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一、就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也一直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顺应经济发展的就业制度与保障体系。现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就业保障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红利、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等特殊国情，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就业保障体系中的一些法律，如《就业促进法》中的一些条例也需要配套措施进一步落实、执行与监督。具体来看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就业保障体系覆盖面不广，不能达到普惠。从失业保险来看，现阶段的对象主要是城镇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以农民工为主的大量流动就业人员游离于失业保险之外。新出的《社会保险法》中的失业保险条例扩大了参保的范围，规定将所有职工纳入失业保险体系，并且流动人员的失业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推进了失业保险普惠化、灵活化的进程。但是具体实施仍缺乏相应的登记制度、财政政策、监督制度等更加深入具体化的措施与之配套。并且除失业保险外，对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相关福利没有具体说明，还有待《失业保险条例》的进一步修订。

二是劳动力流动仍然存在“制度性樊篱”，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目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较高，包括劳动保障、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其最大的根本性障碍就是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

三是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不完善。我国并没有全国意义上的失业统计，仅仅只有城镇范围内的失业人口统计，即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非农业户口人员。缺乏对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就业人口的信息登记制度与管理体系。许多地方对农民工的数量、结构等最基本的数据都不清楚，更谈不上对其就业信息如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情况等的管理，以及对其合法权益的维护与就业保障的提供。

四是失业保险水平低，保险金计发标准及给付期限设计标准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失业保险金的设计过于笼统与随意，并且保险金领取期限最长为2年，而目前世界各国失业保险给付期限一般都在1年以内。合理的失业保险金应该在确保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上，起到激励其再就业的目的，避免保金过高或过低而引起的自愿性失业。

五是失业保险基金管理不规范，资金缺口大。资金用途的分配不科学，仍然重失业救济而轻促进就业，在就业促进方面的支出比重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完全依靠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自行安排，随意性太大。这就造成了就业保障体系大多数停留于给失业人员生活保障上，在职业技能培训、职业介绍，促进再就业方面的功能发挥得远远不够。

六是就业培训体系缺乏市场导向性、针对性与规范性。职业学校与技能培训学校普遍存在教学条件较差，师资水平有限，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没有很好的市场定位，与普通高等学校特别是专科学校雷同，某些甚至热衷于升格为普通本科学校，远远脱离真实的市场需求。

七是就业保障体系项目单一，缺少多样性，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大学生、特困人员（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等不同的群体有着符合自身特征的需求，但是有针对性的服务却没有跟上。如农村劳动力流动缺少有关部门的有效组织，农民进城就业有一定的盲目性，就业效能低，就业权益保障问题突出。大学生缺少实习、见习的机会等。

八是就业保障体系资源整合度低，存在浪费现象，地区、城乡、群体间互济性低，缺乏统筹安排。各类与就业保障相关的部门、单位等所承担的服务项目有所重叠，信息资源没有达到很好的整合与利用。

二、就业保障体系整合的必要性

我国现阶段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与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碰上了人口红利的国情，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使我国的就业顺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并反过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必不可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是缓和现阶段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促进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红利高峰的到来，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及发展结构的转变。无论是从总体规模上还是从结构上，劳动力过剩、就业资源相对稀缺将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所处的状态。那么如何在有限就业资源中，挖掘就业潜力、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这就需要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使有限的资源达到尽可能大、尽可能好的利用状态，从而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二是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是加快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工业化是一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城市化的“药引”。而由于城市能够产生聚集的规模效应，所以城市化是推动工业化的有效动力。要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匹配、相互促进，就要保障城市迁入者以及新划入城市的人口，有公平的就业机会与就业保障，怎样将其合理纳入就业保障体系，这就需要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只有将其纳入就业保障体系的保护伞下，使其安心地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才力，才能加速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发展我国的经济，进而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三是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是“以人为本”，全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就业的“买方市场”格局使劳动力供给方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导致求职艰难，需求方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随意抬高准入门槛，甚至刁难求职者；并且在工作中，用人单位也会利用自己不愁招不到工的强势地位，缩减劳动成本以赚取更大的利润，尽力压榨劳动者，如工作时间的不合理延长，放任工作环境的恶化等；而当劳动者面临失业时，收入没有保障，且部分失业者由于年龄大、体力差、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低，再就业困难很大。针对这些问题，就业保障体系需要整合，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创新、法律保护等措施，合理利用有限资源，建立统一、公平、人性化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与相关服务机构，全面细致地保障求职者公平就业；劳动者安全健康地劳动，不被无理解雇；失业者享受收入保护与就业援助。

四是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是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较大，仇富心理等矛盾滋生。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从源头出发，全方位为所有劳动者提供公平就业致富的机会，并对就业困难人员在确保其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提供就业机会与培训方面的援助，有利于减缓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就业待遇不公等引起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五是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现阶段的就业保障体系的受益者大多还局限于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劳动者。将广大农民纳入就业保障体系，打破有损农民利益的一些制度壁垒，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提高农民的知识技术水平，加快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需要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

三、就业保障体系普遍整合的目标

建立广覆盖、多功能、系统化的就业保障体系。使就业保障体系覆盖到我国所有的劳动力人口，合理规划、统筹利用相对于庞大的人口红利而稀缺的财力物力等资源，为求职者、劳动者、失业者提供全面的、满足其多元化需求的服务。具体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信息化、市场化、有序化的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改变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区域分割局面，建立全国统一、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可以依据劳动条件和收入，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地自由流动；单位可以自主招聘劳动力。劳动力和用人单位实行双向自由选择，以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人尽其才”，使市场配置达到高效率。

二是基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覆盖面广、多层次、多功能、系统化、规范有序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在统一劳动力市场这一信息平台上，逐步完善相关的就业失业登记、职业指导与介绍、就业培训咨询、职业技能鉴定相关咨询、就业政策（如特殊优惠政策等）咨询、依法维权咨询、就业援助及相关福利咨询等服务平台，既可以满足求职者多元化的需求，为其提供全面服务，又增加了就业岗位，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三是以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为结点，辐射出相关服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全面的、为所有劳动力提供便利的服务网络。如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各类职业学校、技能培训机构；与职业技能鉴定相关的鉴定中心；与劳动者维权相关的律师事务所；与失业保险、优惠政策及福利相关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等。既可以保证劳动力通过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快速便捷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服务，进入下一级服务单位；同时又便于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掌握劳动力的动向，实现整个就业信息系统的动态化管理。

四是建立规范化、科学化、有监督的就业保障基金体系。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服务网点应确保所有用工单位和职工及时、足额地缴纳保费。各地区应根据保险基金数额及失业现状做出合理的计算与预测，科学规划、统筹管理以确保失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与合理支出；并与就业专项基金相结合，在确保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为各种公共就业服务、特定就业政策、小额担保贷款等提供支持，积极促进就业。

五是实现就业保障体系全国一体化，向上有国家的宏观统筹管理；向下落实到城市的街道、社区办事处及农村的乡、镇等的有效执行。国家除了宏观就业政策公布、各地区就业工作指导、全国劳动力信息收集管理等外，应通过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对有就业保障困难的地区进行补充、调剂。县级以上政府按《促进就业法》制定促进就业的年度工作计划与中长期规划，并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及职业培训、职业鉴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等相关服务单位进行地区层次的合理规划与统筹管理，确保所有劳动力快速便捷地获取就业保障体系的服务，并实现信息的及时收集与动态管理。同时根据各地区劳动力的具体情况，合理计算与预测，建立失业预警制度，以防止大量失业人员的产生，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四、就业保障体系普遍整合的制度设计

