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精选5篇）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第1篇

一.人们的迷惘与荒诞

在讽刺手法的帮助下,作者充分批判了美国人的迷惘与荒诞,人们的生活陷入了一种不确定的混乱状态之中。《在机械时代终结时》讲述了汤姆与戴维斯夫人的故事,这段婚姻是当时人们生活迷茫的真实写照。这是一桩并不美满的婚姻,因为它始于两位主人公的闪电结婚,并以二人的闪电离婚而告终。故事中的男女并不相爱,但他们相识不久后便登记结婚。好景不长,转瞬间二人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即便在二人离婚后,戴维斯夫人仍坚持产下一女,并将其送往俄罗斯。尽管汤姆和戴维斯夫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希望与未来如何,他们最后还是抛弃幼女,各奔东西,去追寻自己理想中的人生。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人们找不到明确的人生方向,因此他们总是任性妄为。汤姆在择偶方面毫无主见,他把戴维斯夫人帮他挑选香皂一事看做是上帝对他的一种指示,因此他将戴维斯夫人娶回了家。更为滑稽的是戴维斯夫人,因为前夫杰克已离去,并且在机械时代终结时伟人已不复存在,所以她草草的为自己选择了另一半。婚后,这对夫妻便发现相互并不适合对方,只得分手。“机械时代的终结搅乱了人们的思绪,甚至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陈14),因此汤姆与戴维斯夫人都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理智的行动对人们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所有这些都强烈的讽刺了当时美国人的失落,迷惘,甚至荒诞不经。

二.人性的残酷

通过讽刺手法的应用,巴塞尔姆谴责了机械时代终结时美国人的冷漠,无情与残酷。在汤姆与戴维斯夫人婚后,妻子向汤姆解读了他们的婚姻。戴维斯夫人对她的婚姻采用一种极其冷漠的态度,毫不关心。“婚姻是机械时代羁绊下的产物。一对夫妇依法结婚,但其婚姻却被机械时代所物化,被机械化所左右,就像螺母与螺栓,木头与木螺丝的关系一样”(莫尔斯沃思1973)。婚姻是甜蜜的。通常,当人们提到婚姻时,他们总是既兴奋,又满怀激情。然而戴维斯夫人并非如此,当她谈论自己的婚姻时,那口气是异常的冷漠,像是与己无关一般。他们的婚姻里没有爱,有的只是冰冷。这种对待自己婚姻的态度是对汤姆的冷酷,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作为父母,生下孩子便要尽心抚养呵护,这是一种爱与责任心的体现。汤姆与戴维斯二人生下女儿后却把孩子远送它方,他们没有用爱来浇灌孩子。即使是对自己的孩子,他们依旧是冷酷无情的,这是人性冷漠的充分体现,它也同样是对人类情感扭曲的一种讽刺。综上所述,巴塞尔姆强烈的谴责了机械时代末期人们的冷酷,无情以及情感的缺失。

三.机械主义与物质主义的盛行

在拉尔夫之歌与莫得之歌的讽刺下,巴塞尔姆严厉批判了美国社会的高度机械化与美国人的高度物质化。在拉尔夫之歌中,拉尔夫是力量的化身,甚至他的袜子都是铁制的。“他也会深入泥地,将土挖出,并为特殊的工业用途将其以高价售出”(莫尔斯沃思1973)。尽管拉尔夫是充满力量的,他仍然是美国机械社会的奴隶,摆脱不了美国工业主义的枷锁。另一个人便是莫得,一个伟大的女人。她的伟大主要体现在她可以为许多工具命名上。当时社会没有多少人能为工具合理的命名,但她做到了,这也就是戴维斯夫人崇拜她的原因。在这个故事中,由于拉尔夫与莫得是由机械化,物质化与商业化的美国所塑造的,并且是美国工业主义的产物,因此他们得以以偶像的身份出现,甚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代表。让这样的人成为美国的偶像真是一种强烈的讽刺。巴塞尔姆严肃的批判了当时美国社会的过度机械化与工业化,并且谴责了人们病态的物质主义倾向。

结语:

论批判的终结 第2篇

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倍受青睐。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滥觞。在 20 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

