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精选6篇）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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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说课稿

一、教学内容：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高一《思想政治》②必修“政治生活”，第三单元第六课第三框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二、教材分析：

1、与原版本的相关内容对比：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这一框题内容涉及原版高三《思想政治》第三课《我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四个框题的内容。教材对于知识点的要求有所变化，浓缩了知识，删减了内容，但仍有侧重，需要教师更广地延伸知识和学生更主动地自我学习。

2、本节课内容在教材中的地位：

这 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本单元“三个制度一个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活动现象的知识依据。学习这部分知 识，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有利于理解前边“党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确立的原因”，联系民主广泛性、“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本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相 关知识，也将为后边全面理解“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打好基础。

3、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基础知识：了解政党制度的含义；掌握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内容；理解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运用和联系知识分析我国不能采取多党制的原因等。

能力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归纳能力；发散性思维能力等。

（2）、思维和过程

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集体协作探究知识的过程。

（3）、思想和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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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生活中思考生活。让学生明确这一政党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引导学生养成拥护这一制度，增强维护、巩固这一制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同时通过运用 历史的、比较的观点分析方法来探究中国的政党制度和西方多党制的区别，坚信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能实行西方多党制，从反面理解我国政党制度的 优越性。

3、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教学难点：中国不能实行西方多党制。

三、教法选用及学法指导：

1、教法选用：

多元课堂元素运用。遵循“多元教学—引导深入—思考提高”的设计思路，采用“问题引导教学法”，“情境创设教学法”，“小组探究学习法”等等。

2、学法指导：

通过“教师设问—个人思考—小组讨论—共同分析—归纳总结”的方式，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和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来自主组织知识，自主创设知识情境，自主探究问题的答案等。

四、教学过程设计：

1、探究式引入：

在本节课引入新课时，我选用一则大家较为熟悉的生活材料，探究引入，拉近距离，建立师生融洽的课堂互动氛围。

‚ 《美国两大饮料公司与两大政党》—‘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是美国的两大饮料公司。他们要想在软饮料垄断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尽力扩展事业，就 不得不攀附‚政治大户‛，反过来，‚政治大户‛也非常需要尽量多的财神爷的支持。于是‚可口可乐‛成为了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饮料，‚百事可乐‛成为了与共 和党关系密切的饮料。在二战期间，食糖货源紧缺时，‚可口可乐‛公司被政府定为优先供应原料的企业，美国

政府还给公司拨款建造了64个装瓶工厂。而‚百事可乐‛在共和党执政期间，成为在苏联举行的美国商品展览会的惟一的美国软饮料的代表，从而畅销当时的苏联。‛

在学生读完材料并饶有兴趣谈论时，教师适时提出问题：“我们从材料中得知美国是怎样的一种政党制度形式？（轮流执政）两家公司为什么要和政党相联系?（经济利益）政党和企业之间有何共同利益，都是代表谁的利益？（资产阶级）两党如果不轮流执政，会造成什么结果？（利益不平衡，引发激烈斗争。）我们国家需要这样做么？”等问题。

引 起学生探究问题所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要注重鼓励学生积极发言，给予点拨，最后峰回路转地引出结果“不需要！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适合我国国情，比资 本主义国家优越。”好！乘胜追击：“那么，为什么说我国的政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又具有那些优越性？那究竟怎样认识我国的政党制度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新课！”进入下一环节。

2、研究协作 创设情境：

本框内容涉及旧版本四个框题的知识要点，要学好本框，得了解清楚其知识体系，要抓住要害，有所侧重地展开。在新课改背景下，我采用“问题引导教学法”和“小组探究学习法”，提出问题后分小组探究以下问题：

（1）我国实行怎样的政党制度？

（2）我国具有那些民主党派？他们是什么性质的政治团体？

（3）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制度的地位和每一项内容）

（4）试试联系生活中的政党活动现象来认识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5）从比较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角度来分析我国为什么不能采用西方的多党制？

注意：对于问题，如果只是阅读而不思考和分析综合，也是不容易得出答案的，需要教师参与其中，采用“情境创设教学法”，创设情境来引导学生思考，共同获得知识学习体验，同时教师在认真倾听学生的疑惑，引入下一环节。

3、汇报结果 释疑解惑：

学生将其在分组探究中的收获，进行汇报小结。教师在认真听取汇报后，针对学生的困惑进行点拨，主要有：

（1）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学生主要是对“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只是政治领导，而不是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产生疑问。我选择一道辨析题来解释，即：当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这是将当对国家的三种领导方式与其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混淆了。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一种大政方针和方向性的政治领导。而如果是思想指导，那么意味着各民 主党派也遵照共产党的信仰、纲领和路线建党等，这是有违政党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纲领”的。如果又是组织领导，那么各民主党派的一些人事任免，成员组成和机 构设置等都得由共产党安排，也是不行的。

