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离开范文第1篇
只要你一句话肯定，
我就交出自己真心。
前方的路或荆棘、或花地，
日子是泪水笑脸相互交替。
阳光照下泪水晶莹可人，
笑容镜中是另一番风景。
快乐总是太少、痛太多。
缘分还是太短、分太长。
你说我们不曾相遇，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当爱失去幻想，
梦是不是只剩枯槁的骨感。
当生活只是义务，
现实是不是赤裸裸的冰凉。
受够了外面的黑，
想寻找一丝光亮。
相拥之后才发现，
剩下的只有凄凉。
为什么不爱了还要商量，
为什么只剩距离还要强留身旁。
为什么不放手彼此飞翔，
为什么还要相拥取暖，
难道炎炎太阳底下还会冷透心房?
今天，
我放手，
虽然还想和你在一起!
怕的，
不是不爱了，
而是，
爱你需要的不是勇气，
选择离开范文第2篇
看了这次的作文题目，我想了很多。我想自己不想的是什么?不想长大，不想对父母言听计从，不想失去自己前进的动力，不想……望着窗外的蓝天，我知道我要写什么了。我不想离开，不想离开这个自己已生活三年的校园。
虽说我没有对这个学校做过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没有做过什么有建设性的丰功伟绩。但是我不想离开这个学校。与其说我不想离开这个学校，还不如说我不想离开这个让我留下这么多美好回忆的地方。
这里是我已生活了三年的校园，在这三年里我笑过，哭过，吵过，闹过。这里的每个点滴都记录着我的喜怒哀乐，欢笑与共。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得到了很多友谊;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老师，得到了很多知识和人生思考。在这里，每一天与我擦肩而过的人，是否也和我一样，在这里留下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和怀念。
三年的时光都在这里流过，我用自己最独特的方式记录。每天和同学生活，一起欢笑，一起学习，一起走过初中三年的生活。虽然有吵闹，有意见分歧，但我们都一起手拉手肩并肩走过。虽然有时他们很搞怪，很无聊。但正是他们的“真”点缀了我的生活和心灵。我不想离开，不想离开这帮和我并肩走人生的同学。
人们常说“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以前我并不相信这句话。但自从我上了初中，我渐渐相信了这句话。以前我总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有师生关系，老师和学生就像鸿沟隔开的两岸。但现在，在我眼里师生关系就像挚友一样，相互扶持，相互勉励。我永远都忘不了教师节的那一天，虽然没有美丽的装饰，美味的饮料，但有我们和老师一起度过，就已经很满足了。我不想离开，不想离开这些如挚友般的老师。
我不想离开，离开这所学校的阳光，蓝天，绿草……我不想离开这所学校，不想停止在心中记录三年回忆的那双手。
走过三年，欢笑与共，记录回忆……
选择离开范文第3篇
像小草
不恨露珠
像小花
不恨蜜蜂
人生
有许多难言的痛苦
只要彼此记住
记住就是一种
长久的祝福
——云来时
想到海
——风来时
想到草原
点一支蜡烛
想你孤独夜行
即便目光
偶然触到伞
心，也会不辞而别
追你在风雨泥泞
痛苦，原是一种
提纯后的美丽
只因你和我
在阳光亲昵小花的世界上
一同走过
坎坷人生地
选择离开范文第4篇
在我小时候，妈妈为身体不好的我去算了一回命。回来后，妈妈只是抱着我哭了一场。也许是我的命不好吧。我猜测着却没有问过她到底算出了什么。
年龄渐渐增加，妈妈的眉头越皱越紧。我还是不明白妈妈到底在担心着什么。不知道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只是平时的药越吃越吧，可身体还是不见起色。
春去秋来，我已经到了谈论婚嫁的时候了。于是，上门说媒的三姑六婆隔三差五的来我家。妈妈始终没有开口答应。只是对我说：铃儿，妈妈不干涉你的婚事，但希望你在考虑时记得你还有个老妈妈!我牢记着妈妈的话，开始寻觅属于自己的家。在经历几次通彻心肺的爱情后，我觉得爱对于我来说只是带来无尽的痛苦和满身的伤痕。于是，我开始逃避现实，开始遁迹在虚幻的网络世界里。
初进心有千千结，我遇了一个名字叫“下雨的心情”的人。我(风铃)用放荡不羁的语气和他说话。
“可以认识吗?”
“可以。”
“哪儿的帅哥?”
“湖北的，你呢?”
“我?地球的。”
“你很调皮啊!多大了?”
我骗他说：“十九岁。你呢?”
下雨的心情说：“我24岁。你还读书吗?”
我说：“没有啊，早不读了。没意思。”
下雨的心情：“呵呵!女孩子多读点书不好吗?你好象很喜欢风铃吧?”
