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范文（精选11篇）
二战 第1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他人智慧点亮行程会走得更快更远。当我们用现代视角回望二战，解读二战人物，会发现他们卓越的才能与独特的人格魅力能给当代校长管理带来理性的思考与有益的启示。
一、学学马歇尔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人才观
“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教育人才之于教育的重要也概莫能外。因此，教育人才的选拔任用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这方面，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手笔为校长改革用人机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马歇尔随身携带黑皮笔记本，用于随时记录看到听到有潜质的军官名字并写下评语，凡上其笔记本者大都能提拔重用，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的名字就在此列。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艾森豪威尔仅仅是个不为人知的上校。经过成功执行几件大事的严密考察，马歇尔决定对其委以重任。他越过艾森豪威尔前面366名资历老于艾的上校将其提拔为少将，此举引来一片哗然，366名，多么惊人的数字!
巴顿，美国历史上的陆军四星级上将。他善于带兵且能浴血奋战，唯性情暴烈，是马歇尔用人原则中的慎用者。但经过权衡，马歇尔重用了巴顿，前提条件是用缰绳牵住他的脖子。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马歇尔无愧是伯乐中的大家，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在二战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的名字与荣光永远镌刻于人类历史的丰碑。
马歇尔的人才观给校长管理的启示是：要加快学校发展的步伐，建立唯才是举的用人机制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校长有打破常规敢为人先的胆略与勇气，摒弃选用干部论资排辈、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的陋习，逐步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良性用人机制，把最适合的人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为其发挥潜质提供广阔平台。学校只有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用人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积极性与进取心，让他们工作起来有盼头、有劲头，唤醒他们内在的潜能动力，让其为学校发展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推动学校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二、学学艾森豪威尔攻心为上宽容机智的组织协调力
马歇尔成就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成就了二战的欧洲战场。他在二战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为日后总统的成功当选聚集了不可估量的人气。当时美英联军协同作战，对于国界不同，语言不通，感情上存在隔阂的盟军而言，首要的问题是要高度团结统一作战步伐。作为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超凡之处正在于他具备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组织协调能力，他时时处处创造美英官兵交流的机会，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友谊。丘吉尔称艾森豪威尔为“英国人最好的朋友”。在欧洲战场作战时，艾森豪威尔的军衔是临时的，面对很多官职比自己高甚至是自己上司高级将领，艾森豪威尔总能艺术般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冲突与干扰中取得平衡，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受到大家如此敬重，制胜法宝在于他宽容、开朗、不以上欺下，而是攻心为上，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连英国战神蒙哥马利将军都不得不叹服：“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温顺的部下，我喜欢我行我素。但是您(艾森豪威尔)总是在困难和风云变换的时刻使我没有发生越轨行为。您的英明、引导和宽厚的容忍，对我的教育极大，我万分地感谢您!”尖刻、狂傲不羁的蒙哥马利的如此评价，非大战略家、大政治家莫属了。
校长管理应该学学艾森豪威尔，尤其是大规模学校与布局调整人员重组的学校，校长更应该在人员的组织协调，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上做细致的研究。艾森豪威尔能把盟军组合成一部能征善战的机器，靠的是智慧，靠的是人文。曾仕强对管理的解释精妙：要想“管”，必须“理”。没有情感交流的管理是干涩的，缺乏支撑的，因为“高处不胜寒”。面对性格、阅历存在差异的教师群体，校长放下架子，到教师中去，以人的自尊需求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在倾听中博采众长，在宽容中赢得信任，在交流间消除隔阂。众人划桨开大船，“得人心者得天下”，当校长成为教师真正可以信赖的人，校长管理离成功就近了一步。
三、学学巴顿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彻底执行力
巴顿，这个颇受争议的血胆将军，尽管性格粗暴，但他对事业的热爱与非凡的敬业精神难有人及。当时美国从法国运回坦克无人会驾驶，巴顿手把手交给士兵，高大的身材和炎热的天气常让他汗流浃背，但巴顿毫无怨言。美军组建装甲师，他从自己的腰包掏钱解燃眉之急，究竟耗费多少巨资，巴顿至死没有透露。他雷厉风行，治军严格，仅半年时间就把军纪涣散的第二军训练成作美国战力最强的部队。他非常经典的一句话是“以后看我老头怎么做”。作为将军，他经常出其不意出现在危险的战场，使士兵士气大振，备受鼓舞，让士兵的牢骚满腹变成无言的服从。凭着军纪严，军容整的高标准严要求，巴顿的部队成为美军作战中伤亡最小的部队。
二战论文 第2篇
20世纪30年代，英法美等国奉行绥靖政策，主要执行者是英法，而美国的“中立”,实质也是绥靖。然而绥靖政策，使全人类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一、绥靖政策的基本概念
绥靖政策，也称姑息政策。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
二、绥靖政策的具体表现（经济和军事）
军事实力的加强需以经济，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基础。英、美、法本来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抑制与打击侵略者，然而由于经济上推行绥靖主义，倒是以原料、资金、技术、装备与武器武装了轴心国家，支持了侵略战争。
1924—1930年间，流入德国的以美、英为主体的外国资本约计300亿马克，占同时期德国工业投资的1/2，工业固定资本的2/3。借助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德国恢复其第二工业强国的地位，为后来军国主义的复活奠定物质基础。1934年，当希特勒缺乏外汇以资助进口时，英、德签订了协议，规定德国每购买55英镑的英国货，英国便向德国购买100英镑的货物并以现金支付。据称仅由于这笔交易，德国至少得到一亿英镑的外汇用以进口战略物资。1934—1935年后，美、英两国除同意德国停止外债的尝还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德国输出资金。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元。
经济上的绥靖主义培植了战争的祸患，准备了战争的温床。而体现在军事上则表现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容忍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5年3月容忍希特勒重整军备。1935年8月美国通过中立法。1935年10月容忍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3月放任希特勒武装进占莱茵区。1936年8月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采取“不干涉”政策。1937年7月纵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又策划太平洋国际会议，阴谋出卖中国，同日本妥协。1938年3月默许希特勒兼并奥地利。这些都是绥靖政策的例证。最典型的体现则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英、法及幕后它们支持的美国，妄图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在欧洲实现“普遍绥靖”，求得“一代人的和平”，实质上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
三、绥靖政策推行的原因
首先，绥靖政策是英法在其实力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为维护霸权地位所采取的策略。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处于经济大危机年代。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损失，战后经济恢复非常缓慢。二三十年代，英国历届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把重整军备看作是恢复经济的障碍，企图以没有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达到保住霸主地位的目的。法国由于和德国毗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保持军备和对德国实行强硬政策。但法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之中。相对稳定时期发展有限，30年代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又特别长，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同时法国的政局也不稳定，内阁更替频繁，使得对外政策难以保持坚定性和连续性。总之，英法的颓势是其推行绥靖政策的物质基础。
其次，绥靖政策的推行是和当时两种社会制度共存这一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十月革命后，国际关系中开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为阻止苏联的影响，把德国当作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当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权，进而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外扩张时，英法竭力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战前英法坐视德国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对英法的政策是支持的），目的是让德军东移，接近苏联，以使苏德两国发生冲突。而当德国向东进攻波兰，美英法统治集团希望德军继续向东，他们希望,随着将德国与苏联隔开的地理障碍──波兰的消失,仇恨社会主义苏联的德国最终能攻向苏联。当德国已经在欧洲大陆燃起了战争大火时，美英法仍然希望这场大火只燃向东方而不燃向西方。
