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治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从历史演进逻辑看，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理论维度上，开创系统工程中国学派，将系统工程由工程系统工程拓展为社会系统工程，并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实践维度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指引，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钱学森社会系统工程思想时代价值的具体呈现。
[关键词]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价值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战略科学家和思想家。钱学森不但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也为推广和宣传系统工程、创建系统工程中国学派、提升系统工程理论成果社会化服务功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脱胎于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成功实践与理论总结，并在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另一方面，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指向，为我国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思想助力，与党中央治国理政强调系统思维、统筹规划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度契合。
一、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诞生
錢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形成、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开创与改革开放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萌芽于他旅美期间参与火箭导弹研制，形成于他回国后对系统工程尤其是航天系统工程的探索与实践，成熟于改革开放初期，并在20世纪后期得到继续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伴随着思想解放和“科学的春天”来临，1978年9月27日，退出国防科研领导岗位不久的钱学森和他的学术同仁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广阔的战略视野，结合自身长期从事航天科研一线工作的经历及中国航天的成功实践，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1]一文，以期解决组织管理效率不高、社会生产力低下、国家建设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等制约当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该文的发表标志着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创建，为系统工程的发展进行了理论导航和总体布局。从此，作为重要方法论工具的系统工程理论，逐渐融入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洪流。
1979年，钱学森又在《经济管理》杂志上发表《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2]一文。该文的发表是系统工程从工程系统工程上升为社会系统工程、从工程管理上升为国家管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成果，标志着钱学森社会系统工程思想的确立。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提出，社会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这门技术是在综合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发展成果、近半个世纪自然科学成果，并吸取了近二十多年电子计算机发展成果之后成立的，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是旨在满足“建立国家范围组织管理技术的迫切需要和现实可能” 的一种科学方法和技术创新。
系统科学家、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研究员于景元指出，钱学森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思想引发的组织管理革命对现代化社会和国家管理的推动作用将是广泛而深刻的，其意义和影响重大而深远。
二、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对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
系统工程，简言之，即关于系统的工程。系统工程的立论原点是对“系统”的认识，按照钱学森的解释，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一定义强调了系统的整体性：一是纵向关联性，即局部与整体、要素与系统之间的联系;二是横向关联性，即局部与局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联系。系统科学的目的，就是“从局部与整体、局部与系统这样一个观点去研究客观世界”[3]。整体性原理要求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关系及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整体为主进行协调，局部服从整体，使整体效果为最优。实际上就是从整体着眼、部分着手、统筹考虑、各方协调，达到整体的最优化。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钱学森对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精髓——顶层设计、科学管理、自主创新、全国协作、综合集成——进行社会化拓展，建立社会系统工程理论体系。在理论功能上，他将系统工程定义为组织管理的技术（主要指工程的组织管理），而将社会系统工程定义为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技术;在现实依归上，工程系统工程主要着眼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的组织管理，社会系统工程着眼社会和国家规模的协调平衡，将社会和国家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行组织管理;在价值定位上，工程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大型工程项目的科学思想与技术手段，而社会系统工程则是治国理政的科学方法论。
时至今日，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思想已经衍生出工程系统工程、军事系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社会系统工程、教育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等多个分支学科。经过四十余年的推广、应用和发展，系统工程已经从概念走向理论、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航天型号研制部门走向国家决策机构、从工程技术型号设计走向国家管理顶层设计，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并深入人心，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广为人知的高频词汇之一，纳入了国家公共话语体系。
其中，社会系统工程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并将社会纳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范畴进行考察。社会治理是对“社会”进行系统优化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和改革攻坚期，社会治理已经进入问题突出、难题凸显、社会深层矛盾集中释放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从“管理”到“治理”，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格局、大思维，其中系统治理体现的正是把社会作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行考察，并追求整体协同的系统思维。完善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化解社会突出矛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在理论上给予支持：一是基于开放复杂巨系统论，从“系统五性”[4]视角增强对社会治理开放性、复杂性、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认识并做出因应之策;二是从社会系统工程视角认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三、不断焕发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钱学森创建的系统工程思想从一开始就体现了鲜明的理论自信，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同生共荣，并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有力证明，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力量。时至今日，这一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要从改革开放兴衰成败的高度，用系统工程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解决我国当前带有全局性、复杂性、整体性的社会问题。今天，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只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任务与现实趋向、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才具有现实意义，才能彰显生生不息的理论生命力。如果说，作為组织管理技术的系统工程思想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在科学春天里绽放的思想之花，那么，站在全面深化改革新起点上重新审视系统工程的重要性，可以认为，钱学森倾其毕生心血构建的系统工程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条件下，必然会结出更丰硕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
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5]系统工程思想正是发端于中国航天实践并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得到成功检验的理论，是钱学森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关于系统工程的发展前景，钱学森曾指出，系统科学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场科学革命，而系统工程的实践又将引起一场技术革命，这场科学和技术革命在21世纪必将促发组织管理的革命。
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大厦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推进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不断焕发系统工程在新时代的学术生命力，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应该成为每一位系统工程研究者和管理者的理论自觉与时代担当。
参考文献
[1]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N].文汇报，197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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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长明.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系统属性——基于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视域[J].湖北社会科学，2019，（1）.
[5]习近平谈如何学哲学用哲学[EB/OL].[2019-09-25].http：//news.youth.cn/sz/201709/t20170925_ 10776237.htm.
