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古典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震荡持续不已。这一段时间，一个术语频频作祟——“本质主义”。围绕“本质主义”展开的论争方兴未艾。可以从近期的争辩之中察觉，“本质主义”通常是作为贬义词出现。哪一个理论家被指认为“本质主义”，这至少意味了他还未跨入后现代主义的门坎。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福柯的谱系学如同天方夜谭，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名不符实的标签……总之，“本质主义”典型症状就是思想僵硬，知识陈旧，形而上学猖獗。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本质”。初步的理论训练之后，许多人已经理所当然地将“本质”奉为一个至高的范畴。从考察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判断历史运动的大方向、解读儿童的谎言到答复“肥胖是否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一类生理医学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乃是不二法门。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何谓文学，何谓杰出的文学，这一切皆必须追溯到文学的“本质”。某些文本可能被断定为文学，因为这些文本敲上了“本质”的纹章；一些文本的文学价值超过另一些文本，因为前者比后者更为接近“本质”。“本质”隐藏于表象背后，不见天日，但是，“本质”主宰表象，决定表象，规范表象的运行方式。表象无非是“本质”的感性显现。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一旦文学的“本质”问题得到解决，那些纷繁的、具体的文学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迄今为止，不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想得到多大程度的实现，这至少成为许多理论家的信念和分析模式。然而，“本质主义”这个术语的诞生突如其来地制造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表象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深不可测的本质？本质是固定不变的吗？或者，一种表象是否仅有一种对称的本质？这些咄咄逼人的疑问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根据谱系学的眼光，如果将文学牢牢地拴在某种“本质”之上，这肯定遗忘了变动不居的历史。历史不断地修正人们的各种观点，包括什么叫做“文学”。精确地说，现今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就与古代大异其趣。伊格尔顿甚至认为，说不定哪一天莎士比亚将被逐出文学之列，而一张便条或者街头的涂鸦又可能获得文学的资格。这种理论图景之中，所谓的“本质”又在哪里？
传统的理论家对于这些时髦观念显然不服气。首先，他们不承认“本质”是一个幻象。如果世界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表象，我们怎么找得到自己的未来方向？没有“本质”的日子里，我们只能目迷五色，沉溺于无数局部而不能自拔。这时，我们比洞穴里的一只老鼠或者草丛里的一只蚂蚁高明多少？其次，他们恼怒地反问：否认“本质”的最终后果不就是否认文学的存在吗？一切都成了相对主义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那么，学科何在？教授与庶民又有什么区别？消灭“本质”也就是打开栅栏，废弃规定，否认所有的专业精神。难道那些反“本质主义”分子真的要把《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这种经典与流行歌曲或者博客里的口水战混为一谈吗？
即使冒着被奚落为“保守分子”的危险，我仍然必须有限度地承认“本质主义”的合理性。根据我的观察，一百棵松树或者五十辆汽车之间的确存在某些独特的共同之处；更为复杂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著作或者李白、杜甫、王维的七言诗之间也可以找到某些仅有的公约数。如果这些共同之处或者公约数有效地代表了松树、汽车、理论著作或者七言诗的基本品质，理论家倾向于称之为“本质”。古往今来，许多理论家孜孜不倦地搜索各种“本质”，“本质”是打开大千世界的钥匙。谈一谈汽车或者文学的“本质”是雕虫小技，哲学家的雄心壮志是阐明宇宙的“本质”，例如“道”、“气”、“原子”、“理念”、“绝对精神”，如此等等。我常常惊叹古人的聪明，坚信他们热衷于追求“本质”决不是酒足饭饱之后的无事生非。所谓传统的理论家，“传统”一词决非贬义——我们曾经从传统之中得到了不计其数的思想援助。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理由将表象与本质的区分视为天经地义的绝对法则。我宁可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理论预设，是一种描述、阐释和分析问题的思想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包含了二元对立，并且将这种二元对立设置为主从关系。本质显然是深刻的，是二者之间的主项；表象仅仅是一些肤浅的经验，只能从属于本质的管辖。前者理所当然地决定后者——尽管后者在某些特殊时刻具有“能动”作用。换句话说，这种二元对立是决定论的。与此同时，这种二元对立还隐含了对于“深度”的肯定。滑行在表象的平面之上无法认识世界，重要的是刺穿表象，摆脱干扰，只有挖地三尺才能掘出真相。“深刻”、“深入”、“深度”——我们对于思想和智慧进行赞美的时候习惯于用“深”加以比拟，仿佛所有的思想和智慧一律箭头向下。当然，有时“深度”一词被置换为“内在”——自外而内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抵近核心秘密。无论怎么说，这种“深度”哲学的首要诀窍是甩开表象。不难发现，上述理论预设想象出来的世界图像通常是静止的。如同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表象仅仅居于底层或者外围，不同级别的“本质”架构分明——那个终极“本质”也就是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宇宙顶端。这种牛顿式的结构稳定、清晰、秩序井然，令人放心。但是，这种静止的图像常常遇到一个难题——无法兼容持续运动的历史。让我们回到文学的例子。哪一天我们有幸找到了文学的“本质”——我们发现了从原始神话至后现代小说之间的公约数，是不是就能解决全部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历史将在后现代的末尾刹车。后现代之后的历史还将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学。我们所认定的那个“本质”怎么能为无数未知的文学负责呢？如果一个唐朝的理论家阐述过他的文学“本质”，可想而知，这种“本质”肯定无法对付今天的文学现状。一旦把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现代主义荒诞剧、后现代主义拼贴以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统统塞进去，这个“本质”的概念肯定会被撑裂。相同的理由，我们今天又有什么资格断言，地球毁灭之前的文学已经悉数尽入彀中？当然，另一些理论家似乎更有信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们时常想象，整个世界是从同一条根上长出来的。五千年以前的文学与五千年以后的文学“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虽然这种想象始终无法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另一种争论早已如火如荼。宗教领袖、政治家以及一些高视阔步的哲学家无不企图垄断那一条生长了世界的“根”。无论是上帝、某种社会制度或者“道”、“绝对精神”，他们无不高声宣称只有自己才握住了世界的“本质”，并且为了剿灭不同的见解而大打出手。
静止的图像通常倾向于维护既定的体制，这是“本质主义”遭受激进理论家厌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金字塔式的结构严格规定了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文化门类的位置，不得僭越，不得犯规。“本质”是神圣的，庄严的，稳定的，不可更改的。什么叫做“纯文学”？这种文学盘踞于“本质”指定的位置上，熠熠生辉，毫无杂质。由于“本质”的巨大权威，“纯文学”有权保持自己的独特尊严，拒绝承担各种额外的义务。文化知识领域之内，“本质”已经成为划定许多学科地图的依据。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或者文学研究，众多教授分疆而治，每个人只负责研究这个学科的内部问题。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学科均有自己的发生和成长史，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常常此消彼长。然而，“本质主义”不想进入曲折的历史谱系，而是将学科界限的模糊形容为知识领域的混乱。这些理论家心目中，学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亚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这是对于“本质”的无知。由于“本质”的控制，一些跨学科的问题很难在静止的图像之中显出完整的轮廓，例如教育问题。从社会学、心理学到经济学、文学、历史学，诸多学科都可能与教育密切相关。然而，教授们不得不在特定的学科边缘驻足，惟恐在另一个陌生的领地遭受不测。一张漫画十分有趣：一个中箭的士兵到医院就诊，外科医生用钳子剪断了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然后挥挥手叫他找内科医生处理剩余问题。这种讽刺对于目前许多学科之间的森严门户同样适合。众多学科各就各位地将知识版图瓜分完毕，一些新的文化空间无法插入种种固定的“本质”结构从而找到自己的存身之处。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性别战争或者生态文学这一类问题无法形成学科——因为它们的“本质”阙如。为什么各种知识的分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某些问题被归纳为一个学科而另一些问题被拆成了零碎的因素？为什么各个学科享有不同的等级——为什么某些学科身居要津，而另一些学科却无关紧要？那些激进的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金字塔结构内部的位置分配多半来自某种文化体系——例如资本主义文化。从种族学、文化人类学、国家地理到历史学，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是学科形成的重要因素。许多著名的学科称职地成为某种文化体系内部的一块稳固的基石。二者是共谋的。如果这种分配背后的历史原因被形容为“本质”的要求，那么，“本质主义”将义正辞严地扮演权力的理论掩护。
二
我们把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视为一种理论预设或者思想模式，显然暗示还可能存在另一些理论预设与思想模式。让我们具体地设想一下：第一，二元的关系之外是否存在多元的关系？换句话说，考察某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可以超越表象与本质的对立，更为广泛地注视多元因素的相互影响？其次，是否可以不再强制性地规定多元因素的空间位置——仿佛某些享有特权的因素占据了特殊的“深度”，而另一些无足轻重的因素只能无根地飘浮在生活的表面，随风而动；第三，解除“深度”隐喻的同时，决定论的意义必然同时削弱。多元因素的互动之中，主项不再那么明显——甚至可能产生主项的转移。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再指向那个惟一的焦点——“本质”；相对地说，我们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对于“本质主义”的命名，我愿意将这种理论预设称为“关系主义”。
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本质并非某种抽象物，而是现实之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包含了极富启示的方法。首先，马克思不再设定性格深处的某一个角落隐藏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挖掘这个“本质”是求解性格的必修功课；不同的性格状况取决于一个人置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性格如同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结点。其次，“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了多重社会关系的复杂配置，而不是由单项社会关系决定。这甚至有助于解释一个性格的丰富、繁杂、变幻多端，甚至有助于解释许多貌似偶然的、琐碎的性格特征。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个论断之中发现“主体间性”的深刻思想。
