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沃尔玛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连锁作为一种适应“大生产、大流通、大消费”体制的组织与制度形式在我国流通领域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化、控制末端的市场力量。近年来，关于连锁商业方面的实践问题引起了国内学者广泛而热切的关注，国内外对于连锁商业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上都有所进展，这些研究主要围绕规模边界与规模经济、市场扩张行为和渠道冲突等问题展开。
沃尔玛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论文 篇1：
阿里巴巴打开魔瓶
传统的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不断的模糊，
一个无边界交易的空间悄然而生。
马云将这看作阿里巴巴存在的基础与使命——“两年后，
2009年9月10日，阿里巴巴十周年时，中国商业世界会因为阿里巴巴打开的魔瓶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启动就从2007年开始”
6月9日，马云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久未在公开场合露面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低调出席阿里巴巴与中国建设银行“ｅ贷通”首次放贷活动。当天，阿里巴巴的4家网商，仅仅依靠“网络诚信度”，破天荒获得了建行“e贷通”的120万元贷款。这是国内第一批以企业网络诚信度为重要依据的无抵押贷款。
阿里巴巴方面表示，今年将有100家中小企业陆续通过阿里巴巴拿到这类贷款。
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难突破的怪圈之一，横跨在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成本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然而阿里巴巴凭借其2000万企业用户和几十万注册网商，重新组织搭建了一种银企关系。
“阿里巴巴持续4年以上对‘诚信通’会员企业信用的纪录和监督，以及利用丰富的电子商务经验打造了一条贷前、贷中、贷后封闭的资金链条，最大限度降低了银行筛选优质企业的成本。”阿里巴巴副总裁彭翼捷向《商务周刊》介绍，今年下半年，阿里巴巴还将借鉴孟加拉“穷人银行家”尤努斯的经验，推出“网络联保权”贷款，把产业链条上的企业打包在一起发放贷款，企业之间互相担保，以更快突进小企业贷款业务。
“阿里巴巴最理想的目标是让这种贷款覆盖到80%-90%的‘诚信通’和‘中国供应商’用户，这个数量可能达到几十万家中小企业。”彭翼捷雄心勃勃地说，“毫无疑问，这种企业规模和质量，对任何一家银行都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2007年5月，世界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造访阿里巴巴，紧随其后的还有中国最优秀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事实上远不止这些，包括渣打、汇丰这些外资银行都主动上门寻求合作。”彭翼捷透露，“我们不排除与其他银行合作开发出更具特色贷款服务的可能。”
目前，除中国建设银行之外，中国工商银行已与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公司达成为其用户提供“7天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的合作意向。
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在传统企业形态下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银行不再是高不可攀，小企业不再是单独个体，而阿里巴巴的角色似乎更具有颠覆性。
“传统的企业、市场的概念和内涵模糊了，阿里巴巴发现了一个新框架……”一位阿里巴巴的网商在博客中说。
一个系统，而非一条链
贷款来找阿里巴巴，只是马云那个大脑袋里重构商业平台边界蓝图的一点。2006年底，另一个垄断行业巨头中国邮政以在中国物流行业的地位，专门为阿里巴巴开辟了新的物流业务——ｅ邮宝。ｅ邮宝与中国邮政速递局的EMS系出同门，却根据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的特点专门打造，其江浙沪互递起价只有10元，此前在淘宝的推广就大获成功。
“還有6家跨国会展公司和多家物流公司有望今年牵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国际业务运营总监倪亮对《商务周刊》说。类似的好消息还有很多，2007年5月，阿里巴巴分别与香港建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美国美亚保险公司、美国邓白氏信息咨询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些国际贸易行业各个环节上的巨鳄将向阿里巴巴旗下各公司的用户分门别类地提供深入服务。
6月份，阿里巴巴的网商发现，阿里巴巴网站最上方的一栏推出了一个“商务服务网”。打开链接，会发现这里涵盖了24个第三方服务频道，包括知识产权、进出口配额、人力资源、贸易信用保险、法律、酒店预订等等，频道内的服务提供商，本身也都是阿里巴巴“诚信通”的会员。
至此，阿里巴巴通过战略合作伙伴的方式，把阿里巴巴的交易平台拓展到融资、信用、保险、会展等领域。阿里巴巴整合内部网商资源，实现网商互助的“商务服务网”也显示了威力。
2004年才加入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的台湾人刘植2006年获得阿里巴巴十大网商称号，他旗下佛山塑杰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高档人造石面板100%出口，年销售额3000万元，在阿里网网商圈内颇有号召力。刘常被阿里巴巴邀请到各地给其他网商分享如何进行客户管理、进销存如何统筹、如何更有效率安排物流等等。最近，刘植意外发现自己的“第二职业”遇到了对手——阿里巴巴的“职业经理人助理”。
刘植的震动是从今年４月阿里巴巴网和淘宝网推出“阿里软件”系列免费试用版开始的。这套软件包括内贸版、外贸版和网店版。“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软件，而一个虚拟职业经理人。”刘植试用后大为惊讶。
阿里软件于今年１月成立，作为马云旗下“达摩五指”中最新的一指，阿里软件总裁王涛对阿里软件的定位是：把电子商务延伸到中小企业内部，提供电子商务营销工具、客户管理、进销存+财务、供应链管理等软件工具。他对《商务周刊》解释说：“从中小企业的角度看，实际上把本来由企业完成的部分管理与营销功能外包给阿里巴巴。”
“如果我刚开始做外贸的时候有这么一套东西，根本不用摸索这么长时间。”刘植感觉他刚刚熟悉的阿里巴巴又在发生变化。
“任何人都可以像登陆邮箱一样进入自己的企业数据库，所有的企业信息化功能都可以轻而易举实现。我们使命就是让天下没有难管的生意。”王涛介绍，有了阿里软件，企业不需要再购置任何专业设备，只要能上网，就可以随时随地管理企业，费用只有原来投入的1/20。
“马总用‘Work at alibaba’来概括未来５年内的总体战略。但现在来看Work的概念还不能完全概括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负责阿里巴巴社会教育工作的阿里学院总监张璞说，他们也在讨论是否再找一个更准确的说法。
“我负责的B2B部门的目标就是转变为一个综合交易平台，凡是中小企业需要的，我们都会设法满足。”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阿里巴巴网总裁卫哲透露，如果市场上已经存在专业服务商，他们会采取直接引入的方式，但前提是这些服务商必须能够接受电子商务世界的规则——为小企业做大事。
“我们最终设想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概念，而非简单的供应链概念。”他说。
事实上，传统市场体系中，企业运行的各种要素要么在内部实现，要么在外部市场上从专业供应商那里分别购买。然而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传统秩序下的市场资源越来越向大公司倾斜，而卫哲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营销成本降到最低，加上互联网本身带来的组织化，中小企业族群反而获得了与全球巨无霸较量的机会。
