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结构与结构设计论文范文

布线结构与结构设计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为快速适应时代发展，电路设计技术实现了快速发展，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而在实际进行设计期间，数字化电路设计成为发展的主要趋势，且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作为设计中的重要手段，对提升设计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从EDA技术入手，对其特点、使用优势、设计组成、实现流程、设计流程等进行探讨，并分析在电路设计中EDA技术应用以及实践策略，探究其发展趋势。

关键词：电路设计;EDA技术;应用

前言：现代化电子电路属于一项具有较高复杂性的系统工程，设计期间需要先由设计者对涉及到的相关数据展开分析，然后结合数据信息对电路展开方案初步设计，并进行相应的调试与修改，适当优化、调整并完善电路设计方案。在此期间，由于电路设计较为复杂，在应用EDA技术进行设计时，为充分发挥该项技术作用，需要加强对其了解，然后结合相应设计流程对电路设计方案进行完善，以此保证设计更加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

1 EDA技术概述

EDA技术是在计算机辅助测试、制造、设计和工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技术。该项技术以计算机设备为主体，借助EDA软件平台，并通过硬件描述语言进行设计，然后在计算机设备支持下完成各项工作。EDA技术作为一种融合了多种技术手段的信息技术，通过将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和智能技术等结合起来，能够帮助设计者完成自动化设计工作，可提升电路设计工作可操作性以及设计水平。EDA技术的应用，既可保证电路设计质量，在极大程度上减轻设计人员的设计工作强度，又可减少电子产品生产成本。

2 EDA技术特点

以往在进行电子电路设计中，CAD技术作为主要设计手段，能够辅助进行电子电路设计工作。但与之相比，EDA技术在应用中，因其具有明顯的特点，使得其价值更加突出。而EDA技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硬件电路软件选择中，EDA技术可选择多种设计输入语言，如VHDL语言等，依托于该项技术，在下载配置前且无硬件设备情况下，能够自行完成设计。同时利用技术进行软件修改和设计的难度会明显降低，这种硬件与软件程序修改方式极为接近，利用测试软件方式进行测试，能够完成对硬件电路特定功能设计。

二是，借助EDA技术的自动化设计功能进行产品直接设计，可借助HDL语言和电路原理图等展开自动化逻辑编译程序输入，并生成相应目标系统。且该项技术应用中，可以计算机设备为依托，并通过模拟电路功能、分析电路性能、优化电路设计、测试电路功能等进行设计。

三是，EDA技术具有较高的集成化特点，可结合自身构成完成系统构建工作。EDA技术应用期间，设计数字电子电路设计时，需要将芯片作为载体展开设计。而大规模集成线路的发展，能够快速完成芯片设计工作，同时可快速实现对集成电路设计。

四是，利用EDA技术，借助其应用优势，可在极大程度上提高系统升级工作效率，并在使用期间对目标系统进行编程，利于实现系统升级。

五是，EDA技术具有自动化特点，但由于技术开发时间相对较短，且能够有效节约设计费用，可有效避免出现资源浪费现象。同时借助EDA技术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使得设计中具有较高可操作性[1]。

3 EDA技术应用优势

与传统的CAD技术相比，EDA技术作为近年来设计中的一种先进技术，在具体应用中有着明显的使用优势。而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EDA技术作为一种以软件设计为基础的新型设计技术，在进行软件升级与修改期间，无需准备其他辅助软件设备，且利用人性化较高的编程语言，能够为人们理解语言提供方便，快速掌握逻辑结构，从而使EDA软件进行升级和更新过程中难度降低。同时结合多样化的输入设备，利用EDA技术可输入波形和原理图等。（2）利用EDA技术进行自动化设计中，可通过提交相应输入文件方式，直接从逻辑上进行产品优化配置。并借助自动化配置，可有效降低设计成本。（3）与传统的CAD技术相比，会增加EDA技术集成化程度，其功能和应用水平会接近于小型系统。因此，利用EDA技术进行产品设计，能够为该电子电路设计领域发展提供有效技术支持。目前，该项技术尚未成熟，但具体设计中，其复杂程度也会得到相应提升。

4 EDA技术设计组成和实现流程

从设计理念方面而言，EDA技术应用中需要依托于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和测试等流程，并将计算机辅助功能和电子电路设计结合起来。而技术应用中使用的部件并非新部件，主要是由VHDL硬件、逻辑电路、半导体存储器和编辑器等组成的。常用工具选择中，通常采用编辑器、仿真器、下载器、适配器以及HDL综合器等，VHDL硬件作为核心组成，利用其特性能够对硬件的整体特性产生影响。而在应用软件期间，核心位置的结构集合了计算机语言语法，而PLD逻辑元件以EDA为运行元件，其逻辑功能需要结合用户实际需求进行设定，这也是保证EDA技术在应用中能够实现自动化的关键部分，通过灵活的配置，能够有效节省出厂时间，也可为EDA技术高效化发展提供支持。

而在进行流程设计中，EDA技术是围绕电子技术展开创新和调试工作，无需在各个环节进行额外硬件支持，利于实现高效化设计。而利用自身已有的硬件进行配置，也可利用软件操作实现配置。在具体进行操作期间，熟练掌握EDA技术的操作人员，能够直接通过输入设备方式实现对整个流程监控和升级，提升了设计工作便捷性。

下载编程软件后，分析EDA试配结果，并进行仿真模拟。在实际进行仿真期间，包含时序仿真和功能仿真两种，其中，时序仿真主要是利用实际流程进行仿真模拟，该仿真模式具有较高精确性，在应用中能够快速发现问题所在。过程仿真主要是通过测试电子电路逻辑功能方式，快速找出硬件设计中存在的不足，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优化改进，利于实现预定功能，完成EDA技术设计工作。

5 EDA技术设计流程

EDA技术设计流程：输入设计→综合→布线布局→仿真→编程下载。

6 电路设计中EDA技术应用

6.1 理解设计的课题

电子电路设计前，需要全方位掌握电路设计方面相关内容，熟练掌握需要设计电路的功能要求、设计标准、设计元件和技术指标等，并分析处理信号、被控制转换对象特点与统计相关参数。

6.2 设计方案制定

制定电路设计方案时，需要先分析系统的总体功能，并做好对电路设计原理框图的绘制工作，并对设计方案进行划分，分为多个环境，并通过对不同环节间联系分析，确定不同环节电路运行时序和信号交流方式，确保能够在电路设计中，可采用简单清晰表达方式展开电路原理图和过程设计。

6.3 单元电路仿真实验

确定具体设计方案后，需要选择适合的元器件，并通过电子仿真软件方式绘制各个环节的电路图，并借助软件仿真功能进行仿真检验，判断仿真设计方案可行性。若设计中涉及到COMS、分立元件、TTL等元器件，需要设计电路间电平转换过程，并绘制转换方式与流程框图。同时在进行电路仿真设计时，根据确定的电路类型选择适合的仿真软件。在使用各种仿真软件期间，需要对各个环节设计方案相应性能进行检验，并模拟运行原理和流程，并对电流方案进行参数分析，改进其中存在的不足，优化最后设计方案[2]。

6.4 分析各环节设计方案

结束EDA技术进行单元电路仿真实验，需要分析电路设计可行性，并在仿真实验中检验部分性能，能够有效减少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但不同部件进行组合时，可能存在不同环节搭配不合理现象，导致系统整体性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而在各个环节进行仿真试验后，需要全面分析各个电路环节，深入分析输入输出关系、不同环节间接口极性等，利于找出电路设计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便于快速进行问题修改，并制定最佳设计方案。

6.5 各设计环节组合

通过检验各个环节电路及各环节电路设计方案后，需要对整个方案展开仿真实验，并验证其设计可行性，然后根据设计要求设计电路元件，并通过反复实验与联系，帮助设计人员快速掌握电路设计方式。同时进行电子仿真实验期间，由于存在较多影响性能稳定因素，使得在进行电路实体安装中，需要调试其性能，以此保证电路性能达到最优。

7 电路设计中EDA技术实践探究策略

7.1掌握设计基础

在进行电子电路设计中，为顺应EDA技术应用发展趋势，应加强对EDA实用技术的基本要求，并了解EDA技术与数字电路实现结合的方式。而涉及到的相关知识与EDA操作的基本原理，同时也需要对EDA动向加以了解，确保今后在电子电路设计中能够掌握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主要方向，并对发展趋势和背景进行判断，以此保证自身在领域内竞争优势。

7.2创新设计方案

EDA技术的应用，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电子电路设计中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推动了电路设计领域发展，并为新时期电路设计行业发展创造了更多发展机遇，但在使用中也出现了更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创新方面。这就需要在进行电路设计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快推陈出新，并转变设计思路，在技术中融入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方法，加快推进电路设计，以此为电路提供更多设计方案。

