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意蕴范文

多重意蕴范文（精选5篇）

多重意蕴 第1篇

一、诗意的自毁:性格悲剧

首先, 我们看到, 爱玛的性格悲剧缘自性格与环境的冲突。

爱玛有着丰富敏感的心灵世界, 追求美好的精神生活和爱情的幸福。而命运却将爱玛置于物质贫乏和精神饥渴之中, 空虚的痛苦使她产生了冲破鄙俗环境的欲望。于是, 爱玛浪漫诗意的天性为她开拓了一个美好的虚幻世界, 在婚姻和爱情中追求生命的意义。

在对婚姻和爱情的追求中, 爱玛浪漫的诗意和生机勃勃的个性得到了极致的张扬, 甚至表现为一种诗意的疯狂。她嫁给包法利, 是出于“对新生活的热望”, 在给赖昂写情书时, 她“见到的恍惚另是一个男子, 一个最热烈的回忆, 最美好的读物和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爱玛的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包法利主义”。“包法利主义”似乎一直不是一个褒义词, 但其中确实包涵着一个女性丰富的热情和生命的力量。沉溺在虚幻的自由快感中的爱玛在“诗意的追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 爱玛苦心经营的幻象破碎了, 以自杀告终。总括来说, 爱玛诗意的追求实质上是诗意的自毁。

值得注意的是, 在爱玛对爱情与理想艰难的追寻中, 她充满生机与诗意的个性被磨蚀, 丰富敏感的心灵世界被摧毁。鲁迅先生说过,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这一角度看, 爱玛美好天性被摧毁是爱玛悲剧的重要层面;而爱玛的毁灭又恰恰是缘自她本身性格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某种意义来说, 这是更残酷, 更深刻的悲剧。

二、男权世界中的牺牲:性别悲剧

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 爱玛所读的只能是充斥男性话语的“教科书”。充满神秘隐喻的宗教布道文和浪漫主义传奇小说, 使爱玛醉心于奇异的幻想, 憧憬缠绵悱恻的爱情, 在幻想中堕入了男性话语的玫瑰陷阱。这种爱情梦幻是男性文本所编织的最大谎言, 谎言的实质是男性对女性的占有, 而且更主要的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剥夺, 它旨在使女性心甘情愿地处于从属地位。而爱玛心甘情愿的接受了男性文本的俘虏。

爱玛对男性文本的痴迷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 它使爱玛能够暂时摆脱鄙俗的环境、平庸的丈夫, 为她提一种逃避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 浪漫传奇编织一个美丽的幻梦, 抑制了爱玛的自我意识, 将爱玛对现实的不满引入理想化的期待中。在这期待中, 爱玛提升自我的唯一方式就是依傍男人——依傍丈夫走入婚姻, 面对的是束缚和禁锢;背叛婚姻依傍情人却陷入另一个困境。“她是男人的附庸, 却自以为是他的偶像;她在肉体上蒙受耻辱, 却把一切献给了爱情。由于只配知道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情, 她变成了耽于空想的祭司”, 波伏娃的这段话是对爱玛性别悲剧极好的概括。

爱玛的悲剧绝非爱玛一个人的悲剧, 正如作者所言“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 不用说, 就在如今, 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庄受罪, 哭泣”。爱玛是男性霸权的牺牲品, 她的悲剧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按照社会性别论的观点, 在狭窄而封闭的空间里, 女性的角色已经被男权文明预先设定, 女性是男性的附庸。爱玛也曾极力扮好自己所饰演的角色。她努力的去爱包法利, 虽然这种努力是多么的徒劳。爱玛试图挣脱自己的角色, 却无法拂去心中的文化烙印。所以, 自以为“失贞”的爱玛摆脱不了忏悔意识的纠缠。有人指责爱玛的懒惰、轻浮、奴性, 其实这些缺点只不过表明了她视野闭塞这一事实。波伏娃尖刻地指出, “据说女人是淫荡的, 沉迷于内在性之中, 但首先她一直被封闭在这里”。强大的文化力量, 限定了女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爱玛看到了女性的卑微, 而她要求解放的标准却不是别的, 恰恰又是向男性看齐。综观爱玛的一生我们看到, 她一直受到两种异化方式的诱惑:“装成男人是她受挫的根源, 装成女人也是个骗局:做女人意味着成为客体和他者”, 这也是所有女性共同的悲哀。在男权社会, 男性文明的大前提下, 女性的悲剧是母女相传的, 这正是爱玛希望生个男孩的关键所在。

三、提升和超越:美学价值

爱玛是痛苦的, 但对悲剧来说重要的不只是痛苦, 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陷入命运罗网的爱玛, 用自己性格中全部的激情和力量去对抗自己面对的痛苦。爱玛的性格中有弱点, 同时也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力量。爱玛的不幸遭遇让我们为她深深惋惜。但同时, 我们又不得不赞美她追求自由的力量和坚毅。从对有限现实超越的角度, 我们应该肯定爱玛的悲剧性追求蕴涵着巨大的美学价值。