马云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秩序的世界，随着阿里巴巴平台疆域的不断拓展，可以看见的是，在企业管理、融资、会展等等这些中小企业无法触及的专业服务领域，阿里巴巴采取了自做、战略合作、网络互助三种形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无一例外地比旧有市场模式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而这也正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商务即电子商务
正在构建一个新商业世界系统和秩序的阿里巴巴，在外界看来，本身也是从一个弱不禁风甚或思路不清的小企业发展起来的。马云经常提醒身边人说，阿里巴巴脱离中小企业也只是这两年的事情。但他一直强调，阿里巴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早期曾经投资阿里巴巴的一位风险投资家告诉《商务周刊》，阿里巴巴在创业早期就基本确定了企业的长期战略，并始终按照战略在诱惑横行的互联网行业做着大舍大得的抉择。按他的话说：“这个过程一波三折，很有点戏剧性。”
阿里巴巴公司事务部总监周岚是马云第一次创业“中国黄页”时的老臣，她推销出去了马云的第一单生意。在阿里巴巴创业之初，周岚负责给客户联系酒店和票务，随着客户的增多，2000年，阿里巴巴曾经打算开一个机票服务网站。
“现在想想，如果持续做下去，说不定我们就是现在的携程呢。”周岚半开玩笑地说道。马云在第二年就砍掉这个很有前途的业务。在周岚看来，阿里巴巴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类似的誘惑和选择不计其数，如果走了另外一步，或许阿里巴巴就不再是现在的样子。
2000年马云收到来自日本软银2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这笔钱对一个小公司的意义不言而喻。当时公司不过100来人，被马云戏称“阿里巴巴一百单八将”，刚刚确定了要专注做电子商务。
来听听阿里巴巴国际公关部副总裁李博达的回忆。李博达2000年加入阿里巴巴，当时马云刚刚登上《财富》杂志封面，豪气万丈地在全球范围内收罗互联网的顶尖人才——他们大多成名于硅谷，毕业于哈佛、斯坦福等令人眩晕的学府。阿里巴巴做了一个全球规划，面对一个广袤的世界版图，马云并不像他显现的那样“狂”。马云强调自己是创始人，而不是职业经理人，被挖过来的这些人被安排在香港掌控着整个阿里巴巴的运行。李博达记得很清楚：“马云当时对我们说，我很相信你们，我只是一个英文老师，没有太多经验。”
但事实证明，很多空降的高管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技术精英们对电子商务的理解也过于理论化。香港高管团队从麦肯锡思维方式考虑阿里巴巴的战略，告诉马云应该建一个交易平台，企业贸易的所有环节都放在阿里巴巴一个平台上。这是后来马云所提的“Work at alibaba”的最早由来。
但是，当时绝大部分企业刚刚半信半疑地尝试网上交易，并不需要一个全面的贸易平台。“他们不要加一个中间人，只要阿里巴巴介绍买家，具体会不会成交，由他们自己决定。”李博达总结，“就像交友网，你负责介绍，相亲和结婚是人家自己的事，他们只需要一个媒人。”
张璞当时在人力资源部工作，对此也印象深刻。他回忆，阿里巴巴的市场推广很快陷入一个难题：无法向客户解释阿里巴巴到底要做什么。海外事业部经历短时间快速发展，一度在硅谷设立事业部，但随后迅速跌到低谷。马云最后被迫进行了裁员，留守的员工开始B2C(Back to China)。
马云总结这段不成功的历史时说，并不是这些人不好，但好比你要给一辆自行车加上波音747的飞机引擎，能飞得起来吗？
从2001年开始，马云决定听从客户的意见，回到最基本的信息交互业务模式。2001—2002年，是阿里巴巴彻底回归本土化的阶段，也是阿里巴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期。这两年，马云挥泪撤掉海外事业部，大量采取“零预算”和口碑传播的推广方式。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在客观上拉了处于悬崖边的阿里巴巴一把。4万元年费的“中国供应商”受到急于在海外找到卖家的中小企业热捧，而“诚信通”的收费也被市场逐渐认可。2002年年底，马云赚了几十万元。2003年，阿里巴巴实现“每天100万赢利”，2005年，则是“每天纳税100万”。
事实上，马云始终没忘那些硅谷精英向他描绘的“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实现全贸易环节”的诱人愿景。缓过一口气来的马云，自己提出了一个概念：“Work at alibaba”。
张璞回忆，大约在2004年，马云有一天突然相当兴奋的告诉他：“你要知道，我们要做的是所有商人生存发展的一个平台。”这是马云第一次在集团内部提出这个想法。
每个企业都有各自所需和相对应的平台，除了信息交流怎么可能成为他们共有的平台呢？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张璞说大家听了都“没感觉”，不知道马云嘴里蹦出的是一个什么邪门的想法，老成执重者规劝他们的带头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但是一个人的到来，让“Work at alibaba”这个虚无飘渺的概念从战略层面得到了系统的讨论和梳理。这个人就是被阿里巴巴上上下下尊称为“曾教授”的曾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曾鸣在阿里巴巴集团内部扮演着军师的角色。
“马云一开始就把网络当作一个工具，所以能跳出去看清互联网企业的本质。”曾鸣对《商务周刊》回忆，马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阿里巴巴不是互联网公司，而是一家服务性公司。因此，怎么利用互联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他考虑很多问题的出发点。
作为长江商学院的专职教授，曾鸣在管理学界以精通企业战略闻名，他对世界范围内企业战略案例了如指掌，还对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如海尔、TCL、华为等，有近距离的观察。他对企业战略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一定要对产业终局做一个准确判断，然后倒推企业的战略，以及具体策略的制定。
从2003年开始，曾鸣受马云邀请担任阿里巴巴的首席战略顾问，负责组织阿里巴巴的高层每年开不少于10天的战略会。参与者包括马云和主要业务的负责人。这样的会议，一般在年初的时候会根据长期战略分解得到该年度目标，每季度则会对上次的目标进行回顾总结，判断是否偏离了产业终局的方向。从一开始，“Work at alibaba”就被纳入战略会的主要话题反复讨论，战略的具体内容逐渐清晰起来。
曾鸣曾广泛研究革命性创新的技术影响世界的路线图，他发现，无论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还是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这些伟大的发明都是经历了20年的风雨之后才真正开始改变世界。
“互联网也不例外，过去的10年，互联网还停留在技术导向层面，现在要回到互联网的本质，即作为一个技术革命真正改变世界。”曾鸣所能看到的产业终局是：商务即电子商务。
“这意味着，互联网由信息交互工具变成凝聚新型产业组织模式的中心。”曾对《商务周刊》说。
2005年以前，阿里巴巴对“Work at alibaba”的设想，依然是围绕如何让商务活动的主要环节在网络上实现。其中2003年诞生的淘宝网，用来打通企业与最终用户的界限，形成一个封闭完整的电子商务市场；2004年诞生的支付宝，用来解决网上交易的信用问题。但在生意之外，中小企业另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融资、人力、管理等等，还没有作为一个战略性课题纳入“Work at alibaba”的范畴。甚至已经延续了5年的阿里巴巴网B2B业务模式也没有根本变化，还停留在信息交互的阶段。
2006年中旬，整个阿里巴巴集团的主要业务齐头并进，继续扩大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已成事实。到年底摆在马云面前的成绩单是，淘宝的C2C交易额达到169亿元人民币，占整个中国C2C市场的80%；支付宝占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市场比例也达到50%。而B2B的阿里巴巴网，其交易额“比第二名到第10名加起来都要多”，企业用户达到2000万的级别。
但至此，阿里巴巴依然还仅是一个行业内的巨无霸企业。
