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韩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其工业化进程加快，到1970年代末，韩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其重化工业化过程，主要是靠政府主导与推动下重机、重化工业一边倒的投资强行实现的，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此后，韩国政府对其产业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从过去的“政府主导型经济”逐渐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大大减少对于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积极改善市场环境与增进市场功能；政策重点也从促进重化工业的集中的投资，转向以经济手段支持引进设备的国产化、引进技术的吸收与升级，进而实施“科技立国”战略。这些政策调整实施后，韩国经济很快从危机的泥潭中脱身而出，在又经历近20年的快速增长以后，到1996年时韩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韩国政府工业化中后期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一）韩国促进工业转型发展的基本政策思路
第一，恰当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大程度发挥市场的作用。韩国早期推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注重发挥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产业政策调整更多地重视发挥市场的力量，减少了行政力量对产业结构形成的干预。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发生了转变，新的产业政策是，通过自由竞争，诱导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坚持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同时，实施“产业结构高级化”战略，采用经济手段加速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是在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领域积极支持企业“技术革新、提高效率”与提升国际竞争力；二是依据国际市场变化，鼓励传统重化工产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升级，同时重点发展计算机、精密仪器、精细化工、电子机械等新兴产业；三是整顿轻纺、纤维、染色等低附加值产业，着力促进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较快发展。
第三，鼓励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成为产业政策的重中之重。一是韩国加大对科技与开发的投资力度；1986年科技研发强度为2%，到1995年提高到4%。二是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化。三是加强创新能力，逐步建立起本国的高科技体系。四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使经济结构得以升级。五是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增加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二）立足韩国特色合理选择重点发展的高技术产业
上世纪80年代，韩国国内传统产业原有的比较优势在逐渐丧失，韩国政府也必然将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以提高韩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韩国政府在划定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范围时，充分考虑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80—90年代期间，韩国政府依据上述原则，在考虑现阶段韩国产业技术水平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时，将尖端电子信息产业、半导体产业、液晶显示器（LCD）产业、机械电子产业、新材料产业、精密化工产业、遗传工程产业、光学产业、尖端纺织产业、航空产业、尖端汽车产业等11类产业定为韩国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三）多方位投入大力支持产业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第一，扩大政府在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上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对基础科学与产业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投资，使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2.1%提高到1996年的3.4%的水平；增加对提高技术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的资金支援；对高科技领域国家重大课题的共同研究增加政府支出在“国产机械购入基金”及“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中的份额。
第二，为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提供税收及融资等政策上的优惠。调整民间企业技术开发准备金的保留额度；允许民间企业在国外发行可转换债券，以增强引进高科技设备的能力，并鼓励企业在发达国家设立高科技研究机构或购买高科技企业；放宽高科技设备进口减免关税的适用范围，并扩大研究开发用品的租税减免范围。
第三，完善政府对于产业技术研发的扶持体制。制定高技术产业领域的长期综合计划，并不断调整完善；增设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并鼓励它们积极参与大型课题的研究、开发工作，成为高科技产业大型、长期课题的共同研究中心；加强对中小企业高科技产业部门的应用研究与地方企业研究的支援；大力加强高科技情报资源的搜集，创建技术情报市场。
（四）设立多种专项基金全方位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由主要支持和培育大企业集团，转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重，出台了《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等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同时，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财政政策方面。政府每年确定并告示中小企业系列化行业与品目，并为有关企业提供特别信用保证和税收减免。并建立中小企业创业支援制度，实施《中小企业创立补助法》、《中小企业产品购买促进法》等。
金融支持方面。韩国财政经济部、产业资源部等12个政府部门设立了91种政策性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韩国政府于1961年8月设立中小企业银行，作为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建立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
（五）高度重视产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长期以来，韩国政府就高度重视产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根据不同时期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不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是注重技术工人培养与在职员工的职业培训，先后制定实施了《职业训练特别措施法》、《国家技术资格法》和《职业训练基本法》等一列政策法案。二是不断加大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韩国政府提出“技术立国”、“教育立国”的口号，加大了对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支持。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振兴方案》，《面向21世纪的智力韩国》（Brain Korea 21）高等教育改革计划等政策法案。
（六）政府大量投入支持信息产业发展
韩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信息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诸多信息产业领域甚至已超过发达国家，这与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扶持信息产业，政府与企业良性互动推出有效的产业发展创新战略和扶持政策。韩国政府极为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在半导体、计算机通信技术和新媒体服务技术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2009年和2011年为了提高数据利用效率，韩国政府连续推出《云计算全而振兴计划》和《云计算扩散和加强竞争力战略》，共投入31164亿韩元。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一）适时调整产业政策取向与政策工具选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要让市场的作用更充分的发挥出来，尽可能地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在政策措施的选择时，应更多选择诱导型手段，更少采用审批限制类手段；更多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少去替代市场选择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
（二）政企良好互动及时调整与优化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应良好互动，政府尤其应尊重企业与企业家的选择，顺应市场与企业的选择。产业政策不仅是引导企业创新，更重要的是不限制企业创新，按照市场规律要求顺应企业发展，促进企业间竞争，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
现今世界正孕育着新一轮技术革命，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下，应把信息产业作为产业转型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正处于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应在关键环节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不仅重视研发投入，更要重视基础研究支持，为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成果储备。
（四）完善职业教育体制，大力培养产业技术人才
一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支持产业技术工人的培养；二是加快产业科技人才的培养，鼓励和促进学校与企业技术应用相结合的现代制造技术教育，培养专业化的技术人才；三是鼓励高校与应用技术研究机构紧密结合培养实用型创新人才。