（一）将建立健全就业保障体系、促就业放在一个战略高度

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规划与制定应将促就业这一目标充分考虑在内，整合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动员各方力量，全面加快就业保障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首先，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增加就业、减少失业的先决条件与根本途径。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应该继续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地增长，以扩大就业容量。

其次，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以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增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将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变为就业岗位的稳健增长，提高就业弹性系数。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近年来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只有1%左右，这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很大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认清这一发展形势，转挑战为机遇，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重新调节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要素投入的平衡关系，在产业发展中强调“以劳动力为本”。加速发展旅游业、服务业等就业弹性系数较高的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企业，对其采取税收、银行贷款、财政扶持、法律保障等优惠政策。同时鼓励更为灵活的劳动就业形式，如提供临时性的就业机会；鼓励劳动者自己创业，给予相应的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支持、贴息等扶持政策。此外，政府应积极投资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如整合社区服务资源，开发社区服务岗位等。

再次，促进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合理匹配，尽量避免出现有就业岗位，而无合适劳动者聘请这样结构性失业现象的出现。我国工业化进程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就业弹性的下降，但是长期会转化为更高层次的就业需求，催生新的就业增长源。由此看来，我国对专业技术性人才的需求将逐步进入一个高峰期，所以应当更加重视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广泛提升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水平，以满足新岗位的需求，避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产生较大错位。

（二）改革户籍制度，以加快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

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消除传统的城乡隔离状态，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与居住的农民工的落户问题，也为农民工相关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的落实提供便利，对统筹地区发展、城乡发展都有积极的效果。进城农民工是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的主力军，他们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为城市的建设和繁荣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改革户籍制度，加快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应是就业保障体系整合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积极推广社保卡，建立与完善个人账户，实现就业保障体系的动态化管理

目前的社保卡主要针对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人员和离休人员发放。最近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中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表明国家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社保卡的决心。而此条例的具体实施仍需要社会的广泛支持。首先，需要强化个人与用人单位的参保意识，相互监督主动办理社保卡；其次，对于现今非全日制用工、灵活就业等多样化的就业形式，以及现今未纳入社保体系的广大农民，如何参保、缴纳保费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尽快研究解决，出台具体明确的方案予以落实。

（四）加强就业保障基金的科学规划与严格监管

充分利用失业保险基金与就业专项基金，从财力上保证就业保障体系既能够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又能为其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促进再就业。

目前失业保险金的缴纳只局限于城镇企事业单位与全日制正规就业的劳动者。然而我国存在着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临时工、短时工等灵活就业者、雇主和个体经营等自主就业者，这部分劳动力面临着比城镇企事业单位中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更大的失业风险，却没有有效的失业保障。同时，灵活就业者与个体经营者对于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应给予鼓励。这就需要国家将其纳入就业保障体系。新出台的《社会保险法》中已明确规定将所有职工均纳入失业保险，但是对于失业保险金的缴纳办法没有具体说明，原有的《失业保险条例》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是否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保费，灵活就业人员与自主就业者是否要承担个人与企业两部分的保费等问题需要在统筹我国失业保险基金使用状况与我国现阶段的失业情况后做出明确规定。

另外，对于失业保险基金与就业专项基金如何互补匹配，既确保资金充足，又避免重复浪费，需要进一步探索。各地区应结合失业现状和未来预测，以及纳入全部职工的失业保险基金数额的重新测算，对失业保险基金的收入与支出及就业专项基金的设立规模与支出，有科学合理的规划，不断探索，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就业保障基金管理机制，并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使其透明化、公开化。

（五）规范职业技能培训，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多元化、多功能、系统性的职业培训体系，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就业质量的提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智力的投资收益大于发达国家。在强调高等教育的同时，应根据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就业形式，灵活调整各级教育的投入，重视发展各种非正规教育。职业培训是国家实行积极人力政策的直接途径，鼓励劳动力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其就业能力，以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对于降低结构性失业有着重要意义。职业培训的定位，国家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定位，对职业学校和技能培训学校进行全面的规范与整合。首先，学校的办学模式、教学模式、课程设置需要打破传统，充分考虑社会需求，体现对劳动力就业能力的培养。其次，加强学校建设和教学改革，增强教师队伍的实践能力，并提高所教授知识技能的更新频率。再次，不拘泥于2年或3年的学制模式，采取弹性学制和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注重与企业的具体需求相结合。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如采取学校提供场地、教师、生源，企业提供一部分师资、实训基地、用人需求，双方结合起来培养人才的“订单式”培养模式。

（六）各地区加强对就业困难群体的扶持，合理布局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利用该平台全面了解与掌握长期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4050”人员等缺乏经济来源的就业困难群众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公益性岗位援助、税费减免、社保补贴、贷款担保、技能培训等帮助，并进行跟踪服务，切实确保其实现稳定就业。对于就业困难地区、困难行业如资源枯竭型城市和独立工矿区的劳动者，国家要有合理的规划与安排，给予相应的补贴与政策扶持，组织实施国家培训项目，鼓励企业平稳转型，鼓励跨地区的劳务协作和劳务输出，及时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防止大面积失业。

〔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标课题:“普遍型社会福利体系的基础和设计研究”（编号：09&ZD061）成果之一〕

（杨宜勇，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高言，中央财经大学讲师）

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失业和下岗问题日益严重。从2003年起，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0%以上，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在800万以上。但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是把那些到就业服务机构求职登记的无工作人员纳入统计范围，没有去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失业人员则被排除在外。因此，“城镇失业率”反应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肯定低估真实的失业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地方统计局合作于2001年在全国5大城市福州、上海、沈阳、武汉和西安进行了劳动力抽样调查，并在2002年又进行了一次专门的失业率调查。按照国际上关于就业和失业的定义，2002年末，5城市的总体失业率为14.3%；武汉失业率最高达22.3%，沈阳失业率为17.6%，西安失业率为16.5%，福州失业率为12.3%，上海失业率最低，但也达到8.9%。” 一旦失业率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这是一个为事实所证明的结论。例如，在1994年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就由于失业率达到了10.4%（非官方的估计数字为13%左右）而发生过多次的罢工和抗议行为。失业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失业再就业问题必将是一个长期的显性社会问题。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个人的生存、发展以及家庭生活的质量，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而作为解决严重失业问题的一种可行途径，以社区为基础、以灵活性为主要特征的社区就业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逐步发展起来。

一、社区就业：概念性的框架

社区就业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欧美国家不同的时间内社区就业的侧重点不同，先后产生了三种对“社区就业”的不同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凡是在地域范围内的就业均可以称为社区就业，这也是最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进入60年代，欧美国家逐步从贫困的角度来审视社区就业，按照劳动经济学中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将其定义为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的劳动市场就业。70年代后，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认为社区就业是那些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支持服务。

国内学者对于社区概念的界定也有着各自的看法。代表性的有：

（1）杨宜勇指出，社区就业是不同于政府就业和传统单位就业的一种就业方式。社区就业把扩大就业与社区服务结合起来,依托社区阵地,发动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化服务,向社区要岗位,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和方便。服务社区和社区服务的组织由劳动者自发或者自愿组成是社区就业的两个必备特征（杨宜勇,2002）。

