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潮范文

西方社会思潮范文（精选12篇）

西方社会思潮 第1篇

“公民社会”的最早涵义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意为一种“城邦”(polis)。[1]但这一概念实际产生于近代西方,是近代西方消解“全责组织社会”,发展“功能组织社会”的产物,意指与“近代国家”有着对立又依存关系的、由自由、平等的、理性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这使得学者们大都在“国家—社会”或者“国家—市场—社会”关系框架内讨论公民社会问题。但不管是社会先于国家论,还是国家高于社会论,还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论等,共同的认识是,公民是自由的、平等的,公民社会是独立的、自治的、自主的,它抵制侵吞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亦反对专制主义的种种变形——泯灭公民权利的民族主义,科层制对公民自决权和参与权的压制。

从概念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洛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虽然重视“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但其“公民社会”却不与“政治社会”(“国家”)相区分,而是被视为“政治社会”并与“自然状态”相区分。不过,洛克的公民社会明显蕴含与“政治社会”的分离,因为洛克的人人享有自然权利的自然状态其实就是“社会状态”。人们之所以通过“社会契约”走出这样的“社会状态”,成为政治社会中的“公民”,根本目的是获得政治社会或国家对社会个体的自然权利的“保护”,以消除在先的“社会状态”的不便。但必须注意的是,国家仅仅是保障权利而绝对不能侵害公民权利,不能将整个公民社会笼罩在国家权力之下,这样一个与公民社会相对的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有限国家。所以,泰勒说,“他当时恰是在为一个世纪之后出现的更新了的,与‘政治社会’相对的市民社会含义做铺垫”[2]。

真正对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做出精当论述的是黑格尔,他第一次将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或国家明确地区分开来并加以严谨分析,过去几十年所复兴的公民社会理念就是黑格尔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比较性概念。[2]在黑格尔看来,公民社会不同于家庭与国家,它包括市场经济、同业公会、警察和司法机构。对黑格尔来说,公民社会拥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但这一规律的性质是盲目的、不道德的,这就使得公民社会充满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公民社会的自我削弱。[3]譬如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对个体利益的追逐带来了社会的紧密结合,但对私域的追逐亦产生了无休止的利益冲突,使社会变成了私人利益争夺的不道德的竞技场,普遍的公共利益被遗弃了。基于此,黑格尔认为,公民社会的有序的、道德的发展,需要一个更高的、自足的、伦理实体的领导和介入,这就是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和“绝对自在自为的国家”,公民社会由此被视为从特殊王国到普遍国王的过渡。

比较两种公民社会理念,如果洛克的国家仅仅是保护先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实现自身的手段,国家的权力是消极的、被限定的,那么黑格尔的国家则超越了作为工具所具有的保障功能,而成为一种具有目的性的干预力量,它的干预使公民社会具有道德性和公民性。但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理念还是黑格尔的公民社会理念,它们都认为,以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具有独立性,且这种独立性是国家权力的限度。就现实而言,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公民社会的理念复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用公民社会的理念,去应对国家主义主导下的国家以种种形式和向度对公民社会的侵吞。[3]

二、西方公民社会发展的阶段

“公民社会”的英文术语是“civil society”,它在汉语中也常被译为“市民社会”。同一个英文术语被翻译为二种有着不同意涵的中文术语,一方面说明了语言的难译甚至是不可译,再证了“文化即洞穴”的命题,另一方面更说明了“civil society”自身内涵的复杂性,它同时包含市民、公民这二种意思。在德文中,“公民社会”是“Bürgergesellschaft”,但其中的“burger”亦是一个包含了多重意义的复杂概念,它“一方面指一个人数不多的阶层或者阶级的成员及其特性——这相当于法语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和英语middle class(中产阶级)。另一方面,‘bürger’和‘bürgerlich’又指公民及其特性,而公民就是同属一个国家并且拥有相关权利和义务的全体居民和全体人民,这相当于法语的citoyen/citoyenne(男性公民/女性公民)和英语的citizens(公民)”[4]。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之所以如此复杂,一方面在于公民社会自身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另一方面历史的、多元的现实又并不彼此割裂。可既然这一概念包含多种意义,那我们为什么要将“civil society”和“Bürgergesellschaft”称为“公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或者说“资产阶级社会”?于笔者而言,这是西方近代文明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说,在近代西方文明社会的不断变迁中,“civil society”这一概念的内涵或意义不断得到丰富,但这种丰富不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堆积,而是犹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展现为多种意义在差异中的同一,这种同一的结果就是“公民社会”。科卡对“bürgerl”这一概念的三层含义的区分及其三个发展阶段的分析,[1]能够让我们在西方发展史中洞悉为什么是“公民社会”。

第一阶段是“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即1800年前后的bürger”。这时的“burger“是“城市居民”亦即“市民”,这一阶级具体包括手工师傅及其若干帮工、商人、店铺主人、客栈老板,也包括医生和牧师,但不包括贵族和神职人员,也不包括农民居民和广大的城市下层。市民的特质与城市的自主权联系在一起。进言之,与当时强调宗法政治关系、由贵族和僧侣统治的“封建城堡”不同,“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使得市民在法律层面享有“公民权”,通常不受贵族和僧侣的统治,有权独立从事手工业和贸易,参与城市自治。在文化层面,虽然深受传统的影响,对创新和现代化没有太多热情,但他们看重工作和业绩,重视团结和自立,这些品质为以后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做了文化上的准备。

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形成的资产阶级,包括“财富市民”和“文化市民”。他们的出现以及传统市民阶级的衰落与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扩大直接相关。一方面,工业大生产和大贸易的出现,催生出了我们所熟悉的掌握经济资本的“有产者”,另外一方面,与生产方式相应的“国家机构的建设”,催生出了“文化人”。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早已超出了传统市民阶级所居住的“城市”,他们尊崇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城市的法律。不过,科卡认为资产阶级与已经衰落的传统市民阶级仍有共同之处:“一方面是与世袭贵族和贵族世界的批判距离,是对知识和成就的推崇,是对君权神授和随心所欲的专制政权的批判,但同时跟下层人民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生活方式以及相关的文化。他们在政治上也是同舟共济,坐的是同一条板凳。”由此可见,无论是“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还是文化品质上,传统的市民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断裂,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推进和扩大化。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作为蓝图到正在进行中的“公民社会”(bürgergesellschaft),即我们所强调的公民社会。依科卡的分析,“公民社会”源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融汇了迥然不同的作者的思想成果——从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到孟德斯鸠和百科全书派,再到康德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过,这一蓝图虽然根植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但它所追求的目标却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发展,上升到了“所有人即所有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面向所有人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仅仅面向带有排斥性“有产者”身份(有产者区别于贵族、无产者、传统的市民),成为公民社会的核心。亦是说,“这一蓝图旨在建立一个由自由的、成熟的公民(citoyens)组成的现代世俗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和平地、理智地、独立地规范各种关系,这里没有太多的社会不平等,不受专制国家的约束,既弘扬个性,又充满集体精神。这需要一定的机构作保障:市场、持批判立场的舆论、拥有宪法和议会的法治国家。这一社会政治目标包含着一个新的生活蓝图。新生活的基础是工作、业绩、是知识(而非出身),是理性和公共运用理性(而非传统和公共运用传统),是个人竞争和不分彼此的合作社理想,是对旧政体的核心元素——专制、世袭特权、等级不平等、教会—宗教正统观——的批判态度”,“这一纲领将通过学校培养、文学、戏剧、教育、纪律训练、重新塑造公共生活等渠道给所有人的思想打上烙印——他将引导市民从bourgeois(资产者)走向citoyen(公民)”。

就现实而言,作为蓝图的公民社会一直在朝向未来的现实化的过程之中,“两性选举权的民主化、大众政党的崛起、大众教育的推广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都是通向迄今尚未实现的公民社会理想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些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消除阶级和身份的界限,使所有人具备“公民资格”,并且这里的公民不再只是资产阶级所坚持的citoyen(男性公民),而亦是citoyenne(女性公民)。依科卡的判断,现代的德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公民社会,它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有活跃的、不受检查的公共空间;第二,它有众多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集团和组织;第三,在国家和市场之间有各种自发公民组织(协会、基金会、邻里创议、非政府组织、网络);第四,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自由、自立、批判精神、重业绩、尊重科学和艺术、对公益福利负责——在其文化当中扮演重要角色。”[1]

在科卡的分析中,只有第三个阶段的社会才称得上是“公民社会”,前两个阶段他仅仅称之为“传统市民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它们当然重要和必要,但重要和必要体现在它们是朝向未来的公民社会实现自身的两个必要的环节,它们的优秀已经被有机地融汇到“公民社会”之中,被马克思等人所批判的片面性和排斥性也被更具普遍性和开放性的公民社会扬弃。这样的判断明白无误显示着科卡的分析是一种“规范性的分析”而不是“事实性的分析”,并且这种规范性的分析必然蕴含着对不理想的现实的批判和推动,使得公民社会既是理想亦是现实。真正的公民社会,应该是自由、平等、理性、卓越、团结、进取、参与公共讨论的精神和品质属于所有人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是目的的社会,而不是仅属于市民以及资产阶级的偏狭的社会。而且,这样的公民社会不仅仅超越了“市民性”和“资产阶级性”,也必然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全球公民社会”。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一种朝向未来的人类理想,但人类也正是在理想之光的引导下不断完善自身。就此而论,公民社会的理念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教育哲学意味的理念。

摘要：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实际产生于近代西方,是近代西方消解“全责组织社会”,发展“功能组织社会”的产物,意指与“近代国家”有着对立又依存关系的、由自由、平等的、理性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它在西方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即1800年前后的bürger”;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形成的资产阶级,包括“财富市民”和“文化市民”;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作为蓝图到正在进行中的“公民社会”。

关键词：公民社会,国家,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李长伟.古典公民教育透析[J].教育研究,2015(04).

[2]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2.