至少在这里，我并没有期待关系主义全面覆盖本质主义。相当范围内，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对于认识世界的功绩无可否认。我们的意识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信赖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性质的问题可以交付哲学家长时期地争论。等待哲学家出示最后结论的过程中，我十分愿意以谦卑的态度做出一个限定：关系主义只不过力图处理本质主义遗留的难题而已。同时，我想说明的是，关系主义的提出决非仅仅源于个人的灵感。尼采、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布迪厄等一大批思想家的观点形成了种种深刻的启示，尽管现在还来不及详细地清理上述的思想谱系。当然，现在我只能将关系主义的观点收缩到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本质主义收割过的田地里再次耕耘。
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之中的本质主义始终占据主流。例如，韦勒克就曾经指出，文学从属于一个普遍的艺术王国，文学的本质基本没有变过。这无疑确认了文学研究的目标——搜索文学的本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美、人性、无意识都曾一度充当过文学本质的热门对象。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雅各布森的名言：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事实上，雅各布森与韦勒克不谋而合——他们都倾向于认定文学的本质在于某种特殊的语言。然而，各种迹象表明，新批评、形式主义学派或者结构主义的研究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理论家并未从文学之中发现某种独一无二的语言结构，从而有效地将文学从日常语言之中分离出来。换句话说，将某种语言结构视为文学本质的观点可能会再度落空。
这时，关系主义能够做些什么？首先，关系主义企图提供另一种视域。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之中谈到：
一个事物的特征不是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取决于“他者”。人们认为张三性格豪爽，乐观开朗，这个判断不是根据张三性格内部的什么本质，而是将张三与李四、王五、赵六、钱七进行广泛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同样，人们之所以断定这件家具是一把椅子，并不是依据这把椅子的结构或者质料，而是将这件家具与另一些称之为床铺、桌子、橱子的家具进行样式和功能的比较。所以，考察文学特征不是深深地钻入文学内部搜索本质，而是将文学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学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如此等等。（1）
本质主义常常乐于为文学拟定几条特征，例如形象、人物性格、虚构、生动的情节、特殊的语言，诸如此类。某些时候，我们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圈套：究竟是形象、人物性格、虚构形成了文学的本质，还是文学的本质决定了这些特征？按照关系主义的目光，这些特征与其说来自本质的概括，不如说来自相互的衡量和比较——形象来自文学与哲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人物性格来自文学与历史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虚构来自文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生动的情节来自文学与社会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特殊的语言来自文学与新闻的相互衡量和比较，如此等等。我们论证什么是文学的时候，事实上包含了诸多潜台词的展开：文学不是新闻，不是历史学，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当然，这些相互衡量和比较通常是综合的、交叉的，而且往往是一项与多项的非对称比较。纷杂的相互衡量和比较将会形成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必须在这种关系网络之中逐渐定位，犹如许多条绳子相互纠缠形成的网结。这种定位远比直奔一个单纯“本质”的二元对立复杂，诸多关系的游移、滑动、各方面的平衡以及微妙的分寸均会影响文学的位置。由于这些关系的游动起伏，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分门别类地安顿在一个个固定的格子里面，然后贴上封条。我们必须善于在关系之中解决问题。差异即关系。事物之间的差异不是因为本质，而是显现为彼此的不同关系。罗蒂甚至做出了不留余地的论断：“除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永远可以扩张的相对于其他客体的关系网络以外，不存在关于它们的任何东西有待于被我们所认识。能够作为一条关系发生作用的每一个事物都能够被融入于另一组关系之中，以至于永远。所以，可以这样说，存在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向着所有的方向开放：你永远抵达不了没有处于彼此交叉关系之中的某个事物。”（2）相当程度上，这就是关系主义对于世界的描述。
三
相对于固定的“本质”，文学所置身的关系网络时常伸缩不定，时而汇集到这里，时而转移到那里。这种变化恰恰暗示了历史的维度。历史的大部分内容即是不断变化的关系。“本质”通常被视为超历史的恒定结构，相对地说，关系只能是历史的产物。文学不是新闻，不是历史学，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这些相互衡量和比较具有明显的历史烙印。先秦时期，在文史哲浑然一体的时候，历史学或者哲学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文化门类，从而建立与文学的衡量和比较关系；进入现代社会，新闻和自然科学逐渐形成学科，进而有资格晋升为文学的相对物。总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相对物并不相同，文学所进入的关系只能是具体的、变化的；这些关系无不可以追溯至历史的造就。所以，文学所赖以定位的关系网络清晰地保存了历史演变的痕迹。
让我们总结一下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的不同工作方法。本质主义力图挣脱历史的羁绊，排除种种外围现象形成的干扰，收缩聚集点，最终从理论的熔炉之中提炼出美妙的文学公式。显而易见，这种文学公式具有强大的普遍性，五湖四海的作家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加以享用。尽管不同的理论家远未就文学公式达成共识，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如出一辙。相对地说，关系主义的理论家缺乏遥望星空的勇气，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学公式如果不是一个幻觉，也将是某种大而无当的空话。文学之所以美妙动人的原因，必须联系某一个特定的时代才可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因此，关系主义强调进入某一个历史时期，而且沉浸在这个时代丰富的文化现象之中。理论家的重要工作就是分析这些现象，从中发现各种关系，进而在这些关系的末端描述诸多文化门类的相对位置。显然，这些关系多半是共时态的。我期待人们至少有可能暂时地放弃一下“深度”的想象方式——我认为，即使在一个平面上，对于关系网络内部种种复杂互动的辨识同样包含了巨大的智慧含量。由于共时态的关系网络，文学的位置确定下来的时候，新闻、历史、哲学或者经济学大致上也都坐在了各自的金交椅上。这是一种相对的平衡，每一个学科的前面都可以加上限制性的短语“相对于……”。与其将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想象为普通的分工，不如说这是它们各自承担哪些文化使命的写照。文学为什么能够越过时代的疆界持久地承传？为什么我们至今还在被曹雪芹、李白甚至《诗经》而感动？这是关系主义必须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是，关系主义显然更加关心特定时代的文学。我不止一次地表示，那个光芒四射的文学公式无法自动地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时代的文学要做些什么？政治领域众目睽睽，经济是最富号召力的关键词，繁盛的商业，不断地产生奇迹的自然科学，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正在成为全社会的话题，整容广告或者崇拜“超女”的尖叫充斥每一个角落——这时，渺小的文学还有什么理由跻身于这个时代，不屈不挠地呐喊？绕开文学相对其他学科的关系，本质主义无法令人信服地阐述这个问题。
对于关系主义说来，考察文学隐藏的多重关系也就是考察文学周围的种种坐标。一般地说，文学周围发现愈多的关系，设立愈多的坐标，文学的定位也就愈加精确。从社会、政治、地域文化到语言、作家恋爱史、版税制度，文学处于众多脉络的环绕之中。每一重关系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改变、修正文学的性质。理论描述的关系网络愈密集，文学呈现的分辨率愈高。然而，关系主义时常遇到一个奇怪的情况：一些时候，意识形态可能刻意地隐瞒文学涉及的某些关系。例如，很长一段时间，文学与性别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这仿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然而，女权主义兴起之后，文学与性别的密切互动被发现了。从情节的设置、主题的确立、叙述风格的选择到出版制度、作品宣传，性别因素无不交织于其中，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女权主义理论家的研究，男性中心主义、压迫、蔑视或者规训女性是许多文学的潜在主题。意识形态遮蔽文学与性别的关系，目的是隐瞒上述事实，从而维护男性根深蒂固的统治。揭示文学与性别的关系，亦即突破意识形态的禁锢。揭示文学与民族的关系是另一个类似的例子。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一批后殖民理论著作表明，大量的文学作品隐藏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民族压迫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故事之中的人物关系，也可能是一段历史事实的考据，可能是一种叙述视角的设立，也可能是某种经典的解读方式。这些信息原先散落在各处，隐而不彰。由于考虑到文学与民族的关系，后殖民问题终于被集中地提出来了。这几年兴盛的“文化研究”，很大一部分工作即是发现文学卷入的种种关系。从政治制度到民风民俗，从印刷设备到大众传播媒介，或者，从服装款式到广告语言，文化研究的根须四处蔓延，各种题目五花八门。文化研究证明，文学不仅仅是课堂上的审美标本，文学殿堂也不是一个超尘拔俗的圣地。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广泛地植根于各种社会关系，攀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体制之上，从而形成现有的面貌。无论是一种文学类型的兴衰，一批文学流派的起伏还是一个作家的风格形成，文化研究对于各种复杂关系的分析提供了远比本质主义丰富的解释。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有理由被视为关系主义的范例。
四
然而，文化研究正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种种反弹。一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是：文学又到哪里去了？阶级、性别、民族、大众传媒、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各种关系的全面覆盖之下，惟独审美销声匿迹——或者被湮没在众声喧哗之中。我们以往遇到的恼人局面又回来了：我们读到了一大堆形形色色的社会学文献、思想史材料或者道德宣言，但是，我们没有读到文学。