“是啊!风铃的声音很好听啊!”我有些得意自己的网名了。
“哦，我要下了。以后怎么联系你?”下雨的心情问我。
我说：“你说怎么联系你吧?”搞什么?居然想要我的电话?我才不给呢!
他报了一串数字后从屏幕消失了。
看着他的名字消失，我突然觉得有些对不起他了。因为现实里我从不说谎的。竟然骗他我才十九岁?后悔慢慢的涌上心底。不管他了，反正网络是虚幻的东西。玩玩嘛!
再次进心有千千结，我又看见他了。
“你好!又看见你了!”
“你好!”我寻思该不该给他道歉，说我欺骗了他。
他象看见好朋友一样，开始说他今天心情不好。还喝了酒。
我说：“怎么了?”
“我妈妈病了，我又和女朋友分手了。”
“哦!可怜的，你妈妈得了什么病?”我有些关心的问。大概是因为想起了我自己的妈妈吧。
“是贫血!”
“贫血?很好治啊!平时注意营养就是了。”因为常常上医院，我懂得一点医疗常识。
“去买点安利公司的纽璀莱蛋白粉吧!听说很好的!”
“谢谢!”他很客气。
回去后，我莫名其妙的担心起他妈妈的病情了。也许是因为自己在看过几次生离死别的情景后，心有所感触吧!生命的消逝如此之快，而人们却无能为力。唉!
隔了好几天，他都没有上线。我开始有很强的不祥的预感了。
果然，在某天，他的一个朋友上线对我说，他的妈妈快去世了。我问那朋友：“不是说是贫血吗?”
朋友说：“是溶血性贫血!已经晚期了!估计活不过今年!”
我觉得天旋地转，好担心他，好担心他的妈妈!
选择离开范文第5篇
雷锋是一位永垂的英雄，是人们心里永远的榜样。
今天我看了一部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电影里的主人公“乔安山”在雷锋去世以后，他继承雷锋精神，做雷锋第二人。虽然他做的事受到了很多人的感谢，但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也被别人误解和冤枉过。
有一次，乔安山在送货路上看到了一位被汽车撞伤的老人，赶忙将他送进了医院，并及时通知了家属。可在和家属的谈话中，发现自己被冤枉了，便开始极力地解释澄清，但却挽回不了结局，乔安山被老人的家属一致认为是肇事者。他因此很伤心，来到了雷锋墓，对雷锋说：“班长，我现在该怎么办?”乔安山不知道帮助人是不是帮错了。连他儿子都说现在学雷锋的人都是傻子，只有钱才能解决问题。但是雷锋在乔安山心里留下了很深的感情，所以乔安山还是坚持做雷锋第二人。
一次乔安山和他儿子在送货的路上，他们的车轮陷进了坑里，开不出来了，便开始求助，可一直没有人来帮忙。终于，在早晨的时候，一群学习雷锋的学生把他们救了出来，这些学生让乔安山的儿子知道了世上还是好人多，雷锋精神还是存在的，也让乔安山知道雷锋还活在人间!
选择离开范文第6篇
2008年07月18日 09:03南方网【大 中 小】 【打印】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 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 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
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
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
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
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 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
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
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
“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
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
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
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十年过去。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
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 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 杨子云 发自北京
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
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
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
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 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
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
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
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 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 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情山水。
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目标都已经
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
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
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
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
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 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
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里的骨干力量。
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 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
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
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光华法学院成立典礼上发表致辞,他说，“(光华法学院)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贺卫方以这篇致辞作别北京大学后，他的新教职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这个法学院意图恢复胡适年代大学传统的理想实验——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这似在回应半个多世纪前的浙大历史。那时，在校长竺可桢主持下的浙大，获得了比肩北大的自主办学氛围，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
半个多世纪后，与北京相比，杭州在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
但这个学院欲图恢复大学传统的追求，仍让一些厌倦了现今大学诸多问题的学者心神往之。
今年4月，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张谷也离开北京，选择了光华法学院。
张谷的夫人曾对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你们为何要引进他(指张谷)?他又不会为光华法学院‘制造’文章。”言下之意，如果按现有多数大学对教授的评价标准，张谷可能会让光华失望。 但孙表示，该院不同于其它大学的独立教授委员会对本院教师水平的评定，不会拘泥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而将更多审查代表作的实际水准和教师的科研能力、潜力。 造就一个理想的法学院
