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体系范文

2024-07-09

治理体系范文(精选12篇)

治理体系 第1篇

1 我国农村环境的主要问题概述

社会由农业主导到工业主导转变过程中, 农村的产业结构和居住方式和居住习惯都有质的改变。在现代社会, 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 产生大量生活垃圾。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农业化肥、农药大量使用, 大量生产、生活污水出现。伴随经济不断发展, 城镇化水平也明显提高, 越来越多的农民居住更加集中, 但其配套的生活设施并没有跟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环境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三农建设, 更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利益维护。就目前我国农村环境的情况而言, 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1 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

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药、农用化肥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虽然这些产品在利用过程中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 增加了农业生产科技含量, 有效确保了粮食增收增产, 但化肥农药的使用污染了地下水、土壤和空气, 同时在使用过程中, 缺乏科学技术指导, 往往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1.2 居民生活带来的环境污染

目前我国农村日常生活中, 污染问题主要表现在:燃料废弃物、生活废水、污水、生活垃圾等。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依旧使用煤炭、秸秆、木柴作为家用燃料, 这些燃料的不恰当产生大量有害气体, 从而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我国农村每年有大量的生活垃圾产生, 这些垃圾在排放过程中, 并没有得到正常处理, 往往被随意丢弃, 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生活居住环境, 影响了农民的身体健康。

1.3 农民普遍缺乏环境保护意识

实际上, 很多农民并不具备环境保护意识, 比如垃圾随意丢弃、农药化肥使用等都已经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习惯, 在农民看来, 这些并不是环境污染行为。同时也不具备环境保护的相关习惯, 环境保护往往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 而对农民来说, 获得更多收入和更高品质生活, 才是其生活和发展的方向。意识是其日常生活和生产的指导和方向, 没有环境保护意识, 就会使得环境污染日益加重。

1.4 政府缺乏有关管理和系统投入

我国环境监管部门大多只配备到县区一级, 大量农村地区既没有环境保护机构, 也没有环境监管部门, 管理组织匮乏。缺乏环境保护和管理组织, 只能使得大多数地区环境治理工作不能有效开展。环境污染需要投入资金治理, 而环境保护和监管也需要资金支持, 我国日常环境保护过程中, 政府部门往往投入精力和资金有限, 也使得环境污染加重。

1.5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目前,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是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心和支撑点, 对带动农村经济增长,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乡镇企业大多具有分布散乱、工艺落后、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程度高等特点, 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 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 危及到人民的日常生活, 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污染。

2 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对策建议

要想有效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就需要我们从问题的本质出发, 通过简单、有效的政策, 促进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有效开展。而治理对策在制定过程中就需要从实际出发, 要结合农村环境的具体情况, 提出环境治理的对策, 具体而言就是:

2.1 加大政府投入、构建完善环保体系

长期以来, 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始终不到位, 这与政府投入不足有很大关系。政府是环境治理工作的主导者, 通过财政、税收等多种方式进行资金投入, 不仅能够有限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还能从实质上改变农村环境问题。首先, 通过建设相关组织机构, 建立环境保护的管理协调机构, 从而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其次通过资金投入, 为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提供扎实的资金保障。最后, 要广泛宣传, 合理引导, 通过多种媒体宣传渠道培养和树立环保意识。

2.2 推广科学合理经济发展模式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是资源利用低、环境污染严重的发展模式, 而要想有效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就需要我们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实现科学发展、经济发展。就需要建设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实现农民增收、农业生产协调发展, 确保生活水平提高与环境质量保障统一进步。

2.3 培养农民环保意识

农村环境问题想要有效解决, 离不开农民。治理农村环境问题的出发点和突破口只能是广大农民, 在之前的发展过程中, 广大农民重视经济收入, 而忽视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投入, 这是环保意识缺乏的重要表现。要想从实质上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就需要我们重视培养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3 结论

农村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发展问题, 还是民生问题。在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已经不是单一的发展问题, 实质上已经走向了复杂、多元的发展状态。农村环境关系到城市环境, 农村环境问题解决不合适, 将会使得整个社会发展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因此, 解决农村发展问题, 关系长远, 影响未来。

摘要: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而在农村建设中, 我们既要生产发展、人民致富, 同时还要建设村容整洁的农村环境。但在农村经济建设中, 一方面为了获取更大利益, 另一方面在建设过程中, 片面追求建设速度, 而忽视了在建设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 还关系到居民的生活和健康, 而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让人们在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同时, 还要确保一定的生活质量, 这就对环境治理提出了一定要求和方向。本文拟从农村环境现状入手, 进而结合环境治理必要性, 为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提出一定的解决措施, 同时构建对应的治理体系。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1]苏杨.新农村建设中应重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J].红旗文稿, 2011, 11:14-17.

[2]刘晓东.关于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环保问题的思考[J].能源管理问题, 2012, 6:4-7.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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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全理解和掌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 1 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 1 文档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 108 届 3 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 1 总目标的提出,进 1 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发人们广泛关注,但也出现了 1 些值得商议的说法、看法。直以来,1 些人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现实,把西方的理论看做天然正确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提出后,就有 1 种声音认为,这表明我们党接受了 1 个西方的概念,乃至把西方现代国家体制说成“善治”体制。这类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____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 1 个国家制度和制度履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 1 整套紧密相连、相互调和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应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 1 重要论述,科学阐释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揭露了其内涵和外延。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 1 到____同志的论述上来,正确理解、科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必须在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历史性成绩。当代中国获得巨大进步的基础是找到了 1 条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道路,构成了 1 套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 1 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点,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情,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这 1 制度框架内进行的。____同志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可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条件,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善于鉴戒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肯定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上是好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的地方,善于鉴戒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加以改进。历史上诸多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构成了大量国家治理理论。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政治文明中包含着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也积累了大量治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经验、做法和系统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对照、分析和吸收鉴戒的。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实践中探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

实践出真知。1 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都来自实践探索。我国

改革开放获得巨大历史性成绩的 1 条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采用,是毛病的就马上纠正,“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应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从我国实际动身,通过解决 1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逐渐积累经验,不断摸索规律,终究在整体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进程本身即具有相生相继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治理体系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功效,而其现代化的进程不过即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框架范畴内的优化进程。对国家治理问题而言,价值、制度、能力、功效是不可或缺的 4 个基本研究尺度,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必定是基于价值和制度两大基本尺度而存在的,国家治理能力则侧重突出能力这 1 尺度的内涵,而功效则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评判,亦即是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依照构成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尝试将国家治理体系从基本层次、系统组成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整体而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将其划分为 3 个层面进行理解,即价值、组织、制度 3 个层面;在现代社会,价值已作为 1 种内核性概念,即以领导权、主导性气力的情势而存在,组织、制度、行动等更加具体的国家治理内容和进程常常通过价值的引导而产生实际效果。在当代,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民主、法治、科学等价值概念早已融入我国国家治理的进程当中,民主着眼于人民的社会权利及其主体性地位,法治则强调社会秩序与统治规范,科学则突出内容、进程、结果的公道性及其潜伏的自我革新,正是 3 大价值理念的引领和束缚才得以增进社会公正与和谐。在国家治理的行动进程中,制度

作为基本原则和实质性内容而存在,是 1 切治理行动的法理基础和实行总纲,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值得注意的,这里的制度概念更多地强调最为基本的制度和准则,换言之,即以根本性制度、基础性制度为主,现实生活中具体而复杂的实行规范细则除外。而组织作为我国国家治理行动的承载主体和实现气力则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里划分为政治权利系统、社会治理系统、经济组织系统 3 大组织体系,以分别对应国家治理进程中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经贸治理(企业主体)3 大问题。在这 3 个层次中,价值发挥引导、制度规范框架、组织承载行动,3 者是 1 个系统的整体。

以系统组成的观点来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划分为治理结构、体制、功能、方法、进程体系 5 部份。治理结构体系关注国家治理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它包括了政党、政府、企业、社团、公民个人、新媒介等多主体,并且通过不断调试其相互关系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公道化、人性化、现代化;治理体制体系强调打破领域限制,以公道、高效的规范和提拔、鼓励、协作等制度来实现组织的成长和功能的优化;治理功能体系则强调功效、效果的问题,亦可将其理解为狭义范畴的国家治理能力;治理方法体系则着眼于具体手段,比方协商合作、行政强迫、经济引诱等;治理进程体系则强调剂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进程,最为典型的如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横纵联系等。

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是 1 个古老的词语,中国历代都讲治理,并且积累了大量国家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但这个概念在近2310 年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比,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研究将“治理”拓展为 1 个内容丰

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重点是强调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管理,而不是单 1 主体管理。我认为,《决定》中指出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是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惟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 1 个核心范畴,是 1 个重大理论创新。“治理”要体现 4 个统 1: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统 1,法治与德治的统 1,管理和服务的统 1,常规管理与非常规管理(应急管理)的统 1。