（2）张卫认为社区就业是指以街道、社区居委会为依托,把就业与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发动和组织下岗、失业人员以个人或组织起来的方式,向社区要岗位的一种就业形式（张卫，2002）。

（3）岳健能和房尚文从社区就业的目标、目的、物质和劳动力来源等方面来解释社区部门的就业。指出，中国的城市社区就业，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劳动力来源，以服务社区建设为主要目标，利用社区自身的资源优势，为社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消费而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依托基层社区组织而实现的就业。(岳健能、房尚文，2002)

（4）刘继同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劳动部门形成了社区就业的四种截然不同的界定取向。分别是：妥善安置分流破产企业职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和确保基本生活的界定取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社区服务经济，多渠道、多形式开发社区就业岗位的界定取向；深化社区体制改革，强化社区管理和发展社区服务，全面推进社区建设的界定取向；积极开发社区岗位，促进各类劣势群体再就业和将就业服务向社区延伸的界定取向。他认为这些界定取向并无明显的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它们并存共生，相互交织。（刘继同，2004）

（5）任远从行政层级、服务对象、就业组织、管理主体、就业者主体、服务内容等多个角度对我国的社区就业进行了界定。他认为：a.从行政层级上看，社区就业是街道或居民委员会直接解决的，在社区层面上运行的就业活动；b.从服务对象看，社区就业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生活服务和社区内其他实体提供辅助服务的经济活动；c.从就业组织看，社区就业中存在政府的管理和调节，但不是各级政府直接管理和直接提供的就业，而是个人、团体及各种社会经济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运行的经济服务。d.从管理主体看，社区就业主要是一种非正规部门就业，涉及城建、卫生、公安、工商、税务、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多部门的综合管理；e.从就业者主体看，社区就业不仅包括本地失业下岗劳动者，同时包括外来人口，社区创业者，老年退休人口和各种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队伍；f.从服务内容看，社区就业主要包括便民利民服务、社区家居服务、社区公益服务和社区管理服务四类(任远，2005)。

由于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在我国，社区就业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范畴，其内涵和边界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尽管如此，学术界还是就有关社区就业的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社区就业是一种积极的就业形态，它在解决失业和扩大就业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社区就业必须依托于社区，向社区要岗位。社区就业的发展是对“回归社区”、“依托社区”理念的最好诠释。笔者认为，任远给出的社区就业的概念是综合而全面的。他从多个角度对社区就业进行解析，很好地诠释了社区就业“综合性、灵活性、福利性与盈利性相统一”的特性，有助于人们更好的把握社区就业的内涵和特点，形成有关社区就业的概念性的框架。

二、社区就业：功能的分析

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和社区的发展需要 共同推动的结果。作为一种积极的就业形态，社区就业既弥补了现有劳动力市场的种种不足，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富有弹性，创造出多层次的劳动需求，同时又满足了社会转型、城市、社区和人的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社区就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业功能

从服务内容上看，社区就业包含社区内的保安、保绿、保洁，各种维修服务、生活用品销售、餐饮服务等社区性服务；也包括社区内的流动摊贩、自我雇佣以及个体和家庭型经营等等。这些活动涉及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定意义上讲，社区服务业是一种供给性的消费。完善的供给可以推动更大的消费需求。因此，随着社区服务业发展的不断完善，社区就业将会表现出巨大的就业吸纳能力。这已经得到了有关调查数据的支持。2001年，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和联合国开发署进行的四城市再就业调查指出，在测算8种主要的社区就业服务项目的情况下，全国32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43个人口在50-100万的大城市，可提供的社区就业岗位至少在1500万个以上。复旦课题组2003年的调查则从支付能力的需求角度推算出全国城市当前实际存在的社区就业岗位为1080万个。

从社区就业的特征来看，社区就业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就业的特征，如，需要投资少、起步门槛低、技术含量不高等等。可见，对处于“就业难”窘境中的年龄偏大、传统技能单一、文化水平不高的失业人群来说，社区就业是一种理想的可行的就业途径。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也指出，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看，就业岗位的主要增长点是第三产业，重点在社区服务业。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为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推动再就业的主攻方向应放在发展社区服务业上。

（二）稳定功能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垂直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统包一切，单位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功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单位制逐渐解体，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能逐渐被剥离出来并回归社会。笔者在进行“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及再就业状况调查” 的问卷调查过程中发现，下岗失业人员虽已不再认为下岗失业意味着天塌地陷，甚至已经对下岗失业麻木，觉得再正常不过、无所谓，但是他们对于现实往往会流露出种种不适和不满，并且相对剥离感严重。其中有64%的调查者认为其失业是因为单位客观原因，51.2%的调查者觉得与失业前相比，其失业后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是体制的受害者，失业并不是出于自身能力的不足。没有工作，缺乏收入来源的失业人群给社区带入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如何吸收、消化、安置因“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原因被“整体”排斥到社会中的失业人员，便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社区就业恰恰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在社区就业不仅可以增加失业人群的收入，改善其生活条件，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交流、沟通机会，有助于其自身心理的调节、减少相对剥离感。与单纯的“输血性”救助相比，社区就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稳定。社区就业实际上充当了社会的“安全阀”。

（三）社会化功能

对于失业人群来说，失业给他们带来了经济、社会关系、社会资源以及文化上的贫乏[14]。长期的经济上的贫困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始终徘徊在低层次上。他们处于被排斥或自我排斥的状态之中，与主流社会脱离，与所居住的社区隔绝，单纯的以家庭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意味着与社会或他人交流机会的减少，也妨害了他们获得就业的信息和机会，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实现再就业的可能性。社区就业可以成为失业人群融入社区的入口，帮助他们更多的参与各项公共事务，增强其与社区成员的沟通能力。另外，社区就业能够在帮助他们获得稳定的低收入的同时，使他们通过对社区事务的参与，重建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重获生活的信心，完成了心理状态的重塑。然后，进一步通过社区就业过程中的各种培训活动，更新自我观念，获得市场需要的技能，全面的提高了自己的素质，完成再社会化。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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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与就业市场密不可分。因此，高等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协调发展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高职教育；就业市场；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张剑（1978-），女，广西人，河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教育学；马昭（1980-），女，河北人，河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教育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等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协调发展研究” （编号：HB12JY032；主持人：张剑）的阶段性成果。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协调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

（一）基本概念

高等职业教育，简称高职教育，是兼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的一种新的职业教育。《教育大辞典》把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为第三级教育层次，而第三级教育通常等同于高等教育。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与普高教育均分为学历的教育和非学历教育部分，本文仅对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学历教育部分做一探讨。

关于就业市场，这里主要专门针对具体的一类人才所构成的市场，这一类具体人才所从事的职业活动既有高教性又有职教性，有够用的技术理论知识和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又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现场实际问题的能力。换言之，即指高等教育程度的就业市场中，那些受过高职教育的人才所形成的就业市场。

“协调发展”是“协调”与“发展”的交集，协调发展可以概括为既包括特定系统内的各构成部分（子系统）为了实现同一目标而协同工作的有机结合，也包含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系统之间资源的交易、信息的流动以及关系联结等方面从优配合，相互促进，进而达到良性循环。本文指的是高职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相互适应，协调发展。