第三，绥靖政策的推行，同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也有很大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给欧美各国留下惨痛的记忆，因此，战后和平主义思想、厌战畏战情绪相当盛行，在法国尤其严重。英法等国的统治者既受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制约，又是这一思潮的推行者，绥靖政策只是他们推行这一思潮的产物。
四、绥靖政策的历史教训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是一种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它无法满足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野心，却鼓励了侵略者冒险，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绥靖主义作出的最严厉的批判。二战爆发，便宣告绥靖主义彻底失败。战争进行的6年中，人员伤亡达9000多万，直接财产损失高达40000亿美元。回眸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而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大战爆发前后英法美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的绥靖政策，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绥靖政策的推行，助长了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气焰。希特勒得寸进尺。意大利则跟在德国后面获利不少。日本在亚洲犯下滔天罪行。这些侵略分子之所以为所欲为，得“益”于其他大国的姑息、纵容。
绥靖政策的推行，使大战爆发时间提前、规模扩大。至二战全面爆发前夕，德国在欧洲，意大利在欧洲与非洲，日本在亚洲，已经侵占了不少国家的领土和资源。战争爆发前一年的时间内，英国、法国仍然认为纳粹德国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不会发动战争。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德意日通过已横征暴敛来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对战争时间的提前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绥靖政策的推行，推迟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形成。英法美有着各自的盘算，最初无法交汇到一起。造成直接的后果便是：德军“闪击”欧洲，而英国遭受“不列颠空袭”、法国败降，一时间反侵略力量散沙一盘，无法遏制侵略者的作为。直到大战打响，才匆匆展开联盟动作。事实证明：大国的忍气吞声，并没有赢得哪怕是短暂的时间，强军备战的设想如同泡影般地破灭了。
二次大战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绥靖主义姑息纵容了法西斯势力的扩张野心，最终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这说明，不光是落后挨打，软弱也要挨打。对待邪恶的、反和平的势力，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对和平的过分乞求反而会葬送和平。这是绥靖主义的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集
包奕诚、赢者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始末 威廉森.默里.阿伦.米利特著 邵文实 译
3、从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看其绥靖政策 岳澎.4、绥靖政策研究 齐世荣
二战造就东欧 第3篇
东欧不在欧洲的东边
由于没有从地理和地缘政治上加以区分，长期以来，东欧一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实，地理上对东欧的确定侧重于自然环境，其范围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欧洲的东部，在过去是指苏联的欧洲部分，如今则指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白俄罗斯、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地缘政治上对东欧的确定则侧重于政治建构，指的是二战以后在中欧和东南欧、特别是巴尔干半岛上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及随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从地理上看，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属于中欧国家，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位于巴尔干半岛，属于东南欧国家。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东欧是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即中欧和东南欧这八个国家，人们也统称它们为“中东欧国家”。
中东欧的悲剧角色
从古到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东欧都是大国之间争来夺去的客体，扮演着悲剧性的角色。
中东欧地处西欧、东欧、西亚和北非的交汇处，受围于黑海、爱琴海、地中海、亚得里亚海。列强在角逐欧洲和世界时，往往以中东欧为突破口，它们虽然也留下了不同文明的遗产，但更多的还是纷争的种子。至今，这一地区种族、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大国造成的。
由于这些国家分属不同的民族，除民主德国之外，其余国家都有一种程度不同的孤独感。保加利亚人是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阿瓦尔人和巴尔干其他民族混血的后代，罗马尼亚人则号称罗马人和多瑙河下游早期居民达契亚人的后代，匈牙利人的祖先被学界一致认定来自东方的乌拉尔山区，而阿尔巴尼亚人祖先未明但无疑是巴尔干地区的世居。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更不统一，包括了操斯拉夫语但信奉不同宗教的多个民族。就是民族成分相对明确、属于西斯拉夫人的波兰和捷克在近代之前依然缺乏认同感。孤独的处境，使得中东欧各国在历史上一直缺乏稳定的政治取向，在外部大国势力之间被动地周旋，并且常常成为大国角斗中最主要的牺牲品。
这些国家在二战中的境遇和所为，也生动地诠释了上述特点。
以不同方式卷入二战
中东欧国家是以不同方式卷入二战的漩涡的。
第一类是被法西斯直接占领的，有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阿尔巴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１９１８年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成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国家。由于英法等国实行绥靖政策，它在１９３８年即被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原本是中欧的一个古老国家，１５～１６世纪曾輝煌一时，但１８世纪末被俄、普、奥三次瓜分后，作为国家已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中消失。现代的波兰是１９１８年从德国、奥地利和沙俄收回的领土上重建的。可１９３９年８月，苏德协定又第四次瓜分了波兰。二战后，波兰被苏联和德国占领。阿尔巴尼亚虽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国家，但历史上长期受制于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直到１９１２年才建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并在１９２１年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声一响，阿尔巴尼亚就被意大利占领。
第二类是先与法西斯为伍后被法西斯占领的南斯拉夫。
在巴尔干半岛，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国家诞生于１９１８年，时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１９２９年改为“南斯拉夫王国”。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亚历山大国王遇剌身亡后，当局采取了亲法西斯的政策，并于１９４１年３月加入轴心国。此举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对，引发军人政变。结果，新继位的国王彼得二世撕毁了同法西斯签订的条约，４月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恼羞成怒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宣而战，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进攻。
第三类是作为法西斯帮凶的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匈牙利在历史上长期与奥地利绑在一起并在１８６７年组成二元制的奥匈帝国。奥匈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匈牙利领土除了马扎尔人为主的传统地区之外都被瓜分。为了收复失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站在轴心国一边。保加利亚历史上曾受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都站在与俄国为敌的德国一边。一战中，罗马尼亚因在协约国一边，成了胜利国，获得不少领土。但由于法西斯团体的出现和扩张领土的要求，罗马尼亚在二战中则与德国结盟，一起进攻苏联。
此外，在轴心国的名单上出现的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它们倒向法西斯的原因很相似，即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都是非统治民族，总有不安人下的情绪。当亚历山大国王在南斯拉夫建立塞尔维亚人独裁政府的时候，克罗地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们便跑到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组织“乌斯塔莎”。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的关系虽好，但是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上缺少联合的基础。虽然９～１０世纪的大摩拉维亚国短暂统一过这两个地方，但是之后捷克地区便被德意志帝国统治，而斯洛伐克则成为了匈牙利的领土。在奥匈帝国时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也是分属奥地利和匈牙利。所以，当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占领的时候，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便出现了借德国之力而独立的思潮。于是，斯洛伐克１９３９年“独立”，而乌斯塔沙在１９４１年建立起克罗地亚的伪政权。
东欧的诞生
中东欧国家虽然在二战中的地位和境遇不同，但战后它们的归宿却是一样的。１９４４～１９４８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相继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又诞生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就这样出现了。
