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体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人文科学与蒙古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
当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民俗学、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等学科领域之间前所未有地进行对话、整合，从而一方面使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显得模糊，另一方面使得不同学科的方法理论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虽然关注点和角度各有不同，但是蒙古族传统音乐历来是民族音乐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共同的研究领域。到了近十年，蒙古族音乐学研究更是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间文学以及其它学科当中，广泛吸收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不但加强了自己本学科的建设，同时对相邻学科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借鉴，并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贡献。将蒙古族音乐研究放置在中国蒙古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发现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蒙古族音乐研究工作孕育并发端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当中。蒙古族民俗学先驱罗卜桑悫丹于1918年完成的《蒙古风俗鉴》(蒙文，哈丹碧扎拉桑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民俗学著作。在这部书的《古今歌谣类》一章中，作者收录了当时流传于科尔沁、喀喇沁地区的14首民歌唱词，从而开启了中国境内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的先河。下面重点介绍另一个民歌搜集整理方面的主要成果《丙寅》杂志。《丙寅》杂志是现代蒙古族民间文化研究先驱卜和克什克(1902～1943)等人创办的“蒙古文学学会”综合刊物。本刊从1926年创办到20世纪40年代，定期或不定期刊出共十期，刊载并介绍了大量的蒙古族民歌。根据目前所留资料，《丙寅》杂志刊载的蒙古民歌中“蒙古源流之歌”32首，记有歌名的歌曲有50余首，加上未记歌名的民歌，共计90首左右。体裁包括赞颂歌、祈祷歌、训谕歌、宗教歌、感恩歌、宴歌、军歌、故事歌、思念歌、情歌、儿歌等，有独唱、合唱、对唱等。[1]《蒙古风俗鉴》和《丙寅》杂志，标志着蒙古族音乐搜集整理工作起步早，起点高。罗卜桑悫丹、卜和克什克等学者，较早并系统地运用民俗学的方法理论，对蒙古族音乐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对每一首作品进行了简要的背景说明，从而迈出了蒙古族民间音乐“从口传到书写”的历史性一步，并将其推到了当时国内相关领域较高的位置。遗憾的是，现存的《蒙古风俗鉴》和《丙寅》杂志，仅记录了唱词而未记乐谱，[2]从资料学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可见，当时蒙古族音乐研究主要是在民歌领域，而且其重点还是民俗学的和文学的。
第二阶段，蒙古族音乐学资料学科的形成。如果说，上世纪上半叶国内蒙古族音乐研究更多是民俗学领域中，或者说民族音乐研究主要是依靠民俗学的话，那么首部由专业音乐学家完成的第一部民歌集则是由革命音乐家安波、许直、胡日查等人完成的《蒙古民歌集》。该书作为东北文协文工团民间音乐系列资料之一，于1949年由内蒙古日报社印行。该民歌集收录了149首民歌和7首说书调，简谱配以斯拉夫蒙文，可后用蒙、汉文字记录唱词。所收录民歌和说唱曲调分为革命尖、生活类(包括妇女生活、思亲情乡、孤独生活、宴歌等四个分类)、爱情类(包括恋歌、相思失恋、喇嘛偷情、情歌联唱等四个分类)、宗教类、杂类等五类。这些民歌中的一部分是安波、许直等音乐家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采风时搜集到的，另一部分则是记录自当时在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这是目前所知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用现代记谱法记录的民歌集。它的出版标志着真正音乐学意义上的蒙古族口传音乐的搜集整理及书面化工作的正式开始。1952年，安波、许直将精选其中的部分民歌，唱词译成汉文，以《东蒙民歌选》为名，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接着，由内蒙古歌舞剧团编，奥其、松来汉译的《内蒙古民歌集》，于1954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东蒙民歌选》和《内蒙古民歌集》用汉文译词记录，对蒙古族民歌的跨地区、跨民族传播产生了积极意义，例如《嘎达梅林》、《牧歌》等脍炙人口的民歌便是通过《东蒙民歌选》流传到全国，并被内地专业音乐家所了解的。1960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编辑出版了《内蒙古民歌选》(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这部民歌集中收录了170余首蒙古族民歌，并用蒙文记录唱词，配以简谱，是建国后一部重要的民歌参考资料。而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叶，在各方学者的努力下，以五大“集成”为中心，出版了数十部民歌集、说唱音乐曲调集、乐曲集，其范畴广泛，收录曲目数量浩大，蒙古族音乐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丰硕成果。其中，有些是正式出版物，有些则作为地方文化研究的内部资料;有些是大型集成，有些是地方系列丛书，有些则是各盟、旗自编资料。可见，与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一样，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资料的搜集整理是蒙古族音乐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三十余年，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工作虽然逐渐脱离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向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发展，但这时期的成果主要是以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为主，尚未形成理论研究的学术局面。但是，如果说蒙古族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多是在本民族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孕育下形成和发展，那么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蒙古族理论音乐学研究则却基本独立于民俗学，并以国内音乐学研究为依托，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 第三阶段，蒙古族音乐研究理论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蒙古族音乐为对象的真正音乐学意义上的专题研究工作，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吕宏久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乌兰杰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为标志。两部“初探”，前者旨在建构蒙古族民间音乐的形态学分析模型;后者努力设计出蒙古族音乐史以及传统音乐研究的宏观理论框架。其中，吕宏久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在承认蒙古族音乐的个性特征的前提下，强调与中国其它民族音乐之间的共性特征，并以蒙古族民歌为对象，借鉴和吸取了当时我国“民间音乐研究”的相关学科理论以及中国民族调式研究的相关方法，用大量的实例来系统地论述了蒙古族民歌曲调的调式特征。而乌兰杰的学术论文集《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从音乐史、比较研究、音乐形态学、音乐美学等多视角对蒙古族各历史时期各种音乐体裁进行研究，并把蒙古族音乐与北方古代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旨在建构蒙古族音乐史的宏观框架。两部著作对于20世纪末蒙古族音乐学科理论的建立来说，其开拓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在80年代初至今的二十余的时间里，蒙古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这里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这是时期的音乐学研究，从一般的概论性探讨，向深入的音乐学理论及方法论建构发展;从宏观的历史研究，向更为具体的地方音乐传统、乐种、乐人以及微观的个案研究发展。在逐渐与国内外音乐学研究接轨的同时，正在形成自己特定的传统。 第四阶段，蒙古族音乐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阶段。如果说80年初代至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蒙古族音乐学研究是在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是双轨并行发展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初，蒙古族音乐研究，却又重新回到与相邻学科重新整合的时期。其特点有三：一是，这时期国内音乐学诸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兴起，为蒙古族民族音乐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背景;二是，国内外蒙古学的发展，要求蒙古族音乐学研究要全面开放和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以融入到整个蒙古学的大环境当中;三是，蒙古族音乐学本身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以及多元文化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音乐文化资源的应用研究等需要，要求音乐学研究要走出封闭，才能够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把握学科发展的历史脉搏，才能够符合当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多学科的再次整合已经初见端倪。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相对论深入人心，已成为人们进行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与“文化霸权”斗争的武器，文化变迁理论却为人们思考民族音乐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尤其是田野调查的方法，社会学的统计学方法以及已开始广泛运用于蒙古族音乐研究当中，极大地改变着民族音乐研究的面貌，而且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开始系统地运用口头诗学、符号学等新学科的方法理论，不仅拓宽了蒙古族音乐研究的理论视野，同时促进了国内外音乐学领域之间以及与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展望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前景，与民俗学等相邻学科之间进一步交融和整合，仍然是今后蒙古族民族音乐研究的总体趋势。然而，这并不妨碍各学科本身的独立性，相反，各学科将交融、整合和过程当中，不断充实自己的学科理论，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综观蒙古族音乐研究所经历的一个世纪，我们发现蒙古族音乐研究工作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相反，它一方面与国内外音乐学研究的总体进程协调步伐，另一方面则以蒙古学诸学科为依托，在彰显自己的特色的同时，不断汲取姊妹学科之优长而逐渐形成起来的。而且，这种发展趋势远没有结束，毫无疑问，蒙古族文化的民俗学、民间文学、文化人类学研究需要音乐学研究的有力支持，而蒙古族音乐学科的进一步推进，也要借助这种学科整合所提供的力量。 今后，民族音乐学除了充实和加强理论之外，还应为自治区文化艺术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一方面，我们应将自己的资料建设和理论研究，与内蒙古各民族传统音乐优秀遗产的发现、发掘、抢救、保护、传承工作结合起来，为草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出贡献(内蒙古民族音乐声像资源库)，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资料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不断地将草原音乐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展现给青年学子和社会大众，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努力搭建起互通渠道(民族原生态音乐走进校院系列音乐会，青年学子田野调查)。
[1] 参见，巴·苏和：《卜和克什克与<丙寅>杂志研究》[蒙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 [2] 据《蒙古风俗鉴》记载，“古今歌谣类”所收录的14首民歌原来带有乐谱，但出版资料中乐谱缺失。(参见，罗卜桑悫丹：《蒙古风俗鉴》[蒙文]，哈·丹碧扎拉桑校注，21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二篇：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其本质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始终紧紧抓住这个主题，抓好这个第一要务，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始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我们党对于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强调发展是基础，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是主题，是硬道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再到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主题的认识。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明确了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科学发展观。
要把握新的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正确把握发展的本质。综观世界的发展理论，其核心是对发展本质的认识问题。国外发展理论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三代不同的发展观，即第一代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第二代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加社会变革的发展观，第三代把发展等于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特别是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在发展本质认识上不断取得进展，并对发展有了新的更为科学的概括，即发展是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科技进步为动力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发展观，之所以称得上科学，主要是因为：它既不同于把发展视为无质变的经济增长的西方第一代发展观，又不同于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变革的西方第二代发展观，还不同于较抽象谈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西方第三代发展观，而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这不但突出了发展的本质，而且坚持了“一个中心”，强调了“两大动力”，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三大基本特征。在这里把握了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把握了发展的本质，就从根本上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国家的主题、人民的愿望，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要把握新的科学发展观，还必须正确把握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内容是由发展的本质和对象决定的，发展的水平则是由一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按照当前国内外的发展背景与环境，发展态势与趋势，特别是《决定》的判断和要求，新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基本点：一是从发展的概念而言，是坚持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量变扩张及其质变提升相统一的发展；二是从发展的本质而言，是坚持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三是从发展的社会角度而言，是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共同发展；四是从发展的主要对象而言，是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五是从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是坚持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发展；六是从发展动力而 1 言，是坚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发展；七是从发展的效果而言，是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八是从发展的趋势而言，是上述各方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此外，还要把握发展的内容，诸如发展的动力、条件、战略、机制及其目标等等。把握发展的内容，特别是把握不同时期发展的态势与趋势，抓住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将是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与根本途径。
中央为何提出科学发展观