 

一 . 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 ( 即理论活动 ) 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 [1] 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 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2] ，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 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 - 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二 . 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 [3] 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 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 [4]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 [5] 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 [6]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 [7] 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 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 [8] 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

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 - 社会的合理状态， 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 [9] 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 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三 . 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 1941 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 1947 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 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 1966 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 [10] 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 [11]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 [12] 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

“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

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注 :

[1] [2] [3] [4] [5] [6] [7] [8] [9] 霍克海姆 : 《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 第 189 页 , 第 235 页 , 第 198 页 , 第 198-199 页 , 第 200 页 , 第 201 页 , 第 205 页 , 第 206 页 , 第 206 页。

[10]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 - 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 页。

“现代私有制社会”批判的理论一般 第3篇

关键词 资本主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 现代私有制 生产 分工

〔中图分类号〕A121；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4-0007-09

1845～1846年，经过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时期的第二次系统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初步确立了从实践（生产）出发分析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论原则。这一方面为马克思回过头来清理自己的理论思路以及同与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科学的历史观”，批判资本主义现实提供了理论上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研究和资本主义现实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战中确立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最一般的原则，即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基础，从一定生产方式之上的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生，并在这个“现代私有制社会”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中寻求共产主义的客观可能性。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指称，他们较多地使用“现代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统治”来指认资本主义现实。只有少数几次，他们使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语。应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之后，第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认识和理解的重要研究成果。

1．生产与历史：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基础

从哲学范式的变革上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称之为“认识论上的断裂”。同样，对于资本主义批判来说，这部手稿也具有理论奠基性意义——从物质生产出发分析现实历史，并在这一过程中提供针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换句话说，就是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并以之作为资本主义理解与批判的科学理论基础。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得出了客观历史的真实起点，感性的生产活动。在此基础上，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四重原初关系得以展开，即物质生产生活本身、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的生命本身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和作为共同活动方式的“生产力”。在考察了远处的历史关系的四个因素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才分析了“意识”的产生并运用生产过程-交往形式-意识形式框架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历史做出整体的说明。

从生产和历史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然而，这种历史观的一般原则并不仅仅是元哲学方法论的探讨，更是直接同资本主义批判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变革是在对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和历史研究中实现的，而对生产和历史的理解也内在地根植于人类解放和社会革命的价值指向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理论变革为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一般的历史观基础。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历史是人的社会存在及其方式的历史转换本身，社会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已经内在地编织进当下的社会存在中。从这种历史观出发，人类历史发展也可以获得科学的说明：

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及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5页。）。

其实，在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与“商业史”、“工业史”并列使用过“市民社会史”一语。不难发现，这里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语显然是指广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以作为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基础，而并非特指“资产阶级社会”。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卷第一章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的使用在绝大多数语境中都是这种广义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义，而在第一卷第二章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则开始较多地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直接指认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两处在加了“现代的”定语后，直接指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这里的历史当然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Gemeinwesen］。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②。

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对“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的使用语境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它就指在资本主义近代发展以来所形成的特定的工业和商业生活中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这种“市民社会”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包括马克思后来在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那个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表述，都是在狭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意义上才具有合法性，它并没有对全部历史描述的普适性要求。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也由于受到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和赫斯交往理论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关于社会关系的理解主要还着眼于人与人的一般社会交往，这个交往关系还没有深入到真正的生产关系层面。实际上，交往不等于交换。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交换关系才成为统治的关系。交换关系是表象，生产关系才是本质。这些问题，只是在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才被马克思逐步解决。

也就是说，在对历史的生产基始性理解以及历史性存在的四重原初关系探讨的基础上，马克思提供了历史分析的一般框架：物质生产作为出发点，生产方式或生产过程作为生产的组织形式和阶段性特点，特定阶段的“市民社会”即由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并且是历史的基础，并且一切意识形式都可以在“市民社会”中得到阐明。此外，这种历史分析本身就是同资本主义批判结合在一起的。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历史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在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上，革命的可能性可以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论证，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不再如青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与“现有”相对应的“应有”，而是一种基于客观可能性出发的“能有”。反过来，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交往形式（市民社会）-意识形式，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般理论框架，提供了资本主义理解与批判的基础性分析范式，但这并不能代替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分析。在《费尔巴哈》章的手稿中，对历史过程的分析主要依赖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袭得的一个理论范畴——分工。在分工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运用所有制形式、市民社会等概念尝试着对现实的世界历史发展做出科学的说明。

