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第1篇
2、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关系再论
3、中国省域碳排放空间依赖结构的非参数估计及其实证分析
4、消费领域信息不对称的法律矫正
5、董事会资本、CEO权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6、基于CSM的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的互动模型研究
7、基于异质性的无形资产经济学特征研究
8、赵翼“颂清”与“刺清”再认识
9、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成功度研究
10、论科学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
11、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的应对方式: 自尊的中介作用
12、孝廉入法的法理言说及其制度建构
13、基于渐进式创新的产品形象设计衍变
14、契约群的挑战与合同法的演进
15、专业群与产业群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16、我国职业教育实然与应然地位的冲突及其文化分析
17、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对大学生自我发展作用的研究
18、利益协调的制度保证和观念支持
19、商业伦理批评：美国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20、市民刑法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21、发挥企业工会职能策略
2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控制关系问题的研究综述
23、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
24、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途径
25、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26、消费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的不满文化
27、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之互动原因研究
28、基于ISM的商业智能项目失败因素分析
29、对政府行为博弈与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系探析
30、东亚模式的经验与启示：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与社会认同
31、基于系统耦合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32、深化改革中实现利益兼容的制度调整
33、政治认同的价值取向及资源整合
34、论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选法规则
35、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本质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36、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对“经济人假定”的修正与拓展
37、经济学方法论视域中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38、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 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39、试以基本权利限定“良性违宪”
40、浅析我国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
41、动物摄影中的道德伦理
42、安全感与婚姻匹配观念的关系
43、企业管理层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博弈分析
44、企业人合性的法律因应：被动尊重而非主动强化
45、居家学习期间父母陪伴与儿童成长的关系
46、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47、歧视知觉与内地新疆班学生学校适应的关系: 人际疏离感和社会支持的作用
48、产业融合视角下的辽宁省会展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49、从博弈论角度看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
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全面梳理了中国盗版电影市场的基本情况以及大学生等受众群体对于盗版电影市场的基本态度。这种研究对于政府打击盗版电影行为以及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等有着积极作用。
关键词：盗版电影；大学生；态度
娱乐产品盗版已经被视为数字时代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复杂性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在世界范围内盗版令娱乐业损失惨重，如何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以促进中国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是众多国内国外电影产业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十分关心的问题。电影盗版是一个特殊的课题，与正版电影市场研究不同：盗版电影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电影盗版组织一般与黑社会组织有联系；电影盗版行为一般与其他犯罪行为相联系。
一
盗版现象如今是风行盛世，政府对其累禁不止，这是源于它坚实的市场基础。从需求方面看，它的市场基础在于盗版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从供给方面看，它的市场基础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高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盗版品的存在，并不象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害无利。其实，盗版品究竟会增加福利还是减少福利，取决于时期的长短、竞争的最后趋势以及政府反盗版的严厉程度。我认为，政府应该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而不是消除盗版的负面影响为目标，以运用竞争机制为导向，采用包括修改版权保护法规在内的多种措施，在权衡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的基础上，实行适时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任何经济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市场基础，这种市场基础既包括市场需求基础，又包括市场供给基础。盗版现象的存在也具有它深厚的市场基础。