2月16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的开班式上，中央领导高屋建瓴地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央党校科社部副主任王怀超分析说，改革开放后，中央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并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又制定了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十五"计划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各地在实践中大都还是把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的核心，客观上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视不够。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深刻地指出：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从"九五"以来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消耗一度下降，但近两年有的地方却出现了旧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回潮的势头。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所加 2 剧的。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城市里也有两三千万居民生活水平较低。怎样才能让城市和农村中生活困难的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光是追求GDP的指标，它还应包括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文化生活和精神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需要我们转变过去的发展观念。
再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了过去各种经验教训后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如建立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农村义务教育等，然而这些好的做法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有所流失。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一些新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对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水平，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要求。去年非典疫情的突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我们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要求来做。另外，过去由于过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造成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我们提出要实现两个战略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九五"到"十五"期间，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从最近两年的发展情况看，良好的局面又出现了一定的恶化。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要走降低能源消耗的路子，靠高投资、高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使我们有条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许多社会发展问题，如科技进步、教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改善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过去在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其他方面很难顾及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小康，国家的财力和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长，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水平，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解决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
可以说，新的发展观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符合当代中国国情；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对全球、对人类的负责态度。如果将这一发展观付诸实践，将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将对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应有之义
专家们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不意味着发展经济已退居次要位置，更不意味着经济建设不重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昭示我们：经济发展虽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却是发展的核心内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没有过去20多年的高速增长，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是以经济持续发展为基础的。我国20多年来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更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GDP是全世界通用的重要经济指标，具有综合性和简便易行的优点，也有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结构和质量、不能反映人们实有的福利水平的缺点，而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经济不发展天下不会太平，社会问题不解决也不可能长治久安，甚至会酿成严重的危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发展。相反，解决社会问题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告诉记者，过去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不是真正的发展。一些地方的领导眼睛只盯着GDP的增长，争当"GDP书记"、"GDP市长"。GDP固然重要，但一个地方GDP增长很快，同时"三无（土地、岗位、保障）"农民大量增加，怎么能叫发展呢？如果我们不注重"三农"问题，不注重农民的收入问题和生活状况问题，很可能最后会落到"拉美陷阱"里头去。
陈锡文对他去巴西考察的那次经历感受至深。巴西农业部给他提供了三个数据：巴西2002年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到国民人口总数的34%。一边是现代化，一边却产生了那么多穷人；有增长、无发展，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拉美陷阱"。
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深刻地警示我们：既不能以经济发展代替社会发展，也不能因为强调发展的全面性而否定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更不能否定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中心。我们必须在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基础上，来统筹各方面，促进全面发展。之所以要这样，从根本上说，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发展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改变落后、赶上先进的问题。据专家测算，如果美国年增长率为3%，中国年增长率为8%，那么中国需要68年才能实现人均GDP与美国相当；如果美国增长率为4%，中国增长率为7%，那么中国需要118年才能赶上美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是发展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物质的快速增长，其他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目标就很难实现。
五个统筹的实质与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一是全面发展； 4 二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所谓协调，就是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所谓可持续，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王梦奎指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个统筹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我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将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问题，现在是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更要注重从"农"外找出路，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下一步的经济改革，要着眼于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国家政策要对解决"三农"问题给予更大支持。
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保持比较发达的地区快速发展的势头和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是国家的既定政策。地区差距不仅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也表现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还表现在省、自治区内部地区之间。地区差距问题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发展领域存在的问题，许多同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保障、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领域有其特殊性，政府必须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不能简单地提"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目标和口号。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质，是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资源约束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能力。从古代的屈服和崇拜自然，到产业革命以来大规模征服自然以至破坏自然，发展到现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的实质，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现在面临着和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过去在封闭经济、进出口很少、外汇短缺条件下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需要改革，许多经济观念也需要更新。目前，适当增加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引进先进技术是有好处的。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我们追求的是"双赢"局面。贸易摩擦是任何经济贸易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要用平常心看待这一问题。
王梦奎进一步指出，真正做到这"五个统筹"，还有赖于制度的创新，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五个统筹"是从全国总体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实践中，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各异，统筹协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在重要文件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郑新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的中心就是要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享受的需要。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区域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基本生存的需要早就满足了，像上海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7.2%。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样，人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我们要努力满足13亿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同时还要看到，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更有力地体现群众利益。
其次，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只是经济的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了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另外，注重以人为本，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具体体现在为群众切实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上，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应该看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做好了、做扎实了，我们就能凝聚起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我们一定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个道理，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通过发展经济，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尺度。
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实现五大转变
专家们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努力实现五大转变：
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当前，存在于某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干部头脑里的发展观念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 6 "，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借"统筹"之名搞新的形式主义，如有的打着"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的幌子，动辄提出搞什么"国际一流"、"超一流"，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有的热衷于贴"标签"、炒概念，以口号代替对"五个统筹"的具体贯彻落实。这些情况表明，转变发展观念仍然十分艰巨。
二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二是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加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形成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三是要以科技进步为支撑。
三要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改革：一是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二是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三是要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四是要推进劳动就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创造条件。
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抓紧建立对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的新的指标体系，不应仅仅考察GDP的增长，还要同时考核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五要进一步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在实践中形成新思路，在群众中寻求新办法。要着力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惟其如此，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在实处，才能真正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其本质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始终紧紧抓住这个主题，抓好这个第一要务，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始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我们党对于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强调发展是基础，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是主题，是硬道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再到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是 7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主题的认识。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明确了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科学发展观。