爱玛的悲剧是个体与命运的抗争, 她的婚姻和外遇是她实现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个体化方式, 体现了对有限现实超越这一人类共有的特质。因为就本质来说, “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和自觉的活动, 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 “人只有在自由的时候才感到幸福, 也只有幸福的时候才感到自由”, 人的欲望的扩张是对自身价值的不断追求, 是对自由的追求, 是人的“类”属性的本质需要。

爱玛的抗争中有一种“疯狂”的特质, 这种“疯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出了道德的尺度。但爱玛的“疯狂”表现出的不是猥琐的卑劣, 而是一种坚毅的力量和阔大的气魄。她超越现实、追求自由的“疯狂”, 让我们体验到了蓬勃的生命力。所以, 不应该仅仅指责她的道德缺陷, 而应同时看到她的自我实现的努力——命运摧毁了爱玛, 但却无法摧毁她生命的力量。“审美的快乐是一种体验自由的快乐, 审美经验是一种体验自由的经验。而美, 作为对象化的人的本质, 也就是自由的象征”, 爱玛的抗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自由的指向。我们从中能体会到“在悲剧中, 我们面对惨象, 却有胜利的感觉。那失败也是坚苦卓绝的斗争之后的失败, 而不是怯懦者的屈从投降”。悲剧的失败, 激发的不是阴郁和沮丧, 而是让人感到鼓舞和振奋。

马尔库塞指出:“艺术的基本品质, 即对于既成现实的控诉, 对美的解放的乞灵”。《包法利夫人》在个人的典型命运中表现了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力量, 突破了蒙蔽和硬化的社会现实, 打开解放的前景, 同时在人的精神世界对现实进行美学方面的爆破, 这就是爱玛悲剧的多重意蕴的价值所在。

摘要：以往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评论, 往往停留在对作品的社会批评上, 并不能充分揭示女主人公爱玛的形象价值和作品的文学地位。从性格和性别的角度切入爱玛的悲剧, 深入挖掘爱玛悲剧的丰富内涵, 并从美学方面对其悲剧的美学价值予以分析评论。

关键词：悲剧,女性,自由,理想

参考文献

[1]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24.78.

[2]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107.

[3][法]福楼拜.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270.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163.

[5][法]波伏娃.第二性.人民书城电子图书.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85.53.

《宠儿》中象征意蕴的多重解读 第2篇

象征，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是用客观世界中的具体事物或形象等来暗示和传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小说充满大量象征意象，从树、水、红丝带到人物、房屋，遍布全文，相互呼应，莫里森“以诗话现实主义的手法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隐喻意象与黑人历史文化和主人公的心理真实结合起来，虚实相衬，巧妙地神话了全书的主题，重现了黑人经历的诗一般的美妙和痛苦”(孙薇，2002)。本文主要分析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和人物，揭示其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意蕴。

一、事物的象征意蕴

许多事物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往往具有象征意蕴，既为情节发生提供了场景，又推动了情节发展。

1.“甜蜜之家”

“甜蜜之家”是塞丝在奴隶制下生活过的一个南部种植园，一个美好的名字。那里有如天堂般迷人的风景，似乎是一个甜蜜而温暖的港湾。正是在这个所谓的“甜蜜之家”，六个黑奴没有任何自由，只有无止尽地“被租用，被出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被掠夺”。在这个如监狱般的农庄里，黑人饱受着各种各样奴役生活的煎熬，黑人的悲伤、恐惧、愤懑、孤独和冤屈等都在这个所谓“甜蜜之家”的农庄里的黑奴们的身体上清晰地铭刻出来。正如保罗所意识到黑人被隔绝在“美丽的谎言”里一样，因为“那儿并不甜蜜，当然也不是个家”。塞丝也意识到“甜蜜之家”的欺骗性，憎恶“甜蜜之家”展现的“无耻的美丽”。“甜蜜之家”，名为甜蜜温暖之家，实为白人压榨并迫害六千多万黑人的充满奴役和残暴酷刑的地狱，隐喻了白人文化的“理想和科学”工程———披着虚假外衣的罪恶的奴隶制。

2.“124”号房屋

“124”号房屋，蓝石路上这所灰白两色的房子，并非作家虚设的数字，而是匠心独运的巧妙设计，蕴含丰富而深刻的意义。“124”号农舍曾经是白人鲍德温兄妹的住所，废弃后贝比·萨格斯入住并进行改造。从后门进入是白人给黑人订下的规矩，贝比破坏了这个规矩，封上了后门，试图开始重建黑人自由的家园。“124”号收留了逃命的塞丝及其子女，成了她们的避难所。“124”号曾是黑人们歇脚的驿站、集会和交流的地点，最终成为黑人自由家园的象征。但是她们的自由并没有得到保证，白人们还是进了它的院子，塞丝还是被迫杀死自己心爱的女儿。“124”中间少了“3”，正暗示了塞丝死去的第3个女儿。“124”号也象征了在白人主流文化的挤压下，黑人自由的不完全。