那么第一点——盗版存在的需求基础。尽管“盗版”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绝非一个好东西，应该消灭，但是在一片喊打声的同时，消费者却在行动上给予了实际的支持，这就是盗版现象的市场需求基础。在盗版市场上，存在市场需求是其最根本的基础。
在明知商品真假的条件下，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之所以更多的选择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盗版产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什么是商品的消费价值呢？我们知道，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价格，一个是质量。如果某个商品的质量太差，即使价格很低，可能也不会有人问津；反之，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太高，即使质量很高，恐怕买主也是寥寥无几；但是，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很低，而其质量又比较好，购买者肯定会很多。显然，购买者并不是单独地看待价格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而是综合的分析价格与质量的关系，即质量—价格比，它可以作为消费者所考虑的商品价值。因此，可以这样说，消费者购买盗版品的直接原因在于盗版品的质量—价格比远高于正版品的质量—价格比。在消费者看来，虽然盗版品的质量比正版品低，但是相差的程度非常有限，比如说，人们一般使用的Microsoft Office办公软件或现在流行的windows7电脑操作系统，除去普通老百姓一般很少使用的一些功能外，盗版品与正版品在质量或使用价值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是，盗版产品的价格远低于正版产品，比如，在成都市场上，正版的Microsoft Office2办公软件的销售价格超过6000元人民币，而所谓的windows7系统最便宜的家庭版399，而最贵的旗舰版则2000多块人民币，而它的盗版品只需要5元人民币。前者盗版品与正版品的价格比是1比1200，后者则是1比80到1比400不等。盗版品的价格优势绝对让人心动。
第二点——盗版存在的市场供给基础。尽管盗版的存在从根本上在于有市场需求基础，但是盗版品毕竟是有厂商生产出来的。对于厂商来说，并不是有市场需要就会有市场供给。就某种产品来说，厂商之所以选择生产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除了它在生产正版品上的所受的诸多限制之外，可能关键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大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什么是商品的生产价值呢？对厂商来说，那种商品值得生产，不能只看它的价格高低，也不能只看成本大小，要看产品的价格与成本的差，或者看价格—成本比。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很高，但是生产成本也很高，从而生产无利可图，价格与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企业会主动去生产它；反之，即使一种商品的价格很低，但是它的生产成本也很低，以至于生产利润相当可观，价格—成本比大于1，“挡不住的诱惑”，厂商无需政府动员也会趋之若鹜，甚至政府想堵也堵不住。因此，利润或价格与成本比可以用来反映商品的生产价值。
第三点——盗版现象的经济福利效应。在经济学上，对一种经济现象的评价，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来说明。同样，对盗版也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它的经济效应。从消费者剩余来看，盗版活动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短期，由于盗版品的存在，原来不能购买或没有购买某种商品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盗版品，从而增加消费者福利；原来使用正版品的消费者改为使用盗版品，因盗版品的低价格而给买主带来更大的消费者剩余；即使是对使用正版品痴心不改的消费者，也能够在盗版品的冲击下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正版品，并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盗版活动对生产者剩余的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的。详细的分析将另文阐述，本文在此只作简单的分析。就盗版品生产企业而言，由于他把更多的资源用在盗版品的生产上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他的经济效率会提高，从而在盗版活动中会增加他的生产者剩余。就正版品生产企业而言，如果盗版厂商的剩余的获得仅仅是正版厂商剩余的一种转移，那么正版品企业必然会损失剩余；如果由于盗版竞争的存在，促使正版企业进一步改进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扩大销售量，即使其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正版企业的剩余也完全可能增加；社会福利来可以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和来表示，因而盗版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就直接取决与买卖双方剩余的综合变化。从上述对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分析，我们知道盗版现象存在有利和不利两反面的影响，因而它可能增加社会福利响，也可能减少社会福利。从人们的內心感情和一般认识上看，通常认为盗版活动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盗者偷也！仅仅一个“盗”字就十分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其实，盗版活动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市场上盗版产品的多少将影响到正版商下期的研发投入。因为盗版产品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使正版商的预期收益为零，甚至为负时，正版商将停止对新产品新技术的投入，这将影响到社会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进而造成对总产出的影响。盗版的存在对社会的损失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加以粗略估计，如果上期GDP增长10亿美元，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0.1，本期GDP增长11亿美元，且因盗版而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降为0.08，则盗版导致的社会损失为1200万美元（10×0.1亿美元-11×0.08亿美元）。