（五）“真金白银”加大投入，切实落实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可参照韩国模式，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可设立多项政策性基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还应设立专项资金，对于中小企业人才培训、研究开发、商业情报收集、销售宣传等方面给予资助。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韩国于2008年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标志着韩国社会养老正逐步取代家庭养老。本文通过介绍韩国护理制度的形成背景、覆盖面积、服务内容、筹资比例、运营方式等内容，强化对护理保险制度的认知。这些对人口已步入老龄化的苏州关于妥善处理老年生活服务问题具有借鉴价值，推进苏城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具有地域特色长期护理保险模式。
关键词：韩国；苏州；长期护理模式；城市特色；分析借鉴
中国自1999年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以来，全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1.53亿（2008年）[1]。因为各个城市老龄化发展程度不同，本文选取老龄化发展较快，经济发展迅速的江苏省苏州作为研究对象，苏州因为成功地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老龄化浪潮来的较早，程度也较高。并且，苏州地区“四二一”家庭结构十分普及，更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新型的护理体系已成为完善苏州养老制度的当务之急。
放眼亚洲，韩国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研究与建设最为人所瞩目。针对老龄人口的增加、高龄老人生活不便以及老年性疾病发病率增加[2]等社会现状，2007年，韓国通过了《老龄长期护理保险法》，该法于2008年7月1日正式实施。韩国因此成为继日本（2000）和新加坡（2002）后通过立法形式引进长期护理制度的第三个亚洲国家。
1 韩国护理保险制度建立的社会背景
作为第三个将长期护理构想正式加以规范的国家，韩国是处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而作出的改革，主要原因共可分为三点：老龄化程度太高、妇女职能的转变、旧的制度引发社会矛盾。
1.1 老龄化程度高和出生率低并存
韩国自21世纪初就开始面临着人口年龄分布严重不均衡的困扰。据韩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韩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量超过了500万人，据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000万人以上。但同时，韩国人口出生率却很低，近十年的平均出生率仅仅为1.08%，这就导致了人口结构的严重逆差，被联合国列为危机国。
1.2 家庭结构中妇女职能的转变[3]
韩国是典型的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思想根深蒂固。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开放和社会观念的转变，原先只会在家做家务、伺候老人为主的韩国妇女开始逐步走出家门从事劳动工作赚取经济酬劳，这直接导致照顾老年人的工作基本落在了配偶身上，但仅仅依靠老年人之间的相互照顾显然并不现实， 护理者本身的老龄化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
1.3 传统老人护理制度不能适应社会需求
韩国护理保险法建立之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和护理问题，出现了大量老无所养的案例，这就要求韩国政府针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出台新的护理规定，以立法的形式将护理制度加以社会化。韩国在借鉴日本护理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引进了护理保险法，将护理老人的家庭自觉模式通过社会保险这一社会契约形式加以规范化、社会化、制度化。
2 韩国护理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影响
2.1 韩国护理保险制度的内容
韩国护理制度险由隶属于政府的“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进行管理，该公团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部，实行统一的服务标准、统一的服务费用、统一的保费标准，并为参加国民健康保险的公民统一办理征收长期护理保险费用，此部门运转于韩国护理流程的始终。
2.1.1 制度覆盖对象
韩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覆盖对象必须是有收入的人群，初步定为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龄人，或者65岁以下的身体机能衰弱的人群提供服务。面对被保险人和家属的大量申请，“国民健康保险公团”通过专业的44项检测指标判断护理需求者属于五个护理级别中的哪个等级，只有前三等级的患者才有资格申请护理服务，初衷是首先以最重症的老人为对象给予护理援助，其次扩大到患有中轻度老年性疾患的老龄人。这一项项严格的硬性标准使得目前该护理服务覆盖不到3%的韩国老人。
2.1.2 护理服务内容
从服务内容上看，韩国的护理保险法能够真正满足老龄人多样性的护理需求：在服务种类周到细致，主要分为日常生活护理和特别护理服务，服务时间合理妥善，基本能保证24小时的全程服务。具体来说，护理服务可分为包括家务、医护、全天看护和暂住照料的家庭服务和包括在家护理、特殊护理和团体家庭组合护理的居家护理服务，为了提高服务质量，政府还提出了特殊服务[4]这一理念，最主要指被保险者向护理机构提出特殊护理要求，护理机构根据实际情况针对老人的现实情况提供相关服务。
2.1.3 筹资和运营方式
韩国长期护理保险与传统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相同，采取“三方”付费制，负责健康保险缴费的保险机构缴纳25%-35%，政府财政在预算范围内支持40%—50%，被保险人即福利享受者承担15%-20%的费用。2010年韩国保险福利部的统计发现，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的保险费是整个体系运营的主要资金来源，约占总运营资金的一半以上[5]，说明政府在国家的长期护理制度运行过程中起到主心骨的作用。
2.2 韩国护理保险制度的影响
总的说来，韩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如图1所示，由政府宏观调控，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负责日常运行和监督管理，通过三方筹资获得财政积累，并把相关资金提供给医疗单位或护理机构，由相关人员为受保障者根据其自身需求提供医疗服务。
韩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以立法的方式将以往的老年护理政策进行整合，基本实现了护理制度规范化和法制化，从家庭养老过渡成社会普遍意识的养老方式[6]，减轻了家人的照料负担，越来越多的老人及其家庭希望接受这项服务。同时，护理保险制度弱化了服务界限，允许各种服务主体参与其中，将以往分属于老年福利和老年医疗领域各自独立的护理服务统一起来，老龄人群的晚年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3 韩国护理保险制度对苏州建立新型护理体系的借鉴意义
韩国护理制度的成功经验，对处于相同社会背景，有着相似的传统道德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中国苏州有着很强的参考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
3.1 完善地方性老年护理法律体系，提高护理对象覆盖率
随着苏州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苏州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老龄人护理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通过立法将护理保险做出明确的规定，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护理保险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改变了以往老年护理保障无章可循局面，选择苏州某个区（县）试点，而后逐渐将各个区（县）的老龄人都纳入护理服务体系中，为苏城的老龄人提供幸福安稳的老年生活。
3.2 护理保险制度应由多方参与，完善监督机制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由多方参与：其一，苏州政府部门在护理制度的指導、调控、监督等方面应该发挥政策性主导作用。其二，鼓励具有经办长期护理保险的市场机制优势的私人保险公司的参与，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为老龄病患提供快捷便利的专业化护理保险服务。其三，保险受益者在该制度中扮演的角色既是服务享受者，又是制度监督者和意见反馈者。苏州可以开设专门的信息反馈邮箱和网站，每一笔开支必须公开透明，苏州市民对政府的职能是否履行到位、保险公司各项赔付行为正确得当等行为进行监督，减少护理纠纷。
3.3 按社区管理护理机构，强化社会工作者的职能
苏州可将城区划分为多个社区，生活在一个社区的老人们互相沟通，社会工作者定期前往指定的社区和老人谈心，帮助他们处理生活上的琐碎事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也是长期护理制度中不可获缺的一项活动。同时，按照社区进行管理便于老人们集体活动或一致行动，保障了苏州受保人享受同等的护理服务，维系了社会公平的纽带。
3.4 培训专职护理人员，充实苏城护理行业后备力量
现在许多大中型城市已经开始重视护理人员的职业性，不少高校也专设了相关专业。苏州也应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加快护理行业的培训和进一步发展，经过专门正规化培训的护理工作者在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时会有很强的职业素养。
为了护理工作更加有序的开展，政府部门可以设立专门的护理工作咨询师，当投身于护理行业一线的工作者遇到较为棘手的问题，护理工作咨询师可以向他们提供无偿的帮助，这对苏州的护理行业走向正规化、体系化有着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
3.5 建立护理独立机构，实现特殊性护理工作
在苏州刚刚出现护理模式雏形时，采取的是统一护理，共同参保，也就是说，受保人的服务待遇是相同的，不存在针对个别情况开设的特殊护理治疗。但随着护理制度在苏城逐步发展起来，我们也应该关注参保人之间不同点，参考被保人提出的特殊服务议案，结合护理机构或者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整合出符合被保人需求的护理方案，更好地为苏州护理保险人员提供个性化服务。
3.6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老人健康护理方式，做到老有所养
韩国健康保险制度的保险者是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而日本是地方自治团体，运营管理机构有所不同。因此，选择运营管理方式时有必要根据本地社会保险体系选择[7]。苏州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繁荣的经济发展现状、独特的政治发展格局将城市市民划分为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人群，为了提供更加周全贴心的护理服务，苏州应该实施护理需求人员的等级划分，保证护理保险的服务能够按需满足老龄人的护理需求，同时避免保险金额的超额给付，造成保险公司运营负担过重和保险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1]全国老龄委.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Z].～006～.