东欧为什么会出现？当然，这些国家的内部因素不可忽视，比如，各国共产党在战争期间担负起领导人民反法西斯和反独裁统治的英勇斗争，可最终决定命运的还是大国之间的交易。假如这次大战以法西斯势力胜利而终，那后来地缘政治上的东欧肯定就不会出现了。问题在于，战争的结果是反法西斯阵营胜利了，而反法西斯阵营恰好是由地理上西欧的英国、法国及其重要盟友——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与地理上东欧的苏联所组成。于是，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苏、美、英三大国就开始对战后的世界进行秘密分割。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为了筹备三国首脑会晤，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就巴尔干和波兰问题先行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秘密达成了著名的“巴尔干百分比”，约定苏联在罗马尼亚可占９０％的主导权，英美在希腊可占９０％的主导权；苏联和英国在南斯拉夫各占５０％的主导权；苏联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占８０％主导权，美英占２０％的主导权。实际上划分了欧洲。
随后，在雅尔塔会议上，除希腊外，中东欧都被划归苏联势力范围。希腊之所以例外，是因为它独立之初便得到了英国的关照，英国在那里有多年的权益，而且英国人在东地中海地区也很有势力，马耳他、埃及、巴勒斯坦以及爱琴海地区的一些群岛都属于英国，凭着强大的海军也能够保住这个前哨。
二战前后的奥地利 第4篇
其中二战后对德国的占领问题是我们都熟悉的, 但对战争前后的奥地利情况却了解较少, 尤其是战后对它处理的情况, 高中教材涉及很少, 下面笔者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单介绍。
一、二战前德国吞并奥地利
奥地利共和国地处欧洲心脏地带, 战略地位重要。早在1933年德国间谍就在奥地利活动。1936年7月11日德国强迫奥地利签订《德奥协定》, 要奥地利保证在外交政策中将始终按照承认自己是“一个日耳曼国家”的原则行事, 并在秘密条款中规定让德、奥法西斯党徒参加奥政府机构。1938年2月12日, 希特勒迫使奥总理特赦被囚禁的纳粹党员, 任命奥地利纳粹分子为内务部长兼保安部长, 掌握警察权。3月12日德国军队长驱直入, 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奥地利。次日, 希特勒到维也纳, 签署了德奥合并的法律, 奥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东方省。
二、二战前西方大国对奥地利的态度
意大利对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企图开始持反对态度, 1934年初重申“必须首先保证奥地利的独立”。1937年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墨索里尼改变了在奥地利问题上的立场。1938年2月, 英国首相张伯伦宣称, 当德国占领奥地利时, 奥无法指望其他大国的援助。美国驻法大使通知德国, 华盛顿“完全理解”德改变欧洲地图的计划。法国政府也表示无意干涉奥地利事务。
当1938年3月希特勒武装占领奥地利时, 西方列强仅仅表示抗议。不久英、法、美等国又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 分别把驻奥使馆改为驻维也纳领事馆。苏联强烈谴责纳粹德国的侵略, 并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集体对付希特勒的侵略, 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建议置之不理。希特勒吞并奥地利, 增强了德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 更加肆无忌惮地实现它的侵略和战争计划。
三、二战后对奥地利的处理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宣布德国吞并奥地利无效, 决定恢复奥地利的独立。二战结束后, 奥地利作为战败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1955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与奥地利的外交部长在维也纳签订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的国家条约》, 确认奥地利重新独立并对有关战后问题做了规定。根据条约, 四国占领军撤离奥地利, 奥国民议会宣布奥地利永久中立, 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 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苏、美、英、法四国同时发表声明, 承认奥地利的中立地。
1972,另一场“二战” 第5篇
其实，早在1954年世界杯上，西德就曾经是焦点：决赛中逆转战胜匈牙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欧洲的冠军队。不过，与2004年非常意外地夺取了欧洲杯冠军的希腊一样，西德在1954年的成功也被当成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件，而且，这一观点居然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原因很简单，在那个政治地位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西德在欧洲没有话语权。
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坚强的民族，坚韧不拔帮助西德一步步走向强大。1958年、1962年、1966年、1970年四届世界杯，西德分别拿到了第四、第七、亚军和季军，又获得了197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挑剔的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西德足球。万事具备，就差一个冠军，来自欧洲赛场的冠军。
在欧洲杯的历史上，西德的战绩平平，前两届欧洲杯，西德因故没有报名，第三届报了名却在预赛阶段就遭到了淘汰。1972年第四届欧洲杯，前有格尔德·穆勒、后有贝肯鲍尔的西德没有让这种遗憾继续，穆勒在小组赛中打进六球，西德很顺利地通过了小1972无论对于欧洲杯或者世界杯，欧洲足联或者国际足联，1972年欧洲杯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欧洲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支球队——西德队，从这一年的这个杯赛起，诞生了。
其实，早在1954年世界杯上，西德就曾经是焦点：决赛中逆转战胜匈牙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欧洲的冠军队。不过，与2004年非常意外地夺取了欧洲杯冠军的希腊一样，西德在1954年的成功也被当成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件，而且，这一观点居然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原因很简单，在那个政治地位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西德在欧洲没有话语权。
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坚强的民族，坚韧不拔帮助西德一步步走向强大。1958年、1962年、1966年、1970年四届世界杯，西德分别拿到了第四、第七、亚军和季军，又获得了197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挑剔的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西德足球。万事具备，就差一个冠军，来自欧洲赛场的冠军。
在欧洲杯的历史上，西德的战绩平平，前两届欧洲杯，西德因故没有报名，第三届报了名却在预赛阶段就遭到了淘汰。1972年第四届欧洲杯，前有格尔德·穆勒、后有贝肯鲍尔的西德没有让这种遗憾继续，穆勒在小组赛中打进六球，西德很顺利地通过了小组赛。不过，在四分之一决赛时，西德运气糟糕地抽中了英格兰。
这也是1966年世界杯决赛后，西德和英格兰在大赛中的第二次交手，第一次是在1970年世界杯上，当时西德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逆转淘汰了英格兰。这一次，处在上升通道中的西德再次战胜了下降中的英格兰，两回合的比分是3∶1。
在西德顺利挺进四强的同时，四分之一决赛爆出大冷门。比利时意外地抽中了卫冕冠军意大利队，不过，比利时两回合却以2∶1将意大利斩落马下。另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是四支东欧球队之间的互搏，匈牙利和苏联分别淘汰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在前四届欧洲杯中均入围了决赛阶段的终极四强，是当时欧洲杯最成功的球队。
四强会战在比利时进行，半决赛中，西德没有过早地遭遇强大的苏联，也没有碰到从1954年以来一直有点纠缠不清的匈牙利，倒是对阵了四强中实力最差、又损失了中场核心范莫尔（在淘汰意大利的比赛中断腿）的东道主比利时。穆勒的两个进球早早就宣告了西德的胜利，虽然比利时人在比赛第83分钟追回一球，但为时已晚。另一场半决赛的胜者是苏联，这也是苏联人在四届欧洲杯中第三次进入决赛，作为半决赛的落败方匈牙利则是在四届欧洲杯中第三次被苏联淘汰（第一届在八分之一淘汰赛、第三届在四分之一淘汰赛），对于苏联和匈牙利，这一切都好像是宿命。
1972年6月18日，决赛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因为球场的限制，65000人的上座率是自第一届欧洲杯决赛以来，现场人数最少的一次。不过对于西德而言，支持者的人数足够多，65000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来自德国，剩下的也是大多站在德国一边的西欧球迷，至于苏联的支持者因为政治原因，在签证办理上遇到了很大麻烦，最终成行比利时的只是很少数。
决赛中， 苏联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强大， 西德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勇猛。虽然两队中绝大多数球员都是在二战以后才出生， 但舆论却把这场比赛炒作成了另一种意义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7、第52和第58分钟，西德三次把球送进苏联队球门，穆勒继半决赛后，在决赛中又打进两球，中场球员维默尔也有一个进球。这场看上去本该硝烟四起、势均力敌的决赛，苏联很轻易地就被征服了。
“二战”对美国经济的深远影响 第6篇
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市崩盘,著名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正式拉开了序幕。到1932年,工业生产总值降低了45%,人均收入减少了40%,一千三百万人失业,二百万人无家可归,五千所银行倒闭,九百万个账号被冻结。这样的浩劫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当然,当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管。胡佛总统在任期内颁布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如提高关税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和刺激住房建设的《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法》。可惜的是,经济形势并没有因此而扭转,从而导致了胡佛连任的失败。1932年罗斯福上任后,依旧为了拯救美国经济而颁布了新政,包含了一系列救济百姓和改革工农业的政策。就当一切都慢慢好转的时候,1937年美国经济又一次极度下滑,失业率又回到了1932年的水平。
当一切都陷入绝望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没人能想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竟然复苏了:失业率下降到1.9%,GDP涨到了“二战”初期的两倍。“二战”后,美国成为了世界顶级的经济强国。很显然,“二战”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