8 EDA技术发展趋势

随着电子技术全方位进入EDA领域，EDA技术成为多种电子产品研发源动力，并成为电子系统设计核心，但也使得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而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而EDA技术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条件，并快速适应市场发展趋势，需要加强对技术创新关注程度。而在EDA技术创新过程中，其重点主要在可制造性设计以及系统级验证方面，并开始对自主知识产权进行确认和表达。同时一体化设计平台的应用，得益于统一的用户界面，有效简化了不同工具间数据转换流程。而随着IC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从更高层次描述系统，是电子设计领域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而基于Linux环境的EDA技术也成为电子领域发展的主流[3]。

结论：随着现代化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集成电路技术得到快速增长，电子系统设计方式和手段均出现明显变化，新型的设计手段开始得到推广应用，相比于传统技术展现出更加显著的应用优势，并在电路设计中得到推广应用。而EDA技術作为当前一种先进的设计手段，在具体应用中，利用其功能优势，并根据相应设计流程可实现对EDA技术应用。且基于计算机及设计芯片的EDA技术，会逐渐取代传统设计成为电子电路设计的主流。

布线结构与结构设计论文范文第2篇

变则通，通则久。在中国运行长达15年的“一行三会”金融分业监管模式正在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金融稳定委员会辖下的“一行两会”新架构。

根据3月13日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职责整合，组建直属国务院事业单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两会拟订设立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性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此方案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审议通过已无悬念，由此，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将形成新的“一行两会”结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

在新的监管模式下，新旧监管主体将重新定位其监管角色，金融机构和市场亦将随之而变。届时，中国运行达15年的“一行三会”分业模式将从历史舞台谢幕。触发这一历史转折的是，资产规模高达百万亿元的中国金融业，近年来突破性的成长、创新、巨变与挑战。

过去15年间，中国已经成为金融资产大国。

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首次突破250万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4549家;保险业总资产规模16.75万亿元，保险公司近200家;证券公司131家总资产为6.14万亿元。银行业和保险业资产规模分别是2003年的9倍和18倍，证券业资产规模是2008年公布数据的5倍。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向《财经》记者表示，2003年形成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对中国金融发展、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3年，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此前证监会于1992年成立，保监会于1998年成立。2003年之后，三会以管机构和业务为主，而央行除管部分业务外，还负责宏观调控和整体金融稳定。

随后中国金融业在完成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利率市场化、全流通股改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后，综合经营渐成主要趋势。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则奠定了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起点。

银行型金控集团和保险型金控集团相继问世。以持有金融牌照最多的中国平安为例，旗下子公司超20家，涵盖银证保基信乃至PE等。此外，还布局了陆金所、壹账通等新兴金融领域。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典型代表BATJ旗下亦拥有支付、银行、保险、基金等多个金融业务牌照，也被市场认为是未来有潜力的金融控股公司。

但是，2015年“股灾”、宝万之争、侨兴债等重要历史事件却对现有的监管格局提出挑战，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市场人士认为，上述事情暴露出现有的分业监管的漏洞和弊端。

近两年互联网金融风险频发，“谁家孩子谁抱”的监管原则导致“好孩子”被抱死，“坏孩子”野蛮生长，而横跨银证保的大资管业务衍生出的影子银行风险也越发示警。

当风险事件频发时，中央决策层、金融监管层也开始反思分业监管格局是否已落后于金融业的发展。

一位研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源于现有的混业经营，当控股公司成为金融公司主要的存在形式，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以及监管套利相继出现时，分业监管便已不再适应当前金融业的发展。

此后，金融监管改革呼声渐起，“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被正式提出。

去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11月，金稳委成立，办公室设在央行。

《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建议报告指出，“金稳委的设立并非将2013年10月开始运行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的‘部际水平协调’简单升级为‘上下级垂直协调’，而是提升我国金融国家治理的重大体制创新。”因此，需要“做实金稳委”。

酝酿两年有余，经历了股灾、互联网金融整治的“一行三会”监管模式终于迎来变革之年。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经济学家认为，当下金融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防范风险更为重要，监管改革没有退路。

对于改革中的监管当局以及受其所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来说，方案通过仅仅是一个开始，监管部门的相关职能划分、部门融合、人事调整才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监管改革之后，处于高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以及个别混业、跨界的金融业务也将面临抽丝剥茧，回归本源。

在某银行业资深专家看来，比起金融监管架构的调整，监管理念和执法力度，常常对监管有效性起到更大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当前改革中，强调监管姓“监”，并在监管架构的政策设计中将监管与发展责任剥离，强调两会的监管职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則认为，监管权力的边界与约束以及相关的法治建设，是讨论所有监管体制与机构改革的前提，“但这一点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他看来，业界的关注点应从机构的分合与职能划分上，有必要转移到如何建立对监管权力的外部约束与制衡机制上。

多数金融业人士相信，在2017严监管年过后，将迎来2018监管改革年！
“银保”合并：着眼微观审慎

“银保合并”的改革版本在金融市场传闻已久。

特别是2017年4月保监会时任主席项俊波落马后，保监会主席一职一直悬而未决，其间传出多个版本。诸业内外人士多数预期，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保监会未来被合并是大概率事件。

之所以将银保合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会长楼继伟在3月13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以及自身风险匹配能力方面，保险和银行有类似性，都管理自身的资本收益匹配、风险收益匹配和久期匹配。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向《财经》记者表示，银保合并后，保险产品和一些银行理财产品就可以统一监管产品规则，防止监管套利。

此前市场对于现有合并方案仍存他想。“还不如央行和银监会合并，”一位地方银行负责人指出。对于中国众多的银行业机构而言，更期待的是这一版本的“一行两会”。因为银行业机构有很多方面要受央行和银监会双监管、双考核，但面临的统计口径是不一样的。

据《财经》记者了解，“央行与银监会合并、证监会与保监会保留”这一方案，也曾在备选研究之列。该模式将回到2003年银监会成立前的“一行两会”局面。

“央行和银监分工总体清晰，但在数据报送、存款统计口径、‘三个不低于’、发债及ABS审批等要求不一致。”一位城商行副行长表示。

以存款统计口径为例，结构性理财是否纳入结构性存款，就存在分歧。而在三农与小微方面，央行要求的“三个不低于”与银监会要求的“三个不低于”标准有所不同，对于银行来说，要达到双重标准也是不小的压力。

除了上述方案，金融监管改革探讨的方案还包括“一行一会”以及三会纳入央行等方案。从现行公布的方案来看，银监会、保监会将在央行之下配合其工作。

一位监管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上，监管框架的改革至关重要。所以，最终还是要选择一个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金融业更好发展的方案。

本次公布的方案对证监会职能设置并未提及。《财经》记者此前了解到，根据大资管统一监管的逻辑，曾考虑让证监会拿出部分机构相关的业务（机构部、私募部等），留下发行部、上市部、稽查局、处罚委等核心部门，主要负责上市公司监管相关的业务，保留行政执法权，强化行为监管。

“但是根据公布的方案，证监会可能暂时不会动。”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说。

为何银保监管合并、证监会得以保留？楼继伟认为，证监会所监管的信息披露真实性和市场欺诈行为，属于投资者保护范畴。银保有相近性，而证监会不一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亦认为，和银保等相比，证券业务的特殊性更强一些，保留证监会有利于资本市场管理进一步规范和发展。

IPO注册制改革迟迟未能完成，亦被认为是证监会得以保留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证监会的独立，业界预期，这意味着中央对扩大直接融资寄予厚望，证券市场未来在中国经济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同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在一位商业银行高管看来，银保合并可能是“动蛋糕”最小的监管机构改革方案，这样的合并相对更易执行。

邮储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琼则一直认为，不合并证监会是正确的选择。在周琼看来，直接融资的证券类机构与市场，与银保这类间接融资的机构和业务，监管理念和体系不同。虽然有一些国家，如德国、新加坡，合并了银证保三个监管机构成立金管局，对小国来说，统一金融监管机构有利于明确责任、提高效率，便于协调一致，但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已全球第一、股市市值全球第二，还是需要有不同监管机构分工专业化监管。

亦有业内人士称，因为要面对中国大量的股民，证监会主席的职务是一个“火山口”，总是免不了要为股灾等情况“背锅”，因此很难有人能在这一位置上长期稳定做好。若是银证保合并，该机构掌门人就要对整个金融业负责，牵一发而动全身，频繁更换，并不利于市场稳定。
在中国运行长达15年的“一行三会”金融分业监管模式正在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金融稳定委员会辖下的“一行两会”新架构。