此外，从1863年《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的颁布至1987年《宠儿》的出版这一段时间，是美国黑人获得法律上自由的124年(杜维平，1998)，作者似乎在警醒酣睡了124年的黑人同胞重新思考自由的涵义，因为黑人从来没有获得完全的平等与自由。所以124号象征着黑人们的亟待修复和守卫的精神家园。

3.“树”型伤疤

在奴隶制下，白人奴隶主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对黑人女性进行杀戮、残害和玷污，对她们施行身体政治。在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是身体暴力，伤痕累累的身体随处可见，而莫里森最为关注的是黑人女性身上的创伤：塞丝母亲身上的记号，塞丝自己后背上的“樱桃树”，以及宠儿脖子上的伤痕，等等。黑人女性是悲哀的，塞丝不停地被白人侵犯，还要遭受白人的责罚：“‘学校老师’让一个家伙划开我的后背，伤口愈合时就成了一棵树。”通过白人姑娘，塞丝知道在自己的后背上留下了皮鞭永久的痕迹———一颗苦樱桃树，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还有树叶……”。在白人姑娘眼里，那是一颗树，美化了的树，可是在塞丝心里，那是遭到毒打后留下的伤口，是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女性欺凌的证据。塞丝背上的树代表白人奴隶主对以塞丝为代表的千千万万的黑人奴隶的残酷迫害，同时，树和塞丝那“铁的眼睛、铁的脊梁”一样，又是黑人那饱经折磨却顽强挺立的生命力的象征。

二、人物的象征意蕴

莫里森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形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

1. 塞丝

塞丝是小说中具有典型象征意蕴的女主人公。她的身上体现了十足的母性：丰富的乳汁、无私的母爱和顽强的生命力，因而她成了母亲的象征，非洲黑人母亲的原型。塞丝丰富的乳汁象征着悠久绵长的黑人文化，是哺育黑人儿女的精神食粮。塞丝每回忆起奶水遭抢的过去，就痛苦地重复：“还抢走了我的奶。”“还抢走了我的奶!”这是白人奴隶主对黑人母性的践踏，同时也象征了白人对黑人文化的掠夺与破坏。塞丝爱自己的儿女们胜过自己的生命，在白人奴隶主追来时，为了使子女避免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宁愿为女儿选择死亡。塞丝的行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杀戮，而是为了保护而杀，为了自由而杀。从黑人的价值观看来，它是爱，是反抗。

2. 宠儿

宠儿是小说中具有深刻象征意蕴的人物形象。小说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六千万甚至更多”。这六千万是什么?在小说中，莫里森通过丹芙和宠儿的对话，以及宠儿的独白，使我们了解到了她有极深的冤屈和愤怒。她的描述含糊不清语序颠倒，一方面是多年前被母亲所杀又以肉身还魂的宠儿出现，另一方面她又象征着从非洲到北美的运奴船上的黑奴。她既代表个体，又代表深受奴隶制迫害的六千万甚至更多的黑奴。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描写，对奴隶制进行了血泪控诉。她对丹芙说：“别跟我说该怎么做，永远永远别跟我说该怎么做。”这不但是一个婴儿的祈求，而且是六千万黑奴的愤怒之声。宠儿是惨无人性的奴隶制对黑人无法抹去的阴影，提醒每个黑人那不堪回首的过去。而宠儿终于被逐出“124”号，象征黑人最终会推翻奴隶制，取得自由而重获新生。

3. 贝比·萨格斯

贝比·萨格斯是另一位极富神秘色彩的人。在奴隶制下生活了60年之后，孝顺的儿子黑尔竭尽全力赎出了母亲，使贝比获得自由。来到自由之地的贝比成为一名不入教的牧师，走上讲坛，把她伟大的心灵向那些需要的人们打开。当与塞丝一样的黑人逃亡到她那里时，她用一颗博大的爱心接纳并爱护着他们。她教会黑人们什么是自尊、如何自爱，并鼓励他们否定和抛弃白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歧视和侮辱，坚强而勇敢地生存下去。自由后的贝比成为医治黑人心灵创伤的牧师，成为黑人社团的精神领袖，象征着黑人自救的一盏明灯，预示着黑人的名族意识的觉醒。

4. 加纳先生和“学校老师”

加纳先生和加纳夫人是“甜蜜之家”的主子，他们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奴役黑人。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对人体的操纵、塑造和规训的中心观念是驯顺性。”(福柯，1999:154)对身体的规训是一种蒙蔽性更强的暴力，正是在这种温和而隐秘的管理下，黑人被占有、被驾驭、被改造并且被驯顺。

加纳先生去世后由其妹夫“学校老师”来接管“甜蜜之家”，而把奴隶主称作“学校老师”是极有讽刺意味的。“老师”本应该是知识的传播者，道德观的捍卫者，平等、正义与奉献的代言人，但小说中的这位“学校老师”却是典型的白人奴隶主形象，一位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总戴着硬领，在田里也不例外。举止讲究，轻声说话，痰吐在手绢里，在很多方面都很绅士”，外表俨然一个优雅绅士，其实他冷酷虚伪、专横暴力。他测量黑人的身体、数他们的牙齿、记录他们的生活习惯，视黑人为动物，用皮鞭抽打奴隶，容许自己的两个侄子侮辱塞丝，而他站在一旁做笔记。他仅仅把黑人当作是会说话的工具，正如贝比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黑人“只要没有跑掉或吊死，就得被租用，被出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被抢夺”。

