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命运范文

2024-07-09

悲剧性命运范文(精选12篇)

悲剧性命运 第1篇

一、宝钗悲剧性格的形成

1.家庭教育。薛姨妈从小严格管教, 如宝钗自述小时候也爱看“杂书”, 后来大人又烧又骂才“改过来”, 变成中规中矩的贵族淑女。她的头脑里浸透了封建主义思想, 她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淑女。她认为按封建道德规范去做是天经地义的事, 是最道德的, 所以她很自然地做到了, 而且做得是那样如鱼得水。

2.没有父亲, 哥哥不成器, 故小小年纪便懂事, 思想老成。薛宝钗幼年丧父, 寡母又很纵容溺爱薛蟠。在一次去南边置货时, 薛蟠途经一小酒店喝酒, 因堂倌换酒迟了些, 便一时性起, 拿起酒碗照他打去, 一下子就把堂倌打死了。这次薛蟠被判了死罪, 后因贾、薛两家托人和贿赂, 又被放出。哥哥这样不成气候, 打理家事就都落在了薛宝钗一人头上, 见的多了, 时间长了, 宝钗也就日趋成熟起来。

3.束缚女性身心的封建礼教社会环境, 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薛宝钗在《红楼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她是封建各种礼束的守卫者, 并且自身深受其害。她在贾家中与人关系甚好, 受众人的喜爱。她的性格中有王熙凤为人的圆滑、林黛玉的小心和与贾宝玉完全对立的封建束缚的思想。如在四十八回中, 薛姨妈道:“……莺儿一个人, 不够服侍的, 不要买一个丫头来你使。”宝钗道:“买的不知底细, 倘或走了眼, 花了钱事小, 没的淘气。倒是慢慢打听着, 有知道来历的人买个还罢了。”这里表现出她的处事小心。又如香菱向宝钗道:“我原要和太太说的, 等爷去了, 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想恐怕太太多心, 说我贪着园里来玩, 谁知你竟说了!”宝钗笑道:“我知道你心里羡慕这园子不是一日两日的了, 只是没有空儿……所以趁着机会, 越发住上一年, 我也多个做伴的, 也遂了你的心。”这里表现出宝钗了解家人心理, 为人圆滑。总之, 薛宝钗是个深受封建束缚的人。

二、宝钗的性格与其悲剧命运之关系

宝钗世俗的性格决定她与宝玉的婚姻不是建立在心灵的契合上, 并最终造成守寡的悲剧。作为传统道德的信奉者和追随者, 宝钗虽竭力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争取理想的婚姻生活, 但最终还是难脱罗网, 成为礼教的殉葬者。薛宝钗的悲剧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她恪守封建礼教的信条, 却仍难免成为礼教供桌上的牺牲品, 这是强弩之末和末世辉煌的矛盾, 体现了历史更替时期人们的茫然和困顿, 找不到合适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标准, 就不可能摆脱命运的悲剧结局。

宝钗随遇而安, 恪守妇道的封建思想使她能忍耐宝玉出家的现实, 并在得知此信息时候虽然悲痛但并不失态。好在宝钗还有着现实与坦然性格, 这个受得富贵耐得贫贱的女子家资万贯时不见她骄逸豪奢、飞扬跋扈, 一朝破落之际也能坦然视之, 平静对待, 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也算是她悲剧命运中的一线生机。这份豁达不会让她因一无所有而痛苦不堪, 也不会因百历变故而万劫不复, 她会收拾起满心伤痛, 显现出一如既往的平和、优雅、坦然, 尽心尽力打理家务, 抚育子女。

三、对宝钗悲剧形象的思索

宝钗的悲剧实际上是“女夫子”性格的悲剧。薛宝钗为争取“金玉良缘”这一神话的实现, 确实是费尽了心机, 终于在贾家上上下下的支持下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的。但令她遗憾的是:她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非但不能赢得宝玉的心, 而且越来越使宝玉反感。那种缺乏爱情的“金玉良缘”使宝玉内心更加痛苦, 更无法使他忘记那种来自黛玉方面刻骨铭心的爱, 在绝望之余只好离开这个污浊的现实社会, 致使宝钗到头来落了个孤单一人的惨局。

作者同情她, 也把她归入到“薄命司”的册子里去。“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把自己用血泪培植起来的作品称为“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也可见对她同情之深。

作者不只同情薛宝钗, 还大大地赞美她, 一赞美她的才, 二赞美她的貌。她十分博学, 诸子百家无所不知, 唐诗宋词元人百种无所不通, 甚至但凡书上提及的草木之名也无所不晓, 而这些也都正衬出品德的丑, 对照越强烈, 批判也就越集中了。薛宝钗的悲剧也是封建势力压迫、毒害的千万个人物的悲剧。

薛宝钗的爱情悲剧根本原因在于社会, 封建社会不允许女人建功立业, 薛宝钗无法有所作为, 要想实现自己理想只能借助于男人, 依靠别人本身就是个错误, 这是薛宝钗爱情悲剧关键因素。薛宝钗在许多事情上从未糊涂过, 可她在爱情上却太糊涂。薛宝钗世俗, 追求现实功利;贾宝玉叛逆, 追求诗性的完美, 两人的共同特点是执着, 如果两人能够互相理解也可以, 可薛宝钗却总试图去改变贾宝玉, 所以两人在一块注定是悲剧。她希望宝玉求取功名实现自己青云之志, 帮助薛家振兴家业, 只可惜贾宝玉思想与她全然不同, 她所做的种种努力只会加快贾宝玉离开她的速度。其实, 薛宝钗将感情 (当然她的感情中含有极大的功利目的) 浪费在贾宝玉身上就是个极大的错误, 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改造贾宝玉则是更大的错误。人的思想岂是另一个人所能改变的?如果她能够试图理解包容贾宝玉, 情况也许会有好转, 偏偏薛宝钗又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监督者, 这就使薛宝钗爱情悲剧成了定局。

女性悲剧命运开题报告 第2篇

萧红所著的 《生死场》中叙述了中国北方旧社会时期女性生活的悲惨状态,无论爱情、亲情都被践踏与无视,甚至生命都被世界所冷漠,透视着人们思想的落后与愚昧,值得现代女性对自己的命运的追求进行深度思考,完全罢免男权主义所带来的伤害,追求女性自身权利,保障自身的生存价值,这样对社会、对女性能够更加享有自己的权利与文明社会进一步加强都有重要意义。

2论文主要内容框架

一、萧红与《生死场》作品简介

二、《生死场》中体现女性悲剧的几个方面

(一)、女性生命的卑微

(二)、女性被掠夺的爱情境遇

(三)、女性缺失自我的人性悲剧

(四)、女性旧时期中社会层次的低微

三、封建社会中女性存在价值与尊严

四、由《生死场》而展现出的现实意义

(一)、女性要摆脱精神束缚

(二)、女性要建立高度生育意识

(三)、女性要保证生活能够独立

3完成的主要步骤、进度与时间安排 月 日准备阶段,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提纲。

月 日研究阶段,整理已有文献资料。

月 日完成初稿阶段,完成正文部分,形成初稿。

月 日文稿修改阶段,根据指导教师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 月 日论文完成阶段,论文定稿,装订成册。

4采用的研究方法有:

1文献综述法:通过网上、学校图书室以及学校阅览室搜集一定的文献资料,对文章书写提供了依据。

2理论研究法:通过平时所学知识的整理以及所查文献资料的总结分析出萧红《生死场》文章的女性悲观内容。

5查阅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名称

[1]董玉芝.从女性视角解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J],名作欣赏,(04).

[2]李翠香.萧红《生死场》女性悲剧意蕴探析[J],大众文艺,(04).

[3]闫B.浅析话剧《生死场》及田沁鑫笔下的女性悲剧[J],青春岁月,(12).

[4]刘丽丽.浅析《生死场》与《大地》中农村女性悲剧命运[D],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07).

[5]曹彩丰,杨红旗.时代典型环境与生存伦理情境――论萧红《生死场》的乡土空间[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06).

[6]宋剑华.灵魂的“失乐园”: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观意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0).

[7]钟颖慧.“失语”的幽灵――由《生死场》看萧红的女性主义微光[D],文教资料,2013(10).

[8]张智明,陈珊.女性悲剧的自我体验与情感人体――兼论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观意识[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06).

[9]黄腊喜.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观意识[D],华中师范大学,202(11).

[10]张海燕.庐隐与萧红女性悲观意识的比较[D],山西大学,2011(06).

[11]杜琦慧.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意识[J],文学界(理论版),(10).

[12]陈霞.时代夹缝中的性别抗争――从女性视角解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生存困境[J],青春岁月,2011(06).

[13]刘春艳.浅谈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观意识[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09).

[14]陶娥.论《生死场》的悲观意识[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09).

项羽: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 第3篇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项羽和刘邦。不可否认,他们两人的人格各有优劣。刘邦既然能够战胜项羽,终有其合理性。关键点在于项羽性格上的残暴性和刘邦性格上的知人善用性。

论领兵打仗,十个刘邦也敌不过一个项羽。项羽自25岁杀宋义而领军,由钜鹿一战而成名,在推翻秦朝统治以及后来的楚、汉相争中,大小亲历70余仗,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成为一代勇冠三军的霸主。但在他31岁的最后一战中,被围于垓下而受“四面楚歌”,土崩瓦解,这一败,使他再也不可能续写他个人的英雄人格了,从而也更加突出了他个人英雄性质的人格。

毋庸置疑,项羽人格中有极其可称颂的一面。他敢做敢为,胆大心细,这是刘邦所望尘莫及的。在钜鹿之战中,项羽能够“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史记·项羽本记》)这和后来韩信破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兵书上说,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而刘邦绝没有这种大无畏的胆量。

项羽兵多将广天下臣服,但他不会知人善用,即使仅有的一个范增,也被陈平的离间计所谋,弃项羽而去。其他如英布等人,无不对他的所封不满,最终背弃项羽而归属于刘邦,使项羽同时要面对几个战场,后方不稳,粮草不济。特别是彭越对他的游击骚扰,更使他疲于奔命。可以这样说,项羽的最终失败,就是在这种长期的东征西突中慢慢地丧失了战场主动权的。