第四点——政府的反盗版策略选择管见。政府不能完全杜绝盗版活动，因而彻底解决盗版不应该成为反盗版的实际目标。一方面，只要盗版现象产生的市场基础存在，盗版是不可能人为取消的，另一方面，盗版活动复杂多样的影响，也决定了完全杜绝盗版行为本身也就同时消除了它可能带来的好处。正如人们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娃娃一起倒掉一样，我们也不能消除盗版的负效应时把他的正效应也一起消除。因此，政府的反盗版仅仅是为了抑制盗版活动，减少盗版数量，把盗版的负效应控制在最低水平；政府的反盗版行动应该适度，过度严厉和过分宽容都是不理性的。如上所述，盗版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各种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就是盗版的使社会付出的代价，简称盗版成本。不仅如此，政府或社会的反盗版行动也会给社会带来成本。政府的反盗版贯穿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全过程，从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研究，到相关法规的制定、监督机构的设立和人员配置，再到对盗版行为的处罚或判罪。政府在反盗版过程中所必然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全部费用就构成反盗版成本。一般而言，我们可以预期，当政府实施采取比较严格的反盗版措施时，反盗版成本会上升，而盗版成本则会下降，反之，当政府实施采取比较宽松的反盗版措施时，反盗版成本会下降，而盗版成本则会上升。也就是说，反盗版的成本是随着反盗版程度的增加而上升的，而盗版成则随着即反盗版力度的加强而下降。 顯然，反盗版行动就存在一个度，社会究竟应该对盗版行为采取什么程度的反盗版行动，必须进行相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一项理性的反盗版行动应该使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之和达到最小。可见，政府的反盗版并非愈严格愈好，也不是愈宽松愈好；修改过时规章制度是被政府反盗版行动所遗忘了的重要手段。诚然，执法不力是导致盗版泛滥的重要因素，其实，不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保护版权的规章制度也是罪魁祸首之一。这些过时的制度规定，助长了市场垄断，甚至是过度的垄断，高额的垄断利润衍生出大量的盗版。比如说，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长达16年的专利保护—美国专利法的规定—就显得太长，日益严重的盗版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对此，我们很多人尤其政府从感情上是难于接受的，在政府实际的反盗版行动中也是很难见到的；更多的运用市场机制来反盗版，可能会成为政府反盗版的现实取向。如果说垄断产生盗版，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反盗版就是要反垄断势力。运用市场竞争来反垄断已经是大势所趋，因而用竞争来反盗版也可能成为政府的优选策略。
综上所述，盗版现象的存在虽然对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不过作为普遍存在的盗版现象是有着合理存在的原因的，政府应该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而不是消除盗版的负面影响为目标，以运用竞争机制为导向，采用包括修改版权保护法规在内的多种措施，在权衡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的基础上，实行适时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二
中国盗版电影的市场总体规模远远超过正版电影的市场规模，盗版电影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盗版电影光盘、非法播映（如：电影院播映盗版影片）、网络电影盗版（如：下载盗版电影，观看或刻录光盘），其中盗版电影光盘目前在中国是最主要方式。盗版电影光盘主要有四大来源，分别是境外走私入境、合法光盘制作企业非法加工、中国大陆境内的地下生产线、非法刻录和版权过期的电影光盘。产能与销量的巨大落差意味着某些合法光盘复制企业非法加工盗版音像制品的行为非常严重。境外走私入境的盗版电影光盘，成为中国盗版电影光盘的最主要来源之一。网络电影盗版是电影盗版发展的新趋势，非法下载电影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和公司年轻职员，国外影片和国内畅销影片是网络盗版的主要对象。由于网络的匿名，以及法律监管对其不够重视，如果对任这种趋势发展，将产生十分危险的后果。
在对中国未来盗版电影市场规模的短期预测中，大部分大学生认为，短期内盗版电影市场规模将呈扩大趋势，小部分大学生认为，盗版电影市场规模将保持现状，没有人认为盗版电影市场规模会缩小。大部分大学生认为，短期内盗版电影市场规模呈扩大趋势的主要原因，是盗版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他们还特别指出，中国的网络盗版在发展，如果不采取打击措施，这很可能发展成为电影盗版的又一个重灾区。从电影盗版对经济影响的角度看，盗版电影通过降低电影票房收入和电影音像版权收入的方式，压低电影产业的市场回报。尽管2005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比2004年（2.0亿元人民币，约2.47亿美元）年提高了30%，但是，就2004年电影票房收入与2003年（15亿元人民币，约1.85亿美元）相比，电影票房收入的增长幅度却下降了58%。盗版电影从根本上打击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生产能力，对民营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虽然盗版拉动了非法就业，但对电影产业总体就业水平没有太大影响。盗版大幅降低了政府的税收收入。盗版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影响：75%的受访电影生产企业、67%的受访电影发行放映企业、100%的受访音像企业都曾经采取过预防/打击盗版行为的措施，其中，音像企业打击盗版电影的积极性高于其它电影相关企业，这说明，音像行业是盗版的最直接打击对象，它们受到的经营压力要高于电影制片企业和发行放映企业。中国打击盗版行为以行政处罚为主要手段。然而，中国司法处罚对打击盗版行为的作用不明显。公众基本上对行政执法工作予以支持和肯定，但对打击盗版成果不满意。