对于银保合一，诸业内人士认为，此前的分业监管不完全适应金融业务综合经营的现实，合并后监管会更加协调统一，对金融风险防范会更加有效。穆迪公司认为，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将会实现统一监管，降低监管套利空间，尤其是在影子银行活动方面。该举措有助于抑制涉及银行和保险业的通道业务，预计银保监会将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对这些活动实施监管。

在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看来，目前公布的方案体现了监管正从过去以机构监管为主，转向以市场監管为主。原来三会既负担着监管职能，也有行业发展规划等其他功能。而这次改革更强调市场监管，把有关市场调控、发展规划方面的功能上提到央行，功能划分更加清楚。
职责权属划分：避免重叠、减少真空

“这次金融监管改革的原则是将相同的功能合并。”徐诺金说。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新组合的银保监会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经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同时，原属银监会和保监会的拟订行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将划入央行。在此之前，银监会法规制定工作主要由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和法规部负责;保监会的相关工作由保监会发展改革部和法规部具体负责。

对于将银、保两会的行业监管规制权划归央行，穆迪公司认为，这将使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更加协调一致，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撰文指出，分离监管规制与执行，有利于确保发展与监管职能的切实分离，监管规则外生可以降低监管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增强监管政策的透明度，从而保证监管者专注于监管。另一方面，亦有利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金融风险已超出了单个领域监管部门的能力范围。

部分业界人士认为，当前央行的职能权属虽然未达成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微观审慎于一身的超级央行“双峰”监管的模式，但央行的重要性已被显著提升。一位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在强势央行下，银保监会配合工作。”

多位保险业人士研判，从方案对银保监会的定位来看，未来的职权会侧重于机构、人员、业务和产品的审批和备案，重在对市场主体进行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可能更侧重于政策的执行层面。

在诸银行业人士看来，相比两会合并，“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这一调整更有意义。

“这样可以防止政出多门，”一家城商行的副行长表示。

一家银行部门负责人指出，这可以避免各个部门制定对自己管的部门有利的制度，即监管保护。

但丧失了规则制定的权力，会不会对银保监会以后的监管约束力有影响？诸业内人士认为，在现实监管中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拿银行来说，业务部门既管业务又出台业务管理制度，这样才能知道制度执行下来是什么样的，如果管的人不制定制度仅执行制度，以后也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上述银行部门负责人指出。

“执法和立法分开会有一定脱节的问题，这就需要两个部门密切配合。”一位信托业人士指出，“另外方案说是‘重要法律法规’，这也意味着不是完全上收规则制定的权力，就看后续怎么界定了。”

有保险业人士指出，政策的制定基于对市场的深刻了解，保险市场和业务层面的政策，可能还将由原保监会的相关部门参与起草，并在宏观层面上更好地予以协调，尤其是资管领域的业务和产品。

亦有一些保险业人士担心，银保合并后，保险业的话语权和行业地位会萎缩，大银行小保险的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朱俊生认为，银、保划归央行的重要法律法规如何界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哪些审慎监管基本制度将由人民银行拟订，亦需进一步讨论。二者之间既不能出现监管空白，也不能出现重复监管，以免增加不同部门博弈的成本。

但多位业内人士亦向《财经》记者表示，“一行两会”监管职责的界限确定，是一个难题。

在以往“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下，主要采用“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机构监管模式，同类金融产品往往由不同的监管部门采用各自的监管规则，是造成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衍生乱象的重要原因。宝万之争、侨兴债事件，正是金融分业监管难以解决的跨界之乱的注脚。

一位学者指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才是监管者的重要监管目标。两会合并后，把务虚层面的内容归于央行，银保监会腾出精力在务实层面多下功夫，可能更利于市场的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虽然公布的方案并未提及证监会的职能情况，据《财经》记者了解，此前曾考虑的一个方案是，借机构改革契机，证监会把债市的监管权统一过来，放到债券监管部监管，发改委的企业债审批、央行交易商协会的中票审批亦予划归。“虽然此次公布的方案并没有提及，但从目前的发展势态看并不是没有可能。”上述接近监管人士称。

一位地方银监局局长向《财经》记者表示，从上述改革方案来看，对监管职能是好事，会统一标准，加强联动。

从公布的方案来看，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相关政策的制定，银保会主要行为监管，证监会相对独立。市场人士认为，无论哪一种方案都是要进一步发挥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周小川此前在发布会上表示，央行要牵头增强各机构间协调的效率。

事实上，“一行三会”协调工作近年已逐渐增强。

2017年11月，金稳委成立，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担任主任。三会都相继表态，坚决服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主动配合人民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
部门、人事迎变：需要数月落定

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的整合方案。据了解机构改革流程的人士介绍，相关部委先向中编办提交改革“三定”（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方案，再由中编办在部委间就细节进行协商后最终确定。“具体方案落地，可能最快也要三个月到半年。”

方案落地则意味着真正的改革开始实施，金融监管将迎来一场涉及近15万人的部门人事大调整。

据《财经》记者了解，整个央行系统超过12万人，总行800人左右;整个银监系统超过2.3万人，会机关不到650人;证监系统逾3000人，会机關733人;保监系统3000人，会机关400人。

从人员构成上，将银保合并似乎是当下较为保守的方案。

目前，银监会系统包括银监会机关27个内设部门、36个银监局、306个银监分局、1730个监管办事处，另设北戴河、沈阳、顺德、廊坊4个培训中心。

保监会有15个内设部门和2个直属事业单位，设有36个省（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级保监局，以及苏州、烟台、汕头、温州、唐山等五个地市级保监分局。

未来银、保合并后，部门将作何设置？目前业内多数观点认为，办公厅、政策研究局/室、人事部和机关党委等同类行政后勤部门会先行合并，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等职能重叠的部门或处室可能亦会合并。据《财经》记者统计，保监会与银监会相同或职能相近的内设部门有11个。

从业务部门设置来看，银、保两会有不同的取向，银监会主要按机构监管来设置，而保监会则按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

朱俊生认为，保险作为非银金融机构，与银行的差别显著。即便监管部门合并，在银保监会内部仍有必要分部门监管。因此，在其内部如何设置银行、保险的具体监管部门以及建立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非常重要。如何分、分到什么程度、如何整合共性的监管部门，提升监管效率，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对于保监会来说，最大的困扰在于，地方监管的层级主要在省级（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仅有五家地市级分局，对于保险市场最活跃的县区，则难以触达。

如何解决县级乃至村镇一级市场的金融监管问题，上述保监会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些问题国务院应该早已关注到，本次机构改革可能会逐渐予以解决。

银监会和保监会的部门合并势必带来冗余人员如何安置的问题，此前《财经》记者了解到，监管方案曾考虑安排一些临近退休人员提前办理退休并给予相关补偿。不过，是否实施还要等具体方案落地。

从现实来看，保险领域监管人力一直比较紧张。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保监会全系统一共约3000人，却监管着近二百家保险公司和数千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保监会几乎所有业务部门和保监局都处于超负荷运转。“我们现在是缺人缺监管手段。”一位保监会部门负责人感叹。

部分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法规制定与审慎监管的权力移交央行，也不排除银监会和保监会的一些相关部门或将面临迁移。

多位金融业人士提到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在原统计局的基础上新成立的银监会审慎规制局牵头非现场监管工作，统一负责银行业审慎经营各项规则制定等。

央行也在建立并加强审慎监管体系。从《2017年银监会立法工作计划》来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规则》等多份规章与规范性文件，都由其制定。

规制权的转移，会对银监会的人事、监管职能与相关部门权力有多大的影响，银监会内部目前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必然会有不少人事变动。

“司局级人事或将有较大调整。”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据《财经》记者此前了解，2017年底前三会的人事早已冻结，正逢金融监管改革年，也不排除一些中层干部另辟蹊径。

2018年以来，已有数位金融领域的高官或高管奔赴地方。央行副行长殷勇转任北京市副市长，农业银行副行长康义任天津市副市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吴清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这代表了中央对加强地方金融监管能力、防范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部署。

一位在一家监管部门挂职的地方金融局干部表示，随着中央强化属地责任，地方金融监管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地方的监管能力又有限，所以可能会有一部分干部奔赴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补充地方金融监管队伍，进一步提高监管专业能力。

市场还有一个说法，一些监管人员的另一个去向或是国有金融机构。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工行监事长、农行监事长、中行行长、交通银行行长等职位都处于空缺状态。此外，今年中国人寿将有一批高管退休，中国人保总裁尚在空悬。

“一行两会”新的掌舵人最受关注。一位货币政策权威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作为未来的央行行长人选，国家层面会考虑其国际口碑、专业能力以及党内资历等问题。