而刘邦则完全不同,他既有张良、陈平这一些知名的谋事,又有韩信、英布等一些虎将,同时还有萧何、曹参等一些治家的能手。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当初都服务于项羽,比如说韩信和英布。韩信当初投奔项羽时,一直得不到项羽的重用,在无可奈何之下投奔了刘邦。当然,刘邦初时也看不起韩信,但刘邦能够听取萧何的意见,而且一用韩信就任命他为大将军。至于英布则更不用说了,钜鹿战役时,英布就是项羽的前锋,以勇猛善战而称著于当时。但他在刘邦的使者—说客郦食其的鼓动下,也弃项羽而归属了刘邦。

项羽性格上的残暴性是他注定要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活埋秦降军二十万,占领咸阳后又大肆屠杀,灭秦族众,并焚烧阿房宫,使关中百姓对项羽产生了忿恨。而刘邦则不同,他入咸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史记·淮阴侯列传》)。

楚、汉成皋相持时,刘邦列举了项羽的十大罪状:“第一,你负前约,没有让我称王天下,而是称王蜀汉。第二,你杀死首领宋义,取而代之。第三,你救赵之后,本该息兵,却进军关中。第四,火烧阿房宫,中饱私囊。第五,你杀死秦王子婴。第六,你坑杀秦的投降士卒二十万。第七,对诸侯王分封不公。第八,将义帝赶出彭城,自己占有都城。第九,你暗害义帝。第十,不但以臣杀主,政事也不公平。”刘邦用词虽有偏颇,但也并不毫无道理。

项羽在齐国戰败田荣后仍杀人放火,活埋降兵,掳掠妇女,激起了齐国人民的义愤,使田荣的弟弟田横得以收集散兵和项羽在阳城相抗衡。而项羽却屡攻不下,贻误了入关中灭刘邦的最佳战机,并被刘邦率领的五路诸侯兵马共56万人攻入楚国国都彭城。不过这一次,刘邦却没有了入咸阳时的修养。他也掠走楚宫的财宝和美女,并饮酒作乐。最终被项羽率领的3万精兵打得落花流水,死伤人数堵塞得连濉水也因此而断流。刘邦最后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了回去,连他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雉也被项羽拿获。

项羽的刚愎自用和虚荣心也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初项羽占领咸阳后,有人向他建议定都关中,认为关中有山有水,土地肥沃,易守难攻。但项羽却说:“如果富贵了不返乡,就像夜里穿着绣花衣走路,有谁知道呢?”然后定都彭城。他的这种衣锦还乡观念和听不进他人劝说的性格,使他失却了大丈夫能屈能伸,志在四方的魄力。而刘邦初定国都在洛阳,后听从刘敬的建议徙都咸阳。刘邦也有衣锦还乡荣耀故土的思想。“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难看出,他们两人在志向上有着巨大的差别。

项羽的刚愎自用还体现在轻信流言和听不进忠言上。

在鸿门宴上,范增几次示意他杀刘邦而绝后患,但他却总不以为然,张狂自大,气得范增大骂:“跟这种愚夫不能同谋。将来夺项王天下者,必定是刘邦,我们都要成为他的俘虏。”

陈平的离间计其实非常普通,稍加思考就能分辨清楚。

项羽派使者去汉营劝刘邦投降,刘邦就让人先摆出盛情招待的样子,送去精美的食品,等见了使者,又故意惊讶地说:“我们听说是亚父(指范增)的使者来了,原来是项王的使者啊。”接着就将精美的食品拿了下去,换来不好的饭食。结果使者非常生气,回去便告诉了项羽。项羽不加分析,不知其中有诈就轻易上了当,从此不再采纳范增的建议。他甚至怀疑范增私下和刘邦交往,已经背叛了自己。

而刘邦却截然不同,他自己也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

在对诸侯王的分封上,两人也截然不同。项羽平定天下和在以后的楚汉相争中,对他人的分封极其吝啬,甚至于任人唯亲;而刘邦却比他要大度得多(这里仅指楚汉相争期间,后来的历史并不是这样)。当韩信攻下齐国,写信给刘邦提出自己想做齐国的“假王”时,刘邦懂得真王假王在意义上本无区别,为笼络韩信,干脆就直接任命韩信为齐王。在垓下战役的前期,刘邦联络韩信和彭越,给他们许愿:灭楚之后,自陈以东到东海封给齐王(韩信),自睢阳以北到毂城,封给彭相(彭越)。韩信和彭越非常高兴,立刻完成了对项羽在垓下的合围。

刘邦做了皇帝后,分封了萧何等二十余人的官职,但众将领互不服气,争功不止,刘邦就不再封官。一次,在洛阳南宫,刘邦看见众将坐在沙地上不知在说什么,问身边的张良怎么回事,张良说他们在谋反。刘邦问为什么,张良说怕他以后不会封他们高官。刘邦又问怎么办,张良就问他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是雍齿,因为他虽然功劳多,但太张狂,自己曾经想杀掉他。张良听后就让他封雍齿为侯,这样,大家就觉得被刘邦记恨的雍齿都能受封,他们就不用着急了。于是,刘邦大摆庆功宴,封雍齿为什方侯。

另一件事是他对同母异父兄弟季布和丁公的处理。在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他们两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领兵几次将刘邦打败,丁公也领兵追击过刘邦,但最后放过了刘邦。刘邦做皇帝后,记恨季布打败过自己,就把他抓了起来。但想到自己也需要他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为郎中。丁公听说后,觉得连季布这样给过刘邦难堪的人都能释放做官,他这个曾对刘邦有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想到,却被刘邦抓了起来。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羽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刘邦下令处死了丁公,还在军中示众,警示大家要做忠臣,不要学丁公。

刘邦将要死时,吕后看着弥留中的刘邦,问他死后人事的安排:“萧相国死后,由谁来接替呢?”刘邦说曹参。吕后问曹参之后是谁,刘邦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决断大事。周勃虽然不擅言谈,但为人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为国立功的肯定是他,用他做太尉吧。”事后证明,刘邦看人还是非常准确的,“萧规曹随”使汉的基业逐步稳定,而周勃则几次挽救了刘氏的江山。

浅析苏秦命运中悲剧性的原因 第4篇

关键词:苏秦,悲剧性,功利性,论辩

战国时期,周朝衰微、诸侯并起,呈分合吞并之势。各诸侯国或施以武力相倾轧,或利用纵横家之舌争夺集团利益。辩士苏秦以杰出的外交能力,未耗一兵一卒,实现了诸侯国抑制强秦的“合纵”之约,并相六国。一时之间,“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权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1]143。司马迁称苏秦能“连六国纵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后人观苏秦早期坎坷经历,分析纵横雄辩的语言,皆可见苏秦学识渊博、心智强韧、论辩善于攻心的优秀之处。

纵观苏秦的一生,早期曾不受人主赏识,扬名后履遭世人诟病,最后遭人刺杀、车裂惨死,身后为天下恶。他的成功也几经浮沉,时刻伴随着危机和困境。合约成,苏秦又设计激同师门的张仪入秦,本意是借张仪防止“合纵”被破坏,却终究形成了“连横”局面与之相抗衡。据司马光《稽古录》载:“周显王三十六年……苏子为纵约长……周显王三十七年……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纵约皆解。”[2]154即苏秦合纵之约存在之期仅短短一年,便因诸侯间的利益相逐而迅速瓦解。纵约毁后,苏秦继续从事“合纵”之术,以对抗强秦“连横”之策,努力维护和修补盟国之间合纵为亲。后苏秦与燕王母私通,为了逃避燕王的诛罚,佯装逃跑去了齐国,不久为人所忌,遭人暗杀。相较苏秦兄长苏历、苏代“皆以寿死,名显诸侯”的结局,苏秦则“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3]2277。分析苏秦遭人主拒绝、世人诟病的经历,其命运中的悲剧性难以脱离时代风云变幻的背景原因,同时从其自身理想、言行入手,逐一去探求命运悲剧的来源。

一、功利主义影响下的入世理想

起初,苏秦师从于鬼谷先生,在结成六国合纵之约前,曾屡次求说于人主而不得。妻嫂窃笑挖苦苏秦“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可见世人对于辩士游说的态度是用“事口舌”来形容的,认为是不务正业,与众人迥异的行为。再加上苏秦处于无人赏识的困境中,因而难以从根本上得到周围亲戚友朋的看重和支持。

受父母嫂妻奚落,苏秦发奋研习书籍,曰“夫士业已去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3]2241;“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1]142,期年而成。由《苏秦列传》与《战国策》中两段苏秦的内心独白可见,苏秦求说当世之君的目的,并不是出于一个明确的思想蓝图或者政治理想,而是出于一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家人的不理解和嘲笑,更坚定了苏秦欲借纵横捭阖“以取尊荣”、得“金玉锦绣”。因此,“高位多金”入世理想的高昂必然导致苏秦政治理想的模糊。苏秦说秦遭拒,为实现个人价值,他开始了说取山东诸侯国联合抗秦的道路,此为“合纵”之始。然而六国国力仍有强弱之分,合纵为亲需要合六国之利益为一体。高诱云:“关东地形纵长,苏秦相六国,号为‘合纵’。关西地形横长,张仪相秦,坏关东纵,使与秦合,号曰‘连横’。”[1]144由此可知,“连横”、“合纵”本是对立存在的两种外交形式,“连横”则“合纵”损,“合纵”则“连横”破。以秦之力日益强盛,且六国间其心各异,“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1]166。故“合纵”实为一时之功,并非长久之计。

二、受时代推动而走向合纵

英雄往往顺应时代而生,社会环境和时代特点无形中会影响着人物命运的走向。时以齐、楚、燕、韩、赵、魏、秦国力较为强盛,称“战国七雄”,诸侯国间相结或相抗对于各国国力盛衰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其中秦国占据关西一带,并逐渐有国力强大之势,是苏秦第一个游说的诸侯国。他首先选择了辅佐秦王,无奈时不我与。苏秦对秦惠王称赞秦国国力强盛,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而秦惠王只是对以“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婉然拒绝了苏秦。司马迁在此写道:“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3]2242由此可见有两个时代背景因素阻碍了秦惠王接纳苏秦,一是秦国当时的国力情况,范祥雍曰:“考慧王初立,其时秦国势虽强,尚不足为山东诸侯患,诸侯亦未闻有合纵拒秦之谋。”即秦国在当时的国力情况下,还不能以称帝天下的目标与诸侯立即抗衡,并且诸侯国还并没有联合对抗秦国的举动,说明秦惠王认为其时犹未晚,自然“连横”之约没有在这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必要条件。二是司马迁所认为的秦国刚刚经历过商鞅变法的缘故。秦孝公时,商鞅治法严苛,《稽古录》载“太子犯法,鞅黥其师公孙贾,刑其傅公子虔”[2]150,秦惠王即是这位太子。商鞅被冠以谋反之罪车裂于秦惠王即位的前一年,由苏秦去燕“合纵”年份推断,他求说秦惠王时正是商鞅死后四年之内。尽管秦惠王在位时仍旧继续推行前王所留下的一些变法政策,但不可否认商鞅在秦穆公支持下所采取的变法手段过于严苛,因而司马迁认为秦惠王由此拒绝辩士佐治国家。