“二战”对美国经济的一大影响是它增加了总需求和生产,尤其是武器,军火和食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多数人都厌倦了参与欧洲的争端,而且又值经济大萧条时期,所以美国没有立即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是,当战火在欧洲和亚洲蔓延时,美国政府知道他们要时刻为战争准备着。除了加强军事、招兵买马外,政府还将工业向军事物资转型,很多汽车生产流水线都开始生产战斗机零件,渔业码头也停泊了军舰,越来越多的曾被废弃的美国工厂又重新开始了生产。1941年不列颠之战后,美国政府颁布了《租借法案》,以中立国身份向外出口军用物资,从而进一步增长了军用物资的需求和生产。在之后的4年中,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英国和苏联等国提供了价值325亿美元的物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正式向轴心国宣战,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1944年,美国的名义GDP达到174.84亿美元,比1943年的136.44亿美元增长了28.14%。
随着市场对军用物资需求的增长,劳动力需求也增长了。“二战”期间失业率持续下降,战后已恢复到正常水平,见表1。
失业率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很多废弃的工厂都重新营业,很多因经济萧条而失业的人也返回工作岗位。不仅如此,据统计还有近105万本来找不到工作(如未成年人)或者不会去找工作(如家庭妇女)的人也因战争而加入了劳动力市场。
从表1中可以发现,平民劳动力的下降也轻微地影响了失业率。1943年,美国开始进攻德国领地,很多年轻力壮的男子被征去打仗,无疑对劳动力市场是很大的损失。这个时候,美国经济需要挖掘更多的劳动力。于是,妇女劳动力市场在当时显示出很大的挖掘潜力。1890年时,只有5%的妇女加入了劳动力市场,而“二战”期间,妇女劳动参与率突然开始了显著的增长,而且这个增长的趋势一致持续到了1990年。
起初,劳动市场雇佣妇女似乎是种很无助的做法,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女工人并不比男性逊色。当时民间还兴起了“铆工罗西”,一个身穿工作服手持铆钉的强悍女性形象。即使是战争后,女工人们依然是越来越受到尊敬和信任,女性的就业率也直线上升直到现在。
不仅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得到了战争的好处,一直在美国社会处于弱势的黑人也因“二战”而获益。在战争期间劳动力短缺时,市场应该尽可能地开发人力资源,但在雇佣黑人的问题上很多人还是因为对黑人的偏见和蔑视而犹豫不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建立了公平佣工委员会,确保所有人都可以在军事工业公平就职,无论肤色,种族和国籍。到1943后,委员会已经在16个城市建立了办事处,负责安排黑人就业并处理对黑人不公平待遇的问题。一系列政策发布以后,在1940年到1950年间,黑人在就业市场上所占的比率从16.2%升到了23.9%。上个世纪,黑人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其中最多的变化就发生在40年代。因此可以说,“二战”加速了美国黑人的经济发展,并使得更多的就职领域向黑人打开了大门。
以上是美国在“二战”中所获得的直接的利益。间接方面,在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上,主要表现在:首先,在人员伤亡方面,美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大约有418500人,占了美国人口的0.32%,这和别的国家的伤亡人数比起来是很少的。英国损失了449800人,占国内人口的0.94%;法国损失了567600,占国内人口的1.35%;苏联损失了23100000人,占国内人口的13.7%,日本和德国分别损失了国内人口的3.45%和10.4%。其次,由于“二战”基本没有发生在美国,美国几乎没有遭受直接经济损失。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损失要严重得多:英国被德国空军日夜轰炸,苏联被德国侵略了一年之久,日本遭受了两颗原子弹的浩劫,德国战后被分割,等等。总而言之,“二战”期间在其他世界强国遭受战争破坏经济停止发展时,美国却在几乎没有战争损失的同时加速发展着经济。因此,“二战”后美国一举超越了他们成为世界经济最强的国家。
二战后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研究 第7篇
关键词：日本人,历史认识,右翼言论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错误不断,从内阁要员和大批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到安倍首相穿自卫队战服登战车公开露面,再到其提出“侵略待定论”,这些都是二战以来的首次。这其中不无安倍内阁出于国内政治需要,或部分政客为一己之私鼓吹军国主义思想、迎合国内右翼势力的考虑,但同时也反映出战后以来日本社会历史认知的严重偏差。
一、日本人历史认知问题的严重失实
1. 历史教科书问题
教科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认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也即是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否真正反省的问题。二战后,日本抛弃了明治维新时期的皇国史观的“国定”教科书,逐渐改为审定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出现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反动,由于以家永三郎为代表进步力量的斗争,70年代出现了改善的趋势。但70年代后至80年代,教科书再次出现了改恶的势头。1982年,日本文部省第一次修改了历史教科书,开始美化侵略战争。将“侵略”一词改为“进出”或“进入”。由于进步力量的推动,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史学者的调查著作相继出版,国内民众较多地了解到731细菌部队反人道,反人类罪行,使日本的战争犯罪暴露在国民面前,教科书出现改善的趋势。在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有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这样的记述。但这更加刺激了日本右翼势力,加剧了其对进步力量的反扑。由于日本右翼对教科书的攻击及影响,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8种中学社会科历史部分的教科书,其中就包括社会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该书将有关“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的记述全部抹消;其他审定通过的7种教科书也比4年前通过的教科书有了很大退步。
对此,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指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下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闭眼不看历史事实,企图使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正当化,完全无视政府审定教科书的“近邻国家条款”,从根本上否定了迄今建立起来的国家间信赖关系。他认为,日中两国只有坦率地认识和正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才能开辟睦邻友好的未来。那么,日本主流政治家是否也接受这样的认识?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出了否定的回答。继2001年通过编篡会的教科书后,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再次审定通过否认二战中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史实、美化侵略的右翼历史教科书。
2.“南京大屠杀”问题
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军队的主要罪行之一受到了审理和判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还相继出版了一批相关的资料与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冷战所导致的战后日本淡化战争记忆的政治结构的存在,南京大屠杀并未成为日本国民的集体记忆。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有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一时间南京大屠杀是“幻影”的“虚构论”甚嚣尘上。80年代后,日本学者成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通过实证研究,促使日本民众总结历史教训,回击日本右翼制造的谎言。随着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为历史史实认知的不断深化,在日本社会形成承认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两大阵营。
由于所谓“幻影论”、“虚构论”在学术上逐渐露出破绽。于是,日本右翼学者将争论焦点转移到中方认为的“30万”被害者人数上来。日本右翼之所以在数字上做文章,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学术研究之需,而是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对数字的怀疑而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不具备实证条件问题上,通过对数字的质疑否定屠杀事件的存在。为所谓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制造舆论。
3. 强制“慰安妇”问题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被侵略国家犯下的严重罪行。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他在讲话中承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严重伤害了许多妇女的名声和尊严”,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希望日本能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史实。这段讲话被称为“河野谈话”。
但遗憾的是,文部省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篡会”主编的教科书,有意抹去这段历史的真实。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这是对日本过去的正确的认识的否定,也是对亚洲各国的蔑视,对人类正义的蔑视。关于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明确的态度。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市长桥下彻“慰安妇必要论”表明,日本政客缺乏历史认知、妄言“慰安妇”问题,不仅遭到日本国内民众、也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批判。
4. 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运动及民间索赔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民间组织掀起反战和平运动,和平发展团体遍布日本各地,如日本ABC企划委员会,他们自发地组成和平反战团体,以巡回展出的形式展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暴行,勇于反击战争翻案歪风,抨击当局的所作所为,对教育日本民众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他们资金少,人数有限,声音微弱,特别是时常遭到日本右翼的威胁和恫吓。不仅如此,对于日本国内的民间索赔诉讼,日本当局借口“时限说”、“国家无答责”和“个人无申诉权”,顽固地采取不认账的态度。从亚洲民间人索赔问题提出至今,几乎没有一例彻底获得胜诉。在与中国有着关联的日本遗孤的“国赔”诉讼中,日本政府也采取同样态度。据遗孤反映,日本东京法院的法官把遗孤问题的产生归咎于个人问题,拒不承认战争责任。虽然在多方努力下,日本遗孤问题通过政治途径部分得到了解决,但遗留问题很多。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尖锐地指出,“通过政治途径出台的《新政策支援法》,只不过是日本政治家们出于‘不要影响日本的国际形象’,‘就这一次打发他们了事,再没有下次’考虑的不得已之举,日本政府根本不想承担战争责任。”