本文系2017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大系列”研究项目“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及当代价值——对中国航天成功经验的总结与推广”（批准号：17Z2017040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盛懿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兼副馆长，研究馆员;汪长明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沈 洁
经济法治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在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中会产生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在不同程度上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经济秩序与社会安全。作为具有最强强制力的法律来说, 它在调节经济关系方面的职责和作用是最大的, 是统治者在经济领域中实现意志和稳固地位的主要手段。因此, 在产生了国家和法律后, 无一例外, 所有的政权都会利用法律来调整经济关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活动与国家、社会、组织、个人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深度与广度也逐渐扩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为实现经济计划的目标, 实现管理经济工作、调整经济关系, 我国制定颁布了多款法律和政策, 经济领域的法制处于不断健全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伴随着经济活动中各种规章制度的建设, 经济立法工作成绩突出, 我国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域中的经济法制。详细的说, 法制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 具体有执法、立法、法律监督、司法、守法等内容, 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整个的法律制度就被称为法制, 而所谓的经济法制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经济领域中的所有法律制度的总和。经济法制不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来说, 还是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来讲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我国承认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尊重企业的独立地位, 不再大力干预企业的行为, 恢复与发展了经济领域的民主, 淘汰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 使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在放权让利、松绑搞活的大环境下, 为有效保护和巩固经济发展的成果, 使经济建设在经济规律的指引下稳步进行, 我国制定了大量的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 出台了带有民主色彩的经济性法律文件, 社会主义的经济法治由此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具体的讲, 所谓的经济法治就是形成于经济领域中的法律统治, 是一种基于严格依法办事基础上的经济秩序[1], 与“法制”相比, “法治”的民主性更加突显。这一经济程序主要包括了制约国家权力、司法公正、尊重与保护各企业的权利、严格限制行政权的行使、遵守各项经济法律法规等内容。
二、经济法是经济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依靠法律实现对经济活动的保护、调整和引导、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治的根本目的, 也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使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我国确定了经济司法和经济执法的有关制度,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与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市场运行有关的法律法规以调整经济关系[2], 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其中就包括“经济法”, 经济法集中反映了经济法治对民主的要求, 我国经济法与经济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许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认为, 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治经济,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法治会为市场经济提供维护与保障, 但是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单靠法律部门的维护又是很难实现的。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需要以宪法为支撑, 需要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知识产权法、民法、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行政法等多种法律的共同支持与维护。其中以经济法在调整经济关系过程中所起的作为最为重要。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在于在保障经济集中的基础上上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 而且经济集中和经济民主的有机统一也是市场实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法的灵魂与本质就在于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3], 这也是经济法制定与完善的基础。
经济法的本位在于社会责任, 它是建设我国经济法治的关键所在, 能够在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前提下对权利进行维护与保障, 经济法通过协调均衡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可实现国家综合治理, 全面调控市场经济的目的。宪法所提出的加强经济立法、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宏观调控等要求在经济法中均有所体现, 除此之外, 经济法还将民法与行政法紧密结合在一起, 具有社会主义法的调节功能, 经济法治的基本精神也由此反映出来。
民法的显达是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经济民主的主要表现, 民法以维护个体的权利为宗旨, 对于经济民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应该明确的是, 民法没有对具体的主体间所存在的绝对的差异投以足够的重视, 强调的只是个体权利的抽象意义上的平等, 也就是说, 民法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法律, 那些经济实力消弱但在社会上占有很大比例的主体, 他们所享有的民法方面的权利是十分有限的, 民法所保护的只是市场优胜者的民主和自由。而市场优胜者从民法中获取的财富也只是他们个人的财富, 他们并没有对公共财富的增长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而民法的局限性也阻碍了经济实力落后主体加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使得贫富差距被越拉越大, 社会的整体利益也由此受到损害。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多数人的利益, 在促进经济民主的过程中关注经济领域的实质民主, 使民法作用得到充分的彰显和发挥。而这些矛盾的解决都需要有从社会利益出发的经济法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经济法的本位就在于社会责任, 因此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 利用经济法就可以弥补民法的缺陷, 在保证社会利益又不损害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化解矛盾, 既推动民法的发展, 又维护了市场的稳定和繁荣。
经济法不仅包含了经济民主的内容, 还能够对经济集中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济法实现了与行政法的有机结合, 行政法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经济关系, 维护市场秩序, 与行政法的有机结合能够充分发挥出二者管理经济事务的功能。但是我们不能将经济法和行政法简单的等同起来, 即便现代行政法较传统的行政法有了明显的改变, 但是经济行政法的职责依然是行政管理功能。就以行政指导为例, 如果出现了指导失误, 经济法就明确要求了国家机关在出现失误时要承担责任, 而行政机关无需承担责任。所以, 我们应该看到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差异, 看到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以更好的从经济法治的要求出发充分发挥好管理经济事务的功能。
三、经济法治建设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经济法的完善
经济法治的建设要求各个要素与整体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要求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 换句话说就是在经济法治的建设中, 各要素的完善需要依托于经济法治工程的整体提高, 而经济法治工程的整体提高有赖于其内部各个要素的共同发展。经济法治水平的提高体现着经济执法、经济立法、经济司法等方面能力的提高, 同时, 经济法治水平的提高也促进者经济民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这对于立法者制定出更高水平的经济法律法规, 对于司法公正、严格执法的实现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也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另外, 经济法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们法制观念增强的体现, 利于经济法研究者树立信心, 利于规范人们的行为, 使人们将遵守经济法律内化为自己的信念, 更有利于完善和发展经济法理论, 使经济法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小结
社会主义经济法治的根本目标在于利用经济法规与法律手段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而经济法的不断完善也为经济法治水平的提高提供者源源不断的支持力, 只有在明晰二者关系的基础上, 加强法治建设, 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法在调节经济关系, 规范市场行为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本文在论述了经济法相关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围绕经济法与经济法治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治,经济民主,经济集中
参考文献
[1] 丁国民.民法现代化抑或经济法的兴起——民法与经济法分野之争[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13 (05) :17-18.
[2] 李昌麒, 张波.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观与市场调节观——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的一种解读[J].甘肃社会科学, 2011 (04) :23-24.