要把握新的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正确把握发展的本质。综观世界的发展理论，其核心是对发展本质的认识问题。国外发展理论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三代不同的发展观，即第一代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第二代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加社会变革的发展观，第三代把发展等于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特别是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在发展本质认识上不断取得进展，并对发展有了新的更为科学的概括，即发展是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科技进步为动力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发展观，之所以称得上科学，主要是因为：它既不同于把发展视为无质变的经济增长的西方第一代发展观，又不同于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变革的西方第二代发展观，还不同于较抽象谈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西方第三代发展观，而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这不但突出了发展的本质，而且坚持了“一个中心”，强调了“两大动力”，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三大基本特征。在这里把握了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把握了发展的本质，就从根本上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国家的主题、人民的愿望，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要把握新的科学发展观，还必须正确把握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内容是由发展的本质和对象决定的，发展的水平则是由一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按照当前国内外的发展背景与环境，发展态势与趋势，特别是《决定》的判断和要求，新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基本点：一是从发展的概念而言，是坚持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量变扩张及其质变提升相统一的发展；二是从发展的本质而言，是坚持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三是从发展的社会角度而言，是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共同发展；四是从发展的主要对象而言，是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五是从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是坚持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发展；六是从发展动力而言，是坚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发展；七是从发展的效果而言，是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八是从发展的趋势而言，是上述各方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此外，还要把握发展的内容，诸如发展的动力、条件、战略、机制及其目标等等。把握发展的内容，特别是把握不同时期发展的态势与趋势，抓住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将是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与根本途径。
到底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个重大的实践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呢?从近来专家和媒体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和文章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清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脉络。
l、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提出，宏观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的不协调、非典的袭击、去年上访人数骤增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三方面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五点论断
“科学发展观的五点论断”对科学发展观作了重要的理论总结，该文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是：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指导下，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和一切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对胡锦涛同志关于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的重要讲话的正确性的概括阐述。该文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则对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人民性作了概括阐述。以下是该文的重要观点：
科学发展观的五点论断
（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
（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
（四）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是：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指导下，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和一切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五）科学发展观的终极指向是：促进生产力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使之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增进社会和谐，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所以，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为提纲挈领的理论。
最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形成“支撑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择善而固。从而使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由偶态变为常态。
9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的高度统一
一般地说，发展观必须回答为什么发展（发展的目标和归宿）、发展什么、靠谁发展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对此，胡锦涛同志作出了系统而精辟的回答：“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一论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因而是真正科学的发展观。
真理观和价值观：科学发展观的双翼
科学发展观既包含着真理因素，又包含着价值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一贯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同时又主张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这两个出发点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旨在揭示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获得真理性认识，是个真理观的问题；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两个出发点之间，即真理观和价值观之间，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因为只有通晓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了客观真理，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也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才能毫无偏见地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准确无误地把握客观真理。毛泽东总是强调，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任何真理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任何错误都是有害于人民的。他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共产党人一切言论的“最高标准”。为此，他坚决批评一切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指出：“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3页）毛泽东把是否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解决群众的问题，作为区分共产党作风和国民党作风的标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 10 观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才能随时纠正不良倾向，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
把真理观和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原则运用于发展问题，首先就要求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思考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为只有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才能公正无私、毫无偏见地揭示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才能确定发展什么、怎样发展。非科学的发展观往往与不合理乃至不正确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相联系，在发展问题上出现偏差，找不到发展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既脱离客观实际，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所导致。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以它才能够提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找到发展所要依靠的力量——最广大人民群众。
发展观上的对立根源于生产方式
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人们是自己观念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受着自己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按照这个原理，发展观作为观念的东西，它的形成要由相应的物质实践活动方式即生产方式来解释，否则就看不清其实质。
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决条件。这里的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个区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两条道路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发展观上的对立。
马克思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矛盾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尽管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观念，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一旦着眼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个观念所固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就昭然若揭了。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为此，有人带着伤感主义的情调责难他只注重生产而不重视人，似乎这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念问题。而马克思则肯定了李嘉图的诚实的“科学”态度，认为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从价值观上看，坚持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并不是李嘉图个人的观念问题，它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才会主张为生产而生产。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也要秉承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观，重复西方走过的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民族可以跨过 11 “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以人道的方式汲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20世纪的中国没有失去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历史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和巨大成功之后，我们才终于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发展观。进言之，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结果，它归根到底是由我们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邓小平就曾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后果。而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就是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我们还可以从对生产力这个概念的理解上来进一步说明两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观的区别。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有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客体因素指的是劳动对象和工具、手段。科学技术必须有物质承担者（工具、机器、设备等）才成为现实生产力。生产力的主体因素即劳动者。科学技术为劳动主体所掌握，实际成为生产实践的现实要素，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而生产力不论在客体形态中，还是作为主体的生产力，都是由量和质两方面组成。生产力的量的方面是指可以用量化标准来体现的方面（如GDP）；生产力的质的方面是从是否有利于人本身健康、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的那些方面。例如，生产的技术设备是否有效地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汽车的装置是否解决了破坏环境的废气问题、噪声问题等等。在资本的逻辑中，资本家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仅仅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交换价值（即谋取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生产力的量的增长。对于资本来说，生产即使损害了劳动者的健康（如过劳死）、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导致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屡屡发生，造成劳动者的大量伤亡，也毫不感到惋惜。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势必导致过度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有损于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然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统一考虑生产力，这就把唯物史观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念与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注重发展生产力，二者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以及是否会导致和加剧两极分化。而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与资产阶级的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发展问题在时代坐标上的定位