5.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靖国神社”是战争期间日本皇军的灵堂,宣扬“国家神道”,是军国主义战争的精神支柱。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的战死者被列入“灵玺簿”,作为“英灵”合祀于此。1978年14名二战甲级战犯亡灵也被供奉其中。战后,靖国神社虽然改为所谓民间宗教设施,但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企图使其重新恢复战前的国有地位,而且前往参拜的日本政客经常为侵略历史翻案。也就是说,靖国神社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官方参拜的负面影响和特殊意义。1985年中曾根首开“公式参拜”靖国神社之先河,时隔11年后,桥本龙太郎再次“公式参拜”靖国神社,但其后这两位首相在国内外的抗议声中都停止了参拜的脚步。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任,不久即公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虽然参拜后发表了讲话,称参拜的目的是“反省战争,为了和平的愿望”,但其参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直接结果是助长了右翼社会肯定“大东亚战争”、否认东京审判、严重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尔后,小泉任期内又5次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创下了领导人参拜最多的纪录。
二、日本人历史认知问题的恶劣影响
1. 加剧了日本政治右倾化
从以上日本人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认知可以看出,战后由于内外原因、民族心理因素等,日本人对历史认识总体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言行,使日本政客采取了掩耳盗铃、欺骗舆论的做法。日本右翼牵着日本政府的鼻子走,日本政府的态度推动右翼团体向前走。两者交相为用,形成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危险局面。
近年来,围绕着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变身为“国民军”,增加军费开支等,日本政治在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第一次组阁时还向中国示好的安倍再度上任后,开始对华采取强硬的路线,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错误言论,还公然提出了“侵略待定论”,并且还试图改变“河野谈话”、“村山谈话”对战争责任反省的立场。虽然基于美国保守派的立场,避免因历史问题引发政治争议和外交摩擦的考虑,安倍收回了拟发表的安倍谈话,但从其随后的一些列发言中仍可以看出其没有多大改变的“侵略待定论”主张。与此同时,多数国民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和保持缄默使日本右倾化在日本社会几乎没有受到阻力,大行其道。据调查,日本政府的右倾化带动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一些带有反省意识的人也因此鼓动宣传或陷入迷茫或导向右翼的阵营。
2. 恶化了日本与近邻的友好关系
多年来,在历史与现实、利益与情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日韩关系始终在波动与起伏中缓慢发展。2001年,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美化日本侵略的教科书问题引发了日韩关系的紧张。2005年,日本与韩国争夺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扩大化,日本宣称“竹岛”为日本领土的举动激起了韩国的民族主义情趣,韩国的反日运动空前高涨,韩日两国关系恶化。
前不久,日本政客桥下彻妄言慰安妇问题,伤害了韩国国民的感情。韩国政府官员说,“桥下严重缺乏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妇女人权的尊重。”
日本与中国的国家关系,也是在历史问题与现实争端的磕磕绊绊中艰难发展。多年来,中日围绕着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遗留化学武器、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展开激烈的争论与对话,但由于日本人错误的战争观、狭隘的民族主义,日本始终没有诚意与中国解决问题与争端。
最近,日本方面不断妄言历史史实,为中日关系发展制造紧张局面。其一,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与南京市访日代表团会面时,公然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讲话。其二,作为首相的安倍晋三,发表了“这段历史是否是侵略,有待于时间认定,有待于历史学家来认定”的“侵略待定论”。其三,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市长桥下彻的关于大阪市长桥下彻日前发表的关于“慰安妇必要性”的发言。安倍等政客持有“修正主义历史观”,不利于中日友好发展的肆意妄为的言行,使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中国政府和民众深感忧虑。
综上所述,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日本政客、学界和日本右翼难辞其咎,但并不是说日本国民就没有责任。笔者认为,日本国民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一是继承历史记忆;二是监督和敦促政府解决战后责任问题;三是揭露和批判否认战争责任、美化侵略的言行;四是同亚洲各国人民达成共识,促进日本战后责任的根本解决。
当然,自战后以来,日本民众从来没有停息反战和平运动,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民间的反战和平运动促进日本反省战争责任,促进日本同亚洲各国的相互理解和谅解,促进历史共识做出了日本政府所不能取代的贡献。然而,当今的日本,站在加害国民的立场投身反战和平运动的民间团体力量还比较薄弱,他们的声音还难以影响社会的主流。为此,全体国民的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日本国民70%以上是战后出生的,他们是巩固和发展21世纪中日关系的主体。所以,促进战后一代日本人的历史认知是中日双方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参考文献
[1]王希亮.日本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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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颂伦.福泽喻吉的中国政策观的骤变[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5).
[4]杜颖.试论“脱亚入欧”思想与日本右翼的言行[C].首届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二战前日本学校体育的发展 第8篇
1、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的导入和发展时期 (1872-1899)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步入全新的社会制度, 开始了现代教育制度的历程。1872年颁布《学制》建立西式学校, 从欧美等国聘请许多教师赴日讲学, 给日本教育注入了先进的科学和教育方法。还在东京设立师范学校, 在培养教师的同时编辑各种学校用教科书。规定小学要开设“体术”课。1873年变为“体操”课, 规定每个年级都设置, 并每天进行1-2小时。《榭中体操法图》 (南校 (东京大学的前身) 确定的形式体操) 和《东京师范学校版体操图》是日本最初的学校体操教材。1878年文部省设立“体操传习所”, 摆脱了对外国的模仿, 研究开发了被后来称为普通体操的徒手体操和手持 (哑铃、球竿、棍棒等) 轻器械的体操。
1886年颁布《学校令》和1890年发布《教育语》奠定了日本二战前的学校体系、教育理念和学校教学的基础。作为学校体育的“体操”科, 从内容到目标都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在教学大纲中体育与其他课程一样纳入了学校的教育规范之中。兵式体操是为训练军队从西方引入的, 后由初代文部大臣森有礼将其纳入到学校教育中。运动、游戏、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均作为学校的教育活动编入了教学大纲。规定普通中学1-3年级每周3小时的体育教学, 内容是普通体操;4-5年级每周5小时的体育教学, 内容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除了课堂教学, 还提倡在课外时间如夏天进行游泳等户外运动的指导。
1892年9月把小学校教科书分为学生用和教师用两种, 但体操等五门课程只有教师用书。1898年由“东京大日本图书”出版社出版了坪井玄道和田中盛业编纂的《普通体操法全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书》, 同年, 文部省将击剑、柔道作为课外活动内容引入学校教育中。1899年《改正中学校令》中规定:每周3小时的体育教学, 内容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1901年由“东京右文馆”出版社出版了大岛五郎著的《新式兵式体操书》。
2、学校体操与自然体育时期 (1900-1924)
1902年《中学校教授细目》规定的体育教学内容是:普通体操 (矫正术、徒手体操、哑铃体操、球竿体操、棍棒体操) 和兵式体操 (徒手软体操、徒手单人操练、徒手小队操练、徒手中队操练、器械体操、号令演习) , 并与体育教学时间相吻合。当年, 坪井玄道 (1852-1922) 在研究了欧洲的体育后, 重视游戏的教育价值, 出版了《户外游戏法》一书, 介绍了各种各样的游戏。随后两年里, 川濑元九郎 (1871-?) 和井口あぐり (1870-1931) 从美国引入瑞典体操到学校体育中。1904年4月小学校开始使用国定体育教科书。
1904年成立“体操游戏编审委员会”, 在瑞典体操的理论基础上, 把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编为学校体操。另外把队列运动和秩序训练编为“教练”内容, 同体操相区别。还有把游戏分为以竞争为主的 (捉迷藏、徒竞争、旗送竞争、死球、中心球、篮球、足球等) 、以表现的动作为主的 (桃太郎、池之鲤等) 和以行进为主的 (十字行进等) 三类。1907年文部省和陆军司令部共同编制了《学校体操整理统一案》, 在此基础上1913年制定了日本最初的《学校体操教学要目》, 使体育的教材内容得到了加强, 体育课是必修内容之一, 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也明显提高。这个要目所例示的“体操”是在教师的口令下学生整齐划一机械的身体运动, 这种体操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作为日本学校体育的重要教材。
这一时期还把武道引入学校教育中, 1905、1906年文部省连续向议会提出武道必修案。
3、国家主义与军国民主义教育时期 (1925-1945)
1925年4月制定《教练教授要目》, 根据现役军官指导学校教练的配属令, 军人进入学校指导军事训练, 学校体育进入军事教练时代。1926年《改正学校体操要目》规定体育课内容是体操、教练、游戏和竞技, 男子中学和师范学校加入剑道和柔道, 并作为正课必修, 以培养国民的武士道精神, 使学校体育中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色彩更加浓厚。这时以大谷武一 (1887-1968) 为代表主张强调重视学生的自主活动, 教师的作用是由教授向指导转换, 指导内容要重视学生的身心发育阶段, 而且不能忽视进行适宜的教材的选择和排列。
