制度定义为人类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选择的、 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并借以影响个体相互关系及其行为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总称。并以此为基础将正式制度具体化为政治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婚姻家庭制度、教育培训制度、人口就业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 将非正式制度具体化为价值观、伦理规范、传统文化、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等。这是一种诺斯式的规则型制度观。黄锟 ( 2011) 按照诺斯的制度观从整体制度层面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经济体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和制度创新,并基于成本收益理论对二元制度下各项子制度的变迁和创新进行了分析。程湛恒 ( 2012) 提出 “转移制度论”,将转移制度作为转移就业的决定性外生变量,即外生规则,这种规则的变迁会改变乡村劳动力转移能力,进而影响城市转移就业进程。蔡窻 ( 2003,2010) 一些研究中的思路比较接近青木昌彦的内生制度观。他认为中国城乡人口分布和劳动力迁移状况与其特有的户籍制度相关,指出了在中国乡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迁移劳动力、城市居民间的激励相容即各方达到博弈均衡过程能够形成可自我实施的户籍制度变迁。于是当城乡收入差距到一定程度时,农民可以采用 “退出”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在造成巨大的制度不均衡,严重到同时伤害城乡人民利益的时候,可促使政府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然而,蔡窻并未使用标准的博弈论工具去分析当博弈参数和环境发生变化时对博弈均衡产生的影响,比如将人力资本引入博弈过程时可能会产生新的博弈均衡的信息浓缩,即新的制度。这恰恰是本文希望进行的一种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下的尝试。

本文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综合3种新制度观,使用博弈分析方法对影响我国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制度进行评价,并给出当人力资本被引入制度分析框架时所引起的可能的制度变迁路径。同时,本文的分析将立足于我国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历史和现实,并以此来界定我们分析的范围与制度参与下的博弈均衡结果。本文还将深入分析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包括教育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以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如何影响乡村劳动力迁移体制进而影响劳动力迁移的经济绩效, 并就此影响评估我国教育体制发展中的问题以面临的挑战。

1模型设定与说明

1.1参与人集合与假设

我们首先构建一个简单的包括政府与乡村劳动力两个参与人的集合,即博弈参与人集合 { 政府,乡村劳动力} ,对参与人的假设如下:

政府基于两个基本假设: ( 1) 政府规制机构的行为选择是理性的,他们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可通过选择行为来谋求最大效用; ( 2) 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在以上假设前提下,模型中的政府制定和执行各种制度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体表现为税收和城市集团利益之和的最大化,这里的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 ( GDP) 正相关,进一步的与城市就业量正相关。同时, 政府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会兼顾公共利益,比如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和稳定发展问题,这更符合我国现实。

乡村迁移劳动力被定义为有劳动力能力的农业人口,在具备一定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时,他们会做出迁往城市的决策,迁移的动因来自利益最大化决策,对短期迁移者而言,决策基于家庭生存,对长期迁移者而言,决策基于个人发展。 注意,这里界定的乡村迁移劳动力不仅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包括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他们是潜在的迁移者。

1.2参与人策略与效用函数

将参与人策略与效用函数设定如下:

1.2.1参与人纯策略空间

政府策略组合为S1= ( 放松管制, 加强管制) ,当政府放松劳动力移动管制的时候,劳动力移动的制度壁垒会降低,反之升高; 乡村劳动力策略组合S2= ( 增加教育投入,减少教育投入) 乡村劳动力对于教育的投入包括他们在时间、金钱、精力上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的动机是为了提高在城市的就业能力。

1.2.2参与人效用函数

每个参与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政府效用函数为: UG= f ( E,ξ) + f ( Ci) + B, 其中,其中E为乡村迁移劳动力城市就业数量; Ci是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国家制度壁垒,Ci≥0,f( Ci) 代表在制度壁垒下城市从乡村劳动力迁移中获得的效用; ξ 为乡村迁移者从事的城市工作与迁移者具有的人力资本匹配程度,且0≤ξ ≤1,ξ 值为0表示完全不匹配,值为1表示完全匹配; f( E,ξ) 即是乡村迁移者从事的城市工作与其具备的人力资本匹配程度对城市产生的效用, 其中 U/E > 0,U/ξ > 0,意味着在Ci不变的情况下,城市效用随着迁移就业者所从事的工作与迁移者人力资本匹配程度的提高而增加。黄锟 ( 2011) 指出,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的存在导致乡村利益向城市输送。模型中把f( Ci) 定义为因二元制度的存在而对城市产生的效用,可看做是一种制度障碍租金。显然,U/Ci> 0,意味着在E和 ξ 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壁垒越大,政府效用越大。在这里,恒定的参数 Β 代表了公共利益,比如粮食安全与国家稳定。

乡村劳动力的效用函数: UA= αf ( D , S ) - f( C1,C2,Ci) ,其中,αf( D,S) 代表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产生的收益,f( D,S) 是乡村迁移劳动力在城市获得的预期工资收入,也可用W表示,它由乡村劳动力供给S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岗位需求D的均衡所决定。由于工资收入反映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信息,这里暂不考虑参数 ξ 对乡村迁移者收益的影响。α 表示乡村迁移者对城市的心理融合程度,α > 0。本文还假定 α 的大小受迁移者在城市面临的如生活费用、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f( C1,C2,Ci) 表示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成本,其中,C1为乡村迁移者接受教育的成本、C2为从事农业生产获得收益、Ci代表迁移的制度壁垒。于是,在 αf( D,S) 不变的情况下,U/C1< 0,意味着随着接受教育成本的增加,会增加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障碍,从而减少城市从乡村劳动力迁移带来的效用; U/C2< 0,意味着随着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益增加,提高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城市效用; U/Ci< 0,意味着随着国家制度壁垒的增加,城市效用降低。

2不限定参数范围下的动态博弈

2.1动态博弈与策略组合

进一步假设政府和乡村劳动力进行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博弈过程如下:

该序贯博弈共有4种可能的策略组合,分别为 ( 放松管制,增加教育投入) 、( 放松管制,减少教育投入) 、( 加强管制,增加教育投入) 、( 加强管制,减少教育投入) 。我们先仅将管制的改变视为博弈的外生参数,然后再考虑人力资本的变化对博弈过程和结果带来的影响。为分析方便起见,首先假设 ξ 与 ( f( D,S) ) 不变,在随后的分析中逐渐放松假设。故4种均衡策略对应的效用分别为:

U( 放松管制,增加教育投入) = [f ( EL,ξ) + f ( Ci高) + B,α松f( D,S) - f( C1,C2,Ci高) ]

其中,EL为放松管制后的乡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量,管制放松带来农业劳动力就业数量增加,通过前文我国户籍制度演变的三阶段对应的就业数量可以得到验证。α松为放松管制后的乡村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合系数。根据悦中山,李树茁 ( 2012) 的观点,制度障碍是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地位低下的主要因素。放松制度管制降低制度壁垒会提高 α。这里将该策略下政府和乡村劳动力的效用分别简写为U1G和U1A。

U( 放松管制,减少教育投入) = [f ( EL,ξ) + f ( Ci低) + B,α松f( D,S) - f( C1,C2,Ci低) ]

这里我们将该策略下政府和乡村劳动力的效用分别简写为U2G和U2A。

U( 加强管制,增加教育投入) = [f ( EL,ξ) + f ( Ci高) + B,α紧f( D,S) - f( C1,C2,Ci高) ]

EH为加强管制后的乡村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量,管制加强带来农业劳动力就业数量的减少,因此EH< EL。α紧为加强管制后的乡村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合系数,加强管制会提高制度壁垒从而降低 α。故有,α紧< α松。这里我们将该策略下政府和乡村劳动力的效用分别简写为U3G和U3A。

U( 加强管制,减少教育投入) = [f ( EL,ξ) + f ( Ci低) + B,α紧f( D,S) - f( C1,C2,Ci低) ]

这里我们将该策略下政府和乡村劳动力的效用分别简写为U4G和U4A。

2.2参与人策略选择分析

由于是在一个动态博弈框架下去分析博弈参与人各自的策略选择,这里必须要考虑乡村劳动力在受教育投入方面的策略选择对政府制度效用的相互影响。比如,当政府选择放松管制策略时, 如果乡村劳动力选择减少教育投入产生的收益大于其增加教育投入产生的收益,则有U4A> U3A, 乡村劳动力将会选择减少教育投入; 如果这种选择导致U4G< U2G,政府将选择加强管制策略,此时U2A> U1A,且U2A> U3A,U2G> U3G。那么 ( 加强管制,减少教育投入) 将成为动态博弈过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政府的放松管制策略将被剔除,成为不可置信的承诺。若改变博弈参与人效用相对大小,如果U4A> U3A,U2A< U3A,U2G< U3G, 那么 ( 放松管制,增加教育投入) 将成为动态博弈过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政府的加强管制策略将被剔除,成为不可置信承诺。