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逾越,虽只有 1 字之差,却是 1 个“关键词”的变化,是治国理政总模式包括权利配置和行动方式的 1 种深入的转变。这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定要求。从“管理”到“治理”的逾越,说明我国将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采取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明确,内涵丰富。“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指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经济治理体系中,就是要依照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逻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治治理体系中,就是要依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1 的逻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挥法治在配置政治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依照党和政府领导、培养、规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 1 种能力,发挥其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是结构与功

开启全球治理体系重大变革 第3篇

对于G20峰会,大多数关注集中于两天的日程本身,却忽略了会后发布的成果文件,但实际上,成果文件才是峰会的目的,最值得关注的内容蕴含其中。圣彼得堡G20峰会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下简称《宣言》)以及11份附件,包括《G20加强影子银行监管路线图》、《G20反腐败工作计划》、《G20投融资工作计划》等文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份是针对G20历次承诺的《问责报告》,长达88页。《宣言》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建设更加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强调刺激增长和创造就业是G20的优先任务。

《宣言》及其11份附件当中包含着哪些值得重视的内容呢?《宣言》本身的长度达到27页,有114条;全部11份附件加起来则有178页,可以说包含了全球经济治理所有重要问题。概括起来,圣彼得堡G20峰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特点有三:首先是触及各国内部结构性问题,使“国内事务国际化”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峰会就国际合作反腐、跨国税收监管、国际投资规则协调等方面出台成果性文件,这些都涉及到传统意义上国内事务。但腐败洗钱、利用离岸金融体系逃税、跨国投资日渐复杂等趋势使得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事务不得不进行国际协调。可以说,全球微观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推动着“国内事务国际化”的趋势。

峰会最优先讨论的主题是促进就业,这实际上是一种重要变化。这次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是针对欧美的“复苏”说的。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主要背景是欧美出现“复苏迹象”,但并不强烈,也不稳固,其突出特征是就业状况没有明显好转。归根到底,这是由欧关的“复苏迹象”本身就是通过“再泡沫化”所制造出来的有关。峰会把就业问题作为一种全球事务来讨论,本身就是认识到,在一体化程度日益增加的全球微观经济体系中,仅仅通过各国内部的努力无法达成有效增加就业的效果。

其次,朝着“协调各国内部事务的国际组织”迈出坚实一步。峰会宣言亮明了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的自身定位,并且发布了首份《问责报告》,全面回顾了2010年以来“首尔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的落实状况。这说明G20峰会不但明确了机制化问题,并且还朝着国际组织化方向发展。

最后是开始涉及安全问题。G20本身是布雷顿森林框架下的领导人交流平台,是讨论货币金融问题的,不涉及传统上最重要的“领导人话题”安全问题。但此次峰会期间,叙利亚问题成为计划外的热门话题。实际上可能开创G20讨论安全问题的开始。如果G20的话题范围包括安全问题能够成为一种惯例,则G20本身的性质与意义将产生重要演变。

以往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面对的是“国际事务”——即明确了“国内事务”边界后属于“非国内事务”的部分。但圣彼得堡峰会出台的《宣言》及11份附件则明确体现了“国内事务国际化”的趋势。税收、就业、反腐败等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内事务的事项,现在成为需要国际合作的重要主题。

“国内事务国际化”的基础在于全球价值链的日益深化发展。在通讯运输成本降低和制度创新的带动下,各种产品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生产,各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重组,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和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生产的全球化使得各种产业链越来越长,一个生产过程需要跨越多国来完成。

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发展相伴的,是各种经济过程的跨国化——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比如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也使得洗钱活动日益全球化,于是以往纯属国内事务的反腐败,如今也不得不进行国际合作。税收监管等问题上同样如此。

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发展使得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利益交融不断加深,谁也离不开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改革完善世界经济规则和标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成为全球治理当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全球价值链上加强国际问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不仅涉及测算方法、信息采集、数据处理等技术问题,还涉及各国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协调,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

圣彼得堡峰会出台的成果文件体系将使得全球治理机制面临深刻变革。同时也表明,世界可能会需要一个协调国内事务的顶层国际组织,该组织将区别于联合国的协调国际事务性质。

治理体系 第4篇

一、政府治理方式绿色化问题的提出

绿色、绿色化、绿色发展,预示着未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化、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价值观念的绿色化,同时也离不开治理方式的绿色化。

(一)绿色化的概念

绿色化一词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学界对其具体含义一直存在争议,只有明确了绿色化的科学内涵,才能为下文探讨国家治理方式绿色化奠定理论基础。

对于绿色化的科学含义,目前学界并未给出定论。《南方日报》曾特邀一批专家研究解读“绿色化”的科学内涵,其中有观点认为绿色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解绿色化这一概念时要尤其把握好绿色化与新常态、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也有观点认为绿色化的提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它不仅包含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经济社会建设内容,还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价值内涵。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大学张云飞教授在绿色化的概念上也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绿色化不是仅仅指植树造林等绿化活动,还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看,绿色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化;从国家发展的目标来看,绿色化就是要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从哲学实质来看,绿色化就是要在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综上可见,我们看到多数学者都认为绿色化的含义已不再是简单的指代绿化活动,而是在原有内涵上赋予其更多的象征意义,尤其是浸染了价值观的底色,但对于绿色化概念中具体包含的内容则尚未达成一致。笔者认为,绿色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内涵。从理论基础上说,绿色化是立足于科学认识自然社会发展规律,并与中国天人合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一种价值理念,从实践上说,绿色化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是指社会主体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实现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转变过程。

(二)治理方式绿色化的发展契机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它们作为“十三五”期间中国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导,贯穿于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方方面面。

习近平书记曾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阐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含义。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因此,党领导下的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承担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的职责,探讨政府治理方式的绿色化则成为今后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政府治理方式绿色化的实现路径

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绿色化,离不开治理理念的绿色化、治理实践的绿色化以及体制保障建设这三个维度的共同发展。

(一)政府治理理念的绿色化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事务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原则,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绿色化的治理理念立足于科学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相契合。具体地说,在治理理念上,政府应该摒弃唯GDP是从的错误观念,而应当在保持中高速发展的条件下着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近期,中共中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倡导的“十三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大基本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这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接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思想指导,同时也是新时期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绿色化的理论基础。

(二)政府治理实践的绿色化

政府治理方式的绿色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发挥各项职能时不仅需要有绿色化的治理理念,更要有具体可行的绿色实践。政府治理实践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处理好党与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1、正确处理好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并不意味着党要包办所有事务,党与政府只有在相对平衡的范围内相互配合,各司其职,才能真正巩固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政关系一直是国内讨论不断的问题,党政完全合一的体制不仅会削弱政府的权威,更会削弱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党政完全分开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说也是十分冒险的,容易造成各部门难以协调、运行紊乱,最终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从以往的政治实践来看,和谐高效的党政关系应当是党政职能适当分开,并且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动态范围内相互合作的状态。

具体地说,党首先要做好大政方针的制定,例如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关于今后几年发展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导纲要,其次,党应当从思想和组织上细微贯彻其执政理念,政府在这过程中,要主动承担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具体职能的责任。在党政相互合作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党全权包办了政府所有工作的现象,或是重复以往给政府划定单一的GDP指标等。党对政府工作的绩效考核应该根据多方面的指标来衡量,政府在中央政治理念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建设,落实部门具体责任,避免再次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的状况。

2、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近些年来,中国生态问题所见证的不单是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是GDP指标激励下政府权力的扭曲和失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否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政府治理方式所产生的现实效果。

可见,市场和政府都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市场不能完全离开政府,政府也做不到绝对的替代市场,二者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是相辅相成的。

市场调节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像生态环境这样的社会公共领域正是市场调节不够灵敏的区域,它就需要政府的强制力颁布制定具体相关的条例及一系列政策支持,即在需要政府的地方,政府就应该出来管,并且要管好。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权干预“外部不经济”行为,确保生态管理职能的切实履行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通过修复生态工程,发展绿色经济,带动就业,保障人居需求,促进经济健康长久发展。

总的来说,政府在未来的治理实践过程中,要将绿色化的发展理念融入治理实践,科学认识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角色,协调处理好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而释放政府和市场应有的活力。

3、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四川什邡群体性事件中,很多市民聚集政府门口要求停止建设钼铜项目,后引发激烈冲突,甚至出现了暴力执法的现象,造成多名群众受伤。再例如江苏启东的造纸厂事件,群众游行示威,呼吁抵制王子造纸厂排放工业废水到启东附近海域。这些针对环境问题的群众运动,反映了群众越来越注重生活环境的品质及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还需要关注社会问题,包括社会个人、非政府组织、社区等。