（2）中国不能实行西方多党制。

有 学生提出“为什么不让民主党派来执政？”，对于这个问题，是本框题的难点。我采用三方面突破。一方面，区分认识。这是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多党合 作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而这种主张是多党轮流执政。中国能不能呢？引发谈论。另一方面，摆出道理。首先，以孙中山的话语“中国照搬外国的多党制和议会 制，不但是学不好的，反而学坏了。”让学生谈谈对这句话的认识，在畅所欲言中引导学生联系近代史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践。另外，再次启发学生联系前 苏联的历史经历和我国如今面临的国际形势来分析。此外，再来目前共产党党员人数和各民主党派人数的数据表的对比作为佐证。第三方面，挑明实质。系统地从基 本经济制度、国家性质、这种主张的实质和后果上阐述对问题的认识。

在师生的交流互动中，使问题认识的更加深入，引导学生通过分析找寻知识的内在联系，提炼出核心观点，进入下一环节。

4、归纳总结：

政 党制度，是指政党执掌、参与国家政权或干预政治的制度。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关系、政治基 础、基本方针、根本活动准则、重要机构。我国的政党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主要具有三个优越性。而中国决不能实行西方的多党合作制，原因表现在四 个方面。教师可以做适当的引导学生回忆，并注意最后点出重点和要求学生思索的难点。

至此本节课教学内容基本结束，为检验和巩固教学目标的成效，我们也在教学中参加一些配套题目。，5、训练反馈：

第一部分：课堂演练。采用材料分析题来加强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第二部分：课后思考与讨论。

如：我国的政党制度和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有何异同？

四、板书设计（略）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2篇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涵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具有参政党的地位，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参与执政。

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举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的制度。

政治协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

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最主要的政治内容和组织形式。

政治协商是统一战线的形式之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存在的政治基础是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二、中国的参政党

中国的参政党是中国的民主党派。

中国的民主党派是指那些成立于1949年之前、致力于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中明确支持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反对国民党，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能够存在下去的政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八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资料来源《中国的政党制度》

三、多党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参政议政

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成员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参与国家重大政治问题和国家机构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就具体事物进行的协商主要采用以下一些形式：

1.民主协商会。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开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将要提出的重大政策、方针与民主党派人士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一般每年举行一次。

2.高层谈心会。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定期地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小范围的谈心，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和想法。

3.双月座谈会。由中共中央主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通报或交流重要情况，传达重要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政策性建议或讨论某些专题。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但重大事件随时通报。

4.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可以随时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具体的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或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交谈。

（二）民主监督

民主监督是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框架下，由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

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在政协会议上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民主党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具有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检查实行监督；民主党派的成员通过应聘担任政府的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来发挥监督作用等。

（三）民主党派的成员被举荐担任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一定职务

各个民主党派一般均有少数成员被中国共产党举荐担任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

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1.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方针政策及重要部署，政府工作报告，国家财政预算，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重大事项，国家的重要法律草案，中共中央提出的领导人人选，国家省级行政区划的变动，外交方面的重要方针政策，关于统一祖国的重要方针政策，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各党派之间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

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召开的各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的协商座谈会，地方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活动等。

2.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宪法与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共中央与国家领导机关制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守法纪、为政清廉等方面情况，参加政协的各单位和个人遵守政协章程和执行政协决议的情况。

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有：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或主席会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案；各专门委员会提出建议和有关报告；委员视察、委员提案、委员举报或以其他形式提出批评和建议；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地方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活动等。

3.参政议政的主要内容。

包括选择人民群众关心、党政部门重视、政协有条件做的课题，组织调查和研究，积极主动地向党政领导机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通过多种形式，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充分发挥委员的专长和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等。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原则

凡赞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党派和团体，经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协商同意，都可以参加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

个人经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协商邀请，亦可以参加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

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上级地方委员会对下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

地方委员会对全国委员会的全国性决议，下级地方委员会对上级地方委员会的全地区性决议，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个人，都有通过政协的各种会议、组织和活动，参加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权利。

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的议案，应分别经全体委员或全体常务委员过半数通过。

各参加单位和个人对会议的决议，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

各参加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违反政协章程或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分别依据情节给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参加政协的资格。

（四）全国委员会

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由上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在每届任期内，有必要增加或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时，由本届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现任的全国委员会由34个单位组成，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文化艺术界，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济界，农业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界，社会福利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特别邀请人士。委员共2196人，常务委员290人。

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

全国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秘书长一人，并设立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其候选人由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五）地方委员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凡有条件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均设立人民政协组织。

目前各级地方委员会3000多个，委员50余万人。

人民政协各级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3篇

一、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其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各民主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 多党派参政。党本身的素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所以这种监督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这种监督能够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倾听来自党外的声音, 随时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来自党外的监督和批评, 有利于不断纠正和改进党的工作中的失误, 进而提高党科学执政的水平, 提高其执政的合法性。就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1) 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汇集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 能够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 集中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聪明才智。我国的政治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的过程中, 保证充分的协商。那么在协商主体平等的条件下, 充分反映、沟通和交流不同党派、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愿和建议。这样有利于促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且能够照顾到各方利益, 又能实现集中和统一。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对人民负责人的大党, 是中国的执政党。