量变终于带来质变。阿里巴巴坚持的综合性平台虽然在近几年来受到垂直行业网站的挑战，但其综合性也给中小企业在采购、销售、内外贸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留有辗转腾挪的空间，加上阿里巴巴与淘宝的不断融合、对接，阿里巴巴平台上的中小企业用户产生了巨大的聚合效应。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资源开始主动靠拢阿里巴巴。
2006年年中的战略会上，阿里巴巴高层开始决定改变以往各块业务线性发展的态势，首先要进行的就是盘清现有的资源，把分工明显的几个业务分拆成独立公司。同时，决定进军中小企业的软件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阿里巴巴主动完成了被马云称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拆分”。显然，在他看来，阿里巴巴从改变本行业，到改变若干行业，又发展到了改变万千企业做生意的平台的时机成熟了。
标准化
2006年10月，阿里巴巴即宣布对集团大规模架构调整，但直到2007年初才开始正式启动，到3月份基本拆分完毕。整个拆分工作由马云制定方向，COO李琪和CFO蔡崇信两位以运作和细节见长的组长领导一个拆分委员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两个多月才得以完成。
拆分后的阿里巴巴集团下设5个全资子公司，包括B事业部的阿里巴巴网和阿里软件，C事业部的淘宝网、支付宝和雅虎中国。卫哲、王涛、孙彤宇、陆兆禧、曾鸣分别担任这5家公司的总裁，同时兼任集团资深及执行副总裁。5家公司以细分客户为导向，在内部不同程度重组成事业部制，事业部负责人级别为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随后，５家公司成立董事会，马云分别担任５家子公司的董事长以及集团董事局主席，同时还兼任集团CEO。不过此时的马云对5家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放权。
“马总的主要精力在三个方面：战略、价值观、人才。”支付宝公司总裁陆兆禧说，5家公司总裁在财务、人才以及新业务规划方面都拥有自主权，“拍板”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有的公司分拆完了，牌子一挂，两个老总就只看自己的地盘了。但阿里巴巴随便你去哪个公司，都能感觉到还是一家人。”淘宝网总裁孙彤宇指出，与分拆同时进行但逆向操作的，是阿里巴巴“达摩五指”内在资源的打通，5个业务之间的关联性反而更强了。
分拆、打通的过程，实际上是把整个阿里巴巴集团的平台标准化，以更有效率地去改变、影响传统的市场边界。
这其中，最年轻的阿里软件的责任首当其冲。2007年初，阿里软件首先将之前分属淘宝网和阿里巴巴的即时通讯工具“淘宝旺旺”和“贸易通”统一为“阿里旺旺”。在此基础上，阿里软件总裁王涛又主持推出阿里软件网店版、内贸版、外贸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万的淘宝和阿里巴巴用户在体验这些软件，这意味着有40万用户纳入到阿里巴巴标准化平台之中。
王涛指出，阿里巴巴网“诚信通”会员企业的信用记录之所以受到银行的青睐，就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因此，只有内部全部打通，不同平台的标准一致，所有客户的管理趋于标准化，第三方服务的成本才能降到最低。”他对《商务周刊》说，“阿里巴巴作为一个平台的意义也正体现于此。”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支付宝”、“诚信通”和“中国供应商”用户的诚信记录与认证也已经打通。现在任何一个在阿里巴巴网上的商家，可以直接到淘宝上开店；而淘宝卖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信用摆在阿里巴巴网的货源商面前。
与此同时，支付宝公司尝试近期在阿里巴巴网站推出小额的支付宝第三方担保。陆兆禧指出，对于那些不愿花费信用证的小企业而言，第三方担保的结算方式，加上支付宝正在和工商银行谈判的“7天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中小企业最为头疼的货款安全问题将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更高层次的打通则来自５月刚刚更名的中国雅虎。动荡了一年多的原雅虎中国在马云和曾鸣的艰苦调整下，在2007年3月重新确定了基本的团队和战略框架。
新的中国雅虎定位于生活超级搜索引擎，试图利用其社区、咨询、搜索、即时通讯来打造无数自发的网络社群，然后在将来，中国雅虎的搜索能与阿里巴巴的其他四指相通，从而产生最大的“合力”和“合利”。
在整个整合过程中，阿里巴巴得以清楚审视自己的内部资源，为突破自己原有的线性发展模式摸清了家底。作为一名因为并购而加入阿里巴巴的“外来户”，中国雅虎总裁助理万箐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的轨迹。
万箐早在3721未被雅虎中国并购时，就负责3721的BD业务（业务拓展），她当时的老板周鸿对传统广告投放不感兴趣，即使转任雅虎中国CEO之后，也几乎把所有的市场推广任务都委任给BD部门，万箐的任务就是利用雅虎的产品线与相关行业的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共享客户资源。在互联网公司的大本营北京，万箐所负责的BD业务独树一帜，甚至在雅虎中国被阿里巴巴并购之前就因为资源合作而结识了马云。
过去的一年半里，雅虎中国几乎每一个产品线都遭遇了大幅度的摇摆，但万箐负责的部门却由原来的10多人扩增到40多人，并在进入2006年初开始承担整个阿里巴巴集团的业务拓展工作，负责5家公司产品线资源的整合以及BD团队建设。这是雅虎除了搜索技术之外，为数不多向阿里巴巴集团反哺的管理经验。
从万菁的角度看，阿里巴巴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其扎根民营企业的沃土浙江有关，这使得阿里巴巴非常重视用户体验，依靠运营的内功把企业做起来。而从BD的角度来看阿里巴巴所处的阶段，万箐觉得无论是从品牌影响力还是从自身的发展程度来讲，阿里巴巴必须要让对外合作更加开放。她认为，这是阿里巴巴再次迎来质的飞跃的关键。
“雅虎以产品线丰富著称，阿里巴巴集团挖掘出来的资源则更为丰富。面对这些还未充分利用的财富，阿里巴巴从上到下拓展合作伙伴的观念越来越强烈。现在集团逐渐拿出自己的核心资源，做一些实际的推进。”万箐说。
这其中，风头最劲的阿里巴巴网专门设立了市场与业务发展部，有一名专职副总裁负责阿里巴巴网的战略合作伙伴计划，与建行合作的e货通就是代表产品。而在重新划分的ICBU（国际事业部）、CCBU（国内事业部）两大事业部里，也分别设置业务发展部，负责国内外的业务合作计划。
卫哲把“Work at alibaba”的概念在阿里巴巴网进一步细化到三个方面：首先，B2B实现在线支付（B2B一直是信息交互平台，交易通过线下完成）; 其次，在阿里软件的平台上实现中小企业的管理和营销；第三，要把一切与中小企业相关的服务整合到阿里巴巴集团的大平台上。
随着集团与5家公司的框架确立，万箐“传帮带”的使命也告一段落。她介绍，目前5大公司各自成立了独立的BD部门，较之一年前已经羽翼丰满，只待展翅高飞。
阿里巴巴的延长线
拥有一个相對标准化、并有足够能力改变更多市场边界的平台之后，什么才是决定阿里巴巴走多远的关键？
马云曾对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表示，阿里巴巴现在处于一个风平浪静的阶段，但同时也面临着最大的挑战。挑战恰恰来自B2B、C2C和支付宝平均近80%的占有率。马云认为，这个垄断如果是小市场规模的垄断，最后造成市场做不起来，其面临的挑战是灾难性的；而市场如果做起来，领先者的增长速度下降则意味着平台失去优势。
过去的2006年，由于来自竞争对手的挑战，阿里巴巴B2B和C2C业务多少都呈现了一定的疲态。基于这种判断，马云不断督促卫哲和孙彤宇要勇于挑战更高的目标。
卫哲同样是一个视速度为生命的狂人。“一个被讲滥了的管理故事：当你遇到老虎时你只要比你的朋友跑得快就行了。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比老虎跑得更快。”卫哲把市场份额当作老虎，他说：“如果眼光停留在对手身上，而没有老虎跑得快，实际上就是落后了。”
“相比较此前连续三年交易额每年增长10倍，2006年我们只增长了3倍多。整个C2C市场还只是处于婴儿状态，我们唯一的目标是尽量抢占市场份额。”被马云同样寄予厚望的淘宝网CEO孙彤宇把今年的交易额目标定在400亿元，2009年以前达到1000亿元。这将超过中国传统零售行业的老大上海百联，以及黄光裕的国美电器。
马云则要求，在未来两年内，淘宝和支付宝要全力配合，迅速抢占交易量，成为中国最大的零售企业。10年内，马云希望淘宝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零售业。
