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精选12篇）

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1篇

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前, 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 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种类数相对较少, 并且各种中间产品的技术复杂度相对较低, 国际贸易的客体主要是最终产品, 国际贸易理论解释的主要是最终产品的贸易而不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化发展, 不同领域的技术交叉结合带来更多的产品跨界创新, 使得中间产品种类数迅速增加, 技术复杂度快速提高。在此情况下, 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就会面临范围不经济的负面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后, 汽车、飞机和计算机等产业其中间产品种类数显著增加并且技术复杂度大为提高, 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即使拥有技术和能力生产所有种类的中间产品, 但他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保持长期的竞争力, 他们也不得不实现产品内分工和贸易。

二、中间产品种类数增加与技术复杂度提高的案例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一大批产业发明专利的数目大幅增加。这些专利可分为两类, 一类增加了中间产品种类数, 另一类提高了技术复杂度。从1950年至2014年, 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发明了15012项专利记录;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公司发明了9839项专利;计算机处理器生产商英特尔公司发明了37743项专利。波音、戴姆勒和英特尔分别作为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计算机制造业的代表, 它们的发展描绘了这三个产业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轨迹。

表1显示, 除了英特尔2004年后专利申请数出现了较大的下降, 波音、戴姆勒和英特尔公司专利申请数自1950年至2014年整体上保持上升趋势;表2直观地显示出波音、戴姆勒和英特尔公司累计有效专利数自第三次科技革命后持续增加。表1和表2表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导致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计算机制造业等一大批产业其中间产品种类数大幅增加, 技术复杂度显著提高。

三、中间产品的种类数增加与技术复杂度提高导致范围不经济

范围不经济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 (中间) 产品, 由企业联合生产的总成本高于由企业分别单独生产的总成本之和。华大卫 (Huw Davin Dix on) 认为, 多样化的产品策略由于范围不经济效应的存在而导致低效率;斯尔克 (Alvin J.Silk) 等认为, 大型广告代理商扩展业务范围会导致更为显著的范围不经济效应;丹森等 (Patricia M.Danzon)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同时进行多种制药产品研发的企业存在显著的范围不经济效应, 他们的研发成功概率与生产率都相对较低;钱德勒 (Alfred D.Chandler, Jr.) 通过对企业史的分析发现, 二次大战之前, 由于规模相对较小, 多元化企业存在发挥范围经济的较大空间, 而二次大战以后, 由于规模相对较大, 多元化企业特别是非相关多元化企业往往存在范围不经济效应, 而这些范围不经济效应给企业甚至整个产业带来严重的损害甚至严重的灾难。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化发展从两方面导致企业面临范围不经济。首先,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一大批产业其最终产品内所包含的中间产品种类数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面临规模扩张的客观要求, 企业规模扩张必然导致企业管理规模扩张, 在管理能力既定前提下, 管理效率随着管理规模扩大而下降, 最终使产品的长期平均成本上升, 出现范围不经济。其次,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各种中间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提高, 各种中间产品技术进步加快, 技术竞争加剧, 这也就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 导致管理效率下降, 最终使得企业也面临范围不经济。

波音、戴姆勒、英特尔能在其各种中间产品生产上体现绝对优势, 但这类寡头垄断企业却选择进行产业内的产品内贸易。对此, 曾卫锋 (2014) 发现企业范围不经济效应大并且最终产品内中间产品种类数多是这类企业进行产业内的产品内贸易的起因或基础。

四、范围不经济是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基础

范围不经济是厂商做出产品内分工决策的起因或基础。曾卫锋 (2008) 的寡头厂商决策模型表明, 市场均衡时寡头厂商存在最优的中间产品种类数和各种中间产品的最优产量。当厂商存在范围不经济时, 如果最终产品内的中间产品种类数小于厂商的最优中间产品种类数, 则厂商可通过增加新的产品种类来实现生产均衡, 在最终产品内厂商不需要实现产品内分工;但是, 如果最终产品内的中间产品种类数大于厂商的最优中间产品种类数, 厂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在同一个产业内各厂商之间就必须实现产品内分工与贸易。

在现实经济中, 由于中间产品种类数过多以及各种中间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在不断提高, 从而导致产品内分工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 虽然波音公司具备生产每一种零部件的科研实力, 但其自制率不到40%, 波音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有来自10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5200家供应商。波音787的45家主要部件供应商分布于世界各地:波音787飞机前机身来自日本和堪萨斯州威奇塔;中央翼盒来自日本的富士重工;飞行甲板的控制面板来自Esterline公司;逃生楼梯来自AirCruisers公司;发动机吊舱来自加利福尼亚的Goodrich公司;84英尺长的筒状后机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机翼来自日本而翼梢来自韩国;舱门来自法国C&D Zodiac Inc公司;发动机来自英国的劳斯莱斯和美国通用公司;起落架来自英国;货舱门来自瑞典;整流罩来自于加拿大温尼伯;机身中部和水平稳定器来自于意大利阿莱尼亚宇航公司;移动后缘来自澳大利亚;机身前缘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 等等。波音公司已渐渐将原有的飞机零部件生产外包给各个供应商而专注于整机研发。同样, 波音公司在全球最大的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公司也离不开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1500家部件制造商。再例如, 如今各大汽车跨国公司的自制率都在30%左右, 通用公司、丰田公司和福特公司的自制率分别35%、22%、38%。整车制造商只承担集中核心零部件生产, 而将部分产品的开发、制造、装配工作外包给零部件供应商。戴姆勒公司即使技术再先进, 也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机电一体化的专家博泽公司为戴姆勒研发了车门系统和玻璃升降器;美国阿文美驰公司为戴姆勒供应制动系统、悬挂系统;中国磐吉奥公司为戴姆勒供应外脚踏板系统;熔铝供应商Aleris为戴姆勒所有车型的气缸盖生产提供熔铝。相比飞机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 计算机行业的自制率更低。在2004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前, IBM就已将全部的台式机生产外包。同样, 惠普也将全部的计算机生产业务外包。台湾的大众公司, 每年会被授权出产几百万台印有苹果、IBM、惠普、康柏、戴尔、索尼等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标签的笔记本电脑。波音、戴姆勒和英特尔公司的案例正如曾卫锋 (2014) 发现的那样, 当最终产品内的中间产品种类数大于厂商的最优中间产品种类数, 厂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在同一个产业内各厂商之间实现产品内分工与贸易。

五、结束语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化导致一大批产业其最终产品内的中间产品种类数大幅度增加, 同时各种中间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不断提高, 这就要求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在企业管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企业规模的扩张会造成企业管理规模的增多与管理效率的下降, 从而使得最终产品生产企业面临范围不经济效应的负面影响;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为克服范围不经济效应对企业盈利能力与长期的市场竞争力的负面影响, 就不得不实现产业内的产品内分工与贸易。波音、戴姆勒和英特尔公司的产品内分工就是典型的案例。总之,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化发展促进了产业内的产品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曾卫锋.范围不经济与产业内的产品内贸易[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4 (4) .

[2]Huw Davin Dixon.Inefficient Diversification in Multimarket Oligopoly with Diseconomies of Scope[J].Economica, 1994, 61:213-219.

[3]Alvin J.Silk and Ernst R.Berndt.Cost, Institutional Mobility Barriers, and Market Structure:Advertising Agencies as Multiproduct Firms[Z].NBER Working Paper#4826, 1994, August.

[4]Alvin J.Silk and Ernst R.Berndt.Scale and Scope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Service Business[Z].NBER Working paper No.9965, 2003, September.

[5]Patricia M.Danzon, Sean Nicholson, and Nuno Sousa Pereira.Productivity in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R&D:the Role of Experience and Alliances[Z].NBER Workingpaper No.9615, 2003, April.

[6][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张逸人, 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693-724.