二、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社会利益的整合, 调节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 我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小康社会。但在推进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复杂的, 任务是艰巨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仍然存在并发生新的变化, 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不断出现, 表现出来的是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大, 社会利益分化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 能否处理好社会各方的利益将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一种政治理想, 其本意是要求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在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制度载体的选举民主即票决民主同以政治协商制度为制度载体的协商民主是我国实现民主目标的重要模式。票决民主是以多数人的意志来做决定, 多数原则是票决民主的基础原则。虽然票决民主能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 但相对于少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很难保证。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发挥了它独特的优势。首先, 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其次, 我国的人民政协是由34个界别组成, 容纳了社会各界的利益群体。能够代表社会各团体、界别、行业组织的利益。此外, 我国政协委员的产生主要是由各党派、团体、界别协商的基础上推荐产生。所代表的主要是社会各个党派、团体、界别的利益和愿望, 能够充分反映出各党派、团体、界别的利益要求。从这种“条条”的角度来展开协商, 有利于社会利益的整合, 反映出社会各界的利益需求。通过人民政协这一平台, 能够广开言路, 广求良策;能够畅通社会各党派、团体、界别的利益诉求, 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整合社会各方利益需求, 从而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培养我国人民良好的政治精神

良好的公民政治精神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我国实行的政治协商制度是构建这一基础的重要途径。由于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在这种制度的培养下, 造成了我国人民具有顺从的臣民精神以及奴性的人格, 并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高, 热情不够高涨, 政治冷漠情绪比较严重, 民众普遍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 甚至认为参与政治是自找麻烦。发展协商民主政治首先能够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增加社会成员的政治交流。能够不断提升我国公民的政治热情, 激发人们的参政热情。其次, 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有赖于公民的政治素质。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使人们形成社会普遍的责任感, 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再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多元化不断加强, 人们的利益分化的加剧, 客观上要求协商民主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人们通过协商开展社会上各党派、团体、界别的协商, 通过公开的对话、交流, 求同存异, 相互妥协, 尊重共同协商不同的。这样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合作性加强, 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不断加深, 在思想认识上不断提高, 各种文化不断交融。增进彼此的信任, 逐渐使民主协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向不可缺少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力量。它的实行有利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 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60多年的历程证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符合中国国情, 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必将不断发展并且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 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显示出来了巨大的优越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

参考文献

①黄炎培:八十年来[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②李贺林、左宪民: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研究[M], 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 2008

③李贺林、左宪民: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研究[M], 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 2008

张梅颖：政治协商制度的价值 第4篇

政治协商制度，源于和谐包容的文化传统

王克己：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您认为应给予怎样的评价？

张梅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还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我们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多自己的创新。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比如民主监督作用还发挥得不够充分。

说到制度问题，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性》这本书里有一句点睛之语——“文化是制度之母”，我非常欣赏这句话。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实行什么制度，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独有的文化。我们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基础，共同创立的政治文明成果。它源于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谐包容的传统，源于“天下为公”的广阔胸襟。

王克己：现在我们在大力推动协商民主，在您看来，我们为什么要搞协商民主呢？

张梅颖：中国政协里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8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还有34个界别，代表着不同阶层和不同领域的人民。在政协这个大家庭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宗教信仰，都可以多样共存。正因为这种多样性，所以要协商。但在政协的34个界别里，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目标。正因为目标相同，所以我们能够协商，也乐于协商。政协的本质属性就是四个字：团结、民主，这是政协的主题。

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了一种土生土长的民主形式，这就是协商民主。对于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协商在决策之前，而且还要求在决策完成之后，在政府正式执行的过程中，也要有协商。通过这样的做法，我们既服从了多数，又保护了少数。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我们的协商民主中，少数人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表达，这样就避免了“多数人专政”的弊端，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在三峡工程动工之前，民盟等几个民主党派的专家是坚决反对的，而且反对的声音相当强大。那时还是1980年代，中央听取反对意见的胸襟是很宽广的。当时民盟有一批专家反对建设三峡工程，包括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还有一些水利方面的专家，比如黄万里等。他们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论证，反对的理由非常充分，指明了哪些技术我们还没有达到，哪些方面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行，这个工程又会造成哪些后果。黄万里说得最严重，他说就算三峡大坝建好了，早晚也得炸。当然，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最后还是在人大通过了，虽然票数不是很高。

三峡大坝建成后，我曾带领全国政协考察团前往考察，没想到三峡的工作人员排成两队，夹道欢迎我们，特别热烈地为我们鼓掌。我当时感到挺纳闷的。他们的书记最后对我说，如果当初没有民盟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意见，三峡大坝是建不起来的。因为那些反对的意见，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意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国内解决不了的，就通过国际招标来解决，最后才把三峡大坝给建起来了。当然，在后来的运行中，三峡工程也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移民问题、滑坡问题、环境问题等。但是，在建设三峡大坝时所确定的几大目标，想要实现的五大功能，基本上都实现了。说老实话，民盟那些老同志还健在的时候，我每次去看望他们，他们都会问我三峡怎么样了，他们仍然有担心、有牵挂。

这个事情反映了什么？说明有时候少数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三峡的工作人员那么尊重和欢迎政协考察团，实际上是表示政协过去所提的那些反对意见，对整个三峡工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很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我经常参加高层的会议，对一些问题进行协商，也经常给高层提一些意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有时不太愿意听不同的意见，总希望大家“保持一致”。有时候下面一有不同意见，无论持不同意见的是一般老百姓还是其他人，我们总觉得这可能是敌对势力又要怎么样了，其实这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有些问题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是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不能老是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分析它们。这方面，确实有待改善。