在上面的分析过程中,如果不限定博弈参与人效用的大小,博弈结果则会出现多重均衡解。 所以,我们必须要结合中国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历史与现实,采用基于历史背景的交互分析方式来探讨可能出现的博弈均衡,即制度如何决定的问题。因为特定的历史事实会将参数的相对大小限定下来,从而得出唯一的动态博弈均衡解。也就是说,如果不限定参数的范围,以上四种策略都有可能成为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策略,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把博弈过程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在设定参数范围基础上进行分析。经由这种限定我们就可以对博弈效果进行差异性比较并且进行可行的均衡分析。

3不限定参数范围下的动态博弈

3.1加强管制阶段的动态博弈

如果政府选择加强管制,将提高城乡人口流动制度壁垒。进一步假定乡村劳动力迁移体制的制度壁垒提高到最大,即完全限制人口迁移。这种假设基本符合我国1958 ~ 1983年的乡村劳动力迁移体制。事实上我国在建国初期以来实施的工业化赶超策略使得加强城乡人口迁移管制成为政府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一阶段标志性的制度事件是1958年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条例第10条第2款明确规定: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由于这种极大化制度障碍的存在,使得城市对于乡村劳动力的需求接近于0,因为此时即便城市有需求意愿也因为极大的交易成本难以产生实际需求。特别是文革期间高考制度取消之后,乡村劳动力无论是否接受教育,向城市移动的收益都为0。如果只考虑当期收益,乡村劳动力自然会选择减少教育投入。

在给定政府严格管制政策的约束条件下,乡村劳动力的最优策略是选择减少教育投入。而事实上政府管制的代价是尽管由于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导致其制度租金增加,但乡村劳动力的完全不迁移也导致 ( f( EH,ξ) ) 部分的收益可以少到忽略不计。乡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进一步农业生产率下降,因此,乡村向城市流动的财富总量f( Ci高) 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一时期,轻农业和轻工业而重 “重工业”的产业发展战略直接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从而影响经济未来发展潜力,最终会缩减政府的税收额度。当政府也意识到这种严格的乡村劳动力迁移管制制度不利于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时候,该制度便出现了自我削弱,即从边际上开始发生制度变迁,这有可能导致制度发生根本上的变迁。

我国的乡村劳动力迁移体制发展历史也验证了以上推论。1977年高考恢复制度可以看做是乡村劳动力迁移管制政策松动的开始,为乡村劳动力以长期迁移的模式向城市迁移提供了主要的途径。此后,人力资本开始成为影响我国乡村劳动力迁移体制的重要参数,在乡村劳动力迁移体制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青木昌彦的制度互补性2观点。互补性意味着制度之间相互依赖, 制度安排在不同域制度的意义上往往构成一个整体,单个制度的变化要受到其他相关制度的影响。 因此,在博弈论框架下分析人力资本参数对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不得不考虑相关互补性制度的变化,而相关参数已经体现在博弈效用函数中。

20世纪70年代末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农产品 ( 主要是粮食) 出现剩余,并产生了大量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根据林毅夫 ( 1992) 的估算,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确立对1978 ~ 1984年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实际贡献占到了42% 。一个重要的认识是,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使得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心程度降低,从而逐渐松动了以往 “限制乡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以保障农业生产上充裕的劳动力从而保证农业基础的稳固”3的管制动机。 即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在这一阶段不会降低公共利益参数B的大小。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还促使政府不得不考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这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迁移是确保参数B值不下降的必要条件。 同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也为乡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量E提供了保证。

放松管制可以带来就业量E的增加,从而提高了乡村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为政府带来的效用。当然,这种就业效用增量的大小将取决于乡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就业岗位技能的匹配程度 ξ 的大小。同时,管制的放松也会降低制度壁垒从而降低政府的制度障碍租金。如果乡村迁移劳动力教育投入的增加可以带来 ξ 的增加,那么由于放松管制带来的就业量E产生的就业效用的增量也随之变大。若放松管制给政府带来的f( E,ξ) + B的增加量大于其制度障碍租金f( Ci) 的减少量, 那么放松管制就是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同时选择增加教育投入策略下政府的优势策略。

这一阶段可看做是政府为上述优势策略实现进行准备的阶段,因为大规模的乡村劳动力迁移会在下一阶段发生。本文还关注乡村劳动力增加教育投入的动机,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考察在特定历史背景博弈模型中乡村劳动力的策略选择及效用,以此来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3.2放松管制阶段下的动态博弈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村劳动者开始大量涌入乡镇企业就业。从1980 ~ 1988年,乡镇企业吸纳就业人员数量从2999万增长到9545万。 这一阶段是乡村劳动力 “离土不离乡”背景下的短期迁移时期。根据乡村劳动力效用函数UA= αf ( D,S) - f( C1,C2,Ci) ,由于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和产业化尚未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吸纳乡村劳动力能力较弱,即D值较低。由此导致的由劳动力供需决定的乡村迁移劳动力城市就业工资W较低。这一时期乡村劳动力迁移体制的壁垒仍然未向乡—城迁移放松,比如地方性就业政策仍然给予城市户籍人口以高度优先的地位,而地方劳动就业部门采用各种激励约束手段鼓励用人单位雇用本地劳动力,限制和排斥外地劳动力。虽然一部分乡村劳动力仍然迁移到城市,但Ci的居高不下导致极低的城市融入系数 α,从而乡村迁移劳动力总收益较低,短期迁移模式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虽然乡村迁移者在乡镇企业就业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即C2,但由于我国乡村教育还处于恢复阶段,C1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人力资本对当时的乡村劳动力迁移起到的实质性影响较低。 在种种条件限制下,虽然乡村劳动力迁移开始发生,但由于迁移者获得的收益较低而成本较高, 因此,乡———城模式的短期迁移也并不是乡村劳动力的理性选择。

然而,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实行的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为90年后的乡村劳动力迁移做好了准备,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乡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改变了博弈的外生参数,从而影响到博弈均衡下效用的变化。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政策重心主要包括: 恢复乡村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 普及乡村小学教育; 调整乡村中等教育结构;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加强农民扫盲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 颁布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法等。数据显示,1988年的教育支出费用为443. 53亿元,是1978年教育支出费用4. 73倍。虽然教育支出仍然倾向于城市,但相对于改革开放前,乡村教育投入有显著的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 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乡村迁移劳动力的收益C2开始下降。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而导致城市部门工资W提升。同时,各种限制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逐渐放开,政府准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和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就业,鼓励、引导乡村劳动力在宏观调控下进行有序迁移。此后,Ci下降,城市融入系数 α 提高。乡村迁移者的教育成本由于义务教育的实施并未有本质的提高。在这一时期,乡村劳动力迁移的收益提高而成本并未上升,从而净收益增加,乡村劳动力进入大规模的向城市迁移阶段。据统计,1992年迁移到城市的乡村人口已达3500万人,而1993年外出乡村劳动力估计在5000 ~ 6000万人; 1992 ~ 1996年间,乡村劳动力累计迁移规模为4122万人,平均每年824万人,年均增长7. 9%4。

我们首先分析这段时期内政府的博弈效用, 因为这是乡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入策略选择时必须考虑的要素。政府对乡村劳动力迁移体制管制的放松,给政府效用带来了两种相反的冲击。首先,由于管制放松带来的乡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数量的提升促进其国民收入的增加从而提升其政府税收,此时提升了政府效用。但与此同时,由于管制的放松导致的制度壁垒减小又减少了其制度障碍租金。具体表现为乡村迁移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会影响城市劳动力就业和分摊公共设施等后果,从而降低了政府的效用,这里假设B不变。此时效用的增加值和减少值的大小对比决定了政府下面的策略是放松管制还是加强管制。 这里我们设其效用增加的绝对值为 Δf( E,ξ) ,效用减少的绝对值为 Δf( Ci) ,即若 Δf( E,ξ) + B > Δf( Ci) 时,在基于历史背景的分析中,放松管制是政府的优势策略。

进一步的,我们把考虑将人力资本参数纳入模型分析其对政府策略起到的作用,即考虑人力资本对参数 ξ 的影响。在上面的分析中没有考虑参数 ξ,而它是 Δf( E,ξ) + B > Δf( Ci) 这一条件成立与否的关键。如果 ξ 值较低,那么 Δf( E,ξ) + B > Δf( Ci) 这一条件将只会在一个较小的参数范围内成立,或者说这一条件成立的概率会比较小。 反之,如果 Δf( E,ξ) + B≤Δf( Ci) ,那么放松管制就不会是政府的策略选择。人力资本若能起到提高 ξ 值的作用且提高的幅度较大,那么 Δf( E, ξ) + B > Δf( Ci) 将会在一个更大的参数范围内成立。这就使得政府会将放松管制作为一个优势策略进行选择,这同时也要求乡村迁移劳动力将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作为自己的优势战略。从而 ( 放松管制,提高教育投入) 成为子博弈精炼均衡解。当然,提高教育的投入只是提高人力资本与城市工作技能匹配度 ξ 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充分条件的达成恰恰是乡村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目标。