《第三次科技革命》教学设计 第2篇

影响：①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人类进入“蒸汽时代”。

②社会关系：加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分化。

③国际格局：使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

(2)第二次科技革命(课本九上)

影响：①生产力：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进入“电气时代”。

②社会关系：产生垄断组织，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③国际格局：东西方经济联系密切，但差距进一步拉大。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重新分割世界，与英、法、俄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形成两大敌对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疯狂地扩军备战，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3)第三次科技革命(课本九下)

影响：①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

②国际格局：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高科技，增强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从而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

(4)启示：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推动社会的发展，我们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②我们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科技本领，勇于创新，努力探索科学奥秘。

第三次居住革命 第3篇

之前曾无数次在TVB的电视节目中见识到香港的街道和香港人的生活，但当我真切地站在九龙、中环、荷里活的时候，还是被震撼了。从西环到铜锣湾，从香港岛到油麻地，不大的土地上崛起着森林般的摩天大厦。它们之间的道路狭窄而繁忙，人流穿梭难以停息。香港就连有轨电车，都比北京的公交车狭窄许多，成了“压扁型”。在这里，我见识到半山大电梯带来的纵向城市的好处，在中环我也见识到十几层的摩天大厦中段之间的桥接形成的空中公共空间。一方面，我赞叹香港人在如此狭窄的土地上建造了满足如此大量人口的空间；另一方面，我又在心底忧虑我们的北京会不会在未来也变成这副样子。

《城市的胜利》让我意识到自己和一些人想法的虚伪性。

今天，但凡有些经济基础的事业成功者，比如学界达人或商业精英，都不约而同地在远郊购置自己的第二，甚至第三套住宅——每平米单价更低、环境更美、人口密度更低。光是那低低的pm2.5和300平方米大花园就足够让人垂涎三尺。再加上早已蠢蠢欲动的对安全感的追求、对不动产的向往，围绕着北京的一个又一个郊区别墅区应运而生了。不甘心却只能留在城市中心区的起步阶层们，每天忍受着租房和买小公寓的压力，忍受着公交和地铁的拥挤，同时咒骂北京“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这似乎成了城市人口的主流民意。

这样对人口稠密的恐惧、这样对田园式生活的苦苦追求，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毒瘤。《城市的胜利》的作者在书中用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列举了大量数据证明，生活在我们所谓的田园式的郊区，要想保持生活质量不下降，人均消耗的能源就会增多，碳排放也会增多。我们靠亲近田园构建和谐生态的梦想，仅仅是一场意淫罢了。除非你甘愿把生活质量下降到原始农业的程度，除非你愿意在时间和概念上都倒退到历史中去，否则，向前发展的步伐最终会让人们认识到，城市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我对人口稠密和高层居住的恐惧，来源于我的个人体验，也来源于人类的经验。在短短的30年间，中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从30%提高到50%，在未来20年当中还将继续提高到70%。我们永远告别了儿时那个摇着蒲扇看夏夜银河的北京城，永远告别了那个傍晚骑自行车可以在长安街“画龙”的帝都。全球化、科技进步、产业转型的三驾马车拉动着包括中国北京在内的全人类往前走，而妄图停下脚步安营扎寨、享受鸡犬相闻的个人是不足道的。

纵观人类的城市化历史，我们发现最早的城市发展是基于人类对牲畜的驯化。在“粮食就是权力”的古代社会，远离粮食产地意味着远离权力核心。在陆地上大规模运输极为困难的时期，人们必须围绕着粮食产地居住。只有在驯服了可以托运物资的牲畜后，人们远离农田居住才成为了可能。而且，一旦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城市就开始吸引人们形成聚落。“接近性”带来的好处让人们愿意永远停留在城市中，同时愿意支付用牲畜运送粮食带来的成本。第二次居住革命依靠汽车的普及，帮助我们把家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远的地方去。人们的生活方式围绕着汽车和公路展开，城市的肌理顺应着汽车的技术发展。居住的方式也变成了由城市转向郊区或城郊之间，因为那里有相对便宜的房价（其结果是在一定成本下有了更大的房子）和相对自由的空间。

我认为，靠牲畜带来的居住方式的变化是人们的第一次居住革命，靠汽车的技术革新实现的居住方式的变化则是第二次居住革命。建筑物的形态并不重要，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它的居民。完成这场居民的整体蜕变的是技术以及必要的心态变化。眼下，我们正需要结合新的技术革新来完成一场新的居住革命，即在城市中心集中居住的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4篇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是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孕育而成的, 它发端于美国, 广泛应用于西方世界, 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而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及由此形成的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不足, 使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自发形成对新科技革命的要求

从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那一天起, 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 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加速发展。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产生了现代化, 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本身具有加速发展的趋势, 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经过几次以科技革命为先导的工业革命, 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产生了默契: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资本主义为科技革命的开展形成适应性的内在机制。

二战后, 大发战争横财的美国, 科技人才众多、物质基础雄厚、地理环境优越、市场广大、政府高度重视科技, 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 集合了世界上最突出的技术、物质、文化、经济、政治的诸多优势, 争得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的先机。西欧和日本, 虽经二战遭受重创, 但普遍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对科技的认知与应用能力, 加之美国的大力援助与扶植, 纷纷搭上新科技革命的快车,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先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 走完了工业社会的最后历程, 实现了现代化。又经过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20年“黄金增长期”, 80年代以来的体制调整和信息革命, 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与发展。

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东欧各国无不遭受二战的严重破坏, 普遍工业基础薄弱、社会资源极为贫乏、人口素质较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即便是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也只是在三十年代以后才初步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既缺乏现代化要求的历史基础又缺乏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其领导人虽然也重视科技, 可以认识到“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但也只停留在“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2]而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首要力量, 片面的将科技优势视为军事力量的基础, 忽视科技在民用部门转化为生产力,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造成苏联的尖端技术与一般技术差距很大, 不适应全方位开展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二、两大阵营对峙的不友好国际环境, 使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与资本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之中, 阻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交流, 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及时准确地判断新科技革命产生的早期信号

回顾战后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境遇, 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时间处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军事对抗、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的国际环境之中。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苏美抗衡的冷冻期, 苏联与美欧在朝鲜战场与越南战场的较量, 华沙条约与北约的成立, 无不体现了当时东西方阵营剑拔弩张的竞霸形势;赫鲁晓夫时期, 持续近十年的冷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整个东西方关系由单纯的对抗转向了对抗加对话的新时期, 但同时也存在与美欧在本土外势力范围争夺的巨大冲突。与此相连的是苏联对东欧管制的加强, 东欧地区是苏联与西方阵营军事对峙的缓冲地带, 处于可能性战争的最前沿, 因此时时保持着高度戒备状态。中国从建国一开始, 就面临着外国的威胁, 主要的威胁来自美国, 突出事件就是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及台湾问题。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 中苏、中蒙边界大规模军队与武器对峙, 以及后来的中印边境战、珍宝岛之战, 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转移了国家关注的主要问题, 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正当第三次科技革命在西方世界蓬勃发展之际, 缺乏工业传统与历史条件先天不足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这种不友好的国际环境, 一方面, 丧失了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交往及与其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交往与学习机会;另一方面, 此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强大威胁, 随时警惕为捍卫国家安全、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 不敢静下心来全力搞建设, 而将阶级斗争当作工作的重心, 在思想上又深受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 把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抵制、批判, 面对西方兴起的新科技革命, 同样以漠视, 甚至敌视的态度加以拒绝。所以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新科技革命的反应迟钝而错失良机。

三、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错失第三次科技革命先机的重要原因

(一) 新科技革命要求社会资源在所有部门的合理优化配置, 而计划体制高度集中的信息传递系统, 排斥了市场自发调节配置社会资源的客观规律。

计划经济是以社会理性为假定前提的, 即假定执行和制定计划的人具有正确分析、收集信息的能力, 社会能准确了解信息。而在实践中, 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以中央集中计划为特征的经济体制, 仍由一个计划中心迅速收集、传送、处理和再发送全国所有的经济信息。一方面, 这样的信息处理方式从运作过程和技术操作上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和顺利传达, 不利于及时准确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动态, 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不但不能使社会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满足的程度, 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 相反由于信息中断、计算盲目导致产品积压, 再生产受阻和人民切身需要的严重被破坏以及不能及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和修整方案;另一方面, 计划经济否认社会主义存在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 同时也就否认了市场调节资源配置进行协调生产的作用。没有市场只有计划的经济组织和管理形式, 使社会主义经济生活没有客观规律表现的场所, 决策层的主观意识却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经济结构的布局, 计划指令的制定者、执行者不可避免会偏离事物的本来发展方向, 这种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形态, 不能产生适应新科技革命发展要求的物质前提。

(二) 新科技革命的产生依靠技术的不断创新, 而计划体制以行政主导经济的运行机制, 限制了微观经济基础的自主性与竞争性, 造成科技创新条件的缺乏与动力不足。

社会主义传统发展模式即经济计划、政治集权, 同时政治主导经济, 行政命令安排经济生活。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决策的最高层, 限制了企业的自主性, 不允许企业和其他社会建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因而企业不会根据价值规律去追踪最新的经济动态, 不会主动地进行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投入要素, 并且每一个经济周期都是同一次技术创新的高潮相一致的。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经济理论活跃, 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增强, 市场经济得到不断的完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展时,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大差别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竞争, 竞争带来创新, 竞争带来效益。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 忽视乃至否定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平均主义和分配不公盛行, 企业长期担负赶超计划任务, 生产的目的只求速度、数量以完成指标计划任务, 不顾质量、效益, 既浪费资源又不能提高生产效益。推动技术进步的是国家的指令与计划, 而不是来自技术本身发展的动力。企业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由于缺乏竞争的市场而奄奄一息, 新科技革命需要的不断创新性得不到体现和发展, 这样没有生气的经济怎能承载生机勃勃的新科技浪潮。