由此可见，无论是使用的隐蔽的身体暴力的加纳先生，还是使用比较暴烈的管理形式的“学校老师”，他们都代表居主导地位、掌控主流话语的“下定义”的白人奴隶主。

三、结语

莫里森在《宠儿》中对独特的象征艺术手法的运用可谓精心设计、匠心独运。作者借助一系列有着丰富内涵的象征意象，不仅铺陈故事背景，刻画人物心理，推动情节发展，而且对深化作品的主题意蕴和领会其中深刻的思想内涵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注：文中引文均出自托妮·莫里森著.潘岳，雷格译.宠儿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摘要：托妮·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黑人女作家。其巅峰之作《宠儿》运用了大量象征手法, 对深化和充实主题起到了点睛作用。本文通过详细分析《宠儿》中主要事物和人物的象征意蕴, 旨在揭示其深刻的主题、领会作品的思想内涵、丰富和拓展作品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小说《宠儿》,象征意蕴,事物,人物

参考文献

文中引文均出自托妮·莫里森著.潘岳, 雷格译.宠儿.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年.

[1]孙薇.打开记忆的闸门——莫里森《宠儿》中水的意象和象征[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2, (4) .

[2]杜维平.呐喊, 来自124号房屋——《彼拉维德》的叙事话语初探[J].外国文学评论, 1998, (1) .

[3]福柯著.刘北成, 杨远婴译.规训与惩戒[M].北京:三联书店, 1999:154.

[4]胡笑瑛.托妮·莫里森《宠儿》中人名地名的象征意蕴[J].宁夏大学学报, 2008, (9) .

[5]王守仁, 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6]汪顺来.《宠儿》中的象征和隐喻意义[J].常州工学院学报 (社科版) , 2006, (2) .

多重意蕴 第3篇

关键词：青鸟,意蕴,象征机理,发微

从遥远的说唱文学开始,先民们在无意识中已经利用歌谣、祭祀等仪式和手段祈福祷告,安抚心神。那些歌谣、爻辞、仪式、对话等恰恰支撑了文学经典的代代相传,并对后世的阅读者传递着某种信仰和力量,起到了悦人静心的作用。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信息产业革命”的更新换代,人们一边享受信息快捷和服务细致的便利,一边遭遇精神生活被“科技产品”奴役的危险,承受着更多的孤独、焦灼、不安或不可言说的苦闷,人们的“幸福指数”在渴望中总是难以攀升。此时,文学就应该成为人类精神的救赎。

一、“幸福”是《青鸟》恒久的象征内核

在世界文学浩繁的历史卷帙中,梅特林克的《青鸟》中蒂蒂尔和米蒂尔找寻“青鸟”的过程,与人类求索真理、追求幸福的漫漫旅程,又有多少分别呢?重读梅特林克的《青鸟》,让文学沁润心灵,“治疗”忧伤,启迪智慧。

梅特林克的《青鸟》写于1980年,讲述了蒂蒂尔和米蒂尔这一对小兄妹在梦幻中寻找青鸟的故事,主题指向人们对光明、幸福和欢乐的追求。一方面,它如同一个童话剧,颇具人情味;另一方面,它又不似童话剧,因为它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哲理性。梦幻和现实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了界限——梦幻里的“青鸟”可以被带到现实中来。“青鸟”在剧中有多层寓意,包含自然之奥秘;人之精神信仰;现实之需要;美好之未来等。从形式上看,《青鸟》与易卜生的《皮尔·金特》很相似,也是创作者在透视生死玄机时探寻幸福的寓言。在《青鸟》中,“幸福”对人类而言,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既是可触的又是遥远的。人们追求幸福,但并不清楚幸福的标准。幸福可以被拥有,但也可能再失去,最后又可能失而复得。当青鸟飞走时,蒂蒂尔向小姑娘保证,说:“我把它再给你捉来。”尔后,蒂蒂尔又转向观众说:“如果有哪位找到了那只鸟,请把鸟还给我们好吗?为了我们今后的幸福,我们需要青鸟。”[1]

瑞典学院在1911年授予梅特林克诺贝尔文学奖时,如此评介了《青鸟》关于“幸福”主题的象征:“原来幸福的青鸟只存在于这个易灭的世界之外,但具有纯洁心灵的人仍要来追寻,因为他们的情感和想象曾因遨游在梦境当中而变得更富有,更纯净。”[2]此种评介引发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青鸟》中“幸福”主题的新论述。国内学者郑振铎就曾对此论述:“青鸟乃是幸福的象征。只有从自己牺牲中才能得到。但幸福是非永久可以把握的,所以青鸟不久即飞去了。”[3]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在重新评介《青鸟》时,仍然以“幸福”是《青鸟》之象征立论,只不过其认知更为深入一些。国内知名学者郑克鲁就曾论述道:“青鸟包含着几层象征意义,它是独一无二的人类幸福的体现者,它又包含着大自然的奥秘,因此它既体现着人类精神上的幸福,同时又体现着人类物质上的幸福,既关系到现实生活,又关系到未来生活。作者用青鸟这样具体的事物来表示抽象的观念,他要说明,人类幸福是存在的,虽然我们总不能发现,以为离我们很远,但经过千难万险最终是可以找到的;即使会得而复失,也能再次找到。”[4]在探究该剧本的“幸福”主题时,若认为青鸟之象征,仅仅停留在“幸福就在眼前”的心理期待的意蕴层面上,而忽视了“追寻身边幸福”的主动认知的意蕴层面,就等于丢掉了解读“青鸟”之象征的深度和广度。