主要人事任免将在今年全国“两会”结束时才会逐步水落石出。其中可以明确的是，3月19日全国“两会”结束时，将确认新一届政府各部长名单，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26个组成部委之一，新任行长将届时明确。

但证监会和银保监会的两位主席，是刘士余和郭树清分别留任，还是另有新人到任，很有可能是在全国“两会”结束后，由国务院在三四月份履行相关任免流程。多位金融业人士相信，主要人事任免不会拖延太久。
综合监管：严防系统性风险

监管机构改革之后，监管职能如何调整，无疑更值得业界关注。

机构改革方案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为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解决现行体制存在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空白等问题，强化综合监管，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更好统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逐步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根据上述要求，金融监管改革也将重在防范风险。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了强监管的基调，金融监管的权威性、统一性与威慑力得到加强。近年来的P2P、校园贷和现金贷等金融乱象，很难重演。

同时，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作为混业经营典型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互联网金融等也将全面纳入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央行西安分行行长白鹤祥向媒体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近70家中央企业拥有各类金融子公司共150多家，28家民营企业持有5家以上金融机构的股权。

全國政协委员、央行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在“两会”期间表示，建议抓住问题突出金融控股公司分类施策，未来出台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政策，其重点监管的对象应是由非金融企业发起设立的金控集团。

金融的一个风险是大型金控集团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问题，并形成巨大的风险隐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认为，风险较大的金控集团存在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较高，在资产扩张的过程中大量甚至无节制地举债;二是法人治理不健全;三是经营过程中出现异化，保险公司变成了投资公司，实业做成金融公司;四是这些机构通常体量较大，出现风险的话影响范围大，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财经》记者了解，央行正在起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央行日前发布的《201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继续推动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明确市场准入、公司治理、资本充足、关联交易等监管要求，探索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金融控股集团监管涉及到如何实现银行业和非银行业混业的问题，金控公司不仅有大量金融牌照，还有实业公司，实业公司和金融业如何有隔离墙，防止金融控股公司把整个资源都配置到自己的产业里，还要保证资本金真实性，比如，不能把保费变成资本。

随着监管空白缩小，亦有市场分析人士预计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新金融巨头将进一步推进去金融化，强化科技公司属性，以减少监管压力;而随着监管主体统一，银保监会同時负责P2P平台和保险公司的监管，可以减少灰色地带的套利。

在上述改革方案中，债市没有涉及被市场认为是这次改革最大的遗憾。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由于发行和市场准入不同，债券市场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大的风险。”

中国债市的“割裂”包括两方面，一是监管权的分割，二是市场的分割，而监管权的分割又占据主导。

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主要包括五个部门，就是传说中的“五龙治水”，分别是发改委、财政部、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其中发改委主管企业债的审批与发行;财政部负责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审批发行;央行主要管理银行间市场，发行环节主要是通过其下辖的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管理注册发行的中票、短融等产品;证监会主管公司债;而银监会在涉及到金融债时发挥审批和监管作用。

在此前的市场消息中，债券市场五龙治水的局面或将结束，发改委与财政部将剥离相关债券的审批发行，债市将由证监会统一监管。“如债市监管统一，将改变过去市场割裂、多头监管矛盾的局面，中长期看对债券市场是个利好。”有机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还有金融业人士分析认为，如果延续眼下的多头监管格局，则资产证券化市场还将维持目前的混乱局面，央行与证监会之间的角力不会停止，这意味着消费金融ABS的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上述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从分业向综合的监管方向改革，有利于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促进金融市场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金融比较混乱就在于监管各自为政，如果能够统一监管，这些问题就会一一得到解决。

在金融监管改革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建设尤为迫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今年“两会”提案建议加快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建设。

对此，徐诺金提出，上述建议的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以跨市场、跨机构资管产品为代表的交叉性金融创新产品规模扩张迅速，但金融统计分散在各行业监管，数据收集、信息统计、风险监测等方面没有形成统一标准，缺乏统筹协调，造成了数据的“条块化”“琐碎化”“片段化”，难以满足监管需求，存在紧迫性的现实性问题，唯有妥善解决，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

布线结构与结构设计论文范文第3篇

1 地震作用下高层建筑结构的破坏特点

近几十年国内外发生的多次大地震资料中可以得出, 在静荷载下受力合理的结构, 在地震作用下就呈现出受力不合理而破坏, 这是因为在地震作用下建筑物的动力反应有其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地基方面

(1) 在具有较厚软弱冲积土层场地, 高层建筑的破坏率显著增高; (2) 地基土液化导致地基不均匀沉降, 从而引起上部结构损坏或整体倾斜; (3) 建造在不利或危险地段的房屋建筑, 因地基破坏导致房屋损坏。 (4) 当建筑结构的基本周期与场地自振周期相近时, 因共振效应破坏程度将加重。

1.2 结构体系方面

(1) 采用“填墙框架”的房屋结构,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平面内柱上端易发生剪切破坏, 外墙框架柱在窗洞处因受窗下墙的约束而发生短柱型剪切型破坏; (2) 采用框架—抗震墙体系的房屋结构, 破坏程度较轻; (3) 采用“底框结构”体系的房屋, 刚度柔弱的底层破坏程度十分严重;采用“填墙框架”体系的房屋, 当底层为敞开式框架间未砌砖墙, 底层同样遭到严重破坏; (4) 采用钢筋混凝土板、柱体系结构的建筑, 因楼板冲切或因楼层侧移过大、柱脚破坏, 各层楼板坠落重叠在地面。

1.3 刚度分布方面

(1) 矩形平面布置的建筑结构, 电梯井等抗侧力构件的布置当存在偏心时, 因发生扭转振动而使震害加重; (2) 采用三角形、L形等不对称平面的建筑结构, 同样在地震作用因发生扭转振动而使震害加重。

1.4 构件形式方面

(1) 在框架结构中, 通常柱的破坏程度重于梁、板; (2) 钢筋混凝土多肢剪力墙的窗下墙通常会出现斜向或交叉裂缝; (3) 配置螺旋箍筋的混凝土柱, 当层间位移角达到较大数值时, 核心混凝土仍保持完好, 柱仍具有较大的抵抗能力; (4) 钢筋混凝土框架如在同一楼层出现长、短柱并用的情况, 短柱破坏较为严重。

1.5 房屋体形方面

(1) L形、T形、Y形等不规则平面房屋建筑破坏率显著增高; (2) 有大底盘的高层建筑, 裙房顶面与主楼相接处面积突然减小的楼层, 即相邻楼层质量突变较大时, 破坏程度加重; (3) 防震缝设置宽度太小导致建筑物间发生碰撞破坏; (4) 楼层平面形心与重心偏移越大, 震害越严重。

2 结构抗震概念设计

地震作用影响因素极为复杂, 是一种随机、尚不能准确预见、计算的外部作用。目前规范给出的计算方法还是一种半经验半理论的方法, 要进行精确的抗震计算还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人们在工程实践中提出了“建筑抗震概念设计”。抗震概念设计就是以工程概念为依据, 从有利于提高结构抗震力的概念上, 用符合工程客观规律和本质的方法对所设计的对象进行宏观的控制。结构的抗震设计应该是综合概念设计、计算和结构措施等完整的一系列设计。概念设计强调在工程设计应把握好场地选择、能量输入、房屋体型、结构体系、刚度分布、构件延性等方面, 从根本上消除建筑中的抗震薄弱环节, 再辅以必要的计算和构造措施, 使设计出的房屋建筑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和足够的抗震可靠度。

3 建筑结构刚度、承载力和延性设计的合理匹配

当建筑结构具有较高的抗力时, 其总体延性的要求可有所降低;反之, 较低的抗力需要较高的延性与其相配合。因此, 对结构提出了“综合抗震能力”的概念, 就是要综合考虑整个结构的承载力和构造等因素衡量结构抵抗地震作用的能力。地震时建筑物所受地震作用的大小与其动力特性密切相关, 与其具有合理的刚度和承载力分布以及与之匹配的延性密切相关。但是, 提高结构的抗侧力刚度, 通常是以提高工程造价及降低结构延性指标为代价的。因此, 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性能, 最理想的措施是使结构中的所有构件都具有较高的延性, 然而实际工程中很难做到。工程实践中, 有选择的提高结构中的重要构件以及关键杆件的延性是比较经济而行之有效的方法。综上可见, 在确定建筑结构体系时, 需要在结构刚度、承载力及延性之间寻找一种较好的匹配关系。

4 采取相应的构造措施加强薄弱环节

结构设计中始终要遵循“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强节点强锚固”的设计原则, 重视构件的延性性能, 加强薄弱部位;合理控制钢筋的锚固长度, 尤其是钢筋的直线段锚固长度, 考虑温度应力的影响。除此之外, 还应注意按规整、均匀、对称等原则考虑平、立面的布置。综合考虑抗震的多道防线, 尽量避免薄弱层的出现, 以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验算等等都需要概念设计作指导。加强薄弱环节设计具体要求如下。