特别说明的是,在这一阶段,政府对乡村迁移劳动力体制的管制并不是单一方向的放松或加强,而是时松时紧,这取决于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博弈结果。比如在1996 ~ 2000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改组,国有企业下岗再就业人员增多,城市出现失业,这些失业者与乡村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竞争。政府出于城市利益和国家稳定因素的考虑,制度收紧再次成为政府的优势策略。

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乡村迁移劳动力的就业歧视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因此不在模型中进一步分析。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用动态博弈模型重点分析2000年代中期以来的乡村迁移劳动力体制新阶段下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以及教育参数在其中的作用。

3.3让渡于市场阶段下乡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新特点

200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迁移劳动力出现了新的变化。新生代乡村迁移劳动力逐渐取代老一代乡村迁移者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乡村迁移劳动力的主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达12528万人,占到农民工总量的46. 6% 。新生代迁移者在受教育程度、行为特点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呈现出于老一代迁移者显著不同的特征。长期迁移成为新生代迁移者的主要迁移模式。而新生代迁移劳动力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将直接影响博弈效用,从而有可能影响到博弈均衡的路径。具体如下:

( 1)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乡村劳动力社会融入程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乡村迁移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0% ,比老一代乡村迁移劳动力提高13个百分点。新生代乡村迁移劳动力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达到30. 4% ,比老一代迁移者高出5个百分点。张红霞 ( 2014) 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人力资本在新生代乡村迁移劳动力城市社会融入的实现过程中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

( 2)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影响了迁移者城市工作性质,降低了迁移成本。与老一代乡村迁移劳动力相比,新生代迁移者从事工作技能要求更高的制造业比重增加,而从事工作技能要求较低的建筑业的比重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39% 从事制造业,14. 5% 从事建筑业, 10. 1% 从事批发和零售业,10% 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而在老一代农民工中,29. 5% 从事建筑业,26. 5% 从事制造业,10. 9% 从事批发和零售业,10. 6% 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意味在我国产业重心向制造业转移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将面对更低的就业转移成本。

( 3)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重塑了新生代乡村迁移劳动力的意识形态上,比老一代相比,他们有更强的长期迁移到城市的意愿,而对土地的依赖和眷恋程度较低。同时,新生代农民体现出更强的积极开拓城市社会资本的倾向 。还注意到, 2013年,在新生代农民工中,10061万人选择外出从业,占80. 3% ,2467万人本地从业,仅占19. 7% ,呈现出强烈的外出倾向5; 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仅为21. 7岁,而老一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35. 9岁,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平均年龄比老一代农民工低14. 2岁。 呈现出更加年轻化的趋势; 87. 3% 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呈现出对乡村生活和农业生产逐渐脱离的趋势。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一方面降低了新生代迁移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收益C2,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变化会增加他们迁移到城市的效用; 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的社会融入系数 α 自动被强化了。

4结论

我们通过构建制度框架下的政府与乡村迁移者博弈模型说明政府政策选择机制的形成与迁移者做出迁移决策的过程。在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目标决定了政府对乡村劳动力迁移体制的管制策略,经济发展的结果决定了乡村迁移者的迁移策略。其中,迁移者具备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政府管制策略与迁移者迁移策略的重要内在因素。博弈结果表明,城市发展能够从乡村劳动力迁移中获得利益决定了政府对迁移体制的管制程度,农业发展能够为乡村劳动力迁移提供支持决定迁移者是否做出迁移决策,乡村劳动力具备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政府策略与迁移者策略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

人力资本还是劳动力迁移体制变革的关键因素,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国家限制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乡村劳动力长期留居城市,鼓励人力资本较高的如高等院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等融入城市社会,是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深入发展阶段,国家放松对劳动力迁移体制的约束,市场经由人力资本对乡村迁移者进行甄别与筛选,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乡村劳动力逐渐迁移到城市,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改善迁移者在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条件和增强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都有助于他们向城市的长期迁移。改善乡村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积累条件有助于加速迁移进程,同时有助于减少城市劳动力市场对来自乡村劳动力的歧视。

对政府而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适当的政策调整:

( 1) 减少国家对乡村劳动力迁移体制的管制,逐步让渡于市场。地方政府应通过制度创新, 为破解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找到可行的路径。逐步以城市非农产业发展吸引乡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通过市场机制调整城市就业部门的岗位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人力资本相同的城市劳动力与乡村迁移劳动力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工作岗位,为乡村迁移者提供合法发展空间、平等发展机会和公平的公共服务,引导乡村迁移者城市化和向城市合法居民的转化。

( 2)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劳动管理体制,实现乡村劳动力不分城乡、户籍,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同工同酬以及与劳动相关的各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进一步取消对乡村迁移劳动力就业的各项歧视性规定。 建立乡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信息平台,收集和发布乡村迁移劳动力的供求信息,加强各地就业信息的沟通与共享,提供有效的就业中介服务等。

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 第5篇

马克思早就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页。)这本来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但是受资本支配的西方经济学却无法接受，于是，为什么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样一个完全等同于同样简单的为什么是奴隶主奴役奴隶而不是奴隶奴役奴隶主的问题，竟成了一个长期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及其他西方学者的重要问题。(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对于这个问题，张维迎先生终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西方经济学所接受的答案。这篇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自然地，这个答案获得了西方著名大学的最佳论文奖，成为那里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

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答案。

一、关于历史逻辑的问题

这个答案“由三个主要步骤组成。第一步，证明为什么企业的委托人资格要安排给经营成员，从而解释了从经营者到企业家的逻辑演变;第二步，证明为什么当企业家的优先权及选择管理者的权力给予资本家，从而阐述了为什么在古典企业中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即资本雇佣劳动的问题;第三步，分析职业经理的出现及企业内不同成员之间均衡关系的变化，证明这种变化是人口中个人财产及经营能力(和风险态度)分布变化的结果。”(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其中，第一步的“证明”与第二步的“证明”关系不大，而第三步的“证明”则依赖于前两步的“证明”是否成功。也就是说，如果前两步的“证明”不成功，则第三步的“证明”也就自然地无法成立。因此，这里的分析就只是针对这前两步的“证明”。

这个所谓的答案首先是建立在几个假设前提下的。这里只列举几个我们感兴趣的假设，另有一些假设在有关现实逻辑的内容中再给出。这些假设不仅在编号上与原文有所差别，而且在具体的文字上也可能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而经过整理，但在含义上不会与原文有差异，读者自能对照原文感受到这一点：

假设1：个人被假定在以下三方面存在有差异，(1)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以θ表示;(2)个人资产，以W[,0]表示;(3)风险态度，以R表示。因为个人在经营能力上存在着异，通过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他们也许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这是由于在企业中，那些在经营方面具备优势的人可专门从事经营决策，而那些不善经营的人则可专门从事生产活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第3至4页。)

假设2：相对于从事生产活动的人，那些从事经营活动的成员不仅仅是主要的“风险制造者”，而且其行动最难监督。因此，他们应该被指定为委托人并有权索取剩余收入，以及监督其他成员。因此，他们成为了企业家，而那些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则成为工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也就是说，这个假设不过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另一种说法或阐释。因而，张维迎先生可以与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一样，“象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假设3：在一个古典型企业里，企业家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工人们只挣取固定的报酬，因此我们把前者叫做委托人而后者则为代理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劳动力资本 第6篇

摘要：文章在分析以往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创新动力研究基础上，从资本的视角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进行分析，构筑了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源“资本协同”逻辑模型。即：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直接来源是企业所采取的技术战略，而技术战略是来自于企业内源资本和外源资本有机结合；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外源资本是国家政策、科技教育和文化、市场拉引、创新环境、企业间关系等。内源资本则由外层的“技术资本”、中层的“人力资本”和内层的“心理资本”所组成；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本源则是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动力；技术资本；心理资本；技术创新

一、引言

创新是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特征。一个企业只有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赶超甚至领先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并最终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对企业技术创新来源作了探讨，但没有从根源上找到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源。因此，探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相关文献综述