二、《青鸟》象征意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对于《青鸟》这部剧作,人们多数情况下认为蒂蒂尔和米蒂尔梦幻里的“青鸟”就隐喻了现世芸芸众生所追求的“幸福”。这样的理解是对剧本基本意义的思考和传递,然而,《青鸟》是有着丰厚的象征意蕴的,其象征意义背后的复杂性与歧义性还有待深究。

从诸多专家学者对《青鸟》的象征性解读言论中看,“青鸟”在基本要义上象征“幸福”是毫无疑问的了。然而,更有别家之说给“青鸟”的象征性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有学者认为《青鸟》传达了一种“厌世主义”——“记忆之土”里的孩子们虽然有着幸福的表情,但是仍然让人心生沮丧,因为“若使生的不纪念死者,死者一点儿不能存在。”[5]这样的观点显然给《青鸟》涂上了悲剧色彩。

另有学者认为,《青鸟》传达着一种理想信念。“这个剧本说明人类不论经过多少艰险,总会找到幸福;人只有为别人的幸福着想,自己才会幸福。《青鸟》既体现了丰富的哲理,又有无数动人的场景,并且成功地采用了把抽象事物拟人化等象征主义手法,从而成为对理想主义的一曲充满热情的讴歌。”[6]因此,《青鸟》就是对“人道主义”理想信念的探寻。与上面论及的“厌世主义”完全相反,《青鸟》说明了梅特林克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代表了世人对《青鸟》之象征及梅特林克本人认知的复杂性和歧义性。“乐观说”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基本认可,但当谈及“梅特林克以乐观之信念而究竟追寻什么”问题时,他们认为梅特林克借助《青鸟》所作出的回答表明了他不同于一般的“理想派”,更倾向于把梅特林克的《青鸟》说成是一种真理的象征。“说《青鸟》表现梅特林克的厌世主义未免过于皮相了。笔者也承认梅氏是一个厌世主义者,但那是他以前的思想,到做《青鸟》时,他的思想也许已经起了大变化了……我以为说青鸟是宗教信仰的象征,究竟不大圆满,不如说它是象征真理,然而这真理却是带有宗教信仰的色彩。”[7]

三、《青鸟》多重象征意蕴的构成机理

笔者无意对种种关于《青鸟》之象征的论断和见解,做出“高低优劣”之评判,只想对造成《青鸟》此类象征剧本解读时产生歧义的原因作以探究。艾略特从语言学范畴出发,认为其原因是“言不达意”,“正像众所周知的那样,释义只能传达出原意的一部分,这是因为诗人专注于意识的边沿,越过边沿,尽管意义依然存在,语言已无能为力。”对于不同的读者,一首诗的含义可能会迥然相异,而所有这些含义可能又不同于作者本人认为他希望表达的含义。例如,作者所写的可能是在他看来和外界基本没有关系的某一种独特的个人经历;然而在读者看来,这首诗可能表现了一般情况或读者自己的某种私人经历。读者对作品的阐释可能会不同于作者本人的阐释而同样有效——甚至更好。一首诗的内涵可能会远远超过它的作者所能意识到的。所有不同的解释也许只是同一个事物的局部说明;诗之所以具有歧义性,也许是因为这一事实,即诗所包含的要比普通语言所能传达的更多,而不是更少。”[8]笔者以为象征的意蕴是由象征形象来传达和凸显的,所以,探究解读象征时产生歧义性的原因更应该从“象征形象”创造时的本身特点切入思考。

一方面,“喻体”和“喻义”作为喻象构造中的两个要件,它们的对应与分离为解读象征产生歧义性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形象本身的意义不可能成为象征体指涉的内在意义。创造者往往只构造“喻体”,而把“喻义”藏匿在“喻体”之后。如此一来,象征体深藏的“喻义”,就必须全凭接受者借助想象力完成对它的意义追寻。与此同时,当每一个接受者面对“喻体”试图破解“喻义”密码时,都会因接受者有着各自独特的想象空间和语义解释习惯,从而得出纷繁多样的“喻体”意旨。以《青鸟》为例,何故对“青鸟”之象征的解读会呈复杂多样的态势呢?原因就在于梅特林克在剧本中并没有特别点明“青鸟”的象征意蕴,而把无穷尽的想象和猜测空间留给了接受者。因此,解读象征时所产生的歧义性与复杂性的原因,首先在于“喻体”和“喻义”两个要件在象征形象构造过程及其所造成的特殊张力。