此时的日本学校体操由以瑞典体操为中心向以欧洲各国新体操综合化发展, 如加上了紧张、放松和有节奏的动作。体育教学增加了运动量和活动性动作。教材内容也根据动作的难度、复杂性, 分阶段选择排列, 与学生的发育阶段相适应。还明确了贴近生活、根据性别使用的要求。
1941年公布《国民学校令》提出“遵从皇国之道实施初等普通教育”, 将以前的“体操”科改为“体炼”科, 目的是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培育豁达刚健的身心和献身奉公的实践力。内容分为:体操 (体操、教练、游戏竞技和卫生) 和武道两大部分, 并制定了《国民学校体炼科教授要项实施细目》进行具体的实际指导。如体操中手腕的动作方法、走和跑的要领、跳投运动各学年的基准等等。
4、二战前日本学校体育沿革的特点和启示
从明治维新以来, 随着课程名称从“体术”、“体操”到“体练”, 日本体育课程经历了主动彻底地向国外学习, 并逐步摆脱了对外国的模仿, 研究开发了自己的体育教材, 使学校体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日本新体育的开始, 其后不断加强和完善教材内容。有以大谷武一 (1887-1968) 为代表的有识之士, 主张强调重视学生的自主活动, 把教师的作用由教授向指导转换, 指导内容要重视学生的身心发育阶段, 而且不能忽视进行适宜的教材的选择和排列。但是后来由于政治和国家的需要, 随着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发展, 学校体育成为军国民主义的工具、成了军事体育和培养武士的重要科目, 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了人员的体力培养和法西斯教育, 阻碍了对学校体育本身客观的研究和体育教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臧爱珍.中外中小学教学参考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1]臧爱珍.中外中小学教学参考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
[2]段桂梅, 刘定一.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间中日学校体育发展的比较[J].体育学刊, 1999, (1) :76.[2]段桂梅, 刘定一.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间中日学校体育发展的比较[J].体育学刊, 1999, (1) :76.
[3]川村英男, 花野子.日本体育史[M].日本:逍遥书院, 昭和56.152-153.[3]川村英男, 花野子.日本体育史[M].日本:逍遥书院, 昭和56.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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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川村英男, 花野子.日本体育史[M].日本:逍遥书院, 昭和56.152-157.[5]川村英男, 花野子.日本体育史[M].日本:逍遥书院, 昭和56.152-157.
[6]川村英男, 花野子.日本体育史[M].日本:逍遥书院, 昭和56.158-160.[6]川村英男, 花野子.日本体育史[M].日本:逍遥书院, 昭和56.158-160.
[7]肖焕禹.近代中日两国学校体育的回顾与反思[J].上海体院学报, 1999, (1) :75.[7]肖焕禹.近代中日两国学校体育的回顾与反思[J].上海体院学报, 1999, (1) :75.
浅析二战对美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第9篇
关键词：二战,美国文学,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六十多年了, 其对世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 是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映。美国传统的文学所反映的是“美国梦”, 其主题宣扬了乐观、向上和积极的价值观念。战争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美国的青年在战争中看到了血腥、死亡和黑暗, 使美国社会产生了“迷茫的一代”。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美国的许多文学派别抛开了传统写法, 以近似杂乱、荒诞等手法来表达对战争、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通过对二战后美国文学主题的分析, 使我们更好的去了解二战后美国的社会文化。
一、二战对美国文学影响的原因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 自1939年日军侵华拉开战争的序幕, 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标志着的二战的结束。二战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使数量巨大的人类社会文化遗产毁于一旦。战争重创了多个世界强国的国力, 而美国本土由于远离战场, 在战争的刺激下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国。二战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社会观、道德观、文化观和个人行为, 使大批社会青年产生了反文化思想, 这些原因极大的改变了美国文学界, 美国文学的主题出现了很多新的动向。
二、美国文学主题转变的表现
1. 价值观念的转变
美国在二战前经过逐步的调整, 国力日渐增强, 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人们享受着一种富足、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 体现出了乐观向上的精神。美国人倡导个人奋斗实现美国梦, 富兰克林成为了美国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象征。19世纪美国文学的繁盛景象开始显现, 文学家们创造了大量反映美国自然风光的文学作品, 表达了文学家们对美好生活的歌颂, 对更加光明的未来生活的向往, 对美国自由、民主社会的赞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打破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使人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战争的血腥, 彻底打破了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美国社会出现了信仰缺失、厌世心理等现象。美国出现了许多反映这一问题的作品:《在路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 展现了精神压抑问题在社会青年身上的种种表现;作品《美国之梦》通过荒诞的手法, 从反面展示了对当时美国社会的状态, 并加以极大的讽刺。
2. 道德观念的扭曲
由于战争的残酷性, 人们在战争中看到了杀戮、血腥和死亡, 给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改变了社会固有的道德观念, 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产生了严重扭曲。二战之后, 美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 但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 物质的富裕和精神的贫乏形成巨大的反差, 人性发生了严重扭曲。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道德观念严重混乱, 杀人、抢劫、吸毒等现象日益严重。很多美国作家认为人性具有两面性, 有恶的特点, 又有善良的一面, 二者就像是双子座在不断的抗争。作家们希望通过作品来表现人们对善的追求, 对人性之恶的对抗。美国当时的作家具有反对传统的个性, 他们不希望像老艺术家一样去弘扬人性的美丽, 而是想通过描写人类丑陋的一面来唤醒人们对于善的良知。美国二战之后的文学作用对犯罪、变态、死亡、扭曲的描写数量大大增加, 甚至超过了传统的文学作品, 可以表述为“以丑为美”的新型作品趋向。这种表现丑的写作方式, 并不是真正去歌颂丑, 而是想通过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去唤起人们对丑陋的反思, 从而从人的内心深处唤醒人们对善的重新追求。
3. 异化现象的萌芽
二战之后美国文学展现出多种主题, 其中异化现象是其中的重要表现。美国本土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在二战期间远离战场主要区域, 战争对美国本土的冲击可以忽略不计, 但战争对美国人的精神、道德和文化带来巨大影响。二战之后, 美国人民对于国家、社会等产生了严重的异化情绪问题。异化现象的主要表现为: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 精神世界极大的空虚、孤独、寂寞感觉, 生活存在严重的压抑感而难以被人接受。这种异化现象的出现, 从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开始展现, 逐步扩展到人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最终体现了社会上的种种对立现象的出现。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两个:一个是剧本《动物园的故事》, 表面看来展现的是动物园发生的故事, 却深刻揭示了整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和冷漠。另一个作品《猫的摇篮》, 展现的是科学技术虽然获得了持续的进步, 但对人所带来的并不是生活的积极变化, 而是影响到了人类的繁衍生息。这两个作品都充分展现了异化现象在美国社会以及美国文学中的广泛存在。
4. 文学主题功能的强化
二战之后的美国文学作品发生了众多改变, 另外一个显著变化便是文学主题的深化, 主要体现是作家通过研究人性等问题来发掘社会问题。以海勒的作品《第22条军规》为例, 与其他直接反映战争的作品做对比, 其基本思想不再是反映战争那么简单, 其中的战争描写及其简化, 其中体现的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主要是通过人在战争面前的处境, 从侧面衬托美国社会的真实场景, 展现美国社会深层次问题。《第22条军规》名义上写的是军队的规定, 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真实写照, 反映了摧残人性、压抑人格的社会力量的真实情况。
三、结语
二战对于美国文学的主题影响是巨大的, 使美国文学产生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异化问题的深刻的变化。通过分析这些变化, 可以更好的去研究美国社会, 研究美国文学, 最终让更多的人去反对战争、爱好和平。
参考文献
[1]文楚安.“垮掉的一代”及其他[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2]王加丰.美国历史与文化[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移动互联第二战 第10篇
2013年4月29日，阿里巴巴以5.86亿美元收购新浪微博18%股权。这意味着，号称拥有5亿用户、活跃度很高却始终亏损的新浪微博，终于开启了商业化征程。
18天后，新浪发布2013年第一季度财报，该季度微博来自移动端的收入已占微博广告总收入的34%，比上一季度增长9个百分点。
实际上，在2012年年底，新浪即宣布全面推进“移动为先”战略。继苹果、谷歌等在移动终端系统上的战潮之后，移动互联第二战——移动应用的战争正在开启。
