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奢靡之风典型案例
奢靡之风典型案例
卧牛吐镇奢靡之风典型案例
X年X月我镇党政领导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展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大家查摆“四风”问题，深挖思想根源，明确整改措施，起到了红红脸、出出汗、加加油、鼓鼓劲的效果。
魏尚斌书记带头，各位领导班子成员先后进行了自我对照检查发言，开展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言中，大家分别以反对“四风”、服务群众为重点，不穿靴戴帽，不云山雾罩，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真刀真枪，无所避讳，讲出了真话，讲出了辣味。
在会上我镇某领导干部深刻检查认真对照，查摆自己在“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以自身问题为例，警示大家。
xx领导：“通过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认真的查摆了自己在四风方面的问题，积极对照检查并加以改正。但在前几年的工作中在奢靡之风方面确实存在了一些问题，我自己总结了两条。
1.办公室面积超标问题。那时心里存在办公室的大小是权力的象征的不正确想法，现在明白了权力的大小是在为百姓办了多少事，为乡镇发展做了多少贡献等方面体现的。 2. 设施追求高标准，开展活动追求高档次。 我镇其他的领导干部也就自己在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自查，问题总结如下：
1. 有时会产生羡慕人家吃的好、喝的好、穿得好、用得好的心里。
2. 缺乏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作风。 3.有攀比心里， 案例分析
奢靡之风之所以盛行，既有认识上、心里上的原因，也有个人修养、制度环境方面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认识误区。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了，艰苦奋斗已经“过时”、“老土”，没有必要再倡导艰苦奋斗。实际上，这是官场的一种陋习，是变相的送礼、给好处。认识上、思想上存在误区，奢靡之风就如影随形。
2、攀比心理。有的党员干部羡慕同事、他人日子过得滋润、潇洒，不甘寂寞和清苦，置党和政府形象、个人前途于不顾，企图通过非正当途径过上奢华生活，甚至追求向往骄奢淫逸的生活。
3.制度执行不力。为预防、遏制奢靡之风，有关部门早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要求公务接待坚持“有利公务、简化礼仪、务实节俭、杜绝浪费”等原则。不少人没有养成遵守制度的习惯，存在“法不责众”的意识。有制度而不按制度办事，制度的威慑力未能释放出来，这是导致奢靡之风盛行的重要原因。 整改措施
(一)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生活观。一是借助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开展，展开我镇全体机关干部自查自改、边查边改、立行立改活动。教育和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把“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观念牢记于心。二是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影片和廉政建设警示片，直观、全面地感受革命先烈在艰苦的岁月中克服万难、战天斗地、“理想信念高于天”的崇高精神。
(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并抓好落实。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对出差、接待等费用标准予以重新明确并严格执行。在出差、接待等方面凡有超标准现象，超出部分由本人承担，单位只报销规定标准范围内的费用开支。
(三)在承办局机关各项会议会展活动时，坚持“节俭办活动、能省则省”的原则，摒除追求形式主义、追求场面豪华、讲究面子等惯有思想，把好预算关、执行关、核销关，切实改变会风会纪。 整改效果
通过学习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观看先进事迹影片的形式，让我镇全体机关干部感受因生活腐化堕落、丧失理想信念而沦为阶下囚官员的悲剧人生，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牢记使命，时时处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自觉抵制各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篇：奢靡之风[定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先生已经论及“俗尚奢靡”问题。他认为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城镇已出现“新的萌芽”或“近代性质的萌芽”，不仅工商业者地位提高，而且新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这种“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城市风气的转变，即由淳朴转为奢靡，这“正是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明代人陆揖的“崇奢黜俭”主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傅先生指出，陆氏关于奢侈不足以贫天下，而“其地俭，反不易为生”的主张，与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者之一的曼德维(Bernard de Mandeville)的思想相类似。从整体而言，傅先生的上述讨论是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一部分，文中不厌其烦地摘述陆氏之论，目的正如该书《后记》所说的，“为着提供更多的史料，便于展开问
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既承认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又指出“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对扩大再生产的负面影响。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代分册中，专门辟出一节，揭示“嘉靖前后社会风尚的变化”。后来经他审定提纲的《明史新编》中，对有明一代社会风尚的关注也是该书的显著特色之一。[1]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傅先生首次在学术界引录了陆楫的那篇后人命名为《禁奢辨》的著名文献，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陆楫及其思想在大陆并未引起学者的继续讨论。[2]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2]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 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 一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3] 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7]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10]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2] 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4]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5]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 [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2]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6] 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7] 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8] 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 5卷1期，1994年3月;《晚明“祟奢”思想隅论》，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1991年6月。陈国栋：《有关陆揖<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新史学》5卷2期， 1994年6月
第三篇：抵制奢靡之风4
近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奢靡之风等突出现象不断盛行，呈蔓延之势。一些领导干部子女的迎亲嫁女场面之豪华，另世人惊奇。一些地区的党政办公楼建的和高级宾馆相媲美。公款请客送礼大方无比，奢靡之风，不正之风越演越烈，相互攀比。逢年过节，更是突击花费公款的重灾区，大量的公款被以各种名义装入个人腰包，有的领导更是借机大肆敛财，基层群众对此早已深恶痛绝。