（二）劳动力市场供需理论

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即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与社会对其需求量达到均衡的状态，其中包括质量、职业类别、地区分布等在内的多方面的均衡，其标志是：劳动力供给能够为社会全部吸收以及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又能全部得到满足。

劳动力需求是派生需求，影响其变化的因素包括企业的资本、劳动力的供给、政府的相关政策、企业的管理水平、企业的扩张能力、经济增长率等。劳动力的宏观运行与调控的重要总量指标是劳动力总供给和劳动力总需求。劳动力的宏观调控其实是对其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调控。劳动力供求均衡包括数量和质量的平衡。数量的平衡是供求总量平衡的保证，保证劳动力供给全部被社会吸收；质量的平衡，是供求质量平衡的保证，不会形成结构性的矛盾。然而，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平衡是随着内外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原来的不平衡有可能扩大，加剧供求矛盾；也有可能缩小而趋向于平衡；另外，有可能平衡点转化成新的平衡或不平衡状态，当然还有可能维持原状。劳动力供需平衡是过渡的，而不平衡是持久存在的。因此对劳动力的供求进行有效调节，保持其基本均衡，是劳动力宏观配置所必须的，同时也是本文主要的目标。本文将借助该理论框架对高职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作一般性问题分析。

二、高职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

随着我国就业市场的建立和与不断完善，高职教育与就业市场密切联系，并受到市场调节的影响。与高职教育密切相关的市场主要指学生就业市场。高职教育的供求毫不例外要受到就业市场的影响，即就业市场制约调节着高职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市场调节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高职教育的规模与就业市场需求的数量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职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校数量规模以及学生人数逐年攀高，到2009年全国独立设置高职院校1215所；招生数达313.4万人，与本科招生大体相当，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规模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1999 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扩招以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而我国正式提出劳动力市场（就业市场）的概念是在1993 年，仅是扩招的 6 年前。早期就业市场主要是比较初级的、较低层次的就业市场，并受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复杂的劳动分工并不存在，也并未形成对专业化、职业化人才的广大需求。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受到适龄人口入学率低以及保持经济发展增长目标的影响，这一影响要比就业市场对人才数量需求变化更为显著。就高职教育而言，其发展状况与高层次人才需求数量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随着就业市场的发展，其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在增长，理论上讲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应该能实现就业率的100%。但实际情况是其就业率持续不高，从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看看，2003 年高职院校的一次性就业率为 55%；2004 年为61%；2005 年62.1%；2006-2008 年三年中高职院校就业率虽然分别达到 80%、84%、84%，但这些均为毕业半年后的统计数据，并且工作和专业对口率大约仅为 60%。

尽管从大量实证研究来看，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就业情况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因果关系。然而，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迅猛的规模扩张是对高等教育需求压力的表现，而不是建立在对就业市场的需求准确预测的基础上。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开始浮现，供给总量的过剩尤为突出。有研究表明，初次就业率介于 70%～90%，表示就业和社会需求处于基本平衡状态。由此看出，高职高专学生的就业状况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并未未达到基本平衡。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市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越发增大，这就意味着对高职教育高层次毕业生的潜在需求。因此，高职院校毕业生与就业市场高层次人才需求数量供求矛盾这一表象表明：高职高专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结构不能满足就业市场需求，也就是说，高职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是造成就业市场高技能人才供求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高职教育的结构与就业市场需求的结构

高等职业教育结构是指高职教育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与比例关系，由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形式结构、布局结构等要素构成。高职教育院校是就业市场要素中的高技能型人才的供给单位，这就要求其不仅要在培养数量上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更应该使其结构合理化，以便实现与就业市场高层次人才需求结构及其就业结构协调发展。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就业市场，由此，高职教育结构就是完全由政府一手安排的，也无所谓市场对高职教育结构的调节。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职院校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深化与就业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就业市场的变化发展相一致，与就业市场人才需求结构相协调越发显得重要。

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受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制约，但最主要的是来自经济结构的影响，因此，经济结构直接决定了高职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其改革方向。而在经济结构中，又以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以及教育结构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就业市场人才结构的需求来源于产业的人才需求结构类型与产业技术水平对人才的要求。高职教育直接为区域经济服务，区域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调整以及改革对高职高专的结构的改革和发展影响非常明显，反之，区域经济要素中的产业结构以及技术结构又为高职教育的专业结构调节、深化改革与发展提供主要依据。为此，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和提升须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专业结构设置问题上，既要有超前性，又要涵盖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特点；既要符合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又要优化自身结构，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方向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不同层次和不同等级的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高职教育层次结构应按照就业市场对各层次的人才需求比例来培养各类不同层次的技能人才，以此才能形成劳动力的合理供给，并促进高职教育层次结构与就业市场需求的协调发展。高职教育的层次结构主要由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本科层次的高职教育、研究生层次的高职教育构成。现阶段我国仍主要发展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但是，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达地区的主导和支柱产业。因此，这些区域应以发展本科层次的高职教育为主，并按照需要配置必要的专科层次高职教育资源，另外，再适度发展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总之，高职教育层次结构的改革发展应形成梯度式的层次结构，反应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的合理配置，实现高职教育层次结构与就业市场的协调发展。

（三）高职教育质量立足劳动力市场需求质量

高职教育质量是一个包括所有主要职责与活动的多维度概念，从市场方面来讲，雇员和用人单位成为就业市场的主体，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被视为产品，而用人单位则被称之为“顾客”，用人单位就是就业市场的需求方。产品必须满足顾客的需求，换言之，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具备满足就业市场需求。而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与总体走向，对于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具有一定意义的参考作用。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办学对市场的适应性， 特别是要适应区域的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改革调整步伐的加快，建立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的需求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是高职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高职教育9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跨越式的迅速的扩张后，应该把质量办学提上日程来，从而实现质的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应该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把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与培养目标等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出调整，打破原来传统的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建立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新模式，即要建立面向市场需求的质量观。

三、关于促进高职教育与就业市场协调发展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高职教育调整要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市场对人才的数量、结构、质量方面的需求展开教学活动。从就业市场供求均衡理论看，当高职教育供给与就业市场需求平衡时，称之为协调发展；反之，称为发展不协调。然而高等职业教育与市场协调发展仍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例如，高职招生的渠道变窄以及生源质量下降，高职招生制度存在弊端，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专业设置欠规范合理，教育课程内容缺乏衔接贯通等。

基于高职发展与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结合现实问题，促进高职教育与就业市场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包括：

首先可以构建政府、市场互动的协调模式，即由政府控制、市场调节来促进协调。市场调节就是根据市场变化规律对高职教育的供给进行调整，并以此来实现高职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的匹配。但市场调节有自发性盲目性，因此要加强政府的政策性引导。

再次，高职院校自身应准确定位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高技能人才属于应用型人才的范畴，指的是能“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其本质特征是具备专业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即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其规格特征为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即具有明确的高层次性；其行为特征是知识与技能的应用活动不是机械地模仿和简单地劳动，而是在“应知”基础上“应会”的智能性行为。高职院校要努力把自己建成“高技能人才的摇篮”。