在我看来，这种抱怨很大程度上仍然基于本质主义的观念。许多理论家往往觉得，谈到了文学与阶级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标本；谈到了文学与性别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性别之战的标本；谈到文学与民族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民族独立的标本；谈到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文学就变成了粗陋的道德标本，如此等等。因此，文化研究如果不是专门地谈论一部作品的美学形式，那就意味着审美将再度遭到抛弃。这种观念的背后显然是一种还原论。文学所包含的丰富关系必须还原到某一种关系之上——这即是独一无二的“本质”。然而，关系主义倾向于认为，围绕文学的诸多共存的关系组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既互相作用又各司其职。总之，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交织缠绕的关系化约为一种关系，提炼为一种本质。文学的特征取决于多种关系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由一种关系决定。具体地说，谈论文学与阶级的关系或者文学与民族、性别的关系，不等于否认文学与审美的关系。更为细致的分析可能显示，阶级、民族、性别或者道德观念可能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审美体验；相同的理由，美学观念也可能影响我们的性别观念或者道德观念。一种事物存在于多种关系的交汇之中，并且分别显现出不同的层面，这是正常的状况。一个男性，他可能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弟弟，一个酒友，一个处长，一个古董收藏家，一个喜欢吃辣椒的人……他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他此时此地进入何种关系，相对于谁——父母亲、妻子、兄弟姐妹、酒桌上的伙伴、机关里的同事、古董商、厨师，如此等等。我们没有必要强制性地决定某一个角色才是他的“本质”。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认为，阶级的归属是一个人身上的决定性质。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无法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并非时刻从事阶级搏斗，生活之中的许多内容和细节与阶级无关。例如，一个人是否喜欢吃辣椒或者有几个兄弟，这通常与阶级出身关系不大。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找不到一个“本质”而无法理解这个男性。事实上，他的多重角色恰好有助于表现性格的各个方面。
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因为某些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多种关系而苦恼？鲁迅对于《红楼梦》说过一段很有趣的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在我看来，这恰恰证明了这部巨著的丰富。我们不必忠诚地锁定某一个“命意”，从而抵制另一些主题。一个文本内部隐含了众多的关系，这往往是杰作的标志。这些关系的汇合将会形成一个开放的话语场域，供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歌德赞叹“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提供了不尽的话题。另外，强调多重关系的互动，还有助于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传统课题——例如“典型”问题。对于诸如阿Q这种复杂的性格，我们以往的观点莫衷一是。一个乡村的游手好闲分子，一个窃贼，一个革命党的外围分子，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雇农，一个无师自通的“精神胜利法”大师，一个身材瘦弱的头癣患者……究竟是一个雇农的革命倾向和无畏的造反精神，还是一个二流子浑浑噩噩的自我陶醉，二者的矛盾是许多理论家的苦恼。如果关系主义将一个性格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共同塑造，那么，这个典型就不必因为非此即彼的某种“本质”而无所适从。
关系主义强调的是关系网络，而不是那些“内在”的“深刻”——几乎无法避免的空间隐喻——涵义，这时，我们就会对理论史上的一系列著名的大概念保持一种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理解。文学研究乃至人文学科之中常常看到这种现象：不少著名的大概念仿佛是灵机一动的产物，它们往往并未经过严格的界定和批判就流行开了。各种“主义”粉墨登场，竞相表演。一批严谨的理论家常常尾随而来，努力为这些“主义”推敲一个无懈可击的定义。但是，这些理论家的吃力工作多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他们设计的定义总是挂一漏万，或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我写过一篇论文反对“大概念迷信”。我认为不要被大概念的神圣外表吓唬住，而是采取一种达观的态度。无论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这些概念往往是针对特定的历史情境而发生、流行，历史主义地解释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这个概念周围的各种理论关系，这是比东鳞西爪地拼凑定义远为有效的阐述方式。谈论浪漫主义的时候，如果把创造性想象、情感表现、天才论、对于自然的感受、对于奇异神秘之物的渴望与古典主义的拘谨或者现实主义的冷静结合起来，那么，历史提供的相对关系将使浪漫主义这些特征出现充实可解的内容。所以，《文学理论新读本》之中，我们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几个概念理解为相继出现于文学史上的几种美学类型。虽然这些美学类型具有某种普遍性，但是，历史主义是这种普遍性的限制。彻底挣脱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而无限扩张这些美学类型的普遍性，这些大概念最后通常变成了没有历史体验的空壳。这个方面，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显然是一个工作范例。阐述一大批文化与社会的关键词汇时，雷蒙·威廉斯的主要工作即是清理这些词汇的来龙去脉。正如他在阐述“文化”一词时所说的那样，不要企图找到一个“科学的”规定。相反，“就是词义的变化与重叠才显得格外有意义”（4）。这些变化和重叠隐含了多种关系和脉络的汇聚。或者可以说，就是由于这些关系和脉络的汇聚，某个概念才在思想文化史上成为轴心。对于一些重要的概念，我甚至愿意进一步想象——它们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与其说在于“词义”，不如说在于汇聚各种关系的功能。我首先考虑到的近期例子即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当时出现的一个有趣情况是，“人文精神”的具体涵义并未得到公认的表述，然而，这个明显的缺陷并没有削弱理论家的发言激情。我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
……两者之间的反差恰好证明，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相宜的话题。某些感想、某些冲动、某些体验、某些憧憬正在周围蠢蠢欲动，四处寻找一个重量级的概念亮出旗帜。这种气氛之中，“人文精神”慨然入选。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拥有足够的学术后援，人们的激情已经不允许更多的斟酌。如果这就是“人文精神”的登场经过，那么，概念使用之前的理论鉴定将不会像通常那样慎重。
这样，“人文精神”这一概念的周围出现了一个话语场，一批连锁话题逐渐汇拢和聚合，开始了相互策应或者相互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宁可首先将“人文精神”视为功能性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涵义仍然存有某种程度的游移，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具有组织一系列重要话题的功能。我愿意重复地说，这一概念所能展开的思想和话题甚至比它的确切定义还重要。（5）
瓦雷里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任意从语句中拦截一个词给予解释，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只有当这个词返回语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它的词义。这就是说，仅仅查阅词典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复活这个词在语句之中的各种关系。“人文精神”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一个关键词周围的关系可能存在于整个历史语境之中。这些关系才是更为可靠的注释。
五
关系主义喜欢说“相对于……”，可是，这个短语常常让人有些不安。“相对主义”历来是一个折磨人的术语。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这不仅削弱了文学研究之中各种判断的权威性，甚至威胁到这个学科的稳固程度。迹象表明，文化研究的狂欢化作风已经把文学研究学科搅得鸡犬不宁，不少理论家越来越担忧“相对于……”这种表述可能动摇纯正的文学曾经拥有的中心位置。鉴于个人的知识积累和供职的部门，我当然希望这一门学科具有稳定的前景；而且，至少在目前，我对这一点很有信心——通常的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维护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保障。对于文学研究说来，上一次学科的彻底调整大约发生于一百年以前，大学教育体制的确立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均是这种调整的重要原因。简而言之，这种调整从属于现代性制造的巨大历史震撼。现今的文学研究似乎还没有遇到如此剧烈的挑战，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大致上依然如故。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在解释学科现状的时候回到关系主义平台上。在我看来，文学研究的稳定性不是因为某种固定的“本质”，而是因为这个学科已有的种种相对关系并未失效。运用一个形象的比拟可以说，一艘小船之所以泊在码头，并非它天生就在这个位置上，而是因为系住它的那些缆绳依然牢固。换言之，如果维系文学研究的诸多关系发生改变，这个学科改头换面的可能始终存在。一些理论家倾向于认为，随着文学研究的延续，这个学科肯定愈来愈靠近自己的本性——譬如从所谓的“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这只能使学科愈来愈成熟，愈来愈巩固，关系主义的“相对于……”愈来愈没有意义。这些理论家通常不愿意列举大学的课程设置这一类外围的情况作为论据，他们的强大后盾是文学经典。经典的日积月累形成了伟大的传统，形成了“文学性”的具体表率，这即是学科的首要支撑。所以，哈罗德·布鲁姆为了反击文化研究——他称之为“憎恨学派”——的捣乱，毅然撰写《西方正典》一书，力图以经典的纯正趣味拯救颓败的文学教学。
景仰经典也是我从事文学研究的基本感情。如果没有经典的存在，文学研究还剩下多少？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经典形成的传统如同一堵厚厚的围墙保护学科不受任何污染。经典不是永恒地屹立在那里，拥有一个不变的高度。经典同样置身于关系网络，每一部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依然是相对而言。在我看来，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中对于经典的一段论述的确值得再三回味：
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要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6）
经典不是一个固定的刻度，而是不断的相互衡量——我们再度被抛回关系网络。我们的景仰、我们的崇拜、我们最终的栖身之地仍然不是绝对的，“文学性”的答案仍然会因为《离骚》、《阿Q正传》、《巴黎圣母院》、《等待戈多》、《百年孤独》这些经典的持续加入而有所不同。文学研究的学科底线并不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如果一种关系的两端有一个支点是固定的，那么，这是一个较为容易掌握的局面。哪怕这个关系网络延伸得再远，这个固定的支点乃是评价、衡量始终必须回顾的标杆。即使遭到相对主义的引诱，我们也不至于身陷八卦阵，迷途不返。然而，如果一种关系的两端都游移不定，那么，这种相对的稳定平衡可能更为短暂，更多的时候体验到的是开放、灵活、纷杂，无始无终。这是一种典型的解构主义感觉。如果运用一个形象加以比拟，我会联想到杂耍演员。杂耍演员头顶一根竹竿站在地面上，动作比较容易完成；如果头顶一根竹竿骑在摇摇摆摆的独轮自行车上，保持平衡将远为困难——因为两端都是活动的。解构主义无限延伸的能指链条上，我们再也找不到最初的起点——这大约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内部最具破坏能量的一个分支。如果承认这是关系主义可能抵达的前景，我们多少会对捍卫学科稳定的信念进行一些理论的反省。