西方思潮简介 第2篇

从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

一、简介

19世纪欧洲的纯文学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作家成了文化英雄。如乔治·桑、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等。诗人和小说家承担了以前属于教士的的角色，随着传统教会的式微，宗教和哲学领域内所有共识性正统观念的衰落，富于想象力的大作家们为现代世界提供了绝大多数价值观念。弗洛伊德说过，他们是首批精神分析专家。

二、非理性主义者

19世纪末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潮紧密交织，哲学家们把艺术当成通向真理的途径。他们是后科学主义者，而且是某种程度上的反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最深刻的真理逃避纯粹的逻辑分析。

1.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生平：尼采1844年10月15日出生于德国东部。他父亲曾任普鲁士国王四位公主的教师并处于普鲁士过往的庇护之下。尼采4岁时父亲与弟弟相继死去，铸就了尼采由于内向的性格。后全家迁居瑙鲁堡，投奔祖母和两位姑妈，性格孤僻且不合群。1864年，20岁的尼采进入波恩大学，开始研究语言学和神学，很快便厌倦神学，逐渐远离对基督教的信仰。

在莱比锡期间，尼采偶然买到叔本华的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深受叔本华那种独报孤怀精神的感动，但他并没有染上悲观色彩，虽然叔本华所感受到的时代痛苦，同样地积压在尼采的肩膀上，后来尼采发现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可以用希腊艺术来医治。

1879年，尼采结束了巴塞尔大学十年的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友伴的孤独的漂泊生涯，也同时开始了他成长为一个真正哲学家的生活，一个孤独的哲学家。1889年1月3日，尼采走在街上，看到一个马车夫在残暴地鞭打一匹马，这个神经脆弱的哲学家疯了，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

在19世纪末的德国，弗里德里希·尼采是最重要的任务，他的影响力遍及欧洲。在19世纪80年代，他就以一系列振聋发聩的作品而声名鹊起，在这些作品中，他利用德语从全新的角度阐述了许多惊人的观念。当我们想要探求20世纪西方思潮的源头，会发现是决不能撇开尼采的。它首先提示了现代西方人的基本境遇，提出并严肃思考了出动现代西方人心灵的重大问题。尼采哲学触及了人生和时代的种种根本问题，包含着更加广阔的可能性，从而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历史哲学等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提供了思想起点或重要启发。存在主义哲学家公认尼采是存在主义的直接先驱，或者干脆把他看做一个早期存在主义者。没有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主义所关心的如存在的意义和无意义、自我的失落和寻求等问题，正是由尼采首先敏锐地感受并且提出来的。

尼采的代表作《悲剧的诞生》，包含了尼采主要思想的萌芽。他认为，古希腊人的天才主要不是象浪漫派所主张的那样源于欢快的乐观主义，而是源于悲剧性的受难；与其说它体现在哲学理性主义和科学，不如说它体现在原始的激情放纵，这种原始的激情放纵经过理性的调和，升华为艺术。狄奥尼索斯，这位代表音乐、悲剧和纵酒狂欢的低等神祗，在尼采看来，是这股原始力量的象征，没有这股力量，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造力，它正是过于理性化的现代欧洲人所失去的东西。古希腊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既有狄奥尼索斯又有阿波罗。阿波罗的有分寸的节制、明智的宁静安详，讲究形式而不失灵活的做派，与狄奥尼索斯不讲求形象、有节奏的狂乱相辅相成，创造出最高级的艺术。“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古希腊悲剧，它是经常在阿波罗式的形象世界里献身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合唱团。”古希腊热不仅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中还充盈着生存意志，他们最伟大的时代是以赫拉克利特和埃斯库罗斯为代表早期哲学家和戏剧家的时代，柏拉图和欧里庇得斯则是古希腊人颓废的标志，西方文明所继承正是古希腊人的颓废而不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作为完满的真正个体的酒神精神和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精神水火不容。苏格拉底提倡“唯知是美”，而在尼采看来人类的理性所带来的只是不准确的知识。他主张一切价值判断都要从人本身来考虑，反对基督教对人生做出的善恶评价。在尼采看来，人的生命超然于善恶之外，不要压抑生米的本能，要以悲剧精神享受人生，为自己创造生命的快乐。理性科学精神的实质是功利主义的，它直接的结果是物质利益的增长，无视人生悲剧。这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它的恶性发展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这种振聋发聩的视角颠倒，体现了尼采尖锐的反偶像思想及他的“价值重估”。他反对的对象有：基督教教会（这种否定生活的宗教适合于奴隶）和传统的道德（最有害的无知）。人类需要有超人来拯救颓废的文明，他一定要超越道德，毫不怜悯退化的人。查拉斯图拉在他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中宣布“上帝死了”；欧洲人杀死了他，一种具有强制性的信仰不再存在，尼采以轻蔑的口吻拒斥罗马天主教，与马克思经常表现出的态度相似，说它是“人民的柏拉图主义”，一种“致命的和具有诱惑的谎言”。然而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需要新的神祗，至少是新的神话，与上帝的死亡相伴生的是一场因精神的空虚而引起的可怕危机。

既然看透了所有的神话，那么除了生命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我们必须有勇气去接受生活现实及其全部的意义虚无，因为生活就是如此，通过生活，通过努力塑造我们的现实状况，实现我们自身的独特品行，我们就能够证实我们自身的生命力。在否定基督之后我们就可以接受狄奥尼索斯。尼采的基本精神是，骄傲地张扬个性，对抗群氓，对抗当权者，乃至对抗宇宙本身。存在主义者在他那里学到的是，完全自由的人性意识有力量在非道德的世界中去维护并进而创造价值。“既然我们杀死了上帝，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成为有资格做出这种事情的神祗吗？”

尼采宣称“我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和生命来写书。”他所有的思想都是针对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对于欧洲的现状深恶痛绝，尤其是对1870年战胜法国之后，让骄傲和繁荣冲昏头脑的德意志深恶痛绝，这是其基本情怀。尼采向那些在动荡起伏的世纪之交满怀喜悦的青年读者传达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对于当前处境可怜的人类的轻蔑。民主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大众，还有经纪人，都是他攻击的对象。他认为，重新开始的惟一机会就在于依靠一小撮绝对没有被腐化的残余分子。灭绝现有的人类、创造出超人，这个号召，如果落在希特勒那种人手里，将是一种危险的观念，但尼采既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

同所有的伟大作家一样，他的政治影响不止一端。作为无神论者、传统宗教和道德的激进批评者、自由精神之友，这位最不循规蹈矩的思想家自然会对左派产生吸引力。许多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把革命的行动主义归功于他，他是先锋派的宠儿，是波西米亚人的导师。在另一方面，尼采蔑视民主制和社会主义，他认为二者是基督教奴隶道德的谬种流传，教人们顺从、平等和平庸。他鼓吹人的不平等，他的话可以用来替帝国主义、专制主义以及战争张目。贝尼托·墨索里尼从左翼社会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受了尼采的影响；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对他大加赞赏，虽说他们也误解了他，但是，真正了解尼采著述的人都发现，这种看法的是极度荒唐的。

2.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

生平；185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出生在摩拉维亚州弗赖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均为犹太人，原名西吉斯蒙德，17岁时改名西各蒙德。弗洛伊德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练掌握法文和英文。他是欧洲重要的神经病学家之一，弗洛伊德博学多才，精通古典文学，对本国和别国的文学名著涉猎颇广，对希腊神话极为熟知。其代表作为《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及《图腾与禁忌》等。

弗洛伊德是20世纪世界名人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他因此成为心理学领域的新学派—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人类行为学方面提出了不少革命性的、颇有争议的观点。他还为治疗行为方面的疾病建立了一套新的体系。他的学说触及了传统心理学较为忽视的潜意识，扩大了心理学研究领域，加深了心理学研究的层次，以致他的学说在文学、医学、哲学等方面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世人常常认为弗洛伊德的最伟大发现是“潜意识”的发现。弗洛伊德的研究认为，人的所有过失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实际上它们都是在“潜意识”的支配下所发生的。潜意识是一种思想冲动，它隐秘地活动于我们心灵深处，却不为我们所觉察，过失乃是在潜意识支配下的行动，反过来也可以说，过失的发生表明在人的心灵深入有一种隐藏的、潜在的一是在活动着，这种潜意识的活动人自己是不自觉地、无意识的。弗洛伊德的研究还得出，不仅过失有潜意识的根据，而且人的正确行为也有潜意识隐秘于后，只是未曾获得表现的机会罢了。

《梦的解析》问世，标志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的初步形成，他认为精神生活的意识部分好比露在海洋上冰山的小小峰顶，而无意识或潜意识就像海洋底下那看不见的巨大冰块，并且自认为他就是要探究洋面底下的那个巨大冰块的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产生及其最初发展，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就是弗洛伊德的犹太人背景。犹太人颇具理智素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是遭人歧视的少数民族，在情感上具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战胜那些阻碍它解放和自由的黑暗的、不合理的力量。而要战胜它，就得研究其产生的根源，这种不合理的力量是非理性的，不可能从人的意识的这个狭小领域中去寻找其根源，这便是把弗洛伊德引向无意识领域的一个原因。其次，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奥匈帝国是一个腐朽不堪的机体，它政治上分裂，毫无前途。那些敏感的中产阶级以及知识阶层，一方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严重不满，另一方面，又无力与之抗争，不甘心投身于已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于是便让自己的精神活动躲藏到无意识领域。

其理论的特色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精神分析主义认为：“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弗洛伊德一反以往心理学关于心理即意识的说法，明白提出无意识是主要的心理过程，而意识的心理过程不过是整个心灵活动的次要的方面。这个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往哲学关于人是以理性为主的动物这样一种观点，为非理性主义又提供了理论的论证。其二，精神分析主义认为：“性的冲动，广义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这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这些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第二讲

19世纪末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1.费边社会主义

有人把费边社会主义看做社会主义的中间派，1885年萧伯纳加入费边社。费边社成员深信，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更高级的形式，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梯。在早期阶段，费边社成员很务实，能够向工人阶级大声宣扬他们的主张。1887年11月13日费边社领导者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游行，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此后，他们选择了通过议会来实现渐进式变革的道路，其任务就是想政客们全面提供工人生活的事实，迫使他们承认社会立法的必要，他们最成功的一次是费边社的成员在1909年提交的针对官方对济贫法所做的一次全面调查，报告认为，防止贫困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个体的责任。

在报告提交两年后，自由党政府促使《国民保险法案》通过。此法案以德国制度为篮板，允许政府管理和分配一笔资金作为失业保险金，为了支付这笔资金以及不断上涨的其他政府开支，就在这一年，议会同意征收所得税，二百年来这在国会还是头一回。但是在这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现实的、倾向工联主义的产业工人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费边社成员自认为自己是知识精英，因此招致了英国及法国工会领袖的鄙视，说他们喜欢争论胜过喜欢劳工运动的实际工作。然而，从1871年到1906年，费边社的确出了很大的力，帮助工会得到法律承认和获得罢工的权利，费边社认为，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潮流，但它是逐渐到来的，而不是通过一场大革命一蹴而就的。议会民主制和其他自治机制将确保它被和平采纳。费边社极力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1914年以前）希望郡和区成立的政务委员会能够拥有和经营大部分工业。他们把公有制当做万应灵药，认为从经济活动中排除地主和资本家就能增加公认的分量并带来物质繁荣。

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1）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在1890年取得合法地位之后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也是第二国际的主导力量，曾经召开多次国际代表大会，至1914年，其成员有一千二百万。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与工会之间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他们接受了以和平民主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第二国际的会议上，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激进主义，并依据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理论，鼓吹社会主义的到来时不可避免的。与费边社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步一步来临的，他们在等待资本主义制度一下子崩溃的伟大日子，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拒绝在政府中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群众组织，他们出版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其领导人是一些受过教育很有才干的德国人，包括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与法国和英国工会活动价不同，德国工会活动家吧社会民主党当做他们的政治援手。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存在一场持续时间最长的争论，即“改良还是革命”。在19世纪90年代末，伯恩施坦选择了前者，其方式似乎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的思想，从而引发了一场风暴。伯恩施坦相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衰落、无产阶级苦难加重的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中产阶级没有消失，而是在增加；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而不是更糟；阶级斗争有所缓和而不是越来越尖锐。伯恩施坦的结论使他的立场接近于英国费边社。他声称：“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逐步让位于民主组织。”

既然有了政治民主，就有可能通过投票而不是街垒战来建立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对此深信不疑，就像其他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不过大多数人依然相信，这场胜利会忽然到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法兼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保持无产阶级精神指导胜利的那一天。陷入妥协争执之中将会削弱阶级意识。社会民主党拒绝接受伯恩施坦的渐进思想和阶级合作主张，但他们却相信通过法律、民主、议会手段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2）法国社会民主党