“我们未来的对手是沃尔玛。”马云说。
马云的判断是，淘宝网和支付宝的配合使交易量一旦突破1000亿元，加上B2B业务保持现有的增长，那么整个中国会因为电子商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阿里巴巴将真正改变整个中国的零售和贸易，甚至影响中国人的就业机会。
一年前，马云曾对问他到底要做什么的人说，我现在正在搭门和窗户，等柱子立起来你们就知道了。从现在看来，阿里巴巴像高手下棋一样散布的棋子还没有围成真正的大模样，柱子也还没有竖起来。这家以服务型企业自居的“互联网公司”到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马云的大脑，究竟有多大？
在杭州创业大厦的6楼，马云办公室的对面，是整个阿里巴巴集团的实时数据监测室。一面墙大的黑色屏幕上，蓝色和红色的数据图无声闪烁着。马云每次上班前都要先到那里看一下，而每次出办公室，首先看到的也是这个类似黑客帝国里的数据墙。
2007年，这个数据墙的最中间多了一张航拍世界地图，随着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每一次交易而随时翻转变换，好像一架战斗机在巡视自己的领地。
作者：商思林
沃尔玛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论文 篇2：
中国连锁商业发展研究综述
摘要：连锁作为一种适应“大生产、大流通、大消费”体制的组织与制度形式在我国流通领域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化、控制末端的市场力量。近年来，关于连锁商业方面的实践问题引起了国内学者广泛而热切的关注，国内外对于连锁商业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上都有所进展，这些研究主要围绕规模边界与规模经济、市场扩张行为和渠道冲突等问题展开。
关键词：规模边界与规模经济；市场扩张行为；渠道冲突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连锁商业在我国流通领域发展越来越快，及至2004年我国零售业对外资全面开放，连锁商业呈现出一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局面。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我国的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从而搞活内需、拉动消费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2008年12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搞活流通、扩大消费和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指出搞活流通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要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在我国发展连锁商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规模边界与规模经济、市场扩张行为和渠道冲突等三个方面介绍近年来关于我国连锁商业发展的研究状况，以期推动该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连锁商业规模边界与规模经济
围绕着连锁企业的规模经济问题，研究者主要关注了连锁企业的规模边界与经济的定义、影响因素和是否存在规模边界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规模经济、交易成本与中间层、分工与专业化、供应链等理论展开。
斯蒂格利茨认为，当平均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时，或者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时，就存在着规模经济。平狄克与鲁宾费尔德认为：当所有投入要素按比例增加时，如果产出的增加比例大于要素增加的比例，表明存在着规模经济。科斯认为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机制可以相互替代，二者都有成本，企业最佳规模在于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的均衡点上。李陈华、文启湘(2004)发现主流经济学掩盖了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异，他们从科斯的交易成本转换的角度发现，流通企业本身就是市场的专业化交易生产者，因此，“流通企业与市场交易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但他们没有对流通企业无限扩大规模是否产生不经济给予回答。从科斯的交易成本角度出发，夏春玉、张闯(2004)運用斯普尔伯的中间层理论对流通企业的规模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专业化于交易活动的流通企业正是在存在组织交易的成本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创造了更有效的市场制度，“只要其组织交易的成本小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与制造商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流通企业的规模就存在扩张的动机，直到二者在边际上相等时，其组织规模得到确定”。
Shaw等(1989)认为零售规模会通过采购成本的节约、固定成本的分摊、风险抵御能力的提高和单位面积交易量的增大等多个方面影响商店的成本与效益。李陈华、文启湘(2004)认为信息技术一方面对外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对内提高了企业家“有限理性”的强度，减少了组织的“控制损失”，并与连锁企业的强大品牌及高度统一的经营模式为威廉姆森不可能通过“复制／选择性干预”扩大连锁分店规模提供了可能的现实空间。夏春玉、张闯(2004)认为，零售企业的规模内在地决定于其组织交易所耗费的成本及其组织交易的技术，同时外在地还必然受到一些因素限制，诸如区域市场规模、零售商圈、市场竞争者、政府规制以及供应链的纵向关系的影响。李陈华、柳思维(2005)认为，流通企业的规模主要受当地市场容量的需求约束。方惠、乞建勋(2005)认为，公司规模的规模经济是经营管理型规模经济，而分店规模的规模经济是市场需求型规模经济。樊秀峰(2006)引入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共同管理的经济性”来研究零售企业的经济性来源问题。他认为高度统一的经营模式与品牌构成了零售企业的初始优势，共同管理的经济性则提供了零售企业的后发优势，但他同时指出，企业产生经济性优势并非仅靠连锁这种网络组织的结构即可获得，还取决于企业基于信息技术的供应链。因此，他认为基于供应链管理而形成的扩张支撑力是决定零售企业水平一体化边界的关键因素。
在国外对零售店是否存在规模经济的研究中，有一部分认为不存在规模经济，还有一部分认为存在规模经济，另有一部分认为存在规模不经济。庄贵军、周南和Herdon(2003)认为造成这几种结果的可能有二：一种可能是当研究对象是那些规模未超过市场规模限制的连锁店时，就得到有规模经济的结论；而当研究对象是那些规模超过当地市场规模限制的连锁店时，就得到不存在规模经济或有规模不经济的结论；另一种可能是零售店规模经济的研究结论取决于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于第二种可能，他们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与统计成本方法对1991年的103家大中型零售百货企业的单个网点进行是否存在规模经济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使用生产函数方法倾向于否定零售店的规模经济，而使用统计成本方法则倾向于接受零售店的规模经济，对生产函数方法模型的参数修正后得出支持零售店的规模经济存在的结论。对于庄贵军等人的第一个可能假设，赵凯(2008)进行了后续的实证研究，他对2005年上市公司(26家连锁超市、8家专业家电店和46家上市百货零售店)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实证的结果表明，专业家电店和百货零售店具有规模经济性，连锁超市则不具备规模经济性，证实了庄贵军等人的第一个可能假设。