经济法治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研究在研究新时期基础治理法治化推进的现实意义和逻辑要求基础上，分析实际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结合实际提出對应的创新路径。研究方法以采用层次分析和问题分析法为主，尝试探讨基层法治化治理水平提升路径，以理论指导推动基层治理实践。研究显示，在当前基层治理活动开展中，还存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较弱、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滞后、队伍建设水平较低、群众基础薄弱、宣传氛围缺失等问题，因此强化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基层治理;法治化;法治建设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指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基层政府依照宪法法律来开展各项管理事业，确保基层治理活动在遵循法律制度前提下，达到规范化、程序化运行要求。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推进，是依法治国在基层政务活动的具体实践，在受到传统治理理念和法治建设滞后等诸方面因素影响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负面因素影响，价值目标难以实现。强化这方面理论研究，对具体实践活动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新时期基层治理法治化推进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理论研究体系中，通常将基层治理分为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两种形式，在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治理体系中，都存在各自不同的实践问题，但是就本质层面而言，问题产生的原因与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滞后有着明显关系，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应强化对基层治理工作重要性的认知，切实提升自身法治化治理能力，以自身实践创新基层治理法治化形式。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既是新型治理体系构建的实际要求，又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不断推进的重要驱动力量[1]。构建常态化的基层治理法治化体系，能够有效革新传统治理模式运行的不足，将基层矛盾置于法治体系监管层面，引导群众利用法律手段来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以此不断强化法律公信力，提升基层治理信誉，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新时期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要求
（一）以规制权利为关键点
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的复杂化，要求多元主体之间能够基于法治前提下不断提升合作共治水平，在合理把控政府权力边界前提下，构建完善的协同治理体系。市场经济运行体系下，政府职能在直接性经济事务方面的作用已经明显削弱，更多职能体现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实际工作开展也逐渐由治理向服务方向发展[2]。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依然存在忽视权力程序和边界的问题，从而导致权利越位或错位现象。如何在遵循法律法规前提下，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有效规制基层权利，确保将公共权力行使限定在法治轨道上，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二）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
基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国家权利存在是以为公民权利服务为前提的，在党的十九大中也明确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1]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全新阶段，社会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和社会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对权利和利益的诉求不断提升，公民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明显变化。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保障公民各个方面的基本权利，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已经成为基础治理的基本要求，要确保这些要求真正实现，就必须要推动基层治理朝法治化方向发展。
（三）以彰显法律权威为价值追求
依法治国是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完善的基本保障，是基层治理应当遵循的基本导向，在我国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背景下，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群体的守法意识依然有待提升。在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中，首先做到自身尊法守法，将法律条文应用于各项管理事务，才能够确保公众群体自觉学法用法，尊重法律权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限制公权滥用。因此在基层治理法治化推进过程中，基层政府必须要从自身出发，将具体工作与法治化建设有机结合，夯实法治政府建设基础，彰显法律权威，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三、新时期基层治理法治化推进面临现实问题
（一）基层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有待提升
基层行政机关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参与主体，机关人员的法治素养对法治化实施效果具有直接性影响。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依然有部分基层干部群体没有能够依照法律规范要求开展具体工作，将行政权凌驾于法律权威之上，凭借主观意识和主体经验对行政事务进行决断。在应当依照法律规范处理事务时，习惯性采用“土政策”或请示上级领导等方式进行解决。在处理矛盾纠纷时，未应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导致矛盾现象无法化解，甚至进一步加剧。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
要确保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深度落实，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在基层政府没有立法权限的情形下，必须全面、深入地依托上位法处理各项行政事务。但是在当前我国法治化建设过程中，适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仍不够健全，针对社区教育、社区文化及纠纷处理的法律内容不够完善，不同地区的立法情况明显不够对应。部分法律内容修订不够及时，规定过于宽泛，不具备良好的操作性，给实际应用留下较大操作空间。不仅影响到依法行政的实际效果，甚至造成基层治理不稳定因素增多，对法治化进程推进造成负面影响。
（三）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水平有待提升
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需要建立一支高水平、高素质、专业化的法治队伍，需要不断加强对基层干部和社会公众群体的普法教育。虽然各个地区基层立法部门不断加强这方面工作，但在实际运行中，法治队伍配备明显较为滞后，多数地区执法和宣传工作同时由基层行政部门兼任，派出所、司法所、食药监督单位等部门专门负责法律事务的工作队伍建设明显滞后[3]。部分司法工作、执法工作人员由其他岗位转岗而来，不具备对应的专业背景，法律知识欠缺，文明执法、依法执法意识不强，难以承担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这不仅造成执法和普法工作流于形式，还使得工作人员压力不断加大，出现较为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
（四）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缺乏群众基础
在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推进过程中，社会公众群体是基本主体之一，也是行政事务活动的对象，基层群众对法治化的认识，对法治化建设实效具有直接性影响。相对而言，城市地区群众较之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水平要高，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背景下，这一界限已经逐渐模糊，基层群众对法治化的整体认知水平依然有待提升。在出现社会矛盾时，依然采用过激的、违法的方式进行解决，在土地、房屋及经济纠纷事务出现时，虽然能够寻求法律途径进行解决，但是最终多通过非法律途径解决。由此进一步导致基层政府法治化公信力降低，对法治化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五）基层治理法治化宣传氛围较为缺失
加大普法宣传工作力度，形成良好的依法治理氛围，提升基层干部和群众对依法行政的认知水平，是新时期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具体实践活动中，部分单位对普法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法治宣传不够深入，宣传内容针对性不足，宣传方式较为单一，使得整体宣传效果明显欠佳。在宣传内容组织方面，没有能够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实际，尤其是在征地拆迁、婚姻家庭及民间借贷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宣传水平明显较为滞后，无法达到法治宣传的效果。
四、新时期基层治理法治化推进的创新路径
（一）以党组织为核心提供领导保障
新时期我国依法治国建设整体不断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已经成为整体工作开展最为薄弱的环节，也成为影响建设成效最为关键的部分。要切实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工作，必须要以党组织为核心，充分发挥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推动各项政策的执行落实。在各个基层治理活动开展中，都应当将法治化理念灌输至基层党组织活动中，充分利用党员群体分布广泛、先进带头作用显著等方面优势，将党的引领作用充分转化为基层治理法治化资源。在基层党组织活动开展中，应当结合法治化进程推进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工作任务，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推动各项工作执行落实。在基层工作具体事务开展中，还应当强化干部群体的法治教育，推动党组织成员逐步形成法治化思维，提升法治化素养，为提升法治化建设成效奠定坚实基础。