法国社会民主党也同样因为派系纷争而分崩离析。在20世纪的头10年中，他们设法形成了统一的局面，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争论属于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和儒勒•盖德展开的交锋。饶勒斯与英国费边社一样，他认为如果能以参与政治（在左翼共和派领导的政府中任职）的方式渗透到资产阶级阵地是件好事，因为资本主义政权将会一点点垮掉；可是如果不去占领它的前哨阵地，它又怎么能够垮掉呢。盖德与德国反对伯恩施坦的人一样，强调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团结，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在争论中盖德稍占上风，因此，与德国的同道一样，在1914年之前，法国的社会主义团体拒绝就任政府中的部长职位。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力量要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弱，但比英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强，1914年该党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六分之一的席位。

法国社会民主党还缺少团结，党内存在强大的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如饶勒斯很多理理论更说明他是以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顶峰，汇合点，人类自文明以来创造的一切成果的遗产”。还有一些法国社会党人集成了蒲鲁东的“互助论”的衣钵，怀疑国家，倾向于地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强烈推崇个体的自由。蒲鲁东的一位追随者让•夏尔-布伦毕生为地方分权主义而奋斗，他反对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认为治疗社会痼疾的办法是让人们扎根于具体的、生活群体中。

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制的发展已经使革命成为时尚的手段，但是左派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危险的异端。

（3）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长期的争论。经过著名的普列汉诺夫的介绍，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而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革命者在政治上主要信仰民粹主义，其思想基础建立在独特的俄国村社制度上。早期俄国社会主义的三位领导人人别是信奉黑格尔主义的别林斯基，巴枯宁和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些俄国社会主义先驱在俄国村社中发现了蒲鲁东互助论的自然基础，并对民粹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社会革命党就是民粹主义运动衍生出来的，在19世纪60年代沙皇政府镇压了村设社会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入狱，莫斯科大学在1868年关闭。结果在70年代产生了青年理想主义者“到民间去”的朝圣运动。这次朝圣运动的失败是他们幻想破灭，知识青年由于绝望而出现了一波革命恐怖主义。民粹主义演变成暴力，在1881年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中达到高潮。在反对民粹主义狂热行为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欢迎。普列汉诺夫主张待民主革命的到来，理由是俄国只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才会发生民主革命。1903年列宁提出建立职业革命家的精英团体，训练他们去夺取政权。

总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风行一时，成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指导思想；这些政党在1914年前夕有了良好的组织，拥护者不断增多。但是在这些政党内部，围绕着下述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民主政治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那么在民主政治和工联主义的时代，阶级斗争、革命和一举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是否已经成为过时的方案、通常给出的答案是；既不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去采纳费边社的渐进主义和机会主义，但也不强调通过非法或密谋手段进行暴力革命。

3.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裂痕很深，让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容忍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采取政治行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还想继续使用国家政权来进行革命。而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则认为革命必须在国家政权之外进行，而且必须立即消灭这个恶魔，用自由公社的联合取代它。

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大师那里学到的是，经济决定一切，代议制立法机构是虚伪的，资本主义掌握并将继续掌握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将它粉碎为止。革命胜利之后，不再有国家或议会；纯粹自由的无产阶级社会将出现——政府根本不存在。

无政府主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究其本质而言，这些个人主义的激进分子没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其中相当多的人试图通过劝戒，或通过行动来煽动革命。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在19世纪90年代掀起一波暗杀浪潮，不仅让资产阶级而且也让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震惊，社会民主党人愤怒地谴责他们。从1880年到1901年，恐怖主义分子暗杀了俄国沙皇、美国总统、奥地利王后、意大利国王和法国总统；在20世纪前10年，他们的暗杀行动继续进行，被杀的人当中有俄国首相斯托雷平。1914年7月4日，一枚原本用于刺杀约翰•D.洛克菲勒的炸弹在纽约爆炸，三名无政府主义者身亡。

恐怖对象不仅限于大人物。曾用炸弹袭击下议院的法国著名恐怖分子拉瓦科尔，搞过好几次没有政治动机的谋杀。曾有一位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火车站咖啡馆里扔了一颗炸弹，造成二人死亡，二十人受伤，这些人都是工人、小商店主和公务员，没有一个显赫的政治人物。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演进 第3篇

关键词：古典市民社会；现代市民社会；当代市民社会；政治国家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9-0021-02

市民社会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它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范畴。市民社会孕育并演进于西方，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古典市民社会理论时期、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时期、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时期。

一、古典市民社会理论

所谓的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是指古希腊诸城邦国家和古罗马城邦国家的统治部族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组织样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Politike Koinonia”（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有着多重含义，它既指政治共同体，又指文明社会，城邦的出现是古希腊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标志，也是希腊区别于周围野蛮民族的标志。“城邦的成长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1]102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理论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基础，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的滥觞。

公元前一世纪，西塞罗将“Politike Koinonia”转译成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第一次明确了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是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2]125。由此可以看出，西塞罗的市民社会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些差别，他在继承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同时也有所创新，指出市民社会在政治文明和文明社会的涵义之上，法律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至17-18世纪，为反对君权神授思想，市民社会概念再次受到重视。这时的市民社会已不仅仅包括城邦式国家，更多的是指疆土广阔、国民众多的国家共同体。与这种市民社会相对的另一种社会状态为自然状态，即在国家产生前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他们认为自然状态中人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人不断处于危险和恐惧中，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这些缺陷，人们将一部分权力让渡国家，订立社会契约，让国家对人们的生活施与保护。契约论者对市民社会的概括仍未超出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对市民社会的界定。总之，在古典市民社会论者那里，市民社会是与自然野蛮状态相区别的文明社会，并且市民社会内化于国家之中。

二、现代市民社会理论

现代市民社会坚持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体系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组成，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开始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区分开来，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特殊性伦理范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这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立，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3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包括三个环节，“第一，通过个人得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第二，包括在上列体系中的自由这一普遍的现实性——即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第三，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列两个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关怀。”[4]203黑格尔在对构成市民社会主要内容的“需要体系”的论述中，比较清晰地阐明了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即它是一个以满足需要为目的、以劳动为手段的社会生活领域，具有经济性和私人性。而个体的独立人格、私有财产等要有法律和司法制度加以保障，以消除市民社会中因为社会地位不平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

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每个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物冲突的舞台。”[4]309因而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必须由国家来调节。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精神发展阶段的市民社会，既是对家庭的否定，同时最终必须整合于国家之中，因为国家在伦理上既包含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同时又高于市民社会，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是一对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是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5]338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完善并推进了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6]41至此，马克思的市民概念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了明显的区别，虽然两者的市民社会概念同是属于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经济领域，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内容包括需要体系、警察、同业公会、法律和司法制度，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基本上把包括在黑格尔市民社会中的司法和政府内务行政表现剔除在外，把它们归为政治上层建筑，而市民社会概念即为经济基础。

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倒置了。马克思认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7]250，“政治国家没有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他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7]252从而马克思得出了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的结论。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市民社会的积极作用，但也对市民社会自身的缺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市场经济要求生产、交换的自由平等，排斥国家的超经济强制，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最终通过政治革命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现实中分离开来。政治解放是人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得到解放，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但是，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本身不是、也无法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把市民社会批判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从而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制的深入揭示与批判。对市民社会的异化现象的超越方式，与黑格尔的在国家范围内的调节不同，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打碎国家机器、推翻市民社会是不够的，一定要通过政治解放进而达到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

三、当代市民社会理论

进入20世纪之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又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在这两次讨论中，市民社会理论的题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市民社会的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国家'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8]204相对应的，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市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组织的总和，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新闻机构等。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同，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不属于人们进行劳动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交往领域，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等同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通过它实施着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是沿着葛兰西所开拓的方向展开的，不过，哈贝马斯与葛兰西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它本身又由两个领域构成：一是私域，即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它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以及控制机制，私域构成了狭义的市民社会。二是公域，即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非官方组织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学会、运动和娱乐协会、市民论坛、市民协会、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等。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观念中的第一个领域，基本上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观念所指涉的范围相重合；其第二个领域则大致和葛兰西市民社会观念所指涉的范围相重合。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其思想发展后期，哈贝马斯又提出了主要以文化交往为内容的生活世界的概念，以弥补早期市民社会概念解释当今社会问题的不足，并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市民社会范围之外。这样，他就把市民社会概念完全定义在文化的一维向度内。虽然当代西方的其他市民社会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了说明，但大多最终落实于文化的批判，而非经济的分析。

总之，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世界孕育和发展，市民社会观念也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我们既不能从经济角度把市民社会看成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领域，也不能仅仅从文化角度理解市民社会。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K].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3]亚当·塞利格曼.市民社会的美德[G]//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9:3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

西方现代建筑思潮 第4篇

1.1 建筑与时代精神

“当今时代的精神”是什么,恐怕也难以有一个确切的涵义,因为一个建筑的“时代精神”可以从建筑的技术层面,设计理念,甚至材料以及形式形态等方面去表述出来,它的涵义很广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时代精神”必然是和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风气习俗一脉相承的,是时代的表现。一个好的建筑必定与整个社会潮流的时代精神相一致,或者与即将到来的时代精神一致,它不可能倒退到已经过时的那种时代里面,也不应该是过于超前以致脱离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情趣方向。文章中的建筑精神一词便由此而来。

1.2 哲学与时代精神

哲学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过,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总是程度不等、形式不同地反映和揭示时代的各种矛盾,关注和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革自身的形态。它以一种批判的、革命的态度与时代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并在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哲学是一个涵盖所有学科的概括和抽象的研究,是总的体系,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和静思。从哲学发生的时候,它就代表着时代精神。

1.3 建筑与哲学

建筑中的思想是在美学或者艺术作为一种纯目的表达而加入到建筑中的时候才产生的。从古希腊的建筑开始,建筑的美或者说建筑的艺术实际上就是雕塑美的体现,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筑有了最原始的思想。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手,对美学开始了系统的总结和论述。建筑成为表达艺术的一种形式,它本身就是艺术的一部分,而哲学中的美学思想开始左右着建筑的方向,不单是美学的观念,数学的运用,哲学中的自然观、科学观以及受哲学影响的自然科学的成果都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到建筑。

2 历史的回望

西方建筑到底与哲学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系,它们之间有过怎样的对话和接触,通过回望近现代的历史,分析过往的历史能给予今天的时代精神一个启发。

2.1 近代

从14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法国大革命可以称为近代,这个大的时期当中既有建筑和哲学同步的发展,也有哲学对于建筑延后的影响发展。建筑并非和哲学有明晰的一致性,这和哲学在不同国家达到它不同时期的兴盛有关系,还有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融和渗透也是自发和随意的。