(1) 在抗震设计中要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薄弱层 (部位) , 使之有足够的变形能力又不使薄弱层发生转移, 这是提高结构抗震性能的重要手段; (2) 结构在强烈地震作用下不存在强度安全储备, 构件的实际承载力分析 (而不是承载力设计值的分析) 是判断薄弱层的基础; (3) 要使楼层 (部位) 的实际承载力和设计计算的弹性受力之比在总体上保持一个相对较为均匀的变化, 一旦楼层 (部位) 比例出现突变时, 会由于塑性内力重分布导致塑性变形的集中。 (4) 要防止在结构局部加强而忽视整个结构各部位刚度、承载力的协调。

5 结构隔震与消震设计

为了提高结构的整体抗震性能, 隔震和消能减震等抗震技术应用于设计使用功能有特殊要求的建筑, 耗能元件及其体系可错开地震动卓越周期, 从而防止共振破坏, 减轻地震振动效应以及风振。隔震即隔离地震, 即在建筑物基础与上部结构之间设置一层隔震层, 使房屋与基础隔离开来隔离地面运动能量向建筑物的传递, 以减小房屋结构的地震反应, 实现地震时建筑物只发生较轻微运动和变形, 从而保证建筑物的安全。消能减震则是通过在建筑物中设置消能部件, 使地震输入到建筑物的能量一部分被消能部件所消耗, 一部分由结构的动能和变形能承担, 以此达到减少结构地震反应的目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对各种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抗震减震要求越来越高, 使“延性结构体系”的应用日益局限, 传统的抗震结构体系和理论越来越难以满足要求。而由于隔震消能和各种减震控制体系具有传统抗震体系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在未来的建筑结构中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阻尼器在隔震与消震设计技术中应用而生, 阻尼器的性态应通过在最大地震和最大风荷载下的足尺试验得到验证。同时提高结构阻尼, 采用高延性构件, 能够提高结构的耗能能力, 减轻地震作用。

6 结语

结构抗震设计方法的研究与进展, 尤其是各国历次大地震对人类造成的严重灾害的经验教训, 使世界各国地震工程学者及抗震设计人员逐步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 经济与安全的关系, 是结构抗震设计的重要技术政策。从长远观点看, 如何从我国高层建筑抗震设计现状及国际高层建筑抗震设计发展的趋势出发, 探求一种实用可行的合理抗震设计分析方法, 是处于地震设防区域高层建筑发展的新方向。

摘要：建筑设计为了追求多功能、多变的使用空间及丰富的立面设计效果, 常采用较为复杂的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从而使高层建筑抗震工作成为结构设计的重点。本文分析和探讨了现行高层建筑结构抗震分析和设计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并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 给出了高层建筑抗震设计中与工程设计实践和研究工作方向有关的参考。

关键词：高层建筑,抗震,概念设计,隔震与消震

参考文献

[1] 方鄂华, 钱稼茹.我国高层建筑抗震设计的若干问题[J].土木工程学报, 1999 (1) .

[2] JGJ3-2002,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S].

[4] 吕西林.高层建筑结构[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5] 丰定国.工程结构抗震[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2.

布线结构与结构设计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高层及多层建筑结构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是确保建筑稳定、安全的重要前提。剪力墙结构在高层及多层建筑当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在其设计应用过程中需要充分了解结构形式特点，根据高层及多层建筑建设标准要求，結合设计原则进行合理设计。论文阐述了高层及多层建筑剪力墙结构特点、缺陷、类型，分析了高层及多层建筑剪力墙结构设计应用情况。

关键词：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剪力墙

引言

剪力墙在建筑中的作用是承受水平荷载，主要包括风荷载、地震荷载等，因此剪力墙也被叫作抗震墙或抗风墙。剪力墙可以有效防止水平剪力对建筑产生的破坏，并可以对建筑坚固性提供有效的保障，一般情况下，剪力墙是通过钢筋混凝土制作而成的。

1结构分类

剪力墙主要是根据墙体开洞的数量与洞口的尺寸来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结构，为实体墙、多肢剪力墙、壁式框架剪力墙、小开口剪力墙。实体墙不需要开洞，其他三种墙体都需要进行开洞，但开洞的尺寸不同。实体墙是墙面不需要开洞的一种剪力墙，该剪力墙在变形时一般为曲形，实体墙弯矩图不会出现反弯与突变情况，结构稳定性较高，不会产生异常情况，墙体本身的强度也较高;多肢剪力墙，该剪力墙要在墙体进行开洞，开洞的面积较大，开洞成列状。该剪力墙弯矩图不会出现异常情况，墙体的整体强度与小开口剪力墙相似;壁式框架剪力墙，该剪力墙需要开洞，且开洞尺寸大。

2剪力墙结构的受力情况分析

在进行结构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剪力墙有着独有的设计原理与设计原则，剪力墙与普通墙相比具备更厚的厚度与宽度，因此其特征比较像板，但与板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区别。剪力墙是应用压弯构件的方法来进行计算，而板是应用弯曲构件的方法来进行计算。因此，在进行结构设计的过程中，要对具体存在的设计差异进行充分的分析与考虑。除此之外，剪力墙的墙肢长度与壁厚都具备着独有的特征。该结构主要是由纵向剪力墙、横向剪力墙与梁板三者组成。两种负荷主要为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竖向荷载来源主要是地震作用和墙体的自重，水平荷载主要是横向地震作用与风力作用产生的。剪力墙的内力与变形分形主要包括承载力极限与正常使用极限两种状态的分析，在极限承载力的状态下，剪力墙处于各个工况下也不会损坏。处于正常使用的极限状态之下，结构的变形要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在保证符合设计要求的情况下，具备较高的耐用性。

3剪力墙结构设计

3.1厚度设计

在对剪力墙结构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循我国的相关规定，对于剪力墙厚度要根据震级来进行选择，对于抗震等级处于一级、二级的建筑物，剪力墙的底部加强范围的剪力墙厚度不能低于200mm，并且不应小于无支长度1/16或层高，其余部位的墙体厚度也不能小于160mm，且不能低于层高或无支长度1/20。抗震等级为三级和四级的建筑物，剪力墙的厚度不能小于160mm，且不能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1/20，其余墙体的厚度不能小于140mm。无端柱和无翼墙的情况下，一级和二级建筑物不能低于层高，不能小于1/12的无支长度，三级和四级建筑物不能低于层高，不能小于1/16的无支长度。此外，对剪力墙的厚度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相关设计人员要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对墙肢的轴压比情况进行有效结合，保证施工过程中钢筋绑扎与混凝土浇筑流程质量，对建筑结构安全性进行全面的控制，以提高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强度。

3.2延性设计

对剪力墙进行结构设计的过程中，要对以下方面加大重视程度：保证墙体底部能具备良好的耗能能力与延性，保证在一定高度范围下，结构在底部不会出现屈服现象，提高墙体底部的受剪承载力，构建有效的抗震构造，保证建筑物的底部具备较高的弹性与变形能力，进一步提高结构的抗倒塌能力。此外，在强震情况下，结构出现损坏后是连梁先出现问题，随后是墙肢的底部出现塑性铰。

3.3结构参数

建筑物所承受的荷载力较大，因此在剪力墙设计过程中，要对各项的结构参数进行全面考虑，实现对参数的有效控制，保证建筑物荷载力能处于可控制的范围。对结构参数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对建筑物比例与位移方面要进行全方位分析，随后开展设计工作，使建筑物的各项参数都控制在有效范围内，保证建筑结构设计具备较高的规范性。

3.4工艺方案设计

剪力墙结构在施工过程中会涉及复杂的施工工艺，因此在设计环节，相关设计人员要对施工过程中的具体要求进行准确的分析，提高施工方案设计的合理性。在对混凝土浇筑环节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从多个角度来对工艺实施情况进行设计，对于设计方向要进行有效的控制。混凝土浇筑工作开展之后，工作人员要保证可以一次浇筑完成，设计人员在浇筑流程、设备与材料方面要进行科学的设计。

此外，前期的输送环节及混凝土的配制环节也会对混凝土浇筑产生影响。最好是在使用的时候当场配制混凝土，配制后的混凝土不应存放太久，在混凝土的输送上，输送时间不可以太长，需要选择运输距离合理的混凝土搅拌工厂。对于混凝土浇筑的速度，设计人员要根据浇筑要求来对相关参数进行设置，在施工设计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对于浇筑的温度、后期的养护都要当作设计要点来进行设计。针对相关要求采取具体的控制措施，保证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可以保持稳固性，进一步提高设计的严谨性。