研究规模经济的问题主要是为了测试最佳规模，周殿昆(2004)运用斯蒂格勒的“生存技术法”对1997—2001年间的中国连锁百强测算出最佳规模范围，他认为测算出来的最佳规模范围与我国的城乡二元市场结构及连锁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本能”有关。欧阳文和、高政利和李坚飞(2006)对沃尔玛1994—2004十年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与皮尔森系数实证分析表明连锁企业在技术相对稳定，销售收入、净利润、管理成本成一定的配比关系的前提下，其规模可以无限制复制，直到其分店增加所增加的边际管理费用等于其边际净利润的增加，但不包括自愿连锁。
二、关于连锁商业市场扩张行为的研究
连锁企业的市场扩张行为是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相关文献也比较丰富，主要有市场扩张行为的选择、区域扩张行为及国际连锁企业在华战略等问题的研究。
从传统的零售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角度，MeGoldfick(1995)认为不同的战略模式对应不同的成本与控制能力，其中“自我进入”成本最高，但
控制力最强，而“许可”成本最低，控制力也最弱，排列其间的分别是收购、特许及租约与附属经营。Doherty(1999)从代理理论出发，主要强调委托代理关系引发的代理成本問题，代理成本越大，就越应采用低成本、低控制的进入方式(如许可与特许)；同时他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认为许多零售商通过收购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就是为了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从企业扩张多元化的角度，李陈华、文启湘(2004)认为流通企业扩张的三种模式中单店扩张受限于经营地市场约束，垂直一体化中后向进入生产领域受资本、技术、专业化的限制，前向进入消费者领域受消费偏好、能力、多样化与个性的限制，而分店扩张受品牌、统一的经营模式与信息技术的支撑是最为现实的扩张模式。从市场扩张行为的制定与影响者角度，郭冬乐、李越(1997)认为政府要引导零售企业在开放中走规模化道路，大力发展连锁商业，支持企业联合、兼并收购，以小连大，形成集体规模优势。
区域扩张是市场扩张行为中研究得比较多的内容之一。夏春玉、张闯、钟春仿(2006)对2004年中国连锁百强中的92家有效样本(零售企业77家、餐饮企业14家、家装服务业企业1家)进行跨区域扩张的实证分析，认为中国连锁企业跨区域扩张正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广泛覆盖全国市场的连锁网络；连锁企业进入的城市主要为三种类型：一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二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三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次中心城市；中国连锁企业跨区域经营经验的缺乏、经营管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潜在竞争的迫切性使企业在跨区域扩张时采取了由近及远、密集布局、逐步推进与重点进入、点面结合的店铺布局战略。由于一线城市的竞争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连锁商业开始在二、三线城市布局谋篇，并随着“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将连锁商业扩张到农村地区。鲍宏礼、管竹笋(2005)研究了农村连锁商业的经营战略，认为：第一，要以较发达的小城镇为中心向广大农村地区合理布局；第二，对现有的零售网点以特许加盟的形式组成较大型的连锁经营组织；第三，以管理提升效率；第四，对农村市场进行准确定位。
国外零售连锁企业在中国的扩张战略研究内容主要从区域选择、进入模式、业态选择三个方面展开。在区域选择方面，郭崇义(2002)认为沃尔玛在中国的扩张战略是城市扩张战略、区域集中战略、市场饱和战略。刘周平、庄贵军、周筱莲(2004)通过对外资零售企业在青岛经营状况的调查，认为跨国零售公司进入中国某一区域市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司发展的战略布局、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与支持。汪旭晖、李飞(2006)认为外资零售商重点争夺的区域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规模大、消费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的城市。在进入模式方面，汪旭晖、李飞(2006)认为主要有合资、委托管理、移植物业、中外合资制造企业的分销店、并购和独资，自2004年底我国取消对外资商业的股权限制后，跨国零售商运用独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越来越普遍，独资与并购成为主导的进入模式。在业态选择方面，汪旭晖、李飞(2006)指出跨国零售商进人中国市场时，一般避开了在国内外市场都已步入成熟期的百货店的业态模式，而主要集中在大型综合超市、仓储式商场、大型家居建材专业店、便利店等在全球最具成长性的新型业态模式上进行投资，其中大型综合超市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关于连锁商业渠道冲突的研究
零售商与供应商的渠道冲突是近年来我国连锁商业发生比较严重且频繁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较多的领域之一，主要围绕渠道冲突的形式、原因与管理等问题展开。
Stem等(1992)认为渠道冲突是组成营销渠道的各组织间的一种敌对的或者不和谐的状态，或者是指某个渠道成员发现其他某个或某些渠道成员正在阻止或妨碍自己完成目标。Rosenbloom(1987)认为低水平冲突对渠道不会有太大影响，中等水平的冲突对渠道效率会有好的或建设性影响，如可促进渠道成员增强适应性等，而高水平冲突则会对渠道效率产生坏的或破坏性影响。渠道冲突在我国有多种表现形式，牛全保(2006)认为连锁企业的不合理要求主要有巨额的进场费、上架费、各种名目的促销费、分摊的广告费、快速通道费及通过向制造商买断产品、定牌生产、后向一体化挤压制造商的利润，并认为渠道冲突越来越频繁，甚至“目前的商业利润，不是真正的商业利润或服务利润，而是物业利润”。李骏阳(2007)认为，大型零售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对供应商商品进入商场或超市收取名目繁多的通道费用，大幅压榨供应商的利润，使供应商不堪承受；零售商还任意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使供应商大量资金长期被无偿占用；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零售商由于经营不善或盲目扩张造成资金链断裂而突然倒闭，导致相关供应商的资金血本无归，这种冲突“已危及大量中小生产企业的生存，也给零售行业本身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Stern等(1992)认为渠道冲突与渠道合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均来源于渠道成员之间功能专业化所带来的“功能性相互依赖”。基于中国的渠道冲突形成的原因，牛全保(2006)考察了中国工商关系从批发商主导到制造商主导、再到零售商主导的演变，自1998年以来买方市场的形成，零售商逐渐控制分销渠道，成为渠道主导。马龙龙、裴艳丽(2003)认为零售商的连锁化、规模化和零售商为主导的供应链形成了零售商的买方议价优势，渠道冲突主要是零售商滥用这种买方势力造成的。周殿昆(2008)认为渠道冲突频发的内因(根本原因)是渠道权力严重失衡，通过对中国供应商与连锁公司的依赖性及渠道权力状况的对比，得出供应商渠道权力过弱，连锁公司渠道权力具有超强的权力结构；同时他认为中国商业制度环境所存在的严重缺陷是渠道冲突频发的外因。李骏阳(2008)对零售商与供应商孰强孰弱重新进行了审视，认为强弱是由品牌知名度、在经营地的市场占有率和企业规模决定；同时从零售商角度的供应商贡献率分析出渠道冲突主要是大零售商与中小供应商之间的冲突。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渠道冲突的对策方面，主要围绕协调、治理与变革这三种途径进行。李骏阳(2008)认为协调工商之间的渠道冲突主要应着力于三点：优化消费品生产行业的市场结构、提高供应商的组织化程度和提高供应商本身的素质；同时从治理的角度，他认为2006年出台的《零售商与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并没有对零售商的不合理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提出应对通道费征税和治理商业贿赂。周殿昆(2008)认为要从根本上治理渠道冲突需要政府管理机构、连锁公司和供应商共同努力，其所提方案主要有：(1)政府在不导致垄断的前提下，运用政策引导供应商进行适度兼并联合，扩大生产规模和商品供给能力或建立专业性行业协会组