[2]郑载旭，白泽政和.对作为介护保险制度的韩国人疗养保险制度的内容及构造的考察[J].海外社会保健研究，2007（春刊）：80.
[3]宇佐美耕一.关于各国老龄人生活保障制度调查研究报告—— 韩国篇[J].亚洲研究所，2009（春刊）：2.
[4]金贞任.韩国护理保险制度[J].海外社会保健研究，2009（夏刊）：167.
[5]横山和彦.看韩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N].日本日经产业晚报，2007—10—23（5）.
[6]金成垣·山本克也.韩国社会与社会保障制度[J].海外社会保健研究，2009（夏刊）：28.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R].2006.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于儒家思想文化在韩国的发展延续，并与我国儒家文化的现状进行比较，从而发现韩国的儒家思想对我国的高校教育的启发。并通过分析孔子的儒家文化在韩国被广泛应用并根深蒂固的原因及现状，发掘对中国学校德育教育的启示，借鉴好的教育经验，使大家更好的接受德育教育成长成才，同时增强我们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意识。
关键词：韩国 儒家思想 高校教育
一、儒家文化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由我国先秦时期的孔子所创立，经过不断发扬光大，在东亚和东南亚广为流传，特别是韩国和日本。我们在平时韩语专业的学习过程中也了解到，韩国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崇儒家文化，《洛杉矶时报》曾报道说：“韩国比中国更儒家”。在韩国，虽然有多种宗教存在，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体现出的儒家传统文化，而且通过种种细节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韩国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但是现在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之下，我们对儒家思想的传承的意识越来越淡。科技发达了，人们更多愿意面对手机和电脑，甚至连几岁的孩子都心心念念着电子游戏，而对一些传统游戏完全不了解。很少有学校会为学习传统文化专门开设课程，这导致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当我们为圣诞节大肆庆祝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包粽子、做汤圆，一到端午元宵，都去超市里买粽子和汤圆。这些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重视。
二、儒家文化对于高校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中开展关于儒家文化的系统性的课程较为合适，一来，大学生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充足，没有特别繁重的学业压力，而且大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强。高校中是学生学习多元化的知识的好时机，但我们不能忘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淡忘，学习传统文化是每个学生都要做的。
儒学这一在中国文明史上独领风骚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学校人才教育中，更显示出其非凡的现实意义。重视儒学经典教育，让每个学生终身受益。学习儒学经典著作，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把握儒学经典精髓，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人格。弘扬儒学经典文化，增强学生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因此，学校在实施教育过程中，结合社会现实、针对学生实际，把儒家经典教育纳入学生课程体系之中。
儒家思想本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精髓，流传到韩国后也相当受重视。韩国现在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专门设立有关儒家文化的课程，反观我国学校中开设的却少之又少。
我们要学会根据韩国的儒家文化来反思自己，并且在高校中开始着手。大学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最后一个阶段，不仅要从专业知识技术的角度，更要是从人格素养的方面来考虑，一个学生是否能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
现在，中韩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很多人去学习关于韩国的历史文化，其中也不难发现两国的文化中有许多的相似点，当韩国把儒家思想十分推崇的时候，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毕竟这是我国的文化，大学生作为一代即将出世的新生力量，更应该把儒家文化发扬光大。
三、儒家文化在韩国高校的发展
细心观察，在韩国语的部分词语的运用上有很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如在汉语中通常会使用“我妈妈”或“我爸爸”等词，而在韩国语中，却用“？？ ？？”翻译成中文也就是“我们妈妈”，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语言现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于韩国本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早在1960？年，韩国就将儒家文化放入到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科目里面。在推行国民精神教育的过程中，韩国始终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作为载体，通过传播儒家文化达到铸造韩国民族精神之目的。韩国初中道德课渗透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学生要孝敬父母老师，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人要和谐相处。大学开设的国民伦理课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进行自立自主思想方面的教育，以达到强国之目的。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又提出“文化立国”国策，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精髓，将其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例如，在高丽大学中设有“职业与道德、道德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和孟子著作导读、韩国的儒家等一些选修课程。而且韩国著名的成均馆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王室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与研究。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 由此看来，韩国相当注重儒家的发展，对我国高校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比如，上课前，见到老师说：“老师好。”下课时说：“老师再见。”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忽略的东西，虽然说师生之间像朋友一样相处的模式有助于推动学习氛围，但是尊敬老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牢记，而且要用行动来表示。或者还可以举办有关儒家的文化节、知识竞赛等一些有趣的活动，这样寓教于乐更加可以让同学们接受，因为有不少同学表示由于儒家理论课程比较枯燥，没有很大的学习动力。
通过对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分析，我们一方面要看到韩国高校与我国高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差异性，要在承认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分析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特征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清楚认识到韩国与我国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同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转型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解决好继承传统和坚持创新相结合、民族精神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相结合的问题是两国共同的任务。通过借鉴韩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和途径，以期能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挖掘新的思路、找到新的方法。
四、韩国德育现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影响着韩国社会的政治、教育、法律制度及整个经济文化生活。而我们能够感觉到我国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也在加强，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华成语大会等，但儒家文化传承方面尚有不足，特别是韩国适时地发展儒家道德思想，在学校教育方面也采取行之有效的德育教育方式，这些对于提高和完善我国学校的德育水平应该具有一定的启示借鉴作用。
（一）家庭教育的借鉴
在韩国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礼治教育。辽宁省沈阳市的西塔地区是继美国洛杉矶以外朝鲜族第二大海外生活区。随着1988年中韩两国建交之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朝鲜族人以及朝鲜人来到沈阳西塔地区，许多韩国家庭也随之来到中国定居生活。在韩国家庭中，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从儿时就培养他们按照韩国传统礼仪来尊敬长辈以及爱护晚辈。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礼仪习惯，如长辈再给晚辈倒酒的时候，晚辈一定要双手持杯或者右手持杯，另外左手放在右肘部表示尊敬，同时不能面对长辈饮酒，要侧过头饮酒;这些简单的礼节虽然简单，但是却反映了儒家孝、仁、礼思想在韩国家庭教育中的影响。？这一点也无疑是可以为中国高校生所学习的。
而中国式家庭教育，让人联想到的更多是“棍棒”或是“溺爱”这样的词汇。家长们望子女成才心切，然而却往往不知道正确的教育方式，很容易走上一个极端。例如现在的小孩子常常上补习班，为此失去了很多玩乐的机会，也很容易失去小孩子的意志、乐趣等非智力因素。另外，体罚又是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不仅家长，甚至学校里都会出现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心智发展。
（二）学校教育的借鉴
在韩国教育观深受儒家尊师重道思想的影响，自古传承至今。今天的韩国人对教育的关注度丝毫不亚于国人。在韩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和学校对孩子的影响甚至堪比家庭。即使再年轻的教师，享受的礼节也遵照家长的形式。同时，在韩国社会中，教师的社会地位一直以来都受到全社会的认同。
所谓“尊师重道”，这正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所在。但据我们调查显示，中国大部分高校虽然都设置有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但基本为选修课程，而大学生往往会因这样的课程枯燥而放弃学习。这就导致了除了在学校的基本教育以外，大学生很难在学校内接触到儒家相关课程的教育。对此，我们建议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设置一些儒家文化馆，并辅以多种表现形式来展示儒家文化的精髓。如观看纪录片，舞台剧表演，创新方式的导入也许会吸引一些高校生学习与了解。
儒家文化教育不仅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更是可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其人际关系的加强和集体意识的培养都是有极大的作用的。希望中国高校可以借鉴好的教育经验，并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的氛围，研究和发扬儒家文化，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高校教育中，取长补短，使大家更好的接受德育教育成长成才，同时增强我们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意识。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大学生创新计划 “韩国的儒家文化对高校德育教育的影响及启示”（项目编号： 20141026164）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朝鲜语系）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内容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当前，我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仍存在教育渠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应在充分考虑我国高校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学习发达国家丰富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以学校为主线，推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程教学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发挥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隱形教育体系；以个体为龙头，形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渠道和宽领域教育格局，不断提升我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成效。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策略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了其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了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为了能够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高校必须通过“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大学生发展的全方位和全过程。