(三) 新科技革命的发生与发展要求社会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重新建构, 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背离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

新科技革命以知识、技术和时间密集区别于以往的以机械、电力、化工、钢铁等物质能源和资金密集为特征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因此, 人们形象的称新科技革命使人类逐步进入了“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它要求各国在原有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形成的工业基础上, 大力发展高科技, 开发新技术产业, 对传统产业进行高技术改造, 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建设实践中, 坚定地认为重工业发达是增强经济实力的重要基础, 军事力量是世界强国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长期奉行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以核武器为龙头的军事技术领先的发展模式, 而无视世界形势的变化, 科技力量取代军事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较量的制高点。这种以高消耗、高投入达到高速增长的大规模外延型经济发展方式在与西方发达国家以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结构进行竞争时, 势必要败下阵来。

庆幸的是, 社会主义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近30年后, 及时认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提供的历史发展机遇, 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新生。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在披荆斩棘地进行, 为使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吸取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冲击下失败的教训, 面对新科技革命带动下的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 努力营造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 促进国家间的学习交流与合作;继续深化改革, 建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要求的科技、教育、行政体制;建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 大力发展科技;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实现现代化生产与经营等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任重而道远, 只有牢记历史教训、顺应科技革命时代发展潮流、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才能不断地推动国家富强、壮大社会主义事业!

摘要：错失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先机, 是造成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巨大落差的重要原因。本文试从现代化进程规律、国际环境条件、体制模式的制约等几个角度, 对社会主义国家错失第三次科技革命先机的原因进行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第三次科技革命,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375

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5篇

1.知识与技能：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有关知识。

2.过程与方法：培养学生阅读、处理历史材料，并运用历史材料，概括和提炼历史观点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历史观点，以及认识到文化是一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1.重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标志及特点;

2.难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三.教学要点

1.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的原因

2.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内容

3.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与影响

四.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通过引导学生回顾前两次科技革命的时间以及发明成果和以此相对应的理论基础，从而引出第三次科技革命是继前两次科技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又一次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板书课题)

教师演示多媒体，展示课题及本课要学的知识：

1.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时间及标志是什么?

2.第三次科技革命具有哪些特点?

3.第三次科技革命产生了哪些影响和作用?

【合作交流】

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本，了解第三次科技革命。

教师提问：什么是第三次科技革命?

二次大战后，世界上很多国家为了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纷纷增加科研经费支出，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美国开始，发展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出现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一系列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工业部门。社会生活进入原子时代、电子时代，社会物质生产各领域的面貌为之一新。这就是第三次技术革命。

其实刚才的那段话中，已经揭示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的大致时间和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了解一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有关知识。

多媒体展示：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

1.时间：

2.内容：

3.核心

多媒体展示：第一轮

1.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的时间：20世纪四五十年代

2.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哪些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原子能、计算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

3.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什么?：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4.第三次科技革命起源于哪一个国家? 美国

5.什么是计算机产业最有前途的发展方向?计算机网络技术

6.生物工程的核心是什么? 基因工程

7.，世界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的山羊在哪里诞生?中国

多媒体展示：第二轮

1.是谁改进了蒸汽机，把人类带入蒸汽时代?瓦特

2.是谁发明了火车?史蒂芬孙

3.是谁发明了轮船?富尔顿

4.谁被称为“汽车之父”，我们中国人根据他的姓氏的译音，译为“奔驰”? 卡尔、本茨

5.美国的一对兄弟通过研制、并试制飞机成功，他们是谁?莱特兄弟

多媒体展示：三次科技革命对比表：学生抢答

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6篇

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这个严峻的现实关乎着人类文明的存亡，迫使人类必须迅速开创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

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们就被不停地提醒和告诫，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化石能源将只能充足供应50年，而对化石燃料的消耗正在使地球变暖、海平面升高。但是人们一味追求GDP快速增长的脚步，似乎并没有真正停下来并正视这件事。石油以及依赖于石油的现代化工业，依然是全球化天平上最重的砝码，对石油资源的角逐，依旧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上演。最为可怕的是，这种由石油文明奠定的金字塔形的能源垄断结构，让普通人或多或少成了为石油打工的人，不光是在加油站花的钱，我们所使用的每种工业产品，甚至我们所吃的食物，都依赖于石油所支撑的机械制造与化工工业。就算是高企的油价，也没能阻止石油无处不在地控制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前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社会。

而今天，石油文明正加速滑向衰亡边缘，越来越长的碳账单正把人类逼向资源破产的边缘。在全球化的枷锁下，所有人都无法幸免，欧债危机持续蔓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必须面对增长放缓和产业转型的压力，前两次工业革命积累的巨大财富，正在迅速消耗。长久以来，各界领导者和先驱们都在试图摆脱石油对人类文明的挟持，新型可再生能源及革命性核能的开发，却都没能延缓能源危机的到来。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盟世界重提“再工业化”。在此背景下，工业化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创立者、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敏锐地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将再次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新能源互联网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我们即将步入一个“后碳”时代。

新能源革命使商业贸易的范围与内涵更加广阔的同时，结构上也更加整合。相伴而生的通讯革命则为对新能源流动引发的更加复杂的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杰里米·里夫金提出，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分散式生产、储存（以氢的形式）、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构成了新经济模式的五个支柱，同时也预示着这场革命将改变整个世界。

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直言不讳地批评奥巴马政府缺乏对能源危机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敏感，即将错过这个伟大的机遇，在未来失去霸主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能源消费仅次于美国的国家，直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能源供给对工业产业的瓶颈效应、国际社会对碳排放权的垄断和挟持、依赖进口石油而造成的能源安全困局、单一发展新能源产业造成的效益低下和产能过剩等等，都需要一种崭新有效的整合解决方案，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来的正是时候。

杰里米·里夫金建议，中国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需要在中央、地方层面多进行交流和协调，尽快开始第三次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新经济模式的发展规划。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人将可以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电力的共享，正如我们现在创造并实现信息的在线共享一样。画

书评

里夫金把21世纪两种不同的技术——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联结在一起，为我们的未来描绘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前景。期望现在的经济重获新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为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绝对必要的路线图。

——《赫芬顿邮报》传媒集团总裁、主编 阿里安娜·赫芬顿里夫金先生不仅明确地勾画了全球面临的挑战，也为商界领袖、政府和公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思科董事长、总裁约翰·钱伯斯杰里米·里夫金的创造性思维一直影响着决策者和公众。这本书展示了可再生能源与现代科技在向低碳经济过渡时将发挥重要作用。

——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

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作者里夫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一个富有远见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能确保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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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胡迪·利普森，梅尔芭·库曼

出版：中信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3D打印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以及3D打印技术将如何应用在学校、厨房、医院等场所。书中预测，不远的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脑把自己想要的东西设计出来，然后进行三维打印，就像我们现在可以在线编辑文档一样。通过电子设计文件或设计蓝图，3D打印技术将会把数字信息转化为实体物品。当然，这还不是3D打印的全部，3D打印最具魔力的地方是，它将给材料科学、生物科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的结果是科学技术和创新呈现爆发式的变革。

《免费：商业的未来》

定价：￥39.00

作者：[美]克里斯·安德森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本书中，新型的“免费”并不是一种左口袋出、右口袋进的营销策略，而是一种把货物和服务的成本压低到零的新型卓越能力。在上世纪“免费”是一种强有力的准销手段，而在21世纪它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作者认为，这种新型的“免费”商业模式是一种建立在以电脑字节为基础上的经济学，而非过去建立在物理原子基础上的经济学。这是数字化时代一个独有特征，如果某样东西成了软件，那么它的成本和价格也会不可避免地趋于零。这种趋势正在催生一个巨量的新经济，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新经济中基本的定价就是“零”。对我们个人来说，“免费”是一种涤荡旧有思维的商业体验，而对企业来说，“免费”更多的是一种生存法则，—种可以改变旧有发展模式而实现脱胎换骨的“动力机器”。

《1T不再重要：互联网大转换的制高点——云计算》

定价：￥29.00

作者：[美]尼古拉斯·卡尔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这部跨越历史、经济和技术领域的著作中，作者从廉价的电力运营方式对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延伸到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重构性影响。他批判式地认为，企业想应用网络或应用程序，不再需要自建资料中心、自组IT团队维护和管理系统，因为互联网就像自来水或电力一样，可由专门公司提供服务，你可以付费使用。而如果他的设想真的会实现，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IT产业的命运又将如何？这又对企业的IT领域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7篇