对于当前频繁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首先,政府应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维护公民对环境的知情权、在第一步上让民众感受到政府服务人民的心意,努力构建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基础。其次,政府自身应执行严格的生态审批制度,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实行停产治理或“区域限批”。再者,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政府应避免简单地暴力镇压,而是摆正姿态,通过合理的对话机制实现有理有据地同群众沟通协商,避免此类事件恶化发展。最后,政府要完善环境法治条例,鼓励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以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非政府组织的绿色实践及其影响也不容忽视。国际上许多绿色组织是非政府组织,它们在提高公民环保意识、防治污染、倡导绿色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国内一些著名的绿色组织如自然之友、地球村等,政府应该持科学正确的态度对待它们,毕竟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在某些领域仍然是需要这些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政府可以尝试公私合作,完善相关组织管理条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中,实现政府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三)政府治理方式绿色化的保障建设

政府治理方式的绿色化离不开体制建设和法治保障。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配套的体制机制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各方面进一步发展;法治作为协调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也将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目前,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如财政体制不适合保护生态环境,绿色法规、政策不配套,部门职能交叉或权责不明等问题。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应当理顺其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绿色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这包括培育绿色产业,发展新型制造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清洁生产技术等;完善绿色经济科技投入激励机制,调整相关产品结构,发展绿色经济产业组织;提供财税优惠,完善制度保障环境建设等内容。

在具体实践中,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上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缺乏对污染的全面控制和资源整体保护,造成了各部门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而法治是推进治理方式绿色化的关键一招,2015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标志着我国生态立法严格化走向新的征程。政府应当把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有效措施、治理经验上升为法律,使绿色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其次,清理修订现行法律规范中不适应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再者,政府还应当强化执法监督、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严惩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

三、结语

21世纪是绿色的世纪,绿色发展理念将成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理念。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尽管当前的治理方式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但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在治理实践中注意处理好党与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强政府治理的保障建设,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绿色化定将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陈建成、张玉静.绿色行政[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张云飞.“绿色化”的哲学指向[J].学习时报,2015(5)

[3]绿色化:与“新四化”协同推进的重大战略任务[J].南方日报,2015(2)

[4]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Z].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05/c_1115187518.htm.新华网,2015(5)

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第5篇

作者:陈克恭《光明日报》(2016年10月05日 07版)

遵循规律回归本位

为了建设“两个一流”大学,全国高校都在围绕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目标,创新探索着符合各自实际的实现形式,可谓空前活跃,形式多样。然而,对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四句话的贯彻落实,认识上仍有概念混淆、边界不清的问题,在实践中存有体制机制与系统功能不协调,导致政策要求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更有甚者,把大学治理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处理好书记与校长的关系。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实效性。

可以说,高等教育改革正处于一个步入新周期的历史拐点。在历史拐点处,往往也是思潮迭起的时期,而这个时候的选择尤为关键,越是关键的时刻,越应该去繁就简、遵循规律、回归本位。确切地讲,就是要以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学哲学用哲学”,把握对立统一规律,讲清楚一些基本道理,坚守住基本底线。实践证明,只要正确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自信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思想家园,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确认识“矛盾”二字,把握住好两个方面,既是我们的世界观,也是我们的方法论。既然矛盾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法则,我们就一定要有勇气面对矛盾,提高把握矛盾的能力,保证事物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设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也要遵循这个法则,首先要找到“对立统一”体,其次要建立起促使矛盾双方平衡的体制机制。

把握住大学行政管理的特殊性

“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架构。那么,在这个架构中它们的关系是怎样?我认为,“党委领导(党的领导)、民主管理(群众路线)”位于外层系统,“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教授治学(学术活动系统)”处于内层系统。“党委领导、民主管理”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保障,“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主体,两者关系协调统一。

在“党委领导、民主管理”这对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委领导,而促使事物发展的动力则在群众路线。正如根有多深、树就有多高一样,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深度决定着领导水平的高度。党的历史实践多次证明,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取决于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什么时候坚持了群众路线,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什么时候偏离了群众路线,事业都会一挫再挫。这也正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千头万绪、异常繁重,国内外挑战重重叠加、错综复杂的时候,党中央却作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大战略决策的根本原因。

在“校长负责、教授治学”这对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校长担负的责任,而促使事物发展的动力则在教授治学的动力。处理好这对关系,必须把握住大学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在大学,营造一个学术自由的氛围,如空气之于生命一样重要。然而,有人群就必须有秩序,有师生群体也必然少不了管理。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管理是为保障学术自由而有的管理;这里的管理重在“理”,而不在“管”;这里的管理是顺应教育规律的“理”,而不是主观意识上的“管”。去“行政化”是去过多过滥的、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的“管”,而不是去客观需要的“理”。主观必须符合客观这个道理,决定了大学行政管理系统的服务职能和服务角色,也决定了大学治理体系中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

在“党委领导”下一旦构建起“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与“教授治学(学术活动系统)”的关系,“民主管理”就会是一种必然结果。

增强实践性和针对性

结果是过程之结果。为了增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实践性和针对性,西北师范大学探索实行以“党政领导班子议事协调会议”形式统筹日常工作的运行机制,形成党政合力推进学校科学有序运转的工作格局。党政领导班子议事协调会议本着“议事不定事、务虚求共识”的原则,就学校相关事务讨论交流意见。大家达成基本共识后,将相关事务简单分为“关乎根本、长远和三重一大”和“日常行政工作”两大类,分别提请党委常委会或转交校长办公会研究,形成党委决策或行政决定。提请和转交的过程是三思而行的过程,更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凡涉及学术和教师发展的专业问题时,原则上必须先转交相关专门委员会,由专门委员会组织在“教师发展中心”这个平台上“开放配置资源、开放评审成果、开放评定优劣”,形成专业意见后,再行党委决策和行政决定程序。“三开”的过程,既是“教授治学”的过程,也是倒逼“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科学化的过程,更是促进教师发展的过程。分、合,再分、再合,大小事宜统分结合、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形成统分结合体,这就是党政分工不分家。如此,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学术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政治生态环境。

同时,学校尝试制作“学术年历”,把全年的工作统筹起来。学科建设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一些专门委员会把每年要做的常规工作提前规划好,形成一张计划表,将其镶嵌在年历中,就有了学校的学术年历,师生按这个年历安排全年工作,就会井然有序。

“两个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保障。对这一命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治理体系 第6篇

首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建立在省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没有省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其次,《决定》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新气象,“治理”我认为含有现代气息、人本色彩,与以往所提的控制和管理是不一樣的,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针对的是计划经济的管控和人治的方式。《决定》强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暗含了我们现在的治理还不够现代化。

再次,“治理”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意识,另一个是法治意识。就是讲要坚持民主的方式、法治的精神、经济的手段进行治理,提高能力。市场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一个支柱。《决定》突出强调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过去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现在提出的决定性作用,是一次超越。市场化其实就是民主化、世俗化、平等化,要破除集权化、神秘化、特权化。

法治,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二个支柱。目前国家治理、城市管理中很多方面,管理是有法律空白的,有些虽然有政策法规,但是并不完善,还有许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也要改变靠文件管理,靠强制硬压的做法,古人就讲“齐之以法”,实现法治,全社会受益。

此外,对于北京来讲,作为首都、中央所在地、首善之区,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尤为重要,应当为全国带个头,起到示范作用,而且北京已经明确要建设世界城市,城市本身的治理要求也越来越高,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和智慧加强治理,提高能力。因此,北京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可以多做努力,率先探索,要建立符合城市发展性质,符合国家总体改革方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北京处于现代化的“后过渡时期”,稳定与安全仍是第一位的,探索要稳妥。以流动人口为例,北京的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几近一比一。人多是北京城市病的总根源,交通、环境、公共服务质量因此降低,人口是自变量,其他是应变量。

论会计诚信治理体系建设 第7篇

会计诚信是会计工作核心价值体系当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加快, 我国会计工作所面临的宏观、微观环境也发展了巨大的变化, 给会计诚信治理体系的建设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随着证券市场当中一系列财务造假案例的爆发, 会计诚信的缺失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关键因素, 究其原因, 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 我国会计诚信缺失主要在于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的完善程度较低

(1) 在法律领域, 伴随着经济业务种类的不断增多, 涉及到的领域也越来越丰富, 但是客观来看, 会计立法工作已经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法律上的不完备造成了会计日常工作中存在漏洞, 给不法分子以可趁之机, 会计工作的真实性、准确性就难以得到保障。 (2) 在与会计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中, 缺乏一整套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衡量的标准和规定, 对提供虚假财务会计信息的企业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惩罚措施, 使得一些企业缺乏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敬畏。 (3) 还有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只重视经济利益的提高, 缺乏对会计信息的重视, 导致公布的财务会计信息缺乏必要的完整性和严谨性。

(二) 微观环境的缺失

微观环境的缺失也是造成我国会计诚信缺失的一大辅助因素,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信息造假现象。会计信息的提供者掌握着企业最准确的信息, 而外部投资者需要根据企业发布的会计信息来判断是否需要投资, 因此, 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就可能导致企业的信息发布者为了追求利益, 而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