一、当前我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和大学机构对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高度重视，在制度设计、政策宣传、课程教学和实践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确保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达和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变、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的重构，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多样化选择。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交往和思维模式都因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以往由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制约作用被打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教育渠道过于单一，无法整体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于核心地位，所体现的是其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局限于“点”“线”，而应从“面”的角度整体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然而，从目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情况来看，主要渠道仍集中在课堂教学和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宣传，这种教育渠道的单一性导致了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非常有限。同时，教育渠道的单一性还导致了大学生无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只是停留在文本信息的识记上，也就根本无法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价值所在。[2]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渠道和路径不能过于单一，如果脱离其母体或存在根基，没有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状、国内与国外紧密结合起来，是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二）教育内容过于单一，无法全面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综合性的思想架构，不能仅仅从空洞的理论寻求认识和理解，其所包含的内容涉及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社会责任、公民意识、文明礼仪、心理素质、人文精神等。然而，从目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情况来看，主要内容集中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等宏观层面，对于与大学生个体成长相关的公民意识、文明礼仪、心理素质等微观层面的内容关注太少。[3]伴随着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的需求，尤其那些关系到大学生未来发展和人生规划的内容更需要被纳入教育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应该切实地与每一位教育个体结合起来，满足不同个体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教育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选择确定和教育活动开展一定要立足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
（三）教育方式过于单一，无法主动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由于教育载体、教育手段和方法有待整合与优化，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有些消极，学习主动性不强，能够真正做到认真听讲和完成作业的相对较少，部分大学生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存在迟到早退、逃课缺课的问题。究其根源，无疑与教育方式存在密切联系，不少学生抱怨“内容死板且脱离现实”“灌输式教学无法引起学习兴趣”“教学缺乏互动与吸引力”等问题。[4]同时，教师过于注重基于传统课堂教学的说教形式，对于新兴媒体也没有积极使用，无法发挥信息化教学手段如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的作用，导致大学生“左耳进，右耳出”，主动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态度消极，根本没有达到预期教育目标。因此，必须改变这种形式单一、缺乏灵活性的教育方式，致力于对教育方式和手段进行改革创新，积极开展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才能真正改变当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状。
二、国外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特征
尽管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存在巨大的差异，但都拥有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核心价值观，并大力倡导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发达国家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如美国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视为本国的核心价值观，并使其在大学教育中全面融入；欧盟国家以“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基本自由以及法治”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并在大学教育中将其作为基本原则；英国社会秉持自由民主的传统，并将其全面渗透到教育领域；新加坡同样拥有明确的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种族、宗教的关系论述上升到国策高度，并与大学教育进行有效地整合；日本在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都运用各种方式传播其爱国、合作、感恩、尊重、秩序、法治等价值观念。整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系列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有益经验。
（一）政府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国家战略和规划
政府始终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西方发达国家要求高等教育不仅要使大学生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引导他们了解本国的发展历史与传统文化，逐渐接受与认同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因此，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明确教育的目标和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支持教育的发展。例如，美国以“公民教育”为抓手，将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要求符合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且还与大学的教育体制和管理机制（尤其是拨款机制）直接挂钩，确保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和效率。日本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国家，充分认识到本国的劣势，因而特别强调国家意识形态与责任感的培养，并制定了统一的实施方案，直接纳入大学的国民教育计划，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此外，欧洲国家也都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由政府机构制订统一的教育方案，明确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并直接对高校进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监督、管理和指导。
（二）推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改革创新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拘泥于单一的形态和方式，需紧跟社会发展形势持续推陈出新，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国外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不仅重视以课堂讲授和理论灌输为主要形式的显性教育，也注重运用各种隐性教育方法，包括环境建设、社团活动、校史传承、校风熏陶、学术会议等。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显性教育始终都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形态，需要在知识讲授之外提供更加丰富的教育方式。新加坡以教学项目为依托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设置了包括社会活动项目、专题讲座项目、传统文化项目、纪念日项目等多种类型的教学项目，服务于“共同价值观”的传播和教育。同时，为了兼顾不同种族、宗教和背景的学生的需要，新加坡还设立了一些特色实践项目以提升国家认同感和社会向心力，如“华语运动月”“爱神运动”“国民意识周”，使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倍增。[5]隐性教育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所发挥的潜移默化和渗透引导作用毋庸置疑，因而更需要采用一些创新形式和手段来实施。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國家将校风培养、榜样示范、活动开展和环境建设纳入隐性教育的内容，使得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延伸至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美国大学利用各种全国性节日、纪念日以及学校的入学与毕业仪式活动来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欧洲大学特别注重学校社团活动，通过涉及各种学科和领域的活动开展来强化学生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认可；韩国重视影视文化的巨大宣传作用，尤其是通过在影视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来传达爱国情感和奉献精神，有力地推进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6]
（三）强调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尽管核心价值观是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内容，所开展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也特别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实践层面的应用。事实上，只有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发挥其思想指导和价值引领作用。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选择能力特别重视，认为如果要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分清是非，明辨真伪，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为，就必须强化大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培养与锻炼。以美国为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一直是美国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他们高度重视训练大学生的价值判断选择能力，提高其道德实践能力，并强调综合运用价值灌输、价值辨别、价值推理和价值解析等多种教育方法，从而引导大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究来潜移默化地认识和认同美国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同时，有关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学术研究在美国也取得重要进展，其中以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Theory in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最为著名，依据该理论所开展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发展出众多的课程范例。[7]一直以来，澳大利亚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都重视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通过诸如学校文化宣传、社会团体活动、多元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活动等形式，让大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中领会、在领会中成长，进而形成坚实的本国核心价值观。[8]
（四）实现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多渠道、宽路径
为了提升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和效率，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作用，采取多渠道、宽路径的方式来推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西方发达国家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推进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结合家庭启蒙、学校教育和社会引导等多种渠道全面展开，利用三方的协同合作来拓宽教育的培养路径。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学校和社区民间组织对于“英国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落实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家庭启蒙教育中注重对于本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以纪念日活动、博物馆参观和日常行为规范训练来凸显核心价值观；在学校教育中将核心价值观纳入课程体系，并提出明确的评价和考核标准；在社会引导教育中，通过广泛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来提升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和慈善观念，确保社会稳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政府部门为各个部门、机构、社团和学校之间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合作提供依据，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体系。[9]新加坡对于家庭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非常重视，为此还专门设立了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并对家长开展针对性的培训，让他们充分意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进而督促家长不仅要配合学校开展统一规范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还要在家庭教育中以身作则，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三、中外比较视野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当前，我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作为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必须把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为自身重要职责和使命任务。”在充分考虑我国高校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高校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先进理念，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涵解析