中国电影生产环节基本上不存在盗版现象。中国电影放映环节的盗版现象也并不严重：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电影院基本上杜绝盗版放映行为；盗版放映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的省级以下电影院和娱乐场所，宾馆、饭店播放盗版影片的情况较为严重。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盗版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2006.
作者简介：彭慧，辽宁理工学院文法系学生。
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长对子女教育高的期待，对子女学业表现的重视，不断加大对家庭教育投资，在很早各地区均出现了很多家长陪读现象，本文主要以我校周边陪读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我校部分班主任老师为研究对象开展调查，发现我校陪读人数已超过了半数之多，陪读的主要形式是走读回家父母陪读，家长陪读的原因主要以延长学习时间和加强对孩子的管理，同时还有不少孩子不能适应学校的住宿环境而走读。通过调查发现家长在陪读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克服了重重困难、定顶住了重重压力，但依旧有不少家长表示陪读效果不佳。家长陪读的大部分目标是以严格的管理促成孩子的学业成绩、以牺牲自己的形式换得孩子高成就。当然在调查中也不乏一些家长在陪读的过程中与学生一起学习进步、与孩子一起面对问题、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促成了孩子健康人格和坚毅品格以及顽强拼搏的精神气质的形成。最后我们针对本次调查结果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如改善学校住宿条件、家长科学陪读的建议、建议学校参与组织相应活动教育学生要在陪读期间懂得感恩学习自立成就自我等。
关键词：高考;家长与孩子;陪读;
一.研究的背景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目前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高中阶段很多家长成为陪读大军的一员。特别是对于寄宿制高中，家长陪读现象更为严重，甚至有很多家长不惜放弃工作全身心陪读，家长精力和财力的大量付出，那么陪读对孩子的发展是否产生了积极作用，以及作为教育过程中的附属产物，对于学校的教学和学生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呢？为什么家长和学生选择走读？这背后有哪些原因呢？陪读现象是否有利于对学校的育人目标的达成？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的关注和研究。
在2019年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围绕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养人才、造福人名的工作目标，深化育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坚决扭转片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提高育人水平，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来职业发展打好基础，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育人乃国之大事，现在的陪读现象在育人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很少关于和深入研究，随着陪读现象的加剧，陪读应该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高中不仅是学生学业提升的黄金期，也是学生行为习惯以及品德精神品质培养的关键期。我们的教育要培养适应社会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陪读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呢？
二.我校陪读整体情况的分析
目前我校走读学生760人左右，占学校50%左右，我校为一所寄宿制省重点高中，每年的高考成绩斐然，是金普新区高中中家长和学生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同时来到我校的学生也都是在中考中的佼佼者，家长和学生对学业和成才非常重视，随之而来的就是近几年陪读现象的增多，在调查我校班主任后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走读学生比例大概由原来的的三分之一左右徒增到二分之一左右，有的班级甚至能达到走读四分三左右，也就是班级只剩下十几二十人住校，而且我们调查后了解到目前留在学校选择住校的学生多为家里较远无法走读或者家里没有车交通不便或父母工作繁忙无法照顾孩子或经济条件工作性质不允许无法就近陪读而不得不住校，可以认为在没有走读的学生中大部分是因现实困难而无法走读才选择了住校，走读就意味着家长陪读，可见我校陪读已经成为我校的主流群体。
通过搜集的数据了解到我校陪读有几种类型：近距离家长接送型陪读，学校附近租房型陪读，附近买房子型陪读，远距离坐班车型陪读，其中家长亲子接送型陪读占比较大，其次为班车型陪读，第三位的为租房性陪读（近几年逐年增多）。根据陪读成员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父母陪读型，母亲陪读型，祖父祖母陪读型，其中父母陪读最多，在租房陪读中母親陪读型最多。通过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家长对学生的重视，以及对学生的财力和精力的付出是巨大的，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三.我校陪读原因的分析
我们主要对部分陪读家长和学生展开了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父母选择陪读的原因分析有：（1）健康照顾型，父母关心孩子健康情况，给孩子争取更多休息时间和营养补给;（2）陪伴帮助型，想要有更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孩子在学校有不会的可以在家解决掉疑问，在学习方面给孩子提供一定帮助;（3）管理监督型，孩子比较散漫，自学能力差，通过陪读监督和管理他们的行为习惯;或者孩子自理能力不强，在学校不能符合住宿生的基本要求;（4）延长学习型，学校的学习时间不够，想让孩子在家多学习一段时间，其他原因。经调查发现选择最多的是第四种类型，其次是第一二种类型。
学生走读的原因：（1）选择更舒适的环境;（2）学校离家较近;（3）在家中学习资源更多;（4）有家长的约束管理。学生在选择走读的原因中占主要的是可以多学习还可以查找资料，为了提高学业成绩。其次是为了舒适的睡眠环境，部分学生提到学校冬天冷，夏天热不能洗澡等住宿环境的问题，再次是自理能力差以及自制力差选择家长约束。
四.陪读带来的影响
家庭和社会方面：家庭方面增加家庭的支出，加大家庭负担;同时促进亲子关系，丰富父母的工作生活，增加父母与孩子间交流。在社会方面，促进了周围经济，在调查期间我们还发现周围陪读房的价格水涨船高逐年递增，很多一中家长成为租客，陪读期间家庭的消费也都发生，促进了周围商圈的经济;也造成学校周边早晚上学放学期间的交通拥堵。