还有，高职院校应构建系统化的课程体系，使得职业素质课程成系统、职业能力课程成系统和知识课程成系统。在课程的目标指向上，突出高技能人才培养；在课程设计的理念上，突出职业教育的特征；课程体系构建应以某个工作岗位为出发点；在课程体系的建构上，突出校企合作与工学结合的特征；课程体系应使学生获得一定的发展、综合和创新能力； 使学生自入学伊始就要对其实施系统化的职业素质教育，介绍本职业的发展前景，并与学生个人的思想教育、前途教育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树立敬业的职业情操。

另外，应该改革高职院校的录取方式。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还未摆脱传统的高考模式，还注重文化考试，类似于“小高考”，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不相符。因此，必须深化改革考试的招生制度，探索形成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和规律的招生考试制度及人才选拔和评价机制。建议高职院校在自主招生中，应适当减弱文化成绩本位的倾向，注重职业能力测评和综合素质，此外，可增加面试的比重，侧重考核考生的职业能力、职业兴趣以及综合素质，采取多元的方式让学生的个性特长和优势得到发挥，以确保高职人才培养质量。

最后，进行实训基地建设。把人才培养模式从课堂上和书本中解放出来，使之回归到真实工作场景中的职业培养与技能训练，从而真正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校培养与企业实践、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用人标准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3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李继樊，罗仕聪.人力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09）：197.

[3]张劲英.中国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与化解对策[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5）：42-45.

[4]刘微.高校毕业就业状况解析[N].中国教育报，2001-5-30（4）.

[5]傅维利.劳动力市场与教育的自主调节问题[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1）：159.

责任编辑 夏焕堂

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体面劳动是各国劳动者共享的权利，也是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的一个理念。单从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和完善劳动者社会保障制度等物质层面实现体面劳动，会造成诸如使劳动者形成依赖心理、给企业带来巨大生存压力、增加政府经济负担等问题。因此，体面劳动的实现还需要从提高社会成员思想认识、增强劳动者自豪感和满意度等精神层面来推动。

关键词：体面劳动；精神层面；基层劳动者

作者简介：陈美（1982-），女，山东胶南人，聊城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经济与社会保障；

刘友磊，男，山东德州人，聊城大学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研究方向：农村经济与社会保障研究。

所谓体面劳动，是指在政府、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共同参与下，男女在自由、公正、安全和具有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工作机会和社会保护。这一概念自上世纪末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以来，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在2008年“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指出：“让各国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当前，很多专家学者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就如何实现体面的劳动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但是大多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涉及精神层面的寥寥无几。本文主要从精神层面角度论述体面劳动的实现。

一、物质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及其不足

（一）物质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路径

当前，许多专家学者在探讨如何实现体面劳动时，通常关注的是劳动者的收入、以及工作条件等问题。他们认为，政府和工会应该致力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督促企业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政府应出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完善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会则应辅助政府做好相关的保障工作。具体来讲，物质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主要包括以下路径：

1.政府的作用。作为劳动者的坚强后盾，政府应该积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各种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并监督企业的用工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克扣劳动者工资、任意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非法雇佣童工等违法行为，鼓励企业实施提高劳动者工资待遇、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措施，对表现积极、优秀的企业给予一定的奖励，并在全社会给予宣传，号召所有企业向其学习，大力营造实现体面劳动的氛围。

2.工会的作用。各级工会组织应该从自身职能出发，积极为广大劳动者说话办事，特别要致力于改善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劳动收入、劳动保障、生活质量，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各种合法权益。另外，工会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发挥自身职能：首先，工会应推动企业、劳动者及自身三方协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效预防和处理劳资冲突；其次，工会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体面劳动的理念，使体面劳动内化为劳动者的诉求、企业和政府的责任；最后，发挥工会的教育培训职能，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劳动者自身的维权意识。[1]

3.企业的作用。作为劳动者的最终雇佣者，企业在实现体面劳动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体面劳动，除了工会组织和政府充分发挥自身应有职能外，还有赖于“企业家有道德的血液”。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对企业家提出了两点要求，其中一条就是企业家要有道德。企业家身上都应流着道德的血液，生产经营与道德的结合才能使一个企业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政府的监督、工会的协调虽然对实现体面劳动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企业能够自觉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和公民精神，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的社会成本必然会降低很多 [2]。

（二）物质层面实现体面劳动存在的不足

体面劳动的实现需要物质层面的努力，但是，“如果仅仅从给劳动者增加收入、改善工作条件等方面理解体面劳动的内涵，那就显得极为表面和肤浅”[3]。具体而言，仅仅实现物质层面的体面劳动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使劳动者形成依赖心理，不利于劳动者素质和工作技能的提升。仅仅依靠政府和工会的努力为劳动者争取更多的物质利益，使很多不知满足、不思进取的劳动者一味追求高薪、工作环境好的工作，对满足自己基本生活保障的帮助不再重视，只关注消费水平极高的生活条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在全社会仅仅倡导物质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会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即自己不需要努力就能够得到国家的帮助，获得属于自己的更多的合法权益。使很多劳动者不再重视自身工作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使社会总体生产能力停滞不前，影响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2.给企业带来巨大生存压力，使很多中小型企业无法正常运转，甚至濒临倒闭。政府的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工会的不断博弈，使很多企业为达到“体面劳动”的标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企业要花费更多的费用来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为劳动者缴纳各项社会保障费用等，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大，会造成很多中小型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难以持续发展。

3.增加政府经济负担，不利于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仅强调物质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会使政府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上花费很多的费用和精力，给政府带来巨大经济负担，比如，政府要为监督企业的用工行为付出很大的人力资本和经济成本；要花费很大的精力用于制定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投入大量的资金。同时，由于政府工作缺失导致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到位，会引起劳动者的强烈不满，甚至会破坏社会稳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精神层面体面劳动实现的重要性

精神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有利于弥补物质层面体面劳动实现的缺陷和不足。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实现物质层面体面劳动的同时，积极促进精神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才是体面劳动的真正要求。

（一）提高全社会成员素质和劳动者工作技能的需要

精神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是建立在全社会成员素质普遍提升的基础上的。应让劳动者正确认识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真正价值，增强劳动者的自豪感和安全感。鼓励劳动者参加政府和企业组织的各种技能培训，倡导劳动者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改善自身生活水平。提拔和晋升那些积极参与职业培训、能力得到切实提高的劳动者，号召其他劳动者向其学习，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氛围。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需要

在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完善社会保障的同时，改变全社会成员对基层劳动者的看法，在全社会树立“劳动最光荣”的理念，培养人们的感恩意识，增强劳动者自身的自豪感，无疑会增加劳动者的满意度，改善社会的劳资关系，营造良好的劳动氛围，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三）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需要

精神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会使劳动者得到应有的尊重，使劳动者工作能力和“主人翁”意识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得到增强，企业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劳资关系更加和谐，会使企业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本用于自身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必定会得到提升。

（四）促进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劳动者满意度和自豪感的提高、社会成员对从事最基层工作劳动者的尊重和感恩、劳动者工作技能的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入负担的减轻，以及生产能力的增强都会促进社会进步。社会成员幸福指数的提高，社会风气积极向上，各种形式犯罪的减少，都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精神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路径

精神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改善社会成员对从事基层工作的劳动者的看法，增强社会成员的感恩意识，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的理念；另一方面是使劳动者认识自身工作的价值，增强劳动者的自豪感和安全感，提升劳动者的满意度，让劳动者实现自身价值。这些都离不开政府、工会和企业的积极参与。