作为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贯穿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主线，对于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繁荣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我们提出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的概念框架。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的内涵由三个方面组成：在实施对象上，充分调动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力量，集中各方力量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实施路径上，以学校教育为主线，与家庭启蒙和社会引导协同配合，激发个体认识和学习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在实施策略上，强调学校教育的课程教学改革、家庭启蒙的“潜移默化”和“无处不在”、社会引导的项目设计和活动开展以及个体发展的过程性与差异性。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策略路径
1.以学校为主线，推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程教学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凸显学校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不仅要重视课程教学，还要持续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和强化课程体系建设，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科学、全面的价值观教育体系。大学课程教学是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渠道，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都是我国高校最为重视的价值观教育课程，其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但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仍存在教学内容重复单一、教学方式死板落后、教学目标脱离实际、教学评价缺乏科学性等问题，必须加快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需要从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学方式的创新、教学资源的拓展等多重路径入手，改变千篇一律的教学形态，强化能力导向的教学评价机制构建。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深刻认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并根据价值取向重新设计教学内容，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运用各种方式使课程教学从理论说教、政策宣讲逐渐向价值观教育和引导转化。另一方面，理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脉络，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将理论知识学习和道德认知能力培养进行科学合理地穿插，使其能够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让大学生完全逃离枯燥乏味和死板教条的课堂氛围。
同时，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仅仅依靠思想政治理論课这种单一渠道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显然是不够的，应该高度重视大量专业课程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在传播和宣传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其他课程的任课教师也要认识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将培养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视为课程教学的目标之一，重视价值观教育在教学内容中广泛深入渗透。为了提升教学效果，任课教师还需要充分挖掘并整理专业课程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内容，将这些内容的学习有机融入到教学的全过程，使价值观教育与专业知识学习、人文素质培养能够有效地加以整合。此外，基于课程教学还可以安排设计各种活动，如辩论、竞赛、演讲、研讨等多种方式开展价值观教育。
2.发挥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隐形教育体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观点之二是应该在明确学校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在显性教育之外构建一个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隐形教育体系。高校主要担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性教育的任务，并且更多地倾向于理论教学和知识灌输，因而难免会影响到教育效果。实际上，国外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关注一些抽象理论和空洞道理的讲授，同时注重发挥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将知识传授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使那些理论和道理转化为具体生动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可以将学生的学习转变为一种切实的感悟和体会，进而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实践和具体社会活动的体验中加深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绝不能仅仅依靠学校，而是应该将学校与家庭、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既有理论层面的说教，又能在实践层面与学生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确保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面对当前大学生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被动状态和听而不信的尴尬局面，我们需要努力探索不同的教育手段和教育环境，摆脱固有的僵化教育模式，在显性教育之外开拓新的隐性教育空间，让大学生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感悟理论的真谛和探索实践的体验，进而促进正确科学的价值观的培养。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非常注重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潜移默化地开展价值观教育，这就是隐性教育的体现。因此，我国高校在开展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研究大学生在不同阶段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特点，以此来确定不同阶段的教育重点和教育方法，依靠家庭和社会的力量建立高效的实践教育体系，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为大学生搭建可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平台，具有针对性地开展紧密联系社会生产生活实际的实践教育活动，让大学生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体验中逐渐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一般而言，可以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实习见习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助教支教活动、暑假或寒假“三下乡”活动、社团活动、志愿者活动、社会调查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等。
（三）以个体为龙头，形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渠道和宽领域教育格局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观点之三是充分认识大学生个体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通过多种渠道和不同领域的全面融入教育来提升教育效果和质量。根据国外经典的社会教育理论和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主观能动性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为了充分激发他们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兴趣和积极性，我国高校必须要重视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强调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成长过程是个体在各种不同的道德理论和复杂矛盾冲突中主动探索、学习、思考、辨别、选择的过程，而绝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因此，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的各种或显性教育或隐性教育都需要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不能采取过于单调呆板的教学方式，通过多种渠道、手段和方法来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自主感悟和切身体会，最终接受、认同乃至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每一位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大学生，只有经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而又丰富多彩的教育过程，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仰，并最终转变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与自觉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渠道和宽领域教育格局离不开社会和家庭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因此高校要善于利用整合各种社会和家庭的教育资源，形成一定的教育合力，才能使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开展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各种社会和家庭教育资源具有开放性、群众性、补偿性、融合性等特点：开放性意味着任何人、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都能轻易获得，这能带来教育成本的下降，但如何有效运用却有待费心思量和精心设计。群众性意味着这些资源通俗易懂，便于普通人接受，当然也会是大学生比较容易接受和认同的，这对于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是非常有利的。补偿性意味着相对于学校正规教育资源而言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换言之，正规教育资源能达到的教育目的，这些教育资源也能实现，且更加廉价和易于接受。融合性意味着各种社会和家庭教育资源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或者成为一个大的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这是最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也是最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丰富多元的社会和家庭教育资源、教育渠道的灵活多样，能够有效弥补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短缺和不足。因此，高校应积极鼓励大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家庭资源，积极地参与实践教学基地和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的活动，有力促进自身正确价值观的构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少数群众出现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价值取向。这对于正在成长的大学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应对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并促使广大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摆在我国高校面前的一个重要使命。因此，要积极调查和研究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注重创新方式方法，注重实效真效，潜移默化地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当下正值教育和文化交流鼎盛之时，作为同样重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与我国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格里芬认为，“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犯的错误，中国完全可以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10]。同时，研究发达国家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他国经验教训的良好契機，通过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念、内容、方法、成果、师资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在批判中继承，在反思中吸收他国的可取之处，从而用于改进和提升我国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参考文献：
[1] 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EB/OL].（2018-02-25）[2018-06-10].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
[2] 曹宇，刘格. 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及对策 [J]. 教育与职业，2015（25）：51-53.
[3] 陶韶菁.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8）：57-60.
[4] 王磊，曾贤贵，王瑞浩. 多元化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3（5）：38-40.
[5] 郑汉华.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及其启示 [J]. 高等农业教育，2006（1）：6-9.
[6] 王维婷. 基于韩国影视文化视角下分析我国大学生价值观隐性教育 [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10）：12-14.
[7] 左蓉. 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及其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J]. 理论观察，2010（3）：73-74.
[8] 杨茂庆，严文宜. 澳大利亚学校价值观教育的特点及其实现途径 [J]. 外国教育研究，2014（4）：122-128.
[9] 何大隆. 英国：合力传播核心价值观[J]. 瞭望，2007（22）：27.
[10]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性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 [M]. 马季芳，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6.