二、加强我国会计诚信治理体系建设的措施

(一) 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尤其需要强化司法和政府部门的作用

要想营造良好的会计诚信氛围, 司法和和政府相关部门要发挥自身的监督管理作用。 (1) 政府要尽快建立健全有关于规范会计诚信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 通过法律的强制约束力来制约会计工作者。对于违反会计诚信规定的会计从业人员, 要采用法律的措施对其进行处罚, 并进行公示。 (2) 建立起配套的诚信监管和举报机制, 在会计主管部门充分发挥监督管理作用的同时, 也要发挥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作用, 通过建立公众举报渠道, 加大会计造假的风险和成本。 (3) 还要强化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日常诚信教育, 从根本上治理会计造假之源。对于违规的企业, 不仅要对企业整体进行处罚, 还要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 提高法律的威慑力。

(二) 建立有关会计诚信建设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为了更好地实施会计诚信建设的相关条款, 我国应该尽快出台以法律为主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具体来说, 如果企业违法了会计诚信的原则, 向公众及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虚假的财务会计信息, 那么将会受到来自民事、刑事、行政等方面的处罚和制裁。另外, 还应该建立起统一的数据库, 将企业的会计诚信记录和评级纳入其中, 以方便公众进行查阅。一些诚信度良好的企业, 其市场知名度会大幅度提升, 融资能力将得到显著增长。对于诚信度差的企业, 其失信记录将会得到披露, 融资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将受到大量负面影响。这种方式能够对失信者形成一定的压力,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会计诚信度。

(三) 强化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其诚信意识

要想切实地推进会计诚信假设, 那么就必须继续强化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其诚信意识。目前, 我国针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培训主要以专业能力培训为主, 对诚信方面的教育比较流于形式, 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会计诚信治理体系的发展。鉴于此, 在今后的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过程中, 要将会计诚信最为教育工作的重点, 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的诚信观念, 同时提高其自身素养。在企业日常的员工培训中, 也可以将会计诚信教育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 强化诚信教育。另外, 为了切实提高会计工人员的道德诚信水平, 企业还可以将会计职业道德与企业的文化建设相结合, 从根本上树立起诚信为本的良好观念。

三、结语

会计诚信建设是保障会计工作长久稳定发展的基础, 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本要求。我们必须看到, 会计诚信治理体系的建设,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它是一项系统性强、任务量大的长期性工作, 需要所有会计工作着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 只要每位会计从业者都能恪守职业道德, 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诚实的核算和监督, 从而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财务信息, 那么我国的会计诚信治理体系建设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摘要:会计诚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乏了诚信这一基石, 和谐的经济秩序也就无从谈起。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 会计诚信的缺失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领域当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给国家、企业、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甚至还滋生了贪腐行为。鉴于此, 完善会计诚信治理体系建设, 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会计诚信,治理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孙淑丽.论目前我国会计诚信缺失的成因及对策[J].中国总会计师, 2011, (6) .

[2]刘可可.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若干思考[J].财经界 (学术版) , 2010, (9) .

国家治理体系战略要点浅析 第8篇

国家的发展是多方面的,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所以推进国家建设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程。想要全面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并不容易, 这就需要把握几个关键点, 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扶助弱势群体, 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

一、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

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秩序稳定的社会能为人民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这反过来也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个人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因此, 我国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 就是为人民和一些社会团体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安定的政治条件, 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重要基础。

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需要多个主体的共同维护。第一, 政府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且加大宣传力度, 让人民知法守法。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最为有效的手段, 而且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这就使人们必须遵守法律规范, 这有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第二, 人民群众要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维护不仅要依靠法律, 更要依靠道德, 因为道德调节的范围远大于法律,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所以社会秩序的维护必须依靠道德与法律两架马车齐头并进。人们只有自觉提高自身素质, 才能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

良好的市场秩序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是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经济是基础, 政治、文化等因素是上层建筑。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市场秩序, 只有具备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市场才能合理配置资源。良好的市场秩序依赖市场规则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保证。而最基本的市场秩序是公平竞争, 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是通过竞争实现的, 价格机制、供求机制都离不开竞争机制。如果市场秩序遭到破坏, 那么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例如之前炒得沸沸扬扬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地沟油”事件等等, 都是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果。

市场秩序的维护也需要多个主体的共同努力。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在市场自身调节的基础上, 发挥政府强有力的调节作用。因此, 首先, 就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经济法律法规, 做到让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都有法可依。法律的制定要具体翔实, 这也是对消费者的负责。其次, 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要有职业道德, 主动遵守国家的法律规范, 商品生产者要生产质量合格的产品, 不能为了贪图蝇头小利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商品销售者也要承担责任, 不将假冒伪劣产品销售出去。最后, 消费者作为相对弱势的群体, 在购买商品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一旦被侵权, 要敢于使用法律武器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

最近几年间, 中华大地不甚太平, 各种天灾人祸不断。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藏独势力等等, 都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这方面我们的党和政府做出的及时反应是很值得称许的。在各种天灾人祸发生时, 根据党中央的批示, 各级政府及时做出反应, 调遣军人奔赴各种灾区, 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同时积极派发各种救援物资, 保证灾区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虽然如此, 我认为我们的党和政府还能进一步改进自己的工作。例如, 我们的灾害反应机制虽然比较完善, 但是灾害预防机制还并不完善, 一些灾害如果能提前做好预防, 就能大大减小它们的危害范围。我认为“防患于未然”确实要比“亡羊补牢”更加有效。

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 它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2005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 “和谐”的理念要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 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 一般是由社会的多个主体、或者成千上万个主体、或者社会的一个阶层, 他们一定的生存欲求、政治理想未能得到满足和实现, 在渐趋一致而集合时, 或者在敌对势力、别有用心人的挑拨下, 社会矛盾纠纷就不可避免的产生, 矛头会直接指向政府或担当社会公益服务的主体。

在我看来, 目前最主要的社会纠纷产生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处理这部分纠纷和冲突主要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 首先要把“蛋糕”做大, 就是要努力发展经济, 让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这也是使社会保持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其次就是要把“蛋糕”分好, 我国目前采取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种分配制度是比较科学的, 但是也不排除一部分人钻了法律的空子, 对于这部分人应该严肃处理, 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

还有一个产生纠纷的原因是人民群众获得的政治权利不足, 可能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 于是就与政府机关产生了冲突。这也显示出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政府是代表人民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我国创新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意识越来越强, 以往的政治参与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 所以我们政府应该让人民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并且随着人们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 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人民的直接参与管理, 让人民真正体会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 群策群力, 更好地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除此之外, 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起一些小冲突, 当然这些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也没有必要将它们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有的时候人们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也还是尽量通过协商调解来解决, 解决不成就只能通过起诉途径来解决。我认为我国有必要尽力完善协商调解机制, 让更多小案件能够通过协商调解来解决, 既节约了我国的司法资源, 又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扶助弱势群体, 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

弱势群体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来界定, 它在形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 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现在公认的一些弱势群体主要有蚁族、流动务工人员、留守儿童老人等等。我将对这些人群进行具体分析。

蚁族是指低收入的知识青年群体。他们往往拥有高学历, 但是由于社会经验不足, 漂泊在大城市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临时打工, 做着与自己知识学历不相符的工作, 生活在社会边缘。在改善蚁族生活的方面, 首先政府要努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让他们有职位可寻, 这就需要国家大力发展经济, 促进更多企业的产生;其次这些毕业生自己也要努力, 完善自己, 当一份工作摆在面前, 有实力与其他人竞争, 这不仅有利于他们自身的进步, 而且也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流动务工人员主要是指农民工群体, 他们与城市人群的差异还是比较大, 很容易受到歧视, 而且一些基本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城市人对他们的歧视, 让一部分流动务工人员的心里发生了扭曲, 他们怀着报复社会的心理去违法犯罪, 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对于流动务工人员, 一方面政府要重视对他们合法权利的保护, 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还应当加大对城市人民的宣传教育, 呼吁他们不要歧视流动务工人员;另一方面, 政府也应加强对流动务工人员的管理, 加大对他们的宣传教育, 防止他们违法犯罪。至于流动务工人员自己也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 与城市人群接触时不卑不亢, 当出现心理问题时要及时疏导调节, 增强法律意识。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外出务工, 而被留在家乡的儿童;留守老人是子女外出务工的“空巢老人”。他们的自理能力都不强, 很难照顾好自己。其中,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和留守老人的医疗养老问题都尤为突出。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还是城乡贫富差距太大, 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吸引着许多年轻人, 年轻人们选择了去收入更高的城市打工, 而将老人和孩子留在农村。要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就要进一步发展经济, 转变分配方式, 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 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当然目前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 让这两种资源大量向农村转化, 也会有利于解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的燃眉之急。