（一）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

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对基层劳动者奖励力度。政府可以每年举行一次劳动模范评选活动，在基层劳动者中评选出工作积极、事迹突出的劳动模范进行奖励。其次，加强对劳动模范先进事迹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广播等多种载体将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宣传出去，通过请劳动模范到各种公共场合做演讲、报告等形式，在全社会成员意识里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的理念。最后，政府要充分发挥带头作用。由政府相关部门颁布实施各种保护基层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有利于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措施，使全社会成员意识到政府对基层工作者的重视，从而起到转变社会成员思想认识的作用。

（二）增强劳动者的自豪感和满意度

在增强劳动者自身满意度方面，除了发挥政府的表彰鼓励作用外，还要发挥工会和企业的作用。首先，工会和企业应该发挥自身教育培训功能。工会和企业在组织员工进行培训时，要注意引导员工，提高员工素质，使员工认识到自身工作的真正价值。同时，帮助员工提高自身劳动技能，使员工实现自身价值。其次，工会和企业要发挥建言献策作用。工会和企业应该积极协助政府制定实施更多保护基层劳动者合法权益及有利于劳动者社会地位提升的政策和措施。最后，工会和企业应该发挥自身内部文化建设作用。工会和企业应积极促进组织内部精神文化的建设，在组织内部营造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和睦融洽的氛围，使劳动者能够在积极向上、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中工作。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体面劳动的实现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长时期不断的探索和研究。精神层面体面劳动的实现是真正实现体面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物质层面体面劳动实现的必要前提。只要我们提高认识，认真及时地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切实将各种措施落到实处，积极有效地推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体面劳动的共同实现，全社会真正的“体面劳动”必定会实现。 (责任编辑：云馨）

参考文献：

［１］马桂萍，卜红双.体面劳动视域中的工会工作 [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23（06）．

［2］陈方.如何实现“体面劳动”？[N].西安晚报，2009-2-23.

［3］马用浩.“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农民工为主要分析对象 [J].学习与实践，2010，（09）.

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李琼（1991-），女，汉族，河南濮阳市人，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武汉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财政。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规模的快速扩大，大学生就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普遍存在，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供求关系；成本-收益；信息不对称

我国高等教育在1999年实行扩招之后，规模不断的壮大，各个高校的录取人数也不断创建新高。高等教育也从之前的“精英教育”慢慢转变为“大众化教育”模式。而随着1999年扩招后的大学生的陆续毕业，我国大学生的就业率呈下滑趋势，之后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就开始日渐严峻了。加上我国更加深入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取代了过去的计划经济，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大学生走入社会，通过人才市场和就业市场来配置和调节就业。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就日益凸显出来了，尤其是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和供需比呈下降趋势，就业问题成为当代许多大学生最关心，也最迷茫的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一、大学生就业现状

就业是指一定年龄阶段内的人们所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经营收入所进行的活动。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各大院校的录取人数不断增加。高等教育的扩招使得更多的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但同时也为大学生就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2014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727万，2014平均每家企业招聘683位大学应届毕业生，比2013的增加了12.8%。2015全国大学毕业生将比上年增加了22万人，高达到749万人，是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就业形势令人担忧，加上14年还未就业的大学生，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逐年增加，但就业率却持续下降。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影响大学生自身，更是与我国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业难的问题成为大学毕业生和学术界最关心的问题。造成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是基于微观经济学，从需求、供给、成本-收益、信息不对称四个角度探讨了大学生就業难的原因，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从而有效促进大学生就业，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和谐的发展。

二、大学生就业难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一）从供给的角度分析

1.供求关系

根据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中，如果劳动力的供给量恰好等于劳动力的需求量，则供求均衡，如果供小于求，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劳动力的需求者，如果供过于求，劳动力的供给者在市场中居于主体地位。

一般情况下，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者是指能够提供劳动力的人，在此是指大学毕业生，劳动力的需求者是指能够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的用人单位。随着扩招的大学生陆续毕业，大学生总数越来越多，导致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用人单位在劳动力市场中起主导作用，供求失衡。因此，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越来越大，面临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2.工资影响

根据供求理论，当用人单位愿意购买劳动力的数量与大学毕业生所提供的劳动力数量恰好相等时，供求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价格则是均衡价格。在就业问题中，均衡价格即劳动力供需相等的价格—工资。高等教育扩招使得大学毕业生增多，从而能够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增多，工资下降。因此，目前大学生工资普遍偏低，使得许多大学生因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收益而选择暂时不工作。

3.偏好影响

偏好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之一。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不仅考虑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工作性质等也是大学毕业生考虑的因素。大学生对某项工作的偏好也影响了其就业，大学生对工作环境好、薪酬高、社会福利好、社会地位高的工作的喜爱是非饱和的，而现在学历更高、能力更强的海归派等对这类工作的喜爱也是非饱和的，相比之下，海归派更具有就业竞争力，大学毕业生由于缺少相应的就业竞争力。所以大学生的偏好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

（二）从需求角度分析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的需求者即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与其所支付的工资成反比例关系。对于就业而言，工资是决定用人单位对劳动力需求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的产业格局决定了用人单位对工资水平要求较高的大学生的需求不大。

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于工资，用人单位就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反，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小于工资，用人单位就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量。用人单位一般要求员工有工作经验，有一定处理问题的能力，而目前高校只注重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使得大学生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往往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从而导致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较低，因此用人单位对毕业大学生的需求不大。

（三）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

不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大学生，双方都会考虑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就成本而言，用人单位考虑的是用人成本，在其他方面均相同的情况下，面对高学历无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和低学历有经验的高中生时，企业往往会选择后者，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的用人培训费和用人成本。大学生考虑的是上大学的成本，主要包括大学生上学所需支付的直接成本和大学生为了接受高等教育所放弃的其他机会的收益，即机会成本，根据目前的情况，普通大学生每年的成本约一万多，四年合计约四万多。机会成本并不是实际支付的成本，而是一种为上大学而失去的收益，如不再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每年工作的工资约三万元，四年工资约十二万元。

因此，上大学的总成本约为十六万元。就收益而言，用人单位是理性的“经济人”，考虑是利润最大化，他们希望员工能够为企业带来最大的利益，而大学毕业生由于缺乏相关工作经验，而无法即刻为企业带来最大利润，而家长对学生进行高等教育投入，是为了将来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但考虑到高等教育收益的滞后性，加之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工资不是很高，使得他们的成本在短期内无法得到回收。另一方面，从心理上来看，没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与他们的工资相当也会使他们心理产生落差。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

（四）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交易中参与交易的双方在掌握信息上的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由于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参与市场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

是否能够及时掌握就业市场的相关信息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之一。但学生、学校、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大学毕业生生不能及时掌握就业信息，从而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教育系统仍然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虽然现在有将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趋势，但市场经济还未在教育中起到主导作用，从而导致高校学生与社会脱节并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培养的学生与企业的需求不匹配。这也是提出将部分院校转型为应用型院校的原因之一。就业信息不对称，造成高校培养出的大学生不能被用人单位所用，再加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不能轉变，往往造成现实与理想有较大差距。

三、大学生就业难的解决对策

从上述对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进行了的分析可以看出，就业难不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下面将分别从政府、高校、大学生自身三个方面出发，就此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一）从政府方面来看