3.5防止出现轴向变形

建筑物竖向自重会产生较大的荷载，因此需要采取科学的措施防止出现轴向变形，否则甚至可能对梁弯矩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还可能制约其他构件出现的侧移问题，对高层建筑质量产生影响，甚至导致高层建筑出现安全隐患，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3.6结构的平面布局

在对框架剪力墙结构进行设计的过程中，由于结构体系存在着较大的复杂性与不规则性，同时部分建筑在结构布置方面也不够对称，结构的平面布局设计要经过多次验算之后，才能进行布置。除此之外，在进行布局设计的过程中，对于剪力墙的布置要严格遵循设计规范来开展，在布置过程中，要对其均匀性、分散性与扭矩进行详细分析，保证结构的竖向构件出现水平位移的数值与层间位移数值间的比值低于1.4，从而进一步提高剪力墙结构的抗扭性能。

3.7抗震设计

在剪力墙结构的设计过程中，应用机构控制可以实现总体屈服。在特定位置上设置塑性铰可以对出现次序形变的位置进行有效的控制，使结构在地震作用下也能形成良好的耗能机构。水平方向构件先于竖向结构出现屈服。对结构高度与抗剪能力要进行平衡，剪力墙结构中如果增加墙数量，结构体积也就会进一步增加，结构高度也会随着提高，结构自身的自振周期就会降低，反之，结构自身高度也会降低。在实际的设计环节，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性的设计，对于高层建筑抗震性与内部装饰都要考虑在内，从而对剪力墙数量与整体体积进行合理的确定，保证建筑具备良好的安全性与经济性。设计过程中要保证框架结构的延展性与刚度达到协调与统一，剪力墙结构的黏性系数与高度存在差异，导致难以提高结构抗震能力。因此，在设计环节要对各个构件进行有效的连接，使其可以进行充分的协调，实现高度与延展性的良好统一，保证剪力墙结构具备较高的抗震性。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层建筑的结构设计过程中，加强对剪力墙结构的设计至关重要，设计人员要遵循设计原则来对结构进行合理化设计，保证结构荷载具备较高的合理性，进而保证高层建筑剪力墙结构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刘军.高层住宅建筑框支剪力墙结构设计探讨重点探寻[J].建筑技术开发，2020，47（03）：23-24.

[2]张颖，肖帆.高层建筑框支-剪力墙结构设计优化策略探究[J].门窗，2019（23）：156.

布线结构与结构设计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关键词：人口结构;抚养比;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2

收稿日期：2014-08-20; 修订日期：2015-01-21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江苏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及其对策研究”（2010ZDAXM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基于江苏苏南、苏中、苏北的调查与比较”（13YJA840008）。

作者简介：王欢，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黄健元，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WANG Huan，HUANG Jianyuan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一、引言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投资需求拉动和生产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支撑下，我国经历了一段令世界惊叹的经济持续高增长期。然而，随着经济模式逐渐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储蓄持续偏高、消费持续低迷带来的问题逐渐显露，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现阶段，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年均7%以上的较高水平，高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特有的“高储蓄-低消费”局面^[1]。

对于消费不足的原因，学界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是复杂的：从利率水平、物价水平、消费行为习惯、收入支出不确定性，到历史及文化传统、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都可能是消费率变动的重要原因。但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结构转变进程的加速，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被纳入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伦贝格（Brumberg）提出生命周期假说，为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2]。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一生的财富是封闭的，消费者只在其生命周期内享用所有财产，财产不会发生代际转移，且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消费水平与其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消费者将自己一生的预期收入在不同年龄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3]。一般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在满足自身消费之外，一部分用于抚养下一代，另一部分用于储蓄以供退休后使用。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于正储蓄，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对应于负储蓄。当一个经济体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时，经济体总储蓄率上升;当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时，经济体总储蓄率下降^[4]，即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消费率和储蓄率发生相应改变。

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得到与生命周期假说并不完全一致的结论。结论一，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正向影响。汪伟通过对中国1989-2006年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认为抚养比下降是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伴随着抚养比的下降，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会不断强化，反之则弱化^[5]。谭江蓉、杨云彦基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省域截面数据研究，认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一致，但对生命周期假说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6]。结论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负向影响。莫迪利安尼等人使用中国1953-2000年有关储蓄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储蓄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率及负担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认为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少儿抚养系数的变化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7]。李春琦、张杰平则根据1978-2007年我国宏观年度数据研究指出，少年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研究结论不支持生命周期假说^[8]。万克德等人通过对山东省1995-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将会引起城镇居民储蓄率降低，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也会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9]。毛中根等人利用1996-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10]。结论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无明显影响。科里（Kraay）基于1978-1989年中国分省居民储蓄家庭调查面板数据的研究认为，在统计意义上，样本期间抚养系数对储蓄并不存在显著影响^[11]。李文星等人利用中国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指出我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认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12]。结论四，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具有阶段性变动影响。于潇、孙猛研究发现，在人口老龄化起步阶段，老年人口比重快速提高的同时会伴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当少儿消费系数低于老年消费系数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为正向，当人口老龄化进入中期阶段时，会对消费产生负向抑制，当人口老龄化为晚期时，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13]。综合来看，上述研究大多支持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具有相关关系的观点，但是由于研究方法、模型建构和变量选取等方面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仍然尚无定论。

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不断加速。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2012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2714万人，比2000年净增加3893万人，老年人口占比达到9.4%，超过人口老龄化国际标准2.4个百分点;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人口减少到22287万人，比十年前净减少6725万人，少年儿童人口占比降低6.4个百分点至16.5%;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差异则持续扩大，截至2012年底，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出城镇地区将近4个百分点。在这样剧烈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中，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必会受到一系列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是否会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关系如何？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基于1987-2011年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现有文献多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情况进行分别研究，而本文则在同一分析框架下对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共性与异性;二是已有研究多采用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缺乏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对消费影响的动态分析，本文将基于协整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三是本文将采用更新的数据，做到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变动

1.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计划生育外力遏制下，我国总和生育率不断降低，由高位水平下降至超低生育率范畴，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18。持续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转变。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仅为5.6%，少儿抚养比为41.5%，老年抚养比为8.3%，于2000年正式跨入老龄化队伍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入加速转变阶段。截至2011年底，少儿抚养比进一步减少到22.1%，比1990年减少近20个百分点，而老年抚养比则上升至12.3%，比1990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人口结构转变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高于城镇地区0.6个百分点，而到2011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4个百分点;在抚养比上，城、乡少儿抚养比分别由1990年的30.77%和45.75%下降到2011年的8.39%和26.57%，城、乡老年抚养比则分别由1990年的7.03%和8.87%上升到2011年的10.27%和14.62%。由此可见，在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的进程中，与城镇地区相比，我国农村地区正在经历更为剧烈的人口转变过程。

2.消费率持续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可知，2011年底，我国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7980.03元，是1990年的5.2倍，年均增长率为8.24%，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也从1990年的686.3元增加至2011年的2696.17元，翻了两番，年均递增6.08%。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渐降低，由1990年的48.85%下降到2011年的35.75%，降低了13.1个百分点。2011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为0.70和0.75，比1990年分别降低了0.15和0.90。尽管近年来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仍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约将2/3的收入用于消费性支出，但从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来看，消费不足仍然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1.模型构建

霍尔（Hall）在理性预期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个人消费的随机游走模型，认为个人当期消费主要是受到前期消费的影响，个人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4]。基于霍尔的个人消费模型，本文将居民消费率作为对个人消费的度量，构建居民消费率的随机游走模型：

conrt=conrt-1+ε（1）

其中，conrt为当期消费率，conrt-1为前期消费率，ε为随机扰动项。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本文将少儿抚养比（fyr）和老年抚养比（for）作为解释变量纳入霍尔随机游走模型之中，得到如下模型：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ε（2）

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其他一些对居民消费率有影响的因素。莫迪利安尼等人在其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扩展研究中发现，居民收入增长率会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影响，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7]。凯恩斯（Keynes）也认为消费与收入密切相关，并存在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边际递减的可能^[15]。因此，本文将人均收入增长率（incgr）纳入模型以考察其对消费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引入通货膨胀率（ifr），以反映物价及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生活交集逐渐扩大，消费的示范效应可能会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故引入收入比（incr）反映这一生活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综上，得到基本模型如下：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α4incgrt+α5incrt+α6ifrt+ε（3）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意味着人口群体正在经历一个青壮年人口逐渐减少、中老年人口不断增多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相应会引致人口群体消费行为的改变，从而使得整体人口群体在人口年龄结构不同转变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倾向。在分析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时候，为对比不同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时期消费行为的差异及变动方向，有必要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在式（3）中引入时间变量time与人口抚养比的交互变量，构成扩展模型1：

conrt=α0+α1conrt-1+α4incgrt+α5incrt+α6ifrt+α7time*fyrt+α8time

*fort+ε（4）

消费行为不仅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关，同时也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都认为消费与收入、收入增长率有密切关系。由此，收入很可能会将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进行强化，即在居民收入增长率越高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就越显著 ^[16]。本文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人口结构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交互项，以反映收入因素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从而构成扩展模型2：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α5incrt+α6ifrt+α9fyrt*incgrt+α10fort*incgrt+ε（5）