五、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地球逐渐成为了地球村。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人们的距离, 使人与人的沟通更加便利, 节约了很多资源。互联网上的信息也十分丰富, 人民能够随时通过互联网查找需要的资料, 更有利于信息的普及。

但是, 由于网民数量众多、网民素质良莠不齐, 互联网也造成了一些不良信息的快速传播。除此之外, 青少年网民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 他们由于心智不够成熟、社会阅历不足, 很容易受到偏激言论的影响, 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会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由此可见, 引导和监督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十分重要。

“虚拟社区”的建设, 除了政府要加强引导和控制, 发挥网民的参与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网民要加强对自身素质的要求, 对不良信息有基本的辨认能力, 不传播不良信息, 除此之外还要控制自己的上网时间, 不能搞不清网络和现实。只有人民真正参与到“虚拟社区”建设中来, “虚拟社区”才能真正成为和谐的网上家园。

总之, 通过党、政府、社会团体、公民的共同参与, 国家管理体系会逐渐转变成国家治理体系, 我们应该更为重视以上国家治理体系的五点战略重点, 相信我们的社会会建设得更加顺利。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将国家的单一支配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方向转化。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发生巨大改变, 主要包括市场秩序、社会风险、纠纷冲突、弱势群体、虚拟社区等方面的建设。我将在论文中详细介绍这些方面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市场秩序,社会风险,纠纷冲突,弱势群体,虚拟社区

参考文献

[1]王宏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EB/OL].光明日报, 2013.

[2]俞可平.国家治理如何现代化[EB/OL].凤凰网, 2013.

[3]金志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研究[J].法治研究, 2008.

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探析 第9篇

关键词:新加坡,教育治理,精英教育,政府投入

作为著名的国际化城市和世界金融中心,教育在新加坡跨越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截至2015年11月,新加坡常住总人口为553.5万,其中包括337.5万的新加坡公民和52.7万的“永久居民”,[1]在这个城市国家中,竞争性强的基础教育和高度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成为新加坡教育的外在表征。在人少地小的国家里,新加坡教育治理别出蹊径,走出一条具有自己国情特色的道路。教育内容及核心理念源于西式欧美教育,同时因考试选拔和重视学历,使其在表现形式靠近东方的中国传统考试文化。

一、逐层竞争制:新加坡教育运行的表现形式

新加坡教育部代表国家进行教育治理工作,为国家发展服务。其职责在于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才能,人尽其才,为学生制订学习计划,充分发挥其潜力及学习热情。[2]新加坡教育体系促成了教师、学生、家长、学校、机关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共同培养、塑造新加坡的未来新人。[3]新加坡教育治理的出发点强调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以来,新加坡教育治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生存驱动的教育(1959~1978年);二是效率驱动的教育(1979~1996年);三是能力驱动的教育(1997年至今),此阶段也有称之为创新驱动的教育。[4]新加坡教育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作为英联邦国家,新加坡教育治理是英式现代教育与中国人才甄别考录传统的有机融合。新加坡一方面积极追寻欧美国家的发达道路,迅速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另一方面,作为华人占主导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内容被新加坡有选择的保留和改造。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分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学后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等阶段。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中学后教育,有学术型和职业技能型两大类型。

学前教育阶段为非义务教育,不受政府扶持。新加坡的私立幼儿园非常普遍,其学费一般较高。新加坡是高度国际化社会,多元文化教育在学前教育已有体现。幼儿教师通过掌握相应的知识、技能,以其积极的态度,形成教室的多元文化。[5]这些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构成的私立幼儿园,多位于政府所建组屋的一楼或地下室。新加坡政府注重发展与完善更广泛的幼儿园课程行业质量,并建立与儿童年龄相适应的教学资源共享机制。

小学教育为义务教育。六年的小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一至四年级为基础教育,五至六年级为方向教育。三年级学习科学,四年级末开始学业水平考试,考试科目主要有华文、英文、科学、数学等。分流考试后,五六年级根据学生能力被分为不同语言源流渠道。小六会考试卷是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的小学离校考试(PSLE),所有学生必须参加。政府在加强小学课程管理的同时,还注重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在艺术、音乐、体育等领域的兴趣和特长,并将突破点放在户外教育,培养学生的坚韧性。[3]

中学教育阶段。根据小六离校考试成绩,分为四年的快捷班和五年的普通班两种类型。高分者可以读快捷班,四年后参加新加坡剑桥‘O’水准[7]新加坡教育强调因材施教、人尽其才,21世纪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初级学院(JC)课程体现。

在学生的兴趣和天赋的基础上,政府注重从小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减少学生对成绩的过度关注,使学习更有趣,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维持他们的好奇心,培养创新精神。[3]但新加坡教育体系层级分明,融合了不同元素的特点,充满竞争性。由于考试的竞争性强,中小学生要学习的内容很多,而在校时间有限,因此中小学很多采取的是填鸭式教学。因为小六全国性考试,一些学校在小五就已经完成小六的全部课程,小六用来做题应考。

(二)小学入学规范有序,教材编写充满活力

新加坡的义务教育有10年,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有一定的财政补助,保障每个适龄儿童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在进入小学的选择过程中,当报名数大于招生数时,新加坡政府根据自愿选报、家长属性、家校距离的原则,优先保障新加坡公民(SC)、永久居民(PR)子女入学,非公民和永久居民子女则处于第三顺序位,儿童获得选择学校的优先权的前提是在其注册地居住至少30个月,[9]这些措施保障了儿童进入小学的有序性。课程大纲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教材根据大纲编制,教材编写商积极争取进入政府教材名单。中小学校在教育部批准的教材清单(ATL)中进行选择,校长、部门及学科负责人为学生选择适合的教材,经批准的教材清单每年8月中旬更新。[10]新加坡中小学教材编写既要遵循学生需求,同时又要面临市场的选择。

(三)教育信息和资源公开透明

新加坡教育信息公开透明,教育部官方网站上公开与教育有关的信息及数据、教育体系、学生入学、教师入职以及相关教育新闻等内容,详尽全面。学校的信息公开也比较扎实有序。这些信息的公开透明便于民众了解相关教育信息,监督政府的教育治理举措。

(四)新加坡课外培训体系富有特色

新加坡课外辅导有着政府治理的痕迹。新加坡虽然禁止教师向自己已经负有职责的学生提供课外辅导,[11]但并不排斥在职教师进行校外辅导。新加坡的华人家庭较为重视教育,马来人家庭则多顺其自然。华人家庭的学生无论成绩好坏,大多数要进行补习。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与中国和印度学生相比,马来族学生成绩糟糕,政府对教育成就的种族不平衡感到担忧。于是,政府提供经费资助,让马来西亚/穆斯林儿童教育委员会(Council on Education for Malay/Muslim Children)提供课外辅导。政府还允许委员会利用公立学校在放学后开展课外辅导,并对志愿或低收费的辅导老师进行培训。[11]在促进课外辅导发展的同时,政府还规定,学校教师若想从事每周六小时以上的课外辅导,就必须获得许可,且不得为自己所在学校的学生提供服务。[11]但实际上这些限制性条例未得到严格的执行,也没有课外辅导质量方面的规章。同时,学校鼓励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这样能够提升学校的考试成绩。学校可以补课,但不能收费,学校补课对家境贫寒学生有一定的意义。

(五)新加坡教师薪水总体水平较高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新加坡经济繁荣,因为其他行业的工资比教师高,许多教师纷纷离开学校到其他部门工作,后来政府提高教师工资,并拉开档次,[14]定期为教师加薪,这一局面很快得到扭转。据《联合早报》报道,2015年10月起,约3万名教师将获得加薪,增幅介于4%~9%,教育部上一轮调高薪金是在2012年。[15]新加坡教育部2016年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的教师起薪为3,100新元至3,500新元。新加坡教师收入包括工资和奖金。奖金包括非退休金的年度津贴(俗称13个月奖金)、绩效奖金和其他浮动奖金。[16]2015年,新加坡人的月总收入平均为3,949新元(含雇主缴纳的公积金),[17]根据工资构成及随着工资年限不断增长的工资额,可推断出,大学毕业的教师收入应位于社会收入的中等及以上。而在新加坡的公立大学教师薪资更高。笔者2015年在新加坡了解到,副教授月薪在10,000新元以上,教授月薪在12,000新元以上。新加坡教师总体来说,学历越高,工资水平越高。

总体而言,新加坡具体治理举措是根据教育实际需要出发,不太拘泥于传统和教条,这形成了新加坡重视实效的教育文化。

三、注重投入: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治理中的重要手段

人力资源是新加坡发展的第一位要素,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服务于社会。国家在学生教育发展的各阶段,通过多次选拔考试,完成了“精英”人才、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动者等各类人力资源的鉴别、开发和培养工作。[18]新加坡是政府主导资源的社会,政府决定着教育治理的具体实施,并根据需要进行微调。国家发放奖助学金,发放对象覆盖到几乎所有的学生,并为学业优异者和贫困生提供更多经费支持。