寻找替代能源的来源,是美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一个挑战。目前,美国军队每年的国防开支约1万亿美元,其中一部分用于保护石油供应。但这样并不能提供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如果将这些开支用于实现向太阳能/氢经济的转变,则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笔者撰写了一本以后石油时代的能源技术为主题的书——After the Age of Fossil Fuels。它强调了过程控制在即将开始的能源供应转变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今后的能源供应将以太阳能为主,不产生污染,而且可随意地、源源不断地获取。本书包含了经过优化的全自动示范电厂的详细内容。据我所知,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全自动示范电厂。

我希望这座发电装置能很快建成,而且将由此获得有力的实际数据来证明,这种可再生能源技术不但能消除核武器扩散和气候变化,而且也具有成本效益。

当我们拥有这些资料后,就不必再为太阳能在经济上的可行性争论不休。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把废气排入大气层,使之变成垃圾场。并从现在开始改变我们业已枯竭和具有危险性的化石燃料/核能经济。这种转变将是自实施马歇尔计划以来,首次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因。。

在撒哈拉沙漠中,从面积不到其1%的区域内收集的太阳能就能满足全球的电力需求。当然无须将太阳能发电场建在撒哈拉沙漠中。在美国西南部的干旱地区,就可建造这些发电场。

一个10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装置占地约为6平方英里。面积为1英亩的太阳能集热器收集的日照功率为1.0 kW/m2,可满足整个国际空间站的电力需求。而在3月,加州的Draggett的日照功率峰值可达到1.0kW/m2。

*该数据来源于《纽约时报》2007年7月11日刊。电力批发成本低于居民支付的电费。2007年6月,康涅迪格州居民支付的电费为18美分/度。采用化石燃料时的电力价格,无法反映石油与天然气在近期内的价格上涨情况,也不能反映碳收集和/或由此产生的成本。采用核能时的电力成本,不能说明铀235的衰退期为60-70年,而且该成本已增加了10倍。而且,核废料在居住区的储存期限只有30-40年。此外,还要考虑装置达到其寿命(40-50年)时产生的长期储存废料或核设施退役的成本。采用太阳能时的电力价格为12美分/度(通过在29年内),不能说明支付了装置所需的最初费用后,就能几乎免费发电。也不能说明装置能在高峰期发电,从而使电价变得更高。

过程控制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到我所提出的太阳能/氢气示范装置的过程控制方面。首先,我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已建立了集中式太阳能发电厂,但并未解决储存太阳能的问题。它们只能提供化石燃料的备用燃料。

我的设计方案中最初提供了两种非化石备用燃料(热油和氢气),并且能不断利用地热能源,间歇性地供应太阳能。太阳能/氢经济基本上可通过将太阳能作为燃料而发挥作用,同时排放出蒸馏水。

图1显示的是太阳能聚光器的一种设计方案。采用两种关键过程控制技术,可对这些集热器进行优化。其中一项技术采用阀位控制器(VPC),使热油在数千个集热器中平衡分布,减少抽提费用。另一种优化方法可用于对集热器上的聚光器进行定位,从而能不断跟踪阳光。此外的过程控制系统围绕两个轴向对集热器的位置进行优化。每个集热器都将基于我的“可尽量减少阴影”检测系统而进行定位。羊群式优化方法将被用于对整个太阳能发电场进行优化。这种软件之所以被命名为匈牙利牧羊犬,是因为它每次只“跟踪”一个集热器。但这个被选中的集热器,与集热器群的平均跟踪方向的距离最远。

图2说明用普通的锅炉和汽轮机技术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力。如果该地区有电网,则高峰期产生的多余电力可被送入电网。当夜间无法提供太阳能时,再以很低的费率回购同等功率的电力。若该地区没有电网,则太阳能将在夜间被储存在大型热油储罐中。

图3说明在没有电网的地区,太阳能被收集后,必须用卡车、火车或驳船运输。在此情况下,太阳能产生的电力会在大型电解槽中被转化为氢的化学能。由于产生的大量氢气可被用于空间探测,以及化工和其它行业,因此这是一项成熟的技术。

该装置拥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1)尺寸小、重量轻、成本更低;(2)采用电解槽/燃料电池(EFC),可在两个方向投入运行。

通过更好的过程控制,可减小装置的尺寸,并降低其成本。这一改进可满足使电解槽隔膜两侧的氧气和氢气压力达到平衡的要求。如今,通过控制氧气气流的释放速度,可使电解液槽之间的压力差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限制隔膜上承受的作用力。由于普通的d/p电池可检测和控制压力差,且测量结果并不准确,因此要采用较厚和强度较高的隔膜。这就使目前采用的电解槽(或燃料电池)变得笨重。我的设计方案则采用了压差水平控制(ΔLC-1),可控制微小的压力差。

使能量流反向流动

采用过程控制和优化的其它主要步骤是为了使EFC组合设备具有可逆性。当产生多余太阳能时,这种方式可使EFC生成氢气。而在夜间不产生太阳能时,EFC内的能量流会反向流动从而通过氢气产生电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四题 第8篇

关键词：生产方式,第三次工业革命,综合创新

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自1884年汤因比的《工业革命演讲集》出版社以来,社会各界对工业革命的研究和探索从未停息过。2008年以来,新工业革命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重点。人类即将迎来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浪潮的异同?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噱头还是机遇? 是理想还是现实?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新工业革命的认知,有利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1 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克拉克、胡鞍钢等学者认为,人类将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克拉克在《全球能源创新》一书中指出,人们将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历史上曾经有过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发生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其间的新技术包括印刷业、以水 ( 以及随后的蒸汽) 为动力的机车等等。第二次工业革命肇始于欧洲,从19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的今天,在此期间,化石燃料和核能成为驱动机器、家居和交通的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开始于20世纪中叶的早期,并在21世纪的头十年刚刚结束,在此期间,人类开始远离化石燃料,转向太阳能和风能之类的可再生能源。目前,人类将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它将持续50- 80年,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末[1]。我国学者胡鞍钢也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观点,他认为,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蒸汽时代” ( 1760 - 1840年) ,标志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电气时代”( 1840 - 1950年) ,石油成为新能源。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是开创了“信息时代”( 1950 - ) 。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空前的全球能源与资源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多重挑战,由此引发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它的实质和特征,就是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大幅度地降低污染排放,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全面脱钩,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2]。

里夫金和麦基里等学者认为,人类将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每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都是以新型能源机制的引入为标志”[3,4,5,6,7,8,9,10,11,12,13,14]。以煤炭为基础的蒸汽动力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电信技术与以石油工业为基础燃油内燃机技术的结合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保罗·麦基里等人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文指出,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于18世纪晚期的英国,以纺织工业机械化为特色。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机器制作代替手工制作产品成为世界生产的主要模式。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以流水作业线为标志。流水线生产开创了大规模生产时代。随着生产的数字化、新材料的应用、全新的生产过程如3D打印技术的推广、机器人的易于使用和新生产协作服务的在线获取,开始了数字化制造。这将使得更少量的生产就能达到规模化经济的效果;生产更有弹性; 且劳动力投入更少。第三大变革现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其实,自18世纪以来,人们对“工业革命”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评判标准对其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当前,对新工业革命的争论,同样是由于判断标准的不同所引起的。克拉克和胡鞍钢等以能源的利用为标准,认为人类即将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 而里夫金、麦基里和安德森以制造业的变化为标准,认为人类迎来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从能源的角度来判断是否产生新一轮工业革命有一套完整的逻辑,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我们看来,它并没有抓住工业革命的实质。可再生性能源难以支撑起新一轮工业革命,它仅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能源体系的更新换代,难以改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模式,不能导致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也不能引起整个人类生产生活的重大变革。马克思认为,“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4]。”显然,使用何种能源进行生产以及生产何种产品,不是区分新工业革命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并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性质。“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5]。”由此可见,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根源与实质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所以,判断是否存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其主要标准是看新科学技术群是否引起了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以生产方式为标准来判断,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以机器化大生产为标志,生产方式实现了从手工化生产到机器化生产的革命性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以标准化流水线生产为标志,生产方式实现了从机器化单件生产到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转变。