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主要来源于企业家为新技术进行的创新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推动。施穆克勒(J.Schmookler)强调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来自于市场需求，认为市场需求信息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它对产品和技术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通过技术创新活动，创造出适合这一需求的适销产品，这样市场需求就会得以满足。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莫厄里(D.Mowcry)和罗森堡(N.Rosenbe-rg)折衷了熊彼特(Schumpeter)和施穆克勒(J.Sehmookler)观点，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的技术创新取决于技术推动和市场需求拉动的双重作用。英国经济学家多斯(G·Dosi)从技术规范和技术轨道的相互关系来探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问题。多斯(G·Dosi)认为，创新会带来某种新的观念。新观念一旦模式化。就形成了技术规范(Technological Paradigm)；技术规范如果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就固化为技术轨道(Technological Traiectories)。技术创新动力就来源于由技术轨道所带来的“惯性”中。日本学者斋藤优提出则从社会需求与资源供应的“瓶颈”的角度来探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问题，即N-R关系作用模式。斋藤优认为技术创新的动因在于社会需求(Need)和社会资源(Resource)间的矛盾或瓶颈；由资源(R)和需求(N)的缺口形成N-R瓶颈将极大促进和推动技术创新的进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企业技术创新动力问题。浙江大学项保华提出了技术创新动力需要分析模式，万泰君教授及其研究生王开明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期望理论，许小东提出了技术创新期望一风险动力论。这些学者持有的共同观点是：需要水平、成功的概率、创新成功的期望成为了左右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关键因素。张钢认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动力：二是来自企业内部的动力。企业内部动力直接作用于企业，外部环境动力通过影响内部环境因素间接发挥作用。王海山提出了技术创新动力的EPNR综合模型，西北大学的安立仁、张建申，西安交大的李垣等都从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角度阐述了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四川联合大学的谢薇提出了技术创新动力的E-E模式，傅家骥将技术创新的动力归因于“激励”，中山大学的张永谦、郭强等在《技术创新的理论与政策》中也论述了激励对技术创新活动所具有的推动和刺激作用。

三、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直接来源和外源资本

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直接来源，指的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直接产生的土壤。面对技术爆炸、技术发展周期缩短、全球化技术竞争，企业应该怎样才能跟上即将影响其竞争地位的技术发展趋势?企业怎样将一项新技术在被更新、更好的技术取代前，融入新产品中，从而获得商业利益?如何注意来自本土和海外市场的竞争对手，竭力保持自身在全球市场上的商业与技术竞争力等等，都需要技术战略的有力支持。企业所有的技术资源、技术能力及外部环境条件只有通过技术战略整合，才能释放出无穷的动力，才能形成现实的竞争力。因而，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直接来源是企业技术战略。在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技术战略是不同的。对于已经赢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如微软，则一般采取技术领先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所谓一流企业做标准。对于那些有一定的竞争力，但还不足以主导市场的企业，则一般采取技术竞争战略和技术发展战略，通过技术集成。获得产品优势。而对于相对比较落后的企业，则一般采取技术引进战略和技术跨越发展战略，发挥后发优势。总之，当一个企业成功制定并实施一项产生效益的技术战略后，它便进发了技术创新动力，从而赢得竞争优势。每个企业所采取的技术战略应该根据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适时而变。这就引伸出这样一个问题：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是什么?从资本的视角来看，也就是外源资本和内源资本问题。

外源资本是指影响企业技术战略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政策、科技教育和文化、市场拉引、创新环境、企业间关系等。许多学者从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张钢等，本文在此从略。内源资本则是企业内在的技术因素和特性所形成或创造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因素。内源资本影响外源资本适用效果，外源资本反映在内源资本中，他们共同作用。影响企业的技术战略，最终形成了技术创新动力机制。

四、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内源资本

企业技术创新内源资本是企业内在的技术因素和特性所形成或创造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因素。由于技术创新的核心是在产品，服务的研发、设计、制造、生产、管理、销售及售后服务等全生命周期内的各阶段，产生出新的能满足日益个性化的顾客需求、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意或解决问题的原理或方法，所以内源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企业产品／服务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上，这种新颖性和独特性是企业在市场上形成的与竞争对手长期经营绩效差异。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形成这种新颖性和独特性的原因，从表层来看是因为企业独具的技术资本。技术资本决定了产品特性。技术资本从哪里来?这是由企业具有的人力资本提供的。人力资本的特性决定了技术资本的特性。最终反映到产品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上。人力资本的独特性又是从何而来呢?是企业员工所具备的独特“心理资本”作用的结果。所以。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内源资本中，心理资本居于里层，人力资本居于中层。技术资本居于外层。

1技术资本。“技术”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各种操作方法和技能，在表现形式上为根据科学原理和市场需要创造或改进形成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材料、新能

源、产品质量或功能的改进和生产工具或其他物质装备等，也可以表现为根据科学原理和生产实践经验形成的工艺流程、加工方法、劳动技能、技术诀窍等。

当一个企业以技术作为赢得市场、获取竞争优势的凭借时，技术开始演变成为技术资本。“技术资本”指的是一组在生产、工艺和支持领域可再生产的能力，表现为通过智力劳动将庞杂的散乱信息进行归纳，然后生产出能与一定的物质条件相结合从而产生巨大利益的信息。它对产品，服务有直接的支持作用。从价值增值层面上来看。企业“技术资本”可以不经过流通领域。直接进入生产领域。与货币资本、实物资本、土地资本等相结合产生效益。例如。拥有的技术资本使企业生产出尚未面市的新产品或改进型新产品。在其他厂商尚未掌握这种产品的制造技术时。技术资本可获得一定时期的垄断权。

技术资本物化是一种“创新资本”，其显著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知识产权”。即为法律保护的一种财产形式：其外在表现形式是“组合企业资源的效率”，“效率”为企业带来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如利用企业技术资本。迅速开发出系列新颖独特的产品族赢得市场，并且源源不断，这样，企业发展就进入了正确的轨道，形成良性循环。总的说来，技术资本是使企业生产出新颖独特产品。有效实现价值增值，促使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力。要注意的是，技术创新对技术资本的依赖越强，越容易陷于“技术轨道锁定陷阱”和“技术创新追赶陷阱”，这样技术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动力作用会大大削弱。

2人力资本。强势的技术资本从何而来?通过上述分析知道，技术资本是通过智力劳动将庞杂的散乱信息进行归纳，然后生产出能与一定的物质条件相结合从而产生巨大利益的信息。技术资本主要靠智力劳动，而智力劳动体现在企业人力资本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因此，技术资本来源于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开发、运用的结果。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依附人体体力和智力所具有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价值总和，是个体通过接受教育或经验积累而逐步掌握的知识、技能、认知能力或胜任特征等。在这里。人力资本不同平常所说的人力资源，它是一个价值概念。只有从事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生产经营管理等，通过他人利用其发明、革新或被其管理，能创造更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人的劳动力。才能称为人力资本，其作用表现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驱力的大小，也就是推动企业主动适应环境。把握机会，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出某种新颖独特而又具有社会价值的物质或精神产品并带来利润的驱力大小，其依靠的是知识、信息和智慧及其合力。可以看到，技术领域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新产品、新服务、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产品质量或功能的改进和生产工具或其他物质装备等的出现。都和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密不可分的。每一个成功的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必定有一强大的智力团队，即人力资本作后盾。因此，人力资本的状况决定了技术资本的状况，进而决定了技术创新动力的大小。

3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企业人力资本是个体通过接受教育或经验积累而逐步掌握的知识、技能、认知能力或胜任特征等来提升的，表现为知识、信息和智慧及其所形成的合力。知识、信息和智慧的积累与合力的形成，则依靠企业员工学习的主动性和实践的自觉性以及对企业的奉献精神和主人翁意识，概括来说，就是依靠企业员工所具备的心理资本。按照Luthans，Youssef和Avolio的观点，心理资本是指“个体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包括：f1)拥有表现和付出必要努力、成功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的自信(自我效能感)；(2)对当前和将来的成功做积极归因(乐观)；(3)坚持目标，为了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够重新选择实现目标的路线(希望)；(4)当遇到问题和困境时，能够坚持、很快恢复和采取迂回途径来取得成功(坚韧性)”。企业员工拥有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在企业发展中保持乐观的状态并呈现高的希望水平，能在达成企业目标过程中呈现坚强的坚韧性。必然会驱使员工不断加强学习企业需要的某种专门技术知识与技能，主动掌握对企业有用的信息，自觉的通过实践来领悟和掌握该技术知识与技能的真谛。形成知识、信息和智慧的合力，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企业技术能力。因而企业员工的心理资本决定了企业员工不断的学习和实践的自觉性以及对企业的奉献精神和主人翁意识，从而决定了企业人力资本的水平并最终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五、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本源