对于建筑来说有几个方面是受这个思想开放的时代精神而有深远的影响。1)建筑师的正式分工独立: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而开始存在,这是以后建筑师专业化的良好开端。2)建筑理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分支在这个时期开始细化和专业化,各种建筑专业的理论指导书陆续发行,这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开放风气密切相连。3)建筑形式和布局的自由和清新:为以后建筑的自由发展而不需要遵照一定的定式开辟新的道路。当时的多数建筑师在各个领域都是很精通的天才大师,例如达芬奇,他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的人文主义观念,他从人体的分析中总结出最典型、最美好的比例和几何形状,以此来论证美,同时他也是一个建筑师,这种美的原则也被运用到建筑中来。达芬奇还是一个机械学家和建造专家,他设计了新的大型机械以帮助建设水利建筑,并设计了一些水利建筑专门的构件。当时的建筑就是在这样一些通才的、把知识融合运用的情况下将建筑技术、建筑理论、建筑文化深深的结合在一起而提高的,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建筑精神。

2.2 现代

从19世纪40年代左右,开始进入现代哲学时期,呈现出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主要是沿着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发展的。其中经历了许许多多流派的不断变化,各个流派之间没有明确年代意义上的划分,通常是相互影响,交替出现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在哲学上“大杂烩”的时代。而在建筑上却基本是从19世纪中叶进入现代,到现在为止可以划分成两个时期:一个是现代主义建筑形成发展,并且占据世界主流的时期;另外一个是旧的现代主义由于自身的矛盾渐渐衰落而改变为后期现代主义,和各个建筑思潮群起并簇的时代。

建筑影响最深远的现代主义运动哲学思想基础,是近代的德国古典主义理论和现代美国的实用主义理论。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1914年～1945年),现代建筑形成发展并达到高峰。在美国积极推行现代主义运动的四个现代建筑大师中,有两位——密斯和格罗皮乌斯来自德国,另外一位柯布西耶来自法国,两位德国人在德国时已经有了一部分建筑经验,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思想也基本成型,当时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影响还非常深,而康德的美学理论更是非常符合现代主义建筑的建筑理论,他们含有发展创新意念的理性主义基本是和德国古典主义的思路结合在一起的。美国人的实用性,讲究现实运用,讲求实在效率的思想和德国人讲求理性,讲求原则,讲求数字美学的观念融合在一起,便有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各种原则。这些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功能主义,自由平面立面,几何形状和体积的美学观等,看似矛盾的建筑观念统一到现代主义建筑中去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时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者试图从哲学对显示社会人的问题进行探讨和解释,如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就是从人的存在和非理性的情感意志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的。即使是科学主义流派的哲学也是将人作为最终目的思考的。现代的许多技术派建筑最终是以节约能源作为目的,其根本是为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去考虑。现代的建筑仍在发展中,虽然各个名目流派都站住了脚跟,但是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去赋予这个时代的建筑。

3 结语

现代这些新建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去解释它们,因为这是一个发展中的时代,还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发展,又何来总结;另外一个原因我想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世界以及全球性的知识文化交流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不能以过去的情况做出总结。但是从以往建筑和哲学相互思想的对话的探源中多少能看到这种发展的轨迹。一个哲学家讲:“要了解一种哲学,必须了解它的时代;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了解人类文明史意义上的,而不是编年史上的现代。这个现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它始于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今。或许对于建筑上的意义也是如此,建筑作为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也是时代哲学思想的表现,作为一种艺术,美学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但现今的建筑文化仍然可以找到希腊文明的片段和印记,多少说明了时代在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的同时也在回溯历史,时代精神永远在未来和过去之间徘徊。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科恩.消失的建筑[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文聘元.西方哲学的故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3]陈志华.外国建筑史[M].第3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4]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赵鑫珊.人.屋.世界[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当代西方经济思潮 第5篇

一、课程名称：《当代西方经济思潮》

课程英文名称：《TheWestEconomicThoughtOf The Contemporary Era 》

二、学时与学分：32学时1学分

三、课程类别：经济管理类（类别编号：748）

四、内容简介：

1、两大经济思潮及其在当代的消长（1）“凯恩斯革命”：国家干预主义在当代的兴起，其中包括凯恩斯经济学、美国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新制度主义、瑞典学派等。（2）钟摆回转：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其中包括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3）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与“克林顿经济学”

2、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和罗斯托成长阶段论。

3、各学派共同就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研究的各分支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

五、课程教材：罗志如等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六、参考教材：

（1）胡代光、厉以宁编：[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蒋自强、张旭昆编著：[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蒋自强等编：[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蒋自强等著，《经济思想通史》第四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从书籍中领略西方社会 第6篇

看这个荒唐的美国

沈群的《美国也荒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一书，以他的亲身经历，向世人展现了美国社会诸多不宜被人觉察的“秘密”。身在美国看美国，看得真实，想得深刻。沈群通过自己独特而传奇的留学、创业经历，透视了当下美国社会的“荒唐”与文明，在惊心动魄的细节和娓娓道来的故事背后，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真实、思想的魅力。正如沈群所言，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如果非要说真正的美国人，那都是土著印第安人。不管是早期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人、犹太人，还是晚期移民的菲律宾人、越南人，这些人的不同只不过是来到这片土地的早晚。

美国文化中有一种裸体现象。美国人谈起与裸体有关的话题时，就像在叙述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美国很多公共场所都和裸体有关，例如，圣地亚哥著名的裸体海滩——黑海滩，各式各样的裸体俱乐部，甚至还有人裸体上街出行，到头来这只不过是美国文化中的一种现象而已。

美国也有劳改。譬如说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破坏公共设施、打老婆孩子等行为的直接后果除了经济赔偿和牢狱之灾外，都会被要求劳动改造，只不过这种劳改在美国被冠以另外一个名字——社区服务。其内容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当事人被强制执行社区服务工作，而最常见的一个工种就是清理高速公路。当你看到一批人穿着黄色马甲在清理高速公路时，你基本上就可以认定这是一批在劳动改造的人。

在美国一个人欠债过多无力偿还时，他可以提出破产申请。只要被批准，不管当时借钱是恶意还是善意，他的账就可以一笔勾销不说，政府还有一套法律机制把他保护起来。难怪美国没有“逃债”这一说，因为你用不着逃，即使欠债还不了，你也可以堂堂正正地生活。这不禁让人对那些没有破产保护的国家的欠债人士感到悲哀，也许正因为这些人没有被保护起来，所以社会上才多了些追捕和逃亡，才多了些悲剧的命运吧。

所有的美国城市，给人印象最深的竟然是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是美国的一个奇迹，它是美国历史上黑社会与政府达成的最大一笔交易。在一般人看来，在赌场林立的拉斯维加斯一定充斥着犯罪、欺诈等罪恶行为。但事实上这座城市跟一般人的想像恰恰相反，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是美国最安全的大都市之一。虽然人人都知道这里的人们身上常常会揣有巨额现金，但与其他大城市相比，打劫的事情却少得多。这恐怕要归功于来到这里的人会同时受到“白道”、“黑道”的双重保护吧。

认识看不透的英国

英国伦敦奥运会在即，我们渴望更多了解一下昔日的日不落帝国、今日的大不列颠。马建国的《看不透的英国》（新星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用特殊的视角，分析研究了英国昨天、今日和未来的方方面面，能让搞不懂英国的我们豁然开朗。

马建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作为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在英国生活数载，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观察思考，挖掘英国文明当中的边边角角、点点滴滴。

英国人对“英国”这个有很强国家概念的词汇不大认同。不少人宁愿说自己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或“威尔士人”，也不接受什么“英国人”的概念。英国多数年轻人对英国的国家认同感是：根本不知道“英国”到底是什么意思，也不在乎它，并且觉得当英国人是一种羞耻。这是因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各有各的生活习惯，甚至各有各的保护神。威尔士人有自己的语言，甚至有自己的文字；苏格兰人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货币和旗帜。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不列颠人”或“英国人”。

英国人吃饭很随便，单调、乏味不说，有人甚至说英国饭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当年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有此等评价。英国人的饮食本来就很简单，品种不多，味道至少对外国人而言也不怎么可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三明治、汉堡等快餐，外加一杯咖啡似乎成了英国上班族标准的午饭。在英国，你可以吃到任何国家的饭菜，但是，唯独没有英国菜。

与北京奥运会相比，英国好像效率很低，而且成本也高了起来。不论是奥运会场馆、机场航站楼建设，还是看病就医，英国人好像都很有耐性。由于伦敦奥运会的场馆建设一再延期，预算在建造过程中也大幅上升。好不容易争取到2012年奥运会举办权的伦敦人，却因受困于经费不足，拟秘密计划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一些项目“出租”给巴黎进行，其中包括奥运开幕式和一些田径项目等。这就让我们明白了英国负责奥运事务的国务大臣，为什么对伦敦申办奥运吃起了“后悔药”。

英国历史上的“日不落帝国”曾经统治了大半个地球，英国人几乎到哪里都可以做生意。哪个国家不愿意与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就用坚船利炮打开哪个国家的大门。这都是事实，但也成为了历史。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英国人仍然是全世界“自由化”的急先锋。要别人自由，英国自己就首先自由，港口、码头、机场、电站都可以与外国人合并，被外国人收买，甚至包括核电站，这分明是英国经济在全球化风潮中的无奈之举。这个英国真让我们看不透。

冷眼下的真实日本

日本，对这个永远不会搬家的邻居，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恐怕很多人像我一样茫然地摇头。俞天任的《冰眼看日本》（语文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感觉他的观点往往一针见血，能让搞不懂日本的中国人豁然开朗。

俞天任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在日本长期居住。他对这个岛国有着深刻的了解。《冰眼看日本》就是他在日本15年的观察与思考，范围覆盖政治、社会、教育、产业、习俗和人际关系，对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通过读书，最让我感触的是日本从小培养孩子的团体意识。

日本的学校运动会自始至终没有个人表演的任何舞台，全部项目强调的只有一点：团体，你所在的团体。通过这种大量的训练和最后的比赛，对孩子们潜意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日本孩子从小就从这些训练中知道：只有抱成了团才能够战胜对手。在这种环境里培养起来的孩子，其协调能力和对周围事物的耐力自不待言，值得我们进行深思。

至于科学领域，看看两个数字就知道：60年里，18位精英获得“诺贝尔奖”记录。当我们沾沾自喜于海外华人获“诺贝尔奖”时，日本人可是实打实地创造着自己的获奖记录，而且日本政府在2001年就提出了一个“在50年中出现30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3奖获奖人”的计划，对讲求实干的日本人来说，这绝不是一句口号，如果没有相应的实验环境，没有培养科学家的机制，没有社会对科学的尊重，即便是有响亮的口号，也会最终流产。

这本书还让我了解了真实的日本性格。我们中国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是个聪明的民族，可日本人却不这么看，日本人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笨的民族。在日本，如果有人说你“聪明”，那绝不是在表扬你。日本人认为，人最优秀的品质是“诚”，是态度认真，是做事情全力以赴，这和剑道中的“残心”和“舍身一搏”很像。所以他们认为，日本的成就不是靠“聪明”来的，而是实干出来的。

西方社会福利研究的启示 第7篇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的揭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评,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异化”论, 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 劳动成为了控制、奴役劳动者的枷锁, 并不能为劳动者带来福利[1]。他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 促进人性的回归, 才能消除这种“异化”现象, 即共产主义社会设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 (即人的) 人的复归, 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 他认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将劳动阶级从异化状态中解放, 改变待遇的不公并得到真正幸福的途径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和它的根源即私有制。