根据义务教育法,出生和居住在新加坡的公民被要求按照规定进入国民小学学习。2016年的数据表明,新加坡政府自1993年起启动的教育储蓄计划为新加坡儿童从进入小学开始提供接受政府资助的机会。教育储蓄计划(Edusave Schemes)分为小学教育储蓄奖学金(ESP)、中学教育储蓄奖学金(ESSS)、综合方案学校教育储蓄奖学金(ESIP)、初级学院、私立学校教育储蓄入学奖学金(EESIS)、教育储蓄(独立学院)年度奖E(IS)YA等类别。

在小学、中学、大学等各层级学校,政府通过教育储蓄奖对学生进行资助。如教育储蓄优异助学金(EMB)、良好进步奖(GPA)、良好的领导和服务奖(EAGLES)、教育储蓄品质奖(ECHA)、成就奖、特殊教育学生奖等。以教育储蓄计划为代表的一系列政府奖学金制度,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对各级教育层级的针对性投入。

如表1所示,新加坡政府在教育各阶段都设有政府基金,引导学生积极求学。同时,还有面向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成绩优秀学生的奖学金Edusave Merit Bursary(EMB)。根据新加坡教育部2016年数据显示,课程成绩位于年级段排名的前25%,同时家庭月总收入不超过6,000新元或者人均家庭收入不超过1,500新元,可获得EMB的资助。具体发放补助标准为小学一到三年级200新元,小四至小六250新元,中学一至五年级350新元,大学预科400新元,工艺教育学院500新元。[19]

通过国家权力强化国家认同。新加坡在通过教育来实现国家战略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学生公民意识和竞争力的培养。新加坡教育成功地培养出学生的国家荣誉感和社会认同。如1997年新加坡在全国学校体系中实施国民教育(The National Education,简称NE)计划,灌输国家认同和价值观。政府通过不同形式,使得学校教师与他们的学生一起,在共享国家认同感上扮演重要角色。[21]在公民教育方面,新加坡通过参与公民教育的形式,将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上从经济实用主义转向社群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从政治理性出发,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公民教育,通过早期社会化来强调公民的责任和价值,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22]有研究表明,新加坡教师理解与实践公民教育分三个层面,即定性为民族主义、社会关注和面向人,这反映出新加坡公民教育格局。[23]

2016年,代理教育部长黄志明在谈到新加坡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时指出:“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积极创新的思考力、强烈的责任感和归属感。我们需要帮助学生拥有适应社会的、弹性的和形成团体凝聚力的能力。”[24]教育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为学生发展寻找新的思维定位。

新加坡教育改革不断适应形势的需要,包括体制上的学校组合、改善学校空间、建立卓越模式、小学分流调整等,也包括课程上的班级人数削减、思维课程增加、母语课程调整等,教师方面拓展新的发展渠道、提供水平管理系统、增加教师数额、增加接触社会的机会,同时还注意在硬件上不断加以改善,不断建立新的学校等。

建立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机制。学校卓越模式(SEM,即School Excellence Model)始于2000年,作为学校自我评估的一种模型,要求学校自我审视影响教育结果的关键构成,包含领导者、学生基础、关键信息绩效等三大系列九个要素。在学业测评上,充分重视第三方的测评手段,以剑桥的‘O’水准和‘A’水准作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的方式。新加坡学校还重视排名对于学校的促进和激励作用。从1992年开始,新加坡建立学校排名系统,为家长提供学校排名信息以便于更好地选择学校,使得学校有争优改良的动力。排名也从最初单纯的学术成果演变为同等类型排名,数据涵盖学生增值性、性格培养、体育、艺术成就等要素。

无论是教育治理的战略举措还是庞大而系统性的教育投入,新加坡政府既能够做到廉洁高效,又能保证其投入产生持之以恒的效应,包括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1970年代中后期,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生了更多技术密集型产业,这要求职业教育跟上全球经济更加综合和动态的步伐。[25]新加坡的职业教育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新加坡办学精良的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为国家培养所需的技能型人才。

四、精英理念:新加坡教育治理的主要特色

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总体理念是精英治国,落实到教育层面,主要是执行精英教育理念。在整个新加坡教育运行体制中,精英受到高度重视和精心栽培,倾向于精英的学校制度形成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结构。在新加坡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精英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大概在5%左右。新加坡社会最为倚重的精英人士是新加坡逐层考试中的优胜者,这批学生以政府名义被送到世界名校培养,回来可以有高级职位,可能被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邀请,迅速完成由学习精英向社会精英的转换。如果这些学生工作出色,还可以竞选议员,迈入新加坡的上流社会。

英语是新加坡唯一官方语言,完善的英语教育促成新加坡成为全球城市。政府注重在华语、马来语或泰米尔语的基础上,整合国际化成分,将英语教育提升到重要位置。国家优先英语教育,强调信息处理和有效的沟通技巧,形成学生必要的国际化能力。[26]新加坡教育国际化程度也是非常罕有,在面积如此之小的国家,能够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两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这与教育治理制度设计中对国际学生的倾斜相关,新加坡能够不分国家、种族接纳世界较为优秀的国际生源,可见其教育顶层设计的视野和自信。

在对待华语问题上,新加坡政府的策略是先强硬而后缓和。1965年国家独立之后,最初华文学校被强制关闭,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强行融合。尽管华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是今天的华语仅为华人母语和街头巷尾的交流语言,在新加坡主流场合使用的语言,包括所有教材及官方文献均为英语表述。有研究表明,新加坡官方的双语(英语与母语)教育政策使得大部分孩子的教育通过非原生媒介与他们的“母语”对接,导致了戏剧性的语言变化。[27]

新加坡将课程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侧重点。例如在小学高年级阶段,“有效参与”是教育部鼓励教师反思教学、调整课程以适应自己学校的学生需求的发展策略。同时,自主学习策略强调学习是形成性发展构成,教学与评估为学生学习和自我完善指明了方向。1979年,李光耀曾说,新加坡的教育致力于“开发孩子的最大潜能,以便他将来成为优秀人才,有用的公民”。[4]1997年,时任总理吴作栋提出了关于“思维型学校,学习型国家”,认为“未来充满激烈竞争……新加坡对迎接这种未来的挑战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完整的环境,包括学生、教师、家长、工人、公司、社区组织和政府”。[4]在此讲话基础上,新加坡教育部不断审视其五大职责:教育体制与结构、将思维技能融入学校课程、评价方式、教师的新职业发展与工作动力、改善学校环境等。比如在小学,这些改革理念具体化为加强初等教育的基础部分、提高课程与结构的更大灵活性、进一步下放教育管理权、减少师生比等,此为新加坡当今阶段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框架。2004年,总理李显龙对新加坡的教育体制进一步完善,提出“需要一个质的改变,一个重大飞跃,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达到完全不同的教育结果。此乃我们正在致力于更灵活的、更多元化的教育体制的原因所在……我们对学生的教授一定要少一些,以便使他们学习到的东西更多一些”。[4]

新加坡教育治理的特点在于相信人与人在智力上的差异性,注重因材施教,并在具体教育实践予以体现。有限的教育资源倾斜于精英,实施精英治国。通过有限资源建设教育高地,拥有世界一流大学。

体育文化的语言治理体系研究 第10篇

1 体育语言的发展与体育文化治理

第一次全面科学阐释语言起源理论的是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语言起源的基本观点:语言是人们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所使用的语言[4]。而体育是人类伴随着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体育的起源是以人类的出现为前提,以人类体质的完善和心理的发展为条件,以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并和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劳动作为实践活动的最初形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连接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以及需要和可能等多种关系的中心枢纽[5]。

劳动创造了语言和体育,使语言和体育两种社会现象无形的结合在了一起,使原古的体育也具有了交际的功能,使原始狩猎、采集等体育初始形态得以顺利进行,那时体育语言的治理只是为了劳动。原始的语言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逐步形成,语言作为思维的载体,为原始体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劳动作为体育语言的起源,也成为当时体育文化与治理的主要方向。

体育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已形成了包括竞赛、训练、教学、场地建设、全民健身、产业发展等多种形式,体育语言也伴随其发展,形成包括体育竞赛语言、体育教学语言、体育表情语言、体育书面语言、体育心意语言、体育颜色语言、体育音乐语言、体育标志语言、体育交际语言等多种语言体系[6]。不同的体育文化种类具有不同的治理方式,但其共同之处是具有符号特征的语言形式。

现代体育的发展更是如此,NBA形成的篮球语言,足球世界杯与欧冠等形成的足球语言、网球四大满贯形成的网球语言、以丁俊晖为核心的斯诺克影响圈的台球语言等,都是以语言为纽带形成的各个项目特有的文化形式,以及自发形成的各文化圈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护制约与发展的治理模式,这些就是体育语言的文化治理模式。