我们的决策非常高效，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央政府决定投资4万亿来救市，那天上午开完政治协商会，下午就把钱砸下去了。当时政协发布了一个声明，说“全国政协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定”。我当时就提出来，这句话得改，现在就说“正确”恐怕为时过早，因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就说正确了，以后别人还能再提意见吗？因此，我建议把这个“正确决定”改成“分析、判断”，当然，政协对此还是拥护的。

“三个自信”的三个依据

王克己：您刚才说到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创新，它的优势在哪里？

张梅颖：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创新的制度。在13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嘴杂，而地区发展这么不平衡，如果没有这套共产党领导大家来协商的政治制度，非乱套不可。这个制度的设计，其实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的。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过，我们要有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只是口号，但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有道理。

我认为“三个自信”的依据，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践的检验。我们的这套制度，在过去并不长的时间里，推动着十几亿人口走出了贫困，实现了温饱，正在进入全面的小康。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二，并正在坐二望一。此外，中国现在能够从容地应对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害、疫病，也能应对各种国际风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过去的这些成功实践，我觉得这个制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自信是有底气的。

二是共产党的机制。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与时俱进，而且还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现在有人讲共产党拥有的是自我净化能力，但我觉得其实是纠错能力，因为光净化是不行的，还得纠正错误。中国在前三十年里搞阶级斗争，把经济搞得濒临崩溃。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的体会是最深的。

再比如，近些年来，中国的权贵贪污腐败很严重，贫富差距也扩大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把公平正义这个大旗举起来了，要把贫富差距逐渐地缩小，不断地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同时又让国企的过高收入降下来。

最说明问题的，还是当前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的反腐败斗争，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标志性事件，意义极其深远。谁也没有想到中共会如此严厉地反腐，要把自身肌体里的腐肉给剔出去，没有自信是做不到的。

三是共产党的开放。我们能够敞开大门，向一切先进文明学习。我们派了多少人到国外去学习？引入了多少技术和资本？我们敢于开放，我们有自信能抵制一些不好的东西，也有自信能吸取一些好的东西，包括民主与法治。

所以，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我认为制度设计是非常好的，它在实践中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但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具体问题，这正说明我们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缺乏监督机制。过去开会时，一提到监督，就强调已经把监督含在参政议政里了，监督寓于参政议政之中，但这其实是两码事，这使得政协的监督职能被淡化，有时甚至几乎没有了。另一方面，因为政府的很多事务有待公开透明，政协的监督有时也只能处于准备状态。

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

王克己：具体而言，协商民主是如何协商的，协商的内容是什么？

张梅颖：我们的政治协商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层协商，就是中共领导人与民主党派领导人政治协商，内容都是治国理政的方针大计。

另一类是社会协商，我们现在需要推进。我觉得将来可做的事情非常多，因为社会协商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方法。不管拆迁也好，城管与小摊小贩也好，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你用城管去强行管制，用推土机去强拆，这其实都是对立的手段。城管很多时候是在践踏法律，管与被管没有赢家，这合算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非常必要的，多一些治理、服务思维，少一些统治和压制。所以，我觉得在社会层面的协商是非常重要的。直面矛盾，跟老百姓协商、对话、沟通、妥协，绝不回避问题；该对老百姓妥协的，就得妥协。老百姓的利益被你侵犯了，你不妥协行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缺乏妥协精神，有协商才有妥协。对于不同声音，不要认为这就是“敌对势力”，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一点，否则将会导致万马齐喑，形成不正常的局面。听反面意见，要有诚意，没有诚意，就不利于监督。

王克己：中央目前正在强力反腐，在您看来，目前最大的腐败是什么？

张梅颖：我们国家现在有三大腐败，这是最基础、最根本的腐败。

第一，吏治腐败。吏治实际上是能够决定政党的质量的。但现在，吏治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有买官卖官现象，多少钱一个镇长，都公开标价了，军队也未能幸免。由于吏治腐败，导致我们的人才选拔出现逆淘汰，优秀的人才上不来。在某些地区和单位，谁会拍马屁，谁能够出钱，谁能够送礼，谁就能上位。这样的腐败，贻害无穷。

第二，司法腐败。法官也开始论价了，你要解决多大的问题，就得给多少钱。如果到这种地步，司法的底线就没有了，让老百姓信什么？

第三，媒体腐败。媒体有鹦鹉学舌的趋势，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独立的观点，这能进行监督吗？舆论监督是很重要的，但目前披露出来的一些事实表明，我们的舆论也能被收买。只要给钱，负面消息就可以拿掉，这算什么事呢？

这三大腐败不解决，其他腐败都是解决不了的。教育腐败、医疗卫生腐败，不都跟这三大腐败相关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什么吃什么。教育领域吃家长的，医疗领域吃病人的……大家都这样，这个社会就“溃败”了。

所以，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得不到足够的约束，监督太弱。被监督的人不愿意被监督，就设了很多障碍和禁区。