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后, 马克思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旧抱有幻想的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认为, 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 私有制不被消灭社会上一切不平等就不可能消失。《资本论》在继承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从分析商品和劳动的关系入手, 深刻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即剩余价值的秘密[2]。从中可以知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的资金源于税收和劳动者的工资, 是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这种社会福利制度, 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用来维护其阶级统治的工具。

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现实启示

(一) 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

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发展史可以清楚地认识到, 作为福利主体的政府, 其作用不断地在加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的国家, 无论他们采用了哪一种福利模式, 政府在其中的主体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二战后西方社会政府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福利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对社会福利进行更进一步的干预, 并充分利用了这种思想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模式[3]。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被加强, 社会福利的发展变得更加规范化, 同时市场和个人抵御风险的缺失也被弥补。我国在当前的社会福利建设中, 即实现福利社会化和构建福利社会体制中, 不仅要担任主导者还要担任规范者, 并切实履行好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积累基础资金, 并认真进行监督和管理。

(二) 注重市场调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无论是政府主导、市场主导还是混合型社会福利模式, 其社会福利制度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市场在社会福利领域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思想领域中市场主导社会福利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流地位。这种思想认为市场能够将分配进行最公正的分配。优化配置, 市场在一定的条件下优化了社会福利领域的资源配置, 社会各界在社会福利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将有效地被激发, 进而提高了社会福利体制的运行效率。从现实情况看, 社会福利的重要主体仍然是私人部门, 即使在国家干预较强的福利国家如北欧, 这种情况也是大为存在的。中国在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行动的领域, 采用什么样的福利机制或市场机制一直存在争议。实践证明,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这两种机制各有利弊。若想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就是根据各国的国情, 将二种机制进行灵活地结合, 令市场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 完善社会福利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后, 市场机制在社会福利领域越来越多的参与, 有效地补充了政府福利。

(三) 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福利, 奠定福利多元化基础

非政府组织是福利责任的主体之一, 它促进了福利的多元化发展。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认为多元社会福利提供模式更稳定更有效, 单一福利来源下的风险被大大降低。这种理论下政府以外主体的责任被强化, 作用被提升。

这种非政府组织又被成为第三部门、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 它是非政府性的, 民间的, 公益的, 非营利性, 志愿性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这种非政府组织参与领域非常广泛, 在各领域的参与比例上也很有所体现。非政府组织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它非常熟悉民众的需求, 并有开放的福利资源, 提供各种服务的功能。其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化和服务的专业化, 越来越多为人们所认识, 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和优势体现出来, 其福利主体作用也越发明显起来。

三、结束语

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现实情况下, 完善、规范的社会福利体制的构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其实践经验, 能够使我国在对旧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新的社会福利体系构建过程中少走弯路, 进而提升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摘要：人类对社会福利的追求自古以来就有, 社会福利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就东西方对比来讲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更加完善, 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进步推动了世界社会福利事业的前进。本文通过研究西方社会福利理论指导我国的社会福利实践。

关键词：社会福利,多元化,马克思,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1]陈红霞.社会福利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1-34

[2]周沛.社会福利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5-25

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接受研究 第8篇

关键词：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抽象,态度

一、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发展演变

现代艺术的发展史, 是指从19世纪60年代起, 艺术作品的风格及艺术哲学的产生过程。现代艺术的主要特征不是如实地表现物象, 而是在性质、材料及功能方面用新的思维方式表现艺术品。因此, 抽象画可以说是现代艺术的最好的例子。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都可谓现代艺术的先驱, 到19世纪末, 特别是后三十年, 艺术家把重点放在作品的原创性上, 现代技术的发展及流行文化影响着诸多艺术流派。

自印象主义崛起, 西方艺术的现代风采方见端倪。印象主义绘画提倡忽略物体的形, 重视物体的光色效果, 把画架搬到户外, 描绘感受到的现实, 注重光与色、形与影的结合, 而不去刻意追求构图方面的完整性, 有很好的视觉印象和光色效果, 为绘画中的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奠定了基础。印象主义在发展并灌注古典理性精神之后演变为新印象主义, 后印象主义则是与印象主义相左的艺术流派, 直接影响着20世纪初的立体主义和野兽主义。

现代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 随着跳跃的幅度增大, 从而引发了20世纪初对传统艺术的全面突破, 开始出现两种发展趋势, 分别是重视理性和强调感情, 理性方面的代表有塞尚, 强调感情的有凡高。

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在二战之前主要体现于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至上主义、构成主义、荷兰风格派、新艺术、达达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流派。野兽派十分强调色彩的表现力, 是在后期印象主义影响下出现的第一个现代美术流派, 艺术家们发挥色彩的作用宣泄主观情绪, 该派作品色彩狂野、运笔飞扬, 属于泛表现主义的范畴。作品尝试用简洁的线条表现绘画主题, 野兽派画家几乎总是用夸张的手法去描摹人物。之后的立体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分水岭, 影响着20世纪西方绘画的发展。后印象主义演变发展, 出现泛表现主义思潮, 代表人物康定斯基开辟了西方的抽象主义, 1915至1920年期间的至上主义与构成主义就属于几何抽象主义。艺术作品从后印象主义经过立体主义走向抽象创造, 其中达达主义的作品是批判精神的典型, 全盘否定的虚无态度, 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社会思潮。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思潮, 普遍都具有批判传统的道德观念以及美学观念的性质。在达达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超现实主义, 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 创造出一种绝对的和超现实的情境。

二战结束后, 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抽象表现主义、后绘画性抽象 (又被称作“色面绘画”“硬边抽象”“极少派”) 、波普艺术、激浪派、照相写实主义和其他一些艺术运动。抽象表现主义是继承了从凡高到超现实主义的抽象性、直接性、自动性和表现潜意识自我的特性。从后印象性抽象开始, 艺术从强调主观感情转向了客观再现, 例如波普艺术, 它被称为一种大众流行的艺术现象, 运用生活中常接触的材料, 利用大众传媒加以普及。波普艺术可以准确地捕捉大众文化, 试图创造让人难忘的影象, 但至于用何种材料表现, 艺术家们有足够的自由, 手法上与达达主义有一脉相承之处。在现代时期, 艺术家们提出绘画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材料, 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和媒介传达艺术理念。这一创新发展, 导致了更加激进的艺术形式, 如观念艺术和表演艺术, 拓展了艺术的定义, 使艺术不只包括有形艺术, 也包括与思想和行动有关的艺术形式, 制造“整体情景”的艺术目的成为普遍。

绘画、雕塑以及其他形式的二十世纪的艺术, 极具创新意义, 其最大的贡献在于, 实践了艺术不是模仿, 而是抽象的创造, 采用各种各样的新的艺术技巧和材料, 甚至是重新界定艺术本身。

二、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特征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艺术领域里也一样, 发达国家始终处于时代前沿。比如写实艺术, 是西方艺术在世界格局中最灿烂的表现, 引领着各国艺术的发展。现代的西方世界, 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存在急剧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深刻、普遍、迅速程度所形成的社会思潮引领艺术产业的发展。所谓艺术反映社会生活, 民主制度的建立、工业机械的发明以及风俗的日趋温和, 在各种艺术流派中都有所体现。19世纪末出现的西方现代艺术思潮, 其实质是处于动荡和变化中以及充满各种矛盾的西方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艺术的基本的动机是与流行文化进行对话, 大众文化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主要素材, 如毕加索、安迪·沃霍尔及蒙德里安、波洛克等抽象艺术家都是引领艺术思潮发生变化的代表。

社会革命的浪潮, 推动艺术风格的转变, 西方的现代艺术作品追求偶然和率真的效果, 艺术家用新的手法去表现主客观世界, 创造出个性的审美对象。特别是20世纪初的一些前卫的艺术运动, 改革了西方的绘画、雕刻、音乐及文学等领域。表现方式层出不穷, 或注重构成, 或注重强烈的色彩及扭曲的线条, 物体被以抽象的形式重新组合, 而不仅仅是从一个视点描绘客观对象, 艺术家们绘画的主题, 追求从不同的视点去表现更多的内容。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十分推崇艺术创作的原创性, 但在某种程度上, 也致使艺术作品离群众传统的生活更加疏远, 具有极端性。20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有多种很难被界定的艺术形式, 这期间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与早期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有所区分, 体现宗教思想或政治体制的绘画和雕塑明显减少, 但是, 即使不再受宗教和政府机构的约束, 仍有一些现代艺术家试图传达宗教精神或政治讯息。例如, 俄罗斯画家康定斯基, 主张画家用心灵去体验和创造, 认为颜色的结合可以抽象地表达普通的现实以及人们的精神世界;而德国画家奥托·迪克斯则倾向于创造公开的政治作品, 批判德国政府, 表现对强权和暴力的愤慨。现代艺术的特点同时也表现为现代技术的魅力和对其接受的机械方法---复制, 如摄影和印刷机。

西方现代主义流派被喻为畸形社会产生的畸形美学趣味。以现代派美术为例, 现代主义美术是西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产生的, 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 所以现代派美术反映的是人们极其复杂、深刻的感情, 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扭曲化, 作品多运用荒诞、抽象的语言去表现。受时代影响的这些美术作品, 让我们感受到对生活、社会的消极态度和失望的情绪, 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在现代艺术潮流中, 有明显的“颓废”成分, 在创作中过度地追求标新立异而舍弃了崇高的理想。现代艺术最明显的追求和不断创新的愿望是叛逆和反抗, 因此被认为是前卫的、创新的。可以肯定的是, 许多艺术家在20世纪试图重新界定艺术的表现手段, 或试图扩大艺术的范畴, 包括概念、材料及技术。例如, 在1917年, 法国画家杜尚将日常生活中每天大量生产的自行车轮子和一个小便池作为艺术品展出;在1950年和1960年, 美国行为艺术家阿兰用他自己的身体作为艺术媒介去完成自然的表演, 他宣布自己为艺术品……因此, 许多人赞同现代艺术是激进的和不安的, 这种叛逆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艺术家寻求创意的过程。

19世纪下半叶, 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的发展以及机械革命的到来, 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改变了人们一贯的思维方式, 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 也改变了艺术家们对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观察方法。开始流行“绘画不做自然的奴仆”“绘画摆脱对文学、历史的依赖”“绘画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语言的抽象性、表现性及象征性是现代派美术作品的追求, 但是创作自由的同时, 丧失了对人的真正形象的理性肯定。

现代艺术有与传统风格相联系的一面, 也有追求独特抽象的一面, 它的革新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开辟了绘画语言的新天地, 拓展了人们的审美领域。对传统风格的择优继承是必要的, 有基础才能谈发展。在现代主义美术中, 艺术家们时常表现现代人们扭曲的精神及变态的心理, 但正是这些另类的美术作品, 真实地表现了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生活, 因此, 这些艺术作品均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艺术思潮的片面性, 19世纪末的颓废倾向以及20世纪初难以自我控制的变革也有其消极的影响, 对艺术历史巧妙地“移植”与“扬弃”是很有必要的。

三、对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态度

法国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过, “一种文明同时意味着恒定和运动。它在一定空间里连续几个世纪立足生根和坚守阵地。与此同时, 它接纳远近其他文明的某些优点, 又把自己的优点向外传播。”

所谓对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移植”, 即“拿来主义”是不可取的, 艺术不是模仿, 单靠照搬是没有价值的, 需要在其具体的环境中应运而生, 与风俗习惯、时代精神等相呼应。