目前,人类即将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将从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转向数字化制造的自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数字技术和数据化的革命。它主要包括大数据的开发和运用、以3D打印技术为代表的数据化制造,以及数据化医疗、数字据教育、数据化商业、思维控制电器等重大的科技和管理模式创新。这些数据化科技与生产领域的综合协同创新,不仅导致已有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一批新兴产业的诞生,更重要的是它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面乃至人类思维模式的重大变革,最终人类将进入一个自工业生产、智能管理、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2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浪潮的异同

人们往往将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相媲美。1980年,未来学家托夫勒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一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用“浪潮”来比拟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次浪潮为农业文明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 第二次浪潮为工业文明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 第三浪潮为信息文明阶段,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为核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托夫勒预言,第三次浪潮将把人类带入以信息化技术为核心,以多样化可再生性能源为基础的新时代。它将颠覆近代化以来的流水线生产,扬弃标准化、同步化和集权化的生产和管理模式。伴随它而来的将是更加精简、更有效率和更加民主的政府,以及伴随新文明出现的新型生产生活方式和新型的行为标准。“尤其是我们将看到,第三次浪潮文明将开始弥补有史以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裂,兴起了明天的‘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经济。因此,它将凭借着我们理性的帮助, 成为有史 以来第一 次具有真 正人性的文明[6]。”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信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主导性力量,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无论从逻辑还是从事实角度来讲,信息技术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过程。信息化的早期阶段,以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化社会。该阶段的信息化主要以数据输送和处理为服务对象。信息化的第二阶段,1970年以后,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个人电脑的出现为标志,该阶段的信息化主要以数据化的人和社会为服务对象。互联网领域中出现了信息内容和信息媒体,人类进入信息内容采集、搜索和互换阶段。“不可否认,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技术革命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并帮助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10年,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整了整合。”“但事实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本身并没有造就新的工业革命[3,4,5,6,7,8,9,10,11,12,13,14,15]。”2010年前后,信息化进入了第三阶段。它以信息化和工业化相结合的数据化制造为标志,该阶段的信息化主要以数据化的物质世界为服务对象,人类进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数据化制造为标志的信息生产力阶段。这一阶段也就是目前社会各界谈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2年以来, “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了一个热词。2012年2月,著名趋势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杰里米·里夫金出版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 4月,英国知名媒体《经济学人》发表封面文章《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 7月,原美国《连线》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出版了《制作者: 一场新工业革命》。这些著作都试图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仔细分析这些著作,我们就以可以看出,不论是里夫金讨论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而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保罗·麦基里和克里斯·安德森讨论的以数据化制造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从表面来看,信息化都不是他们谈论的重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他们立足西方社会背景,把信息化当做理论的前提性条件,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现实。就安德森而言,未来的十年,人们不仅要建立虚拟原则之上的网络公司,而且要将网络智慧用于现实世界,“网络如何改变着生产制造”是他关注的焦点。数字化制造的出发点既不是现有的工人阶层,也不是互联网技术人员,而是所有人。他认为,当前各行各业都是互联网行业,不存在跟互联网无关的行业。互联网像货币覆盖经济的各个部门一样,渗透进互联网技术产业以外的各行各业,特别是与制造业融合时,互联网经济才真正得以实现,虚拟经济不仅把虚拟产业覆盖了,而且把实体产业也渗透了。未来的十年,当人们通过互联网把数据生产力用于创意时,信息将不仅用于认识世界,人们将用它改造现实世界[8]。“这意味着互联网模式将是真正的主宰: 在一个全分布式的数字市场中,好的创意随处可见,迅速占领世界。”从而打破20世纪传统制造业中心和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9]。同样,里夫金认为,通信技术在未来的社会中充当着中枢神经系统,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性条件。

所以,第三次浪潮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学说并不矛盾,而是存在交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第三次浪潮不断深化的结果。第三次浪潮是从人类文明形态的角度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第三次浪潮时期,即信息化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划分,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即将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互联网技术为前提,以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产生的数字化制造为主要标志,使人们进入自工业化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3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 “噱头” 还是 “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噱头”还是“机遇”? 这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仅仅是个别学者炒作出来的“噱头”。他们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里夫金等利用人们对危机的恐惧心理大肆炒作出来的。其实,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赫尔夫戈特 ( Helfgott) 、格林伍德( Greenwood) 和莫维利 ( Mowery) 等学者已经提出。格林伍德更是明确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经济体系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在当时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学说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人们对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渴望有一个更好的生产生活方式来改变所处的困境,寻求改变现状的突破口。部分学者准确抓住了这时机,推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再加上《经济学人》《连线》《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等媒体的跟踪报道,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它仅仅是满足人们恐惧心理的“空中楼阁”,是一株不结果实的花。第二,新科技不成熟。以能源互联网、数字化制造、新材料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均不成熟,目前,这些技术仅在小范围内试验,主要用来做模具,没有大规模运用的可能性。并且这些新科技产品成本过高,超出了普通人的消费水平。以3D打印技术为例,3D打印用堆积成型技术制造的产品,每一层材料均由厚度,从而致使它的精读大打折扣,难以企及传统的削割制造技术。并且3D打印所需新材料主要限定在塑料、可粘接的粉末颗粒等,打印出来的成型商品的硬度、强度、柔韧性都差强人意,成本远远超过了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产品。第三,新瓶装旧酒,没有实质性内容。不论是可再生性能源、智能化制造还是航天科技等十几年前已经开始研发的技术。新工业革命的支持者将这些技术像装马铃薯一样,杂乱打包放进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话语系统中,它听上去很诱人,实际上是一种忽悠,用新瓶装旧酒,缺乏原创性成果。以社会各界讨论的3D打印技术为例,它并非像宣传的那样是“万能制造机”,我国3D打印领域的权威专家,王华明认为,“3D打印确实会给制造技术带来革命,但并不会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声称的那样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擎[8]。”“对制造业来说,3D打印技术是革命性的,但不是颠覆性的。3D打印只是互联网对制造业的一次拓展,其意义不会比互联网更大[9]。”

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把人类带入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首先,从生产方式角度看,从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向数字化制造的自生产转变。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自生产方式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数字化为核心的全新网络化平台,将实现由“大规模生产”向“自生产”的转变。自生产方式是社会的自生产属性在新的生产力平台上的再现,具有智能化、定制化、分散化、合作化等特点。它将促使制造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催生一大批新产业集群和经济增长点,拓宽战略新兴产业的范围,从而使整个产业价值链中加工制造环节低附加值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同时,自工业化将摧毁已有的价值创造体系,人类将实现体验式消费,边生产边消费边享受,使生活与工作的界限很难分清,劳动对象化创造价值,变成了生活对象化创造价值[10]。其次,从权力结构角度看,将形成自下而上的扁平化、网络化的权力结构。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而来的开放社会,“这种开放和流动,是多中心的、水平的。在这个时代,社会的主体结构将从‘分层’转向‘结网’,在网状传播力量的不断冲击下,个人的主体价值将得到前所未有地张扬,集中在政府的权力将开始分散,权力的最终流向,是社会、是大众,是一个个独立的公民个体[11]。”开放社会将倒逼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结构。企业生产模式将转向智能化和数字化生产,商业模式将逐步转向商务智能。政府必须打造一个开放、法治、透明而精细化的政府,用自下而上、扁平化的组织模式代替自上而下的集权式垂直管理体制。第三,从思维方式来看,人们思维方式将发生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数据化。大数据的开发和运用将导致人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突出地体现在人类思维不再探究因果关系,而是注重相关关系。在以前的时代,人们倾向于找到一切事情发生背后的原因,强调凡是皆有因果关系,人们的思维方式受因果关系的控制。大数据时代对人类思维方式最大的挑战是,“社会需要放弃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仅需关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需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就推翻了自古以来的惯例,而我们做决定和理解现实的最基本方式也将受到挑战”[12],同时也将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噱头而是机遇。就中国而言,对这次机遇应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近年来我国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持自主创新,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整体创新能力仍落后与欧美发达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学术界出现了盲目乐观的声音,如中国应充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军者,中国抓住这次新工业革命的契机实现弯道超车,等等。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我国已有工业基础和这次新工业革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说,“不可否认,有些舆论对传统工业存在一定偏见,对我国工业化处于何种阶段也有不同认识”[13]。目前,我国还处于传统工业革命的追赶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差距还很大。例如,我国生产的大多数新型产品的核心技术拥有率只有40% 。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市场控制率更高,如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外资市场控制度最高,在2000年就已突破80% ,2003年突破90% 大关,直至2007年达到了95%[14]! 再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3D打印技术为例,据《沃勒斯报告2012》显示,截至2011年,全球累计销售4. 9万台工业级3D打印机,其中近四分之三由美国制造,以色列和欧洲各国的份额分别为9. 3% 和10. 2% ,中国生产的设备仅占3. 6% ,与日本相当。在“《财经》年会2013———预测和战略”讨论会上,中国网通前首席执行官田溯宁指出: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基本靠国外的[15]。”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我国要在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秉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防止出现违背科技规律的浮夸风现象。