另一方面,在象征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即便创作者点明了象征形象的意义,也不可能避免接受者在解读象征形象表现出的“差异性”。“喻义”被创作者确定,却不能促使不同的接受者分析归纳喻义的多面特征时达成一致。这是因为象征形象的构建还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基本特征。创作者虽然确定了“喻义”,但是被确定的“喻义”往往又是抽象的,创作者为了表现某种喻义特别构建了“遥相呼应”的象征形象,但是他所构建的形象又是具有多面特征的。如此一来,“喻义”仍然只是一种用抽象思维表达出来的特征化暗示,并非对应着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那么,对于同一个象征形象的解读,不同接受者有不同的猛烈和认识也在情理之中了。

四、结论

梅特林克在构建“青鸟”这一象征形象时,愈是力求隐藏“喻义”,愈是加强了语义和形象上的抽象性,随之给受众解读相关象征形象产生复杂性和歧义性提供了最大可能。尤其当象征体本身指向某个单一的“符号”时,象征形象的理解就更为艰涩和模糊。加上符号本身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进一步加大了解读象征形象的困难。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因为象征形象具有“隐晦”和“抽象”两个要素,才使得接受者在解释和阐发象征形象时拥有无限广阔的天地。

《青鸟》是梅特林克系列象征主义戏剧的“冰山一角”,不过它的多重意蕴之于“象征”,已经能够充分显现出“象征”是西方现代性语境中诞生的非理性形式和手段。时至今日,象征、梦幻等也不再仅仅体现为一种创作技巧和手段了,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主义认知论的重要内容。对于象征主义者来说,文学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的森林”,等待文学爱好者探究文学基于人类健康而秉承的理性意义旨归。

参考文献

[1]梅特林克.无形的来客(附剧作:盲人、七公主、青鸟)[C].李斯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130.

[2]建钢等编译.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122.

[3]郑振铎编.文学大纲(下)·19世纪的荷兰与比利时文学[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50.

[4]袁可嘉等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81.

[5](美)Wlliam Lyon Phelps的观点,转引自沈晖编.苏雪林选集·梅特林克的《青鸟》[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568.

[6]吴元迈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C].南京: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4,33.

[7]沈晖编.苏雪林选集·梅特林克的《青鸟》[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568-570.

多重意蕴 第4篇

一、思想观念冲突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 新旧思想冲突多以父子冲突表现, 而《寒夜》则以婆媳冲突着重凸显。

汪母“从前念过书, 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1], “三从四德”的传统思想使她潜移默化地接受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一切规范。早年丧夫的她将全部的心血都付诸于儿子身上。小说中多处展现了汪母的勤劳“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头上, 她的头上象撒了一把盐似的。他才注意到她竟然这样衰老了, 头发全变了颜色。她忽然取下眼镜, 用力柔了几下眼睛, 又把眼镜戴上, 继续工作。”[2]汪母为儿子付出的一切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 这体现了传统女性强烈的自我牺牲意识, 而这种“自我牺牲”, 对于汪文宣来说也许是母爱的伟大, 但对于曾树生而言, 却是毫无理由地妥协于父权宗法制社会。五四运动对于“人的发现”, 最大的受惠者便是女性。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宣扬“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 使人人能享受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3]。在新思想的洗礼下, 她追求个性解放, 肯定女性的个人价值 ;她活泼开朗、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渴望 ;她爱自由, 主张不虚度青春。此外, 她还拥有经济上的独立, 这也有悖于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范。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用当年的自我牺牲来衡量儿媳妇的言行, 在曾树生看来是传统思想对于女性的禁锢。不同的思想观念使婆媳间无法彼此认同, 丧失了沟通的可能性。

二、文化心理冲突

早年丧夫的汪母在心理上游走于代替父权的刚强和“恋子情结”的柔情的极端, 逐渐形成了畸形的“寡母心态”。当寡母遭遇及时行乐的儿媳, 婆媳冲突一触即发。

汪文宣早年丧父, 汪母极其自觉地模糊了性别, 主动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但母爱的柔情却也从未褪去。汪母将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在汪文宣的身上, 儿子成为其情感上的依靠。然而儿媳的介入打破了原有的状态, 汪母已失去掌控儿子生活的权威, 而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汪文宣情感上的背离。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爱妻子胜过了爱自己 ;掏心掏肺为儿子付出的自己却不及什么都不做的儿媳, 这样的现实, 如何让一位寡母欣然接受?一次次的婆媳冲突中, 无论“战况”如何, 汪母都是当之无愧的失败者, 因为儿子的态度已然摧毁了寡母内心的强大。作为新时代的女性, 曾树生不会像汪母一般委曲求全, 因为曾树生接受的文化, 所宣扬的是倾听内心的声音, 大胆追求内心对情感的渴求。“她不关心小宣, 小宣也不关心她”[4], 这是汪文宣绝望的叹息, 也是为人母的曾树生的悲哀, 她不需像汪母那般为家庭牺牲自己, 也不意味着毫无顾忌地贪图自我的享乐。人生在世, 需要扮演的角色不仅仅只有妻子, 为人母的责任更是沉甸甸的负于肩上。