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坚持唯物史观，就要客观地正视社会基本矛盾，敢于和善于揭示社会基本矛盾，并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看问题。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化和复杂化的时代，坚持唯物史观，更要注重从全球战略的观点，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发展问题，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和平与发展（即东西南北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个命题为我们观察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深刻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时代坐标。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从政治角度看是和平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关系（即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世界基本矛盾出发看问题。资本的全球化，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派生出诸多矛盾，除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外，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超级大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归根到底都归结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即东西南北关系问题。和平问题即东西关系问题，是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政治前提。发展问题即南北关系问题，这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发展，而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的格局中的发展。
“东西南北问题”的提法，是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最新概括。在当代，没有哪个问题比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更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西南北问题是最大的全球性问题。环境破坏、能源危机、人口膨胀、战争问题、恐怖主义等都是全球性问题，但“东西南北问题”是所有这些问题总根源，所有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东西南北问题”的解决。而在“东西南北问题”中，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又更为根本，它是解决东西问题以及其他矛盾的关键。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不仅南北涉及到的所有问题必须靠发展来解决，而且世界的和平也不能依靠发达国家的同情心和善良，不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国际力量的平衡和相互制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从东西南北这两个基本矛盾出发，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坐标看问题，就不可能理解发展问题对我们民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不可能理解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意义。从东西关系看，科学发展观就是和平发展观；从南北关系看，科学发展观是第三世界的发展观。
总而言之，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产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对历史认真负责的 13 态度，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自身发展权的伸张和维护。（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 ——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的形成与演进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提出，标志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理论的形成与确立。科学发展观，作为具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关于发展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乃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理论的哲学思想基础。新发展理论，是以发展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表现形态，其体系架构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观察当代发展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第二，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的新概括、新结论；第三，关于发展的具体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战略设计。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这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构成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的基本内涵。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理论的形成过程，是以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为起点的。邓小平从中国基本国情和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把发展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继承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学说，提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框架。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强化并扩展了发展这一主题，凸显了“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在价值取向上的提升和向普世性发展理念接轨的重要标志。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系统地概括、凝炼和推进了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论，把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进程，也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发展观的形成和演进过程。邓小平为促进中国发展，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是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论。江泽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集中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领导力量问题。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关于党的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一个发展的问题。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为总题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上，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上，从中国走向世界、汇入时代潮流的大趋势上，集中地提出和解决“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使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论具有了更加鲜明而系统的表现形态。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也是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
（一）对发展这一主题的确定、阐释和认识的深化。
邓小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明确地揭示和规定了 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是发展。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善于“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对新时代的特征、趋势等的综合考量上确定“发展”这一主题的，并且特别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并扩展了“发展”这一主题，强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提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战略任务，大大开阔了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视野。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从时代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三者的统一上，把“发展”这一主题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高度，提升到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确立了观察发展问题的两大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原则，并以此为核心全面确立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发展理论。
（二）观察发展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
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的精髓，即它的哲学思想基础，它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即发展哲学思想，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关于实事求是的科学世界观。毛泽东制定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高度评价、坚定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世界观，并在新的条件下引出了新的观点和结论，作出了新的阐释：突出了解放思想的内容和要求，强调必须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突出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并对这“三大标准”的思想作出了新的阐释；强调观察发展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又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时代思维、改革意识、开放观念，并以其独具特色的社会改革开放观为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增添了新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强调观察中国的发展问题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着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科学发展观同样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点，强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更加集中地、鲜明地把这一世界观运用于观察、解决发展问题上，突出了社会矛盾的协调性、社会关系的和谐性、社会发展的全面性的观点，以及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同尊重自然运行规律的一致性等思想。
关于以人为本的崇高价值观。邓小平不仅高度重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世界观，而且重视并凸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提出了有名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评价标准的思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者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发展的成败的评价标准；他提出的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强调经济发达与社会公正的统一，将共同富裕这一价值目的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目的论、社会主义价值论；他关注人的发展、人民利益的实现、人民需要的满足、人民素质的提高，强调“人是目的”与“人是关键”这二者的统一，强调“人民为本”的价值理念、价值 15 原则。江泽民坚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他提出的“三个代表”，集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价值承担和价值诉求；他在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更加重视社会的公正和全面进步，并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任务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区域发展和生态环境各个方面；他明确地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继承邓小平的“人民为本”的价值观念和江泽民强调的“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明确地、集中地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推动发展的价值观念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根本转变，并且从人是根本目的、人是根本动力、人是根本尺度的统一上界定“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从全面满足人的需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全面发挥人的才能的统一上确定“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求我们观察、解决发展问题努力做到合目的性，这个目的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即共产主义的理想。
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论。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邓小平重视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指导思想的统筹兼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统筹兼顾。他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实行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同时又强调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各领域建设的协调、互动关系，坚持全面性，防止片面性；坚持社会公正，防止两极分化；坚持普遍繁荣，防止区域失衡；坚持发展与稳定的统一，在发展基础上求稳定，在稳定环境中求发展。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导思想的统筹兼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思想方法。胡锦涛进而强调以人为本的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提出了著名的“五个统筹”，将统筹兼顾的视野从社会与区域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扩展到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提出执政党和政府要努力增强统筹兼顾的“五大能力”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六个本领”；强调统筹兼顾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指导原则。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提出和阐发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统筹兼顾的方法论，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新发展理论的哲学思想基础，即观察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新认识、新概括。
这是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架构的第二层次，即关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的结论，包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概括。