2．分工与对抗性的所有制

在阐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逻辑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直接从分工出发，基于欧洲经济发展史对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制进行现实的批判（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这是一种直接发源于马克思初步肯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批判话语，也是在新世界观确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础。

在《费尔巴哈》章的第［Ⅱ］、［Ⅳ］和［Ⅰ］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都谈到了分工在现实的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在手稿［Ⅱ］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对意识的分析出发引出分工范畴，并以分工说明生产的不同方式，即分工产生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在手稿［Ⅳ］中，分工范畴被用来说明现实社会的历史发展，这实际上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即狭义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较多地还是使用“现代私有制”来指认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思想史进程来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之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第一次全面的历史性解剖。在手稿［Ⅰ］中，分工又进一步被推广到人类社会既往历史发展的全程，即分工基础上的四种所有制形式。在我们接下来的分析中，出于理论逻辑的需要，对分工和世界历史的分析将按照一般理论、人类历史全程和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顺序进行。

实际上，从分工入手分析现实的历史发展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跳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尝试，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开始的针对劳动内在过程分析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初步确立了新的理论框架，但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仍不免借助于既有的理论范畴。问题是，这些范畴在被赋予了新的理论意蕴的同时，其既有的原初理论语境也会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逻辑的全面制定产生妨碍。由于分工概念本身更多是对生产过程的一种现象分析，无法深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质，所以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论述仍然带有假想的色彩。也基于此，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并不十分清晰，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所有制形式”在分工的相互关系上表现为“阶级”。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还无法彻底地从生产的内在过程（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出发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得不诉诸“现代私有制”社会这种特殊的交往形式。

奴役性的分工与所有制。在对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矛盾的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到了分工。此时的分工，是处于生产力和社会交往之间的一个重要概念。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并没有从经济学和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仔细地区分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历史性生成，这里的分工概念更多的是一个准哲学的范式。这个分工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集中在两种语境之中。在第一种语境中，分工不准确地接近后来马克思的社会分工概念，它只是笼统地表征了一种社会分化和分裂，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是原有的那个异化范式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尺度上的逻辑替代。所以，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常常用分工来说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的某种物对人的奴役。第二种语境是一种广义的分工，它常常作为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出现的。与分工概念相关联，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分析还关涉另外的概念，即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实际上，这是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对抗性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不成熟的表达。

对于分工，马克思恩格斯说，“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2、28、29页。）。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分工的那个广义的语境。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②。

其次，“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即“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里的“所有制形式”显然并不是后来斯大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那种狭义的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含义，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基础上拓展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抗性社会生产方式概念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参照。这是因为，此时所有制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指认了一种基于财产不公正的社会奴役关系。在他们看来，所有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分工和社会分裂的产物，由于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才出现了奴役性的所有制：

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③。

在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有制是与第二种语境中的奴役性分工相同质的。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为什么？按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给出的解释，这是由于分工本身具有的强制性和奴役性：“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其实，这个分工可以被看作特写的奴役性分工，后面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的“消灭分工”，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成立的。这种分工的本质是奴役性活动的结构化和固定化，而这种固定化则造成了一种客观的奴役。“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分工概念所起的作用正是前不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的作用。同样是批判对抗性的社会现实，在那里是“私有制”和“异化”，而这里则是“所有制”和“分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指认到，这种物对人的奴役现象，用过去哲学家们的话来说，就叫“异化”。

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对社会历史的批判性分析中，我们还能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批判性指认，一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某种与自然界盲目运动相类似的自发性的批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常常指认为“自然形成”和自发性，有一处，他们直接提到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似自然性。二是在这种对抗性“所有制”社会中人的创造物颠倒地聚合成一种奴役人的物性力量的观点，对此，我们可以将其指称为物役性。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观点