三、为达目的言辞诡诈

无论是苏秦与国君的论辩之术,还是激张仪入秦、反间抓刺客等,我们都可以从人物语言表达中看到苏秦思维当中的诡诈。这些说辞当中的诡诈之处,既是苏秦作为战国时期策士之一游说王侯赚取利益的必要手段,也是令他遭人毁语为“左右卖国反复之臣”的原因。在《苏秦列传》、《战国策》相关篇目中,苏秦在说服六国合纵时的论辩语言十分精彩,并且其方式有一定规律可循。以苏秦说燕文侯为例:

“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3]2243

苏秦首先描述燕国四方土地边境与地势,接着从土地之广、物产之丰、兵力之强、武器之利等方面陈述,以示燕国实力雄厚,具备丰富的物质条件。

“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毙,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军军于东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3]2244

接下来,苏秦详细分析了在抗秦战事上燕国的地理优势,在于国土位处较北和邻国赵的遮蔽,因此抗秦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同时,苏秦提醒了燕国联合赵国的必要性,继而提出“天下为一”,则燕国才会杜绝忧患。

苏秦在说服诸国同意“合纵”的论辩方式大体上十分相似:先是称赞物质条件之丰富足以抗秦,再分析“合纵”是本国趋利避害的最佳选择。此外,在说服不同国君的论辩词中,还多次出现“天府”、“王贤”等褒义词语来美化国君。而六国实力强弱不一,并不可能每个国家都足以抗秦,所以只有当六国联合为一时,各国的地理、兵马、粮储实力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优势。但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六国君主各怀异心,为了令“合纵”约能够顺利达成,苏秦又针对不同实力国家的君主愿望,运用相应的说服方式。

燕国地处较北,是七雄中综合实力较弱的一国,当以保民卫国为重,因而苏秦许以“燕国必无患”。又如齐、楚实力较强的两国,苏秦贬击一些主张连秦的策士是“养仇而奉仇”的行为,并指出事秦者当“为天下笑”、当“耻之”。最后,许之以四方来朝、霸业可成的重利。赵国是名义上发起“合纵”之约的国家。起初苏秦为了说服赵肃侯,他用较其他诸侯国更为详细的语言分析了赵国形势。照惯例叙述赵国的物质实力、假设了秦攻赵危的可能性和随之而来的忧患之后,苏秦以尧舜之功,说明明主应当具备外料内度的能力。最后,许以“霸王之业成矣”。纵约崩毁后,齐国伐燕,得燕国十城。苏秦奉赵王之命去齐国讨还。此时秦国已经与燕国联姻,于是苏秦劝说齐王以秦国的原因归还燕国失地,则燕、秦皆喜,将转而化敌为友、转祸为福,与齐国结为“石交”。由此齐国可进而“取天下”,成霸王之业。苏秦在这些说辞当中所铺陈的因果关系和往来利益,正符合这些君主所追求的理想。这样,苏秦在论辩之中满足了不同的君主的治国愿望,使国力形势各不相同的六个国家多次结为共同的利益集团,发挥了他十分高超的外交口才。

然而苏秦对各君主所许的利益本就内含诡诈,互相冲突,因而为事情泄露埋下了隐患。因为有人毁苏秦“将作乱”,苏秦再次上表燕王忠心之后,才得到燕王的重新任用。“连横”策形成之后,苏秦诡诈之词常常又反过来被连横策士们利用去说服人主背弃“合纵”。张仪为了说服人主“连横”,便多次称苏秦“诈伪反复”,“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3]2296。

各诸侯国间为追随利益或化敌为友,或背盟成仇,往往顷刻之间易如反掌。策士们为其主四方奔走,巧舌如簧,多言行有诡,难免会触犯他人利益而遭人诟病与嫉恨。出于个人的功利理想苏秦选择了入世游说,又在时代的推动下选择了“合纵”的道路,从此不得不努力小心地维护本就不甚牢靠的盟国之约。苏秦的一生几多成败,可谓荣辱参半。人们常常能看到苏秦身上的一往无前、不畏失败,从精巧论辩中学习他的知识广博、思维敏捷。他成功促进了一个时代的前进,并不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成功之外他还生前一直处于困境和挑战,身后也多受人毁誉诟病,这些都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命运中的悲剧性。

参考文献

[1]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司马光.稽古录点校本[M]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87.

《俄狄浦斯王》的命运悲剧 第5篇

摘要:《俄狄浦斯王》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十全十美的悲剧”。俄狄浦斯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同“神示”的命运的抗争,想摆脱命运的摆布,但却始终没有逃脱“神示”的结局。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不是因其个人品质的优劣所造成的,而是在被看作是主宰一切力神面前,所表现的一种无可奈何和困惑茫然的意识。关键词:《俄狄浦斯王》;悲剧;命运;宿命论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也是希腊最著名的戏剧之一。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进入民主制阶段,希腊悲剧也进入了繁荣时期。古希腊悲剧常以人命运的斗争为主题,因为命运观念是希腊人意识中的一个传统观念,可是当时的人们受认识能力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无法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规律,因此他们就把这些谜团归结为上天的旨意。这时期产生了著名的三大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就是其中之一,古希腊人认为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成就非常高,称他为“戏剧中的荷马”。

在古希腊,神被看作是能主宰一切力量,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剧作同情着这个悲剧英雄的无辜,歌颂着同与生俱来的“神示”的搏斗和抗衡,努力争取改变自己那已被“神”所预示的命运的行动。但是索福克勒斯却没有正面对神进行否定,而是通过对俄狄浦斯王在抗争之后又无可奈何不得不面对悲剧结局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神的意志不可抗拒、不可违背的态度,这种表现是因为作者及其当时的社会深受着严重的宿命论的思想局限。

《俄狄浦斯王》这部剧作作为一种称为“回溯式”的结构式样,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采取倒序的方式变现,为这出戏剧制造了一种悬疑曲折的气氛,使情节紧凑集中,从而使剧情本身有很强烈的戏剧性,更能表现出剧本中复杂的人物的冲突和事件的转折[ 1] 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是许多西方文学艺术的灵感源头,许多西方文艺作品的蓝本均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和传说。《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情节取自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神话,他为我们展现了一出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在《俄狄浦斯王》的开场中, 俄狄浦斯由于道破了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的谜语, 解除了忒拜人的灾难而被忒拜人拥护为王。而当忒拜遭受瘟疫的时候, 为了拯救忒拜, 俄狄浦斯派王后的弟弟克瑞翁去向太阳神阿波罗祈求神示。神示说, 只有严惩杀害先王拉伊俄斯的凶手, 忒拜才能从瘟疫灾害中解脱出来。

凶手是谁? 没人能说清楚。随着剧情的进一步发展, 在俄狄浦斯的再三逼问下, 先知告知凶手就是俄狄浦斯自己。此时, 俄狄浦斯却开始怀疑先知是被克瑞翁收买, 因为他认为克瑞翁一直觊觎着王位。在俄狄浦斯欲将克瑞翁杀死的时候, 王后好意相劝,并告诉俄狄浦斯, 神示说, 先王将死于其亲生儿子之手, 不料却在寻找儿子的路途中在三岔路口被一伙强盗杀死。听到王后如此叙述, 俄狄浦斯大为震惊。原来, 先王本没有子嗣, 但太阳神预言说他可以得到一个儿子, 但却会死于儿子之手。后来先王的妻子果然生下一个儿子, 这个孩子刚生下来就被丢弃在山中, 后来被人拾得, 而科任托斯国王也无子嗣, 便将其收养, 取名为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成年后求得神示, 得知自己命中将会杀父娶母, 为了逃避这个神预示的命运, 他离开了科任托斯, 向东方的玻俄提亚而去。路上行至一个三岔路口时与一伙人发生了争执并杀了数人, 而这其中就有先王拉伊俄斯。与此同时, 忒拜正遭受大难, 狮身人面妖怪斯芬克斯危害着忒拜, 凡是猜不出他的谜语的人都要被吃掉。俄狄浦斯刚好流落到忒拜, 他猜出了谜底, 解救了忒拜人民。忒拜人民为了感谢俄狄浦斯, 俄狄浦斯被拥戴为王, 并且娶了先王的寡妻, 事实上是自己的母亲俄卡斯忒。戏剧由此回到了开场时。

当俄狄浦斯明白了这一切之后惊恐万分, 他终于明白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想要逃脱的神示却在不知不觉中被他应验了。他不仅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更是不可饶恕的犯下了娶母的罪行。他跑回自己的宫中, 发现母亲俄卡斯忒已羞愧万分上吊自尽而亡了, 他从母亲身上取了别针, 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他在宫中疯狂的呼喊着希望将自己驱逐出境, 永远带离忒拜这个地方[ 2]。

面对神的预示, 剧中俄狄浦斯选择积极的抗争,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想远离神示所预言的杀父娶母的悲剧, 但冥冥之中不知道内情的他却在命运的摆弄下应验了神示。在古希腊神话中神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即使一个人再怎样努力, 在这场神与人的斗争中, 人注定不能打败神取得胜利, 这里蕴涵了深厚的宿命论思想, 也是当时统治者给人们所灌输的思想, 即无论如何抗衡, 人注定不可能逆转自己的命运, 却只能听命于象征神权的统治者。