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与创新。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问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近三十年的实践与理论的探索，取得了逐步深化的伟大的思想成果。①关于中国社会现处历史阶段的问题。邓小平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中国的国情作出了冷静的科学的判断。其后，我们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历史任务、发展趋势等作出了日益深入和全面性的认识。②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 16 的深化。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经济发达与社会公正的统一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的上把握和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使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认识，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高度，向前推进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即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是在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和过程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认识的深化。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我们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又是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质和特征，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作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等一系列论断，认为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的政治特征，我国政治改革开放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其后，我们按照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坚定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了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论断、新机制、新举措。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特征论，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精神文明。其后，我们不断推进和深化对社会主义文明特征的认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论断，将“两大文明”扩展为“三大文明”；进而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论断，强化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我们不仅要建设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要建设好社会文明（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进步的社会，也是全面文明的社会。总之，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等问题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论断，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时代转变，确立了生机勃勃的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创新。在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与时俱进，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开拓了党的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发展“关键在党”，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任务，就党的执政体制、领导体制的改革和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及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的问题，从阶级性、人民性、民族性的统一上，从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出了“三个先锋队”的新论断；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发展的着力点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要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 17 学发展观，实现了党的执政理念的新的与时俱进，加快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作，提出了执政行为的道德规范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行为的制度规范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行为理念和行为规范上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创新。邓小平对时代的新特征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指出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强调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观察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是时代的重要特征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其后，我们以邓小平强调的世界眼光、时代思维继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时代和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新特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新情况、新特点，对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类文明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等重大问题，引出了新的结论，作出了新的判断，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这些普遍性规律深化认识取得的新的思想成果，构成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
（四）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战略设计。
围绕发展这一主题，坚持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基于对上述“三大规律”的不断深化的认识，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战略设计，是当代中国新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近三十年来，我们在具体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路子的选择，推进了社会政治体制包括民主法治、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作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体制改革的新安排，部署了对内对外两个开放相统一的新格局；我们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的战略设计上，确立并深化了“三步走”的发展步骤，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举措，提出并制定了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和措施。这些，属于新发展理论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层面，它和哲学思想基础、普遍性规律结论两层次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新发展理论的整体框架。
第三篇：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单元 中国古代思想宝库
一、课标要求及解读
1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孔子的思想及其评价:
(1)政治思想：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和“礼”。
①“仁”即“仁者爱人”
②“礼”就是要“克己复礼”。“礼”指西周时的名分等级制度。实现“礼”，就要“正名”，做到贵贱有序、名正言顺。
③“为政以德”，在以“德”、“礼”治国的同时，逐步改良政治。
(2)哲学思想：“敬鬼神而远之”，优先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
(3)教育思想：办私学。教学对象——“有教无类”;教学方法——“因材施教”; 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当仁不让于师”;
学习方法——“温故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4)文化典籍：整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
(5)评价：
①“仁者爱人”具有积极性，“克己复礼”具有保守性。
②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③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④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推崇为“圣人”。 ★孟子的思想及其评价
(1)思想: ①思想核心：仁政学说;②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人性本善;③民本思想：民贵君轻;④精神品格：养浩然之气和重义轻利
(2)评价：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被尊为“亚圣”;《孟子》一书在唐代被当作经典，
在南宋被列为四书，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荀子的思想及其评价
(1)思想:①“天行有常”与“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思想;②“性恶论(但教育可使人
由恶变善)”;③ 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治国思想。
(2)评价：荀子的思想杂取百家，是战国思想集大成者;对中国哲学具有深远影响;但在很长时期被视为儒家异端。
★百家争鸣出现的历史条件
①社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面临剧烈的社会大变革
②物质基础：铁器和牛耕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③阶级条件：社会变革导致阶级关系变动，不同阶层的思想家分别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 ④政治条件：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没有一统的思想形态，各国基于争霸战争和政治需要，
纷纷网络人才，养士成风，宽松的局面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环境; ⑤文化条件：私学兴起，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局面，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士人阶层
壮大、活跃。
2. 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①汉朝面临王国问题和匈奴威胁，道家无为思想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②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统治者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开拓大一统事业;
③董仲舒对儒家的改造适合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
★董仲舒新儒学的来源、主要观点及作用。
(1)思想来源：汉代的儒学已经不同于先秦儒学，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
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
(2)思想主张：董仲舒新儒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
治。因此人君必须遵循天道，实行仁政。(君权神授,天谴论)
(3)作用：这种新儒学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有积极的作用，“天人感应”学说对于限制君主
权力过度膨胀也有一定的作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意义。
①适应汉武帝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加强中央集权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这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②儒学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③儒学从此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3. 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
★理学形成的历史原由：
①魏晋南北朝 时期佛、道思想盛行，儒学地位动摇。
②唐宋时期，“三 教合一”潮流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③为了重兴儒学，回答“三教合一”氛围下人们在世界观等方面提出的问题，唐宋儒者吸收佛、道哲学思想，改造儒学。
★代表人物：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朝——王守仁(王阳明)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主要思想观点。
(1)程朱理学：
①“理”是世界的本原，是万物遵循永恒不变的普遍原则，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道德伦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②要把握“理”，通过“格物致知”，通过接触世间万物，体会各种知识以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最终贯通明“理”。
(2)陆九渊的心学：提出“心即是理”，认为“理”不需要到身心以外的事物上去寻找，“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提出“发明本心”，即通过内心反省以求“理”。
(3)王守仁的心学：
①思想核心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
★历史影响：
①理学是宋明时期的儒学主流，其实质是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新发展。
②宋明理学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③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调节、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又凸显人性的庄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
4. 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主张，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的主要观点
(1)鞭挞程朱理学，否定孔孟权威。
(2)抨击道学伪善，强调个性发展。
(3)提出“万物皆生于两”，源于矛盾着的阴阳二气，并非生自“三纲五常”的天理。从根 本上否定了“天理”的存在，摇撼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思想批判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内容
时代背景：明清时期，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封建制度日趋没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并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被敏感地反映出来，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
主要内容：
(1)经世致用思想：
(2) “工商皆本”的思想。
(3)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
①指出君主专制是弊病的根源，揭露专制帝王的罪恶。
②区分“亡国”与“亡天下”;
③提出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其中最主要的观念是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构。
第四篇：幼儿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与体育教案
字体：大 中 小 2014-12-01 10:09:00
公告：
[课题名称]第六章 幼儿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与体育 [教学目标与要求]
1、掌握运动技能的含义及其与幼儿身心发展的关系。
2、明确幼儿运动技能的发展及其运动技能形成的过程。
3、掌握促进运动技能形成的体育措施。
[教学重点] 重点：幼儿运动技能发展的规律 难点：运用规律指导幼儿运动技能的形成 [教学课时] 4课时(理论) [教学方法] 讲授法、演示法、自主探究法、案例分析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第一节 运动技能与幼儿身心发展
1、内容导入：
复习旧知识：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哪几层?