织来提高渠道权力；(2)制定、修改、完善商业制度并严格监督執行；(3)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4)渠道成员构建稳固的渠道战略联盟。浦徐进、石琴和凌六一(2007)从供应商渠道选择的角度，运用Hotelling线性城市模型来分析直销模式会引起存在强势零售商的零售渠道的变化及在满足何种条件下，制造商通过直销模式在存在强势零售商的零售渠道中获得更大的利润。李陈华(2008)则从消费者偏好的渠道选择出发，运用直销一零售双渠道价格博弈模型考察了供应商通过增设直销渠道而从单渠道转换成双渠道的可能条件。
四、述评
上面介绍了我国连锁商业相关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分别从规模边界与规模经济、市场扩张行为和渠道冲突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梳理，当然关于中国连锁商业的研究不止这些。近几年来，关于连锁相关的物流、商圈研究等连锁商业问题研究也是热点，囿于篇幅未能一一展开，但从上述几个研究热点问题可以发现连锁商业研究的几个趋势。
1 关注中国热点现实问题。对中国连锁商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国内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一方面是引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流通企业的相关理论问题，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或进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运用实证的方法对现实问题进行了西方理论的考察，既验证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实情，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来自于中国连锁商业实践的新成果、新的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利用交易成本、分工与专业化组织等主流经济学中与流通相关的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外，也用到了零售企业国际化方面的理论来解释本土连锁商业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注意到还运用了其他产业，如产业经济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流通产业的问题。另外，在各种实证分析方法上也有创新。
但是目前连锁商业相关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中国现实热点问题研究略有不足，如近年来连锁商业的资本运作、资本杠杆问题、连锁中的特许连锁与自愿连锁的发展问题等，有些问题还研究得不全面，如战略中的跨区域扩张及战略有效性等问题。第二，对于运用成熟的管理学理论分析流通产业的现实问题略显不够，有些管理学理论还停留在过去的基础上；第三，实证分析研究中现场收集的数据少，多从中国连锁百强或上市公司公开数据中获取，信息量有限。
作者：柳思维 张 晖
沃尔玛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论文 篇3：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区域增长极效应研究
摘要：在人类历史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一直不均衡，在转型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非均衡发展中，建构区域增长极是一种具有鲜明代表性的政策。深圳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是建构区域增长极区域政策的集中体现。深圳特区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增长极效应比较明显，有效的区域公共政策、协调的产业联动机制、合理的资源配置体系、科学的差别调控手段和综合的拓展深化路径是这种增长极效应得以发生的主要机制。
关键词：增长极；深圳特区；时间序列分析；协整分析；公共政策
作者简介：[F]徐溯，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郁俊莉，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增长极理论的主要提出者佩鲁认为[1]，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各层次、各类别的增长极中，深圳特区的发展具有最强的代表性。其增长极效应特别是对周边城市和区域的影响已充分显现，并扩展到广东全省乃至全国。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深圳特区为例，采用协整分析、ranger因果分析等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深圳特区及周边区域时间序列数据所反映的区域增长极效应。
二、深圳特区区域经济增长极[3]效应的实证分析
1979年以来，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建构区域增长极的区域政策成功的第一个标志。深圳国内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亿元增加至1989年的116亿元、1999年的1 800亿元、009年的8 0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65元增加至1999年的8 519元、009年的9 0元[ZW（][BF]本节所引用的1979—010年的数据来源均为历年《深圳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BFQ][ZW）]；011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115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达到了富裕国家水平。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30年来，深圳特区第二、第三产业飞速发展，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6 061万元增加至009年的15 416亿元，实际利用外资从1979年的1 000万美元增加至009年的416亿美元，第一产业比例从1979年的37%下降至009年的01%。同时，产业优化升级，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物流产业、文化产业成为四大支柱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专利申请量近年来始终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三名。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深圳特区的政府行政、社会治理、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004年10月，深圳成为了中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深圳特区发展的任务不仅是其自身的发展，事实上，从建立开始就实现着“四个窗口（技术窗口、知识窗口、管理窗口、对外政策窗口）”的功能，承担着“外引内联”战略的任务，促进区域合作和发展，发挥对内、对外辐射功能。从区域增长极发展的意义上，深圳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区域影响。