最后，我想提到一个一开始就回避不了的问题：“我”的位置。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从事文学研究还是阐述关系主义的主张，“我”——一个言说主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关系网络的限制。这种浪漫的幻想早已打破：“我”拥有一个强大的心灵，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观察员，具有超然而开阔的视野，这个言说主体可以避开各种关系的干扰而获得一个撬动真理的阿基米德支点。相反，言说主体只能存活于某种关系网络之中，正如巴赫金在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时指出的那样，“思想只有同其他思想发生重要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7）。可以肯定，言说主体存活的关系网络是整体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这表明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权力、利益必将强有力地介入主体的形成，影响“我”的思想倾向、知识兴趣甚至如何理解所谓的“客观性”。对于文学研究——其他研究更是如此——说来，冲出意识形态的包围，尽量培养超出自己利益关系的眼光，这是基本的工作训练。然而，摆脱某些关系往往意味了进入另一些关系，文化真空并不存在。无论把这个观点视为前提还是视为结论，总之，“我”，言说主体，观察员——这并非关系主义的盲点，而是始终包含在关系网络之内。
注释：
（1）南帆：《文学性以及文化研究》，《本土的话语》，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2）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3）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4）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7页。
（5）南帆：《人文精神：背景与框架》，《敞开与囚禁》，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6）T. S.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7）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2页。
原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俄国文学古典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张资平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女性形象，其作品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更加复杂。通过展示现代女性魅力，在恋爱中带给留学生们复杂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并带领中国青年感受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生活，小说中的日本女性触发了主人公们逐步深入的现代体验，让他们建构起更为完整的自我认识。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日本女性常和中国男性构成一种性依附关系，通过对日本女性的性征服，小说主人公们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征服。综合来看，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征，这一形象系列投射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从中也可窥见他对日本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关键词：张资平 日本女性 现代体验 民族意识
一、日本女性：现代经验的触发者
1912年，张资平以官费生的身份前往日本，开始十余年的留学生活，其留学体验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和日本女性接触的经验。在其自传中，张资平表达过对日本女性美的理解：“我不单在这时代认识了日本的女性美（日本女子的态度举动似乎都受过人工的训练，而在体格上则极力保持着她的自然美……），同时也震惊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达。”a他提出了与女性美相关的两个因素：第一是接受现代教育，这教会了日本女性基本的社交礼仪，因而在男女公开交往的场合，她们表现得非常得体，落落大方；第二是保留女性的自然美，“自然”非野蛮生长，而是教化后体现出来的女性的独特魅力，此即张资平亲身体验的“淑”的温柔性格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美。张资平欣赏和推崇的是现代女性，她们的美离不开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日本为其提供的丰富的社会资源。借助这些资源，日本女性出入于公共场合，与男性公开交往，使用特有的化妆品和清洁品，穿戴展现女性自然美感的服饰，展示现代女性魅力。
现代日本女性亲切、温柔、自然，与她们接触的经验也成为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留学期间，他在《约檀河之水》《冲积期化石》等多篇小说中写到了留学生和日本女性的恋爱，这不仅是一段情感经历，更是留学生们在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发现自我、认知自我的重要过程。受到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张资平常以一种近似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描写恋爱带给主人公的生理刺激——“他的呼吸给一种有沉重的压力的温柔气息压逼着，即时乱了律调。他的气息像接续不来，他虽苦闷，但他一方觉得有一种快感。但望这种快感的瞬间再延长下去”b，“她一呼一吸吹到他的鼻孔里，好像弱醇性的酵母。他感受了她的微微的呼吸，觉得全身发酵了似的，涨热起来”c。张资平在《文艺史概要》中介绍过自然主义思潮，其重要特征之一即作家对人物生理状态的关注，自然主义文学强调除了心理活动，生理状态同样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理和心理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个体。d这不只是一种写作方法或一种文学思潮，更关涉作家对于人的理解。这一理论也贯彻到张资平的创作实践中，恋爱让留学生们不断感受到异性带来的刺激，感知自身生理上的变化；与日本女性亲密接触的经验让主人公们进一步了解个体的生理状态，并深化对于自我的认识。
除了生理刺激，恋爱同样让留学生们感受到复杂的心理体验，既有喜悦甜蜜，也有悸动紧张。《约檀河之水》中，主人公收到芳妹的来信时，“他像感受了电气，全身麻木。又像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全身打抖。他想马上拆开来读，好知道她近来消息，恐怕再迟一刻，那封信要飞了去似的。可怜他双手没有半点气力，去开拆信封，双目也闪眩得利害，再认不清白封面的字”e。这样的心理体验要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即使是在国外的留学生，多少也能接触到这一时期倡导的“人的文学”等相关理念，并和五四文学存在互动关系。“五四”时代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个性解放，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被发现和被认知，不再是家庭、纲常伦理的依附物。自由恋爱和个性解放思想也有着契合之处，恋爱中的两个人不是作为两个家庭或是两个族群的代表，而是以个体的形式，出于个人情感和個人偏好选择交往恋爱的对象。钱理群曾论及“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多重意义：“五四时代人的解放，不仅是思想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的解放，更是情感意义、审美意义上的解放，人的一切情感——喜、乐、悲、愤、爱、恨……都被引发出来。”f在此意义上，恋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主人公们的社会关系，更释放了主体的情感，帮助他们打开了情感认知。留学生们首先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在恋爱中感受到多元复杂的心理体验，由此他们进一步意识到情感和情绪同样是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心理层面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
1928年，张资平定居上海，此后他的小说多以这座城市作为背景。此时的上海已经成长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因为受经济因素的决定，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还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g，张资平的小说就写到青年男女在上海享受到的消费生活。
小说中，生活在上海的日本女性便是都市生活的享受者，她们常常和中国大学生一起吃法餐俄餐，带领他们看电影、去回力球场，体验时尚的娱乐生活。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是《青年的爱》中，林海泉和鹤子夫人一天约会的经历——中午两人一起坐小轿车前往梵王渡公园，碰到教会的野外宣教队传教，鹤子夫人议论教会的虚伪和活动的功利性；傍晚两人欣赏大上海的夜色，霓虹灯与三大公司的屋顶花园的彩色电光给海泉留下极深的印象；随后去大马路T茶楼吃晚饭，其间两人讨论了艺术与文艺的定义；最后，在鹤子夫人的提议下，一同前往M舞场，鹤子又大谈中国人的鉴赏力和文艺批评中出现的问题；深夜，两人一起回家。林海泉和鹤子夫人这一天的出行地点和娱乐生活——从公园、大马路到跳舞场，其实是上海时尚都市生活的缩影。这样的都市生活和以大马路为核心的“把社交功利、休养愉悦、文化审美熔于一炉的现代消费环境”h是在西方文明和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享受的也是源自西方的新型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对此林海泉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坐小轿车花费的一块五角大洋让他心疼不已，舞厅在他眼中也是吞噬钱财的金窟，林海泉的财力不足以让他享受都市的消费生活。正因如此，面对都市生活的各类现象和上海的时尚话语——跳舞的常识、宗教问题以及文艺批评的现状等，他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与林海泉相比，鹤子夫人显得特别成熟老练，俨然是都市生活中的老手，她有财力享受上海的娱乐和消费生活，对都市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十分熟悉，并且掌握了时尚话语，灵活使用“意德沃罗基”“印贴利根追亚”等最新术语，对宗教问题、文艺批评的现状乃至阶级理论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这一天的约会经历和交流过程对林海泉而言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学习的内容是上海的都市生活和时尚话语，而老师就是他的情人鹤子夫人。作为大学生的林海泉尚没有财力充分享受都市的娱乐生活，也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来分析各类社会问题。他是一个后来者，面对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中的一切——哪怕只是上海夜色中的霓虹灯和彩色电光，他都表现出一种无力感和畏惧感。但是已经进入社会多年的鹤子夫人，经济实力远强于林海泉，社会经验也更加丰富，她对上海的消费文化活动和各类时尚话语都非常熟悉。因而对于林海泉而言，与鹤子夫人的恋爱不仅是一段感情经历，更是鹤子夫人向他传授都市生活方式、时尚话语的重要过程。这在张资平的小说中不是孤例，《无灵魂的人们》中王少彬就是在野村爱子等人的带领下，第一次去回力球场。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已经充分融入了上海的都市生活，并充当了中国青年都市体验的老师和先导者。
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隐隐折射着作家理解的现代机制的发生过程。日本女性触发了中国青年的现代体验，青年们最先感受到的是日本女性受过教化但又保持自然属性美的女性魅力，而后在与她们的恋爱中，青年们感知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发生的变化，逐步建立起对自我较为完整的认识。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消费生活和娱乐活动已非常发达的现代性大都市上海，日本女性又成为引导者，带领他们感受都市生活，传授时尚话语。中国青年感受到的现代体验是逐步深入的，从对女性的认知到以恋爱为核心的两性关系，最后扩展到范围更广的公共生活。他们的现代体验也是复杂多维的，从认识现代女性美到建构较为完整的自我认知，最后逐步融入上海的都市生活。
