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2023-03-01

法院调解, 是指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 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就相互之间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问题进行协商, 或者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一项诉讼制度。[1]

法院调解是我们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 其根植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司法实践之中, 承载了众多的传统价值和现代追求, 在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强劲的生命力。在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 也应该看到在很多地方甚至把调解结案作为法官考核的目标, 一味追求案件的高调解率, 造成案件的久调不决, 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直接影响着民事诉讼功能的充分发挥。如何正确认识以及完善和发展法院调解制度, 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 实现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功能有着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称调解规定) 的出台实施是民事调解制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在调解协议生效、调解期限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但在民事诉讼法的框架之下仍显得过于简略, 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完善民事调解制度, 关键在于必须厘清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 诉权是审判权行使的前提, 没有诉权行使就没有审判权行使。审判权的启动依赖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 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后, 诉权制约着审判权的行使, 从而在诉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制约中推进整个民事诉讼的进行[2]。调解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 应当充分体现当事人的自愿和意志。改革和完善调解制度重在对审判权的规制与对调解自愿的保障。综合以往对法院调解制度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完善当前法院调解制度的建议。

1 澄清对调解制度的错误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但调解结案并不是营造和谐的唯一灵丹妙药, 公正的判决能够及时定分止争, 同样是和谐的保障。一个个生效判决的及时履行才能更加彰显国家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正义之神, 一手执衡器以权正义, 一手执宝剑, 以实现正义, 宝剑而无衡器, 不过暴力。衡器而无宝剑, 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3]审判是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 民事诉讼中我无条件地追求当事人的折中和解, 审判职能严重弱化, 结果只会损害国家权威和法律的尊严。

修正、完善人民法院的工作考核制度, 调解可以提倡, 但决不能作为硬性的指标来加以考核, 调解制度的本质在于当事人的自愿, 调解还是判决不是法官的职权决定, 应当由当事人的自主选择, 斩断法院与调解结案之间的利益联系。

2 严格规定调解程序的启动限制和期间

诉权是审判权行使的前提, 没有诉权行使就没有审判权行使。审判权的启动依赖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 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后, 诉权制约着审判权的行使, 法院调解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诉权。

2.1 明确确定审前调解适用的范围

结合案件性质、金额、争议事项的复杂程度以及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因素, 确定法官可以启动审前调解程序的案件范围, 应当包括以下几类: (1) 婚姻家庭纠纷; (2) 相邻关系纠纷; (3) 共有财产权属纠纷; (4) 增加或减少不动产租金纠纷; (5) 道路交通事故或医疗纠纷; (6) 其他金额在一定数额以下的民商事纠纷。除此之外, 对于涉及多方主体、利益关系复杂而又不宜用判决方式解决的案件, 也可适用审前调解制度[4]。

适用审前调解程序同样也受当事人自愿的制约, 进行审前调解的案件在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不可能达成调解协议时, 应当及时终结调解程序, 以防调解导致诉讼拖延。诉讼中要把调解过程用笔录的形式固定下来, 显示双方当事人和解的过程, 证明法官启动调解程序的正当性, 从而也加强了对调解的监督。

2.2 严格限制调解的期间, 杜绝调解的过分拖延

最高法调解规定第六条对答辩期前法院调解的期限作了明确的规定, 但对其他阶段的调解并未规定明确的期限, 并赋予法官在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延长调解的期间, 且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这种规定变相延长了审限, 尤其是在当事人调解自愿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 从而造成实践中调解的无限延长。当今社会经济活跃, 人口流动性增强, 这种状况迫切要求诉讼的高效率, 实现诉讼成本最小化, 目前的法院调解一定程度上却与此要求相背离。法院调解应当指定一个明确的期间, 并且非经当事人的同意不得延长。

3 增加法院调解的透明度, 加强对法院调解的监督

调解与判决方式相比其更具有多样性、灵活性, 法官可以主持圆桌会议面对面调解、电话调解、背靠背调解、引入第三力量调解等等, 很多情况下不是当事人的正面对抗, 具有很大的隐蔽性, 对调解的监督就出现了困难。实践中, 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为了达到案件调解结案的目的, 在调解过程中传递错误的信息, 甚至欺诈当事人。卷宗中就是一份简单的调解协议, 显示不出调解的过程以及当事人交涉的详细情况结果执行中当事人又对调解协议出现不同的理解, 出现案结事不了。