2 体育语言的本质特征

有关语言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认识。但目前,人们已经比较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语言是个具有多方面功能的、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7],而体育语言则是包括身体符号、场地与器材符号等多方面符号的体系总和。

2.1 任意性

体育语言的任意性指的是体育表现形式与内容的结合,用什么样的符号标记什么动作、思想等,最初是任意的,人为规定的,后来才慢慢的成为约定俗成的,使得这个阶段的治理充满了不确定性。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体育教学与训练原理、规则制度等,最初都是任意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运用身体文化这种特殊的符号系统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使体育语言的表达充满了任意性,同时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

2.2 强制性

强制性指体育语言符号与所标记的事物、思想及情感一经社会规定下来,它就强制人们必须遵守这种规定,不能随意更改。比如在参加体育比赛时,每个竞赛项目都存在自己的比赛规则,在规则的约束下,某些任意性的表达方式将会被取消,被认为是“犯规”,这成为体育文化治理的基础。出现了体育语言的任意性与强制性的辨证统一。

2.3 社会性

语言是社会存在物,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社会交流系统。体育语言同样也是如此,其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受个别人的意志所制约,只有形成其独立的社会关系系统,才能发挥体育语言的思维与交际等功能,实现体育文化的社会治理平台。例如,现在的许多新兴体育项目:高尔夫、橄榄球等,都是在形成一定规模之后,才能建立其特有的语言文化交流体系。

同时,体育语言又依存于社会,即体育文化的社会治理。一方面,体育语言不单是人们从事与参与体育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帮助人们掌握已有思维成果并加以发展时不可缺少的工具。这可以应用到具体技术动作的学习和掌握环节,也可以延伸到体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产生了体育文化与社会的互动治理效应。

2.4 稳定性和演化性

体育语言一旦成为某个体育环境中约定俗成的交际工具,就将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形成相对固定的语言模式以便于治理。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田径教学语言中的投掷类项目通常被认为是发展爆发力和力量素质的较好选择,但在当今的教学和业余训练中却较少出现,已逐步被投掷实心球等其他项目所取代。只是这种演化通常是非常缓慢的,这种渐变性是受其稳定性所牵制的。

2.5 公平性

任何体育运动项目都受其比赛规则的制约,“公平、公开、公正”是奥运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体育面前,种族、阶级、帮派、职业等社会因素都将失去作用,“体育语言”在任何人的使用中都是相对公平的,这也成为体育文化语言治理过程中最大的砝码。

3 体育语言与体育言语

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认为,人类的语言机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语言,一是言语[8]。语言是人们进行交际时的工具,是进行体育文化治理的手段和方法;言语是运用这一工具的过程及结果。其中语言是社会现象,言语是个人现象。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体育语言和体育言语也符合上述关系。

体育语言和体育言语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体育语言多体现为直观性的、相对稳定的体育文化现象,如:足球文化、篮球文化,网球文化、体操文化等多种项目的文化语言,这些就形成了体育文化治理的工具基础,而体育言语多体现为声音(或文字)的表现物,且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的文化现象,如:各项目教学光碟、体育教材等,这些是具体体育文化治理的过程或结果的展现形式。

4 体育语言的治理功能

我国一些语言学家把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概括为两大类:社会功能和思维功能[9],体育语言的治理功能也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从社会治理功能的角度来看,各种体育语言作为体育信息的载体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可以通过体育活动来达到交流情感的目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正是体育语言社会治理功能的集中体现。同时,特定的体育语言还可作为某些集体的标志,比如“街头篮球”“街头足球”“黑市拳击”,都带有特定群体的特定涵义,成为他们进行体育交流的主要语言,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

从思维治理功能的角度来看,人们在进行体育运动时,大脑中的抽象思维需要凭借体育语言来进行,形象思维需要体育语言来表达,体育语言成为了身体文化与思维的结合体,成为了思维治理身体的主要着力点,推动着体育向更深入的程度发展,同时,体育的认知成果也需要借助体育书面语言,体育教学语言等作为物质载体,进一步传承,进一步完善。

5 体育语言治理体系

体育语言治理的任务在于研究人类的体育语言,使人们能够从理性的高度认识体育语言的诸多方面,达到体育文化治理的目的。主要包括对体育语言结构体系诸多特征的描写和体育语言治理规律的认识两个方面。其治理体系按照不同的标准分类大致如下:

5.1 普通体育语言和具体体育语言

具体体育语言是指体育运动项目语言或有亲属关系的具体体育文化语言,如:足球语言、篮球语言、排球语言、裁判语言、体育表情语言等,体育运动项目的分类按照项群训练理论可以分为体能主导类与技能主导类,而体育语言的分类则是根据体育文化的表现进行分类,更多关注的是文化氛围与沟通表现。按照沟通理论可以将具体体育语言分为单人参与体育语言、双人参与体育语言与多人参与体育语言,比如,田径运动中大多数语言形式属于单人参与体育语言、乒羽网球双打项目的语言形式属于双人参与体育语言、足篮排球的语言形式属于多人参与体育语言;按照场地特色与文化氛围可以分为水上体育语言、冰上体育语言、场馆体育语言、草地体育语言、硬地体育语言等,比如,在水中的游泳、跳水、水球等项目可以通过击打水、水的动力传递等传达自己的想法来进行沟通;具体体育语言的研究主要是对具体体育语言体系及其特点进行描写、比较、对比等,找出共时和历时的规律。

普通体育语言是指各种具体体育语言和亲属语言,研究各种体育语言的共同规律和一般原理。揭示人类体育语言的共同结构特点和演变规律,以及这些普遍规律在各种体育语言中的具体表现类型。

5.2 体育共时语言和体育历时语言

体育共时语言是指体育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语言形式,研究体育语言的共时结构和规律,如:现代足球语言、现代篮球语言、现代乒乓球语言等。它所研究的重点是体育语言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体育历时语言是指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中的体育语言,研究体育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如:武术史、田径发展史等。它所研究的重点是历史变化的体育语言现象和规律,探讨体育语言要素和语言系统从古至今的历史演变和连续性,其研究成果可以对体育共时语言现象和规律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5.3 体育理论语言和体育治理语言

体育理论语言是指对体育现象进行理论概括与总结的语言,现在多数体育教材都是体育理论语言的形式,体育理论语言与普通体育语言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只是分类时的着眼点不同,普通体育语言和具体体育语言相对而言,体育理论语言对体育治理语言而言,当运用体育语言理论来治理各类体育实际问题时,就形成了体育治理语言。体育教学语言、体育统计语言等均是体育治理语言关注的实际问题。

语言作为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与治理手段,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无时不用,又无时不在的社会现象,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发展的重要条件。从体育语言的角度分析体育文化,可以丰富体育文化,形成新的体育文化知识;重新界定和审视体育文化现象,生成新的观点,将对训练、教学、科研理论等多方面形成综合治理并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

体育语言体系是体育文化治理的工具、手段与落脚点,是体育文化的承载与展现形式。体育语言凭借自己独特的符号功能使体育文化治理成为可能。体育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体育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语言,而是为了完善体育治理,是以语言——体育语言的方式实现体育文化的健身、教育、娱乐、休闲、文化、政治、经济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体育治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文化治理的提出使得体育文化的发展在文化本位上又回归了理性。

摘要:体育文化作为一种语言文化,是文化治理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从文化学、语言学、体育学等角度思辨性的诠释了体育语言及其治理的重要性,构建了体育文化的语言治理体系,强调了体育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运用体育语言完善体育治理,实现价值转换,重塑体育治理模式,回归体育文化理性。

关键词:体育文化,体育语言,体育治理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J].学术月刊,2012(44):29.

[2]赫斯蒙德夫著,张菲娜译.文化产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5.

[3]杨文轩,陈琦.体育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5.

[4]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8.

[5]体育史教材编写组.体育史(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9-12.

[6]金雁群,等.体育语言学[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19-219.

[7]邢福义.现代汉语(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

[8]Saussure·D.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1-42.