随着智能手机席卷全球——2012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以同比超过30%的速度增长，而在中国，随着真正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90后逐渐成为主力消费人群，根据易观监测报告显示，预计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渗透率将过半，达到55%，消费级应用已深度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消费中。已超过3亿的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只需随时随地划动指尖，除了取现，其他各类生活需求几乎都将轻松实现。而艾瑞咨询（iResearch）预计，这一数字到今年年底将可能达到5亿！
“应用经济”的蓬勃发展加速了移动互联网的商业进程。根据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为549.7亿元，增长率为96.4%。按此速度，今年有望破千亿元大关。
但与炽热的潮流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移动互联第二战的崭新产业格局中，目前95%的产品都是亏损的。这是一个产品、用户、商业模式交叠作用，需要同时把握的大蓝海。一方面，产品为先，迭代速度令人咋舌；另一方面，用户依旧为王，没有大量的用户数量，一切仍只能是梦想；同时，盈利模式仍是最终的商业价值转化的必须因素。
那么，此时该如何颠覆他人，甚至颠覆自己，找寻到移动应用的切入口，从而在移动终端圈定属于自己的蓝海？
二战 第11篇
一、“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德国学者海因茨·劳施(Heinz Rausch)曾在其所撰的《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一书中,对政治文化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即“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民众对政治的态度、信念和感受”,“这些要素会对政治的发展产生影响,并凝聚和产生普遍可接受的基本立场和游戏规则,进而引导政治体系中所有成员的行为表现”。[3]据此,政治文化不仅能够呈现一国民族精神与政治信念的整体面貌和特质,也能彰显出全民对政治的态度倾向,进而对国家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二战”结束后经过约30年左右的发展变迁,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逐步完成了从战前臣服型政治文化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国家也从根本上完成了政治的西方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文化的转型,意味着民众对联邦德国政治的基本图像、认知模式和价值评判发自内在的彻底改变。这样的内在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从帝制时代的“臣服型政治文化”,经魏玛共和国政治乱象中的强烈的反共和倾向,再演变为纳粹时期极权下的政治狂热,直至战争惨败后彻底的“政治悲悼无能”,这些使得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是在背负了沉重的历史遗产的背景下起步的。联邦德国人民经历了10年至20年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重新体认、学习和演练,才为政治文化朝全民政治参与方向的转型奠定了基础。[4]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参与型的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在1955年,只有30%的人赞同《基本法》,到1978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71%。更重要的是,认为联邦议会中各政党能代表公众利益的公民人数从50年代的35%上升到1980年的70%。民众对政党竞争和选举制度亦表示高度支持。1978年,79%的人认为政党竞争对民主是必不可少的,90%的人认为政党竞争确实在联邦德国发挥了作用。[1]同时,各重要政党人数也与时俱增。1949年～1978年的30年间,基民盟党员增加3倍以上,基社盟增加近4倍,社民党虽然增幅不大,但党员总数在1978年高达百万之多。联邦议会选举的全国投票率在1972年、1976年和1980年分别达到惊人的91.1%、90.7%和88.6%。[4]1952年,对政治感兴趣的受访者只占27%,到1977年已经有一半人表示了对政治的兴趣。在1976年的调查中,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88%的人赞成参加公民创制团体,59%的人愿意参加经过批准的政治示威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联邦德国已经有约3,000个公民创制团体,成员总数达到了200万。[7]正如阿尔蒙德所说的那样,“比经济奇迹甚至更令人惊奇的,恐怕是西德在短短的30年间就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民主政治文化”。[8]
那么,联邦德国臣服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型的成因有哪些?普遍的观点认为主要集中在: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成就、政治体系的良好表现、新老代际的交替、德国人民对历史教训的牢记和对西方民主真谛的自我觉醒、德国原有的地方民主传统、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由国家推动的政治教育,等等。应该说,这些因素都对促进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无疑,在所有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运转。只有健全的政治制度的保证,才能使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成为可能。文化不是体制结构的原因,而是体制结构的结果。因此,政治文化不应被视为一种前理性的信仰和一种形成政治体制的原因。政治文化只能是人们生活在政治体制下通过学习而发展形成的价值和实践规范。而政治教育恰恰充当的是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中介”角色。通过(尤其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政治教育,才能把参与型政治体制的知识、精神和行为方式系统地传达到每一个公民,进而使他们普遍形成赞同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态度,并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主流的政治文化。
“二战”中获胜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了实现《波茨坦协定》确立的“以民主政治为基础改造德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原则目标,极力将本国的政治价值观及民主政治运作模式植入西占区,藉以引导德国人及时建立起民主共和秩序和现代化的公民社会。“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吸收美国的政治文化来确立自身的政治文化原则,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必须的。正是盟国推动的政治再教育运动,才使得联邦德国第一次接受了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文化启蒙。哈贝马斯为此曾指出,“要不是在战后10年期间吸收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思想,今天的联邦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也许要糟糕得多”。[1]
二、国家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转型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制度发展进程,使得德国政治教育有着不同于英美的独特个性,主要表现在特别强调政府和政治组织在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20世纪50年代,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启动之初,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影响并未因“二战”的结束和再教育的改造而销声匿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对联邦德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作用,也使得政治教育面临着如同“教育悖论”的困境。一方面,由于缺乏民主政治文化,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的条件还未被创造出来。“在德国,政治教育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的,即民主体制和标准还根本不存在或才开始,而这些东西是政治教育所必须具备的。对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明显的让步,他们可以从一个既定的条件出发”。[10]而德国还缺少这一必备的条件。另一方面,政治教育又是政治文化发展的条件,“即必须借助于政治教育,民主的决定因素才能被创造出来”。[10]在这种情况下,在政府主导下借助行政力量来开启和推动民主政治教育,成为破解这一“教育悖论”困扰的必然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直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是西欧仅有的设置相关政府机构参与政治沟通过程的国家,它由一个特殊的机构承担政治教育的责任”。[12]这个政治教育的政府机构,就是隶属联邦内政部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52年建立时名称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Hemimatdienst),1963年之后,更名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20世纪50年代,“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的建立,对于联邦德国推行以西方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在占领时期由西方盟国主导的政治“再教育”之后,联邦德国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正式启动。以“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及其在各州分支的建立为标志,联邦议会和政府开始逐步建构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这一时期也是民主政治教育在联邦德国的摸索阶段,虽然确立了民主的宪法思想,但在国家社会政治现实面前,传统的力量往往会占据上风。在国家急需医治战争创伤,并在战争的废墟上进行政治经济各方面重建的历史背景下,民众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不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更加重视。联邦政府虽然为政治教育确立了“传播民主”的基本目标,但在国家、各州的教育实践中,似乎“如何承担起公民的义务”大大优先于“如何成为公民”的问题,“民主”教育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正因为如此,“二战”后联邦德国由“臣服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并不是直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的“合作型政治文化”对联邦德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当然,这种“合作”也并非此时才出现,而是早已融入德意志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的。在传统意义上,德国人把合作理解成一种绝对的和谐,这种对于合作狭隘的理解,使得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各政治党派只从表面认识到斗争是民主赋予的权利,而没能领会到妥协才是民主的精髓。在亲身体验了纳粹时代政治狂热带来的惨痛经历后,对政治的冷漠、对社会的敌视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是大多数人的心理态度。这种态度也意味着如果新的民主政体再次遭遇魏玛共和国式的危机时,是不会有来自社会的力量去支撑它的。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力量再一次得以显示。尽管“民主”教育是德国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但现实社会所急需的“合作”、“责任”、“集体”、“秩序”———而不是民主体系必需的“权利”、“批判”、“个性”——成为其主要教育内容。这些固然对于联邦德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重建十分关键,但过多注重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出发,强调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忽视了对青少年民主思想的培育和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这些弊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大学生运动中得以凸显。