（二）增强干部群众法治化建设合力
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推进，需要各个主体、各个层面全方位配合，需要在社会层面产生高水平的建设合力。在基层治理工作开展中，首先需要从领导干部层面入手，以遵循法律制度为前提，加强各个岗位干部群体的法治教育工作。在基层群众法治教育工作开展中，必须要结合城乡基层社会运行特征，在不断拓展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的基础上，合理组织教学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模式，针对不同地区基层群众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教育，增加普法工作的实用性、趣味性，引导群众采用合法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选择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利[4]。在做好基层普法基础上，还应当重点加强青少年犯罪高发群体的法律意识培养，将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纳入法治教育体系，增强学生的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逐渐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
（三）完善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保障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在实际运行中，必须以完善的制度为基本支撑。针对制度建设和运行方面的不足，首先要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在符合立法权限要求的前提下，省级和部分市级立法部门应当强化社会调研，针对性地在各个层面完善社会治理细则，确保各项工作开展有法可依。在社区和乡村治理体系中，可以在法律法规框架内，深入征求居民意见，构建完善的公约、规则和章程体系，提升居民对制度的认可度，有效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最后在具体工作开展中，行政机关要强化与社会各界的对接，鼓励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到各项社会事务决策中来。
（四）优化基层治理法治化人才保障
工作人员是基层法治化治理工作开展的主体，也是实际工作成效的关键影响因素，针对当前基层法治队伍建设中的问题。需要从如下方面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一是要构建多元联动协调机制，整合法治队伍力量，形成层次性的工作队伍，在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基础上，提升基层应急事件处理能力;二是在编制体系层面进行优化，在适当扩大编制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法治队伍质量建设，完善持证上崗制度[5];三是对于不符合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的行政执法人员、合同工、工勤人员等，要完善对应的清理辞退制度，完善证件管理体系，以此确保队伍建设呈现良性发展状态。
（五）构建基层治理法治化良好氛围
良好的基层治理法治化氛围，不仅能够让群众更加直接、高效地学习到法律知识，提升自身法律条文应用能力，还能够规范基层行政人员执法行为，确保法治化进程有效推进。在法律法规宣传活动中，可以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宣传活动与群众文化活动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制作一些带有案例内容的宣传节目，丰富宣传形式，提升法治化宣传的灵活性，有效性。在宣传活动开展中，还应当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群众参与法治化建设的积极性，为推动法治化建设奠定更加坚实基础。
五、结语
新时期背景下，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保障作用更加凸显，但在实际运行中与依法治国战略实施要求依然有较大差距。在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活动形势更加复杂背景下，基层行政部门必须全方位革新自身工作理念，优化各项治理活动模式，推动法治化进程加快发展，形成良性发展格局，有效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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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稿人：田雄，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经济法治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文章针对当前学界对物流基本概念、特征的认识模糊性，宏观观察市场经济与物流理论发展中物流理论概念特征的演化轨迹[1-16]，紧扣物流价值取向这一主线，将物流理论演化发展历程划分为四大历史时期予以深入微观剖析，指出物流理论从起源、演化、发展至今，历史地从狭义物流走向了广义物流。且对狭义物流和广义物流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关键词：物流概念；广义物流；物流演变史；物流价值取向；狭义物流
物流，自其历史地诞生以来，就客观地以迅猛的态势向前发展着。然而，作为一门科学，人们首先最为关心的问题则是其基本概念的诠释，亦即，什么是物流？有人说，货通九州就是物流。可是，货为什么要通九州？是什么驱动力促使货通九州？怎样通九州？如何确保其通九州？通九州的过程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等等，这些问题终究要回归到对物流基本概念的认知上来，且无疑有待我们予以科学回答。
当今物流理论纷争，择其要者存如下几派学术观点：其一认为，物流是由物品的运输、储存及其附属业务等组成的活动模式，现代物流区别于传统物流则在于现代物流是融入了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性活动模式。其二认为，传统物流一般是指物品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位移；现代物流是侧重于物流管理。其三认为，应从物流固有属性与非固有属性为鉴别标准的角度来区分传统物流与现代物流。前三种观点的认知前提均为：物流之“流”涵义是物体的定向位移。进而认为，物流应划分为传统物流和现代物流。其四认为，物流乃新生学科领域，不存在传统一说。此种观点虽道出了物流概念的历史范畴属性，但却未能予以科学诠释。
科学理论存在纷争，纯属正常，然而，就其基本概念认知模糊引发纷争，折射出此理论健康、科学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回归、剖析历史的视角，探寻物流理论起源、发展的本来面目，提出了物流概念的新观察，即，从物流之价值取向的角度，认为物流应划分为狭义物流和广义物流，且对狭义物流与广义物流做出了明确界定。为此撰文如下，抛砖引玉，与同行学者探讨、商榷。
1 物流理论演变史宏观剖析
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运动推动的。
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由社会分工所支持，而社会分工的广度依存于市场的扩大，市场的扩大又依存于以运输为纽带的物的流动。亦即，物的流动效率与质量在一定意义上客观推动着市场扩大，为社会分工创造条件，进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反之，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则为物流活动的发展带来机遇、提出挑战、创造条件，从而进一步推动物流的发展。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更细更专业，生产产品的数量、品种更大更多，市场更为广阔，商品流动的时间、空间更加延伸，涉及领域或障碍或利益分配等也更多更复杂，如此，商品能否有效甚至高效流动便呈现出它的时代经济意义或价值，而其在整个社会经济“躯体”中如同人身“血液”般的功能或机能被渐渐挖掘出来。物流学科的诞生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历史阶段，由于市场商品匮乏，制造企业无论生产多少产品都能销售出去。于是，大力进行设备更新改造、扩大生产能力、增加产品数量、降低生产成本，以此来创造企业剩余价值，成为了物资源领域的“第一利润源”。当生产力相对发达、产品充斥市场，转为供大于求，销售产生困难时，也就是第一利润达到一定极限，很难持续发展时，便采取扩大销售的办法寻求新的利润源泉。于是，存在于人力资源领域的“第二利润源”应运而生。继此，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在前两个利润源潜力越来越小，利润开拓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作为经济流通领域中与商流机能相辅相成且未曾开发的物流机能便骄傲地浮出水面，孕育、演变、发展呈现巨大科学价值，成为社会经济向纵深发展的“黑大陆”、“冰山”、“第三利润源”，物流理论应运而生。简言之，科学的“流”能生利润或创造价值，物流是内涵流价值追求的物的位移。
物流理论概念特征演化发展历程，简要综述如图1[17]。
由图1直观可见，从20世纪初期到50年代中期，市场营销孕育的PD和军事后勤孕育的Logistics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并存着，本文将其解读为物流理论胚胎期。后来随着“黑大陆说”、“冰山说”、“第三利润源说”的问世，反映出人们的认识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意识到这是一个未来的新兴学科领域，研究由一国遍及世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PD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Logistics在军事实践中也在不断成熟，尤其是二战以后商业领域对Logistics的成功应用，到80年代中期，完成了PD与Logistics的嫁接，此时，被丰富了流价值追求内涵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Logistics取代了PD，本文将其形象解读为“物流婴儿”降生了。物流婴儿的降生客观上迅速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的飞速发展反过来推动着物流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战略思维意义的SCM开始出现，到90年代中期以后具有系统战略意义的SCM与具有系统战术意义的Logistics有机结合，进入了SCM理论时代。与此同时，MF理论自80年代中期已开始研究了，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带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课题提出，MF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将容纳Logistics和SCM成为真正意义的物流学科，“物流婴儿”长大成人。MF理论的诞生客观与“黑大陆说”、“冰山说”、“第三利润源说”等形成了前呼后应的必然学说发展。物流理论经历了一个从起源到探索到认知的世界性演化发展历程。
2 物流理论演变史微观剖析
纵观物流演变发展史，我们拟切取四个片段期加以剖析，以窥物流理论概念特征演变之一斑。
2.1 物流理论胚胎期，狭义物流概念由此开始诠释，揭示物流是一历史范畴