责任编校 陈 瑶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韩国的大学教育评估制度值得借鉴。如引入行业组织、民间评估机构等社会力量, 拓宽评估信息搜集渠道, 形成政府、社会、学校评估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估体系;同时将过关式的、综合性的评估转为随机性的、单项性的评估;并且引导高校将办学重点转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人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1 我国本科教学评估的现状
1.1 本科教学评估的背景
本科教学评估的起因是高校连续扩招, 暴露出规模扩展快但资源供给不足, 学生人数增加快但教学质量下滑的矛盾。主管部门希望通过评估, 通过教学评估, 进一步明确高校的办学定位, 规范教学管理, 落实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关键性保障。另外还可借此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 增加高等教育投入。
1.2 本科教学评估的问题和表现
(1) 评估标准单一。现行本科教学评估采取统一的评估标准, 有一刀切的倾向。高校存在不同类型, 有的学校是研究型的大学, 有的则是应用型的大学, 对不同类型的大学, 采取统一的评估标准是不妥当的。
(2) 提供者为主的评估方式不能客观反映真实。主要通过学校汇报材料“自证”的渠道收集信息, 评分方式以短期进校集中评估和专家打分为核心。学校为了应付检查, 必然会一致对外, 甚至弄虚作假。而评估专家进校以后是很难弄清学校的真实情况的, 难以达到评估应起到的作用和形成长效机制。
(3) 政府主导的评估存在制度缺陷。评估的权威性并不取决于行政级别的高低, 而是取决于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目前由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评估, 主要在于展示政绩, 而不是发现问题;主导教学评估的教育部是管理资源分配的机构, 对每个高校利益攸关, 很难避免形式主义的现象产生, 因为评估结果直接关系到一所学校能得到多少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表面上评估中的形式主义是短视、功利思想作祟, 究其根源, 则在于学校管、办、评全由教育主管部门一家承担的制度缺陷。
2 韩国的大学教育评估
2.1 主管机构及与政府关系
依据法令, 主管大学评鉴的机关是大学教育协议会 (简称“大教协”, 由韩国高校于1982年自发组织) 。大教协为了公正处理大学评鉴事务, 维持其专业性, 不受政府的直接统辖, 特别设置了专业组织来运作。大教协根据法令全盘执行大学评估相关事务, 执行与大学评估相关的研究开发以及评估人力培训, 同时公布评估认证结果。
教育部不直接管理大教协, 但为使大教协的大学评估顺利推行, 予以财政支持, 采纳评价认证结果, 并作为制订大学政策的参考。同时, 教育部又指定由历任教育部次官担任大教协事务总长, 掌控所需要的大部分经费, 而不是由大教协单独负责, 既赋予其空间与自由, 亦引导与限制。
2.2 评估体系及组织
发展到21世纪, 韩国大学教育评估已呈现多样化。除大教协在执行大学综合评估和专业领域评估以外, 还有政府机关-韩国教育开发院, 学术团体-韩国工学教育认证院、韩国医学认证评价委员会, 以及民间团体, 如《中央日报》等参与评估。
(1) 大教协是韩国高等教育评估机构。大教协规定, 大教协为获得大学教育与大学行政发展所需的数据, 对于大学校务及运作必须定期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交教育部。大教协5年为一周期进行大学教育评估。
(2) 韩国教育开发院为了提高教育的质量, 以设有师资培育课程的大学为对象, 从1998年开始以3年为周期实施评估, 并向教育部呈交报告, 之后引进认证制度, 对未达标准的大学予以淘汰。
(3) 教育部直接执行的大学教育评估, 与大学教育改革事业紧密结合。教育部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优秀大学补助事业、地方大学特色化事业, 以及关于21世纪人才培养的“BK21”事业、“NURI”地域革新力量强化事业等, 对相关大学及科研院所进行评估, 并且直接与财政补助结合起来。
(4) 具备专业性的相关学会也参与大学评估, 韩国工学教育认证院是与企业合作, 来评估工科大学, 而韩国医科大学认证评估委员会则是以医科大学为对象来实行评估。
(5) 作为民间新闻媒体的《中央日报》, 为提供较正确的大学讯息给家长和学生, 同时提倡学校间的良性竞争, 引导大学改革, 从1994年开始至今坚持进行大学评估。最初按照评估领域公布大学排名, 引发教育界与社会的强烈反响, 1995年起开始发表大学综合排名, 并增加了专业学科分类评价。
2.3 评估过程及方法
以“大教协”推行的大学综合评估认证制为例, 从2001年开始的第二周期大学综合评估认证制, 积极适应21世纪社会与时代的要求, 努力使评估项目和标准与国际接轨, 以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为目的进行实施。以第一周期 (1994～2000) 的分析结果为基础, 以第一周期的教育条件为参照, 重视教育的改善过程和成效。现在的专业学科领域评估归属于第三周期 (2005～2009) 。
第一周期, 依据不同大学类型, 如一般大学、教育大学、产业大学等, 设定不同的评估纲要。但作为大学所担当的任务与社会功能是一致的, 因此在评估项目上大同小异。
第二周期, 认同各大学的差异性发展, 评估标准改为按照大学的类型与特色专业, 针对各个评估项目的权重与评估基准进行多样化, 同时, 执行核心评估尺度 (essential criteria) , 作为硬性评价的标准。
第三周期 (2005～2009) , 每年选定6～8个领域进行评估。去年2007年的评估领域为数学、贸易 (国际通商) 、化学、经营、化学工程、素材以及材料工程领域。这些领域当中, 经营学、工程学领域采取委托民间评估机关的方式来做评估, 大教协只执行数学、贸易、化学领域的评估。
2.4 评估结果及效果
大学教育评估以认证制为基础, 因此大学综合评估与专业领域评估的结果都以相同的方式来做评定, 并公开结果。具体的评定方式之一是“认可/不认可”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最优秀/优秀/普通/有待改进”。后者的好处是, 既可得到认可, 又可标示认证的水平, 符合评估本质, 且能引导大学间的善意竞争, 有助于社会具体了解大学在质上的差异。
根据2006年度大学综合评估结果, 大学综合评估总共以46所学校为对象, 其中一般大学有24所, 全部得到认可 (70分以上) , 包括最优秀 (95分以上) 1所、优秀 (90分至未满95分) 6所、普通17所。
专业学科领域评鉴也以“最优秀/优秀/普通”来评定, 就英语文学的情况而言, 提出自我评价报告书的23所学校当中, 分别为最优秀13所、优秀9所、普通1所。
另一方面, 委托民间机关的工学教育认证院所实行的工学系列学科领域, 评估结果则分为甲、乙、丙三级, 以教育改革体系的建构及达到国际水平的程度为基准。例如, 情报通信电子工学领域共有44所学校, 其中甲等6所、乙等为28所、丙等为10所, 认证比率为77.3%。
大学评估的根本宗旨系着眼于提升大学质量水平, 让大学教育的卓越性与责任感得到社会认可。当然排名也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那些既无特色又无优势的大学在短期内可能陷入生源、财源及社会评价的被动局面。
3 对我国本科教学评估的启示
3.1 与时俱进, 优化评估方案, 重视长效管理, 更好促进以评促建
韩国大教协推行的大学综合评估认定制, 作为诱导大学之间竞争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通过对大学质量水平的系统评估, 与社会共享评估的结果, 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大学质量管理, 强化大学的社会责任、办学特色和扩充大学的资金来源。
我国的本科教学评估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各大学绝无全然拒绝或任意否定本科教学评估的倾向, 只是针对评估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意见。一致的认识是, 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完全有赖于大学自身的不懈努力。
教学评估要真正成为确保大学教育质量的自律性依据, 那么大学与评估主体之间在评估的目的上有必要取得统一认识。评估部门要及时了解教育改革的最新动态, 对评估工作的各个具体环节和流程进行合理调整和分配, 使评估结论与必要的政策挂钩, 真正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3.2 在评估指标和方式上要更加切合实际, 追求客观公正, 着眼于学校质量建设
韩国的大学教育评估结果排列的大学名次, 由于引入了政府当局、民间财团、工矿企业和社会各界纷纷向优秀大学倾斜的激励机制, 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我国体制有别于韩国, 绝大多数大学作为国家的公共教育资源, 不可能完全抛向市场, 而要着眼于全面的质量建设, 在评估体系上追求客观公正。
比如, 将官方标准与社会评价相结合, 可考虑由教育部规定评估标准, 政府只评估办学基本条件, 而办学水平、特色则由社会评价, 或请中立的评估机构来操作。把一次性的教学评估转变为建立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长效机制, 最终用就业市场对学生的评价、过硬的科研成果来说话而不是以应付检查为目的。另外, 对不同类型的院校可进行分类指导, 对社会公认的名牌大学可以考虑实行免检。
3.3 面向未来, 评估体系需要深度思考和改革
韩国的大学教育评估还处于调整探索阶段, 评估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存在重量化指标轻定性分析的倾向。韩中两国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相似相融, 在全球化的时代, 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必定会相互借鉴影响。
评估工作是包括学校自评自建、专家进校考察评估和整改在内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 对待评估的态度应当是既抓好当前, 更注重长远, 不能机械地将各项工作分割开来。从长远意义来讲, 对照评估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加以整改, 是极为重要的。发现问题的评估或许要比展示政绩的评估对大学的发展更具有价值, 也是中国目前更需要的一种评估取向。
摘要：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受到诸多批评和质疑, 表现在评估标准、方式及实施体系上。韩国的大学教育评估有半政府性质、专业机构和民间团体等多元化的评估体系, 以不同周期对不同层次和门类的大学和学科进行评价, 既提高了高校的教育质量, 又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我国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可借鉴韩国大学教育评估的做法和经验。
关键词：本科教学评估,韩国,大学教育
参考文献
[1] 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韩国教育白皮书 (2008～2009) [Z].
[2] 田以麟.韩国的大学综合评估认定制[J].外国教育研究, 1998, 6.
[3] 张大庆.一个人的大学评估读书[Z].2008, 10.
韩国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收稿日期：2012?12?26；修回日期：2013?06?14
作者简介：彭升（1964?），男，湖南汨罗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林猤（1990?），男，福建福安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由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精英共同推动的韩国政治转型，其在政治变革前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说明，应加强市民社会的建设，重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改善经济政治二元结构，健康、平稳地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韩国；政治转型；市民社会；中国民主政治