寡母的艰辛着实令人动容, 但畸形的母爱却消解了母爱的伟大 ;及时行乐的情感诉求是年轻生命的真实状态, 但无所顾忌地追求却忽略了本应承担的责任。

三、婆媳冲突新探——男性角色

汪文宣本应是全家的顶梁柱, 然而他却为肺结核病所扰。“远在浪漫派运动出现前, 由结核病生发出来的那些描绘爱情的隐喻——‘病态之爱’的意象。从浪漫派开始, 该意象被倒转过来了, 结核病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5]因此, 身体上的疾病引申为爱情病的困扰 :“病态的”的丈夫无法满足妻子的情欲, 虽是客观存在的丈夫, 但从妻子的角度却形同虚设, 疾病的隐喻更将男性相对的软弱从身体的不健康引向了情感上的不健全。爱恋被生活的琐碎磨灭, 他们在感情上出现了不平衡 :汪文宣仿佛像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 而曾树生却选择了及时行乐。如果说疾病是影响夫妻间感情的一部分因素, 那么汪文宣在情感上也无法满足曾树生对爱的追求、对情感的需求, 而这种积怨最终在婆媳关系中得以释放。加之, 经济上的拮据迫使男性失掉了话语权。曾树生靠“当花瓶”的工资养活全家, 使得汪文宣时常觉得自己比妻子低一等。父权宗法制社会中, 由男性撑起的家 (特指经济方面) , 却转而依靠一个弱小的女人, 男性自然丧失了高高在上的家庭地位和话语权。在无休无止的婆媳冲突中, 汪文宣无法指责曾树生, 因为妻子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 他也无法说服母亲,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家之主的话语权。

男性虽未直接参与到婆媳冲突中, 但身体上的不健康、情感上的不健全、经济上的不独立, 使汪文宣失掉了家庭的话语权, 难以平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婆媳冲突。

纵观婆媳冲突,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家庭战争中, 没有谁是获胜的一方, 汪母、汪文宣、曾树生都曾在一个个寒夜中体味各自的悲哀。

摘要：婆媳冲突作为较为复杂的一组家庭关系, 体现着婆媳间思想观念、文化心理上的激烈冲突, 是造成婆媳冲突的显性因素。通过疾病的隐喻, 挖掘出男性角色的缺失成为引起婆媳冲突的隐性因素。身心健康状况与经济是否独立左右着夫妻间是否能够和谐相处, 进而影响婆媳关系。

关键词：婆媳冲突,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男性角色

注释

1[1][2][4]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P293, P449, P423.

2[3]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P11.

多重意蕴 第5篇

莫言是我国著名小说家。自莫言荣获诺贝尔奖之后,他迅速的红遍了大江南北,并且其作品被翻译成了多国的语言被世界上的多个国家人所诵读和传递。那么,到底莫言的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引起国内和世界范围内作者的一致好评,并且在世界诸多专家的仔细推敲下依旧能够获奖。作者认为引发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莫言小说所渲染的意象是具有多种意蕴的。在读莫言的书时,能够从平淡而又古怪的文字当中看到现实,并且让人浮想联翩。虽然莫言的书都是通过拟物、拟人等修辞形式来对整个故事进行描绘的,但是当人仔细品味,精心研读时就会发现。莫言这种行为较为间接的方式却恰到好处的直观反映出了现实。实现这一传播形式的主要原因也是在于其所渲染的意向能够让人引发多重和发散性思维,从而让人跳出现有的思维模式去考虑新的问题,进而让读者对文章所描绘的诸多现实故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体会。莫言的这种小说撰写方式、行文风格,非常的经典和独特,并且最终造就了他的成功。因此,开展对莫言小说多重意蕴的有关研究就非常重要了。作者在本文结合《蛙》和《红高粱家族》这两本著作,对莫言小说多重意蕴的用法和作用展开分析。

2、莫言小说意象的多重意蕴研究

2.1 著作简介

《蛙》这本著作主要是以我国旧社会农村的计划生育为背景题材的小说。该小说的女主角是一名乡下的妇科女医生,莫言通过讲述发生在女医生身上的故事来对这个时代进行了描绘。这个时代是我国人口飞速增长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我国政府实施计划生育的经历历经万难,不断克服这一时代的困难。而这位女医生身处于这一政策的执行者,她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并且莫言为一个人起名叫做蝌蚪,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知识分子在这一时代的卑微、弱小、纠结的精神的世界。

《红高粱家族》这本著作主要是以我国抗日战争的国土保卫战为背景题材的小说,是莫言首次对抗日战争进行描绘的一部小说。在中国很多作者所撰写的战争题材小说中,大多数战争题材的小说都是在反映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而莫言这部小说则不同,他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方写出了日本英雄的英雄事迹,而另一方写出了中国英雄的英雄事迹。并把这两者的英雄事迹统统称作为红高粱英雄。莫言小说对人物的描绘是独特的,他从另一个角度描绘出了人性的共性、爱的共同点,从而让整本小说当中的红高粱英雄更加具有人性感和生命感。