2、引发幼儿学习动机的措施有哪些?
运动技能是通过不断的练习而形成的一种活动方式，它不仅促进幼儿身体机能的增强，也能够提高幼儿的心理机能的发展。运动技能是幼儿需要掌握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揭示内容 1.运动技能
运动技能有时也称作操作技能、动作技能，是由有组织的、协调而统一的肌肉动作构成的活动，表现于迅速、精确、流畅和娴熟的身体运动之中。从穿衣、写字、走路这些比较简单的活动到操纵机床、飞机等器械的复杂的活动，都包含着运动技能。当各种动作被组织起来并构成了一个连贯性的、整齐的、有明确时间性的完整动作时，可认为是形成了运动技能。 在理解运动技能的含义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1)运动技能是有组织的、协调的动作系列而不是任意的动作的组合
运动技能与一般的随意做出的动作有所不同，它是将各个动作按照一定的顺序及其要求组织起来，使动作表现出精确性、协调性、稳定性等。 (2)运动技能是习得的而不是先天的本能
运动技能是在不断练习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先天的本能活动。这意味着运动技能是需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因此，教育尤其是体育在培养幼儿的运动技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分类：
(1)细微型运动技能与粗放型运动技能
这是根据动作的精细程度与肌肉运动强度不同而进行的划分。细微型运动技能主要靠小肌肉群的运动来完成，如穿珠子、使用剪刀等;粗放型运动技能主要靠大肌肉群的运动来完成，如跑步、跳跃等。
(2)连续型运动技能与间断型运动技能
这是根据动作的连续与否而进行的划分。连续型运动技能由—系列的连续动作构成，如骑车、跑步等;间断型运动技能由一系列不连续的动作构成，如打鼓等。
(3)闭合性运动技能与开放性运动技能
这是根据动作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的不同而进行的划分。闭合性运动技能主要依赖幼儿身体的内部反馈信息进行运动，不依赖外界环境，如体操、舞蹈等。开放性运动技能需要根据外界环境变化来做出适当的动作，对外界信息依赖程度较大，如球类技能、骑车技能等。
(4)徒手型运动技能与器械型运动技能
这是根据操作对象的不同而进行的划分，徒手型运动技能主要通过幼儿的自身运动来完成，如做操、跳徒手舞蹈等。器械型运动技能主要通过操作器械来完成，如拍球、弹琴等。
三、内容强化 3.运动技能的作用
(一)促进幼儿体格的健康发展
运动技能对于幼儿身体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使幼儿身体承受适宜的生理负荷，从而使机体在形态结构和机能上得到一定的完善与提高，以达到促进幼儿身体正常的生长发育和机能的协调发展、增强幼儿体质的目的。运动技能对幼儿身体影响较大的是运动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
运动技能的形成过程对生理机能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促进幼儿的四肢得到充分运动的机会，使骨骼和肌肉健康发育，体型端正，身体姿势更为正确优美，也促使幼儿的各个器官系统的新陈代谢及其协调发展，使脉搏、血压、肺活量等指标随运动技能的形成以及年龄的增长而符合标准。
(二)促进幼儿的心理发展
幼儿运动技能的协调发展，保证了幼儿的基本活动能力和基本生活能力的形成事各种活动、发展心理机能提供了保证。下面从认知和个性两方面分别论述。 (1)促进认知发展
健康的身体以及协调发展的运动技能为认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首先，适当的运动技能的训练有利于提高大脑神经系统的工作效率。脑是人体活动的总控制中心，一方面指挥身体各部分的活动，另一方面通过身体各部分接受环境中的刺激，将有关信息进行综合、加工、处理，并再发出指示。人在进行活动时，大脑的相应部位的神经细胞受到刺激，使之不断发达，大脑皮层的工作能力不断改善和提高，这就为进行各种认知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其次，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的外部动作是人的内部认知发展的起点，儿童的内部思维活动是外部活动内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儿童最初是通过动作来作用于环境、来展现其心理活动的，通过多次的操作活动，幼儿能够将自己的动作与动作产生的结果(即反馈信息)联系起来，形成感知水平上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即形成认知。随着活动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运动技能的形成，对事物的认知越来越丰富、全面。
再次，由于运动技能的形成过程中经常伴随着对事物的认识，如要记住身体各部位的名称、玩具、或运动器械的名称和玩法等，这也需要进行观察、理解、对于变化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反应等，这些都离不开幼儿积极的认知活动。训练幼儿运动技能的同时，也促进了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注意力等认知能力的发展。
(2)促进健康个性的发展
幼儿期是自我意识的萌芽时期，也是个性形成的最初时期。由于幼儿运动机能的不断增强，这为他们独立活动、扩展活动的范围都提供了基础，对个性的形成也具有积极影响。一般而言，身体活动能力强的幼儿，做事抱有较强的自信心，能不依赖他人的帮助而独立地去尝试某些新的事情，行为较积极和主动，经常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探索精神。相反，身体活动能力差的幼儿，常表现出自卑感，缺乏自信心，行为消极、被动和退缩，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且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
运动技能训练可以使孩子保持愉快的心情，能使孩子形成活泼、开朗、乐观向上的性格;能培养幼儿坚强勇敢的品质和顽强的毅力;能够促使幼儿克服自己的冲动，学会忍耐，具有责任感、竞争心、进取心等。各种运动技能的训练与培养为幼儿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良好的个性品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
四、内容小结
共同回顾本课内容全篇。
五、练习
1.复习全课内容，并预习103-105页 2.完成课后练习作业。
第二节 幼儿运动技能的发展
一、内容导入
复习旧知识：运动技能?分类?作用? 通过《幼儿运动技能的发展》图表来学习幼儿身体运动技能，如：走、跑、跳跃、平衡、投掷、钻爬及手部运动技能的发展情况。
2、安排学生小组讲课
幼儿期的运动技能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手部的精细运动技能，另一是全身性的身体运动技能，这与前面所划分的细微型运动技能与粗放型运动技能相对应。幼儿的身体运动技能发展得较快，而手指和手腕等小肌肉发展较慢，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学会恰当地控制手的动作。不少幼儿要进人小学后，才能协调手腕和手指的动作。所以，幼儿运动技能的发展有一定的顺序与进程，前一个动作往往是为发展下一个动作打基础、做准备的。运动技能的发展是幼儿身体发育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显示出幼儿身体机能发展的是否理想。 一般来说，不同时期的幼儿应完成如下一些基本的活动：
3—4岁的幼儿：能用交替步下楼梯;能单脚跳着走;能从15—25cm的高度往下跳;能双脚立定跳远;能灵活投球;会翻跟斗。
4—5岁的幼儿：两脚能轮换着轻轻地跳着走;能短时间闭目单脚站立;能从30cm的高处跳下来。
5-6岁的幼儿：能助跑跳过不少于50cm的宽度;能绕弯跑步;能单脚跳着走;能接球。 从上述动作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幼儿的运动技能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身体活动的速度、灵活性、柔韧性、目测力、平衡能力、力量和耐力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实际上也与幼儿不断的游戏、练习等实际活动密切相关的。
三、练习
1.复习全课内容，并预习105-113页 2.完成课后练习作业。
第三节 幼儿形成运动技能的过程
一、内容导入
复习旧知识：运动技能的发展?