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奢靡之风、不正之风，对社会和人民群众影响巨大。虽然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发生的奢靡之风、不正之风现象，是他们没有严格要求自己造成的，作为组织更会严肃追究有关党员干部的责任。但是，在普通群众心中违纪的党员干部是领导、是公家人、是政府中人、是党的人，作为领导干部、公家人、党和政府的人都带头这样大搞奢靡之风，普通群众心里不好受，他们带给社会的不良风气影响极坏。尽管这些只是党员干部中的少数人，但他们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的形象，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员干部中不能容许有这样的奢靡之风、不正之风。
清除奢靡之风，倡导节俭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习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中央在纠正奢靡之风这个问题上，态度鲜明，措施有力，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抵制奢靡之风，党员干部要带头。中央的八项规定、关于中秋国庆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的禁令，都对领导机关、党员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应认真学习中央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员，积极执行好中央的规定和禁令，坚决抵制奢靡之风、不正之风，敢于同奢靡之风、不正之风作斗争，争当崇尚节俭的模范。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改善困难群众生活上，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不断努力把群众的期望变成希望、变成现实，莫让群众的期望变失望。
抵制奢靡之风、不正之风，在严厉打击惩处各种发生在党员干部身上的奢靡之风、不正之风的同时，必须有严格规范的制度，从体制上给予得力的保证，从机制上进行有效的、长期的监督。真正使党员干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党内监督、网络监督，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建立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以党风促政风，以政风带民风，相信我们的社会正能量一定会更加强大，人民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第四篇：抵制奢靡之风1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日前到天津市，就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了调研，并与冯骥才等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代表就党风政风建设进行座谈。座谈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发言。他从专家学者的角度诠释了我国的节日精神，分析了当前节日内涵被偷换的不良现象，阐述了中央纠正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特别是刹住两节公款送礼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来，公款吃喝、超标配车、违规建设办公场所等奢靡现象频频见诸报端。奢靡之风的日益弥漫，不仅污染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的心灵，而且造成了物质财富巨大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它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使政府的公信力大幅降低。因此， 扫除奢靡之风，树立廉洁正气势在必行。
当今社会，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不仅党内有，全社会同样存在，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不良影响。党风正，则民风淳朴。勤俭节约、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艰苦朴素是党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提炼形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本色。
目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反对“四风”，其中就包括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一对孪生姐妹，大凡热衷于搞奢靡之风者，往往是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追求者。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反对奢靡享乐不仅关乎党风政风、更关乎社会风尚和民族精神，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一言以蔽之，反对奢靡享乐关乎治国理政之本。古人讲“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其中的道理不可不察。
奢靡之风败坏党风政风民风，新形势下，党员干部要力戒奢靡之风，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贯彻好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提高认识和牢记把握其精神实质。二是要加强勤俭节约意识教育。“君子以俭德避难”、“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等很多名言警句都阐述了俭和奢与成和败的逻辑关系，也告诫我们要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决抵制奢靡浮华的不正之风。党员干部要树立勤俭意识，时刻牢记“两个务必”，远离当前甚嚣尘上的奢靡之风。三是要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始终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三是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要真抓实干，克服工作漂浮、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等表面文章。四是要为民务实清廉。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带头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力戒奢靡之风，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抓手，把厉行节约抵制奢靡之风提升到为官之德、为政之本的重要高度，不仅深孚民意，也必将促进党风政风的转变。奢靡之风表现在基层，根子在领导。奢靡之风的盛行，与部分领导干部喜好奢靡有关;奢靡之风的解决，需要领导干部带头拒绝奢靡、崇尚节俭。领导干部率先坚守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在公务活动和个人生活中，不与人比富贵、比阔气、比奢华，精打细算、勤俭办事，真正回归艰苦奋斗的传统，才能杜绝奢靡之风。
第五篇：宋朝的奢靡之风
宋朝的奢靡之风【历史故事】
要说奢侈消费，在宋朝首屈一指的得数宋徽宗。
为了让日子过得舒服，宋徽宗特别舍得花钱，甚至专门成立了国家机构，一个叫苏杭造作局，另一个叫苏杭应奉局，造作局归太监童贯管理，应奉局归“六贼”之一朱勔(mian)统率，这两个局是徽宗奢侈消费的主要代办机构。
苏杭应奉局负责搜罗东南各地奇花异石、名木佳果，就是人所共知的花石纲，凑足一拨便通过大船运往京城，场面相当浩大，号称“舳舻(zhu lu指首尾相接的船)相衔于淮河、汴水”，比春秋齐国大街上摩肩接踵的场面强上好几万倍。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诸位王公大臣都不是省油的灯，起初在家里奢侈一把，还偷偷摸摸，玩些雾里看花的把戏，后来在皇帝的模范效应下，一个个干脆堂而皇之，坦然面对，将本来令人咋舌的奢侈消费变成了顺理成章。拿担任过宰相的王黼(fu)来说，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王大人家里“堂阁张设，宝玩山石，侔(mou)似宫禁”，无论是房屋还是园林，都堪比皇宫内院。宋徽宗听说之后都赶来参观，转了一圈之后连连感叹：“此不快活耶!”
宋徽宗作为亡国之君恶名远扬，这与他追求奢侈消费不无关系。 当今社会呢奢靡腐化现象依然严重。十八大后，中央高层表露反腐决心。地方对腐败违纪案件反应速度加快。网络举报使得多名官员被查，其中情色、奢侈品牵出的腐败案件尤其引人注目。据新华网报道，十八大闭幕20余天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就有12名高级官员，因被举报或涉嫌奢靡腐化等各种违纪，被纪委调查。这些官员包括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