市场营销孕育了PD，军事后勤孕育了Logistics，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视角转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的美国经济飞跃发展，1865～1914年50年期间，工业总产值从不足40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到1894年，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企业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自由经营走向垄断经营，经济的发展导致大量资本被投入扩大再生产，大规模生产带来了日益增多的商品，使市场供应超过市场需求，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17]，在此背景下，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关注、研究市场营销。1901年约翰.F.格鲁威尔（John F. Crowell）的《农产品流通产业委员会报告》、1915年阿奇·W·萧（Arch.W. Shaw）的《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1916年L. D. H. Weld的《农场产品市场营销》以及1929年Fred E.Clark的《市场营销的原则》等著作相继问世。阿奇·W·萧（Arch.W. Shaw）在《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Some Problem in Market Distribution）中提出“Physical Distribution”（简称PD）概念，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物流概念[18]，笔者将此称为物流理论的胚胎。而Fred E.Clark在《市场营销的原则》中从理论上正式提出了PD概念，将货物分销纳入市场营销的研究范畴。讨论了PD的各种活动，把PD活动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了研究分析[19]。
解读PD可知，Physical Distribution的中文翻译是“物质分拨”或译为“实物分销”，而Distribution可翻译为“分配；分布；被分配或分布的状态”，从逻辑上说，分配是商业交易的衍生物，显然，PD原本属于流通领域中与商业交易相伴随的固有机能。而美国学者们研究提出PD理论，是因为高速增长的美国经济带来的产品积压以及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与产品积压的矛盾冲突给企业带来的高额仓储成本，让学者们把目光投向PD，研究PD，发现了PD的耀眼光芒，于是PD理论脱颖而出。如此，产品生产过剩的市场经济与商品流通领域中固有的物流机能“交配”，物流“孩儿”被怀孕了。原始的物之运输活动，开始向着追求利润价值发育了。
其实，这个“胎儿基因”还同时包含于早期的军事后勤实践及其相关Logistics理论之中。但市场营销孕育的PD和军事后勤孕育的Logistics都只能说是物流理论的胚胎，因为，PD产生的本意是改善“实物配送”管理，通过功能整合，降低销售领域成本，提高客服水平；而Logistics产生的本意则是提高军事后勤补给效率。起源的PD和Logistics分属于市场营销学和军事后勤学，其并未形成科学的、独立的物之流的理论学科，当今物流作为社会经济“躯体”之“血液”而综合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两者均不具备。然另一方面，PD和Logistics的研究对象确已包涵了有机关联的运输、储存、装卸搬运、流通加工等物流四大基本实体环节，即，其中存在了产生物流理论的“基因”，客观上物流理论的胚胎已经形成。
亦即，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狭义物流概念开始酝酿，什么是狭义物流？概言之，就是与传统商业交易伴生的货物运输内涵有别的附着了流价值追求的物体的链状移动。它开始追求流之时空价值，或者说，在此之前历史上的货物运输的意义仅在于货物所有权或相关权益转移所必须的位置移动，而起源的物流概念内涵则产生了质的变迁。换言之，运输是简单的位移现象，而物流开始逐渐呈现出科学的经济现象，类同于历史上钱庄银行的出现，物流是一历史范畴。
2.2 物流理论孕育期，广义物流演化孕育雏形，物流概念系统科学性开始呈现
物流的多领域全球化演绎，内涵扩充丰富，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这一时期物流更加发展，研究更加深入，著述潮涌，物流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沿着由量变到质变的方向渐进地演化发展。应用学者们的典型研究成果，将其演绎框架趋势轨迹制于表1中。
表1呈现，物流理论从十月怀胎到降生贯穿着强烈的时代经济线、呈现全球化演绎格局，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模糊到清晰、由发现到挖掘、由一国到世界的认识发展过程。由于各国经济背景、研究角度、政府支持力度等因素不同，物流理论经历了由涓涓细流向大河汇入的方向发展历程。亦即，其演变趋势是由狭义物流向着广义物流、形成独立学科的方向发展。其具体表现是，起源于美国的PD和Logistics进入世界经济领域平行发展，最终完成PD与Logistics的嫁接，Logistics因其流价值内涵更为丰富而取代了PD，广义物流概念雏形便由此形成或降生。说它仍然是雏形，是因为当今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先生提出的大物流理论MF之“流”理念或思想仍然没有最终形成或成熟，从其命名Logistics也能侧面反映出来。
PD与Logistics相比较，二者的基本功能环节都由保管、运输、搬运、包装、流通加工、信息等构成。但是，Logistics与PD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具体体现在：在物流理念上，Logistics的理念是价值理念和整合理念，而PD的理念为效率理念或成本理念；在物流功能上，Logistics重点在于创造需求功能与整合物流基本功能，而PD重点在于满足需求功能；在物流目标上，Logistics追求综合经济效益，包括解决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注重整体活动的最优化组合，而PD着重强调降低成本，注重局部活动的最优化；在物流涉及的领域上，Logistics覆盖产品的采购、生产、流通、销售、消费和回收的整个管理过程，涉及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回收物流，而 PD只覆盖生产、流通、销售和消费的管理过程，仅涉及销售物流、生产物流[18]。比较可知，Logistics初步具备了当今物流之客服导向性、系统战略性、信息及金融服务的依托性、流价值追求性、流程全方位性、资源配置性等一些特征属性，且物流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渐渐为一些国家所认识，并出现了相应的法制保障环境。
历史真情倾述：物流之“流”涵义向着“流态”在演绎，具有了理论指导、价值理念、宏观功能目标追求等理论意义的广义之“流态”。
2.3 物流理论生长期，广义物流予以解读，物流概念系统科学性趋于成熟
物流所追求的流价值进一步广义拓展，信息、金融、人力资源等更为广度的资源链整合，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雏形的物流理论Logistics成长的环境或背景：一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及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的有机结合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二是经济竞争全球化格局带来的以美国率先由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传统型经济向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科技型、创新型知识经济的转型。
在此背景下，深入的研究开始注重狭义物流、信息流、包涵了资金流的金融服务流（以下简称为金融服务流）的系统整合以及更大范围地包含供应商的供应商和用户的用户等的网络链状人力资源整合，如图2[21]和图3[22]。于是，供应链管理（SCM）的思想和现代技术被应用于狭义物流之中。反过来说，狭义物流、信息流、金融服务流在供应链管理中获得了更高效的整合，流得更快、更好、范围更广、效益更高。形象解读：这一整合了狭义物流、信息流、金融服务流的网络链就是经济躯体的血管，狭义物流依托着信息流、金融服务流在这一血管中便能高速高效地畅通流动。
物流理论Logistics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广义物流概念，于此得到了解读、趋于成型。即，物流除了追求时空价值外，开始更为广阔地追求资源整合价值，包括合理整合物资源、人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法律资源等，以达到综合最佳效益。简言之，其吸纳了“第一利润源”和“第二利润源”，并扩充形成了“第三利润源”——向时空、系统、整合、合理要效益。
关于供应链管理（SCM）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我们将其摘要一二于表2中。
2.4 物流理论成年期，物流概念系统科学性予以完善
以促进循环、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为主旨的“大物流”登上了历史舞台，流价值内涵再度拓展成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经济的全球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率先推行的新经济模式，一方面给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全球经济竞争带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而另一方面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一系列新生问题也在悄然产生，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一系列经济课题严峻地摆在了人类面前，如何解决这一世界性经济课题？恐怕非新兴的物流理论科学与实践的发展莫属了。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17]，1985年中国学者徐寿波院士在《中国物流》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关于物流技术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了MF物流（The Material Flow， MF）新概念。
1987年徐院士又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物流著作《物流学及其应用》[26]，提出“物流技术经济学”理论和方法。21世纪初，依据科学发展观要求，徐院士提出了“MF物流科学技术理论”和“大物流论”（The Material Flow， MF），同时深入研究了MF系统基本要素与结构，揭示了经济界、社会界和自然界综合物流（Comprehensive Material Flow， CMF）相互作用的规律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依据物的实体、价值和信息的整体属性及运动规律，又提出了商品物流（Commodity Material Flow）理论[17]。“大物流论”是由“物的流动论”、“综合物流论”、“物流要素论”、“物流性质论”、“物流科技论”、“物流工程论”、“物流产业论”等七大部分所组成的完整科学体系[25]。国际系统科学学会两位前主席Professor Kjell Samuelson和Professor G. A. Swanson认为MF新理论是关于人类相互作用和集成的物质流动的一个更全面的看法，为传统抽象的系统科学向物质实体系统科学转型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途径[17]。
“大物流论”的提出开辟了物流演变史的新天地，使物流理论研究视角更广，流系统更科学，流网络更宽，流态更绚丽。流，除了追求时空价值、资源整合价值外，开始了科学追求社会可持续发展之价值。至此，物之“流”的理论认识上又一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与贡献。即，在认识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物流是包含了Logistics、SCM的MF。大物流理论MF揭示或开始探索社会各要素之间相互交换联系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拓展了物流的内涵和外延，“流”无论从外在命名还是内在理论体系都演变成了科学意义的“流”学科和“流”行业，广义物流之“流态”得到了更全面的认知。