4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理想还是现实

里夫金说:“即将爆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学人》指出:“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理想还是现实,这是众多学者讨论的诸问题之一。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保尔·忙图认为,18世纪的产业革命 ( 工业革命) 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多种因素长期孕育的结果,而非瞬间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是奇迹般一下子出现的,也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是预报出来的、早就有了轮廓的……我们知道在机械化以前就有了机器,在工厂以前就有了手工业场,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和工厂无产阶级的形成之前就有了同盟和罢工。但是,在活动如此缓慢的社会的总量中,一个新成分的作用并不是从其一出现时就可以感觉到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它的存在,而且要注意它所占的与周围事实相比较的位置,和历史地位。产业革命正是那些以前还未发展起来的力量的发展,正是那些直到彼时仍然潜伏着或者睡着的种子骤然萌发和突然开花[16]。”工业革命的发生是渐进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期间完成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当时出现的、并被后人所关注的工业革命。除斯密外,同时代的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竟未能认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17]不仅经济学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学家马蒂诺、麦考莱、小说家狄更斯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均未使用“工业革命”一词。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和随后的几十年,也几乎没有人在写过去的历史时谈到叫作“工业革命”的事情[18]。可见,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生活在被后人称为工业革命的时代。

工业革命的“革命”不是突然、爆发式的革命,而是一场静悄悄的、渐进的革命。在谈到工业革命时,布罗代尔曾说: “工业革命本身就是用词不当。从词源上讲, ‘革命’是说一个轮子或星球的转动,是一种快速运动,刚开始转动,就知道它快要结束。可是,工业革命是典型的慢速运动,初期几乎不被人注意[19]。”工业革命往往缺少戏剧性的高潮,它的影响是相对的,它的意义只有在回顾的时候才能显示出来。工业革命反映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展示此前几个世纪一点一滴积累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长期积累性的发展,它“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20]。”

云计算与第三次视频会议革命 第9篇

“视频会议正在经历第三次革命——云化!”Craig Malloy, 一位在视频会议领域被敬为教父级的人物, 近日接受《通信世界》采访时兴奋地说道。

从传统会议室到电脑桌面, 到平板、手机, 视频会议终端在不停扩展, 但人们期待“面对面”沟通的需求却从未改变:作为企业员工同时又是普通大众的用户, 希望沟通方式简单、易用, 所以微信火得一塌糊涂;对于企业, 减少预算、最大化利用IT资源是其诉求。如今云来了, 正在优化视频会议协作的体验。

十年磨一剑

如果在那个解决方案为纯语音的年代, 将视频会议的诞生视作第一次革命的话, 那么到现在, 视频会议已经历了三次变革。第二次为从标清视频会议向高清视频会议的转变, 第三次为当前视频会议正在经历的“云”洗礼。

Craig Malloy在其过去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参与并成为主导这些变革的一位领导者。

在1994年, Craig从VTEL公司开始其视频通信生涯。为了在当时清一色的音频会议产品中, 提供廉价的视频会议解决方案, Craig另起炉灶, 在1996年创建了Via Video公司。视频会议的兴起刺激了市场的发展, 这家公司也在随后两年被如今另一位佼佼者Polycom买走, 以增强在视频方面的能力。

在Polycom的四年时光中, Craig又一次察觉到视频会议行业的巨大前景——向高清演进。欲大展拳脚的Craig却并未得到当时公司的支持, 于是他在2003年选择离开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理想, 这同时也成就了如今Life Size的诞生。

在前两次视频会议变革中, Craig推动着行业发展, 如今作为Life Size的CEO, 其也率先推出Life Size Cloud, 加速推进视频会议云服务时代的到来。

“十年一变, 从音频到视频, 标清到高清, 再到现在将移动化办公相整合的云服务, 视频会议正在经历第三次变革。”Craig Malloy说道。

云会议时代

过去, 企业若想享受视频会议服务, 需要自己采购服务器、终端等配套设备。而基于Saa S模式的云会议出现后, 企业无需购买任何设备, 只需通过互联网界面, 便可以进行简单易用的操作。这正是云计算为整个行业带来的共同特征:成本更低、服务更便捷、体验更友好。

在Craig Malloy看来, 如今消费者的IT行为正在驱动企业的IT变化, 个人期待的是如微信一样的易用体验, 转化在视频会议领域, 则是可以随意增减参会人员, 无论对方是企业员工还是外部客户;可以在会议室终端、PC、平板、手机等设备上随时切换, 无论与会者身处何方使用的是何种设备。

所以, “将企业办公环境中所有设备, 如会议室终端、PC、移动设备整合在同一个架构中, 并提供灵活的接入与管理, 将是未来行业的发展方向。”Craig Malloy表示。

特别是对于那些业务在国际上迅速扩张, 又追求移动化的企业, 如新科技公司Twtter等, 标准化的云架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去化解这些企业面临的视频会议移动化需求猛增的困境。

Craig Malloy很自豪地介绍到, 如今Twtter、Pay Pal、e Bay、Linkedin、Rackspace等科技企业新秀均是Life Size的客户。

未来将落地中国

目前, Life Size Cloud作为“软件即服务” (Saa S) 推出, 在公有云的架构上开辟企业私有云, 不仅在美国、加拿大, 以及欧洲 (部分) 等发达地区落地, 同时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将开始提供服务。面对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与快速壮大的企业, Life Size显然不会错过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但由于中国地区对公有云服务牌照的限制, 目前Life Size Cloud还暂时不能落地中国。不过Craig Malloy透露, 其正在与中国数据中心合作伙伴进行沟通, 尽快推动云服务在中国的开展。据悉, 在记者结束采访后, Craig Malloy的下一个议程便是与这些合作伙伴探讨相关流程。

在市场上, 现在可以发现一些其他的技术供应商, 甚至本地的运营商的ICT服务, 均在将视频会议云化, Life Size如何实现差异化的服务呢?

“在市场推广时, 许多公司都会抢先发布或宣传自己的产品, 但在真正可用性, 以及多终端灵活调度方面, 还有待完善。”在Craig Malloy看来, Life Size正走在前列, 同时他也强调保持技术优势与创新力, 才是提供差异化的基础。

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10篇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 学者们并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新能源技术、新通讯技术的出现, 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讯技术融合, 即所谓的能源互联网的技术革命。保罗·麦基里则认为, 新材料、3D打印、机器人与自动化技术以及基于互联网的众包、社交型制造和持续生产模式, 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石。贾根良认为,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包括通常所谈到的“新能源革命”、机器人、3D打印机和新材料为核心的“制造业智能化”革命, 而且也包括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生物电子等技术革命[1]。综合各种观点, 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 能源使用的主体为可再生能源, 利用的方式是能源互联网。化石能源的有限性与大规模利用引起的环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瓶颈, 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在能源消耗结构中比例会持续上升。但可再生能源地理上分散、规模小、生产不连续、随机波动, 很难有效利用, 也无法与传统能源网络联通。互联网技术和传统电网技术的融合形成能源互联网, 可以满足新能源的特点, 方便地实现能源的使用、存储与共享, 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二, 社会生产方式为大规模定制、可重构制造系统和社会化生产[2]。3D打印技术的突破, 把企业的盈亏平衡点降低到数量较少的位置, 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就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网络化、非线性、个性化、分散化, 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特有的生产方式。制造业智能化使得包容性、灵活性强的可重构系统能够应对大规模定制生产的任务需求, 而且能够根据消费者的个性需求量身定做产品, 市场需求在技术创新中的牵引作用进一步上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突破了范围经济对现有经济生产方式的限制, 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依赖程度下降, 人类生产活动的空间和广度都进一步扩大。

第三, 新材料、新物种是劳动对象的重要来源。第三次工业革命能极大拓展人类劳动对象的来源。运用纳米科技, 人类可以在更微小的范围内认识和改造自然, 通过在原子、分子层面对物质进行技术操作, 可以制造出能满足各种需要的新材料。生物技术也是如此, 通过基因工程、人工育种等生物科技, 人类可以对现有物种进行改良、开发新药品、改善和保护环境, 大大优化人类生存环境并切实提高生存能力。

第四, 技能成为从事生产劳动者的必备素质, 产品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比例较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制造”、“数字化生产”,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自动化水平, 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之间的互动界面更友好, “傻瓜”式机器开始占据主导, 工人只需掌握基本电脑操作技能就可以生产出复杂的产品, 而高智商的人群会集中在实验室从事研究开发活动。同时, 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 能够大幅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减少单位产品中劳动力成本的比重。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一) 引发国际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