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如果用社会的伦理道德来衡量判断的话, 那便是犯了不能被宽恕的罪行,而俄狄浦斯在命运的捉弄之下无意犯了这种罪行,虽然是无意之举, 但当他和俄卡斯忒得知真相后, 却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最后俄卡斯忒选择了上吊自杀以解脱, 而俄狄浦斯则刺瞎双眼, 请求将自己驱逐出境。人们肯定了他的这种维护道德的献身精神, 但是却不得不对这位英雄无法逃脱命运安排的悲剧结局产生同情。对于英雄悲剧命运的怜惜, 使这部作品突显出其历史的悲剧性。人与那些超人的神的力量的抗衡, 在这里表现出他无力的一面。

俄狄浦斯是个英雄,他凭借自己的才智破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了忒拜城。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的国王,爱护人民、维护国家利益,为了使城邦免于灾祸,他认真追查杀害先王的凶手,即使引火烧身也绝不反悔。人民也非常爱戴俄狄浦斯,把他看做“最高贵的人”。俄狄浦斯的高贵更重要地表现为,他以顽强的意志与自身的命运做斗争。他竭力逃脱杀父娶母的厄运。然而他越是积极地抵抗这可怕的命运,就越深地陷入命运的罗网,他越是真城地消除灾难,就越临近最终的毁灭。俄狄浦斯在不知不觉中触犯了人类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禁忌———杀父娶母。他在与命运的较量中遭到了彻底的毁灭,由正直的国王变成了罪犯。俄狄浦斯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古希腊人看来,命运是一种超然的外在的神秘的力量,它与人类为敌,在这个命运面前,人类劫数难逃。

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英雄已不屈服于命运的控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和要求。他生活在民主制兴盛阶段,所以他歌颂那些与命运搏斗的英雄,一方面相信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感到无法把握不可知的社会局势,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与现实世界产生冲突,正如剧中的俄狄浦斯一样,有着惊人的力量,却受到命运和神力的支配。

《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典型的“命运悲剧”, 它借用一个英雄时代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表现了人对命运的抗争, 人的盲目和局限以及命运不可战胜的主题。俄狄浦斯以为远离了自己的家乡便能逃脱“神示”的厄运, 从戏剧开场他便认为自己可以拯救忒拜城并且他可以掌控命运, 这与他认为自己离开家乡便能远离命运的悲剧一样, 但是他错了, 命运总会带来该出现的结局, 当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出身之后,他才明白, 在与命运的拼搏中, 他输了。

但是,《俄狄浦斯王》的主旨,并不在于表现人在命运面前必然失败的痛苦和绝望,而在于揭示人是自由的生灵,虽然人会遭受挫折甚至牺牲,但在精神上却永不屈服。应该说,当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刺瞎双眼自我惩罚的时候,俄狄浦斯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不再是神与命运的附属品,而是具有独立性的人。人不只是残酷命运的无辜牺牲品,更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生灵。

《俄狄浦斯王》所展现出的人与命运斗争的主观意志和主人公身上显露出的深刻的悲剧精神, 以及他在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勇于用实际行动来承担自己的责任的态度, 为我们表现出了一种自我救赎的伟大精神, 并显现出了一种人文意义上的先进性[ 3]

悲剧命运的发生点 第6篇

元代不足百年,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朝代,摆在士人或曰文人面前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延续数代不曾中断的儒家传统,竟由此要失堕了。“元代之整个统治阶层,包括其较开明之世祖忽必烈在内,萦绕其脑中之基本意识,仍不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之境,与夫盘马关矢射苍鹘之能而已。在此之上而曰能稍知民瘼者,十不得一,亦往往一曝十寒。至言其能在政治上对整个征服后之局势作长治久安之打算者,蔑如也。”(柳存仁:《元代蒙古人汉化问题及其汉化之程度》,《和风堂文集》第569页)故终元一代,究竟未曾“汉化”,即统治者始终未能完全理解、消化,当然更谈不到奉行中原传统政治主张的精粹。但是儒家精神由创立而确定,而形成传统,毕竟一代一代已深植读书人心中,他们命定的“带有传教士的任务,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特质》,第66— 67页)而负了如此之使命的儒生,则实在无法和政治分开。新朝定鼎,富于悲壮意味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可摆脱的从政欲望,便很快压倒了夷夏之大防,跨越了民族之界线,于是,有欲求驾驭时代、建功立业的耶律楚材,有背负了社会道德和历史责任感,急欲从政的元好问,有怀着以夏化夷之心而出仕的许衡,又有以“先天下之忧”为始,而以“全一己之愚”为终的郝经……尽管性格各异,遭遇不同,命运有别,但作出如此选择的读书人,倾其心力所欲维护之、扶掖之、使之勿堕勿失者,则同为传统之中原文化,即以儒教为中心,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及礼俗习尚为之贯穿脉络的生活模式。只是两种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使读书人的理想、抱负与期望,终成虚幻。

理想撞碎之后,文人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归宿,于通达中寻求平衡:赵孟隐于官,倪元镇隐于画,张伯雨隐于道,顾仲瑛歌哭狂饮于玉山草堂……但无论怎样努力,他们“似乎总是与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走向相悖逆,他们自己的命运也总是被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抛掷”,好像这竟成为元代文人的“宿命”,好像这竟成为古代文人的“宿命”,悲夫!

虽然元朝的历史极为特殊,但读书人在这一特殊时代的选择,却很有代表性。儒家的伦理概念本来缺少严格的界定,因此它其实已经提供了文人偏离封建原则的可能性。正如《心态》所言:“道德准则上的松动,使他们在关键时刻有了更多的求生存的选择机会,但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思想上、行动上的矛盾。对儒家道德规范的不同理解和各取所需使高尚与卑下,真诚与虚伪,高风亮节与鄙俗失操之间界限模糊。”(第10页)而作者则把定了时代的脉络,贴着文人的心迹,察其言行,抉其微隐,偏偏在“界限模糊”处,析出一个一个悲剧命运的发生点。道德理想不能实现固然是悲剧,但道德理想本身所存在的遗憾及道德理想的信奉者本身所具有的弱点,为悲剧铸成的讽刺意味,才更令人感到悲哀。也许“文人心态”在这一历史时期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了某种戏剧性,但物理人情,从来如此,此后亦然,因此,对这一个案的分析,其实很能够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文人心态”。由此更想到明代士人的所谓“戾气”(赵园《说“戾气”》一文析之甚详,见《中国文化》第十期),固由人君的政治暴虐所激成,但这种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却不能不说是有着某种“遗传基因”,即元代文人心灵所经历的种种扭曲与变异。传统断裂之后可以续接,但因此所被之创伤,却是既难治疗,也几乎是无法愈合的。

论《菉竹山房》中女性的悲剧性命运 第7篇

一、人物之悲

这篇小说从表面上来看, 描写了二姑姑一个人的爱情悲剧:人人夸耀的会绣蝶的小姐与少年门生相恋而未果, 当少年门生死后, 失去了爱人的二姑姑在那个年代唯一的选择就是自缢, 没有死成, 只好“麻衣红绣鞋, 抱着灵牌”做了鬼新娘, 演绎了一场“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悲剧。然而深入文本, 我们看到却是一个时代的女性命运悲剧。

“我”和新婚的妻子阿圆去菉竹山房看望二姑姑, 那个曾经红颜的二姑姑变得“阴暗, 凄苦, 迟钝”, 二姑姑带我们参观全宅时, 一系列充满了鬼气和神秘感的意象, 让这部小说进入了“聊斋”式的气氛当中, 而故事在二姑姑和兰花“窥房”中结束时, 我们突然间明白, 真正的鬼却是二姑姑和兰花。无疑这样的结尾是作者经过精心安排的, 作为一个长辈, 这种“窥房”行为显然是匪夷所思的, 然而这却透露出了二姑姑心中对正常夫妻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无礼的举动表明人的先天需要的满足是人性中不可能因压抑而消失的成分, 进一步反衬出二姑姑命运的悲惨, 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扼杀生命、扭曲人性的道德至上的价值观进行形象的批判。”1二姑姑靠着对“我”和阿圆的窥探来满足自己的想象, 从而得到一种对生活的慰藉, 正是由于她心中有着对正常生活的期望, 才使得她的种种诡异的行为显得震撼人心。

伴着二姑姑生活在菉竹山房的兰花, 也是一个在封建伦理纲常制度重压下的受害者, 但与二姑姑不同的是, 兰花的处境不是被逼的, “她自己说不要成家的”。在菉竹山房中生活的这两个人, 在行为、语言、动作等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在打扫邀月庐的时候, 兰花说她也见到姑爹常在院子走, “公子帽, 宝蓝衫”, 她与二姑姑一起去“偷窥”, 这种行为表现出了她的深层心理 (想要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与思想意识 (不要嫁人) 的矛盾, 这是另一种人生悲剧——兰花自己囚禁了自己。

在《菉竹山房》中还有一个位女性形象值得我们注意, 即“我”的妻子阿圆, 这个形象的设置有着特别的意义, 可以说她是与作品中出现的唯一的男性形象“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阿圆是一个“外乡生长的”年轻姑娘, “平日见惯的西式房子, 柏油马路, 烟囱, 工厂等等”, 相较于二姑姑和兰花, 阿圆显然是生活在正常婚姻中的女性, 但她却是一个生活在“我”的权威下的人:阿圆不喜欢大伯娘对她的种种亲昵, 然而在“我”的不大在意下就没有反抗, 她不想去金燕村, 却在“我”编的动人故事中变得急于要去, 到了菉竹山房之后, 阿圆的种种行为动作, 均是依附着“我”来完成的, 在小说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阿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发出的声音。

阿圆这个形象实际上就代表了现代社会中, 女性命运的悲剧, 即丧失自我。“女性异化更为深刻的就是她再一次失落了自己, 她以男性的异化为异化的标准, 所以她是双重的异化。”2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的幸福实际上是以丧失独立的地位而得到的, 一旦脱离了这个条件, 生活给予她们的也就只能是悲剧。

二、环境之悲

小说中的“我”和阿圆是现代社会的新人, 当他们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到金燕村的时候, 一切都变得不同了。小说中最突出的就是它的环境描写, “《菉竹山房》的环境描写中, 渗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 一木一物都被作者蕴含了一定的意义。小说中, 环境已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 而变成与人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社会基础。”3作品中的金燕村是一个像原始深林一样的幽闭的地方, 被山峦回环合抱, 两岸有葱翠古老而又紧密的槐柳, 有被槐柳荫罩着乱喷白色水沫的响潭, 这样的环境中一缕阳光也照不下来, 这里与其说是偏远幽闭的金燕村, 不如说是二姑姑凄楚幽冷的内心。