这种判断基于包括深圳特区在内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和趋势判断，那么在实证研究的意义上，深圳特区的经济发展与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存在确切意义上的因果、相关或均衡关系，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分析深圳特区的经济发展与其所在的广东省，特别是其周边的广东省东莞市、惠州市、韶关市等城市的相互关系来得出结论，进一步用时间序列分析特别是协整分析和因果分析的方法分析深圳特区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效应。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徐溯，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区域增长极效应研究——以深圳特区为例
（一）深圳——东莞
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ZW（][BF]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 软件（Standard edition 51）完成，滞后项采用SIC准则并由软件自动选对同阶单整数列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E两步法：首先因变量对自变量进行标准回归分析，对回归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选择无截距项、无趋势项的检验模型），若残差为平稳序列，则原序列间存在协整关系。
以SZLDP和DLDP为例。首先以DLDP为因变量，SZLDP为自变量，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记回归残差为UDP1，对该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所示，显然拒绝原假设，存在协整关系。
确认协整关系后，考虑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以下回归方程进行OLS估计。
该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深圳DP与东莞DP长期均衡和作用关系中的短期波动。东莞DP在均衡关系基础上的短期波动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深圳DP波动的影响；一部分是两地DP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误差修正项UDP1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即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13”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进一步考虑ranger因果分析。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p值小于005。显然深圳DP的变动是东莞DP变动的anger意义上的原因。
首对同阶单整数列进行协整检验，采用E两步法：首先因变量对自变量进行标准回归分析，对回归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选择无截距项、无趋势项的检验模型），若残差为平稳序列，则原序列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两组序列进行检验。（协整检验过程中的残差项分别记UPDP、UFDI、ULOAN）。结果如表10、11、1所示。显然均存在协整关系。
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经单位根检验，同阶单整的数据序列如表14所示。
对同阶单整数列进行协整检验，采用E两步法：首先因变量对自变量进行标准回归分析，对回归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选择无截距项、无趋势项的检验模型），若残差为平稳序列，则原序列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两组序列进行检验。（协整检验过程中的残差项分别记UDP3、UIND3、UINC3、ULZL3）。结果如表15、16、17、18所示。显然均存在协整关系。
以上的分析选取了深圳特区及其周边的东莞、韶关以及广东全省适于进行协整分析的关键经济指标，这些关键经济指标一方面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发展指标之间的协整关系和ranger因果关系也提示和代表着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增长极效应的直接体现。
三、深圳特区区域增长极效应的[3]发生机制[B）]
（一）政策传导机制
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载体，政策的配给和传导成为区域增长极效应发生的首要机制。邓小平多次强调深圳特区是试验区，要发挥窗口作用。陈云也强调，“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中央通过一系列支持深圳特区发展的政策，构成了最初的政策诱导。在中央政策诱导下，广东省也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包括深圳周边城市在内的区域发展。1988年，广东山区各市县开始享用同样的优惠政策，全省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局面。00年，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并于005年进一步推进省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联手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推动区域的均衡发展。除了从中央到省级层面的政策传导，区域之间的政策效仿性也十分重要，以与深圳毗连的惠州发展为例，1986—1987年，惠州市先后制订了《外商来惠州投资的优惠措施》、《惠州市鼓励外商投资的实施办法》、《对外商来惠州投资的十三条优惠措施》等政策推进自身的发展。
（二）产业联动机制
特区发展的优势构成了区域内产业梯度转移的基础，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有效促进了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东莞与深圳毗邻，因此定位于与深圳错位互补发展，共同打造“世界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特大型石油化工基地”[3]（P15）。而惠州的区域发展战略则是“东部对接，南部配套，西部转移，北部优化”，即“在深莞惠一体化战略基础上，制造业对接东莞和广州的产业转移；电子信息产业配套深圳和香港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大亚湾为中心的石化产业和海洋产业链转移粤东地区和海峡西岸的沿海产业带”[4]（P51）。009年，深圳、东莞、惠州三市签署了《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关于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近期工作重点事项的协议》，将区域内的产业合作进一步加以强调，深莞惠三市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由于地处粤北山区，河源、韶关在深圳周边区域内发展相对滞后。随着广东省关于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政策的推进，河源市有选择性地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009年，随着河源市与深圳市共建深圳（河源）产业转移工业园协议的签署，河源市已成为目前所有工业园区通过省级认定的唯一地级市[5]。深圳——韶关（曲江）产业园作为东莞（韶关）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园中园”，重点推进以LED照明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资源传输机制