二、焦虑心理到想象性征服：女性形象与民族意识
虽然张资平在自传中表达了对日本现代女性的向往和倾慕，小说中的日本女性也触发了留学生们的现代经验，但通过分析20世纪30年代几部长篇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我们还是能看到作者及小说主人公面对日本以及日本女性时的焦虑心理和征服欲望。
在其自传以及《无灵魂的人们》的序言中，张资平多次流露出对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原因有多个，包括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实力差距带来的危机感、张资平留日期间作为中国人被歧视的体验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日矛盾加剧的现实，等等。焦虑心理不只属于张资平个人，而是在一代青年中蔓延，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指出这是初期创作社作家的心理共性。i这一心理体验的持续时间也相当之长，从留学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始终都能看到张资平面对日本时的焦虑心态。
张资平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同样表现出对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这些人物表现出对于中国人身份的强烈认同感，王少彬称自己是“大中华民国的青年”，林海泉也自认为是“中华大国民”，并强调“自己是有为的青年。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未来的主人翁。自己要励志做一个模范的青年！自己要保持纯洁的人格”j。这些称呼可以看出青年们的民族意识和精英意识，他们主动将自己与中国联系起来，并要求自己承担起对于中国的责任。
但是与自我认知相悖的是小说人物怯懦的性格和滞后的行动力。青年们有着远大的报国理想，林海泉和同学成立文学团体办文学刊物，王少彬的朋友们呼吁他加入“被压迫妇女解放会”，他们经常参加宗教活动，集体拜访教授或名作家，探讨当前中国文壇现状、中日两国的关系走向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等重大课题。但到了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被压迫妇女解放会”的成立大会为了流程到底是先做祷告还是先宣读孙中山遗言闹得不欢而散；文学团体想要做一期“九·一八国难特刊”，但每个人只关心稿酬和可获取的收益，不愿真正贡献一篇文章；与教授或者文艺家们的谈话也只是空泛地批评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性的发展建议……主人公的一切行动都只是空有计划，并在幻想中营造自己是精英的假象，当青年们真正面对日本人的欺侮时——王少彬曾遇到日本巡捕打骂中国车夫，他们没有胆量做出任何实际行动，只敢在心里表达愤怒。这些青年大多是“无灵魂的人们”，这也正是这部同名小说的题目之意义所在。
当小说人物不能为改变现实做出贡献时，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日本女性身上。中国青年常用“东洋货”称呼日本妓女，借货比三家和“抵制日货”之名拒绝去日本魔窟，明确表现出自己对于日本人和日本妓女的轻视，但是日本妓女又是主人公们最好奇、最爱谈论的对象。在与日本女性的实际交往中，女性对中国的态度又引起主人公们过度敏感的关注，日本女性会不会说中国话、以何种态度看中国都被过度放大。面对嫁来中国近二十年的日本夫人裘太太表达出的对日本发动战争的不满以及对中国的同情，王少彬恨不得要感恩戴德，而若林鹤子对于中国人好吃爱赌、爱背后议论别人长短的恶习的批评——即使是合理的——也引起了王少彬的愤怒。主人公也非常关注细节，可能表明女性日本人身份的细节都能引他们的心理波动。如《青年的爱》中鹤子夫人在说“支那料理”四个字时用了日语，林海泉就感到“像突然受了毒蜂的一刺”；《无灵魂的人们》中日本舞女嫁给中国人后仍自称为“我们日本人”，也引起了王少彬的不满。过度敏感反映出主人公面对日本自卑焦虑的心理，也暴露了自身的懦弱无能。他们拥有报国之理想，但是能力不济，也缺少行动的勇气，成为有为青年或模范青年往往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这时他们便将注意力转移，转而关注日本女性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当主人公们面对现实感到乏力的时候，和日本女性的关系，尤其是买卖和性征服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男性内心的焦虑。其1930年之后的四部小说中，日本女性的身份和前期小说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前期多是日本女学生、住家的女儿或是留宿地的下女，而后期基本是在中国生活的日本妓女、舞女以及嫁给中国人的姨太太。身份的变化会引起男女两性关系的改变，如果说前期小说中日本女子和中国男性的交往主要是因为真实的情感，后期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往往和中国男性形成一种性依附或性买卖关系，作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或商品而存在。与此同时，主人公们不断强调日本女性个体与日本之间的联系，如林海泉围观日本巡捕打骂中国车夫时曾想“那些东洋人是鹤子夫人的同胞”k，邓质如想到青芙与深川医生暧昧的关系时提示自己：“她在昨夜里明明是给那个日本帝国主义者——她的同胞——拥抱过来。我真惊异她何以脸上不会表示出一点的羞愧。”l青芙、鹤子夫人、野村爱子、若林鹤子……这些女性都是单独的个体，她们的行为不一定全部都能和日本产生联系，而小说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犯也不是个体的罪过，不必由女性个体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小说主人公不断暗示用日本女性个体替代真实存在的、对中国做出侵犯的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不再代表她们个人，而是转变成日本的象征，主人公和她们的交际、恋爱甚至是性关系，也就不再是局限于两个个体或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而是被上升为中日两国之间的竞争。由此，男女两性间的问题往往被放大，例如邓质如发现青芙和深川医生之间的暧昧关系后，“就像有一件东西给那个日本人争夺去了般的”m。这本是一个多角恋爱故事，但邓质如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要将青芙夺回来，这里强调的不是男性和女性的私人交往，而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关系。
在这一由两个个体代表两国的错位的关系认知中，在这个中日两国另类博弈的战场上，主人公们的对手是依靠性依附关系为生的妓女、舞女、姨太太，而他们本人则占据着男性和购买者的双重优越性身份。通过身份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对日本妓女、舞女们的性征服，以及自己的心理暗示，青年們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的征服，并获得了幻想性的补偿。这样的征服和补偿无疑是低级而廉价的，但对于懦弱的青年们而言是唯一的选择，并给他们带来短期内极大的心理安慰。日本魔窟、日本舞女的住所往往是青年在现实中受挫后寻找安慰和庇护的首要选择。青年们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目标以及对于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都在日本女性身上——尤其是在从事性工作相关的日本女性身上，获得了暂时性的安慰和满足。
三、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征——既触发了青年们的现代体验，受到其追捧，同时也是他们想要征服的对象。试图理解日本女性形象的矛盾之处，必须要分析张资平对日本的态度，因为“若将形象制作者称为A，他者称为非A，前者只有与后者组成一对关系后才有意义，因为两者是对立、互补、互为参照的。于是，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是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n，因此在分析张资平对于作为“他者”和“异域”的日本的情感态度后，才能进一步理解其笔下的日本女性形象。
留日十年给张资平留下的主要是带有创伤性的回忆，《资平自传》中多次描写作者在留学时期的经济压力、学业负担和对日本的不适应，这是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之一，《一班冗员的生活》《绿霉火腿》等即以留学生的艰难生活为内容展开。但这些是被张资平刻意放大的，他同样体会到日本这个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令人向往的一面，张资平称赞过日本国民“努力工作，同时也非常好学”o的勤勉精神，享受日本的现代都市生活，去过银座等商业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咖啡店里去喝洋酒和侍女说笑”p。令张资平印象深刻的日本女性魅力同样离不开日本的强大国力和女性在日本得以享受的现代资源，如果没有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清洁产品、化妆品和服装产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日本女性如何能给张资平留下“发香和粉香真是中人欲醉”“享受这种少女所特有的香气”q的极佳印象？日本女性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国力的具体化表现，对日本女性的追捧也体现出张资平对日本现代化一面的羡慕和向往。但是张资平对这些体验表现出一种回避的态度，因为日本时时让他联想到自己的国家，直接承认日本国民性及其国力上的优势就意味着要面对中国处处落后的现实，这给他带来极深的焦虑和危机感。
张资平对日本的复杂态度在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有所流露。表现出现代特征的日本女性对于张资平及其小说人物而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日本女性的恋慕暗含了他们不愿承认的、对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日本的羡慕和向往，但是受到民族意识影响，日本女性又是他们想要征服、试图压抑的对象。现实中快速缩短中日两国的国力差距并非易事，但是小说通过人物关系的建构或情节的设置可以提供一种想象性的满足，由此借助对日本女性的性买卖和性征服关系，主人公们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征服，这其实更进一步突显出主人公的无力以及面对日本的焦虑心理。这一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形象系列投射了张资平的民族意识，以及他对日本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aq 张资平：《资平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年版，第125—126页，第125页。
b 张资平：《冲积期化石》，泰东书局1927年版，第165页，
ce 张资平：《雪的除夕》，中华学艺社1925年版，第130页，第143页。
d 张资平：《文艺史概要》，时中书社1925年版，第73页。
f 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23页。
g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h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i 童晓薇：《日本影响下的创造社文学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jk 张资平：《青年的爱》，合众书店1948年版，第148页，第118页。
lm 张资平：《明珠与黑炭》，光明书局1931年版，第102页，第102页。
n 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o 张资平：《资平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p 张资平：《资平自选集》，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版，第13页。