完善对调解的监督, 增加调解的透明度, 一方面可以邀请社会第三力量参与调解, 第三力量的加入有利于社会对调解的监督, 同时也能够增加调解工作的说服力和权威性。另一方面, 加强对案件的流程管理, 严把案件的审限关, 非因法定的事由不得超期办理案件, 确保案件在审限内办结提高诉讼效率。完善卷宗的管理, 调解的过程应当以有形的形式即调解笔录的形式固定下来, 通过笔录展现调解的过程, 实现对法官及当事人的约束, 同时, 也通过调解笔录使调解过程及结果透明化。

4 完善调解履行保障措施

目前法院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中存在这种状况, 法官为了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过分夸大判决的风险, 但是对调解的风险尽言其利而不言其弊, 尤其在一方当事人恶意调解的情况下, 对权利人来说结果更糟糕。法官急于调解很少引导当事人采取履行担保措施。很多案件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没有采取惩罚性措施或者担保措施, 从而导致实践中权利人既出让了部分权益, 但还是得不到顺利执行, 对法院的调解产生抵触情绪。

最高法调解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了调解的惩罚性措施和担保措施, 为确保调解协议的履行提供有力保障, 意义中重大, 建议在民事案件的调解应当充分贯彻。首先, 法官要充分行使释明权。在法院调解要充分告知当事人诉讼的风险, 引导当事人采取调解履行的担保措施, 把当事人不按约履行协议应承担民事责任或着责令其提供一定担保作为调解协议必不可少的条款加以要求。其次, 加强法院对调解书自主履行的监督义务。对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 当事人在调解书约定的期限内未履行确定的义务, 建议由审判员直接将调解书移送执行, 为权利人提供诉讼便利, 最大限度地降低权利人的诉讼风险, 维护法院调解的权威性。第三, 把案结事了作为对法院调解考核的重要标准。

5 积极探索, 有条件地设立调审分离程序

我们的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使得法官的调解与审判很难消除当事人的合理怀疑, 英美国家的法院附设ADR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现有的体制下, 我们不妨做两种尝试。

首先, 在法院内部, 最高法2008年已开始在法院系统进行法官助理试点, 其中法官助理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主持调解案件。实践中, 案件的调解工作可以由法官助理来进行, 使得案件调解与审判实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另一方面, 我们国家法官不是终身制, 退休的老法官是我们的宝贵资源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 适宜主持案件的调解工作, 在人员、经费条件相对充裕的地方设立诉前调解程序, 在法院的指导下由退休的老法官们组成专门的调解庭对当事人自愿调解的案件进行调解实现案件的分流, 调审分离, 调者不审, 审者不调, 解决当前我们调审不分的状况, 避免主审法官的双重身份使当事人对法官调解、审理案件产生的合理怀疑, 捋顺调解与审判的关系树立起法院调解与判决的权威。

其次, 加强法院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调解的指导工作, 使得法院调解与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联动起来, 改变目前法院孤军作战的局面。

6 结语

法院调解是我们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 其根植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司法实践之中, 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有必要对调解的价值作一客观的评价, 调解并不意味着妥协与折中, 调解也并不等于和谐。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核心在于处理好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 明确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主体地位, 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法院审判权的行使必须受到当事人诉权的制约, 在诉讼中加强对审判权的规制充分保障诉权。处理好调解与审判的关系改变调审不分的现状, 增强法院调解的权威性, 作好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改变法院调解孤军作战的局面, 充分发挥法院的审判职能, 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摘要:目前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民事案件之中近七成的案件得以调解结案, 对最大限度地营造当事人之间的和谐, 对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实现当事人诉讼利益的最大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解决当前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调解制度的时代价值, 厘清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实践中, 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诉权是审判权行使的前提, 没有诉权行使就没有审判权行使, 审判权的启动依赖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 二者相互制约。通过对法院调解制度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目前法院调解制度完善寻找出突破口。

关键词:法院调解,调解制度,诉讼制度,民事诉讼

参考文献

[1] 潘剑锋.《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 (北京大学远程教育法学试用教材) 2006年2月版, 第93页.

[2] 廖中洪.《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1991—2005) ,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 第408页, 第409页, 第410页.

[3] 王泽鉴.《民法总则》 (增订版)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7月第1版, 第2页.

[4] 刘亚玲.《司法ADR与我国法院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载于《诉讼法论丛》 (第10卷) , 2005年7月第1版, 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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