3 结束语
现在再对物流概念的纷争说几句话吧。
徐寿波先生的大物流理论，提出了自然物流、社会物流以及经济物流之分，其实质，本文以为是站在更为抽象的高度，对物流之“物”做出了广义的诠释，揭示了物之流的科学在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中更为重要的科学意义。其实，借此思维，顺理推演，物流之“流”也应做如下广义诠释。
物流理论演化发展史已向我们客观展示了物流概念及特征，由上文剖析启示，正确把握物流概念之关键在于对“流”涵义的认识，学者们提出的“分销物流”、“后勤物流”包括上文传统物流和现代物流的定义、纷争等，容易让人进入一个认识误区，即：流就是物的位置定向移动。自然推论：流就是运输。再推论：物流自古就有。再逻辑思维便进入了什么是传统物流什么是现代物流的学术争论怪圈。再逻辑思维：什么是物流？物流的意义？便糊涂了！
本文以为，“流”涵义虽然原始本意是：物体的定向位移。但由上文剖析清晰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流概念的提出使其已演变成了一个新生的、独立的“流”学科和“流”行业。其研究对象狭义地说，是附着了流价值追求内涵的商品或物体链状或网络状移动；广义地说，是以商品运输为中心并整合了信息流和金融服务流以高效追求其时间价值、空间价值以及资源有效配置价值的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活动。所以，物流概念虽起源于流通运输，但却产生了质的变迁发展，类比于人起源于猿，但人却不是猿。“流”应广义解释为“流动状态”，即“流态”，用物流科学理论为指导当代物流科技水平为支持组织形成的“流态”，整合了信息、金融、法律、工程等诸多因素的“流态”，这一“流态”便是社会经济躯体的“血液”，科学滋养运筹“血液”可以强社会之身、健经济之体和人类之谐。
进一步概括，本文提出“物流血液说”假设命题，供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探讨，其形象化简要表述是：物流是社会经济躯体之血液。物流是一个时代概念；一个属于由系统工程学领域与实体技术经济学领域交织形成新型领域的概念；一个揭示了自然、社会、经济中物体的流动、交换规律的科学概念[26]。本文建议对经济物流概念表述为：物流是指以客户服务为导向，以信息流和金融服务流为依托，以法治环境为保障，以供应链管理理论为科学依据、以当代科技水平为技术支持去完成综合最优化的流网络布局，对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和流通加工等实体流动环节进行系统整合，以实现社会资源综合有效配置、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活动。
物流概念是一历史范畴、系统范畴和科学范畴，其从起源、演变、发展，历史地从狭义物流走向了广义物流，广义之物流，物是广义，流也是广义。物流，应区分为狭义物流与广义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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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治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从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着手,分析了目前的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伦理底蕴。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伦理底蕴
［
1 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
在西方,经济与伦理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崇尚经济活动中的善行,强调善是经济活动中的目的,经济活动只是达到善的手段。在近代,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经济与伦理得到了较完善的结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考察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国富论》中，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两部分别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看不见的手”的提法。斯密说：“(富人)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定义,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况且,既是“看不见”,似乎也无法具体说出那只“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综观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论述的思想,我们可以抓住“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它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市场力量。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特性的。《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激发了富人们的同情心,使得他们能够与穷人们分享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完全地将生活必需品据为己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在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无意识地、自发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展。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沟通了私利与公益,表明了他对市场自身伦理调节力量的信任。由于他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因而,“看不见的手”被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崇,奉为圭臬,并成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里,“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它伸向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须其他力量的干预,只要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此看来,被神化了的“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
在斯密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首先,市场伦理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发形成既保护个人利益也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伦理秩序,个人和组织不能从外部予以干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对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其次,市场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谁,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经济主体,都有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权利,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再次,市场保障了个人主动的道德选择自由。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迫,市场反对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道德性强制；最后,市场推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在个人追求利益增值的同时,不需要刻意地考虑公共利益,因市场力量的作用,对私利的追求无意间也能使公共利益自然增长,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
到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那里,对“经济人”的含义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但穆勒也指出,“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人本身,它是对人的实际行为的一种不完全精确的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一旦运用于实际就要进行修正。
遗憾的是,近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忘了经济的伦理意蕴,朝着“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发展,“经济人”成为一个模型和分析工具,排除了任何伦理因素的考虑,其主要原因是“边际革命”以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使用数学方法并依据数学模型进行“演绎”的科学,应该说,经济的数学化是一种进步,它能使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过分忽视人的丰富性研究,把理性经济人归结为数学符号的简单化趋向,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思语)。对此,马丁•霍利斯与爱德华•内尔讽刺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潜在假定存在于投入与产出、刺激与反映之间,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曾结婚也不是单身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狗、爱他的妻子或喜欢儿童游戏胜于喜欢诗。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干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