2.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来自1987-2011年中国城、乡时间序列数据。居民消费率（conr）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100%，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人均收入增长率（incgr）为经过价格平减后（以1986年为基期）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比（incr）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通货膨胀率（ifr）由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近似替代，城镇通货膨胀率和农村通货膨胀率分别由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得到。少儿抚养比（fyr）为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for）为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时间虚拟变量time，取值为0和1（2000年之前time=0，2000年及之后time=1）。城乡居民消费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城乡收入比、城乡通货膨胀率由1988-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由1988-201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四、 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平稳时间序列是对时序变量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的必要前提条件，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而言，传统OLS估计会导致伪回归，产生对结果的解释偏差。因此，对时序变量进行计量建模分析前，应对各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消费率及相关解释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城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收入比和通货膨胀率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上述各变量的一次差分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限于篇幅，检验结果略。

2.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城乡居民消费率及各解释变量均为I（1）过程，为同阶差分平稳时间序列，符合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揭示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一步地，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只要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就可以建立动态回归模型，这时模型残差为平稳时间序列从而不会导致因虚假回归引致的结果解释谬误^[17]。通常情况下，用于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有恩格尔-格兰杰（EG）两步法和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约翰逊（Johansen）极大似然法，前者主要用于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而后者则可以用于多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基于赤池信息准则（AIC）及施瓦兹准则（SC），确定滞后阶数为1，分别得到城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收入比和通货膨胀率各变量之间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详见表1。

3.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OLS法，采用1987-2011年数据对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从测算结果（初始模型）可以看出，虽然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但是仍然存在部分变量不能通过统计检验的情况。说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需要对部分变量进行适当剔除，否则会导致回归系数估计失真，影响对模型结果的解释。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剔除初始模型中的变量，得到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均有较大提升;模型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显示各残差均为平稳时间序列I（0）过程（限于篇幅，具体检验过程略）。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建模，最重要的是保证残差序列非自相关性[18-19]，鉴于本文模型中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conrt-1作为解释变量，违背了杜宾-瓦特森（D.W.）检验的原假设，这里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法对模型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进行检验。残差相关性的拉格朗日乘数统计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模型不存在3阶及以下残差序列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修正后模型的残差不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见表2及表3），这些均反映出修正后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重点关注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及其交互作用结果，具体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及表3。

表2及表3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

基本模型修正估计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少儿抚养比越低，消费率越低。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城乡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平均每个家庭拥有孩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少儿抚养比由

表2城镇居民消费率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conr）

80年代初期的54.6%下降到2012年的22.2%。在以质量替代数量的动机下，孩子数量的减少促使城乡居民加大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更加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然而，从绝对数量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下孩子数量大幅减少家庭的即期消费支出仍然会低于拥有较多孩子的非计划生育家庭的即期消费支出。此外，在孩子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养儿防老”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增加储蓄就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普遍的替代选择，这也是用于抵御老年风险的一种现实策略。由基本模型修正估计结果可知，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每降低一个单位，居民消费率将减少0.3961个单位，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每降低1个单位，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3280个单位，可见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并没有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显著差距。对于这个结果的一种合理解释是，相对于城镇居民，我国农村居民更怀有一种希望子女摆脱农村生活环境、真正成为城里人的心态。面对城乡生活水平上的显著差异，他们不得不在现有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基础上大量减少消费，增加家庭储蓄，以便在子女学习、工作、婚姻和住房等方面作出更多贡献。这使得农村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边际变化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老年人处于生命历程的负储蓄阶段，其消费来源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储蓄积累，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实证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虽然在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老年人口增多可能会促使家庭成员对其的赡养支出增加，然而在我国社会保障不健全、谨慎消费习惯及赠遗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下，老年人也具有较强的储蓄动机。现阶段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仍处于起步阶段，可能是这两方面的效应相当，两者相互抵消后使得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并不对总体消费率产生明显影响。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进一步加速，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在城乡消费率扩展模型1的修正结果中，时间变量与抚养比交互项time*for和time*fyr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不同，说明时间与抚养比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即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上，抚养比对消费率作用不同。对于城镇居民，time*for系数为负，time*fyr系数为正，说明与2000年之前我国尚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一时期的消费率水平相比，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消费率减少，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则导致消费率增加;对于农村居民，time*for系数为正，time*fyr系数为负，说明进入21世纪之后，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分别导致了消费率的上升、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时期作用与城镇居民相反。由此可见，与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前相比，现阶段人口结构转变在城、乡区域对消费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此外，由扩展模型1的修正结果可知，对于城、乡居民均存在time*for系数绝对值大于time*fyr，说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入加速期后，相对于少儿抚养比，我国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影响更大。

进一步地，修正扩展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均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对消费率具有偏效应，但具体作用变量不同。对于城镇居民，存在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具体为：conrfyr=0.4833-0.8901*incgr，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偏效应增加0.4744个百分点。且随着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提高，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呈现线性递减趋势，当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54.29%时，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达到拐点。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持续保持在8%左右，这意味着现阶段城镇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为0.4120，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存在向子女倾斜，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不显著可能与城镇老年人具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则存在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

具体为conrfor=1.7429+4.1930*incgr，即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偏效应增加1.7848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随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增加而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连年增长，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增长率由2000年的4.18%增加至2011年的11.42%。然而在现阶段尚不健全、水平较低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家庭对老人赡养的责任不断加重，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决策，出现对老年人生活消费支出的家庭负担水平随老年人口数量上升而不断增加的现象，这与农村老年抚养比对消费偏效应的线性增长模式是一致的。由上述偏效应分析可见，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收入增长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强化与凸显。

此外，基本模型中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一期滞后（conrt-1）系数均为正，且能够分别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习惯较为稳定，虽然消费水平能够随收入水平增加而上升，但整体消费决策仍然比较谨慎。收入比（incr）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消费率增长，这一点可能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示范效应有关。城乡通货膨胀率（ifr）与居民消费率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目前通货膨胀率并不是消费率变动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具有密切关系。本文利用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在单位根和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基于OLS模型对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居民消费率越低，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但现阶段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与时间的交互作用显示：与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之前相比，对于城镇居民而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消费率减少，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导致消费率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分别导致了消费率的上升、下降;但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当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入加速期后，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均大于少儿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与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显示：城镇、农村居民人口年龄结构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对消费具有偏效应，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表明在家庭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分别存在向照料子女、赡养老人方面的倾斜。

第三，扩大内部消费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现阶段政府首先应该加大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向农村居民作出政策倾斜，减轻农村居民的家庭负担，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其次，应尽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缩小保障水平差距，降低城乡老年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最后，政府还应宣传、倡导积极的老年消费观念，对老年市场的发展给予正确引导，大力扶持老龄产业发展。

本文在同一框架下对我国现阶段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但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消费之间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城、乡居民消费情况会如何变化，又会有哪些新的差异，这是需要长期动态研究的内容。在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现阶段国际通用定义下人口抚养比等人口结构指标的适用性也值得进一步商榷。此外，本文主要讨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影响消费变动的因素具有高度复杂性（比如人口因素方面可能还与人口性别结构、空间结构等具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会受到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与现代化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收入分配制度、政府支出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均决定了将消费问题放入一个更丰富的研究框架中进行讨论的可能性，相关内容尚待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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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乐]