能源博弈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地缘政治的重要内容, 各国相互争夺能源的斗争, 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3]。能源互联网建立在现有电网基础上, 通过互联网和能源结合而形成的能源互联网, 是一种依靠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 融合了大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和分布式储能装置, 能够实现能量和信息双向流动的电力对等互联共享网络, 具有可再生性、分布式、联起来、开放性、融进去五大特征[4], 可以彻底改变现代工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引发能源地缘政治发生结构性变化。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消耗主体后, 能源互联网会改变现有的化石能源生产、供应和利用分布体系, 构建起围绕新能源生产、共享、传输和利用的地缘政治格局。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 现有化石能源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资源优势会下降, 而掌握先进能源互联网技术的国家政治地位将上升。未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主要以能源互联网技术能力的布局为基础。传统上大国之间对能源资源数量和运输通道的争夺, 逐渐转变成对新一轮技术标准和核心技术优势的控制, 国家与国家之间关于能源竞争的形式, 也由冲突与对抗为主的零和博弈, 转变成以合作与互利为主的双赢模式。

(二) 推动世界经济格局深入调整

1. 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一轮快速增长。

能源互联网革命可以破除目前经济发展所受的资源环境制约, 解决广大国家的发展难题。例如, 根据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 虽然目前美国电网的可靠率高达99.97%, 但仍需每年花费1500亿美元弥补0.03%故障率带来的损失。因此即使投资上万亿美元, 将现有电网升级成智能电网, 把剩余故障率排除, 也能在10年内收回成本。3D打印、智能化制造也会使生产制造成本大幅下降, 个性化定性的生产模式, 能够进一步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 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2. 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边界模糊化。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边界比较清晰, 传统的企业也都是在各自所在的产业内展开竞争, 两种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之间的可替代非常小, 处于一种互补的共生关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通信技术、新能源等主导技术创新在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扩散, 导致了技术融合, 消除了两个产业之间的技术性进入壁垒, 二者共同的技术基础得以形成, 工业产品的服务化和服务业产品化趋势日益明显。例如, 工业企业需要通过网络在线获取各类协作服务以, 进一步降低成本, 而且其提供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产品, 更需要提供与该产品配套的包括信息系统、配套软件、操作程序及维护服务等在内的一个完整服务系统, 制造业与服务业一体化了, 已经很难区分开来[5]。

3. 超大型制造业企业集团逐渐消失, 企业组织小型化。

以3D打印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 可以使每个家庭都可以成为生产者,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在线交流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制造[6]。而高昂的组织成本、僵化和缓慢的运行机制, 品种单一、变化滞后的产品供给方式, 使为解决规模经济而产生的大型制造企业集团无法满足及时、个性的消费需求, 从而在与分散式、网络化、个性定制服务为主的小型企业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大型制造企业开始逐渐消亡, 企业组织开始向小型化、扁平化方向发展。

4. 推动经济地理布局转变。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 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 使港口、码头、陆地交通枢纽率先成为经济资源聚集地,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与交通便利程度分布有显著相关关系。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分散生产、就地销售”成为区域贸易的新模式, 经济活动对自然地理状况的依赖程度变低, 地理位置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 而技术基础、服务水平、制度环境上升为吸纳经济资源的关键因素, 经济发展的地理分布状况从围绕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硬环境”, 转换到围绕科技、文化、制度等“软环境”要素展开。

(三) 触发军事领域深刻变革

1. 武器装备智能化。

可再生能源的大量利用, 使依赖化石能源的现代武器装备逐渐被淘汰, 可再生能源成为武器装备动力源, 纳米科技、新材料及智能制造推动武器装备向轻型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 智能型“无人”系列装备会在武器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位置。同时, 定制化生产模式可大幅降低武器装备制造成本, “大炮”与“黄油”矛盾有所缓解。

2. 编制体制平面化、网络化、功能化。

军队编制体制是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变革的结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调整。第三次工业革命将进一步朝扁平化方向压缩现有指挥体制, 直至成平面网状, 以提高整个指挥系统网络指令流的灵活性、强健性和智能性。人员配置不再是以地域或规模, 而是按功能设置若干精干高效任务单元, 各单元都有建立在云计算、物 (武器装备) 联网基础上的智能中心, 相互之间不再是上下级的指挥关系, 而是互相支持和配合的平行关系, 各功能单元再通过网络系统连接至更大的超级智能中心, 最终实现数据甚至能量的网络即时交换。智能化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成为军队指挥大脑, 发布指令并为各单元指挥员提供及时战场态势, 人工智能决策在战场辅助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重要。

3.“人为战场”成为重要的作战环境。

科技进步扩展了武器装备质料来源和军事人员的活动范围, 扩大了战场空间的广度和深度, 也不断变换着战场环境。第三次工业革命会把现代战争空间进一步扩大, 战场环境的虚实结合、多维一体、军民融合更加突出, 人类对战场环境的设计和控制能力大为提高, 军事活动受自然环境的限制越来越小, 不断创新的“人为战场”成为重要的战场环境。战场空间的虚拟化也导致平时与战时界线模糊, 硝烟弥漫的战场状况得到改变, 隐蔽式、“文明化”的作战方式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第一,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根本出路。说到底工业革命是由科技革命传导而来, 能否抓住“机会窗口”的含义就是看我国能否在各国的科技创新“赛跑”中处于领先位置。目前,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都还处在实验室甚至概念阶段, 以往“追尾巴”的技术创新模式因失去“参照物”而不再有效, 必须彻底一切从未知出发, 走以原始创新为主的自主创新道路。

第二, 保持国内稳定是前提条件。历史上还没有在政局动荡、人心不稳的国家出现能够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科技革命的先例。以美国为例, 从1865年国家统一到今天, 特别是第二次产业革命期间的两次世界大战, 都没有战火烧到本土, 长期稳定的环境, 给科学家等科技创新主体提供了重要安居场所, 是其取得诸多科技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有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良好基础, 智慧的民族能够提供足够的聪明才智, 广袤的国土提供了丰富的可再生能源, 巨大的国内市场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 能否保持国内长期稳定, 是能否顺利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提。

第三, 维护世界总体和平是重要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 我国的国家利益已拓展到世界的各个区域和各种领域, 外部世界的整体局势对国内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首先, 我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 外部世界的不稳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导到国内, 影响我国快速崛起的进程。其次, 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能有效减少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干扰因素。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 我国承担的国际责任逐渐增多, 国际局势特别是热点地区的持续动荡, 严重牵扯我国搞国内建设的精力, 也消耗了大量而又宝贵的外交资源, 不符合我国当前对境外资源能源、市场有重要依赖发展模式的国家利益。再次, 非传统安全等全球问题的治理也需要和平环境。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需要, 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工作机制和合作环境, 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世界形势总体和平的基础之上。

四、结语

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叩门, 而且正在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必须从现在开始“谋好篇、布好局”, 为做好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这篇大文章做好基础和铺垫。在保持国内稳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提下, 率先取得关键技术上的突破, 是掌握此次工业革命主动权的关键。历史已经表明,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 都发生了国际权力和国际地位的转移, 这一次我国应该积极响应与投入到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中,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来自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 (2) .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吕铁.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制造业的应对战略[J].学习与探索, 2012 (9) .

[3]李红强, 王礼茂, 郎一环.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以中亚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 2009 (4) .

[4]查亚兵, 张涛, 谭树人.关于能源互联网的认识与思考[J].国防科技, 2012 (5) .

[5]徐梦周, 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及影响[J].政策瞭望, 2012 (10) .