对于西方现代艺术思潮,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扬弃”, 对待任何一种文化, 都可以运用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扬其精华, 去其糟粕。不管是17世纪豪华的巴洛克艺术, 18世纪的艳情艺术罗可可, 又或是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 各种艺术流派都在依照“否定之否定”规律运转。

19世纪末的艺术潮流中, 在创作中舍弃崇高的理想, 有部分“颓废”的成分, 以印象主义为例, 虽然绘画语言得到了很大的发挥, 但是绘画的另一些表现手段逐渐削弱了, 在印象主义的绘画中, 反映社会和历史内容的绘画减少许多。艺术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载体, 可以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也可以反映出一定时间段中人们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观点、宗教观点、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 而且还可以反映人们的各种梦想、情感、情绪、愿望、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所以, 就印象主义来讲, 我们要“扬”的是其在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方面的革新, 要加强的则是艺术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性。继印象主义之后, 也陆续出现过诸多脱离现实的艺术流派。任何一种艺术流派, 都具有待发展的空间, 有其自身的不足, 比如说“文艺复兴”, 所谓的复兴, 是旧瓶装新酒, 一味地“移植”照搬是不可取的, 学会“扬弃”, 才能在前者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

我们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同时, 不能忽略了中国自身的长处及“中国式”的审美情趣, 中国的传统艺术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以中国艺术对于罗可可曾经产生的影响为例, 新航路开辟之后密切的国际商贸联系使中国工艺品---陶瓷、漆器等大批地流向欧洲市场, 中国的陶瓷工艺以及花样繁缛的图案、中国古装人物形象被广泛效仿, 以至于这些图案化、装饰化的视觉形象在欧洲上层社会成为普遍。因此, 欧洲的罗可可与“舶来的”中国工艺之间有着一定的默契, 在此之后, 东方情趣对西方的影响也并未中断。文化的发展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 是继承与完善的结合。关于20世纪初的第一个重要的现代艺术流派, 诗人阿波利奈尔曾经谈到“野兽派王国的文明一度似乎如此有力, 如此新颖, 如此令人惊奇, 突然之间, 却变成了一座荒废的村落。”许多人都认为野兽主义对自由、主观的色彩造型的尝试不够完美, 当时野兽派的核心人物也意识到了不足, 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对体面的研究, 立体派由此诞生。从中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需要有选择性地继承, 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扬弃”。例如立体派, 在扬弃了传统的视错觉原理之后, 要怎样对这种情感上的宣泄加以适当的控制也随即成为难题。现代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否定了旧的秩序, 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不再需要任何秩序, 在担当“挑战者”的同时, 也迎来极其艰巨的任务, 要像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柯柯希卡一样, 能够把疯狂的自然力量注入作品主题, 同时又可以将飘忽不定的造型统一于总体的谨慎布局中。

现代的中国有现代的文化, 在贸易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 我国的现代艺术产业也同样面临不可逆转的趋势, 如何分配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现代艺术思潮成为一个必然的问题。

现代艺术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积极的, 在这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我们要研究其变幻态势背后的规律性, 成功或失败的教训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 历史表明, 每一种新形式文化的出现, 始终都是不同的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创意是没有年龄障碍的, 著名美籍华裔画家曾裕和, 大部分作品使用抽象的色彩和构图, 纳入了中国水墨画的风格。其中一幅很有吸引力的作品, 对中国书法的两个汉字进行了修改, 形成全新的但依旧可识别的视觉效果。曾裕和的画以改造中国书法为特色, 混合中国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 吸取西方艺术形式, 综合利用国画技巧, 作品传达出她对中文和西洋画的理解。她对中华文化背景、国画以及书法的了解, 对其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她曾经说过, 在追求新东西的同时, 要保持中国传统的本质。因此, 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 应该是推敲过后的吸取。

目前, 我国对各种不同文明的综合利用能力, 即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中国在世界上拥有最伟大的文明, 有着宏伟的文化宝藏, 应该将这种优越性发挥到极至。我们要将西方的文化艺术思潮与我国的现状联系起来, 文化是不可能被取代的, 但是需要不断地发展完善。

中国当代艺术要想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新的文化艺术的发展, 不可能是空中楼阁, 必须以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及现实情况为基础, 扬长避短。一方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 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 另一方面又要吸收西方先进的艺术思潮, 在东西方文艺发展、传统与反传统文化、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 不断发展到更高的境界。在对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态度方面, 中国可以借鉴俄国的经验, 俄国的现代派艺术既积极地向西欧现代派艺术学习, 但也创造出在本国传统民间艺术和宗教艺术基础上独立发展的空间。不懈地努力使俄国在某些领域甚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他们是最早探索研究抽象主义艺术的, 造就了康定斯基、马列维奇等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因此, 俄国对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移植”与“扬弃”是成功的, 我们发展当代艺术, 也要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 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艺术, 创立更具特色的民族画派。

参考文献

[1]解光云、房列曙.《中外文明史纲》,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2]胡俊红.《现代设计史》,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年6月;

[3]《外国美术简史》 (增订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3月;

[4]杨勇.《美术概论》自学指导书,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04年5月

西方社会思潮 第9篇

一、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对社会企业家的具体内涵,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Henton等 (1997) 学者认为社会企业家是“能够在企业、政府、教育与社会之间建立强力生产性联系的新一代领导者”。Schulyer (1998) 把社会企业家描述为“具有改变社会的胆识并且能够借助资金资源实现自身抱负的人们……他们具有所有成功企业家的才智并且怀有对社会变化的强烈愿望”。这些对社会企业家不同定义的背后是学者们对社会企业家精神内涵的不同看法, 归纳起来共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从非营利组织的视角来定义社会企业家精神, 认为它是一种才智, 即一种能够把企业的管理经营策略与市场运作能力引入到非营利组织、从而使该部门充满管理效率的能力。这种定义方法对非营利组织提供了两种经营管理策略, 一是非营利组织可以运作小规模的营利事业, 但前提是必须将营利所得应用到社会与公众服务中去, 因为后者才是该机构所承担的使命。二是非营利组织可以采用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与模式从而提高自身的投入产出比。

第二种方法的定义非常宽泛, 认为它适用于企业的企业家、非营利组织与公共机构的领导者与管理者。该种视角强调企业家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力与创新性, 而不是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性。

第三种定义方法是分类法, 将社会企业家精神概念进行分类加以阐释, Fowler (2000) 的理论最有代表性。他把社会企业家活动区分为三种大的类别。第一类别称为“整合性社会企业家精神”, 指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产生积极的社会结果, 并且在该目的的实现过程中建立与其他机构之间的水平、垂直、前或后的经济联系。第二类是“重塑”, 指突破传统的观念, 积极利用非营利活动来减少机构的运行成本。第三种为“补充性社会企业家精神”, 指一种非营利组织引入营利性项目运作, 虽然该项目本身并不直接产生社会福利, 但它却可以抵消该组织服务公众的成本, 提高运行效率, 从而间接地为社会带来益处。

总结起来, 西方学者对社会企业家精神概念的界定可以分为两大类:有些学者更强调其“社会”内容, 着重于社会责任感与积极性的社会结果;而其他学者更加关注这个概念的“企业家精神”内容, 即强调创造力与创新性。

二、社会企业家的特征

社会企业家的概念与企业的企业家概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因而许多学者从二者相对比的角度来论述社会企业家的特征。他们认为社会企业家与企业的企业家享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即都不会因为原始资源的缺乏而使得自己的行动选择受到限制, 他们所能做到的常常超越于他们实际所能控制的。

社会企业家当然还具有与企业的企业家不同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社会使命感。Prabhu (1999) 强调社会企业家与企业的企业家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的思想意识, 思想意识决定着他们对不同使命的选择。他认为社会企业家是“能够建立并管理创新性企业组织的人们, 其基本使命是关乎社会的变化与顾客群体自身的发展,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利润。”其他学者也指出, 参与营利活动的社会企业家把利润看作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 而企业的企业家把利润本身视作一种目的。其二, 合作精神。与企业的企业家另外不同的一个特征是, 社会企业家具有高度的合作精神, 具有“合作性的领导力”, 即“能够把各方聚集到一起、确定共同立场并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他们是卓越的搭桥者。”Thompson (2000) 认为, 建立一个业务合作网络的能力是富有远见性社会企业家的重要标志, 即善于寻求合作伙伴与合作关系。除此之外, 他们还善于对自己的远见卓识进行传达与沟通, 能够有效地鼓舞员工或合作伙伴的士气。

Dees (1998) 确立了衡量社会企业家的五项标准:创造与维护社会价值的使命;善于察觉并不倦追求完成使命的一切机会;积极投入到不断创新、学习与引进的过程之中;突破现有资源的限制而果敢行动;对所服务的机构与承担使命的责任感。他认为个人越接近于这些标准, 他越倾向于是一个社会企业家。

有些学者从另一视角来看待社会企业家的特征, 即社 (下转第38页) (上接第35页) 会企业家精神的动力问题。Cannon (2000) 认为三种类型的人们可以成为社会企业家。第一类是经济上成功的人们, 他们已经取得了大量财富并且愿意拿出一部分来实现某些社会目标, 如教育、医疗等。第二类是“救助型社会工作者”, 他们不满意于现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而积极寻求更加有效的方法。第三类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积极寻求企业与商业知识的学习, 但脑海中却印记着社会事业的观念与报负。Catford (1998) 对该问题作了生动的总结, “社会企业家能够将街道实用主义与专业特长相融合, 将远见性的洞察力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 并且具有强烈的伦理观念。社会企业家是这样的人们——在他人仅仅看到空旷建筑物、失业人群及毫无价值资源的地方, 他们发现的却是珍贵的机会……批判性的思维使社会企业家与‘老好人’区别开来。他们让市场为人们工作, 能够从联盟网络中汲取力量。他们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社会观念范式之间, 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社会的不同门类之间。”

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实践问题

西方学者对社会企业家理念的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些问题包括对社会企业家的支持;社会企业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社会企业家精神事业的具体实施。

社会必须具备合适的机制从而能够对潜在的社会企业家进行有效地支持。Catford (1998) 认为, “社会企业家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发展起来, 这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由政府与企业部门共同创造。”社会企业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训练与社会企业家的界定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 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定义决定着不同的素质与能力将要“传授”给人们。如果社会企业家精神界定为是把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应用到非营利组织中, 那么培养与训练工作就相对较为容易。如果界定时强调的是企业家精神, 即把社会企业家定义为“具有特别创造力与创新性的人们”, 那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就变得复杂与困难, 这就需要创造合适的土壤与环境以使潜在的社会企业家与既存的企业的企业家向着社会责任感的方向发展。

社会企业家精神事业的实施以不同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然而, 建立并实施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不同部门之间文化与观念的差异。许多学者对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文化碰撞持批判态度, 并分析了这种文化碰撞的具体表现。其一, McLeod (1997) 认为, 许多非营利组织持有对营利活动的消极性态度。国家社会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的总裁Jerr Boschee论述了把资本主义与利润视为社会邪恶的“非营利心理症状”, 认为这种心理症状是社会企业家战略成功实施的最大障碍。其二, 文化差异还体现在实际行动之中。Cannon (2000) 注意到企业缺乏对非营利活动必要的投资 (如促进员工自我发展的培训、或为了吸引住最好的员工而提供额外的福利) , 而非营利组织缺乏企业的管理手段与方式。