一方面应鼓励大学生就业多区域化。许多大学毕业生择业时将工作地点定位在北上广等发达城市，大部分毕业生不愿去偏远地区工作。政府应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这样才能调动大学生到基层工作的积极性。出台相应到基层工作保障制度，才能吸引更多大学生到中部和西部工作。

另一方面，鼓励大学毕业生进行自主创业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大学生自主创业除了可以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缓解就业压力，还能为其他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政府应加大对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并完善相应创业制度，同时加大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对就业困难的大学生。

（二）从高校方面来看

要做好专业调整，与市场经济结构相统一。高校的扩招使得热门专业更热，而冷门专业却无人问津，高校只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培养而忽略了实践环节，大学毕业生缺乏相应工作经验，导致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不能为企业所用。因此，高校应加强对实践环节的关注.高校还应及时关注就业方面信息，根据市场需要对专业进行相关调整，以适应就业的需要。除此之外，高校还可以设置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目前，大部分学校只是在大学生即将毕业时进行就业创业指导，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高校对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指导应该贯穿其整个大学生活，这样才能使多数学生对自己的就业目标有明确的认识，在学习期间把自己的兴趣与所学专业更好的结合。

（三）从大学生自身来看

大学生应随着当前就业形势的变化更新自身的就业观念。就业观念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大学生应给自己找准定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就业，比如有些学生毕业院校名气不是很大，自身能力也不是很强，又缺乏相应的工作经验，但却要求高薪，高待遇，这很难实现，必然会导致失业。在当前就业严峻的情况下，大学生应该转变就业观念，适当降低自己找工作的要求，找准自己的定位，转变非大城市不去、非高薪不干的就业思想。除此之外，大学生自身还需培养多方面能力，在掌握好专业知识及基本技能的同时，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大学生就业虽然严峻，但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社会不会淘汰真正有能力的人，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同样在社会中存在。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只有通过政府学校和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帮助大学生扫清障碍，顺利就业，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

四、总结

就我们大学而言，大学的学习与生活是为未来的就业做准备的，所以我们在规划我们的大学生活时就应该合理设想我们未来的就业。工资与劳动者的边际劳动替代率有关，而边际劳动替代率与劳动者的能力的大小及该能力的资源稀缺性有关。因此，我们应在自己专业偏好的前提条件下，充分分析某专业的资源稀缺性。资源稀缺性越高，对我们将来的就业就越有帮助。在大学里，我们要不断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全面发展自己的各方面的素质，这会让我们在就业压力巨大的就业市场面前倍显轻松。生命就如铁砧，越被敲打，越能发出火花，适当地给自己点压力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充实吧！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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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收稿日期： 2011-06-04

作者简介： 仇娟东，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及区域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 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KRM58）。

摘要

新时期，土地利用的属性决定了土地利用能同时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而这两种效益的交互耦合进一步决定了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本研究建立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模型，设计了分别测度这两种效益的指标体系，用熵值赋权法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中这两种效益的系数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均较好的上海市；第二类地区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好但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第三类是生态环境较好但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第四类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生态环境建设更为落后的地区；第五类是生态环境建设滞后但社会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地区。最后，对每一个类型的成因和未来发展思路作了说明，在此基础上，又说明了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等基本政策含义。

关键词 土地；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关系；熵值赋权法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17

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1]。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然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2]。可见，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非协调性和土地供求总量的矛盾性是中国土地利用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和推动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便成为管理层关心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土地利用效益方面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定性研究方面，张忠国、高军[3]认为土地资源具有经济特性和生态特性的双重属性，从而土地利用也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二重效益；李边疆、王万茂[4]认为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耦合关系，并以复杂系统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实质。在定量研究方面，诸多学者运用动态耦合模型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情况，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将相应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不同阶段[1,5-6]；王瑷玲等[7]构建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景观效益的指标体系，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了山东省宁阳县的土地利用情况，并将评价结果分为不同等级；陈伟、吴群[8]构建了包括经济规模、集约程度、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基于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南浔经济开发区土地开发的最终效益，并得出该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不太协调、开发效益较差的结论。

综观上述研究，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指标体系，学者们逐步建立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取舍或组合，这些指标的具体衡量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数据类型，学者们分别运用了截面数据、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但以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居多，综合截面数据较少；第三，研究区域，主要是针对某一城市或省（区）进行分析，而对中国整体的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的评价较少；第四，评价方法，除了用于评价的主体方法不同之外，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的具体方法也存在差异。综上，本研究将从土地利用的基本属性出发，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以200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数据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法来测度各地区土地利用中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交互耦合水平，从而为各地区土地的科学、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1.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

在新形势下，土地具有资本、资产、资源“三位一体”的属性[9]，而正是这种属性使得土地成为“经济——社会——生态”组成的复合系统，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益相应地是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组成的复合效益体系。在该复合效益体系中，由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净化土壤、改善小气候、改善大气质量、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组成的生态环境效益子系统反映了土地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由食物生产和原料供应等所反映的经济效益子系统及由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空间及景观、科学文化等[10]所反映的社会效益系统，反映了土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根据土地再生产方式的不同，可将土地利用的效益系统分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而人口子系统是联系这两个系统的纽带。在人类利用土地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因技术、观念、资本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会对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造成破坏，从而也限制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改进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提高人类利用生态环境的能力，而土地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善也将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可见，这两个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共同使土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前提和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展开的载体。据此认识，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可简单表示为图1。

如图1所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 境效益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二者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统一

体，因而如何扬长避短并协调各自作用中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及不利条件，最终达到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对推动人地、城乡等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系统所提供的支持，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进一步用于改善生态环境，化解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发展所带来的约束；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整体思路与最终目标。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是评价的基础，指标选择的好坏对评价结果有重要影响。为设计适合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笔者依据上述对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认识和相关文献[5-6]，初步设计了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

[BT2]1.3 评价方法

在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现在需要明确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及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情况的具体测度方法。

1.3.1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11]。所谓熵值赋权法是指根据各指标信息载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对 m个评价方案和n项评价指标形成的数据矩阵X=(xij)m×n，对于某项指标xj指标值xij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xij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评价中不起作用。可见熵值赋权法是一种客观赋值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一般地，熵值赋权法求各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1）计算指标xij的比重Pij，其中Pij=[SX(]xij ∑[DD(]m i=1[DD)]xij[SX)]；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其中ej=－k∑[DD(]m i=1[DD)]Pij ln Pij，其中k=([SX(]1 ln m[SX)])，可以证明ej∈［0，1］；

（3）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其中gj=1－ej；当gj值越大，则指标xj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性就越强；

（4）计算指标xj的权数ωj，其中ωj=[SX(]gi ∑[DD(]n j=1[DD)]gi[SX)]=[SX(]1－ej ∑[DD(]n j=1[DD)](1－ej)[SX)]（j=1，2，3…n）；

1.3.2 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方法

一般地，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就是用来描述这种系统或运动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则是衡量这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好坏程度的数据。在本研究中，

耦合协

调度是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数据。假设用xi(i=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用yj(j=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则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可分别表示为：

[JZ(]s(x)=∑[DD(]n i=1[DD)]aixi，e(y)=∑[DD(]n j=1[DD)]bjyj[JZ)]