心理资本状况决定人力资本水平，任何企业都希望员工拥有高水平的心理资本。那么高水平的企业员工心理资本来源于哪里呢?根据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的团体动力学观点，任何主体行为的产生都是主体与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即：

B=f(P，E)

其中，B代表行为，P是指行为主体(人)，E代表环境。行为随着人与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双函数形成的复杂函数关系。由此可以推出，企业员工拥有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在企业发展中保持乐观的状态并呈现高的希望水平，能在达成企业目标时候有坚强的坚韧性(即心理资本)，正是员工个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行为主体既是个体的存在，更是团体的存在，从企业的层面来看，这种交互作用就表现为企业统一的行为方式和内在追求，实质就是企业文化。因此，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行为主体，其行为受到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交互作用影响，企业整体的心理资本也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得到发展和提升，从而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就构成了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本源。

在现实中，有的企业意识到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效应，努力把企业建设成学习型组织。或者让企业员工体验成功，即积累成功经验或实现绩效目标，从而增强员工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而有的企业没有体会到企业文化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企业文化，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最终被淘汰。

六、结论

劳动力资本 第7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始终没有间断过, 且已发生了流转, 出现了流转经常化、流转区域分散化、流转行业多元化、流转主体代际化等现象 (张志新, 2010)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 2009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2978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较1985年增长了16264.5万人, 增幅达242.3%。然而, 2009年的中国农村人口仍有71288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53.4%, 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未能实现充分就业。因此, 农村劳动力转移仍是目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一、相关研究回顾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 这引起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关注, 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系统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要属Lew is (1954) 提出的著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 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 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 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 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为止。R ains和Fei (1961) 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修正并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展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

基于以上劳动力转移理论, 大量研究人员对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 教育虽然不是引发和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 但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已有的研究理论中, 多数学者认为教育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正向作用 (陈玉宇、邢春冰, 2004;盛来运, 2007) , 能够增强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动机和能力 (朱农, 2005;程名望、史清华, 2006) , 并能有效提高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 (李实, 2001) 。具体来说, 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会使得一个人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分别增加2.2%、3.2%和1.5% (陈玉宇、邢春冰, 2004) , 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增加0.3个百分点, 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就会上升2.2个百分点 (Johnson, 2003) 。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如此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 一是教育可以降低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 增加就业的可能性, 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和心理贴现率减小;二是教育能够为雇主提供劳动力能力的信号,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迁移者更容易被雇佣, 也比较容易从事收入水平较高的非农产业, 实现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 而且大大增强了非农就业的稳定性 (张林秀等, 2000)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愿意从事农业, 非农劳动参与率低。与正规教育相对应的是职业技能培训, 大量研究证实, 专业技能培训能够弥补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足 (任国强, 2004) , 大大提高其非农就业的机会 (盛来运, 2007)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在不同地区有着明显差异, 二者在中国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基于现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早期研究者的经验, 本文采用人均教育投资、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因素, 并引入人均加以控制, 来检验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1、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计量模型, 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自变量, 把人均G D P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为消除不同计量单位可能产生的异方差, 采用双对数模型, 对等式两边的所有变量取对数, 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 下标t表示第t年;R H表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G D P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μt表示随机误差项。为了考虑各自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长期影响, 故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的滞后项, 滞后阶数将根据估计结果的优劣进行确定:

2、变量分析与数据来源

第一,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因计算标准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 本文中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是由总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数减去农村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得出, 由于统计指标变化, 2006—2009年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与前面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 其中2008、2009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用当年总的农民工数量代替, 2006、2007年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是临近5年农村劳动力数量加权平均值。数据来自1986—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统计公报》和《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单位:万人) 。

第二, 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是由农村总的劳动力数量乘以各种受教育程度所占的比重, 再与教育折算系数相乘得出, 公式表示如下:

(3) 式中, 下标t表示第t年, i表示第i个受教育程度;P表示农村劳动力数量;Q表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φ表示教育折算系数。关于教育折算系数, 胡永远、周晓和李勋来进行过讨论。胡永远设定的教育折算系数如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为1, 小学为1, 初中为1.2, 高中为1.4, 大专及大专以上为1.6;周晓等则分别定为1、1.07、1.254、1.308、1.643;李勋来等设定为l、1.1、1.2、1.4、1.6, 它们之间的差距非常小。本文计算农村人力资本存量采用了李勋来测算的教育折算系数。数据来自198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第三, 国内生产总值。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 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数据来自198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单位:元) 。

3、实证分析

对不同样本期间内的模型 (2) 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估计, 删减不显著变量, 最终得到表1所示的结果。从各估计结果的F值以及调整后的R 2值, 可以看出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较好;人力资本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在5%显著水平上, 且通过了t检验, 说明模型的估计值比较显著, 即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关系。

从所有的估计值来看, 人力资本总体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明显的推动作用。大样本期间的估计结果显示, 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促进作用, 不同的滞后期, 起到的作用存在差异。但总的来看, 推动作用大于不利影响。从两个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发现, 人力资本系数的估计值均显著为正, 说明样本期间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相关关系;但估计值也存在差异, 1995—2009年间的人力资本的推动作用就大于1985—2000年间人力资本的作用。

(注:*、**分别表示系数估计值在1%、5%显著水平上显著。)

从掌握的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得知, 近期子样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另一子样本, 这说明人力资本促进作用的发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1985年以来, 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 第二、三产业繁荣起来, 为我国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拉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体力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缩减, 技术劳动力的需求量会迅猛增加, 而技术劳动力又体现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上, 这就解释了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因此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是需求决定型的市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985年以来, 不断增加的教育投资使得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 从而提升了农村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 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能够适应较高要求的职业, 大大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然而, 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越容易发挥出来;反之, 则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不大, 甚至有不利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与结论, 要加快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 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增加教育投资。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经济发展重点的形势下, 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力度, 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从而使其具备转移的主观条件。

二是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加大教育投资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由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程度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 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盲目增加教育投资额度, 同时要注意教育投资结构。因此, 增加正规教育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增加在短期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作用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投资, 改革农村的教育制度, 确保农村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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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玉宇、邢春冰:农村工业化以及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J].经济研究, 2004 (8) .

劳动力资本 第8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

一、中国企业摆脱竞争困境的出路在于技术创新

中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 而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 中国企业在国际中的竞争力成为了非常关键的要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改变了中国企业运行和管理的外部环境, 生产要素的国际化、企业经营一体化的趋势, 使得中国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人才外流的压力、被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淘汰的压力越来越大。虽然目前中国企业以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国际竞争中还勉强占有一席之地, 但这种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并非长远之计, 现在沿海地区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 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遭遇竞争危机必然存在。

随着信息传递速度加快和企业产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的期望越来越高, 企业竞争战线已经从产品销售延伸到了研发阶段, 经济全球化, 使得技术创新在企业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成为了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力量。然而,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中国每年有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 但由于缺少核心技术, 中国生产的多种产品, 如手机价格的20%、计算机价格的30%、程控数控机床价格的40%, 不得不付给国外专利拥有者。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70%~80%, 而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如据学者惠树鹏测度, 中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其贡献率达到53.18%, 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仅为46.82%。在对国外技术依赖上, 发达国家的技术依存度为10%, 其中美国为1.6%、日本为6.6%, 而中国的依存度则达到50%以上,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彰显出来。学者孙冰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技术创新积极性不高进行了总结, 他认为, 技术创新经费不足、来源结构不合理、技术开发机构设置不全、企业创新人员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0%~80%, 而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仅为10%~15%) , 这些顽疾是严重影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因此, 不解决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不发掘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源头, 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甚至是生存, 并最终影响到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现。

基于以上的思考, 笔者认为, (1) 中国企业在竞争中遭遇困境是不能避免的; (2) 解决中国企业竞争困境, 关键是依靠技术创新。那么, 企业如何进行技术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在哪里?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探索技术创新的困境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许多学者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寻找答案。人力资本认为, 通过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 使蕴含于员工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增加, 从而极大地改善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其证明的方式是通过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在教育、职业培训投资支出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性来评述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的。从表面看来, 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也发现, 掌握特定的知识与技能的员工只是改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具体到人力资本投资方面, 人力资本投资取得的技术创新绩效否存在过量的问题呢, 也就是说, 假如投入了1个单位的成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结果取得了2个单位的创新绩效, 我们需要思考是否存在只投入0.5个单位的成本就能取得2个单位的创新绩效或者能够取得4个单位的创新绩效呢?人力资本效用发挥才是企业真正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人力资本水平很高, 但并不一定就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用, 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徐庶, 其智谋水平很高, 可以认定为具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 但“身在曹营心在汉”, 始终没有给曹操献出有用的计谋。假如徐庶一心一意辅助曹操, 也许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会是另外一番风景。把徐庶比做企业员工、曹营比作企业, 可以发现, 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也许表现的并不充分, 还需要寻找另外的要素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效用。另外, 富士康跳楼事件警醒我们, 低成本、高回报的人力资本盛宴已经结束, 企业的长足稳定与发展创新已经不能靠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为主要内容