下面以我们调查中一位妈妈写的陪读感言为例：我和孩子爸爸只是出了问题的时候集中火力批评教育，细想起来效果其实是不大的。从表面上看，孩子是坐在那儿似乎是学习了，但明显内区力不足。后来偶然和别的家长交流的时候，她的陪读经历启发了我，让我知道家长的陪读是利大于弊的。孩子在学习，日子是苦的，但是有家长的陪伴，或是指引，哪怕是亮一盏灯，对孩子也是极好的。孩子会知道再苦的日子，也会有一盏灯为她亮着，因为有一盏亮着的灯，刻苦读书的日子也是幸福的。就用我的亲身经历来说，之前没有陪读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孩子在家里上网课，开学后，孩子的成绩急剧下滑。在发现问题之后，我开始了陪读。当我尝试用纸条、当面谈话、把孩子当朋友一样相处后，正处在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心也开始变得一点一点的柔软，首先是允许我来到她的房间了，慢慢地接纳我坐在她旁边了，逐渐地开始分享同学的故事、她自己的想法。因为疫情再一次上网课时，经过孩子的允许后，我陪她一起听课，鼓励她发言，在网上课堂和老师互动，这个时候我发现她是兴致盎然的。后来的日子，我拿着高中必读的《红楼梦》在她一旁读着，氛围很和谐，气场也很适合学习。在合适的时机，我瞄一瞄、瞅一瞅她做的练习册，对她的学习方法有了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再一起比赛背背单词，经过那么几次之后，我发现孩子在学习劲头方面比以前积极了。所以，对我而言，对我的孩子而言，尤其是对我们家这种内驱力不足、目标感不强的孩子来说，陪读是很重要的，因为陪读，我们更加了解了孩子，也可能会发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知道孩子都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她的哪些学科有优势，哪些学科薄弱，进而去寻找原因、解决问题。虽然三年学习最终的结果，我们无法预知，但是从孩子的学习态度的转变，我还是很欣喜的，回望陪读的这些日子，我觉得能和孩子一起奋斗、一起感受高考来临的氛围，这是一笔用金钱也无法衡量的财富。
家长方面：通过这段感想我们看到了陪读家长最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提高，对孩子的认识以及家庭教育的认知也在陪读中不断提高;随着亲子关系的改善同时家庭幸福感也不断增进。家长从不懂陪读到慢慢懂得如何陪读走了不少弯路，从盲从到高质的陪读是需要一定的科学指导和理论借鉴的，从保姆型陪读到教练级陪读更是需要家长不断改变自己的家庭教育理念与亲子沟通技巧，陪读不是衣食住行照顾好、手机电脑管得好这么简单，陪读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但也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们深深的感受到高中陪读带给家长的疲惫不堪与焦虑不安，但也看到了陪读家长在陪伴孩子慢慢蜕变过程中收获的欢愉与走进孩子心里的那份小幸运。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学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和焦虑，在孩子们看来每天回到家父母一直都在身边，自己内心有种依赖感和安全感;回到家中可以将一些不跟同学说的话，毫无忌讳地跟爸爸妈妈倾吐出来，增进自己与父母的沟通，互相吐露心声;在熟悉的环境中学习，还能减缓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的心理压力;自己自制力差父母能够随时监督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习状态，给予建议和帮助，对于自己目前取得的成绩，自己认为大部分功劳在于自己的父母;可以有效且方便利用现有的学习资源;还有些同学表示自己担心陪伴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走读可以很好的陪在父母身边;还有孩子觉得陪读过程中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付出，自己内心更加懂得感恩，學习也更加有动力。
从学校的管理和育人目标达成上来看：陪读对于我校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学校宿舍管理的压力，家庭教育的辅助力量变大，但同时也存在着家庭教育管理不利造成的教师管理难度;对于学校育人目标有一定侧冲击，陪读弱化学生自理能力培养，还有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以及吃苦耐劳品质的培养，在学校住宿是脱离父母在生活上短暂脱离父母保护的一个很好的历练机会，然而走读会造成一部分孩子出现过度依赖父母，自己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不能很好与同寝室同学相处、处理好同学之间的关系等。
五.我校陪读现象调查后的建议
调查中发现很多家长在陪读中存在着焦虑和盲目现象，陪读应根据自己家庭的现实情况而选择是否陪读，陪读中应更加重视家庭教育和家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和目标，以促进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为目的。人的成长与环境比密切相关，陪读增加了家庭环境的作用时间，建立优良的家风（勤俭、自强、团结、诚信），书香、民主幸福的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和影响是深远而有意义的，希望每个家长都能优秀的陪伴着。
当然学校也可以通过家长学校定期交流和家长会指导等方式，引导家长学会陪读、科学陪伴，通过班会等形式教会学生尊重父母，放下手机与父母多沟通;学校要加强学校的教育形式和方式，倡导学生进行家务劳动，培养学生自理能力，不定期开展家庭式劳动教育;我校在管理中在不断强化学生自理能力，尽管学生走读，但我校每名学生在中午都会回到宿舍住宿，大大增强了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一定的独立自理能力。
培养健康的品格，健全的人格，以及深厚学识的未来人才，是全社会和全体教育工作者的目标，科学陪读是一门学问，家长完全以学业成绩为目标压榨式陪读是一种不健康的陪读，在陪读的过程中还要注重学生身心的健康和亲子情感的交流，以及自理能力的提高。高中阶段的陪读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慢慢浸润着学生的心灵，需要每一个家长在陪读中不断反思提炼出适合自己孩子的正确陪读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去探索与发现其中蕴含的奥秘。同时也需要家校合作开启正确的陪读打开方式，同时缓解家长的焦虑，共同助力孩子的成长和成才。
【参考文献】
[1]高玉华.家长“陪读热”的社会学分析[J].当代教育论坛（上半月刊），2009（4）：17-18.
[2]李娜娜.关于“陪读现象”的调查报告 ——以合肥市及六安市部分家庭为例[D].2015（5）
[3]杨晓昇.高中陪读教育的思考[J].教师通讯，2018（1）
[4]毛金玲.山西医科大学.进城陪读家庭中亲子关系的研究 ——以山东省Z市L中学陪读家庭为例[D].2019（4）
[5]王文龙.中国陪读现象的流变及其社会学解读[J]. 南京社会科学，2012（10）：126-132.