作 者： 李佳涵，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俄国文学古典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回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程和研究成果，概括总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多元化的研究视野拓展了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也拓展了古典文学的生成意义。新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应当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的方法，承旧维新，促使古典文学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入。
关键词：古典；文学：研究：现实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之际，国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承担载体和精神主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中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主动参与世界新局面建构的重要精神依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39，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也是古代作家艺术地理解世界的一种象征。它所倡导的思想、观念、道德等对塑造当代社会人的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更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和自觉的人文关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沉淀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和理想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古典文学的研究积累十分丰富，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古典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个时期的某个人或某个流派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积累形成的。一切古典文学研究都是在当代意识下进行的。从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来看，挖掘其审美价值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接受古代文化遗产，领略感受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之美；从古典文学研究的功能来看，既可以满足人们对人类心灵历程的认识、理解和把握的需要，还可以为当代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提供经验素材，促进当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来看，必须具备当代的研究观念，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不管是古典文学的传播者还是研究者，都应从多个角度诠释中国古代经典的现实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中，真正树立世代传承、坚韧有力的精神支柱。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利于传统民族精神的传承，彰显坚强乐观的民族魂。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分析中国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洞察到文学家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总结评价文学好坏的是非标准和最终取舍，都具有认识价值。作家们把自己一腔的理想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时代的风貌，反映了人民的理想与追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大力挖掘和积极倡导这种民族精神。
第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家作品，文学典型可以引导人们提升人格品位。
学习的根本价值在于能塑造人的灵魂。人文素质教育应把培养当代人的高尚人格与远大理想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古代众多文人的人格高贵，他们的作品都是自身崇高人格的自然流露，传达出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追问，讲究人格修养与操守，呼吁强烈的民族感和社会意识。屈原的不苟世俗、竹林七贤的洁身特立、司马迁的刚直不阿、陶渊明的淡泊明志等高品格使当代人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其中的人格精神，使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和谐社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中国现在不断倡导和谐社会，和谐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的一大阐释。只有将感性与理性、人文和科学精神高度统一，才能培养出和谐发展的人，才能用审美的方式按照美的规律来构建现实世界。我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传递的同时，注重古今的融汇贯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文学的和谐在某个方面促进了思想精神的和谐。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和谐与融通，在很大程度上既扩展了古典文学的传播范围，也为古典文学基础上的新文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契机。
第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利于民族文学的发展、促进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
古典文学研究从新时期以来适逢良机，在百年发展历程中推向研究高峰。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在面临发展机遇时也面临着社会转型、文化转型、观念转型以及全球化、现代化浪潮的冲击。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又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具有更深刻的影响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史就像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它总是呈现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结构。当然，中国人明天的新文化建设不应由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单独肩负，但古典文学的传统开拓中国文化历史新天地的责任已经举世瞩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探索者要打破思维惰性，解放思想，主动地借鉴各种新的研究思路，在弘扬中国文化舞台上扮演一份重要角色，努力传承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努力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
俄国文学古典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20世纪以来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推动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文化意识、女权意识的觉醒。从总体上看，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以性别政治、女性文学批评、文化身份认同为主要内容，经历了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发展阶段，可分为南方女性文学、黑人女性文学、犹太女性文学、华裔女性文学等多个文学流派，它打破了美国白人男性文学独领风骚的局面，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美国;女性主义文学;阶段
作者简介：侯吉歌（1979-），女，汉族，陕西咸阳人，硕士，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基础课部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大学英语教学。
20世纪是美国女性文学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迅猛发展，各种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青睐，许多被湮灭于历史尘烟中的女性文学作品被重新挖掘出来，从而使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焕发了生机，也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文学及理论基础，推动了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为此，应当深入研究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基本特征，以更好地了解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地位及文学成就。
一、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总体概述
20世纪以来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许多优秀女性作家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并走上了美国主流文坛，推动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文化意识和女权意识的觉醒。从总体上看，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以解构美国女性的“他者”地位、推进美国女性的文化身份认同、塑造现代女性形象等为主要内容，展现了美国女性艰难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成长。同时，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也是随着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而成长起来的，并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进入了美国主流文坛，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从女性文学批评视角看，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美国女性运动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诞生，为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早期美国女性文学批评主要以波伏娃的《第二性》为理论基础，批判了西方文学中的“厌女症”，挖掘了文学作品中被人们遗忘的女性形象。在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了被父权制文学湮灭的女性作家及文学作品，并出现了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等作品。在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文学批评以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等为理论基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批評流派，推动了美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