社会资本理论以关系与联系为中心概念, 认为“企业与外部实体之间的联系以及企业内部形成的关联, 能加速技术、信息和知识从外部向企业的转移及其在企业内部扩散, 有利于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韦影, 2005) 。为了加强企业内部与外部的联系, 有效的实施了产学研模式。社会资本理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同人力资本理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样, 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是否达到了效用的最大化呢?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 并且社会资本投资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企业风险。现实社会中的产学研结合的效果并不理想就充分说明这个道理。并且社会资本强调的人际关系与联系, 会因对象不同而呈现出关系密切与联系紧密程度不同, 这种紧密程度的不同与对象所拥有的心理品质是密切相关的。很多学者们研究表明,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只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因此, 从心理因素上寻找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充分条件就在所难免了。

三、心理资本探索技术创新动力的价值

2010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心理学年会上,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Luthans就指出, 中国企业发展的关键是企业员工的心理资本。他指出, 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不可谓不丰富, 但并没有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人力资本大国的作用, 原因就是没有开发员工的心理资本。因此, 本研究认为, 这个要寻找的要素就是心理资本。

Martin Seligman (2001) 发起了积极心理学运动, 主张关注正确的和有益的积极心理研究。在Seligman的《真正的幸福感》 (Authentic Happiniess, 2002) 中, 他首次提出了心理资本 (Psychological Capitial, Psy Cal) 的设想, 提出“也许在我们专注于某事的时候, 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将来投资、建设心理资本”。Luthans则将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和观点应用到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 将心理资本定义为“个体一般积极性的核心心理要素, 它超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并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和开发而使个体获得竞争优势” (Luthans, 2005) 。它是在经济资本 (economic capital) 、人力资本 (humaneaPital) 和社会资木 (socialca Pital) 的特点和区别的基础上提出的强调人的积极心理力量的“积极心理资本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概念。可以看出, 心理资本超越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成为个体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依据;进行类比, 企业所拥有的群体心理资本状况也同样超越了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凭借, 技术创新必然和企业所拥有的心理资本状况密切相关。可以这样认为, 心理资本理论在管理学领域更多地适用于人力资源管理和积极组织行为学领域, 但由于心理资本主张的对个体投资和开发为个体获得竞争优势, 且超越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理念, 为应用于技术创新研究领域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因为技术创新动力的大小, 技术创新绩效的体现, 归根到底是企业员工不断创造、发挥潜能的结果。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不断获取竞争优势。长期以来, 学术和实践都认为, 通过设置不同行业进入壁垒可以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 如通过专利保护、政府扶持、技术领先等方式来保持长久的竞争力。但技术的快速传播, 不断的创新产品和技术的出现, 政府管制的不断变化, 已经逐渐消蚀了这些壁垒。当今社会, 人们更加关注由“灵活 (nexibihty) 、创新 (innovation) 、对市场的快速反应 (speed-to-market) 、对员工知识、经验、技能和专业性的有效管理和开发等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伴随的是个体感知到的压力增大, 组织成员越来越多地出现各种与工作压力相关的生理或心理问题, 极大地影响了个人和组织的工作效率。目前,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员工心理资源是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又一重要来源。众多研究也表明, 员工优秀的心理素质、良好的精神状态、积极的工作态度等心理资源是组织产生高绩效的重要源泉。因此可以这样认为, 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源必然与企业员工心理资本有密切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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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资本 第9篇

从课题组对海南具有代表性的720户农村居民调查的情况来看, 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1) 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 年龄在16～30周岁的占到统计总数的82%; (2) 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76.2%, 且高于农村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 (3) 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 有22.4%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 且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转移就业劳动力。 (4) 常年外出和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增加,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有所增强。从以上特征看, 受教育水平、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表现突出。笔者的进一步推测,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会加快海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本研究主要考察包括受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和社会福利等人力资本因素对海南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并且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大小决定了他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 通过接受再教育、培训和社会福利等因素的影响, 会使得其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因素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不同阶段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 本研究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两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阶段,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时, 需要考虑自身初始人力资本的大小, 其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 越倾向于向城市转移, 并且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就越大。因此, 在第一阶段将着重考察初始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小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里的初始人力资本将以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第二阶段, 已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能否获得较稳定的城市工作, 取决于其能否通过劳动技能培训、接受再教育、社会福利等因素的影响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并且, 能获得城市稳定工作的这部分劳动力, 一方面能够为其他劳动力提供物质和就业信息等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还会对其他转移就业劳动力产生“示范效应”, 使得其他劳动力努力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从而农村已迁移的劳动力群体中能够获得较稳定的城市工作的人数所占比例越大。因此, 本文在第二阶段将主要考察人力资本各因素对获取较稳定的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规模的影响。这里的人力资本因素将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职培训和社会福利等, 并且能够近似地以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来衡量。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计量结果

1. 第一阶段的模型。

在这一阶段, 主要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对海南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 其中人力资本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并以增长率来衡量其变化。采用数据为2000年至200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间序列数据。设定半对数线性模型如下:

Lt:农村劳动力中非农劳动力数量 (人) ;Et: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

用Eviews5对上述方程进行最小二乘回归, 得出估计方程如下: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 劳动力转移规模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 且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 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将扩大42.32%。约为0.9125的R2值表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β2的估计值为0.4232, 其t值为14.9927, p值接近于0, 在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的情况下, 得到这样一个t值的概率几乎为0, 因此我们可以拒绝β2=0的虚拟假设, 即上述方程所表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与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成立的。DW值为0.5082表明该模型的干扰项存在自相关。笔者推测, 这种自相关很可能是由于模型中没有包含某些应该包含的某些变量所引起的。因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不仅仅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因素, 还有其他许多因素, 如年龄、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从事农业的年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成员对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态度等等。尽管如此, 从回归结果来看, 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因此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 会加速海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2. 第二阶段的模型。

在第二阶段, 进一步考察能够获得较稳定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规模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由于海南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餐饮、住宿等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 因此, 第二阶段模型所采用的数据将以服务业为样本数据。参照第一阶段方程的设定, 将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就业规模同人力资本影响因素的关系设定为下式:

L2t:服务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 (人) ;F2t:服务业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Dif2t:农村人均收入同服务业工人人均收入差 (元) ;W2t:服务业工人人均福利 (元/年) ;Tr2t:服务业工人人均接受劳动技能培训时间 (小时) 。

OLS回归的结果如下: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 R2=0.9965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 而且DW统计量的值接近2, 说明残差项基本上无自相关。因此可以认为, 从事服务业的农村劳动力规模的变化基本可以用社会福利、劳动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的外生变量加以解释。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福利和在职培训的系数为正, 验证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高, 从事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规模越大的结论。从p值来看, 人均福利和劳动技能培训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β1的p为0.2185, 因此不能拒绝β1=0的虚拟假设。这种情况的出现用事实更容易解释, 对于已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来说, 继续接受正规教育的概率几乎为零, 而通过劳动技能培训和社会福利的增加来提高人力资本更容易。农村人均收入同服务业工人人均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成反向关系,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会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是由于城市收入的提高代表了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因此, 技能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愈发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 转移的规模也会相应的减少。

三、结论和建议

以上两个阶段的实证检验结果均证明了人力资本因素对于海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 但各个因素在不同阶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是不同的。总结如下:

1. 正规教育在两个阶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同。

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变量。本项研究的估计结果显示出教育对海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从对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规模影响的估计结果看, 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转移规模的影响在高度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正方向的, 即增加平均受教育的年限,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会扩大。在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转移规模的影响程度进行估计时, 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原始数据进入模型, 得出回归系数值为0.4332, 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情况下, 平均增加一年教育, 转移规模将扩大42.32个百分比。估计系数的t值较大, 说明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转移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因此结论是, 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显著, 且影响程度较大。

第二个阶段, 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就业规模影响的结果显示, 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劳动力从事城市工作具有正向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254表明, 每增加一年的教育, 找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将提高25.4个百分点。但是检验的结果显示, 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这一阶段影响的显著性不高。这是由于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通过继续接受正规教育来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概率是非常小的。所以要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切实途径还是从第一个阶段入手, 即增加农村教育投资, 在农村大力兴办教育, 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这也进一步的证明了海南义务教育实行“零收费”和“两免一补”举措的正确性。