对于幼儿来讲，运动技能的形成与发展不是自然而然发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阶段，经过反复的练习才有可能掌握。一般来讲，要经过定向、模仿、整合与熟练四个阶段。
二、安排学生小组讲课 1.定向阶段
在掌握某种运动技能之前，先形成掌握这种技能的动机，了解动作结构，在头脑中形成这种技能的一般的、粗略的表象。这就是运动技能掌握的定向阶段。
定向阶段是幼儿掌握运动技能的必要前提。在具体学习某一运动技能之前，应让幼儿了解这个运动技能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有多少步、每步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如强度、幅度、方向与频率等)，每步之间的关联和顺序。也就是说，在头脑中对要学习的运动技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幼儿在定向阶段虽然并没有实际地做出或练习运动技能，但并不能因此忽略或取消该阶段。因为定向可以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动作表象，而这些表象在以后实际的活动中又可以调节、控制运动技能。这就要求教师要准确地讲解与示范，使幼儿建立清晰、准确的表象。
2.模仿阶段
模仿指实际再现出动作方式或行为模式，即做出所看到的动作。模仿是在定向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没有第一阶段的定向，那么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是机械的，或者是盲目的。 由于运动技能最终表现为一系列的实际动作，因此，如果仅在头脑中了解这种活动结构，而不去实际的操作，那始终是纸上谈兵，也不可能形成运动技能。
通过模仿，可以对头脑中的动作表象进行检验、充实或修正。另外，模仿还可以加强幼儿的动觉感受。动觉是一种反映身体各部分运动和姿势的内部感觉，如优秀的运动员在运动中的力量感、距离感、球感等等，都是各种形式的动觉。动觉在运动技能形成中可以调节、控制动作的进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控制机制。虽然在幼儿期要掌握的运动技能很简单，但也同样存在着动觉，因此，也是需要训练的。通过模仿，幼儿可以获得初步的动觉体验。 在模仿阶段，幼儿运动技能的主要特点是：动作的稳定性、准确性、灵活性较差，动作较迟缓，不够协调，常有顾此失彼的现象，不能够把分解动作联结成整体，动作的顺序常出现混乱，难以有效地分配注意。
整合阶段
整合就是把个别动作结合成连贯动作的过程，使个别动作一体化。由于学习者在模仿阶段只是初步再现、作出一些动作，故动作的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通过整合，一方面动作水平得以提高，动作结构趋于合理、协调;另一方面，幼儿对动作的有效控制逐步增强。因此，整合是运动技能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它是从模仿到熟练的一个过渡阶段，也为熟练的运动技能的形成提供保证。
由于整合是动作由模仿到熟练的过渡阶段，所以其动作特点也体现了这种过渡性。表现在动作有一定的精确性、灵活性，还不稳定，经常随外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各个动作之间趋于协调、连贯，相互干扰以及多余动作减少;动觉体验增多，依靠动觉对动作进行控制的能力有所增强。
熟练阶段
熟练指所形成的动作协调、准确，达到完善化和自动化。熟练是运动技能形成的高级阶段，也是运动技能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熟练的运动技能为幼儿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应对困难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处于这一阶段的运动技能的主要特点是：尽管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幼儿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灵活的、准确的动作;各个动作之间的干扰消失，衔接连贯、流畅，高度协调，多余动作消失;主要靠动觉来控制活动，能准确地觉察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根据变化来调整动作。
一二阶段实际再现出动作方式或行为模式(做出所看到的动作); 二三阶段把个别动作结合成连贯动作的过程(个别动作一体化); 三四阶段动作协调准确(完善化、自动化)
三、练习
1.复习全课内容，并预习106-113页 2.完成课后练习作业。
第四节 促进动作技能形成的体育措施
一、内容导入
复习旧知识：幼儿形成运动技能的过程?
体育是发展体力、增进健康、增强体质的教育，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体育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体育活动及卫生保健，以增强人们的体质;狭义的体育则专指在教育机构中进行的，保证受教育者的身体正常生长和发育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它是幼儿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幼儿智育、德育、美育的基础。
二、内容揭示
幼儿的运动技能主要是在实施体育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体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幼儿基本运动技能的训练。虽然幼儿的运动技能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但作为教育者，并不是放任地或听其自然地不做任何安排和计划，而是需要配合幼儿发展的需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必要的指导。因此应采取适合幼儿的体育方法，以在最大程度上发展幼儿的运动技能，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具体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五篇：五言诗的形成与发展
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教师中心稿)
内容提要
西汉，是五言诗的酝酿期，五言歌谣形式在这一时期日趋酝酿成熟。到东汉，文人们在充分吸收民间歌谣形式的基础上，开始了五言诗创作，班固的《咏史》标志着这一创作的开始。此后，经过许多作家的努力，至东汉末年，五言诗已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这个时期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这不仅奠定了建安文学的基础，而且成为诗歌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到建安时期，曹植父子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树立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占领诗坛的文学形式。建安以后，阮籍是第一个全力用五言诗创作的人，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开了大规模五言组诗的先河，成为五言诗上划时代的作品。西晋时期的藩岳在形式主义文风大盛的时代，在诗中保留了民歌的特色，推动了这一时期五言诗的发展。和他同时代的陆机对诗的工整的讲求，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比他们稍后些的作家左思。以称誉文坛的“左思风力”扩充了五言诗的艺术风格。他的《咏史》五言组诗是作家文学进入繁荣的标志。到了东晋。陶渊明以淳朴、自然的诗歌更进一步丰富了五言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把五言诗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一 、 五言诗的酝酿期
——西汉
五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四言诗风靡中国诗坛的时代，五言形式已开始萌芽，如《诗经》中的《父子露》和《北山》：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行露》
“„„或尽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劳，或楼迟偃仰„„”
到了春秋时期，楚国出现了《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虽然句句用韵，但较之前二者已完全脱离四言体，成为独立的五言诗 形。至西汉，类似的歌谣便多了起来：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使谁告汝”。
——《戚夫人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李延年《李夫人歌》
“上陵何美美称，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从为君笮。木兰为君濯，黄金错其间„„甘陵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
《铙歌?上陵》
“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树颠。古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撛”。
——成帝时民谣
到这时侯，五言歌谣形式无论其用韵方式还是语言表达形式，都较《孺子歌》一类歌谣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五言诗已经初具规模。当然就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五言诗，但由于它们表现出比较成熟的艺术技巧，而且由于字数的增加，在表情达意上呈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因而博得了文人学士的青睐，他们便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识地模仿，于是，五言诗便像一根幼苗在中国诗坛破土而出，并以它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为中国诗歌增添了不灭的光辉。
二
五言诗的成立期
——东汉
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当数东汉班固的《咏史》：