而丧失伦理内涵的“经济人”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条件,而是在危害市场经济。凯恩斯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正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 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值得我们深思。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割裂开来,而且将“经济人”的思维逻辑大规模地侵入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德国学者彼得•科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当代的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趋势,即把经济学和它的范例变成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普遍而终结性的理论。”这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缩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数学化、模型化热塑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转机。其一,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研究对象。当今理论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欲望达到合理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满足人们的欲望,并将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的学科。既然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稀缺,还要研究人的欲望,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层面对价值定义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资源又具有稀缺性,这就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为避免或缓和这种冲突就必然使人们的欲望超越人性本能的放纵,同时又要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就需要一整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没有这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人类将失去满足自身欲望的操作能力。其二,质疑经济数学化、模型化。一般来说,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它不单是投入产出的物质或数量问题,还有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主要理论贡献充分表明,行为手段、伦理道德、制度变迁等作为经济活动的变量已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示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征上来”。
以上是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回归:即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体现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要统一”的思想。而从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单纯强调经济人的思想,酿成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匮乏,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严重的局面。如今,许多学者重申经济人与道德人应统一,呼吁要加强经济伦理建设,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曲折回归,是西方社会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总结概括出来的,体现了道德发展的规律性。这使得我们要深思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到底是什么。
2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经济与伦理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伦理属上层建筑范畴。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对经济伦理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伦理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经济伦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经济伦理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伦理也必须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看,经济行为是伦理规范的源泉和载体,伦理规范则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和价值取向,二者相互渗透,缺一不可。
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美国经济学家A•斯密德认为,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市场,总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规则……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存在不具有基本伦理判断的市场价值,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
2.1 市场经济蕴涵伦理精神
著名的经济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境界,把边界定为“每个人的利益增进不得以减少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标准上。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作合乎逻辑的展开,就可演绎出诸多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首先,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人们必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又必须以增加积累为前提,增加积累要求人们勤俭、节约、聚财,正因为这样,“勤劳致富、勤俭节约、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同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诱发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遵循“两利相权取其大”的集体主义原则,其最低要求是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即正当求利,合理利己。其次,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它内在地要求人们遵循以下规则互动:承认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拥有相同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意志和决定。显而易见,如果不遵循人格独立、平等、公正、诚信规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可见,市场经济推动独立人格的发展。再次,根据供求规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得人们必须把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根植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因为不把社会生产置于社会需求基础之上,商品就难以实现其价值,更谈不上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市场经济是通过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来获取利益的,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又一规律,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竞争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而竞争需要有公正的环境,所以,竞争要求人们具有公正诚信的品质。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活动不但有其特有的规律和规则,而且有这些规律、规则决定的经济伦理,这些经济规律、规则与其自身演绎的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反作用于这些经济规律、规则时,就能保证经济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在遵循和违反的两个层面上,或展现人性伦理界定或道德导向,使得经济活动符合人的目的;或违反经济伦理道德,最终阻碍经济活动的发展。
2.2 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伦理蕴涵于市场经济之中,有其经济基础,但伦理道德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掌握利用,就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规则要求的科学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落后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第一，科学的伦理道德能指导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在正当求利的经济行为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科学的道德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第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作为“伦理资本”,创造经济利益。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必须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的和谐协作合力,并因此促进有形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出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 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底蕴
上面谈到了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底蕴？
第一,认可和保护产权。通俗地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关系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但实质上是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中的核心是产权的让渡,即产权关系的平等交换。产权是指人们对某种经济物品所有的一定的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而这些权利需要社会的认可与保护来维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分不清谁是产权的独立占有者，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何以会使利己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何能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竞争。