小平同志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曾讲过要有“三个有利于”：第一是有利于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做到了这点，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真正的效率，是要讲究对资源的利用率的。第二是有利于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切实的民主，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尚未达到，说到底，还是因为缺乏监督。第三是有利于比资本主义培养出更多的人才，这方面我们的差距还是挺大的。我们现在培养人才，就跟在流水线上的生产一样，遏制了人的想象力，创新型人才很难辈出。

我觉得从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角度讲，我们仍然需要虚心学习，不断进步，踏踏实实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一些文章，发现不少人认为中国好像马上就要领导全世界了，我觉得这是在把中国推向极端。这种论调是有问题的。

王克己：您在政协工作这么多年，对于政治协商，有何建言？

张梅颖：我们处理任何问题，要考虑能不能双赢，要双赢就必须要有妥协，要妥协就必须要有协商。所以，我认为政治协商这个制度很好，但是它有待完善。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做到广开言路，至少在政协内部，要让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够发表真知灼见。

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政治协商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得选出人来，谁来协商很关键。我们必须选拔具备优秀素质、有胆有识的人进入政协，否则如何协商？如果不改变政协选拔人才的办法，甚至花钱买委员，政协很难充分发挥政治协商作用。此外，我认为高层的政治协商，还应该再透明一些，在政协委员的选拔上，也应该进一步公开透明。

医患问题的根源，在于错误地把医院推向市场

王克己：前一段看到了一则“岳阳数百名医务人员静坐抗议医闹”的新闻，现在医患问题很严重，有些事件的问题在于家属，有些事件的问题可能在于医院。您曾是医科干部，在您看来，医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张梅颖：关于医务人员静坐抗议医闹，这是医生的权利，不能说医生就只能挨打挨骂。我们要搞清楚的是，现在如此严重的医患问题是怎么形成的，这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我们国家在1990年代开始搞医疗改革，国家就不管医院了，要医院自负盈亏，明确一是以药养医，二是多赚多分，这不就把医院推到市场上了吗？所以，医院为生存就要赚钱。我当时正好是一个医院的院长，就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跟大家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全院都下海了。具体到各个科，挣得多，工资就拿得多。有了这样的政策导向，医院能不赚钱吗？我当时就向上面提出来了，医院到底是公益的，还是市场的？如果医院做的是公益事业，那就不能这样做。所以，医患问题表面是因为看病贵，根源却在于当时错误地把医院推向了市场。

王克己：但国外很多医院也是市场化的。

张梅颖：国外的市场，不像咱们的市场这么乱。国外医院的市场化，不是说医生今天挣得多，就能拿得多，而是根据医生的水平。如果你是个高级医生，就给你开高新，比如年薪一百万或两百万。他们是分等级的，比如说D段医院属于社区医院，那么平均年薪就是六万美金，护士的平均年薪是四万美金，内科医生是十几万，外科医生是二十来万，都有一个大概的平均数。看病人看得多一点，医院可能会加点钱，但不能由你自己来主宰。

可是我们把医护人员推向了纯粹的多劳多得，在市场上自己捞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错误的，背离了医院的公益性质。

王克己：您对这种乱象有何解决建议？

张梅颖：一方面不能让医生拿药品回扣了；另一方面医生可以多行医，比如说我技术高，周末别的医院请我，我也可以在那里拿一份工资。原来我们对此是加以限制的，现在不限制了。在中国，国家给医生的钱确实太少了。按照国际惯例，医生的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4-6倍，而当下医生的工资比公务员还低。我们在医疗改革的方向上出了问题。

第二，社会对医疗的认识有问题。公众对医疗有相当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其实医学的能力是有限的，有时很有限，一些广告大多是夸大其词的虚假宣传。尽管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有些疾病有了较为理想的治疗手段，但每个个体千差万别，有些疾病包括常见病如“三高”，有的患者就是治不好，所以一定要让公众明白“医学不是万能的”。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常常误解，在医院治病怎么会死呢？于是就闹。

第三，医护人员主观原因。有病的人起早挂号、等待，有的千里迢迢投奔大医院，十分不易。作为医护人员要将心比心，多多理解病人及家属的感受和心情，对病人多一份人文关怀，多一点耐心和笑脸，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第四，个别媒体缺乏常识，缺乏责任心，对医疗纠纷不当炒作，混淆视听，推波助澜，起了负作用。如近期媒体报道的湖南产妇死亡事件，以及2013年肝炎疫苗事件，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众所周知，我国被称作“肝炎大国”，上个世纪末我国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达一至二亿，每年死亡病例30万人，不仅对患者造成很大伤害，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而最有效、最廉价的办法就是预防免疫。当时我国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投入资金研制乙肝疫苗， 2005年为全部新生儿实施免疫接种，2009年扩大到15岁以下人群。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以接种疫苗为核心的综合防控措施对控制我国乙肝病毒蔓延传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接种者感染率几乎为零。我国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3千万，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摘掉“肝炎大国”的帽子。全球免疫联盟认为：“中国控制乙肝所取得的成效，是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