金碟的第三次革命 第11篇

随后，中科院院士倪光南、国资委信息中心主任陈立波、IBM中国开发商联盟部总经理迟晨浩、计世资讯总经理曲晓东等人分别发表了演讲。四位资深专家详尽阐述了金蝶EAS产品创新的深远意义。倪光南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金蝶的产品，但他谈起金蝶中间件、金蝶EAS BOS，却如数家珍。因为倪光南对国内中间件产业一直非常关注，而金蝶APUSIC是国内第一个通过SUN J2EE认证的中间件产品，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如不久前他向政府部门推荐金蝶中间件那样，这一次，他向国资委的头头脑脑推荐了金蝶EAS。“就像电子政务提倡使用国内软件一样，我们也希望国资委提倡企业尽可能使用国内软件。”倪光南如是说。

很少有国内管理软件厂商能够如此引起倪光南的关注。那么，倪光南对金蝶产品的热情究竟来自何处呢？

布局五年

在管理软件行业，进行技术创新其实要冒极大的风险。但金蝶一直以来靠技术创新占据管理软件制高点的思路，显示出徐少春领导的金蝶不仅具有技术创新的勇气和能力，更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1996年的国产财务软件市场还是DOS版的天下，很多人认为Windows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徐少春认为这是个机会，便推出国内第一款基于Windows的财务软件，并迅速推向市场。金蝶抓住了这个机会，从而从一家地方型软件公司一跃跻身国内财务软件的领导厂商之列。这是徐少春的第一次“革命”。

两年后，ERP逐渐兴起，互联网在国内开始普及，金蝶迅速转型，率先推出基于三层结构的管理软件——金蝶K/3 ERP。借助新型的互联网媒体，金蝶在网上和网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创造管理新生活”的宣传攻势，K/3 ERP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国内ERP产品的知名品牌。徐少春的第二次“革命”在随后喧喧嚷嚷的ERP大战中以胜利告终，2001年2月，金蝶从国内市场走向国外市场，成功挂牌香港创业板，成为国内最早上市的管理软件厂商。

两次“革命”的成功，使金蝶在业内声誉雀起。但随后，金蝶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用友在国内的上市，也使得双方的竞争关系变得日益迷离起来。技术创新壮大了金蝶，而资本力量壮大了用友——用友上市融资九个亿，这个数字刚好是金蝶的十倍。很多人开始担心，徐少春可能顶不住资本的压力。当时，国内管理软件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渠道的发展和新产品的研发，资本杠杆理应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在金蝶、用友上市的时候，双方已经基本完成了渠道的布局，这使资本杠杆的市场扩张效应难以发挥出来；而在产品方面，技术创新比资本更加重要。

徐少春继续扩大第二次革命的战果，发展速度继续领先竞争对手，用友的资本杠杆没有产生市场协同效应，反而让金蝶进一步缩小了与自己的差距。到2004年初，金蝶对用友的业绩从51%上升到了70%左右。

徐少春为了完成“中间件+ERP”的第三次革命，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战略布局。这五年，徐少春抓住了三个机遇。

三个机遇

徐少春新一轮革命的风声最早是在2000年传出来的。

这一年，金蝶成立了中间件公司，年底发布了中国第一款J2EE中间件产品——Apusic1.0，这是构造基于J2EE大型管理软件的基石。2001年，徐少春带领研发团队频频出国考察，学习国外大型管理软件的开发管理秘诀和最新的技术走向。此时，J2EE和.net两个技术路线正打得难解难分，这对大型管理软件的技术决策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同时，用户在这两个平台之间也难以做出抉择。无论选择哪一个平台，都会失去一部分潜在用户。更重要的是，管理软件对平台的依赖容易使厂商受制于上游的平台提供商。摆脱对平台的依赖，逐渐构成了徐少春新的“革命思想”。金蝶Apusic作为金蝶拥有自主产权的技术平台，可以使金蝶摆脱对平台厂商的依赖。一般的管理软件厂商不会轻易问津系统级平台技术，所以，金蝶在中间件上的发展并没有其他厂商跟进。金蝶中间件的一枝独秀，决定了金蝶新一代的大型管理软件将走上与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道路。

2004年，金蝶中间件登堂入室，APUSIC 3.0成为国内唯一通过J2EE认证的应用服务器产品。同时，金蝶成为亚太地区第一批通过JCOE2.0评估的厂商，金蝶由此成为世界领先的J2EE俱乐部的中国领班。

徐少春的第二个布局直接从并购国内大型管理软件传统厂商开思入手。开思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研制ERP，是国内最早的ERP厂商。金蝶收购之前，开思在大型管理软件应用开发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借助2001年年底对开思的并购，金蝶开始将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和开思在大型应用软件方面对业务的理解和设计优势结合起来。这是迄今为止金蝶唯一的一次大宗并购。

与联想收购汉普、用友并购安易不同的是，金蝶并购开思后，采用了“隐身术”：立即将开思整合到金蝶EAS的开发力量中，致使作为一个实体的开思和其ERP产品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让很多人对金蝶收购开思的意义产生了质疑。其实，开思已经隐藏到金蝶EAS的业务架构之中。金蝶EAS要快速走向成熟，不能再走K/3的老路。K/3完全是在产品研发中不断吸取客户的实践经验走向成熟的。当时，国外ERP巨头对中国市场还处在试水阶段，而且也无暇顾及中低端市场，金蝶K/3处于守势；而国外产品已经在国外市场经过了多年的考验，金蝶EAS要对其发动进攻，业务竞争能力必须快速提升才有取胜的把握。并购开思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提升金蝶的业务竞争能力。

为了将业务能力与中间件架构起来，徐少春在2002年落下第三颗棋子：金蝶EAS BOS。BOS是Business Operation System（商业操作系统）的英文简称，即要将业务能力（business）和中间件平台（Operation System）连接起来。此时，管理软件的平台化趋势已经显露出来，但国内显然还没有厂商具备金蝶独有的大型管理软件业务开发“内功”和应用服务器中间件这两样独有的武器。这是金蝶的又一个机会。

第三次革命

金蝶EAS BOS改变了传统管理软件的开发模式和应用模式，同时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技术驱动和自上而下的业务驱动，支持企业进行业务流程配置、企业建模和大规模的集成开发。基于模型驱动架构，金蝶EAS卖给用户的不仅仅是一套应用系统，还提供了一整套流程优化和集成开发工具，并将系统的元数据也开放给了用户，利用这些元数据、开发工具和建摸工具，用户可以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根据业务变化的需要进行新的扩展开发。模型驱动架构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就是实现了平台相关模型和平台无关模型的分离——与业务相关的模型作为与平台无关的模型，可以一次开发，在多个平台上实现。从而能够有效保护厂商的业务设计和用户的业务创新不随技术平台的升迁而消失。

金蝶中间件的平台支撑能力、开思的业务能力、金蝶EAS BOS的架构开发能力是徐少春发动第三次革命的“种子”。在2003年，这些种子开始发芽，金蝶EAS破土而出——基于ERPII管理思想的新一代大型管理软件诞生了。2003年2月，金蝶EASv1.0在北京隆重发布。

然而，火种刚刚点燃，就遭遇了潮水般的非议和争论。这些争论和非议使徐少春感到，要让金蝶EAS为社会所接受，必须先扎扎实实做好产品，争取成功客户的支持。因此，在2003年下半年，金蝶EAS的声音戛然而止。其时，金蝶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研发调整，将重兵投入到了EAS新版本和EAS BOS平台的开发之中。

论改革开放是中国第三次革命 第12篇

一改革开放是第三次革命是就中国的道路选择和理论成果而言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前两次革命的道路选择和理论成果相比，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资产阶级三民主义思想也深刻的唤起了民众的民主法治人权观念，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中国道路选择的觉醒。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社会主义建成后，我们一直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认识模糊，直接导致了大跃进、“文革”等重大错误的发生。站在重大历史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非凡的勇气和魄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选择了新的建设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实行走出的战略方针，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党情国情的新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分别创立了“三个代表”重大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科学发展”三大历史课题，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选择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历史选择，是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

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是就解放、发展生产力而言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是就解放、发展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障碍而言。过去我们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只能发展生产力，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改革开放以前，国门封闭，体制僵化，生产力束缚不前。邓小平以理论家的思维和勇气，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打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束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 邓小平还强调，“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2)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3) 因此，就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言，改革开放同前两次革命一样是一次新的伟大的革命。

三改革开放是第三次革命是就社会重大转变而言

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的五大转变，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第一个转变是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中心。“文革”之后，“两个凡是”仍然困扰着人们的思想，社会建设停滞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决策，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由封闭社会转到对外开放。建国后，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与世界先进经济、科技、文化丧失了联系。邓小平同志曾敏锐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 ，并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使中国再次与世界先进经济科技文化保持了联系。

第三个转变是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转到总体小康。改革之初，人民人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基本处于温饱水平。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并达到了整体小康水平。

第四个转变是由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僵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五个转变是由传统发展观转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5) 科学发展观摈弃了传统发展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高污染、高能耗粗放型发展道路，追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前景。五大转变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使改革开放成为一场新的伟大变革。

四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是就改革开放艰巨性、紧迫性而言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体制改革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进入“深水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统筹协调发展的任务艰巨；社会问题凸显，各种突发性事件呈上升态势；卫生、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等等，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加之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着我国经济，使我国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6) 他又多次强调，“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7) 就其艰巨性、紧迫性、重大性而言，改革开放发展任重道远，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就深刻的历史意义而言，改革开放是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73页

[2]同上135页[3]同上113页[4]同上78页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15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