2. 增加劳动技能培训有利于扩大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规模。

培训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估计结果显示, 劳动技能培训对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农村劳动力而言, 由于接受这种培训的机会较少, 因此, 就会越发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通过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效果比较明显。这说明, 如果进一步加大对城市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培训, 将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就业, 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从海南实际来看, 政府已经在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数据显示, 通过“阳光工程培训”, 2009年海口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4686人, 三亚转移劳动力就业逾1.8万人。2010年6月, 海南省省农业厅认定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省农业干部学校、海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海南商务旅游学校、海南永基文昌鸡有限公司、海南省建设职业技能岗位培训中心等6家单位为“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培训基地”。这6个省级劳动力转移培训机构的认定, 对于提高农民就地就近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由单纯外出务工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3. 社会福利对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具有正向的影响。

社会福利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社会福利的增加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通过使用服务业从业人员人均福利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规模进行回归, 显示了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规模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这同时也说明, 城市较高的社会福利对于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进一步增加城市的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也有利于促进海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4.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影响是反向的。

回归结果显示, 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规模呈反方向变化。较低的技能水平决定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并不能在短期内获得城市高收入的工作。而且, 随着代表高工资水平的城市工作技能的进一步提高, 低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则愈加不会以获得城市高收入工作作为转移的动力, 反而会对城市工作更加失去信心。因此, 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会缩小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就业规模, 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参考文献

[1].海南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海南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3].侯风云.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收入与人力资本状况相关性研究.财经研究, 2004 (4)

[4].程名望, 史清华, 徐剑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06 (5)

[5].Robert E.Lucas, Jr.“Life earning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JPE.2004.Vol.112.No.1:28-59.

劳动力资本 第10篇

资源配置是指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 以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 即用最少的资源耗费, 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 获取最佳的效益。资源包括自然资源, 资本和劳动等。资源如果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配置, 经济效益就显著提高, 经济就能充满活力;否则, 经济效益就明显低下, 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二、模型的选择与数据的来源及处理

1. 模型的选择

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云南省统计年鉴》。首先对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做一些处理方便估计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a, 因为Y=AKaLb, 对等式两边求自然对数得,

lnY=lnA+alnK+blnL

在上式中, 因变量Y代表云南省的GDP, 自变量为资本和劳动。也就是说Y=F (K, L) , 为了方便估计出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 采用人均数据, 就消除了劳动力的影响, 即y=f (k, 1) , 所以把因变量定为人均GDP, 自变量定为人均资本存量。因此, 将采用如下的双对数模型来估计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a:

lny=c+alnk+ε

2.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1) 人均GDP

GDP平减指数=1980年GDP指数*各年GDP现价/各年GDP指数*1980年的GDP

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2) 人均资本存量

在中国统计年鉴和云南省统计年鉴中查得云南省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这是研究的基础数据。但是这与每年度的资本存量有所差异。因此需要作以适当的调整。资本存量的表达式为:

Kt=It/Pt+ (1-) Kt-1,

其中, Kt表示年度资本存量, It代表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Pt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表示固定资产折旧率, t表示年份。

(3) 从业人员数

对于从业人员数, 作以下说明:

1980年、1980年、1985年、1990年～2010年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云南省统计年鉴。

1981年～1984年、1986年～1989年的数据为估算数据, 采用的方法是均值法。原因是统计年鉴中这几年的数据缺失。

三、模型的回归与资本及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1. 模型的回归

利用上述处理的数据, 借助SPSS软件做计量分析结果如下:

Lny=3.468+0.530lnk

(0.213) (0.027)

(16.258) (19.973) R2=0.932

由结果我们可知:a=0.530的t值为19.973>2是显著异于零的, 通过了5%的T检验。判定系数为0.932, 由此我们知道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具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2. 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接下来将研究1980年～2010年的云南省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首先, 将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别对资本和劳动求偏导如下:

其中, y、k表示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计算结果如表2:

四、结论

1. 云南省资本和劳动的单位货币边际报酬大致呈下降趋势, 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经济发展在资本和劳动力的满足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2. 云南省劳动的单位货币边际报酬逐渐趋近于0, 说明了云南省的劳动力已经处于市场饱和状态。

3. 云南省的资本单位货币报酬远大于劳动单位货币边际报酬, 说明了云南省经济发展对资本的需求远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傅晓霞, 吴利学.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地区差异中的贡献:兼与彭国华和李静等商榷.世界经济, 2006第9期

[2]龚六堂, 谢丹阳.我国省份之间的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分析.经济研究, 2004年第1期, 第4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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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国友, 方舟.试论城市群各城市适度规模.江西社会科学, 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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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资本 第11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20年来，从你执掌《中国企业家》开始，到发起创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再到创办“正和岛”，以及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你提出了诸多思想，包括“道成肉身”、“先问是非，再论成败”、“让成功与财富更有意义”，等等。最近，你又独家首次提出“良知资本”。这其中是怎样的思想脉络关系？

刘东华：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认知过程。边做边悟，逐渐明白、清晰。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每个人都能让世界更美好》。文中我提出“人类是一个大公益体”。我不是音乐家，为什么能欣赏到那么多美妙的音乐？我不是作家、思想家，为什么能阅读到那么多伟大的作品？我不会种地、不懂养殖，为什么能吃到那么多鲜美可口的食物？我不会造汽车、轮船、飞机，为什么有机会坐着汽车驰骋大地，乘上轮船飘洋过海，登上飞机翱翔蓝天？我们每个人创造的价值微乎其微，但我们在享受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文明成果。既然人类的大公益体给我们那么多馈赠，我们就应该用感恩之心努力回报。而我们越努力，越成长，越创造，越贡献，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回报就越丰厚。它就是一个正循环，人类完全可以通过正循环越走越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也就是人类公益体本身要求致良知？

刘东华：我提出的观点是，企业家不仅仅是要把企业做大做强，而且要找到一条正路，负责任，讲诚信，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用这样的方式寻求一条内有尊严、外有尊敬的成功之路。也就是说，让良知成为资本的灵魂，让资本成为良知的载体，通过良知资本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很好地统一起来。

企业家仅仅成功是不够的，你为什么追求成功？你如何获得成功？你成功之后干什么？给这个世界贡献什么？留下什么？你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如何修炼自己？如何让自己的境界越来越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但是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会不会有矛盾？

刘东华：几百年来商业世界的逻辑，从价值理念到商业模式，强调的就是利益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要求，从西方来到中国，都被接受了。

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我写过一篇文章，主题是“金融危机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企业的价值观到国家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企业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国家是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本来你们家就已是最富、最强大了，仍然以你们家的利益最大化为追求，那么谁还愿意跟你“玩儿”？

价值理性自毁根基后，被贪婪武装起来的华尔街工具理性依然按照固有逻辑发足狂奔，发生金融海啸、重创实体经济就是难免的了。虽然美国救市有力，全球施以援手，或可减缓其巨大的杀伤力，但若要治本，意欲挽狂澜于既倒，则必须从重新检视其自以为是的价值观开始。

金融危机带给商界乃至人类的反思还不够。商业世界病了，需要矫正方向，找到新动力，新动力一定源于新的价值观。良知资本就是对新价值理念的一种探索。

资本的工具理性被放大，良知被丢弃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一轮金融危机，华尔街及全球金融系统遭到巨大打击。6年来，并无深刻而前瞻的思想来反思并“重整河山”。你所提出的“良知资本”思想，是试图为全球商业之病寻找良药？

刘东华：西方人认为自己的商业理念与商业逻辑天经地义，中国人借过来也在用。但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方的价值观不一样。例如稻盛和夫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源自西方的商业文明做了很好的结合，他所崇尚的和践行的就是倡导敬天爱人、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的核心就是“致良知”。

资本代表着工具理性，过去几百年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整体的进步，但资本的属性决定了它可能是盲目的。它把人类物质的力量无限放大，但是精神世界，不要说良知，就是灵魂和内心世界都迷失了。身体越来越庞大，只受身体本身欲望的支配，快感的支配，而不是灵魂乃至良知。人类之所以越来越危险，不是没有能力做对的事情，而是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情。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资本在助长人类的贪婪。

刘东华：可以这么说。2009年，在瑞士的冬季达沃斯论坛，我曾写过《致与会代表的一封信》。信中我提出，今天主流世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出现了重大问题，已经不可持续，金融危机其实就是一个严重警告。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给一架飞行中的飞机更换发动机。不幸的是飞机未到目的地就必须更换发动机，幸运的是为了换发动机在临时迫降的过程中没有机毁人亡。当我们在一个看似不该降落的时候和不该降落的地点安全着陆以后，才发现原来的飞行已经多么危险，前面等待自己的空难事故已经有多么接近。之所以这么危险，是因为驱动“人类号航班”两大引擎的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都已经糟糕到了必须更换的程度。