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为跨部类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它反映出企业、非营利组织与公共部门之间缺乏最基本的合作平台。因此, Cannon (2000) 提出, 只有在早期的合作计划阶段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虑, 才有可能保证最终合作的成功。另外, 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不仅需要对基本操作程序达成一致协议, 而且对所谓“成功”的衡量标准也必须一致起来;而后者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从事社会企业活动的组织来讲, 就必须考虑满足两条最底线的要求——一是经济利润, 一是社会使命。

四、对我们的启示

虽然国外的社会企业家理论还处在刚刚发展的阶段, 但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这一全新的管理理念作出了诸多启发性的见解。这些观点为新世纪的管理者定位探索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对我国不同部门的管理改革提供了现实意义上的参考。

1.社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内容为我国企业的领导者与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启发, 即积极转变成为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社会企业家而不仅仅是企业的企业家。该理论强调追求利润与利于社会是互不矛盾的活动, 这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家破除二者对立的传统观念,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谋求必要的社会福利, 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考虑利润。我国的经济转型推动了广大企业的迅速发展, 但改革的代价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比如明显的收入差距。现在国家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对企业考虑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客观的要求, 为企业的企业家向社会企业家定位转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为非营利组织与公共部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提供了启发。公共部门与非营利组织在经营管理上可以大胆借鉴与应用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 将员工的考核与他们的工作绩效挂钩, 做到人人都有一个“市场”, 人人对“市场”负责。这种策略有助于改变人浮于事的状况,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3.为企业、公共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提供了理论的支持。目前三个部类之间的合作还只是小范围、低层面的, 缺乏一个统一的运作平台来促进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应当以社会企业家的新理念为支撑, 积极消除这种彼此“割据”的局面。社会企业家理论将追求利润与社会责任感有机融合在一起, 为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最为理想的操作平台。

1. 社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内容

为我国企业的领导者与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启发, 即积极转变成为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社会企业家而不仅仅是企业的企业家。该理论强调追求利润与利于社会是互不矛盾的活动, 这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家破除二者对立的传统观念,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谋求必要的社会福利, 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考虑利润。我国的经济转型推动了广大企业的迅速发展, 但改革的代价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比如明显的收入差距。现在国家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对企业考虑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客观的要求, 为企业的企业家向社会企业家定位转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第10篇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启示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员失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日益凸现，西方国家政府认识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开始重视企业的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人类进入了追求环境、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时期，计量和披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社会责任会计应运而生。

一、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实践

美国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的发源地，一直走在研究和实践的前沿。20世纪70年代初期, 奥斯特斯的专著《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掀起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第一次浪潮。美国各会计机构也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与实务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其中，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成立了生态环境委员会和社会计量委员会，着手研究社会责任会计的相关问题。1973年，AICPA提出，财务报表的目标之一，就是反映那些影响社会而又能被确认、描述、衡量并对企业在其社会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的企业活动。1977年社会计量委员会发表了“企业社会业绩计量”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企业应该对一些重大的社会责任业绩提供报告加以披露，并说明了每一领域应提供何种信息以及信息的作用、来源渠道和报告形式。美国企业财务报表的管理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建议企业增加披露环境保护政策和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以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为例，它提出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包括企业对经济的增长、教育、职工修养、文化和艺术、医疗、政府等方面的贡献或所尽的责任方面的信息。但就目前情况看，美国企业的报表数据仍然是不完整的，其中大多数是有关治理环境污染的，仅有一小部分企业公布了有关改善职工生活福利以及对社区的捐献等数据。

1977年7月，法国政府正式颁布法令，规定所有职工人数达到或超过250人(1982年增加到300人)的企业必须编制年度社会平衡表，送交公司劳资协议会、工会代表以及法国劳工部的工作检查员。这项规定主要侧重于职工福利方面的信息，揭示的范围较窄，它反映了法国社会中的社会福利主义倾向，但它为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提供了法律保障，其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在英国，具有特定规模的公司被强迫报告有关它们的慈善捐赠情况等具有社会责任性质的信息，并提供有关职员就业实践的可靠信息。

德国有20家最大的公司定期公布社会报告。典型案例之一就是德意志壳牌石油公司发表的“年度社会报告”，其将经济和社会数据结合在一起，为公司规定了具体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方面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经费。

二、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特点

1. 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日趋完善。

社会责任会计从产生到现在已经过三十来年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已经从空想走向现实，并且信息披露制度日趋完善。

2. 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丰富、具体。

综观西方各国的实务，社会责任会计报告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以下领域：环境、雇员、能源、人力资源、社区活动、社会贡献、产品的性能和安全、职工福利、商业道德等。各国因国情不同，信息披露的内容也有所差异。

3. 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形式多样化。

西方国家大多采用了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相结合的方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其信息披露的方式又有所不同。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 常用的信息披露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货币计量法。货币计量法主要通过相应的报表以及会计科目, 以货币计量的形式，运用独立报表来反映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如法国的年度社会平衡表、德国的年度社会报告和一些国家普遍采用的社会资产负债表、增值表等。

(2)文字表述法。由于社会责任成本及收益难以准确计量，一些国家采用文字表述的方法披露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文字表述法倾向于采用非货币性信息来报告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如美国的韦恩·柯科兰和韦恩·E.李宁格提出的环境交易报告，就是一种典型的非会计基础的社会责任报告。

(3)经济计量模型法。这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报告方法。该方法采用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的形式，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及运用保护和防治措施产生的社会收益进行分析。

此外，几种方法的综合应用、取长补短的做法也是比较常见的。

三、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企业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形象和声誉，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又赋予了其宣传自身形象的机会，许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中开始注重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或单独编制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信息披露。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先进经验，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信息披露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1. 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法规制度。

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是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我国许多企业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国内第一套关于社会责任报告的指标及规范体系也于2008年6月出台，但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在内容、方式等方面难以统一规范，与西方国家已具有较成熟的法规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我国应该尽快出台相关会计准则及指南，指导企业从无专门的信息披露逐渐过渡到以单独会计报表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

2. 充实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由于我国也面临着环境污染、人员失业、自然灾害较多等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企业披露的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贡献，如治理环境污染、节约资源等方面的情况;对人力资源的贡献，如招募员工人数、员工技术培训、员工工资水平、员工福利情况、工作条件的改善等;对社会的贡献，如对慈善、公益、文化教育事业的捐赠，对社区环境美化、公共交通、娱乐设施等的贡献;企业收益的大小，这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收益信息可以反映企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品种和数量、向国家上缴利润情况等;产品和服务的贡献，主要包括产品的使用效能和使用年限、产品的安全信息、产品的售后服务等。

3. 完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方式。

在信息披露方式上，由通过文字叙述方法在表外以附注形式披露逐步过渡到增设相关会计科目以货币形式计量, 最终实现会计信息与非会计信息相结合的综合披露方式，并通过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分析体系，达到促进企业全面反映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目的。另外，可借鉴西方国家自愿与强制披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基于我国国情，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可考虑首先在上市公司或重污染行业中选取企业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普及。

参考文献

[1].周祖城, 王旭, 韦佳园.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软科学, 2007;8

[2].张倩, 李桂荣.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国际比较及借鉴设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07;3

[3].阳秋林.中国社会责任会计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作者论在西方社会的演变 第11篇

关键词：作家；主体地位；边缘化；消逝

欧美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文学的四要素，即作者、作品、读者、世界，西方的理论家一直围绕着这四要素对文学理论进行阐释。何为作者，它可以是诗人、小说家等不同的称谓，一是体现了不同时代对作者的看法的差异，同时也代表了他们在文学中的创作种类的区别。在文学产生之际，对于作者的看法、作品的解释往往都不尽相同，作者对于作品的意义及其地位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其重要性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它经历了辉煌、暗淡最终消逝这一过程。

一、作者主体论

随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论的兴起，文学中开始强调人的主体作用 ，这种作者主体观念论并不是在十九世纪突然兴起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被浪漫主义看作是先驱，柏拉图指出：世界是由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组成的，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是原本与摹本的关系，理念世界是永恒不变的，理念是原型，世界的本源。柏拉图认为诗人是摹仿者，他们摹仿的是永恒的真理世界--理式的世界，诗人只是工匠，摹仿永远与真理隔着三层。柏拉图的对于诗人的看法是轻视的甚至只把他们当做工具。因为开创了理式世界与对现象世界的不同的角色定位，给浪漫主义诗人开启了新的大门，被许多浪漫主义诗人看做是理论源头。亚里士多德不同于他的老师柏拉图，推崇诗人进行摹仿，他利用四因说代替了柏拉图的灵感说、回忆说，认为摹仿是人的天性，诗人是根据事情的可然律或必然率创作的，具有了主动性，诗人的职责是要描述可能发生的事，用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体现普遍，更能反映事物的规律，所以诗人比历史学家的创作更具有真实性，诗人更关注的是精神世界。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对心灵的重要性做了描述“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这种对世界的精神性的划分经过了中世纪的浸染到达了新的高度。进入文艺复兴阶段，理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将作为一种秩序化的、统一的书写模式，打破了从柏拉图开始到中世纪对于神性作者、理念世界至上的局面。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使得理性得到了确立，开创了二元对立理论，调和了唯物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开创了西方哲学的新方向。18世纪的康德把笛卡尔我思的理性部分看做是先验的主体，它具有认识的能力，可以通过先天的形式对经验、感觉进行整合、处理，从而产生具体、普遍的知识。人的理性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先天的，被康德称为自由意志，这种自有意志被道德所约束，但是这种道德又是人类所制定的，它不服从神，只听命于自己的理性，按自己的想法活动。随着主体性哲学的确立，人的理性精神的得到张扬，诗人作为创作者这一观点逐步确立。浪漫主义是乘着主体性哲学这一东风，主体性哲学主张主体性的回归，个性的解放，浪漫主义文学提倡打破古典主义的桎梏，不再一味模仿古代文学，表现自己，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表现自己内心的丰富情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由流露。正是由于浪漫主义的兴起人们才开始重视作者本人的重要性，从最开始的把作者看做是摹仿的匠人转变为主观的认识主体，诗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赋予作品意义，给宇宙命名，引导人的情感抒发，这一次的诗歌理论的高潮确立了诗人（作者）的中心地位。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把创作的视角从主体的精神世界移向了客观的现实世界。

二、作者边缘化

近代社会的变革及工业革命让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渺小，对于理性主体的信仰开始动摇，关注的焦点从社会历史道德层面开始转向人类情感层面。