第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性质,赋予了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基础伦理条件。它主张通过规定经济主体成员一般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赋予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经济价格。另外,劳动者自由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就形成了最合理的人员安排结构,有利于劳动者个性的发展,有利于人尽其才。
第三,经济公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正作为处理和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当”之理,自然就来自在生产与交换中所呈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由这一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经济公正的核心要求就是自愿。即只有一个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正的生产与交换就是在生产与交换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出于自愿,这就意味着其中没有欺诈,没有胁迫,没有垄断,没有强权。经济公正的第二个要求是公开。由于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自己所用来交换的东西和打算交换的东西之间,人们对自己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所以双方都“应当”公开与交换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利于对方作出正确的效用判断,实现交换的利益增额。经济公正的第三个要求是平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就意味着:任何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交换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劳动,交换双方有权向对方挑选符合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有权计较自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是否在交换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与物质财富的分配相联系,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平等，即竞争规则和分配规则对所有人具有同等效力,运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的平等。
第四,追求效率。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促成的,即市场经济的自由、利己、交换、竞争、分工的性质促成的。正是由于经济主体的利己行为、市场竞争的强制力,才有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交换的存在,经济主体才能在追求各自所需的价值中,各得其所。同时交换又是推动分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竞争的外部压力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从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国民经济得到了长期、快速的发展,社会产品不断丰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契约观念。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要强化契约,鼓励市场交易的契约化,树立起契约观念。与之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伦理要求广泛树立起契约观念,促进市场交易的普遍契约化。此外,还有经济的公平性和制度的道德性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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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翟晓英(1972—),女,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在读博士,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经济法治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近些年，在农业经济发展各部门协力配合下，农村经济统计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农村经济统计指标衡量我国农村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并对农村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科学的指导。但不可忽视的是，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导致我国不能准确的预测中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为此，应探究统计工作的问题，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现阶段，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在农村经济数据采集上存在困难，无法保障数据统计的质量，影响了统计工作的效果。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形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的家族式居住模式已不复存在，很多农村地区都像城市一样住上了小区，这样导致家族成员的居住地十分遥远，按照传统的统计规则根本无法进行数据统计。
其次，统计工作方法落后，对于农村经济一般性指导的调查很容易获取，但由于指标体系不完善的影响，在农村进行投资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的相关指标无法进行统计，而且在统计这些指标中应用抽样调查法并不科学，大部分数据都是代表农民个人，不具有普遍性。
最后，统计工作缺少充足的经费支持，农村统计经费应作为乡镇政府财政预算的一部分，但很多地区却并未在财政预算中列入统计业务经费项目，所以经济统计部门在展开统计工作时，并没有经费的支持，所以无法购买先进的信息化设备提高统计的水平，很多工作内容也因经费的限制无法有效展开，从而无法全面的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数据。
二、提高农村经济统计准确性及科学性的策略
（一）提高准确性上
1.通过先进的技术，提高农村经济统计的准确性，通过引进现代信息技术和设备为农村经济统计工作提供科学的工作硬件设施，建设完善的工作流程，并通过政府的资金支持，培养统计人员对熟练使用科学方法进行数据登录和统计指标分析，从而提升统计工作的准确性。而且引进先进的统计软件，将复杂的指标分析通过软件进行操作，避免人工计算和分析出现的误差，这样不仅能够提升统计工作的准确性，还大大地提高了统计工作的效率。
2.提升统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应全面地将信息化科学技术引入到统计工作中，这就要求统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断提升，要在原有的技能基础上，不断丰富使用科学技术进行统计工作的技能。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展开培训活动和工作内容交流活动，及时向统计工作人员传授先进的理论知识，协调工作人员之间的工作，并交流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集体的智慧有效地解决问题。另外，要组织专家队伍到统计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中进行指导，使统计工作人员能够真正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并吸取成功的统计经验，丰富自身的专业素养。如果统计部门有新员工，可以以老带新的模式进行统计工作。
3.科学、有效的进行统计功能分配，将当前统计结果从整机绩效考核中脱离出来了，避免出现暗箱操作行为，并统计结果进行干预和不正常调整，影响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地方统计也要独立进行，脱离开国家统计的干预和控制，这样统计过程中各项结果就不需要层层报备，降低了报备工程中相关因素对统计结果准确性的影响。
（二）提高科学性上
1.建立健全当前的统计制度，现阶段我国使用的统计方法，在统计要素上过于复杂，而且统计范围较大，忽视了对一些直观性指标的统计和关注，为此，应精简当前的统计要素，合理的压缩当前的统计范围，将统计的重点转移到农村的基本民生问题上。另外，统计人员不仅要重视搜集到的硬性数据指标，还要对农村基本民生进行关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了解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农村经济统计的实际作用。农村经济统计首先要向我国相关农业部门反映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为相关部门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依据，但如果农村各企业和相关部门提供的硬性数据指标不全面、不准确，那么在对农村经济发展进行指导时，也会出现偏差，降低了农村经济统计科学性，这也是很多地区经常出现政策与实际发展情况不符的原因。
2.科学化管理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处在不断变革阶段，不稳定因素较多，所以统计工作的难度也有所提升，必须通过管理手段提升农村统计工作的科学性。例如，利用将传统的管理手段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对统计数据进行完整的分析和管理，保障数据的全面性，并通过信息化管理网络的建设，方便统计人员及时查询数据，分析数据的准确性，从而提升统计工作的科学性。
另外，我国应建立专门的农村经济统计管理部门，组建专业的统计队伍，根据中国统计准则委员会传递的要求，制定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的工作准则和工作标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经济统计是反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和实际情况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科学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我国相关部门对农业经濟发展政策的调整，所以农村经济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十分重要，必须尽快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统计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统计方法、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发挥出农村经济统计为农民服务的作用。（作者单位为景东彝族自治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