2.2《蛙》的意蕴

《蛙》是一部充满历史意义的叙事小说,小说的主要发生时间是在建国以后,其主要叙述事情是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口增长过快,面临着老龄化严重的状态,为了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无疑成为了中国所必需的基本国策,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莫言作为当代的作家深深地了解到了这一事实,带着自己的历史责任感写下了这篇小说。在小说中,莫言通过历史的对照,写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用人的命运的变化来书写历史,并用生育这一主线为中心书写了主人公的爱情史、生活史、心理发展史以及生活史,深刻的描写了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历史黑洞以及人性的本色。小说的主人公万心是一名在乡下工作的妇科医生,而且也是一个接生能手,在工作中接生了很多婴儿,在高密东北乡有着很高的个人声望。但是在当时的年代,由于万心的男朋友驾机投敌而受到牵连,因此她便成为了当时的专政对象,受到了很大的政治打击和心灵摧残。在当时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刚刚实施,主人公在工作中铁面无私,为了工作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为了保证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地进行,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解决每一个任务。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情况的复杂性,主人公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主人公经常被人打黑棍,而且自己又亲手逼死了几个已经怀孕的妇女。主人公的晚年是在深深的负罪感中度过的,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撕扯中。主人公害怕青蛙,暗喻了主人公身上背负的罪恶来源。主人公的精神分裂症是当时社会所造成的,暗喻了历史对个人产生的巨大伤害。

《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其在主旨上所表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在小说中作者主要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小说的名字《蛙》就隐喻了生殖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篇小说主要是提出了关于民族发展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代下,人们应该怎么去认识原有的生育传统。这本小说不仅仅是在写历史,通过对小说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体味到作者在小说中所展示的文化反思以及人性反思,极大地扩展了这本小说所表达的意蕴空间。

2.3《红高粱家族》的意蕴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另一篇著名历史题材小说,在小说中作者极力表现了人物所具有的强烈生命意蕴特点。这篇小说作者描写的人物具有情感热烈以及性格强悍坦荡的特点,生命激情并没有被虚伪文明所桎梏。小说中爷爷对奶奶的爱具有强烈的占有欲,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占有还有精神上的占有,通过这种粗鲁且直率的体会生命的特殊方式,不仅仅体现了当时人们身上最朴素的尊严,更加体现了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情爱本能的冲动和追求自由的人生态度。小说中通过对爷爷的具有原始野性性质的爱情行为的描写,清晰刻画了人性的神圣以及对自由的追求,这种生命力的旺盛以及对爱情的狂野,正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追求自由的一个强有力的确证。在小说中,不仅仅有对生命力的描写,而且通过全文发现其实在文章中还有对死的隐喻,正所谓不怕死,生便是无所畏惧的,便是自由自在的。对死的深刻了解造就了对生的豁达,面临死亡的淡定。莫言在文章中从反面去阐述了人性的自由以及生命力的狂野对人们的重要性以及宝贵性,对生命意识的阐述更加深刻。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中使得人们在生命信息中沉淀了厚重的社会素质,其所展示的不再是生命本体的意蕴,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人们所产生的心理内涵的展示,生的困惑以及变态只会在死亡本能的面前显示出来。在《红高粱家族》中,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所描写的家庭所具有的生命意蕴的繁复性。小说深刻的刻画了余占鳌对戴九莲的强烈的占有欲,当然这是在爱情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去漠视其他人的生命并且滥杀无辜,这就隐喻了人们不仅有对自有生命力的向往还有对反生命力的呼吁。生的对立是死,只有无畏死,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通过对《红高粱家族》的阅读理解,文章中不仅仅是单纯的表现对强劲的生命力的追求,更是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有关对生命力的匮乏所体现出来的内心恐惧。在他们的思想中,生命力应该体现在无拘无束等方面,可以自己随心所欲,面对他人的生命可以到置之不顾的层面,可以说是直接漠视。体现出了作者这一代人的焦虑所在,他们对当时的中国的基本政策和落后局面感到严重的不满,迫切希望能够得到改变从而走向新生。

3、结论

在二十世纪的小说创造中尤其是乡土小说,莫言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仅有对当时的社会情况的真实反映,更主要的是通过对作品尤其是主人公的描写,更赋予了小说本身所独特的意蕴,当然大多数都是通过隐喻来完成的。因此,莫言的小说不仅仅是理性的,还充满着感性的气息,不仅描写了历史,还体现了现在。当我们现在再去读莫言的小说时,他身上又多了一道光环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这是世界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肯定,不仅是莫言的荣誉,更是中国文化界的荣誉。

摘要：莫言的小说充满着奇特的文化魅力,由于莫言成长在中国特殊的时期,导致了他的小说充满着多重意蕴,展示出作者对生命的独特感受和理解,本文通过对莫言著名的小说《蛙》和《红高粱家族》进行分析,充分了解莫言在小说中所展现的意蕴以及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