从精神实质上看，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以性别政治、女性文学批评、文化身份认同为主要内容，展现出文学特征和时代特色。首先，性别政治。美国女性主义始终以政治诉求、性别歧视等为重要话题，并以文学的方式建构了女性话语。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不仅在法律、政治、教育等领域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还从传统价值体系、父权制社会等方面考察女性解放问题，为女性解放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其次，女性文学批评。与英国、法国等女性主义文学不同，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建构了鲜明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根基，也打破了传统的男性语言霸权对女性的压抑，化解了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歧视。最后，文化身份认同。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以精神分析学、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主义思想等为基础开展文学创作，解构了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增进了女性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性别认同，推动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多元化发展，这些对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
二、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主要流派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打破了美国白人男性文学独领风骚的局面，使华裔、黑人、拉丁裔等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纷纷登上了美国文坛，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从总体上看，美国女性文学可分为南方女性文学、黑人女性文学、犹太女性文学、华裔女性文学等多个文学流派。
首先，南方女性文学。南方女性文学出现于20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凯瑟琳·安·波特、奥康纳等杰出的女性作家，产生了《强盗新浪》、《好人难寻》等优秀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这些南方文学作品表现了南方人独特的忧伤、怀旧和孤独，也表现了传统农奴制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自我拯救。[2]其次，黑人女性文学。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快速发展，推动了美国女性文学的繁荣发展，在七八十年代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品，如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沃克的《紫色》、马歇尔的《褐色女郎》等，这些黑人女性主义作品表现了女性独特的生存状态、情感经历，反映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给女性所带来的压抑。在这一时期许多黑人女作家活跃于美国文坛，成为美国文坛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其中《黑人女作家： 1950-1987》就收录了300多位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再次，犹太女性文学。犹太民族是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他们在夹缝中生存，在异国他乡奋斗，犹太女作家表现了犹太女性艰辛的奋斗历程，描写了美国犹太女性的生存状况，比如蒂莉·奥尔森的《寂然无声》、辛西娅·奥茨克的《异教徒拉比和其他故事》等都是颇受欢迎的犹太女性文学作品。[3]最后，其他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20世纪美国文坛上还有一支印第安人女性作家群，她们在美国文学史上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代表作品为索菲娅·艾丽斯·卡拉汉的小说《怀尼玛：森林之子》。华裔女性主义文学也在美国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汤亭亭的《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作品，谭恩美的《喜福会》也是华裔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都展现了华裔女性在美国的身份认同缺失、文化冲突问题、价值观念失落等。
三、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阶段
从时间维度上看，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大致经历了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文学主题、文学风格和艺术特征，都表达了美国女性的内心感受、情感遭遇和精神世界，展现了美国女性觉醒、抗争和解放的艰难历程。
（一）20世纪早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在20世纪初期，美国文坛上出现了凯特·肖班、薇拉·凯瑟等女性作家，她们多将女性的家庭生活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但是她们却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女性获得幸福婚姻的文学模式，大胆描写了父权制时代美国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幸遭遇、不平等地位等，揭示了女权主义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在这些作品中女性作家以独特的细腻的视角探索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分析了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内心痛苦和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从此许多“新女性”出现在美国文坛之上。20世纪早期女性作家多以象征主义、超自然主义等方式塑造人物形象，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是在男权主义压迫下开始觉醒的新女性，她们不断挑战传统的男权社会，要求获得更多的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觉醒》、《黄色糊墙纸》、《花园小屋》等，其中凯特·肖班的《觉醒》是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艾德娜·庞特里耶，主人公大胆直率地谈及女性问题，表达了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内心体验、自我意识、性意识等，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且一度被列为禁书。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面临着父权制的强大压力，许多女性作家都遭到了不公平待遇，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多以抗争的方式对待社会，并最终被扭曲、埋没和扼杀。
（二）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在二戰前后美国女性都放弃了原有的社会角色，重新回归家庭，参加工作的女性则要面临家庭和工作双重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许多作品都表现了女性的迷茫、失落和彷徨。特别是美国南方出现了许多优秀女作家，如乔伊斯·卡罗尔、尤多拉·韦尔蒂等，这些作家生动地刻画了美国南方社会中女性的真实生活，再现了美国南方的地域风貌和社会风情，奥康纳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宗教信仰、种族关系等，比如在小说《好人难寻》中，奥康纳揭示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宗教异化、道德意识和文明异化，展现了美国南方社会不可挽回的衰败。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他们》反应了现代人的惶恐、焦虑和孤独，展现了荒诞、扭曲的南方世界。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展现了美国女性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美国女性在政治、法律等方面获得了许多权利，但是她们仍受到传统习俗、男权主义、婚姻制度等束缚，并没有真正的自由空间和个性自由，也难以很好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4]
（三）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这些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促进了美国女性主义小说的繁荣发展，许多女性主义小说开始从崭新的社会视角审视女性问题，批评男权文学压迫下的女性形象，批判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身份压制和文化扭曲。同时，女性主义文学的视角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婚姻等方面，而是扩大到了种族歧视、殖民主义、社会冲突等领域，并呈现出多种族多民族女性主义文学繁荣发展的态势。从总体上看，20世纪后期的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中黑人女性文学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华裔女性文学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这两者成了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中诞生了托尼·莫里森、爱丽丝·沃克等文学巨匠，她们以黑人女性的独特视角审视了黑人女性所遭遇的种族、性别、家庭等歧视，展现了黑人女性的文化意识、身份意识的觉醒。在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诞生了汤亭亭、谭恩美、伍慧明等女性作家，其中谭恩美的《喜福会》是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经典作品，该小说展现了华裔女性之间的文化冲突、思想碰撞，揭示了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冲突，表达了文化融合、种族平等的思想主张。[5]此外，上世纪后期美国文坛上还出现了许多犹太女作家，如蒂莉·奥尔森、格蕾斯·佩蕾等，她们以少数民族的视角展现了犹太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也在美国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运动为社会背景，以女性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自我意识、自由解放等为主要内容，展现了20世纪美国女性的觉醒、抗争和解放，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应当深入研究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发展阶段等，以更好地了解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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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古典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被认为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论文从《嘉莉妹妹》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研究《嘉莉妹妹》中表现出来的自然主义思想。论文涉及小说的主要背景，同时分析自然主义的三大特点，得出结论：《嘉莉妹妹》中主人公嘉莉妹妹的最终命运与德莱塞本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认真探究自然主义在《嘉莉妹妹》中的运用，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美国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奥多·德莱塞；《嘉莉妹妹》；自然主义