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现有10名委员。
除了浙江大学副校长为理工背景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华裔法律学者或精通中国法的外国学者。其中，有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等。 这是一个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等，学院日常运行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教授委员
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他们将专司一职:维护学术的良心。
在院长孙笑侠看来，十位教授形成了顶尖的专业评判水平，可以避免“外行评价内行”的尴尬。之前，法学院教授的晋升，都由校方职称评审委员会决定;而评审成员多数是理工科学者，不了解法律学科，“最终只能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课题、项目”。 在引进人才上，教授委员会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人选，经过院务委员会物色、推荐，最后都须在教授委员会上通过。据孙笑侠介绍，引进贺卫方，在教授委员会上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样一个和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的“学科特区”，和捐建者光华教育基金的推动直接相关。
在光华教育基金捐建之前，法学院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系等院系合称大法学院，在杭州市区的西溪校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院系间相互扯皮，教师很难将大部分精力投身科研和教学。几乎所有的法学老师都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纯粹的法学院。浙江大学的第三校区——之江校园，被不少海归老师相中。
在和校方领导沟通后，院长孙笑侠率队开始募款之旅。最后，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陈长文，促成了光华教育基金
与浙大法学院的这段因缘。陈也是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有深厚的大陆情结。
2007年4月，在光华成立典礼上，陈长文说，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到场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发表致辞，他说，“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他们寄望于浙江大学，在大陆造就理想的法学院，培养理想的法律人群体。 新旧规则的磨合
光华法学院毕竟没有脱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高校管理体制。
法学院现在除了须受校方的领导，还须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在目前的格局下，浙江大学方面允诺法学院建立“学科特区”，给予光华一些特殊政策，教授委员会在这些特殊政策范围内运作，但最后决定权还在学校。
另一方面，在光华教育基金和浙大的双方协议中，作为学院的直接领导，浙大并非无偿接受捐赠，校方必须在资源分配、学术建设等
方面配合光华的工作。这意味着校方要让出一部分权力，因此，其实际“履约”情况令人关切。
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的感受是，新旧规则正处于磨合阶段。他说，有些问题可能还没完全曝露，比如，“教师的晋升需要经过校方确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怎么办?”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曾有一次校方想推翻教授委员会的决定，但后来一方面鉴于教授委员会诸委员的威望，一方面经过双方沟通，校方同意了原有决定。
即使学院之内的治理，也仍需磨合与调整。
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外校知名教授。由“外人”来决定院内事务的模式，也招致院内部分教师的非议。他们认为，外界的教授不一定了解本院本地区的情况。在西方的大学，教授委员会由本校或院系全体教师组成，并无“外人”参加。另外，由于委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很难聚到一起开会，可能影响决策效率。
直接推动光华法学院建立的台湾籍教师王冠玺，是两种文化和行事规则的交节点。
这一年的工作让王冠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社会:“整个社会对法治缺乏真正的关切，很多问题还是按旧规则来办;多数人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王坦承，在筹建学院过程中，感觉随时可能生变。幸而虽有困难，相关方面有足够的耐心。
孙笑侠说，教授委员会运作一年多来，总体状况比较理想。他还发现，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光华的经验，在权力下放和资源分配上，有尊重基层自治的倾向。
贺卫方认为，在大体制不易弦更张的情况下，局部的制度探索并不容易，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
张谷也不认为自己来到光华，就意味着来到一个和原来就职大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坚持认为，光华法学院就像民法上的人，只要诞生了、存在过，就有其特有的独立的意义。 法学院的日常时光
这是带着些理想主义光芒的法学院。
整座校园在幽幽的月轮山上，美国长老会捐资建造的老教堂静立在半山腰上，它还有个清雅的名字——悦客堂。
光华法学院教授林来梵期待着，某日能在悦客堂举行学术沙龙，畅谈法学与神学的姊妹学缘;或在里面举行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上帝的目光和教堂的钟声中，师生们互相致贺道别，不必计较学校党政领导的座次排位。
百年前，这里是华东六所教会名校之一——之江大学的校园。和它同期的东吴大学，曾经造就了中国近代最为成功的法学院，东吴法学依然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的标尺。
逝去的大学精神和前辈学人令人心向往之。张谷说，第一次来到山上，平日不修边幅的他突然有种冲动，想打上领带穿上西服拎起皮公文包，像当年的教授一样去给学生上课。
置身此地的学人很难不生烂漫之想:钟楼又名同怀堂，由《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出资建造;山顶的独立洋楼“下红房”曾是司徒雷登的居所;与钟楼遥相呼应的主楼慎思堂前，孙中山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
单看光华法学院院徽，就令人浮想——红黑白三色，盾牌和书本为基本造型，居于中心的则是代表正义、法律、权利的拉丁文“JUS”，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法学院院徽中并不多见，让人想起常青藤等欧美名校。
在这里，每周五是师生共餐日。学院规定:教师无论当天是否有课，都必须赶来与同学们共进午餐。这一餐由学院埋单。
目前，院方正向全球招募图书馆馆长，据悉已有美国某名校的图书馆馆长有意前来。
一年后遥望法学院成立的当日，一位留学日本的法律学者在异国的寄语仍动人魂魄:我想象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
这也是法学院院长孙笑侠的心愿。
他说，光华最令人关注的不是亿元资金，也不是景致天成的西式校园，而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改革效果——让它拥有相对自主的政策，归还学术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