走近菉竹山房, 首先看到的是疏疏落落的白垩瓦屋, 梅花窗上的竹子一半是绿色的, 一半已开了花, 变成槁色。这样的描写让我们还没有进入菉竹山房就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生命与死亡共存, 而这无疑就象征着即将出场的二姑姑, 在命运的无情打压下, 死亡与生机在矛盾中共生共存。进入菉竹山房, 屋子高大阴森, 板壁上染涂着一层苔尘, 甚至连气味都混合着一种陈腐的霉气, “每一进屋梁上都吊有淡黄色的燕子窝, 有的已剥落, 只留着痕迹”, 这种环境正和二姑姑给人的印象一样, “阴暗, 凄苦, 迟钝”。而这时候, 幼鸟的叫声传来, “有的正孵着雏儿, 叫的分外响。”在一片衰败中新的生命正在孕育, 而这正是作者要让我们看到的, 菉竹山房中不可压制的生命力。

按照这种思维来看接下来的叙述, 轻易就发现许多这种怪异和谐之处:在精致的雅房里住着壁虎和蝙蝠, 兰花称它们是福公公和虎爷爷;新崭崭的避月庐中一进去就兜了一脸的蜘蛛网;屋子里面很整齐, 但是却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陈设虽精美, 但“西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钟馗捉鬼图》”让整间屋子鬼气森森;大厅里, “偌大屋子如一大座古墓, 没有一丝人声”, 然而厅堂里的燕子却在啾啾的叫。菉竹山房的环境在作者刻意描写之下, 成为用来反衬人物内心的窗口。

与之相对应, 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二姑姑, 也有着与环境相吻合的特征:她凄苦阴暗的调子与她去窥房的行为之间, 构成了一种另类的生命形式。菉竹山房中的二姑姑是一个在封建宗法制度压迫下的悲剧性人物, 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接近于死亡的无望人生, 可是, 作者并没有在死亡的阴暗氛围中停笔, 而是在一个风雨大作的晚上, 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窥房的二姑姑!她在无望的人生中挣扎, 在遇到了一对新婚男女后, 心中不曾熄灭的爱火又重新燃烧了起来:她正在用别人的生活来满足自己的想象, 这种在逆境中求生的心理和行为, 都在说明着二姑姑那颗跳动的心在不断的寻找着新生。

三、意蕴之悲

吴组缃先生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作家, 他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着传统文化打下的印记, 《菉竹山房》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无疑渗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因子:其意蕴性悲剧的发现与阐释。在二姑姑的故事中, 其前半段仍延续了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 一个人人夸说的绣蝶小姐与一个聪明的少年门生, 很自然的就走到了一起, 而故事在“祖母因看牡丹花, 拿住了一对仓皇失措的系裤带的顽皮孩子”的时候出现了转折:少年门生翻船身亡, 绣蝶小姐迎了灵柩, 做了新娘, 故事的悲剧意蕴在此彻底显现出来。

一位小姐在未出阁前就有了亲密的爱人, 而少年门生的家人不同意这门亲事原因, 应该就是因为这位绣蝶的小姐在婚前与人有了私情, 尽管这个对象就是这个少年门生。当少年的死讯传来, 这个曾经人人夸说的绣蝶小姐除了死亡再也没有了出路, 可是她就连死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最后只能嫁给一个已死之人。“这严格苛刻的贞洁观仿佛只为女性设置, 对男性的所作所为却无动于衷。少女一心求死,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己在贞洁上的过错, 获得与少年灵牌结婚的权力, 从此守节一生。”4年少的二姑姑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箓竹山房这座大坟墓, 亲手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而这部小说真正的悲剧性意蕴在于, 二姑姑自身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认同感与依附感。在封建伦理纲常制度之下, 二姑姑放弃了为自身斗争的可能性:她本可以为了自己的爱情而据理力争, 即使这样的斗争在当时看起来似乎苍白无力;她也可以在少年死后为自己另谋出路, 可是她嫁给了灵牌;甚至, 在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之后, 她可以选择走出菉竹山房为自己找到新生活, 而不是带着兰花继续躲在菉竹山房里, 把自己的人生变得“阴暗, 凄苦, 迟钝”。她的种种行为背后, 反映出的就是一种普遍异化的心理认同, 即把自己置于封建伦理纲常制度之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就构成了那个时代女性心理异化的表征。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封建伦理纲常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在起初的一段时间内, 它的确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之后的大部分岁月中, 其充当的就是禁锢人的思想、欲望, 甚至是生命的镣铐, 有多少像二姑姑, 兰花一样的人被它斩断了生命的活力, 变成了一座座的贞节牌坊。文学悲剧的产生, 是为了启迪后人, 让现实人生的悲剧不再发生, 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作于1933年的《菉竹山房》以其深刻的洞察力与现实的穿透力, 迫使我们直面人生的困苦, 寻找现实的出路。

注释

11 .吴丽芳.《试析〈菉竹山房〉中二姑姑人生悲剧的原因》[J].《嘉应学院学报》2004 (10) :22.5.

22 .荒林, 王光明.《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6.

33 .谢金荣:《试论吴组缃〈菉竹山房〉》[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5) :34.3.

论《白鹿原》中儿女们命运的悲剧性 第8篇

白嘉轩与儿女们的冲突, 集中体现在“耕读传家, 仁义济世”的人生目标中。白嘉轩按照这八个字坚定不移、孜孜不倦地塑造着他们, 他想把他们培养成一个仁义的人, 可以说, “仁义”是白嘉轩为人处世的道德原则和核心观念。由于各种原因, 儿女们丧失了对这个目标的兴趣, 他们分别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父亲的信条进行了挑战。

顺从———叛逆———“皈依” (行为方式上的皈依) , 传统家族文化下人性异化者白孝文

白孝文在呱呱坠地的一刹那, 便扮演了他的族长继承者的角色, 他从一出生就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 而是白嘉轩向人炫耀的私有物, 是白嘉轩天然的心理医生:白孝文一出世, “白嘉轩跪在主祭坛位上祭祀祖宗的时候, 总是不由得心里发慌尻子发松”的病症便不治自愈。白嘉轩对无子的惶恐必然导致他对儿子的严加管教, 因为在传统家族中, 逆子便等于无子。所以他从儿子小的时候就用以孝悌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去要求儿子, 力图使儿子完全变成另一个自己。起初, 白孝文确实是按照白嘉轩的意愿成长起来的。小时候为父亲马首是瞻, 整日摆出一张“神像旁边的小神童的脸”, 稍大一些进入祠堂学校和白鹿书院学习, 长大后回家务农, 结婚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妈妈和奶奶以外的任何女人。从他新婚燕尔开始, 白嘉轩就以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你得明白, 你在这院子里是———长子!”来衡量和规范他的夫妻生活。在这里, 正常的性生活被压抑, 完全成为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孝子贤孙”, 这种极度的性压抑使得白孝文被诱惑到小娥的床上, 其实是一种必然。即使没有鹿子霖的阴谋和白嘉轩的暴力驱逐, 他心灵深处性压抑的反弹动力也会促使他走向小娥或别的女人的床。面对父亲的无情, 白孝文由对父亲的尊敬、恭顺转到了憎恨、厌恶, 他与父亲对抗起来。解放后当上县长携太太回家省亲, 及后来的回到白鹿原祭祖这一系列行为决不是向父亲的传统观念认同, 不是真的皈依传统家族文化, 而是向亲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证明自己即使做不了族长, 在原上也照样可以趾高气扬, 照样能够活得扬眉吐气, 以挽回他以前在白鹿原上失去的“脸面”。这种要面子的心理不就是白嘉轩以脸为先、以脸为重的心理翻版吗?在白嘉轩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下, 他在无意识中逐渐具备了族长继承者所需要的虚伪和各种不动声色的残酷手段。而在传统家族文化下, 作为族长继承者的白孝文, 特殊的角色, 不可推脱的维护家族生存的使命, 必然导致他人性中本有的真诚转化为虚伪和无情, 而在人性异化的过程中, 他又必须付出丧失个人天性和本能欲望的代价, 最终生命的冲动战胜了为维护家族生存而必须具有的种种克制, 他和白嘉轩的矛盾冲突直线上升。而这种种矛盾斗争又恰好充当了人性异化的催化剂, 白孝文后来对黑娃的残酷无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抵制———叛逆———皈依, 传统家族文化下突围失败的个体黑娃

家族权力与国家权力不同, 国家权力使用的是法制手段, 而家族权力是个人意志的表现, 它所仰仗的就必然是权力掌握者的个人品格。故白嘉轩在处理他和族人的关系时处处以“义”为准则。他对鹿三可谓“义”。因此, 一直处于家族底层的鹿三被白嘉轩感动得言听计从, 以致麻木、愚昧了, 形成了一种成了家族文化的忠实奴才而不自知的精神状态。而黑娃是鹿三的儿子, 所以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白嘉轩的所有物, “父亲”的权威实际上掌握在白嘉轩的手中, 这种超出感情上的血缘情感主义的父子关系, 使黑娃不但没有感到一丝温情, 反而被其压得喘不过气来。涉世未深的黑娃, 出于儿童的自尊心理, 他无法摆脱长工身份给他带来的自卑心理。自卑又自尊的心理刺激着他那不屈的个性。所以, 这个白鹿原上自由不羁的精灵一开始就以反叛的姿态出现, 挣脱受惠于家的感情枷锁———宁愿干活而不读书, 去获得人生的平等和自由, 如果说这是黑娃最初抵制传统家族文化的表露, 那么和小娥的结合是他叛逆性格的初步展现。他终于挣脱了家法族规的束缚, 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获得了生活的自由。然而白嘉轩挺得笔直的腰杆对他仍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 他始终摆脱不了对族长的恐惧心理。故在“风搅雪”革命运动中, 砸祠堂、砸“仁义白鹿村”石碑, 一系列的破坏活动把黑娃对传统家族文化的叛逆推向了极点。革命失败后黑娃落草为匪, 他的叛逆性格有增无减, 在血洗白鹿村的行动中, 他仍不忘特意嘱咐同伙儿给这块腰板儿拦腰一棒以宣泄自己的恐惧。其实黑娃自尊又自卑的怪异性格表明他一直都在被传统家族文化和权力所纠缠, 享受不到族权给其带来的尊贵, 他便仇视它并试图摧毁它, 因而他对传统家族文化的攻击就带有明显的盲目性、破坏性和个人情绪色彩。故他在步入仕途后, 官场的黑暗使他的保命思想占据了主要位置, 他无力再做一个漂泊的浪子, 他渴望父亲的安全港湾, 于是他在忏悔自己的叛逆行为后不得不转向自己猛烈攻击过的传统家族文化。带着“父亲”同意的贤惠妻子, 回到了“父亲”身边。黑娃从抵制、叛逆到皈依传统家族文化, 显示了它的巨大吸纳力。可悲的是, 黑娃并没有因此而过上安稳踏实的日子, 白孝文的公报私仇, 使黑娃命丧黄泉。最发人深思的是, 黑娃与白嘉轩原本势不两立, 最后却跪回到白鹿原的宗祠里, 原本拒绝接受传统文化的“教化”, 最终又自觉地皈依传统, 他虽然不断地变换身份, 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的命运走向了与其本义相偏离、相悖谬的方向, 他强大的生命活力, 始终挣脱不了传统文化心理的羁绊。这一切都表明这个盲目反抗者在没有先进思想指导下矛盾的悲剧人生。