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法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法律现象的理论武器，而“国家一社会”二元论在方法论上无法满足现实的研究需要，因此在承认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的前提下，引入“国家一国家与社会互动(司法实践)一社会”或者“国家法一习俗、乡规民约一民间法”的“三元模式”可谓是一个创新。
[关键词]法社会学 方法论 国家与社会
中国法社会学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法社会学是把法律制度、法律规则、法律惯例、法律程序和法律行为作为构成社会整体中的某些要素来对待，研究法律在特定社会中的功能、影响和效果的一门学科。”它的理论资源来源于哲学与社会科学。但法社会学方法论探讨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理论问题，如法社会学的方法论逻辑问题。
对“国家一社会”二元论的反思与突破
王亚新认为“近代化”层面上使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包含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西方式经验，对于研究我国社会中的纠纷及其解决是缺乏实际意义的，但仍然“可能用这组概念来指称存在于一定时间空间中的某种公共权力以及此公共权力之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对基层社会的纠纷现象进行研究调查时，我们会发现确实有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国家与社会’的概念。”
张静以大量的乡规民约资料作为研究对象，企图界定在她看来处于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乡规民约的性质，但最终却迷恋在乡规民约的字义上，无法弄清乡规民约与国家法、民间法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在突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模式时宣告失败。
受斯普伦格尔的影响，黄宗智力图以清代至民国间民事法律制度揭示成文法、民间习俗与司法实践的多重而复杂的关系，并且用实践与表达的背离理解国家法、民间法与司法实践，表面上厘清了法律实践的三个层面：国家法、民间法、司法实践，实际上却陷入了“二元论”的漩涡中，因为用这三个层面解释法律实践势必造成逻辑上的断层。黄氏提出的“第三领域”就是介于村社族邻的非正式调解和州县衙门的正式性审判之间的一个领域，它既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非正式调解，也不同于更严格意义卜的正式司法。但是在这个阶段，国家与社会展开交接与互动，“在理想的情形下，第三领域的司法活动却能兼顾息事宁人的需要和法律条规的制约，将两者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纠纷”。
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是对于“国家一社会”二元论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与突破，但是这种提法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质疑，梁治平认为没有处于半官半民纠纷调解的中间地带，“官方调处与民间调处相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介乎民间调处和国家法律之间且区别于此二者的第三领域存在，恰恰相反，它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在长期的演进和互动过程中相互渗透，呈现了一种多元复杂的关系状态，很难以“二元”或“三元”模式加以形式化。但他同时又说要揭示其复杂的实践面相，“二元论”解释模式是远远不够的。这实际上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前提下对二者相关性的逻辑归纳，又不可避免地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
总的来说，这种。‘国家—第三领域一社会”的“三元模式”在方法论上无法替代“国家一社会”的二元模式，更不要说在司法实践中它是否存在。因此其无法脱离“二元论”的模式，但在研究中可以将其放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借其方法论的意义研究某法律现象。若按其方法将任何研究对象划分为“三元模式”则是不科学的。
引入“三元模式”。创新方法论研究
基于国家、社会的“二元论”研究框架客观上承认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而实际上，“国家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社会也非简单相对于国家的一个同质性实体，因此，无论是‘国家’抑或‘社会’，都是需要在具体分析场景中加以具体辨析的问题。”
千叶正士的“法律多元”观在突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研究框架有一定的帮助，在民间秩序及重新解释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方面功不可没。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解释为“秩序的多元化”并非是“法律多元”的方法论视角。法律多元在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关于国家法与民间习俗或者说民间秩序时，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勾勒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民间秩序各种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场景中，以法律多元的视角去审视国家与民间习俗、规约、习惯、习惯法的互动过程。
赵旭东虽未以千叶正士的法律多元的观点来分析国家法与民间习俗的关系，但他通过民间纠纷的解决过程试图提示国家法与民间习俗的多元互动实践，他说：“民间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看到国家法律以及其他权力关系对纠纷解决多方位、多层次的影响，”同时他还强调了习俗惯例对纠纷解决的全过程的重要影响，“显然谁也不能否认，在中国社会中，一起纠纷往往不会直接诉诸法庭，在此之前，大多要经过习俗惯例的调解，即使是纠纷上诉到了法庭，习俗惯例对纠纷的顺利解决仍然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尝试就是对“法律多元’’的理论逻辑的突破。
棚懒孝雄主张在纠纷过程中应该剖析个人行动层次的具体因素，包括个人的社会关系、社会状况、制约个人行为的各种社会规范以及个人对违反这些规范的行动反应等，这也是对“二元论”的极力挑战。法律制度与法律实践在逻辑上层次分明，制度多元必然会产生实践多元，法律实践不是一个实体固定不变的，而是法律制度与社会互动的过程，“是由相互性的人际互动关系到风俗习惯等的初级社会制度以迄较正式的法律的次级社会制度所构成的整体过程。”当然，“法律多元的研究促使研究者重新考察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更为复杂的互动模式。由于法律多元是同一时空甚至是同一问题上的多种法律共存，因此任何两极对立的划分，诸如民间法和国家制定法，在实践上都是一种错误。在任何具体的社会中，所谓社会制度都不仅仅是国家的正式制定的法律，而是由多元的法律构成的，这些多元的法律又总是同时混缠于社会微观的同一运行过程中。”
苏力以法律多元的视角从社会、法律微观运行过程考察司法实践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从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对立的逻辑错误。而在法律实践中实证研究中，强世功、赵晓力试图以“关系一事件”的研究策略揭示法律实践中权力关系网络的运作逻辑，但却由于以法律事件中的关系分析去说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元互动关系，这种基于行动策略、权力技术分析的研究成果无法在地方性社会秩序那里得到验证。地方性社会秩序的建立应该是通过司法实践、民众的法意识、国家认同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等实践环节，将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关系融合其中的不断再生产的过程。