物质动力——不可再生的、同时又是高污染、使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的碳基能源越来越不够用也越来越不能用了。地球，这个人类唯一的家园已经被人类，这个地球上唯一智慧的生命折磨得不堪重负、不堪忍受。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一切可再生的、清洁的无碳能源、无碳动力必须尽快登上历史舞台，在不断战胜各种形态的短视和急功近利行为的过程中，承担起推动人类进步的新使命。

精神动力——“利己即是利他”、“欲望的最大化自然会导致价值创造的最大化”等为人类商业文明带来无数神话的“神话”终告破产;诚实的价值创造遭人嘲笑，贪婪的巧取豪夺成为时髦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当人类文明已经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智慧、有能力摆脱被追求无限快感驱动的“死亡发动机”，把人类精神中那种自私甚至邪恶的动力，转换为通过对别人负责、对世界负责追求生命意义最大化的高尚动力，并用这种高尚动力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两个发动机都要换。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我们也在学习模仿西方，师傅出问题了，我们怎么办？

刘东华：马克思·韦伯提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新教在推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后，西方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尼采所说上帝已死。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价值理念更加不能支撑他们的精神世界，所以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转向东方。

中国清末以后的问题，是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坠地，二者不匹配。高扬的价值理性成为假大空，因为精神和肉体分离了，肉身支撑不了，精神就变成假大空。落后挨打，被打醒了之后，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工具理性。中国做企业基本上全是学西方的。这100多年来，是逐渐地借助人家的有效的东西，让自己变得强大、自信。现在需要回过头来研究把老祖宗的好东西，把我们基因里面本来就有的好东西激活，做到灵肉合一。

良知资本应服务于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和地球村村民公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因此换发动机是人类的当务之急？

刘东华：早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我就有意识地同全球各界精英接触，探讨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所面临的重大威胁。一方面，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人类会有什么致命危险;另一方面，那些认可世界现有运行模式难以持续的人们接下来的反应更加令人绝望：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既然大家都不想改变也无力改变，那就假装问题不存在好了。反正一旦飞机真地从天上掉下来，所有重要的人跟我们都在同一架飞机上。

那么，人类到底还有没有机会从既有逻辑的巨大惯性中拔出脚来，规避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去缔造一个人人梦想中的美好未来？答案是肯定的。要缔造这样一个未来，当务之急是认真寻求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共同价值观，并基于这个价值观形成“地球村村民公约”。

“人类共同价值观”？“地球村村民公约”？这是可能的吗？当然。因为对于人类的能力而言，只有不必要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现在，为了人类对自己命运和地球家园的神圣责任，是认识到这个“当务之急”的必要性的时候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你所说，仅仅依赖资本这个工具理性已经发生问题，那么如何解决？

刘东华：资本是工具理性，良知是价值理性，良知资本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起来，为商业社会、企业家提供追求的方向。为什么要提倡良知资本？良知资本不是做给别人看，不是迫不得已而做;而是企业家的内在修为需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一个正向的价值追求和正循环。资本只有有了良知，才可能服务、服从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未来利益，才可能更好地对地球家园负起责任。

良知资本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闭环系统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良知资本由你第一次提出，其内涵和外延应是什么？

刘东华：人类既有正循环的能力，也有负循环的能力。每个个体、企业都可以通过给别人带来价值，同时实现自我的更大价值，根本不必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减少或伤害别人的利益之上。这就是正循环。践行良知资本，不只是责任，也是自己的最大利益、长远利益所在。如何实现呢？良知资本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闭环系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内圣外王”，内圣就是良知，外王就是资本。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儒家及王阳明在践行致良知时，高度重视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的角度看，良知资本的实践与实现，企业家及企业在“行”上应如何做到？

刘东华：动静等观，知行本一。知和行本来可以是一回事，如果从根本上明白了知，行已经在其中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从全球商业及价值体系的发展趋势来看，现实与良知资本还有怎样的距离？

刘东华：距离越来越近。尤其随着移动互联的蓬勃发展，信息越来越对称，越来越透明。互联网把全世界的消费者联合起来了，资本做坏事，以前大家不知道，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会知道，一旦一个人知道，你就会成为全世界消费者的敌人。而且你原来积累的价值越大，可能崩溃地就越惨。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企业遵循良知。良知资本从道德的、责任的要求，正在变为大家的内在需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精神，主要指向创新和冒险，那么“良知资本”是否可以为企业家精神注入新的内涵和精神？

社会资本:培育信任的动力源 第12篇

所谓社会资本, 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 得到公认的, 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 也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 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 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1]

在一密集、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即群体内部联系密切, 彼此间存在着广泛的义务与期望关系, 且能通过控制蕴涵他人利益的资源向对方施加影响, 成员间易于形成相互信任。同样, 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增加了系统内部行动者间的依赖程度, 减少了内部行动者对网络外部行动者的依赖性及资源的可替代程度, 从而为建立社会信任创造了前提条件。在一个协作、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内, 行动主体间关系的稳定与持久可促进成员间跨时间、跨空间重复性互动的发生。这不仅构成了网络中普遍信任的生成基础, 而且能有效促进普遍信任的扩展, 带来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此外, 有效惩罚与规范借助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能力, 使“违规行为”能在行动者间迅速扩散, 利于关系网络成员间信任的建立与维护。总之, 良好的社会信任能减少交往中的不确定性,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行为效益。而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网络, 通过交往行为与“重复博弈”, 凝聚社会共识, 弥合社会裂缝, 消解社会分歧, 整合具有不同背景和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个体, 促进普遍信任的培育与互惠交换规范的建立, 以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二、转型期中国信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社会转型推动人们传统交往方式、社会价值体系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发生根本转变, 同时加剧我国传统信任机制的失衡, 从而引致社会信任的缺失, 诸如人际交往超越了固有的规范认同, 使得尔虞我诈的行为逐渐蔓延;各种假冒伪劣商品与欺诈行为层出不穷;学术腐败现象不断涌现。信任缺失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原因, 主要包括:

1、原有社会网络的断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区域间的比较收益日益拉大以及人们就业自由度的显著提升, 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 流动者到一个新环境, 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陌生人”的世界, 原来工作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被淡化;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跳槽现象已非常普遍, 人们已习惯于经常地更换着自己的工作、居住地等, 增加了人际交往的匿名性和易变性, 这都使得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困难重重。

2、公民参与度降低

因在单位制功能逐渐弱化, 社会成员的身份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的过程中, 缺少完善的社区管理以及发达的民间社会, 无法为原子化的个体形成沟通交流的平台, 进而大大减少了社会成员间互动与交往的可能, 进而阻碍了信任的扩散。加之, 休闲时间的技术性变化正使我们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更“私人化”和“个体化”, 不利于相互间形成密集、频繁的关系网络, 从而影响信任的产生。

3、社会规范弱化

社会道德调控能力的强弱决定了一个社会信任的程度。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正在逐渐减弱。人们正在跨出“熟人社会”的门槛而走进高流动、高异质性的现代社会大门, 人们的价值观念、信仰等呈现多元化, 传统的道德观念不再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力。非道德行为在一定范围抬头甚至泛滥。同时, 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性, 导致在一些领域存在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状况, 造成社会越轨行为大量发生, 加剧制度性社会信任危机。

三、社会信任的培育

针对上述原因, 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培育社会信任的相关对策。

1、广建自治组织, 构建社会关系网

普遍信任与社会资本来自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 是这些社团推动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并促使信任的形成。因此要建立广泛的自治组织, 扩大自治组织的广泛性和行动的有效性。自治组织的创立可培养参与意识, 融入社会;可以提高个体行动的一致性, 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从而使行动更为有效。这类组织使参与者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 并相互学习和强化普遍化互信规范, 培养了参与者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 从而有利于提高一个社会广泛的普遍信任的程度。

2、加强社区建设, 提高公民参与度

社区建设对增强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弥补由于正逐渐弱化的单位制组织体系而导致的人们参与度的降低, 显得尤为重要。一个社区成员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高低取决于其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 而这又取决于社区服务组织的建设、完善及有效运转状况。因此, 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方式与质量, 加快社区服务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归属感与社区参与度。

3、推进规范建设, 培育普遍信任

首先, 加强法制、法规建设。在制度健全的社会中, 人们不但有健全的法制可遵循, 还建立了一整套的信任记录、披露制度法制。其次, 加强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道德作为行为规范和准则, 能够有效地制约人们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 它表现为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社会伦理要求的规则。把伦理道德制度化、规范化, 形成一整套社会道德体系, 有助于形成团结互助、互信互惠的风尚, 惩治欺诈失信行为, 到达社会信任的效果。

摘要：本文在理解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其与信任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 分析当前我国信任缺失的深层原因, 并提出相关对策。

关键词：社会资本,信任,动力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