传统家族文化下的女性———田小娥、白灵的悲剧

在传统家族文化下, 随着道德观念的强化, 性禁忌与性羞耻感也一步步被强化, 人的性本能被残酷地压抑与束缚着。尤其是对女性, 她们又比男性更多一层的压抑与束缚, 传统家族文化使她们受到更大的压抑与戕害, 她们的命运更值得同情。这在田小娥的身上可以说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在传统家族文化制度下, 女人从没有获得社会地位的时候, 从没有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的时候。田小娥的父亲田秀才竟把女儿的出嫁当作乘机捞一笔财富的赚钱的资本, 把她嫁给了70多岁的郭举人当二房。从人的本性出发, 在这种情况下, 清纯美丽的田小娥与善良、健壮的黑娃的交往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在白嘉轩看来是大逆不道的, 是淫乱行为。因此, 当小娥和黑娃回到白鹿原上后, 白嘉轩并不给他们认祖宗的权利, 拒绝他们入祠堂。小娥和黑娃却并不因此有悔改之心, 毅然在白鹿原上的一口破窑洞里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但命运就是不可捉摸, 命运迫使田小娥一步步走向“堕落”并最终被传统家族文化的忠实奴才———田小娥的公公鹿三杀死, 而鹿三还认为杀小娥是其一生中的大事, 是人人称快的壮举。其实, 小娥的反叛走得并不远, 她并没有如白灵一样, 有意和传统家族文化作对, 她只是要求人生最起码的权利———生存权利和性权利。但她的结局却是彻底地被传统家族文化的代言人白嘉轩所戕害、扼杀了。田小娥勇敢地冲出了在郭家无尊严地活着的日子, 本以为与黑娃能够幸福地度日, 然而“家网恢恢, 疏而不漏”, 传统家族文化就像一张大网, 又把她网在了白家, 且充当了家族利益争夺的工具, 但人们不从制度上想问题, 不深责黑娃, 也不深责白孝文和鹿子霖, 这是小娥悲剧的深层原因。

在白鹿原上, 白灵算是一个游离于传统家族文化之外的新女性, 是一个超越自我、冲出小我, 在广阔的外部世界斗争、成长的新女性典型。她是封建族长白嘉轩的女儿, 白嘉轩对小时候的白灵视为掌上明珠,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 白灵天然地继承了白嘉轩的人格精神, 她刚硬、坚强、百折不挠、富于生命力和英雄气概。在白灵长大并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 女儿的胆量和勇气便超出了白嘉轩的估量, 他试图用囚禁和安排婆家的方式来规范她, 但白灵一张便条便退掉了父亲为其包办的婚事, 这使白嘉轩在族人面前丢了脸面, 不惩罚自己的女儿, 他的威望在族人面前就会大打折扣。因此, 他沉静如铁地宣布:“白姓里没有白灵这个人, 死了。”白灵离家出走后, 参加了革命军, 又因政治观念的不同, 放弃了兆海, 而最终与兆鹏结合, 这从主张女性应恪守贞节的传统家族文化看来, 白灵完完全全是一个传统家族文化的叛逆者, 与白孝文、黑娃相比, 只有她才是彻底地割断了与父亲的关系, 割断了白鹿原上的传统家族文化的束缚。然而她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传统家族文化的魔掌———被活埋了。这悲剧不是来自封建家庭, 不是来自敌对阵营, 而是来自错误路线!杀害白灵的毕政委主观地把革命同志定为特务, 主观地赋予肃反小组“绝对权力”, 可以抓人、杀人, 毫无民主作风, 这与封建社会的“君叫臣死, 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 子不得不亡”的作风不是如出一辙吗?

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白灵作为家族文化的受育者, 虽然人性的本能, 人的与生俱来的自尊心、人对个性解放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使他们以各种反叛形式走出了父亲的庇护, 但是家族文化作为一种信仰性文化, 已沉淀到人们心理的地质层, 指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故他们最终都未摆脱纠缠于心的传统家族文化情结。他们最终有人抛离、有人皈依, 但都走不出家族文化情结, 落得个悲剧结局。

参考文献

[1].陈忠实:《陈忠实文集 (卷三)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6年版。

[2].陈忠实:《白鹿原》,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版。

[3].熊元义:《回到中国悲剧》,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8年版。

[4].《〈白鹿原〉评论集.序言》,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版。

黑格尔悲剧学说下琥珀悲剧命运解读 第9篇

关键词:琥珀,黑格尔悲剧学说,悲剧冲突,悲剧冲突的和解,悲剧效果

一、凯瑟琳·温莎及其小说《琥珀》

作为美国当代文坛中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 凯瑟琳·温莎 (1919—2003) 于1944年出版的历史言情小说《琥珀》 (原名《永恒的琥珀》) 在文坛引起强烈轰动, 被誉为唯一可以与《飘》相媲美的小说。

小说《琥珀》的主人公琥珀, 出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被迫流落乡间, 原本的生活随着与贵族伯鲁的偶遇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为了所谓的“爱情”琥珀跟随伯鲁来到伦敦, 开始了她坎坷悲剧的人生。

二、黑格尔悲剧学说在《琥珀》中的体现

黑格尔的悲剧学说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悲剧冲突、悲剧冲突的和解和悲剧效果。黑格尔将悲剧冲突分为三类:由单纯物理或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冲突, 由自然条件所产生的心灵冲突和由心灵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悲剧冲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和解:一种是冲突双方两败俱伤;另一种是冲突双方, 其中一方退让与对方和解。悲剧效果分为恐惧和哀怜两种。

琥珀到达伦敦后, 伯鲁并无意与她结婚, 只留给她一笔钱就去殖民地探险。失恋的琥珀在伦敦无所依靠, 几次陷入困境, 但她一直都勇敢、独立、自信。琥珀不管是在感情、婚姻, 还是家庭、经济方面, 都表现出一种现代女性特有的自我独立意识。

按照黑格尔的悲剧学说, 这是由自然条件所产生的心灵冲突。沦落乡间的贵族后裔琥珀和贵族伯鲁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冲突, 这种不同等级差别基础上的冲突完全建立在他们不同的家庭出身、所处的社会地位。琥珀渴望得到伯鲁的爱, 可伯鲁给琥珀的定位却是“一个人人都愿意取做情人的女人”。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在精神上受到男性的奴役。女性只是男性的玩偶, 任男性欺凌玩弄而不能反抗。在男权社会的自然条件下, 琥珀和伯鲁之间的心灵冲突不断, 这也是琥珀绝对不可能得到伯鲁真爱的原因所在。

根据黑格尔的悲剧学说, 这种“和解”方式是通过冲突双方, 其中一方退让、撤回自己的要求来实现的。生活在伦敦的琥珀在逐渐融入男权社会的过程中, 看透了男权社会中婚姻的本质, 婚姻只是获得爵位和金钱的手段。琥珀嫁给大盗黑坛头混迹黑社会, 摆脱了监狱的生活;嫁给富商萨默尔, 在其死后获得大量财产;嫁给猎得岩伯爵, 得到爵位头衔;多次的婚姻让琥珀成功迈入伦敦的上流社会, 进而成为查理二世的情人。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 琥珀在争取自己社会地位的过程中, 逾越了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规范, 确立了她的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然而琥珀成为查理二世的情人, 真正进入男权中心后, 她的独立意识开始消解, 满足于宫闱倾轧, 争风吃醋, 不惜使用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自我意识的丧失使她改变自己的原则, 离开英国, 追随自己一生的真爱——伯鲁, 这反映出冲突的一方通过退让, 放弃自己现有的一切来实现的和解。

伯鲁一次次的离开伦敦, 一次次的抛弃琥珀, 留给她的是无限的恐惧。这是黑格尔悲剧学说中的外界事物的威力和伦理的力量给琥珀造成的恐惧。琥珀具有现代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 对于男权社会中那些丧失自我的女性富有同情心, 但同时她又自立自强, 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完全自立, 不依附于男人。琥珀这种独立的性格, 远远地背离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道德准则。琥珀一直执著地爱着伯鲁, 梦想着能成为他的妻子。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伯鲁, 只要你肯接受我, 我就可以马上撇开皇上和宫廷, 乃至世界上的一切一切, 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去了。”最终, 琥珀正如她所说的那样为了伯鲁放弃伦敦所拥有的一切, 奔赴美洲大陆而去。琥珀没有意识到其实她才是那个最值得同情的人。根据黑格尔的悲剧学说, 要引起人们“真正的爱怜”, 他自身就必须具有“丰富的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 “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琥珀坎坷曲折的一生赢得了读者“真正的爱怜”。

三、结论

凯瑟琳·温莎的《琥珀》真实细腻地从女性的角度刻画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封建王朝复辟的社会变更时期感情、婚姻、家庭以及经济方面的问题。在黑格尔悲剧学说的进一度解释下, 即从悲剧冲突、悲剧冲突的和解和悲剧效果三个方面进一步解读了女主人公悲剧坎坷的一生。

参考文献

[1]黑格尔 (著) , 朱光潜 (译) .美学 (第三卷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2]凯瑟琳?温莎 (译) .傅东华 (译) .琥珀[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3]李重飞.《琥珀》中的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特征[J].科教文汇, 2010 (4) :78-79.