增长极效应的发挥依赖于资源的传输与资源的共享。这种资源传输与共享的基础一方面来源于深圳对外开放之后所吸收的外部资源的溢出和扩散，另一方面来源于内部资源重组带来的新优势。
1基础设施。深圳市是深莞惠区域的中心，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有效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惠州、韶关、河源等地的对外经济联系提供了更好、更便捷的出口。目前，根据《珠江三角洲城乡规划一体化规划》，以城际轨道、客运铁路为主干的区域公交网正在抓紧修建，将进一步引导城镇体系和空间结构的优化。
人才与劳动力资源。深圳特区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区域的劳动力输送，反过来，深圳特区也是区域主要的人才培训基地。深圳特区利用自身的优势为区域培养和储备大量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物流与供应链、金融投资、会展旅游等多方面的人才。深圳特区在全国范围内的集聚效应，吸引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其中一部分劳动力不可避免地转移至广东境内其他地区，为深圳周边区域发展提供了特定的劳动力资源。
3知识与科技资源。深圳特区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科技和自主创新基地，拥有充分的知识和人才资源，可以为周边区域以及全省提供知识、科技、信息的支持，成为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一年一度在深圳举办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支持，促进区域技术产权交易资本市场的形成。
4金融与现代服务业。深圳特区外汇市场的发展、外资银行分行和代表处的设立以及相匹配的政策措施对于区域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先导作用。深圳金融中心的形成可以为周边区域以及广东全境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和投资融资平台。除了金融服务，多种现代服务业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辐射性。深圳作为排名全球前列的集装箱枢纽港，吸引沃尔玛等多家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中心，辐射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目前，以深圳为中心，区域警务、档案、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一体化也正在逐步推进中。
5企业。企业和企业家是区域资源流动与传输的重要载体，深圳本土企业在深圳周边区域以及广东全境的跨区域经营，推动了区域市场的联结，促进了地方市场和消费意识的发育，进而推动了地方政府职能的重塑。
（四）差别调控机制
[JP3]在区域增长极的发展过程中，增长中心过度的极化效应常常发生。事实上，在深圳特区发展的早期，也存在着深圳发展和周边区域差距拉大的情况。应当正确看待这种区域发展差距的阶段扩大化。由于特区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周边区域，才出现差距拉大，这种增长模式可以认为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在深圳特区区域增长极效应的产生机制中，差别调控机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进一步确认了深圳特区增长极建构的目标不仅仅是特区自身的发展，而更在于其发展的领航性、示范性和扩散效应。另一方面，它表明公共政策和政府能力在深圳特区区域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中作用巨大。也正是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政策，才使增长极的发展能避免过度的极化效应，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增长极。
四、结语：区域增长极与改革以来[3]国家发展的政策特征
特区发展是改革家由观念到政策的自觉探索，而非自下而上的自发实践。从本质上来说，深圳特区作为区域增长极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的公共政策的结果，其实际的区域增长极效应以及对区域的经济影响也和公共政策密切相关[6]。
第一，建构区域增长极是一种发展型政策。深圳特区的建立和早期发展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目标无论是深圳特区自身的发展，还是要求发挥深圳特区对周边区域的示范性，或者是建构起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都紧紧围绕发展这一主题。
第二，建构区域增长极是一种渐进型政策。这种渐进性的改革和政策特征体现为深圳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在发展中的阶段性。政策和实践的渐进性与邓小平“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主张有密切的关系。渐进型政策在“试错”的过程中，虽然增加了调适的时间，提高了调适的成本，但是大大提高了调适的可接受性，有效地平衡了多方面的利益，这种平衡体现在政策能有效调控深圳特区与特区周边区域的差别，防止过度的极化效应，进而使深圳特区作为区域增长极受到拥护和支持，政策也能在这种拥护和支持中渐进发展。
第三，建构区域增长极是一种相机抉择型政策。渐进式发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以预先设定的路径循序调整，一种是不断根据最新变化的情况调整。以深圳特区为代表的区域增长极是后一种相机抉择型的政策。在深圳特区区域增长极的建构中，政策不断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调整，它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面前，政策的统一性、持续性等进行了不得已的让步，因而提升了政策和实践的适应性、灵活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分析逻辑围绕着深圳特区作为区域增长极而展开，因此关心的是深圳特区发展对周边区域、广东全省和全国影响，而非区域发展对深圳特区发展的反作用。事实上，深圳特区的发展与周边区域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深圳特区作为增长极不仅对周边区域发挥辐射效应，而且同时受到周边区域发展的影响和带动。由于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深圳特区发展的增长极效应是否真实存在，进而评判改革以来的中国区域增长极的发展模式，所以没有对这种周边区域对增长极的反作用进行过多的讨论。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中涉及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 Perroux，FEconomic space：heory and applications[J]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0，（64）
[2]迟爱萍陈云与经济特区——兼谈0世纪80年代党对经济特区政策的探索[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011，（3）
[3] 辛华资源平衡、承载力与产业升级[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010
[4] 刘薰词珠三角东部城市惠州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C]第六届广东流通学术峰会会议论文，009
[5] 邝惠贞，刘力产业转移与劳动力结构优化效应研究——以河源市为例[J]城市观察，011，（4）
[6] 刘大志，张扬区域增长极群生命周期的演进机理[J]经济纵横，01，（7）[Z）][BFQ]
作者：徐溯 郁俊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