（注：具体讨论可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人类历史上基于分工形成四种所有制形式（对抗性的社会生产方式）。既然从物质生产出发理解历史，并将特定生产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看作历史的基础，那么作为生产力发展标志的分工便可以作为分析历史的一般标尺。尽管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的论述囿于自身的理论资源——主要是黑格尔哲学中对历史发展的论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对经济史的摘录——而带有某种程度的猜测性质。无论如何，这一分析代表了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历史现实的一种尝试。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此外，“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这里提到的不同经营方式实际上对应于四种对抗性的社会所有制形式。第一种是部落所有制，同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分工“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这种部落所有制中已经存在着对奴隶的统治。第二种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在这个阶段“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其中，除去公社所有制以外，不动产和动产私有制都已经发展起来。“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它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指认了历史性的奴隶劳动、拥有少量资本的手工业者自身劳动和对帮工劳动的支配。可以说，这是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关于现实存在着的具体劳动历史形式的理论指认。同时，资本概念在这里也是第一次以历史的形态出现，固然这还是一种并不准确的表述。以阶级为特征的是第四种所有制形式，即“现代私有制”，这就是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对它的全面分析是在手稿［Ⅳ］中展开的。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四种社会所有制的分析和讨论，也是他们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地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对其进行历史性确认的尝试。无论如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理解和认识思想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站点。

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封建等级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Gemeinweisen］为基础的”。共同体同社会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于马克思后来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差别。依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理解，分工的发展程度表现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一定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又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同时，分工和所有制又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可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已经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所有制形式已经有了对抗性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含义，资产阶级现代所有制社会也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概括，但是并未形成资本主义本质剖析的清晰概念体系。

3、“现代私有制”社会的质性规定

关于第四种所有制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通过于前三种所有制的异质性关系，来确证这个“现代私有制社会”的。

第一，从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看，因为前者的生产工具是“自然形成”的，而后者则是由“文明”创造的。

第二，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看，“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与前三种所有制社会中人为自然界支配不同，现代私有制社会是受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资本的统治。

第三，在人的交换关系上，在前三种所有制社会中，交换是人与自然交换，现代私有制社会则是人与人交换，并且，“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这种个人“互不依赖”而仅仅通过市场交换联系起来的观点，正是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指称对象。后面，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还有更具体的说明。

第四，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上，“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具备普通常识就够了，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应该已经实行分工”。这一点，似乎并不十分精确，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才发生的事情。

第五，在社会统治的方式上，“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Gemeinwesen］；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这一点其实跟第三点是相通的。后来马克思将这二者重新表述为“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关于通过货币建立起来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物化问题，后面马克思恩格斯也有具体的讨论。

最后，在社会的分工问题上，“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着小工业，但这种工业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因此这里没有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8、48页。）。

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industrie extractive］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②。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表述是不准确的，许多用语都还带有过去学术资源的痕迹，但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科学话语中的一些重要新观念的雏型：一是资本主义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此处为“私有制”是“工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实，广义的私有制不是在工业之后出现的；二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是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相适应的生产水平一致，此处的说明为，所有制是生产工具的结果，落后的私有制与农业和小工业是一致的；三是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要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大工业高度发达的结果，此处是说，生产工具与私有制的矛盾是大工业高度发达的产物；最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只有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中才有真正的现实可能性，此处是说，只有大工业的发展才能消灭私有制。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如此全面的系统的质性认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和认识史上，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第一个总体表征。相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那个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所进行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批判，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二个系统的资本主义观。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第4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学术思想界经历了一个急剧变革的过程。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 现代化和高科技的发展, 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以及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在法国的迅速出现, 标志着法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法国人的日常生活, 急剧推动着社会变化, 催成新型的社会秩序的形成。许多法国理论家把这种新型的社会转型称之为“消费社会”、“技术社会”、“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等等。在这场急剧变革的思想运动中, 鲍德里亚开始关注和研究新的消费社会的特征。他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商品和物的研究开始, 逐渐进入对现代消费社会的研究, 并逐渐开始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消费社会的理论。他从物的消费进入符号消费的领域, 建立了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 并从人们对“物”的消费行为中, 看到物或商品对人的本性的支配与异化, 看到深层的“符号”消费。