阿Q悲剧命运分析 第10篇

阿Q, 作为世界文学长廊中一个独具特色的艺术典型, 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好评, 是因为在他身上, 倾注了作者大量的心血。他不但是作者心灵视角的独特发现, 而且也是当时病态社会里病态人的缩影。阿Q身上体现出了当时社会太多的矛盾, 这诸多的矛盾必然导致阿Q悲剧的一生, 纵观阿Q的悲剧的命运,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一.革命的悲剧

要挖掘阿Q革命的悲剧, 说到底是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决定的。阿Q生活在末庄这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当时, 封建主义是建立在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反封建的问题, 关键在于解放广大的农民, 消灭封建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说, 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就阿Q来说, 他是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农村中的最贫困者, 既然是最贫困者, 因此就必然要革命。阿Q曾认为:“革命就是造反, 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句话深恶而痛绝之。”当他“神往”革命之后, 又认为革命:“第一个该死的就是小D和赵太爷, 还有秀才, 还有假洋鬼子, ……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 但也不要了”。阿Q的革命只不过是“……我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喜欢谁就是谁”。他要什么呢?他要的就是:元宝、洋钱、洋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他“喜欢”谁呢?他喜欢邹七嫂的女儿, “过几年再说”, 他喜欢吴妈, 想和吴妈做爱, “可惜脚太大了点”。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出, 阿Q革命的性质, “只不过是拿一点东西而已”。但是, 他革命未成, 却可悲的成了把总和洋人老爷的牺牲品, “大团圆”的结局, 把资产阶级不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让封建势力篡夺了革命政权转而镇压农民的悲剧作了形象的再现。但是, 阿Q做革命党并不是末庄发生的一切。革命消息传到末庄后, 接踵而来的是在末庄出现了阿Q的革命党。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等人都成了革命党, 居然不跟阿Q打个招呼, 便相约到静修庵革掉“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龙牌。使阿Q更难堪的是他们不准阿Q革命。这样, 不仅仅阿Q“所有的报负、志向、希望和前程、全被一笔勾销”, 而且使阿Q陷入了地主豪绅的包围之中, 四处碰壁。阿Q万万没有想到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 更没有想到他投降了革命党还要被拉去杀头!小说巧妙地在阿Q要革命和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矛盾冲突中把阿Q的悲剧推向高潮。

阿Q革命的实质不过是想取压迫者和剥削者而代之的所谓“革命”, 他的革命告诉人们倘若不经过对人性解放的追求, 也就是所谓对“原来的人”的寻求, 就谈不上克服国民性的弱点, 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真正的社会改造、不可能有所谓“好的社会”。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是换汤不换药的旧式革命, 他没有唤醒民众麻木的精神思想, 注定了他的失败。阿Q对革命由“深恶痛绝之”到“神往”, 却终究不能改变他那向往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思想本质, 是对辛亥革命盲目的崇拜, 认识是肤浅的, 革命手段也是低级的, 因而注定了他革命的必然结局是被杀头的。

二.人性的悲剧

鲁迅曾经说过, 他之所以从事文学, 就是要唤醒昏睡的民众:“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者,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 我那时以为当先要推文艺,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4) 日本留学的经历, 极大地伤害了鲁迅的民族自尊心。回国后, 亲眼目睹国民那种无聊的看客心理, 使他认识到国民的凡此种种行为, 都源自于他们精神上的愚昧、麻木。正是基于此种认识, 才使他塑造出了阿Q这个“全部中的一个”的艺术典型。阿Q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鲁迅对病态社会国民性弱点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要用他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 在鲁迅的心目中, 阿Q其实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阿Q一出场, 留给人们的便是一片悲凉的气氛。阿Q非常穷, 他没有家庭, 没有籍贯, 但这些都不重要。可悲的是, 他从一出生便被剥夺了姓氏的权利, 不知自已姓什么。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加生气了, 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 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 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 只用手摸着右颊, 和地保退出去了;到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 谢了地保二百元酒钱。

阿Q被掠夺了仅有的破布衫, 破棉被, 破毡帽, 被断绝了末庄的生计, 他什么都没有。但是, 他的可悲不仅在于他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 更在于他精神生活的可悲与被扭曲, 尽管他被压在末庄社会的最底层, 什么人都能欺负他, 可他并不在乎。常常好象很得意, 如在于赵太爷, 假洋鬼子, 以及王胡小D的冲突中, 他永远都是失败者。然而他对于自己失败的命运、奴隶的地位却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粉饰, 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被奴役, 反而沉醉于自己的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 就忘记一切, 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泄愤, 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 这些何尝不是可悲的表现, 或者自轻自贱, 甘居落后, 在这些都失灵以后, 就自欺欺人, 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分明是挨了别人的打, 说一声:“这是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了, 以为得胜了;明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得来的钱, 他却在愤怒之中狠狠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 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 心平气和, 最后竟莫名其妙的高兴起来, 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 即:阿Q最主要的精神特征。身为卑贱却又自尊自大;饱受凌辱却能自解自嘲, 不得已被迫承认失败时能够自轻自贱, 反过来又去欺凌比自己更弱小者得到“飘飘然”的满足。这种在自尊自大中固守着自己的愚蠢, 在自轻自贱中平抚着自己的创伤, 就是阿Q人性中虚伪、软弱、狭隘、蛮横、怯懦、麻木的表现, 这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阿Q精神。我们认为, 就是阿Q人性中的阿Q精神, 是导致阿Q悲剧命运的必然因素。

阿Q的悲剧命运, 不仅仅是他一人的悲剧, 而是当时社会整个像阿Q一样有这种精神性格的所有人的悲剧, 也是当时社会的悲剧。鲁迅是伟大的、不朽的, 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像阿Q这样一个性格丰满、有血有肉的艺术典型, 而且还在于他挖掘出了国民的本质———即国民的劣根性问题。因而解读阿Q的悲剧命运, 便会给我们留下广阔的空间。

注释

1 《怎么做起小说来》, 《南腔北调集》, 一九七三年版82页

2 《〈呐喊〉自序》

3 同注 (1)

浅析龙城飞将的悲剧命运 第11篇

关键词:数奇;悲惨命运;统治者

提到李广将军,人们在脑海中会浮现出一位英勇善战、才智过人、善待士卒且正直清廉的军人形象。然而这样一位让匈奴闻风丧胆的西汉名将,又为何使满腹才情的王勃发出 “时运不齐, 命途多舛, 冯唐易老, 李广难封”的慨叹呢?

一代名将, 卫国戍边, 威名远播, 被匈奴誉为“ 汉之飞将军” , 身经七十余战, 终其一生却未能封侯, 落得个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 这究竟为何,让我们在司马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寻找答案。

在《李将军列传》, 司马迁多次直接或间接表达了李广的“数奇”命运。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也应该将李广悲剧的一生, 归结于他天命不好。然而,笔者认为探究李广悲剧的原因不能仅浮于文章表面,还应该结合司马迁写《史记》的背景,去寻找隐含在文字背后的深层原因: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而隐忍苟活下来,他要借《史记》以寄托自己的孤愤。 而作为当朝人记述当朝事, 他必有所顾忌,有些事如果秉笔直书, 不但性命难保, 而且自己的寄托之作也将无法“ 藏之名山, 传之后世”。因此,司马迁只能在许多地方采用曲笔的方式, 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在字里行间。笔者认为,司马迁的所谓“数奇”论背后隐藏着司马迁对于汉朝统治者的控诉,也就是说当朝位高权重的统治者应对李广悲剧性命运负主要责任。

李广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文帝十四年时,“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 ”,“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初出茅庐的李广已经显示出了自己军事才能,对此文帝只是感慨道“: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可见文帝虽认识到李广的才能, 但宁肯与匈奴和亲, 也不愿任用李广,这就使李广陷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若文帝能知人善任,李广又何愁不能封侯!而司马迁有意把李广的才勇和文帝的感慨放在一块叙述,正是这一对比安排,为后文通篇的“数奇”“不侯”埋下伏笔,才能让我们发现隐含在“数奇”之后的真相。

汉景帝时,李广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这本是他日后封侯的绝好资本, 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敏感度,他没有及时洞察景帝与梁孝王之间的矛盾, 也没有看到 “削藩”的必然趋势,贸然接受梁孝王的将军印。这“一失足”使李广成为景帝与梁孝王这两兄弟相争的牺牲品,最终失去了他前半生唯一一个以功取侯的机会。

武帝时,李广的名声已经很高了。这一时期,为了夺回匈奴强占的领土, 开拓新的疆域, 汉武帝发动过多次讨伐匈奴的战争,这不正是李广施展才能的天赐良机吗?许多人都因抗击匈奴有功而加官晋爵,为何英勇如李广却未能封侯,而以自杀收场呢?

笔者仔细分析了《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其中关于李广在武帝时期参战的文字记载一共有五次:

(1)第一次是“马邑城诱单于”,李广作为骁骑将军出战,但由于汉军的计划被单于察觉,所以“汉军皆无功”。马邑城的无功而返本是战争中的常事,并不能代表什么。如果真要追究责任,主将韩安国以及任用韩安国的汉武帝应负一定的责任。

(2)第二次是元光五年,李广以卫尉的身份率兵到雁门关讨伐匈奴,结果被匈奴兵生擒。所幸李广英勇机智,顺利逃脱。再看同时出征的其他人的功绩:“青至茏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此次出征,胜少败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匈奴兵力远胜于西汉。虽然历史上有不少以多胜少的战役,但是对于深入敌人领地去袭击人数远胜于己的汉军来说这并非易事,且看这次战争中唯一取胜的卫青只“斩首虏数百”就是明证。笔者认为卫青取胜,除了自身的才识,还在于作为武帝宠妃之弟而得到的“特别照顾”。

(3)第三次是在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作为后将军的李广可能与敌军正面交锋的机会也没有,又何谈立功封侯?