跨行政区域现代治理体系构建 第11篇

关键词:现代治理体系;经济带发展;构建

一、“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发展现状

首先,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03-2012年,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由208.5亿元增加到815.9亿元,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6.4%、25.9%、21.6%。

其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素质明显提升。第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减少了0.6、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了2.6个百分点。总投资160多亿元的广胜寺、云丘山等8个重点旅游项目正在进行。

最后,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初步形成了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先后建成阳侯、临吉、京昆与青兰临汾段及联络线、霍永等5条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尧都区、侯马、霍州、洪洞、襄汾等县市不断开拓城市气源,发展城市用气,2010年尧都区用气覆盖率达到87.0%。目前经济带各县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已全部建成并运行。“临汾公厕”荣获“迪拜国际最佳范例奖”,是中国在城市公厕领域获得的最高国际荣誉,成为经济带上一大亮点。

二、构建“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的重要意义与困境

(一)以优化产业结构为核心,打造转型跨越发展新支撑。煤铁资源是临汾地区的主要资源,是临汾地区的支柱产业,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对煤铁资源的依赖。为此,临汾市委指出在改造提升煤焦铁等传统产业现代化水平基础上,大力发展装备制造、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新兴产业,彻底改造产业结构,使经济发展减少对煤铁资源的依赖。

(二)协调区域间的发展。临汾市领导深入分析了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的资源开采状况,以及考虑未来的人口分布,经济布局。积极推进经济带内侯马经济区开发。因此,发展临汾的经济,应当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处理中部与东、西部之间的关系,通过中部地带优先发展带动全市经济的发展。

(三)加快人才、土地、资金、项目生产要素的培育,为发展提供专业化服务。满足经济建设的土地用地,充分开发利用闲置土地;扩大和组建金融运营平台,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为招商引资提供宽松自由的环境;大量引进人才,探索招聘高技术,顶尖人才,增强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但就目前经济带发展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经济带的快速发展。

1.条块分割、责权利不清,严重影响了经济带各区域的工作。首先,县市各政府直接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常常在贯彻落实各项方针、政策方面缺乏统一性,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履行和效率的发挥。其次,区域各部门之间职能交叉条块之间责权不清,争权争利,互相推卸责任现象时有发生。

2.经济带上各县市内部关系混乱、问题重重,主要表现在为横、纵关系缺乏协调,不够顺畅,对经济带工作形成阻碍。首先,从县市机构设置来看,县党委、政府、同等职级,各司其职,相互监督。但在实际工作中,既有县政府超越党委,也有党委行使政府职权,造成职权使用混乱,责任不清。其次,内部纵向关系不够顺畅,经济带上各项工作不受重视。垂直领导不能有效发挥职权,人员松散,办事效率低下。

3.各县市直接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各县市为了维护本地区的基本利益,往往各自为政,只注重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部,缺乏全局观念与协调行动的机制。

三、“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治理模式的模型构建

根据区域的发展模式、人员结构、政策制定,方便各区域之间协调运行,优势资源的互补利用,并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工作机制,形成了初步的合作体系和制度框架。决策层包括:各区域政府合作的行为主体共同制定领导峰会制度。

协调层包括:各区域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协调委员会、人力资源协调委员会、政策规划协调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执行层包括: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专题组:能源组、交通组、信息组、旅游组、物流组、金融组、环境保护组。

1、决策层是在原来“主要领导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由各县市的党委书记、市长构成,其主要功能是对涉及区域发展重大事项的审议、决定和决策,是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策、审议区域合作政策、统筹重大项目布局的最高层次的联合协调机制。

决策层每年召开一次峰会,由各县市最高领导轮值主持。各县市轮流举办。

2、协调层由人力资源协调委员会、各区域协调联席委员会、政策规划协调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构成。其中,专家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不仅为联席会议、专题组就区域发展重大问题提供决策咨询而且还为峰会提供重要的意见建议。

协调层的议事原则是:平等协商、协调推进。

协调层每年召开两次会议,由各县市主管副市长主持。各县轮流举办。

3、执行层是在峰会和联席会议领导和指导下,建立合作专题协调推进制度,负责合作专题的协调推进落实。由各个专题组构成。

专题组根据治理事项落实的需要设立,目前设能源组、交通组、信息组、旅游组、物流组、金融组、环境保护组7个专题组。其主要功能是表达经济带上各方利益诉求,落实峰会和各协调委员会精神,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区域合作,指导和协助不同区域企业与社会中介组织跨区域的活动,以形成以专题带动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的良性模式。

执行层的议事原则:灵活机动,提高效率,保证质量。

执行层的议事范围:贯彻落实决策层、协调层的决议,将各项既定政策在专题组工作推进中,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专家咨询、行业协会参与制度。建立重大项目招投标机制和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制度,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引导企业参与区域合作。

执行层每年召开四次,每季度一次,保证各组灵活有序的进行各项活动。

但对于以上构建的模型与合作机制而言,可能存在两方面问题:

①模型的构建与法律规范的出台可能步调不一致,造成模型的运行,存在内容合法性方面的問题。

②区域政府间关系复杂与行政成本增加问题。跨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使得区域内政府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建议:

①健全法规,改革区域管理体制。区域法规可以为实现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长久动力和长效机制,有利于实现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法制化。

治理体系 第12篇

一、完善法 制, 为健全“三公”消费治理体系 ,提高治理能力提供基础与保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的财政是法治化的财政,法律制度既为财政确立运行规则,也为财政提供根本保障。要遏制“三公”消费,健全“三公”消费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就要健全国家有关“三公”消费的法律制度体系。

(一)完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为健全“三公”消费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提供前提

遏制“三公”消费,首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将财政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如2008年5月我国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务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2012年7月9日国务院颁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机关事务管理活动的行政法规,对“三公”消费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2014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对“三公”消费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要求,如要求“三公”消费要向社会公开;要实行全口径预算,避免一些部门为逃避监督将“三公”消费通过预算外收入支出,等等。但这还不够,还应制订有关“三公”消费的专门法律,克服现在“三公”消费的规范分散在不同法律中,不系统、不完整,容易冲突的现状,只有对“三公”消费的各个方面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有法依可,才能健全“三公”消费治理体系,为遏制“三公”消费提供前提。

(二)严格实施法律,提高法律执行力,为健全“三公”消费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提供基石

好的执行力比法律的制定更重要。遏制“三公”消费,不仅要有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要有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不断提高法律执行力,否则,再健全的法律也会成为一纸空文。为此,立法机关立法要注意法律条款的可操作性,否则宁可不要。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对乱花滥用“三公”经费的部门和当事人要严厉追究责任。司法机关要加强打击力度,不能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只有法律制度完善,严格依法办事,治理能力才能提高,遏制“三公”消费才有坚实基础。

(三)深化财税制度改革,为健全“三公”消费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提供制度保障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既是国家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政府从管理走向治理,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要健全“三公”消费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就要从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入手。

首先,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现代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过去的预算制度不完善,如旧的《预算法》没有将“三公”消费纳入公开范围;又如各部门单位还保留财政专户,收支没有全部进入央行单一国库账户,容易助长“小金库”泛滥,让“三公”消费有立足之地。这就需要不断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以健全“三公”消费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真正遏制“三公”消费。

其次,要不断扩大预算公开的范围、细化公开的内容。“公开是现代公共预算的基本要求”“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需要。”修改后的《预算法》草案不仅明确要求“预算公开”,还要求对三公经费的安排与使用作出说明。但只是“三公”公开还不够,因为其他支出也可能隐匿“三公”经费。要遏制“三公”消费,还要细化预决算公开的内容、扩大公开范围,不仅要公开“三公”经费,还要公开其他预算支出;不仅要公开预决算的内容,还要公开预算的修改;不仅要公开“三公”消费的数额,还要公开各部门的人员数量和结构,这样,才能保证公开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严肃性。

再次,要加快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公务卡结算等制度的改革,建立“三公”消费的预算、使用、监督、审计和公示等一整套制度,这既有利于遏制“三公”经费增长,也有利于健全财政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二、完善监 督体系,为健全“三公”消费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提供条件与支撑

“管理”与“治理”有本质不同,“管理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分界,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治理则消除了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治理往往指‘协同治理’,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不同行为主体间形成的一种有机合作关系。”遏制“三公”消费,要充分发挥纪委、人大、审计、监察、政协、媒体、公众等监督主体的作用,形成多元化、立体化的监督体系。首先,要充分发挥纪委的监督作用。纪委不监督具体业务,但通过监督党员干部,对“三公”消费也能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纪委要深入群众,对“三公”经费运行中群众反映强烈的人与事,要加大查处力度;要加强巡视,发现问题立即介入,对违法乱纪者给予党纪处分。其次,人大要履行好监督职能,要认真审议各部门提交的预算编制,并把“三公”消费作为审查的重点;通过抽查、专项检查等形式,加强对“三公”经费预算执行的监督;各级人大都要设立预算工作委员会,保证其有职有权,以对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和决算实行全口径的全程监控。第三,在行政系统内部,财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通过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来加强对各部门单位预算执行的监督。审计部门要加强对“三公”经费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的审计,促使“三公”经费支出合法有效。监察部门要利用与纪委合暑办公的优势,与纪委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第四,要充分发挥媒体与公众的监督作用。不断完善质询、听证、举报、公示等制度,为舆论和公众的监督创造条件。新闻媒介对“三公”消费的违规违法行为要及时曝光。政府要为公众提供举报电话、网络等平台,对实名举报者要加强保护,对媒体曝光的案例要及时公布处理结果。广大市民要积极参与,依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

三、协调一 致, 形成合力,为健全“三公”消费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提供良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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