布线结构与结构设计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文章利用VAR模型对1998—2012年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互掣肘，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产业结构调整资金保障不力，而产业结构调整失衡又进一步阻碍金融的健康发展。文章认为，西部地区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实现金融支撑产业、产业带动金融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互动性；VAR模型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纵观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金融在其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腾飞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大大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储蓄-投资转化率，改善了整体经济运行环境，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不管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还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或平稳退出，都需要有健全、完善、便捷的金融服务。金融的作用渗透于其他经济因素之中，通过需求、供给和宏观政策等方面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影响。鉴于此，国内外学者日益关注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问题，并从国家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Hicks（1969）认为，资本市场提供的流动性使得英国工业革命对资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确保了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Goldsmith（1969）认为，在动态上，一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间存在彼此之间相互推进的过程。Rajan、Ingales（1998）分析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规模构成及产业集中度的因素之一。Wurgler（2000）通过对65个国家的制造业在1963—1995年间的总投资及产业增加值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傅进、吴小平（2005）从中国金融的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信用催化机制角度分析了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明确提出金融资源的产业选择范围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路径。Binh、Park和Shin（2006）利用26个OECD国家的26个制造业的产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了不同金融结构对不同技术特征产业的影员。Allen等（2007）发现，有资本密集型企业主导的国家倾向于拥有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被大量知识型的和无形资产的企业所主导的国家更可能拥有一个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表明了金融制度和市场发展是对企业金融需求的回应。以上成果对于研究国家层面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渐凸显。与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并存的是区域间的金融发展水平亦呈现梯度差异。因此，国内学者在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时，更多的是从区域层面来加以研究。范方志、张立军（2003）分析了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有重要影响。。程海燕、程宇（2012）通过实证研究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二者之间并未实现有效互动并进一步对其原因作出解释。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有了相应的结论。然而，对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作为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十分紧迫，如何推进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互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深入剖析了阻碍其互动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理论分析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般而言，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要素积累是一个区域产业发展的三种主要途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资本要素成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核心要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968—1994年资本输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三阶段资本输入对潜在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1.3%、52.9%、43.2%，远高于劳动力要素和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的助推作用可以降低信息交易成本，引导资源配置流向的改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此同时，金融的发展也离不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推进，借助于区域产业的优化升级，旨在推进工业发展的金融、会展、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日益增大，引导社会资本流向这些行业，提升了金融发展的规模和质量。

（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效应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推手。具体来看，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金融发展促进了产业资本的聚集和集中。借助于强大的金融支持力，一个区域的产业资本势必迅速壮大，产业发展将逐步实现由粗放向集约、由分散向集聚的转变，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第二，金融发展推进产业技术的诱致变迁。技术革新需要资金的支持，在完善的资本市场和信用风险机制下，金融机构加大技术投资规模，使得金融资本流向有潜质、技术新的产业，为新兴产业的健康成长营造出优越的金融环境，再加上金融资本往往由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进行转移，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第三，金融发展加速企业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在产业资本的形成、流动、聚集过程中，企业为实现同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顺利对接，势必强化自身的内部管理，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管理体系，促使企业的发展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进而推动一个区域由封闭式产业结构逐步走向开放式产业结构。

从金融发展的变动趋势来看，1998-2012年西部地区金融规模指标呈现差异性变化，金融规模持续上升，但规模扩张速度波动较大；金融效率指标持续下降，15年来金融效率不升反降，融资效率显著低下，整体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截至2012年末，西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占27.7%、从业人员占24.1%、资产总额占18.5%，同东部地区的差距分别为11.8%、20.2%、41.0%；总部设在辖内证券公司数占15.8%、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占2.6%、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占9.9%、年末境内上市公司数占14.6%、年末境外上市公司数占8.7%，同东部地区的差距分别为52.6%、94.8%、81.5%、50.4%、66.5%；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占5.2%、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数占23.8%、保费收入占19.0%、各项赔款给付占19.5%，同东部地区的差距分别为81.7%、22.7%、35.5%、35.4%。不难发现，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是一种间接融资主导型结构，银行业的发展相对较好，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发展亟待提升，造成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体系，难以实现“资源一资产一资本”的有效转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进程。

（二）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的带动效应

区域经济发展不只是经济总量的持续积累，更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的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日益活跃的跨行业和跨产业投资弱化了行业和产业间的隔阂，产业资本大规模流入资本市场，极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本容量与活性，为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保证，促使金融系统在巨额资本运动中提高自身的运作能力。第二，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使大量的产业间转移以及新兴产业的进入和衰退产业的退出，在产业的优胜劣汰过程中，大量的投资和融资需求得到释放，在这一需求的有效拉动下，大量资本纷纷进入金融市场投向目标产业，金融总量得到内生性增长，促进了金融规模的壮大和规模效应的凸显。第三，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内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逐渐形成，这对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效率提出了严苛的要求，金融行业不得不在风险可控、收益稳定的基础上提高资本流动性，缩小产业资本流动周期，加强金融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和简化投融资程序，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第四，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金融市场规模得到壮大，金融效率得到提高，在扩大金融市场份额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压力下，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丰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繁荣了金融市场，推动了金融创新，使金融发展得到进一步升华。

从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动趋势来看，1998-2012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率呈现上升态势，产业结构升级率波动性下降趋势明显，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失衡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压力较大，1998-2012年间，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发展快速，所占比重增长明显，由1998年的41.1%增长到了2012年的55.5%；第三产业发展停滞，所占比重略有下滑，由1998年的33.5%下滑到2012年的32.5%（如图-1所示）。截至2012年末，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12.0：55.5：32.5，全国平均水平为10.1：45.3：44.6，东部地区平均水平为6.2：47.9：45.9。长三角地区为4.8：48.1：47.1，珠三角地区为2.1：46.3：51.6，京津冀地区为6.1：43.2：50.7，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的发展过度依赖重工业，产业兴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显著，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第三产业比重偏小，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三次产业结构性矛盾明显。从全国各次产业的占比来看，东部地区一产的比重为35.0%，西部地区为27.4%；东部地区二产的比重为49.2%，西部地区为20.1%；东部地区三产的比重为57.4%，西部地区仅为17.6%。总之，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失衡，产业基础薄弱，对于金融发展的带动性十分有限。

笔者认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互动，有助于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然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对低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相对滞后，不利于西部地区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各项举措的顺利实施。

三、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说明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时间区间为1998—2012年。所选取的数据指标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3年）、《中国金融年鉴》（1999-2013年）、《2012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主报告》。涉及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

1.金融发展衡量指标。金融发展的内容主要涉及发展规模、发展效率等两个方面，因此本文着力从两个角度来考察：（1）金融发展规模FD（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用以反映金融系统的规模，从量上衡量金融的发展；（2）金融发展效率FE（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用以反映金融系统配置资本的效率，从质上衡量金融的发展。

2.产业结构调整衡量指标。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因而本文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率ISR（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与地区GDP的比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率ISU（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来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状况。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理，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产业结构的升级表现为第三产业占比最终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占比。

（二）稳定性分析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且能够防止异方差现象并使数据走势较为平滑，所以分别对四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从而用LNFD、LNPE、LNISR和LNISU来表示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率。同时，本文运用ADF检验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可知各变量水平序列都不稳定，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为同阶I（1）时间序列。

（三）协整分析

在单位根检验后，得出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符合协整分析条件。为了探索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需要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的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

从表-1、表-2中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上，ISR、ISU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将协整关系处理成从协整方程得到：

可以看到，LNFD在（1）中为正，在（2）中为负，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却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负作用，抑或，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后中，结构性优化促进了金融的规模扩张，而结构性升级缺对金融的规模扩张产生了抑制作用。LNFE在（1）为负，在（2）中为正，表明金融效率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却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了负作用，抑或，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后中，结构性优化提高了金融的效率，而结构性升级却对金融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抑制作用。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显示ISR、ISU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1998-2012年间，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ISU与LNFD存在双向因果因果关系，LNISR与LNFD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规模的变动互为因果，而产业结构优化是金融规模的变动的原因，说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影响金融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变动亦能够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互动性：产业结构调整对于金融规模的影响相对显著，而金融规模的变动又进一步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然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却在互动性中表现出一种消极状态：如图一2所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第二产业比重日益加大，带动了产业结构优化，而第三产业的停滞发展却造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在以第二产业为绝对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巨大的资本需求催动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的规模扩张，而资本循环周期长的特点却抑制了金融效率的提高；同时，银行金融系统的规模性扩张进一步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在第三产业的停滞发展中，便造成了产业结构性调整的失衡。由此可见，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始终处于这样一种非良性循环中。此外，因果检验显示：金融效率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因果关系，这进一步表明了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协调，二者互动性十分有限。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协调，发展错位问题突出，导致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一种非良性的互动势态。为了发挥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作用，打破金融与产业发展相互掣肘的局面，特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加快完善金融体系，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共同构建金融体系，开放金融市场，丰富资本构成；积极建设高效通畅的金融信息平台，增加金融透明度；推动金融创新，提升资本活力，繁荣金融市场。

第二，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区域金融的规模化高效率发展。培育新兴产业支持优势产业，保证第二产业发展质量，提高第三产业发展速度，逐渐使产业结构朝着优化的方向调整；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园建设，整合利用区域资源，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

第三，推动制度创新，推进产融协调发展。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发展平台；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完善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实现信息的跨产业、跨区域共享；优化风险管理，把风险性管理与合规性监管相结合，确保产业、金融的风险可控。

[责任编辑：黄兴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