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论述是从商品开始的。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最根本的变化是“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 而是受到物的包围”, 从而强调物的丰盛和商品的系列化与系统化。包围消费者的商品以整体的面目出现, 消费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行为, 也不仅仅是一种享受, 而是一种沟通体系和交换结构, 起到一种社会组织的功能。鲍德里亚从“物的形式礼拜仪式”、“消费理论大众传媒性与休闲三个方面揭示了消费神话的产生原因与过程, 分析了消费社会的深层结构。在消费社会里, 消费品构成一个符号体系永无止境地刺激着人们的欲望, 而不再是反映人们的需要。大众媒介作为一种诱惑工具, 促成了消费的全面深化, 使消费的范围无处不在, 个体沦为了媒介的终端接受器。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物之所以能被消费, 物不仅有交换价值, 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具有功能价值, 也就是具有使用价值, 而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不等于需要的满足。“消费不是被动的吸收和占有, 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同时他指出消费对象, 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 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 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 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 它的定义, 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 而是在于, 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东西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 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 由这时开始, 构成了……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鲍德里亚又说:“要成为消费的对象, 物品必须成为符号, 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 存有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 而它的合理一致性, 也就是它的意义, 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的符号—物之间, 抽象而系统性的关系。这时, 它便进行‘个性化’, 或是进入系列之中, 等等。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 而是它的差异性。”“被消费的东西, 永远不是物品, 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 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 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 而系列便是在呈现它。”

在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世界里, 消费的前提是物必须成为符号, 符号体现了物品消费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差异性。而消费对象不能从任何具体的需求之类的概念出发予以理解, 而只能从不断变动的符号象征关系中作出解释。这种变换不定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激发人们欲望的能量。正是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使人们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转换为“为欲望而欲望”的需求, 从而, 过去意义上为满足需要的消费被转变为消费欲望的消费, 亦即对欲望本身的消费。

在鲍德里亚看来, 在消费社会里, 消费与生产相比已经处于主动地位, 具有生产特性。消费生产着商品的品牌和等级, 生产着整个符号体系, 帮助生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也生产着个人的社会身份。总之, 消费是一种积极建立关系的方式。消费生产着个人的社会身份。

消费不仅仅是物或商品的消耗或使用, 而且是为了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大众通过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品牌等级而获得社会等级。消费活动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所谓超现实层面上的一种符号运作过程, 消费把社会重新进行分类, 而让消费者得到某种自以为是的自由或自我实现的感觉。

鲍德里亚对消费文化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符号学观点, 为探讨后现代社会的新的支配方式与组织形式提供了有益启发, 尤其在传媒、消费、时尚、休闲等日常生活事件的符号意义中, 看到了当代权力与社会再生产的隐蔽机制。但是,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 于鲍德里亚符号权力分析逐渐脱离了早期将消费的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 而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可以溯源到索绪尔和巴特的符号理论。索绪尔首先区分了语言与言语这两个范畴, 为语言符号所具有的能指和所指的功能也必须处于此一关系结构中才能理解。鲍德里亚深受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影响, 为只有符号学才能阐明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指称、表象和符号系统的重要性, 能对表象、语言、权力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加以重新考虑。鲍德里亚强调符号的能指性, 视或否定符号的所指, 体表现就是否定作为符号的物品的功能性和使用性, 终走入符号游戏的王国。按照鲍德里亚的消费逻辑, 费及其人的活动成了一种符号能指的游戏活动, 消费的内容, 被消费物的功能性则离人们越来越远。

但从物的消费分析到符号的消费分析的转变, 德里亚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人们每天都在报纸和电视媒体炮制和宣传的“符号”里进行驯化, 们的精神完全被各种广告的物品符号所麻醉。在大量广告符号的包围中, 通大众迷失于“失去质量的符号”, 失自己的理性观察力和判断力, 一味的追求符号所带来的价值, 的主体性就会沦丧另一方面, 们也应该看到, 德里亚的符号批判理论中的符号创造价值是基于品牌的树立, 牌就是一个符号, 本身从观念上包含着产品的附加值, 而就能提升产品的价值。

摘要：本文简要分析了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转变, 从而探求他的符号消费构建的消费文化的本质。

关键词：鲍德里亚,符号价值,消费文化,品牌

参考文献

[1]张应强.院校管理中的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J].海军院校教育, 2003, (6) .