(4)元朔八年,“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这次的李广无疑是倒霉的,行军没有多久就遇到了匈奴左贤王的四万骑兵,以四千对四万,实属以卵击石。可在如此不利的形式之下,李广依然镇定自若,率兵撑到第二天张骞赶到之时。虽然此次“军功自如,无赏”,但是我们能看出李广决不是像其他人所认为的已经不适应于武帝时的战争。

(5)在李广的多次请求之下,武帝终于在元狩四年任命李广为前将军,跟随卫青出战。卫青从俘虏口中得知了单于的位置,身为前将军的李广自然应参与这次捕获行动,可是汉武帝“以为李广老,数奇”暗中告诫卫青不让李广参与抓捕单于的行动,而卫青为了让自己的救命恩人兼好友公孙敖立功,“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把李广调到了右路军。右路军在道中迷路没能及时赶到战场。此战以单于逃跑结束。事后,卫青派人向李广追究责任。李广愤怒至极,念及自己一生,发出“岂非天哉”的感慨后,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人世。

从文帝的“生不逢时”到武帝的“数奇”之论再到李广的自叹天命,司马迁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将统治者迫使李广自杀的原因讲得清清楚楚。虽然不能否认李广的悲剧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统治者应对其悲剧负主要责任。

参考文献

[1]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陕西:三秦出版社,1988

[2]韩兆琦译注,《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3]颜吾芟, 从《史记.李将军列传》看 “李广难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

《窦娥冤》人物悲剧命运浅析 第12篇

一、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导致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我们常说,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是戏剧文学的一般规律。剧作有没有“戏”中的“戏”指的就是矛盾冲突。戏剧文学中, 没有矛盾冲突, 戏剧就没有表现力, 当然也就没有鲜明的人物个性, 这就要求剧情发展曲折跌宕, 悬念环生, 故事情节引人人胜、戏剧冲突紧张激烈。《窦娥冤》剧作的主人公窦娥是处在矛盾中心的。这部作品主要表现了窦娥和婆婆、张驴儿以及官府之间的矛盾冲突。

地痞无赖张驴儿见窦娥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 便想要自己父子俩娶窦娥婆媳俩, 面对张氏父子的逼迫威胁, 蔡婆婆屈服于外部势力, 弃置礼教, 甚至还反过来劝说窦娥要屈服;而窦娥则坚守自己的立场, 甚至还严厉地批评婆婆“可悲可耻”, 甚至把批判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忘却旧恩寻找新欢不守贞节的妇女, 说“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 多淫奔, 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 更休说本性难移”。

由此可见, 窦娥与张驴儿、婆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就是是否要守护妇女贞节, 是否要严格维护封建礼教的矛盾。窦娥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她严格按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但是黑恶势力又可以对这些礼教任意践踏, 对这个弱女子进行威胁逼迫, 在这两组矛盾冲突中, 蔡婆婆的选择显然是错误的, 张驴儿父子的行为显然也是天理不容的。所以, 窦娥批评婆婆, 反抗张驴儿的勇气来自于内心深处对封建礼教的维护。

张驴儿自己误把父亲毒死, 却诬陷清白的窦娥;窦娥想依靠衙门洗清自己的冤枉, 因为她相信官府肯定会为自己洗清冤屈, 伸张正义。此时戏剧将矛盾冲突推向了另一个层次——窦娥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官府本来是公道的象征, 是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地方。而滁州太守桃杌不但无意于维护正义, 反而凭借自己的权力, 对窦娥进行严刑逼供, 欲屈打成招。在这样的情况下, 本性善良的她害怕婆婆会和她一样遭到毒打、为了保护婆婆不受到伤害, 她只好“负罪”。而窦娥的屈服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中国封建礼教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孝道。窦娥最终被判死罪。

从《窦娥冤》中的各种矛盾冲突的设置可以看出, 这些矛盾冲突表面上是窦娥与婆婆、张驴儿、桃杌太守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是以窦娥与整个黑暗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个黑暗社会中, 恶霸以强欺弱、以恶欺善;官府昏聩腐败, 贪赃枉法;社会制定各种各样的封建礼教要求自己遵守, 而那些无赖们可以不遵守, 甚至还要对自己加以威胁迫害。为什么守节守孝的人受到迫害, 连个伸张正义的地方都没有?由此可见, 窦娥对婆婆越不认同, 对张驴儿反抗得越激烈, 就是对这种荒谬的封建礼教维护得越紧, 其悲剧性也体现得越强!而弱小的窦娥, 是无法和整个黑暗社会抗衡。窦娥也必然走向悲剧命运!

二、人物自身的矛盾, 也决定了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课文节选的[端正好]和[滚绣球]唱词中, 窦娥把天地作为自己满腔怨恨倾泻的对象, 埋怨天地的糊涂, 指责天地“错勘贤愚”。很多论者习惯引用此唱段, 论述窦娥从一个严守妇道的善良的普通妇女, 发展成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敢于反抗官府、控诉天地甚至大胆否定官府否定天地权威的女性。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既然窦娥这样指天斥地, 可她为何还是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天地神灵的身上, 为何要靠天地来实现自己的三桩誓言?为何靠天地显灵来惩罚这些贪官污吏?这样不矛盾吗?

同学们在激烈地辩论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样不但不矛盾, 反而是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魁力所在!

传统观念中天地鬼神在古代是能主持正义、赏善罚恶的最高秩序的象征, 人们相信“青天大老爷”能主持公道。可是窦娥在自己的遭遇过程中, 逐步看清了在这样一个恶人横行的社会中, 所谓的天地也清浊不辨, 善恶不分。她由相信到怀疑再到否定的精神历程, 把矛头直指人民心中最高秩序的象征——天地, 这一声呐喊, 是对天地鬼神的全面质问, 是对生死善恶的根本怀疑, 是对现有秩序的猛烈声讨, 是对黑暗时代的整体否定。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 窦娥诉冤过程中对天的怀疑和依赖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窦娥一开始对自己的现存状态和社会的现存秩序是有认同感的, 是因为这个政治秩序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正常生活, 甚至还要成为摧毁自己正常生活的罪魁祸首, 她便自然地对这个社会产生了失望乃至绝望。作为一个弱女子, 而她又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洗雪自己的冤屈, 所以她一方面指天斥地, 一方面又只能靠天地动容来昭雪冤情, 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窦娥身上思想的局限性。她斥责当时的黑暗现实, 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 她表达了自己变革现实的美好愿望, 又找不到从根本上跳出火海的办法, 她骂天地, 又只能依赖天地, 由此可见, 现实中的窦娥们遇到这样的冤情, 是找不到出路的, 也就只能走向灭亡。

当然, 正如鲁迅笔下祥林嫂对有没有灵魂的怀疑, 一个普通的百姓, 能对自己的现存生存状态和现存社会秩序产生怀疑, 这本身就难得可贵!窦娥由对现实彻底失望而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 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这种思想的光辉, 尽管微弱, 也必将永远照耀着历史的时空!

三、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的折射出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窦娥临刑前发了三桩誓言, 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想以此来昭示自己的清白, 洗清自己的冤情。作者是运用积极浪漫主义手法, 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我们来分析一下三桩誓愿的特点:一是所用的典故有苌弘、望帝、邹衍、东海孝妇等人的故事, 而这些典故本身就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主人公都是忠贞正直善良之人, 却都“没时没运, 不明不暗, 负屈衔冤”, 恰恰是这些美德, 却最终成了置他们于死地的“罪魁”。从中,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窦娥所蒙受的冤情之深, 窦娥内心怨气之烈;我们更从中看到了当时“官吏每无心正法, 使百姓有口难言”的严酷现实。二是这些愿望的实现也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鲜血如何能溅上白练?三伏天怎么可能会下雪?大旱三年也未必就惩罚了官吏, 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三是即使这些愿望符合生活逻辑, 能不能实现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我们思考一下, 若老天有眼, 为何不在窦娥生前为她洗清冤情?那么, 即使她付出生命的代价, 天地神灵也不会帮她实现誓愿。综合各方考虑, 我们几乎可以断定, 窦娥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三桩誓愿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现实人世的彻底绝望, 而被迫寄希望于虚幻的天地神灵的事实。也恰恰说明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冤情也只能是冤死到头, 面对的只能是不可逃脱的悲剧命运。

作者通过这样奇特的构思, 借助丰富的想象, 运用典故比较映衬, 充分揭露了当时社会官吏昏聩, 法制腐败, 人民蒙受奇冤而又呼告无门的真实情况, 让天地震惊, 人神共怒。三桩奇愿虽为人情所求, 但“与事理不和”, 只能体现人民伸张人间正义, 杀尽贪官污吏, 洗雪冤屈的美好意志与愿望而已。它为刻画窦娥的人物形象添上了最着力的一笔, 使人物的悲剧性更浓烈, 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四、大团圆结局反衬了窦娥必然走向悲剧

窦娥发三桩奇愿, 最终皇天也真的“从人愿”, 三桩誓愿先后应验, 使得窦娥的冤情得以昭告于世人。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不可能的。戏剧的第四折结局部分, 窦天章替女伸冤, 使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尽管窦娥已死, 但毕竟还是洗清了冤屈, 若是窦娥地下有知, 悲伤的同时, 内心也还是会有些许安慰的。观众看完之后, 也会带着轻松的心情心满意足的回家。

但我们再仔细想想, 若是在现实生活中, 窦天章一定能中举吗?即使中了举, 一定能官至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吗?即使担了高官, 就一定会有机会为女儿伸冤吗?所以, 在那样一个黑暗的现实生活中, 窦娥之冤的形成的概率是很大的, 而能被洗清的概率却是微乎其微的。由此可见, 这个中国戏曲中惯用的喜剧式结局只不过是狗尾续貂,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 这种“喜”充其量也只是隔靴搔痒罢了。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恰好又反衬了窦娥悲剧性的深刻性!

《窦娥冤》就是以这样独特的艺术魅力, 成为我国戏艺术史上璀璨的明珠。悲剧主人公窦娥没有对命运的不公安排逆来顺受, 而是勇于反抗。然而, 也正是这种反抗造成了她的巨大不幸:正义不得伸张, 良知遭到损毁, 公理被谬论所掩埋。这正体现了窦娥作为一个人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在这个意义上说, 窦娥的冤屈让人感觉到美被毁灭, 被摧残, 催人泪下。这种不幸的原因是与普通人有某种相似之处, 这就令观众产生了设身处地的惊惧与恐怖。所以, 这种悲剧的风格是崇高、壮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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