但2013年12月媒体报道的“乙肝疫苗事件”，误导大众对疫苗产生恐慌——如果是疫苗质量问题，一定是群发而不是个案。这不仅导致几个生产肝炎疫苗的工厂都停产了，更重大的损失是很多家长不敢带孩子去打疫苗了。据有关机构对10个省监测显示，2014年初我国乙肝疫苗接种率已下降30%，这就意味有30%的人群可能感染乙肝从而终生不幸，如果乙肝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我们经过几十年努力取得的防治感染肝炎的成果就要功亏一篑了。作为肝炎防治基金会的理事长，我马上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建议《焦点访谈》为此专门做一期调查节目。中宣部很重视，当天晚上《焦点访谈》就做了一期节目，现在形势有所好转。所以，我觉得某些媒体真的有问题，有时不仅不能揭开真相，甚至可能背离真相，误导大众。

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5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国家采取重大措施或决定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时，中国共产党都事先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取得统一认识，然后再形成决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常设专门委员会中，在地方各级人大中，均有一定比例的代表，以更好地参政、议政并发挥监督作用；在人民政协中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总结，也是相互合作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政治组织，是同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友党，是参政党。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形式主要有：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成立于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族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同 1

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二、中共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会、座谈会。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参加的民主协商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主要就中共中央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进行协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大体每两月举行一次，主要是通报或交流情况，听取政策性建议或讨论某些专题。除会议协商以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可就国家大政方针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也可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交谈。

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根据形势需要，不定期地邀请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高层次、小范围的谈心活动。主要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沟通思想，征求意见。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

首先，中国共产党就重大问题与民主党派协商的各种形式逐步规范，内容进一步扩大。近五年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一级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党外人士协商会、座谈会、谈心会、情况通报会六十多次，相互间的联系、合作更加紧密。

其次，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近五年多来共提出重大建议一百多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目前，全国监察、检察、审计和教育等系统已建立起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制度，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协助监督有关方面的工作。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6篇

第二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它是我国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被称之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因为它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而是结构化的多党派协商合作制。它在流行的西方议会竞争性政党制度之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合作性政党制度。那么，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

（一）民国前期的政党政治 1.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武装起义，它既是清朝封建帝制的掘墓人，又是民主共和的缔造者。在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由清政府统治下的非法政党转变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党，它主动从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模式转变为普通的议会民主政党。孙中山面对议会民主、多党政治呼声日高的局面，提出中国应“以世界上最完全政党之国”、“英美先进之国为模范”，实行政党政治的主张。

为适应国会选举之需要，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说：“从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世界上民主的国家，政治上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运动。”

“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进而在朝，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他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政党合法化突破了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敌视，从而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政党观念。“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在1912年上半年内就出现了上百个政党，组党参政，成为时尚。

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党、会、社等名目繁多，分化组合多变，骤生骤灭，泡沫政党居多。其中跨党派现象十分严重，一个人加入几个政党，甚至一个人担任几个政党的领袖。号称300多个政党，所标政纲冠冕堂皇，但许多政党因既缺乏经济背景又无群众基础。

第二，政党虽数量众多，但就政治倾向而言，却只有同盟会和非同盟会之分，其基本政治立场和精神，大体是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改良派的延续。

第三，政党政治热闹非凡，但徒有其表。因为任何政党都没有进入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始终被北洋军阀掌控。这些党派在“共和与立宪”、“拥袁与反袁”、“维护与破坏《临时约法》”等问题上互相斗争，但谁也不代表老百姓利益，实质上是一场上层官僚、军阀、政客为争权夺利而演出的政治闹剧。所以，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只是一种政治表象，而不具备多党政治的本质。最后，多党制在袁世凯和各系军阀的枪口下成过眼烟云。“无量金银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多党制在我国兴起一时，不但没有增添任何民主色彩，反而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军阀割据，饱受帝国主义欺凌掠夺的深渊之中。

2.国民党由议会民主性政党再次转变为革命性政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痛感国民党的涣散无力，痛感以和平民主的政党组织模式争取不到民主共和，认为要革命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故重新采用革命政党的组织模式，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形成了“以党治国”的革命政党职能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必须由革命党来造成，革命党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根本；革命党不仅要创立国家政权，领导国家，更重要的是巩固国家政权，实施“训政”，以促进直接民权的发展；革命党要实行党、政、军三位合一的一党政治，“将政治揽在我们手里来做”，“非本党不能干涉政权”。重新采用革命政党组织模式是孙中山对政党政治在中国命运的总结。

但是，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应该建立由革命政党掌握的武装，也看不到国民党的依靠力量和团结对象应该包括广大工农民众，所以总是采取依靠军阀打军阀的策略，其斗争基本局限于社会上层，因而屡屡失败，一筹莫展。孙中山渴望有一种新的政党制度模式，以完成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使命。

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且促进了它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

4.国共两党结革命政党联盟

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革命政党，对于孙中山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认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而最好的新血液就是年青的共产党人，他们年轻，朝气蓬勃，有思想，有才干，并有崭新的组织方式。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毅然改组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建立了国共两个革命政党的政治联盟。

由此可见，在中华民国的前15年间，政党模式十分复杂，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组织方式，有议会民主型政党的组织方式，又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组织方式。半殖民地社会被侵略的地位使中国政党都不可避免地受世界已有的政党模式的影响，议会民主型政党因封建势力的强大而不能生存，半封建社会实业的落后又使得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软弱无力，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联盟与合作成为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任务最好的政党制度模式。