因此，在“国家一社会”的二元模式在方法论上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时，有必要在方法论上引入“三元模式”，即“国家一国家与社会互动(司法实践)一社会”或者“国家法一习俗、乡规民约一民间法”，这种划分标准当然无法厘清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但这只是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如果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运用这样的方法对于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作者单位分别为：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萍乡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身份认同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尺度。我们通过分析广西南宁万秀村农民工的工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工伤保险、文化水平、生活方式、社会歧视等问题,探索其在职业、学历和阅历、心理和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成因,以此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主要措施,以增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农民工;身份认同;影响因素;解决措施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巨量的人口流动风潮更是风起云涌。万秀村位于南宁市明秀路和友爱路的交汇处,是广西典型的城中村。为了研究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了个案法、访谈法、调查法等收集材料。据统计,目前万秀村的流动人口超过40000人,占当地总人口的90%,其中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这为我们的课题研究提供了范例。
一、农民工的形成背景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相叠加的一种产物,同时又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有形式。农民工的形成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出现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亟需向非农产业与城市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由于特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使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形成了农民工。
二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造成农民工的直接原因。首先,城市大量就业机会与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是农民工产生的主因。其次,城市高收入与农村低收益之间的巨大差别是农民工产生的内在诱因。再次,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人身自由是农民工产生的体制因素。最后,城市就业的结构失衡也为农民进城提供了机会。
三是农民阶层分化的产物。农民工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打破了户籍藩篱,加快了制度创新,瓦解了不利于民主和法治因素生长、壮大的社会根基——小生产的社会土壤,加快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和城市化步伐,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农民工是农民阶层分化群体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群体。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问题
1.工作报酬和时间长度问题。首先,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象屡禁不止,一些企业利用农民工不懂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钻法律的空子,往往非法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也由于目前我国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尚不够健全,没能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次,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工作类型具有不稳定性,工作时间和报酬也因而不稳定。据调查,78.7%的农民工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职业技能低,找工作较为困难,往往从事的是建筑、纺织、服务等劳动密集型工作,而且是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重活,工作时间长。据调查,46.2%的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在8—10小时,13.8%在10—12小时,15.4%在12小时以上,报酬却很低,83.9%的月薪低于800元,与城市职工有较大的差别,使他们感到自己不属于城市。
2.消费、住房问题。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消费对农民工来说确实难以接受,城市的吃、住、穿、用等问题成为农民工最为头疼的大问题。据调查,78%的农民工无法承受城市的消费水平。目前南宁市的物价居高不下,肉类都在每斤十元以上,蔬菜也在每斤一元以上,每平方米四千元以上的商品房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每个月约800元的工资,要想在城市中生存谈何容易!据调查,96.9%的农民工只能租房住,一间住房的月租金一般在二百元左右,几个人挤在十平米左右的房子里,他们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没有住房,农民工在城市中便没有“家”的感觉。
3.子女教育问题。在城市打工,有的农民工的孩子也跟随而来,成为城市的一个新群体——流动儿童,其教育问题也日益凸现。他们不能像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教育,在城市公立学校读书要交如借读费等各种高额入读费,而90%的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私立或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的师资、办学条件和基础设施均比较差,他们被称为“农民工子弟”,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
4.医疗卫生、工伤保险问题。据调查,78.5%的农民工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他们生病一般不上医院,通常去药店买点药来解决,仅13.8%的农民工去无证无照的小诊疗所,只有患上严重的疾病时才会到正规医院治疗,而这种治疗可能要花掉他们几个月甚至一生的积蓄。对他们来说,病是生不起的。据调查,68.5%的农民工没有购买工伤保险,29%的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的意义了解不多或几乎不知道。
5.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问题。农民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与原来居住的环境及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来慢节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变为快节奏的受诸多约束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难以适应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出现“文化震惊”的现象。
三、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调查发现,57.8%的农民工认同这一身份,29.2%呈模糊状态,仅4%不认同这一身份。可见,大部分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很弱。