韩国的政治转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引人注目，其在政治变迁中面临的二元国内政治环境与当代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面对的社会背景较为相似，在韩国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市民社会的成熟等因素推动了韩国民主化的进程，这些都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市民社会兴起对韩国政治转型的
影响
（一） 中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
大韩民国建国初期，拥有美国教育背景，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韩国总统李承晚曾试图在韩国推行美式民主。但是由于朝鲜半岛以往是受君王专制统治，行政权力凌驾于其它权力的痕迹明显，建国之初的韩国延续了这种政治文化的传统惯性，因而美式的宪政体制在韩国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制也并没有遏制住行政权力的过分扩张。原本期望的民主政治模式蜕变为威权政治模式。其后上台的朴正熙、全斗焕的军人政府也继续维持着威权统治的模式。这一模式在韩国经济文化精英缺失，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成为第一要务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然而，尽管威权政治模式创造了“汉江奇迹”，在经济上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在衡量政府合法性的另一维度——政治自由方面，威权政府却绩效不佳。随着经济的腾飞，人们逐渐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来，争取民主的呼声日益壮大，威权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
们逐渐高涨的政治自由、政治民主要求，韩国的市民社会已经初具雏形，业已形成社会结构分化的韩国社会，出现了颇具民主理念的中产阶级，这为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中产阶级向威权政府提出了扩大政治参与的民主化诉求，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与此同时，部分中产阶级作为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又主张将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规模内，不赞成暴力斗争。作为市民社会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使韩国的政治转型更趋向于以平稳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政治诉求方式使得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使得民选政府的政权合法性基石得以巩固。当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矛盾时，不再是以往的以暴力方式颠覆政府，而是用和平的制度化方式来谋求政治上的共识。总而言之，以庞大的中产阶级为主导力量的政治阶层的兴起，在一方面促进韩国人民政治启蒙的同时，另一方面通过斗争表达自身的政治利益诉求，争取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及普通民众的支持，为日后本阶级登上韩国政治舞台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及合法性基础。
（二） 政治精英的历史推动
政治精英的历史推动作用与市民社会争取民主的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在大韩民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的不发达和教育资源的匮乏，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相对缺少，这使得政治精英由于面临的政治权力竞争不那么激烈，而容易形成由单一政治精英主导的威权政治。但是，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韩国的市民社会逐渐兴起，从而涌现了一大批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与具有民主理念的政治精英
的良性互动，促进了这三种力量结成同盟，共同争取民主。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精英当属韩国的三任总统——卢泰愚、金泳三以及金大中。面对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威权政治体制的内忧外患，卢泰愚发表的民主化宣言所阐述的原则经全民投票被写入了宪法。之前，韩国的宪法也几经修改，但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威权统治的需要，唯有此次修宪体现了人民的利益诉求。卢泰愚恰逢其时的民主化宣言也使其在稍后的总统全民直选中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卢泰愚政府在促进韩国政治民主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仍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是军人政权的延续。作为第一位经全民选举产生的文人总统，金泳三在参加民主化运动时曾受到过威权政府的迫害，正因为如此，上台后的金泳三除积极培育市民社会，进一步巩固市民社会在韩国政治中的地位外，还在处理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军队保持中立，防止军人干政，此举为韩国的文官政府稳定而持续地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维护宪政权威，金泳三对前军人政府首脑全斗焕、卢泰愚进行了“世纪审判”，藉此向韩国民众表明了其建立廉洁政府的决心。对于政党之间的竞争，金泳三则采取开放的姿态，加强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运作，并促使政党间良性竞争的开展。另一位民主化运动的领袖金大中是韩国第一位在野党候选人成为总统的，他与金泳三在反抗威权政府的斗争中有相似的经历，因而也极大地促进了韩国政治民主的转型。为整合国家力量恢复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的韩国经济，金大中在青瓦台宴请前总统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此举消除了韩国政党之间多年的隔阂，加强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联系。同时，金大中还创建了新党，从而使韩国政党政治的制度化进程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些政治精英的出现代表了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为表达中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不懈努力。其上台后的政治实践使得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
（三） 民众基督教斗争精神的弘扬
韩国学者李相沃认为，韩国“无论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几乎是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思想。这样就产生了韩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及互相矛盾。此种矛盾现象，从政治和社会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对韩国人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63）。而作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信仰自然对韩国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韩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注重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强调维护现有秩序，这就无法为民众反抗政府威权统治提供思想武器。儒家文化以“和”的思想为主导，不具有反抗压迫的精神，而基督教在韩国的迅猛发展恰恰为韩国民众提供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在威权政府的专制统治下，教会主动承担起了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使命，连原先政治立场趋于保守的天主教也加入了这场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金泳三、金大中本身就是基督教教徒，基督教的平等、民主思想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们毕生也是为实现韩国国民能够更好地参与政治而奋斗。同时，因为基督教的组织性质并不是单纯的国家内部组织，而是跨国的、国际性的组织，因而威权政府在处理教会问题时不得不投鼠忌器，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国际性的纷争，从而基督教的教会活动就为民主人士的民主斗争提供了最好的隐蔽。对此，美国学者亨廷顿有过这样的论述：“教会和教堂活动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2]（116） 基督教在韩国政治转型中主要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政治精英们接受了基督教中进步的思想，从而使用这些思想对韩国民众进行教育，以起到政治启蒙的目的，从而为推动韩国民主进程争取绝大多数的民众支持。
二、政治环境结构对韩国政治转型的
影响
政治环境结构对政治转型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政治环境结构作为政治转型的环境因素，影响着政治转型的进度。
（一） 二元的国际环境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二元的国际环境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先进—落后”的二元国际经济环境；政治上则表现为“民主—威权”的二元国际政治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了经济复苏进程，许多国家的经济都纷纷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韩国的经济却止步不前，这与李承晚执政时期国家层面的政策目标“先统一，后建设”不无关系。但是，经济落后产生的巨大的国际环境生存压力迫使之后上台的朴正熙政权改变了政策目标，启动了韩国现代化进程。作为后发展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必然具有追赶性、急剧性、全面性的特点，而发展前期的追赶性、急剧性特点要求后发展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以便能够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合力，成功地启动和推进经济发展进程，这就为韩国威权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后发展国家往往是直接借鉴和迁移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技术以便形成更多的现代性因素而缩短现代化进程，因而西方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涌入对韩国国民传统的观念造成了冲击。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形成必然也会在政治上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两个因素为之后韩国政治民主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员和社会力量支持。而全面性特点则要求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是全面的，即不仅仅只追求经济的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这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全面示范效应迫使后发展国家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也是由于后发展国家国民对现代化进程具有较高的期望值。韩国国内的政治改革要求一直遭到威权政府的抵制，它们认为唯有威权政治才能实现政治的稳定，但与此同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席卷欧洲、拉美、东亚、非洲等地，韩国的政治精英和要求在政治上提升自身地位的中产阶级大受鼓舞，此时的威权政治在民主政治浪潮的冲击之下已岌岌可危。综上所述，韩国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凭借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提出本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