（二）国民党***时期的政党政治

1.国民党的***和垄断性的政党制度模式

1927年4月，蒋介石国民党分裂国共合作，实行反共“清党”，把国民革命的成功变为其一党的成功。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把孙中山关于革命政党建国及“训政”的思想推向极端，开始实行国民党***制度。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覆亡，主要是争取民主的各党派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其实质是不同政党组织模式和政党理念之间的冲突与斗争。

2.中国共产党由不掌握武装的革命性政党转变为掌握武装和建立有部分地方政权的革命政党 国民党的***和垄断性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存在是非法的。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和集会、结社的合法权利，中国的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在中国进行革命，不可能进行合法的斗争，只能拿起枪杆子，举行武装斗争。

3.中国的民主党派——特殊的政党组织模式

民国时期的民主党派，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型政党不同，是一种特殊的政党组织模式，其特殊性表现为：

第一，中国的大多数民主党派秘密产生于国民党的一党训政时期，“国民党欲***，不许有他党，故吾即组党”，其奋斗目标是“国家公有，党派共存”。他们以和平的方法，以言论舆论为主要斗争形式争取民主。在国民党***的垄断性政党体制下，它们没有存在的合法地位，没有合法的议会可以利用。但它们始终把代表民意，反映民声，作为其基本功能和作用。

第二，各民主党派均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干部性政党，多以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的代表性人士为核心。他们是书生办党，以个人的声望和魅力去影响追随者，发展组织。因而在组织模式上表现为党的中央组织强于地方组织，言论多于行动。其政治主张多是根据时局的发展，针对国民党***制度造成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缺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的战略措施。

第三，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国共两党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中共的存在与发展，是民主党派存在的前提，在反蒋、抗日、民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这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大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他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又有渊博的政治知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在共同探索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时，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惟一途径。它们主张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在一个国家建立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绝不能抹煞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也不能忽视自己国家当前的情况。”“在我们所要为中国树立的民主制度上，我们没有所谓偏左偏右的成见，我们亦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成见。我们对于别人已经实验过的制度，都愿平心静气地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以创造一种中国的民主。”

本着这样的政治理念，尽管在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中间党派发生分裂，青年党和民社党追随国民党而去，但在国共两党决战、民主党派被镇压宣布“非法”、被镇压的处境中，与中共合作去创造“中国型的民主”即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就成为诸多民主党派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选择。

（三）中国共产党结合国情设计新型政党制度 1.中国共产党设计政党制度所面临的世情、国情

在世界政党制度发展历程中有多种类型和模式，在一党制中，有法西斯主义的一党制，也有苏联的一党制；在两党制中，有英国议会制内阁制的两党制，也有美国总统制的两党制。当代法、德、日的多党制各具形态，但均是为消除多党制的弊端，在“二战”后的50年代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前，可供中国共产党参考的只有前面三种类型。但这三种类型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首先，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否定了一党制和多党制，人民对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深恶痛绝，而实行多党制的前提是一个国家中必须存在三个以上政党并立，而中国不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其次，实行两党制的前提是必须存在势均力敌互能轮替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反共内战政策及其在大陆的崩溃根本否定了这一前途。近代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中国政党制度选择没有现成答案，新中国必须探索“中国型的民主”的政党制度。所谓“中国型的民主”，毛泽东在多篇文章、多种场合阐述过，最终确定为“人民民主专政”，即由进步阶级组成的“人民”共同掌握国家政权，毛泽东曾形象地称之为“有 饭大家吃”，并且说：“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 这种人民民主专政，既有别于资产阶级的专政，也有别于苏联式的单一的无产阶级专政。

2.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设计及其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旨在实现人民解放、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决定了党领导人民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建筑在人民共同的意志基础上。为此，中国共产党创建了聚合各方力量、协商建国、共享政权的开国之路。

其实，早在建国之前，共产党就在探索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在抗日战争中，的尝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历史依据。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规定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按“三三制”原则，不仅参议会要实行普选，政府机关同样如此。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不是靠人数上的优势，而是靠党的正确政策和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三三制”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等制宪原则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确定了由改组后的多党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从而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程序和步骤。然而，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反共内战，并违背各党派共同协商的程序，片面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进而实施“戡乱总动员”，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残酷镇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其结果是使争民主的各政党密切了彼此的合作关系，坚定了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信心和决心。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和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1949 年 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共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即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1949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协商建国大计，规划新中国的制度架构和发展框架。会议通过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础的《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也同时构成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则为中国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架构。由这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府，也充分体现了联合政府的性质，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 63 人组成，其中党外人士占了 50%，在 56 名政府委员中，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27 名，也占了将近50%。这个格局既实践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执政的政治主张，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运行国家权力、实践人民民主的基本组织与行动架构。

通过以上的历史回溯，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民国时期的多种政党组织模式相互作用、一路走来的结果。一方面，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政党领导的支撑；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作为核心力量的任何政党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都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建立广泛的同盟，从而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照搬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只能用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取而代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历史依据。除了历史依据之外，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还表现在它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国民心理、它有自身的民主理论支撑，这突出表现为“协商民主理论”，这是近些年民主理论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此外，多党合作与中国国家建设的现实也是相适应的。它内含的一体多元结构，不仅适宜于中国的社会形态的内在结构及其现代化转化，而且适宜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民主成长，其进步与发展能够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民主成长提供新的资源与新的空间。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具有必然性。