[2]夏再.什么是学术权力?——读《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J].成宁师专报, 2001, (2) .

家长批判还是社会批判 第5篇

第一个感受是愤怒。因为我是家长，这本书把我给骂了一通，像一面镜子照着，它说的家长的这些问题都有我的份。在我自己的家庭环境当中，我和孩子的关系往往就是这么处理的。我自己的“原罪”在书里都有很生动的展示。被人批评总是不快乐的，因此我感觉到很生气。

第二个是感动。我要在这里对出版单位和作者表示感谢。因为我也曾经是孩子，我觉得这本书批评得对。总编鲁先生和作者冯林都提到了这本书可能让家长在孩子面前损失了很多尊严。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第一次汉语文化界代表成人世界在孩子面前为家长挽回了荣誉——家长们终于认错了。这本书的意义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我感觉很不安。我在这里可以批判别的家长，批判我自己。但是，回去以后我还会按我原来的办法处理跟孩子的关系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国的家长望子成龙，我们仅仅认识到中国家长的问题还不足以改变我们目前这种父子关系的现状。因为望子成龙这种文化体制，已经决定了我们回家以后必须和我们来之前的思想状态是完全一致的。我回去还要跟孩子讲你必须好好学习，否则我就要打你屁股。并不是我们批评了，这个事情就能改变，这是基本症结之一。对于教育的讨论，在会上能够慷慨激昂，但回家之后，父子关系、师生关系仍然没有太多改变。我们作了批评之后，却不能像我们建议的那样生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意义超越了《家长批判》所涵盖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家长批判不同时是社会批判，对家长的批判不仅是不公正的，也找不到问题的深层原因，更找不到建设性的出路。

在我看来，目前令人忧虑的现状可以从历史境遇、精神现象和教育体制三方面去找原因。

对子女的压迫性教育和机会主义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子女成为生存竞争的优势者。这是中国教育的全部出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生存资源和人口的比例是极度不协调的。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转移为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关系，而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竞争优势。我们培养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在生产竞争中、生活竞争中成为优胜者。即使“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表面上超越了生存理想的社会理想，其实也建立在对资源配置的某种焦虑之上。因为这种教育目标的社会学前提是：家不齐、国不治而天下不平——匮乏将教育的目的结构性地锁定在生存需要上，最多是高扬为求治求善这种政治理想上。但求真这种需求被压抑了，人仅仅成为实用主义者，孩子仅仅是未来的职业者。如果人和资源的比例关系不得到解决，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对《中国家长批判》所要求的道德高度。为什么人和资源的关系达到如此紧张的程度。这同我们给定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先不展开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拙著《灾变论》）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思维中缺少终极关怀。人与人的关系压倒了人与彼岸世界的关系，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成为精神生活唯一的内容。由于缺乏对超越者的认信，我们就搞不清楚孩子是谁。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孩子仅仅变成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不会认为孩子同我们是平等的。基督教神学告诉家长：孩子是借你们而来，不是因你们而来。因此，对孩子不能采取接班人式的功利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家长和孩子之间从来没有成为兄弟关系，成为平等、民主关系的原因之一。

也和上述原因相关，或以上述原因为基础，我们建立了一种封闭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因垄断了教育资源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使孩子进一步沦为残酷竞争的应试者。这种制度性的贫困，导致我们的孩子几乎没有了童年。

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呢

总的说来，出路在于担当责任，当然是家长担当责任。人不仅仅是一个适应者，更是能动者。具体说来，我以为我们至少应该从两个地方开始：

首先，在观念上的革命。一方面建设中国社会的新信仰，另一方面，把启蒙时代以来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观念传播并深化到中国教育思想中来。比如，可以在儿童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学习主义的观念，以取代教育主义。我曾在一些文章中开玩笑说：能否把教育部改成学习部。这是什么概念呢。教育是自上而下的概念，而学习是成人（老师与家长）和孩子共同探讨真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