（二） 二元的国内环境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韩国国内环境的二元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另一个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韩国国内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这是由威权政治的运行机制决定的。在韩国建国之初，通过各种措施，政府集中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同时，继承了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庞大统治机器的韩国政府，也掌握了国内的绝对话语权。冷战期间韩国军队的快速发展更是为军人政权的威权统治埋下了伏笔。以上三种因素使得韩国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更加得到了强化。在韩国启动现代化进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之后，这种模式受到了正在崛起的新兴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挑战。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试图扩大社会在政治决策上的话语权，这就与威权政府所要维持的政府权威产生了冲突，社会与威权政府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二元关系则主要体现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与滞后的政治改革之间的矛盾。凭借着出色的经济绩效，威权政府在执政前期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但是，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期望值提高，威权政府却试图忽视这种政治利益诉求以保持政权的稳定性，背离民主化政治道路的威权政府因此逐渐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从而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政治的不稳定进而又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无形中受到了影响，因而其要求变革现
有政治模式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崛起的中产阶级力量主要集中在社会当中，通过其在经济上的主导作用，中产阶级的势力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走向，从而逐渐使市民社会的力量强于国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况。
三、韩国政治转型对中国民主政治
建设的启示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韩国，其政治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对于韩国政治转型中的经验，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吸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 加强市民社会建设
市民社会的崛起在韩国的政治转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有利于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基础。中国与韩国的国内环境同样是二元结构的，即“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这与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形式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军事斗争的胜利获得政权，并且为了巩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社会主义政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必需。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利益主体多元，这些利益主体拥有着自己的经济利益需求和政治利益诉求，因而其必然要求在政策制定上拥有话语权以促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出台。这些利益主体的要求实质上是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需求的反映。政府对于市民社会力量的崛起应抱有正确的心态，不应该采取敌视甚至是压制的态度，而应该以主动的心态积极培育市民社会以加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成熟的市民社会是由一个个成熟公民所组成的，而成熟公民的标志便是是否具有主体意识。中国经过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破坏，公民的主体意识并没有得到树立，缺乏主体意识的公民会削弱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关键在于教育。政府应通过教育机构开展启蒙教育，向公民宣传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理念，培养公民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意识，从而促成公民主体意识的生成。
（二） 重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
韩国的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特征体现在原有的政治价值与从发达国家移植过来的政治价值并存。韩国政治文化系统的二元性并没有导致韩国政治运行的紊乱，在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下，韩国的政治文化主流仍保持着儒家的政治价值取向，但与以往相比加入了更多现代的、民主的元素以适应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呈现出二元结构，即数千年来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文化之间的二元结构。而这两种政治价值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面临着政治信仰危机，即原有的政治价值文化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中生存价值不大，甚至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而新生成的政治价值文化由于旧有政治价值文化的抵制和人们的思维惯性，一时难以被人们接受，因而在政治信仰地带就出现空白现象。为缓解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文化之间的冲突，就必须重塑一种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此，必须做到：首先，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成果以指导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其次，对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进行扬弃，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再加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以及这种文化的历史积淀，使得人们一时间难以接受新的政治信仰。为此，寻找传统政治价值文化与现有政治价值文化的共通之处，以人们可以接受的形式向人们进行宣传教育，促进人们政治信仰的形成与政治文化系统的和谐。最后，政治文化的形成应适应时代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因此政治文化中民主已经成为必需的因素。而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必须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保证，通过制度的建立形成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文化，从而辐射到整个政治文化系统，形成民主的政治氛围。
（三） 改善经济政治二元结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自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良好态势。但是与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相比，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步伐却稍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进行政治改革迫在眉睫。而这场政治改革的方式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改革。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中国现存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模式有关，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由于其力量薄弱，导致其不可能担负起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任，因而政府就当仁不让地接过了政治改革的使命。而政治改革应主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文化层，二是制度层。在文化层方面，一个运行协调的政治文化系统是必备的，但是对于拥有公权力的行政人员的思想以及良好的行政人格的塑造是十分迫切的。只有权力的行使者树立“权为民所赋，必为民所用”的权力观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观，才能更好地避免权力寻租行为，政治改革的软件层面的改造才算基本完成。制度层方面的改造属于政治系统硬件层面的改革。在制度层方面，政府应建立更多民主参与机制尽可能地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以及更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如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等，改变以往公民的政治利益诉求被“无视化”或“静音化”的政府的不作为现象。
参考文献：
[1] 李相沃. 韩国的政治文化[J]. 韩国研究论丛（第二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 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