其中， s(x)和e(y)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ai、bj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的权重。根据相关文献[12]，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C= s(x)•e(y) s(x)+e(y) 2 2

其中，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它反映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即s(x)与e(y)之和一定），为使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最高（即s(x)与e(y)之积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进行协调组合的数量程度。容易证明，0C1，C越大，说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越协调；反之则反是。

然而，耦合协调度系数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由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组成的整体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多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单纯依耦合协调系数判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可将耦合协调度系数与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结合起来，构造耦合协调发展系数来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整体协同效应或者贡献。其具体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D＝ C•T

T＝αs(x)+βe(y)

其中，D表示耦合协调发展系数；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T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α，β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重要程度的权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α= ω(X) ω(X)+ω(Y) ,β= ω(Y) ω(X)+ω(Y)

其中，ω(X)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ω(Y)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依据耦合协调发展系数D的大小，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5大类、15种基本类型，具体如表2所示。

在实证测算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系数 （D）后，可依据表2给出的标准进行定量评判。

2 实证测度

2.1 数据的来源及其预处理

本研究拟测度中国各省（市、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发展水平，但由于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因此研究范围仅限于大陆的31个省（市、区）。本研究的各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9》，当然，对于极个别的缺失数值，笔者以相应指标的平均值估计填充。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单位不统一，即使一些指标的单位是相同的，但其实际意义也存在一定差异，加之指标体系中存在正向及逆向不同属性的指标，因此，为了消除这些量纲差异和屏蔽效应，笔者首先用极差标准化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xi′= (xi-mi)/(Mi-mi),对于正向指标

(Mi-xi)/(Mi-mi),对于逆向指标

生态环境效益指标：

yj′= (yj-mj)/(Mj-mj),对于正向指标

(Mj-xj)/(Mj-mj),对于逆向指标

其中，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实际值，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标准化后的值。i和j分别为指标个数，i=1～16，j=1～16。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标中的最小值，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中的最大值。

2.2 权重的确定

用熵值赋权法对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算，进而测度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2.3 测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的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笔者测算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 s(x)）、生态环境效益系数（e(y)）、耦合协调度系数（C）、整体效益指数（T）、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如表4所示。当然，根据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和表2所示的分类体系，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亦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4）。

如表4所示，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来看，可将中国31个省（市、区）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社会经济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两类，并且调度

以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居多。从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

系数来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主

要集中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两类，并且以中度失调衰退类居多。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及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合来看，中国各省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可划分为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和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五种类型。本研究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效益各类别的成因及未来发展对策简单解释如下：

第一，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表4所示的实证测度结果显示，上海市是中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的土地利用效益处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型的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市单位面积土地的财政收入、单位面积土地的二产增加值、单位面积土地的三产增加值、单位建设用地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交通运输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而其余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在全国前列，这说明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良好。相比较而言，除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指标在全国前三名外，上海市其余的生态环境指标大多居于中游水平，从而使得上海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作为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进一步协调发展。

第二，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江苏、浙江、天津、广东、山东、福建、湖南、河南等九个省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也在0.4～0.6之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这表明，这些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大于生态环境效益，而生态环境仅能勉强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对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看，这些地区单位土地面积的各类增加值均居于全国前列，由城乡收入比、城镇登记失业率、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城镇人口比重等为代表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然而，这些地区的由建成区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反映生态情况的指标并没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指标排名比较靠后；当然，这些地区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反映环境状况的指标排名较为靠前。综合来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使得这些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排名靠前，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布局的超负荷型，如大面积房地产开发中绿化的忽视、大规模工业园与产业园建设中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等，使得土地利用中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海南和江西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均小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分别为0.431 7和0.418 6，按照相应标准，这两省土地利用效益属于勉强

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海南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居于全国第三位、森林覆盖率居于全国第四位、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居于全国第一位；江西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均居于全国第二位；可见，海南与江西均具有良好的生态基础，加之居于中上游水平的其它指标的作用，使得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数得分较高。相比较而言，海南、江西两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如海南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全国最高值，加之大多数居于中下游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的作用，表现出了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

生态环境效益的现实状况。社会经济滞后于生态环境的现实，既说明了江西、海南两省的土地利用中的不足，也说明了在生态环境良好和承载力充裕的条件下，如何利用较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辅以产业布局等措施发展经济及加快社会事业改革的步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是这两省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有效措施。

第四，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如表4所示，河北、辽宁、湖北、安徽四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大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

并且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在0.2-0.4之间，因而这四省土地利用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从各原始数据来看，这四省土地利用的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均居于中游水平，但生态环境效益指标却大多居于中下游水平，因而使得这四省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也使得这四省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较低，而土地的利用也表现出中度失调衰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不均衡性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制约，因而这四省不得不面临继续 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加速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 任务。这四省的未来发展中，应提高集约利用土地的能力，也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当然，这四省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培育、建设与保护，加大对废弃物的管理以及再生利用，切实改善生态环境水平，以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也要进一步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用于开发、投资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五，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广西、重庆、四川、内蒙古、西藏、吉林、黑龙江、陕西、宁夏、山西、新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大于社会经济效益，加之本来是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特征。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国西部，由于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相对广阔而人口稀少，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于中、东部地区，但该地区却是我国的能源、资源富集区，因此应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利用好生态环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此外，鉴于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国家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而这些地区应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也应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合理应用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因此，这些地区仍然面临改善生态环境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而发展的基本思路还在于进一步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带来的“比较优势”，并将这些优势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达到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良性循环。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仅有上海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达到中度协调发展类，其余30个省（市、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并且尚无良好协调发展类地区出现。根据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的测度方法的基本原理，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和指标体系相对庞大造成的，也就是说，各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土地利用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显得较为有限。

第二，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区，其生态环境也要优于西部地区。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较高，并且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比较低，并且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这就说明：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环境情况呈负相关关系，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

第三，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为了促进全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应进一步合理引导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解决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通过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切实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从而解决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在全国土地资源有限和呈现明显区域分布特征的背景下，应开发、复垦、整理等多方式并举以保证耕地的供给；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以确保土地利用的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

（编辑：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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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n the Benefits of Regional Land Use in China Based 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QIU Juandong ZHAO Jingfeng WU Jians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the attributes of land use can generate both socioeconomic and ecoenvironmental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interactive coupling of these benefits decides the total benefits of land use.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coupling model of land use benefits and designed the indexes system that can reflect these benefits. After that, by using entropy weighting approach, the author calculated the weightings of each index, the socioeconomic and ecoenvironment coupling coefficients, and also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coefficients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anghai is in the first category which is the best area with socio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the second category contains the provinces which are strong in socioeconomy comparatively, but lag behind in ecoenvironment; the third category contains the provinces which are strong in ecoenvironment comparatively, but lag behind in socioeconomy; the fourth category contains provinces which lag behind in socioeconomy comparatively, but are even worse in the ecoenvironment; the fifth category contains the provinces which lag behind ecoenvironment comparatively, and are still worse in the socioeconomy. At last, the author explained the reasons and developing orientations of each type, and also the basic conclusions of the evaluation:(1)the overall benefits level of land use in China is limited.(2)The whole benefits have an obvious regional distribution feature.(3）The practical choice of promoting land use benefits in China are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ocio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Key words land; socioeconomic benefits; ecoenvironment benefits; coupling relations; entropy weighting appro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