“三王德弥薄板，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这是一首写缇萦救父的短叙事诗。五言体式已完全具备，但其艺术水平较差。因此钟嵘批评道：“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初学写五言诗，技巧还很不成熟，这以后，五言诗写得较好的是张衡，他的《同声歌》用新婚女子自述的语气，表现了女子结婚以后事夫的情景，感情诚挚，辞采华丽，表达技巧有了明显进步;如“情好新交接，恐慓若探汤”比喻贴切、形象，将新婚女子的心理状态表露无遗。
到了东汉末年，五言诗逐渐兴盛起来，作家群也不断扩大，其中成就较高的有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这是留别妻子的诗，表达了夫妻之间深切的友爱之情。虽然缺乏社会意义，但感情诚挚凄恻，语言整齐优美，仍不失为五言诗趋向成熟期的好作品。蔡邕的《翠鸟》以鸟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逃仕网的心情。 炎的《见志诗》二首，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迈绝世的雄心壮志和贤才被抑不用的感慨。特别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篇末二诗，揭露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黑暗，其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从以上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班固起，作家们便不断吸收汉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手法的营养，用他们自己的努力，写现实的生活，抒发真实是感情，至东汉末年，把五言诗这种新型的诗歌形式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三 、
五言诗的成熟期
——东汉末年
五言诗的兴起，为叙事诗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五言体式的成熟，叙事诗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从《上山采蘼芫》《十五从军征》至《陌上桑》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薰妍绕》，再至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蔡琰的《悲愤诗》，其艺术表现技巧和思想内容的演进形式是明显的。尤其是《悲愤诗》以严谨的条理、真实的笔调，描写了作者颠沛流离的一生，把自己心情的痛苦，当时政治的离乱、社会的动荡飘摇以及广大人民的流离失所集中在一起，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代表了汉朝文人五言叙事诗的高峰，是五言诗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外，这个时期，真正称得上普遍意义上的成熟的作品是〈〈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一群无名作家创作的作品，是东汉末年大乱时代人民思想感情的表现，也是东汉末年社会黑暗现实的折射。总括起来，它表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写游子思归。如〈〈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
(二)写热衷仕宦。如“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回车驾言迈〉〉。
(三)写人生无常及时行乐。如此〈〈青青陵上柏〉〉〈〈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
(四)写朋友交情凉薄。〈〈明月皎夜光〉〉。
(五)主旨不明的。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成就：一是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同样的内容它可以用不同的手法表达，差不多每篇每句都是抒情的，而抒情方法则往往是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如《迢迢牵牛星》，写景而情在其中。二是能用平淡自然的语言表达出委婉生动的感情，能够把丰富的内涵
加入到简单的故事之中，做到了“深衷浅貌，语短情长”。(《古诗鉴》)“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自然过人。”(《四溟诗话》)。它还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内心活动。这些诗已不再是以前那种见景自然的天真活泼，而是一种澄澈的人生观照。不仅表情达意与《上邪》《有所思》大不相同，而且它的应用范围也较乐府诗广，成为读书人阶层用来抒情泄愤的形式。
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汉末文人不是处在社会的最低层.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他们既使对社会不满，也不能理解黑暗社会的实质和根源。因此，他们所写诗歌的题材是比较狭窄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但无论如何，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把五言诗体推向了高峰，并为建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转折点，这个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四、五言诗的发展巩固期
——魏晋
建安时期：这一时期，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作家打破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人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突破《古诗十九首》的局限，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保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的“建安风骨”。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占领诗坛的文学形式。
(一) 正始时代：五言诗歌发展到正始时期才突破了建安时期沿用乐府旧题的模式，脱离五言旧题，开始自立题目，这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黑暗，五言诗表现为隐晦难懂的形式。主要作家有阮籍：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他能够吸收多方面的影响，创造独特的风格，在五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五言诗歌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具体表现在：
1、 这以前的文人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只侧重写个人哀叹，而阮籍的五言咏怀诗是他整个人生感情的总汇，他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和象征手法，曲折地表现自己的苦闷和社会和黑暗，把五言诗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五言诗到了他的手上，成了坦率裸露心灵模式和文人学士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从此，诗歌从言志走向缘情。
2、 五言诗至阮籍完全脱离了民歌风味。《诗品》说“其诗源于《小雅》”，是很有道理的。
3、 阮籍开了大规模五言组诗的先河。
4、 他创造了“响逸啁远”的独特的诗歌风格。
5、 他以《咏怀》为题，对后世影响极大。
(三)、西晋时期：整个西晋文学在总体上是追求文辞华美，形式压倒内容的时代，这一时代，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是藩岳、陆机和左西。
藩岳是形式主义的代表，其大部分作品内容单薄，词藻华艳，但他的少数篇章以言情见长，如《悼亡诗》，保留了民歌的特点，这在浮艳华靡之风盛行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它为五言诗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陆机和藩岳一样，也一味追求形式的华美，讲求语言的过分加工和深奥，对后世影响较大，但他对诗的工整的讲求，在五言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他，中国诗歌可能只满足于汉魏古朴直爽的诗风。
敢于和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顶风逆浪的是左思，他是个志高才雄，胸怀旷迈又有反抗精神的人，因此它的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这显然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
他前期的代表作品《咏史》八首“创咏史之格，开咏怀之境”，在咏史中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进而通过咏史，批判不合理的现象和制度，抒发同时代、同阶层人悲愤难抑的呼声，可称为咏史诗上的里程碑。他的这八首《咏史》诗开了中国五言组诗的先例，这不仅有助于深刻而完整地表达诗人的情感，而且也是作家文学进入繁荣时期的标志。
从他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建安以来文学技巧的进一步发展，诗中用对偶，也用词藻，但由于裁剪得当，严格地为表现内容服务，使得风力内充，一点没有冗沓平弱的感觉。他的诗不只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艺术表现也更为圆熟了。
(二) 东晋时期：这一时期，玄言诗占据了文坛，使文学在内容上严重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失去了现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给五言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
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 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