1.职业因素。在企业中,拥有高学历的人往往从事一些相对轻松、高薪的工作,受到企业领导的器重。而农民工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比较低,往往从事那些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的工作,这是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城市居民因之抱着鄙视的态度,这往往使他们更趋向于认同农民工这一身份。
2.户籍制度。中国长期存在着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户籍制度严格地限制着人们的身份地位,使农民工无法逾越城乡差别的鸿沟,虽然在城市工作,农民工却享受不到城里应有的社会福利。据了解,40%以上的城市居民不希望农民工把户口签入本地,认为他们给城市带来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了农民工的身份地位。
3.心理障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民工一般都有一种乡下人的心理倾向,难以接受城市的文化生活。据调查,67.2%的农民工从来没有参与过所在社区的活动,他们不知道能否参与社区的活动,认为那是为当地居民组织的,农民工没有参与社区活动的资格。表明农民工对社区关注很少或根本不关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程度不高。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
4.需要不能满足,城市人身份得不到认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基本需要从低级向高级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社交需要指人们渴望获得友谊、得到情感的支持、归属于某一群体,为群体和社区所接纳。尊重需要指人都有自尊和被人尊重的需要,希望获得名誉或威望,取得成绩时,希望被人所承认。据调查,66%以上的农民工很少或几乎不与城里人交往,8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来城市的目的是养家糊口,55.6%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工作的贡献不大或没有贡献。
四、解决措施及文化适应对策
1.建立健全维护农民工工资的法律法规,完善农民工保障体系。各企业要贯彻落实《劳动法》,劳动部门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严惩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真正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各企业不能以任何借口拒绝保障因工致残致伤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利益。各政府要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此外,社会保障的主体不应只限于城市居民,农民工也应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应降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门槛,鼓励、支持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
2.农民工应当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文化技能水平,做合格进取的农民工。农民工一定要学法、懂法、守法、护法,当自身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农民工不要采取偏激、鲁莽的方式,这样不仅不能实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而且盲目的行动可能会使自己走上犯罪的道路。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道德水平。政府部门应该免费为农民工提供上岗技能培训,农民工自身也要肯学多干,做到谦虚上进,快速成长。
3.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消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限制。由于城市住房价格走势日益高涨,单靠农民工本身是难以买到住房的,因此必须努力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让农民工有自己的住房,政府应有一部分的财政预算用于建造农民工的经济住房或廉租房。
4.消除对农民工排斥的政策,利用媒体打造农民工的正面形象。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城市的发展有利有弊,但总的来看是利大于弊,他们从事城市中低收入、脏、累、重活,减少了城市的运行成本,对城市社会贡献巨大,我们应当以多劳多得原则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增强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建设城市的安全稳定与社会和谐。
从文化的层次看,由于结构变动导致了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的产生,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的存在一旦不再是暂时的,而是较为长期的现象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其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大多认同他们属于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具有较强的群体归属感,他们对农民工群体的认同及认同程度基本不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身体状况和家庭人数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其作为一个群体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
通过加强社会文化整合的行动来消除导致农民工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帮助他们摆脱农民工群体认同感,给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让农民工身份长期化和固定化,以阻止其群体认同的“内卷化”建构,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让他们对城市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最终获得城市人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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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雅莉)
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第6篇
早已一哄而散，不知所踪了，最后还被媒体戏称为‚新一轮都市‘恐怖’袭击‛。
很多人不能接受这种突破传统文化行为，仅仅把他视作一群无聊的人寻求刺激的行为，但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新兴文化的‚巧合‛，也许快闪族正是社会，经济，文化深层矛盾的一个缩影。
其实每个人都有展现自我的欲望，但很多时候并没有足够的活动来满足人们的欲望，由于‚快闪‛多采用的是激烈的行为方式，通过自己的‚惊人之举‛展现自我，从而备受关注。从社会的角度讲，现代社会虽然通讯发达，但人们之间的内心关注却在减少，表面上看，‚闪电族‛是一种‚无厘头‛的行为，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逃避现实压力的选择，他们可以在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尽情宣泄个人情愁。当前的社会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能跟上这快节奏的步伐，其中包括人的价值观。许多年轻人会常感觉到‚无价值感，无意义感‛，虽然精力充沛，但很多时候无处消耗。正在这时闪电运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可以让年轻人做一些既是个人兴趣爱好又对社会公益事业有好处的事情，比如涂鸦、街舞等和街头表演等，于是它就在‚寂静‛中风行起来。当然，快闪一族有他们的‚族规‛。无论多么另类，也不可以触碰法律的底线，一些有为人民和社会利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