古希腊时期，人们通常认为艺术创作是由文艺女神缪斯掌管的，她们给予歌手灵感与鼓励，而诗人（作者）被认为是神的代言人，诗人并没有创作的能力，作品是经由神传达给诗人的。在荷马史诗中的序曲里，开篇就要呼唤诗神缪斯，请求她给予创作灵感。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灵感说，柏拉图认为诗人是被神灵凭附了的，作者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创作中，他的主观情感是被神谕所替代了的。作者的诗歌创作只是一门技艺，并且这种技艺可以后天习得。柏拉图把作者的地位定位在传达者而不是创造者这一层面。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沿用了柏拉图“理式”这一传统观念用来阐释作家与创作的关系。叔本华认为人生来就是痛苦的，他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自我的意志，意志的核心就是欲望的不断追求。他认为，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处于痛苦之中，因为人要一直被欲望所左右，一旦达到目的人会获得短暂的快乐，不会得到永久的快乐，因为人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叔本华强调在审美过程中，认为事物永恒不变的形式--理念的客观对象的认识与无意志的认识主体的自觉是两种不可分离的形式。当人们进行审美观照时，这种纯粹的认识活动，会让人暂时忘却欲望的侵扰，痛苦的折磨，进入到一个纯净的世界。当认识主体忘却了痛苦的自我，与客观对象完全融合，就进入了纯粹的理念世界。什么样的人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与神美观照呢，叔本华认为是天才。这里的天才不是一类人，而是一种特质，他可以持续的、严肃的、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创作，他具有想象这种可以静观事物的能力，它可以把握理念，在艺术创作中他剥离了一切干扰的成分，呈现出的是更加纯粹的理式，艺术家可以在纷杂的表象中看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叔本华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类把目光放在追求满足欲望的外部追求上，忽视理认识事物本质的力量，丧失了直觉的能力，所以导致痛苦。痛苦任何人都在遭受，艺术家的创作就是引导人们走出这种痛苦，为痛苦寻找出路，暂时得到慰藉，否则人类将永远无法逃脱痛苦的深渊。叔本华这里强调更多的是直觉的创作与作家的使命感，作家单纯抒情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文学的生成不是模仿世界就是表现情感，随着直觉主义的兴起，人们开始转向作者内心世界的探寻。弗洛伊德把心理与文学结合提出了“性欲升华说”来解释文学的生成。他把性欲的内涵称为力比多，是一起精神活动的来源，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任其随意宣泄，剩余的精力通过文学的形式得到补偿。本我的原欲被弗洛伊德看做是文学的最初的创作动机，文学的本质就是把现实中不能被满足的原初的欲望在作品中得以展现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可。童年的游戏到了成人之后是不愿意放弃的，通过文学中虚构的幻想，吐露无意中被压抑的欲望，达到现实中的满足，作家的创作意识在作品中占主要地位，他将力比多释放意图隐藏在作品最深处，创作主体在这里成为了欲望的主体。

荣格不再将文学看做是个人的无意识，而是积淀着人类共同精神的集体无意识。他认为文学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化的产物，将文学划分为两种类型：心理的、幻觉的。心理的作品通常采用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经历、危机等，这种素材经过了作者的自由加工，成为了人们不可避免的经验或者解释，因为是人们熟悉的事情，诗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图进行创作，成为心灵的写照。幻觉的作品通常指向的都是未知的领域，幻觉属于直觉，荣格指出神话作品是对于这种自觉意识的补偿。荣格将诗人理解为具有人类共同精神、具有原始经验的人，他们是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人。诗人通过作品表达时代的观念与人类心灵的内容。艺术家的创作基于无意识的自主情节，是一种自觉地活动，这种集体无意识召唤作家完成创作，他们是作品的工具。荣格认为艺术家肩负着传承人类精神的使命，比普通人更加伟大，同时也指出在作品完成时，便不再需要作家，作家的创作受无意识操控，有意识的自我便消失了，作家成为了旁观者，作品成为了作者的命运。

三、“作者死了”

肇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科学革命到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但是人们也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危机。近代社会的人们开始认清理性的缺陷，人们不再能完整的认识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赤裸裸的剥削关系使人们更不能认清自己。世界不可言说，意义含糊不清，信仰出现了危机。社会的变革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世界、审视自己。现代作家一方面不断夸大诗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断的否定自我。

海德格尔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现代人的异化、心灵的焦虑与精神危机，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要摆脱现代技术对人的桎梏，他通过恢复诗性来拯救世界。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诗人可以拯救被科学包围的人类，用“诗意的栖居”对抗金属的世界。诗人能够听到来自远古诸神的呼唤，并且传达这种呼唤，他们引领迷失的游子回到家园，回到天、地、人、神统一的世界，返回大地与自然，在自然世界与万物共生共长。诗人带领我们找到栖居之地，并且守护这片家园。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作品的创作者并非诗人，作品是世界与大地的冲突，作者只是来自远古呼唤的传声筒，他只是跟着说，在作品中自行消解。与海德格尔观点相近的是新批评的代表T.S.艾略特，他强调传统对诗人的影响，主张创作的非个人化。认为诗人应当了解传统，多向其他诗人学习，只有在传统中诗人才能体现其价值，传统越深厚，作家的个性就越少，作品反映的时代精神越深，作家才更有意义。

在二战后的现代社会理中性、主体丧失了主要地位，文化普遍大众化的趋势使得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文学成为了日常的消费品，作家不再需要追求个人风格，机械的复制与生产成为了主流。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本雅明认为现代艺术是科技时代的复制品，作家是创造者，作品成为了产品，作者不再需要关注艺术的内容，技术的发展是艺术创作的前提，当作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形式上，作家的主体性的使他消失成为了工具，作家也只能在社会商品的生产中逐渐消失。作家詹姆逊指出：“海德格尔的‘田野中的小径毕竟被后期资本主义的一条超级高速公路在旧日的田野里和空旷的大地上穿过，并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之屋变成了单元住宅房。”

20世纪语言学的兴起，人们把作品看做是词的集合，要从语言的本身解释作品，语言与所质没有直接的联系，意义要取决于文字，现实不被语言反映而是被语言所产生，西方的文学主体论已然把语言作为主体。

米歇尔·福柯强调语言是对人的一种约束，作家不再是创作者而是实践者，一种言说工具。福柯认为写作实则是一个开始，开局之后作者便消失了，作品不再赋予作者的感情，也没有主体意义植入语言中。作者在创作中已经消失，因为他在作者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作品的不朽就是作者的消解过程。

德里达认为文学的主体是在延异中消失的。他强调，文学是在摹仿中产生的，每一个文本都是衍生品，所有文本的意义都是意义的堆积。人们对作品的理解无法通过对文本意义得以实现，只有通过能指之间的关系来确定，一切都成为了痕迹，主体无限制延异，最终消失。他认为文学最初的形式就是痕迹，主体消失于疏离、差异中。

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了”就是对上述思潮的一种总结。巴特指出古典主义的作品通常要肩负道义上的责任，被建立在权势与权威之中，语言通常不占主动地位，这种写作成为了工具，写作主体随意灌输主题，作品成为了阶级式作品，文学仅仅与政治联系，语言的意义完全消失。巴特认为作品成为了一个编织网，所有的含义汇聚于此，成为了多维度的空间，在这里解读文本成为了不可能，每个词与词之间的构架的不同，含义也就会发生改变，永远无法得出确切的含义。罗兰·巴特曾经把作品分为了361个小片段，以此证明，作品其实是碎片式的存在、一种符号，作品的含义无法言说，成为了破碎的、多种含义的拼贴。作品不再始于作者，而在读者的理解中还原。巴特认为作者无法控制语言，写作的主体“我”是夹在文本与语言中的，作者一旦写下文本，他就将失去意义，作者已经死去。

作者中心论的改变，是人对理性意义的摒弃与对主体的放弃，作者被搁置在语言之外，作者成为了工具，约束、渐渐消失在作品中。作者也不再能掌控语言，成为了被异化的奴隶。至此，作者消失在了作品中，作者死了。

四、结论

对作者的论争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作者至上到作者死亡反映了不同时期作家自身的转变。从早期的浪漫主义对情感的推崇，对作者中心论的确立，反映了人对认识自身的自信的过程。现代对于作者主体性消失的结论，正是作者在现代社会中思想被机器压抑的体现。对于作者论的研究成为了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面。

参考文献：

[1]刁克利.诗性的拯救：作家理论与作家评论[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2]多迈尔.主体性的黄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4]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西方社会党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启示 第12篇

一、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分配制度十分必要

1、完善税收政策, 缩小收入差距

德国税收收入分配制度比较完善和稳定, 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划分为专享税和共享税, 其主要特点是: (1) 共享税是主体。共享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几个重要税种。共享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70%以上。专享税都是一些次要税种, 联邦政府主要有关税, 州政府主要有财产税, 地方政府主要有土地税等。 (2) 建立和实现各州之间的税收调节。依照法律规定, 由财力较强的一些州通过将一部分税收收入转付给财力较弱的一些州, 使其达到人均税收收入水平均衡。此外改善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制度, 公布税目表, 确定平等的统一的税额。特别要通过强制性的账簿检查和企业检查来有效地追究逃税漏税, 对最低社会生活水平以下收入免于征税, 对大众消费品最大程度地减税免税, 取消营业税。就我国而言, 在当前的税收体系中, 除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外, 其余均为地方税。从税种数量上来看, 地方税占大多数, 但从收入规模上看, 地方税收入只占全部税收收入的l/3。地方税收入偏少、税基不够稳定、体系不够完善, 导致地方政府的各种税外收费屡禁不止, 以费挤税现象相当普遍, 在一定高程度上破坏了税收的法定性与严肃性。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就需要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 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

2、合理利用税收, 共享劳动成果

在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 西方社会党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实行了许多有益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政策, 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瑞典的终身教育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颇有影响, 对老年人提供免费医疗等惠及大众的福利政策, 对减轻民众压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国, 虽然农业税的彻底免除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已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一部分先行推广实施而且颇有成效, 但是由于规范不够严格, 力度不强, 还有很大空间需要努力填补。在此之外人们十分关心的教育、住房等领域问题突出且未得到有效解决, 2012年出现的“房妹事件”更使得民众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福利政策感到失望。如何合理利用税收, 保障税收的合理运用显得尤为重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改革税收制度使其更为公正。

二、增加居民收入, 提高国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改革开放之后, 尤其是近些年来, 我国处于国富而民不裕的状况下。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 与国家的发展需要以及历史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国家现行条件下已必须重视国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比重较低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发展因素的制约, 我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还较低, 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居民日常所必须支出的收入相对就高。此外少数既得利益者占据了大量财富, 从而造成了中低收入者整体收入水平较低的现状。要改变这一现状, 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就必须深化税制改革, 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比例, 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提升中等收入人群比例。实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更为实际有效公平的税收政策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保护合法收入,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与此同时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 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 减少领导职数, 降低行政成本。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 全面公开“三公”经费使用情况。重点提高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三、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居民收入差距的失衡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阶段, 表现为民众与民众之间以及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不同程度扩大, 贫富分化严重。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研究成果揭示, 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 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 从7.3倍上升到23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甚至提出, 全国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 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再次分配大得多, 涉及的面也广得多。一般来说, 初次分配占国民收入的80%-90%, 再分配只占居民收入的10%-20%, 即使在福利国家的分配中, 再分配充其量超不过30%在当前分配失衡的状况下, 调整初次分配原则才是当务之急。针对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这一政策上的调整, 实际上是认识到了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刚刚公布的“十二五”富民路线图已提出收入分配改革要从初次分配入手。

收入分配制度的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社会是否公平正义、国家民族能否安定团结兴旺发展。幸福出自人的内心, 人们固然有着对物质财富与更加舒适生活的追求, 但是能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是公正公平正义, 也只有公平正义能带给人们希望, 带给人们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孔子:“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夫如是, 故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符合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思想, 才使得人们能够幸福生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