经过10年到20年时间的不断摸索,“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政治教育任务和目标更为细致和明确,不仅继承了宣扬《基本法》下的西方式民主体系及其思想观念这一20世纪50年代就确立的基本方向,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它从方法论的角度回答了“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建立之初业已提出的历史任务,使得如何“在德国人民中传播民主”成为可具体操作并取得较好效果的教育实践。那就是通过发展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促进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和判断,在此基础上增强他们参与政治的意识和兴趣,拥有采取符合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利益的政治行为的能力,并在政治参与实践中体认西方民主的原则价值。这既是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激进大学生抗议运动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吸取了政治教育理论界的最新成果并运用于教育实践的具体体现。随着议会民主制度在联邦德国的发展、稳固,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政治教育政府机构,对于政治参与的理解也不断深化和开放,不再局限于带有顺从特性的“合作式”参与,而是鼓励一种积极的“批判式”参与。这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纳粹及其历史的深入反思和反政治极端主义的广泛教育,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相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冷战历史背景下的反共产主义宣传,70年代勃兰特政府“新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方缓和的新形势,客观上既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所领导的政治教育增进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解提供了条件,也为进一步深刻“反思纳粹”和“清算历史”提出了时代要求。只有深刻反思纳粹及其历史,才能对外取信于国际社会,对内清除纳粹主义遗毒,为联邦德国实现地缘政治理想创造条件,也为实现由传统政治文化向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转型奠定基础。虽然阿登纳政府也通过承认纳粹罪行、诚挚道歉、积极赔偿等姿态和措施来承担正视历史、教育民众的政治责任,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力度显然不够。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多数联邦德国民众乃至政府领导层仍然尽量回避纳粹及大屠杀的历史。这也是极端主义亚文化在联邦德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风作浪的一个重要成因。正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思文化尚未形成,才使得“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对纳粹主义更多集中在研究而不是斗争上。这种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极大改观,通过旗帜鲜明地反纳粹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教育,“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联邦德国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显著增强。
三、结语
德国政治教育学者沃尔夫冈·希里根(Wolfgang Hilligen)曾将政治教育划分为几种模式。按照他的分类,可以将“二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教育划归到“形式上民主自由而又保守的”这一类中去。其基本特点是“一个侧重于社会福利和财产分配的政治概念;一个形式与内在都民主的民主概念;面对社会转型进行有效改革;在《基本法》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形式上的共识;解放被理解为一个人的人生过程;合格的目标是对共同生活的秩序和责任的理解;重点内容是社会规则和知识信息”。[13]
尽管国家政治教育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主导的政治教育紧跟联邦德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社会发展形势(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冷战背景”下的反共产主义宣传与社会合作教育,60年代的反极端主义宣传与冲突教育,70年代的反思纳粹与理性教育,80年代的环境教育、和平教育与公民教育,90年代统一前后的宽容教育等多个与时俱进的主题内容),但始终贯穿其中的便是《基本法》指导下的宪政教育(它建立的法理依据就是出于宪法保护的需要)。因而,政治教育意味着对宪政及其原则和价值的宣扬,并力图在民众中形成广泛认同,使民众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理智地观察、选择、判断和参与共同事务。为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也被视为在联邦议会监督下的“宪法保护机构”。
由于宪政体制的健全,政治社会化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再加上民主政治教育的落实,使联邦德国民众普遍认同和热爱《基本法》下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将此种爱国意识定义为“宪法爱国主义”或“宪政爱国主义”(Verfassung spatriotismus)。哈贝马斯也对此予以认同,“联邦德国人民普遍表现出一种宪法爱国主义的精神;绝大多数民众基于深植于他们信念中对《基本法》原则及西方社会自由民主根本价值的认同和奉行,而忠于联邦共和国的宪政之治,并热爱自己的国家”。[14]有调查表明,1980年,高达96%的受访者认为,联邦德国人民在本国所享有的民主政治是最佳的政治。[15]除了少数激进政党,如极右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RP)、“国家民主党”(NPD)及政治极端分子以外,民众普遍对《基本法》秩序予以明确肯定和接受,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宪政民主的贯彻。
当然,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来之不易。国家政治教育机构建立初期宣传与教育的矛盾,后来政治教育对于传播民主与维护统治、政治冲突与社会稳定的矛盾,机构运行中“超党派”的制度理念与现实政党政治的利益偏向的矛盾,以及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与现实政治形势的负担,都成为联邦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所面对和必须克服的障碍。至于以“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为代表的政治教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联邦德国由臣服型政治文化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做出了贡献,本文难以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政治体系“合法性”来源的重要基石,而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便是由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5][9]徐贲.战后德国宪政与民主政治文化[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65677,2010-08-06.
[2]Gabriel A.Almond&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256.
[3]HeinzRausch.PolitischeKulturin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Berlin:Colloquium-Verlag.1980.10.
[4][6]叶阳明.德国政治文化之发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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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3.
[10][11]Hermann Giesecke.Politische Bildung:Didaktik undMethodik für Schule und Jugendarbeit,München:Wein-heim Press.1993.17.18.
[12]Benedikt Widmaier.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staatlicher politischerBild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Frankfurtam Main:Verlag Peter Lang GmbH.1987.6.
[13]Wolfgang Hilligen.Zur Didaktik des politischen Unter-richts,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85.66.
[14]Heinrich August Winkler.Die Berliner Republik in derKontinuit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Berli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9.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