第二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本理论

（一）中国政党制度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根本前提，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在要求。

——民主党派的性质：参政党，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①参加国家政权；②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③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④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而不能把民主党派称作是在野党或反对党。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在组织上，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各自独立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在法律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是平等的，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我国政党制度中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此，人民政协非国家机关，行使的职能当然也不是国家职能。政协的职能有：（1）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针方针、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政协内部各方面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的协商。

（2）民主监督：是对国家法律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方式所进行的监督。

（3）参政议政：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基本特点

1.共产党在我国各政党中处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这种领导主要是靠正确的政治主张和自身的模范行动来实现的。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2.各政党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共同的行动准则，以实现不同时期的总任务为共同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共同的奋斗目标。

3.在国家政权中，共产党就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4.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实行政治协商、互相监督。政治协商是我国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不论政党大小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既尊重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互相监督，即双向监督。而首要的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

5.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合法的政党，享有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各政党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护宪法实施的职责。

（三）我国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多党制中的多党联合执政的区别 在我国的多党合作中，执政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掌握国家政权，全面负责组织政府，并对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提出重大决策；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提出政府人选名单等等，同民主党派协商，再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的法律、政策、决策等。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国家政权和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民主党派成员被选举为人大代表，在人大、政府等担当领导职务，直接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但他们不是通过名额分配代表民主党派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不能把民主党派参政视为执政。在多党制国家中，联合获得选举多数的几个政党都是执政党，各自代表本政党利益，因而，执政的各党，政见不一，政策也难以统一，使内阁更迭频繁。可见，我国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多党制中的多党联合执政是根本不同的。

（四）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1.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立在消灭剥削阶级、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各个政党的活动都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体现，民主具有极大的广泛性。而西方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各个政党无论怎样标榜自己“代表民意”，实际上都是在资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其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谁也不代表劳动人民。

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反映在政党制度上，各个政党能够建立起共同的奋斗目标，政党之间是通力合作的关系。而西方多党制则是不同的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矛盾的产物，各个政党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在一定条件下某些国家的某些政党之间也可能建立起短暂的合作，但只是一时的利害结合，而没有牢固的基础。

3.我国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能够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意志，协调劳动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广泛民主和集中领导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 统一，从而能够保持国家政治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西方国家不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由于私利的冲突，只能用政党轮流执政的方式维持其利益的平衡，各个政党彼此牵制，力量抵消，甚至互相拆台，常常出现政局不稳。

总之，这一制度是立足于中国土壤上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的形成和发展，生动地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而是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创造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是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符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 1.实行多党合作是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需要。邓小平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大国。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动员组织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共同奋斗。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形成的强大的社会整合力，是实现安定团结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和根本保证。如果违反这一国情，照抄西方多党制，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符合我国这一特定国情的政党制度，它既是以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又通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广泛集中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智慧，强化并完善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这一制度具有生命力和优越性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是这一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定性之一。

实行多党合作，有利于加强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多党合作中，民主党派的主要政治功能是：一方面反映所联系的阶层和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他们参政议政；另一方面协助共产党和政府向他们做工作，帮助他们进步。通过民主党派组织把广大成员纳入我国政治体系之内，走参政党的道路，充分调动他们和所联系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通过有组织的自我思想教育，使其成员不断增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这样就增强了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把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共同奋斗。

实行多党合作，有利于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使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更正确、更符合实际。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在我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多党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广泛听取各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进行充分的政治协商，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进行决策，由人民政府执行实施。这样一种体制，体现了我国广泛的人民民主，它对于我们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避免和减少失误，保证各项方针的贯彻执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行多党合作，有利于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毛泽东指出：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邓小平也指出：“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任何权力都不能离开有效的监督，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也不能例外。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是我国监督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主党派从自身特有的角度反映一部分社会群众的意见，能够对共产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工作中的一些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从而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作出有益的贡献。

2.实行多党合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之长期奋斗的目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国际敌对势力以“人权”、“民主”为幌子，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日渐增强。在抵制西方“民主”的同时，如果不建立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就难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难以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同时也要看到，一定的民主与一定的时代相联系，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发展相适应。我国经历2000年的封建社会，缺乏民主传统。目前，我国经济文化水平还比较落后，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在团结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必须有利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适应我国的这一国情，有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形式。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定性之一。这一制度已经和正在开辟各种有效的民主形式，使民主渠道畅通，满足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民主的要求，也发挥宣泄、引导的功能。同时，通过这一制度，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出发，循序渐进地进行。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纳入到我国政治体系之内，通过正常的民主渠道得以表达，既充分发扬发主，又实行有效的集中，形成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经济建设的发展又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通过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3.实行多党合作，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需要。

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并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还存在着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在具体利益上的矛盾，必然要求一定的社会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要求，这是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时期能够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因。

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处于调整变动之中，社会结构必然有所变化，形成各种新的利益群体和代表人物，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多样。因此，正确处理和协调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局面，是关系到改革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