一、传统自然主义
《嘉莉妹妹》是西奥多·德莱塞继承传统写作模式的一部杰作。作为自然主义小说家，西奥多·德莱赛大多数的作品都反应了自然主义的特点。达尔文主义，宿命论都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体现，当然《嘉莉妹妹》也不例外。然而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还挑战美国传统文学以形成他自己的自然主义风格。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描述了理性，自由意志和本能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发现主人公嘉莉最终屈从于推销员杜洛埃，这表明本能最后还是战胜了自由意志。
（一）美国传统自然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按《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所说，自然主义是一个“具有现代含义的文艺流派”[1]。19世纪60年代它首先在法国产生，19世纪90年代这股自然主义的风潮波及到美国文坛，“自然主义开始在美国小说创作中流行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涌现出史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赛等著名作家”[2]。自然主义最初是古典哲学中的一个概念，用于指一切性质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世俗主义。自然主义还被运用到美术领域。法国小说家左拉首先提出自然主义这一概念，标志着自然主义从艺术领域进入文学批评领域。他认为人类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相反，人类的生活，观点和道德都受到社会、经济、心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3]。德莱塞被认为是美国自然主义的先驱，他的思想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学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成功沿用了左拉的自然主义思想，并且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自然主义的文学流派。
美国自然主义者对自然主义的信条信奉程度不一，但在文学创作上有相似之处。它强调准确性，要求尽可能真实地描述生活；他认为环境和遗传因素对人类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作品都带有一定的悲观论和宿命论。美国自然主义在美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如下：第一，自然主義者尽可能真实地描述真理，就像医生给病人诊断时开的病历一样；第二，美国自然主义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一般是下层阶级；第三，作品中的人物的活动一般由生存的基本要求支配，如饥饿，恐惧，以及性的要求；第四，美国自然主义家用最真实最通俗的语言。他们毫不遮掩社会丑恶的一面，用污秽的语言再现污秽的现实世界；第五，作品中带有悲观论和宿命论。
（二）自然主义在《嘉莉妹妹》中的体现
《嘉莉妹妹》描述的是名叫嘉莉的乡村姑娘来到芝加哥寻求幸福的经历。她羡慕大都市的生活，于是独身一人来到芝加哥谋生。但是她的“美国梦”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为了达到目的，她只能用贞操去换取自己所梦想的生活。当她无路可走时她选择了与推销员杜洛埃同居，后又经杜洛埃的介绍认识了洒店经理赫斯渥。赫斯渥被嘉莉的纯朴深深吸引，就偷了酒店的钱，与嘉莉一起私奔到纽约。在纽约赫斯渥的经济状况每日愈下，因此嘉莉就去当演员来维持生计，偶然的机会使她出人头地，她就离开了赫斯渥。赫斯渥最后穷困潦倒，最后选择了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嘉莉却成了百老汇有名的歌星。
《嘉莉妹妹》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自然主义的世界。在这里，微不足道的人挣扎在一个庞大而冷漠的世界中。小说中处处都体现了人的渺小。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视角来看，嘉莉的成名和赫斯渥的穷困潦倒都是有迹可循的。赫斯渥受本能欲望的驱使爱上了嘉莉而他所采取的行为都加速了他的毁灭。当他们私奔到纽约，他们两人不同的境遇证明了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不仅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机遇和环境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小说的结尾，赫斯渥靠乞讨为生最终选择了自杀而嘉莉却成为名噪一时的百老汇名角。两人不同的结局正好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相一致。
德莱塞的自然主义认为在他的作品里，主人公的命运受到环境和欲望这两种因素所支配。本文从环境，以及欲望两方面来分析自然主义在《嘉莉妹妹》中的体现。
首先是环境对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在《嘉莉妹妹》中，作者主要描写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嘉莉造成的深刻影响。嘉莉原来生活在小乡村，造成了她天真纯朴的性格特点。当她来到芝加哥后，大都市的的环境造成了她性格的改变。失业，疾病以及姐夫的冷漠与她的“美国梦”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都体现了外部环境对个人命运产生的影响，也是作者自然主义倾向的体现。不难发现，小说中关于环境的描写恰好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之间的冲突。作者认为嘉莉的一切荣辱都是由环境造成的。
然后是在欲望的驱使下对人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嘉莉妹妹》中德莱塞展现了不同的角色在欲望的驱使下经历的不同命运。“嘉莉一直在寻找她还可以得到的东西；正如德莱塞所指出的，她是被生理和文明所控制去索取和购买她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我要说的是，这种眼见-欲求-购买的简单排序了自然主义小说中欲望的决定性架构”[4]。在小说中，嘉莉一直没有摆脱欲望的束缚，从乡下小姑娘变成大都市明星，她的欲望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正是这种永无止境追求物质的欲望给了她无穷的动力。
二、《嘉莉妹妹》中的自然主义特色
（一）主题上的自然主义
达尔文提出在地球上的生物有强弱之分，而强者更易于适应社会所以有更多生存的希望而弱者则反之。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提出“适者生存”同样适用于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的自然主义都对德莱塞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体现。推销员杜洛埃只是嘉莉生存下去的一个避难所，当能给她提供更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赫斯渥出现时，她离开杜洛埃是必然的。最后当赫斯洛经济状况每日愈下时她又离开赫斯洛，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正确选择。德莱塞笔下的社会是残酷的，所以最后赫斯渥会有那样的结局是必然的因为他活在过去不能适应自己的新环境。
在现代文学发展历史中，《嘉莉妹妹》是一部描写美国大都市生活的小说，它真实地向读者展示了美国下层阶级悲惨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有些评论家称这部小说是粗俗的，而有的则认为它充满了激情。德莱赛就是这样一位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小说家，他从来不惧怕自己被认为是从下层社会闯入文学界的野蛮人，他还通过一系列真实的故事来揭露美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嘉莉妹妹》的创作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高雅的写作风格，创造了忠实的风格，为了美国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对传统自然主义的突破
作为自然主义的先驱，西奥多·德莱塞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嘉莉妹妹》中突破了法国传统自然主义创造性的观点，把他自己的理论和美国当时的背景结合起来，建立了不同于前人的具有美国独特特点的自然主义。在小说中，芝加哥的繁荣刺激着嘉莉对物质的追求。从这点来看，作者继承了法国自然主义高度赞扬的生物自然主义的观点，强调人的本能对人的命运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读全文，我们能看到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被物质欲望所支配。嘉莉的欲望来源于在火车上杜洛埃对芝加哥美好的描述。因此，德莱塞对传统的突破在于他观察到了能激发人的本能的外部因素，即社会环境。
2.对美国传统文学的突破
19世纪末，自然主义对当时盛行理想主义的美国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理想主义者把小说当作娱乐，他们的作品都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残酷的现实和经济差距并没有引发人们的思考。而德莱塞的创作违反了这一切，甚至还包括传统的道德观。他很了解美国，他更倾向于去追求公正，真理。他曾经说过，“他拒绝只写美好成功的事物，他决定去写那些悲剧却真实的事情。”他的作品打破了美国文学一贯以来坚持的高雅性，摆脱了“微笑的美国”的传统形式，创造了美国现实主义的社会悲剧。
（二）艺术风格上的自然主义
许多批评家认为德莱塞的作品是拙劣的模仿，充满了悲剧性。因此自然主义的艺术风格受到了许多的批评。作为自然主义先驱的德莱塞继承了自然主义的写作技巧，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并不强调艺术上的润色。自然主义在他作品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他采用二元对立以加强冲突。第一是理想和现实的二元对立。在小说开篇，嘉莉怀揣着美好的希望来到芝加哥，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小说结尾说幸福就像山顶上的闪烁的火焰一样，转瞬即逝。第二是适者生存和传统道德观的二元对立。根据传统的道德观众，嘉莉的堕落应该像胸前刻着大写”A”在《红字》的女主人公一样被惩罚的。第三是得与失的二元对立。得是获得暂时的安逸而失去的却永远都找不回来。
细节描写是《嘉莉妹妹》最大的特点之一。海明威曾经强烈批评了德莱塞的细节描写，但是多亏这些细节描写我们才能了解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现代美国的繁荣，人们面对金钱享受时的虚荣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的命运产生的决定性的作用。小说详细地描写了杜洛埃的穿衣打扮，“背心领口开得很低，露出白底粉红条子衬衫的浆硬的前胸，上面是雪白的高硬领，系着一条花样显眼的领带。上衣袖口露出一双和衬衫质地相同的亚麻布袖口，扣着很大的镀金袖纽，上面镶着‘猫儿眼’的黄玛瑙”[5]。这不仅是他引诱嘉莉的一种方式还表现他的虚荣。除此之外，作者还从多方面描述了芝加哥这个大都市，文中多次提到芝加哥的繁荣。在普通人眼中，芝加哥就像是充满机遇和金钱的天堂。然而当他描述到嘉莉找工作的環境时又是另一番场景了。
（三）人类在冷漠的世界里无力地挣扎
在一个庞大而冷漠的世界中，人的挣扎和努力是那样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脆弱和不经事故，社会中也蜕变得没有道德和情义，在这里没有爱和同情可言。嘉莉的姐姐敏妮虽然对嘉莉有手足之情，但是她把她全部的爱给了丈夫和孩子。而杜洛埃对嘉莉的爱是源于一种生理需要，他贪恋嘉莉的美貌，趁人之危占有了嘉莉。
赫斯渥是唯一一个对嘉莉痴心的男子，可是他是有妇之夫，无奈之下他带着嘉莉私奔到了纽约。当他们来到纽约，他们很快花光了积蓄，只有靠嘉莉出去工作来维持生计。她出众的外表和智慧最终使她成为百老汇的名角，然后她就抛弃了穷困潦倒的赫斯渥。赫斯渥只能靠乞讨维生，这种生活折磨着他的灵魂。他不能忍受这种悲惨的生活，在对生活极度失望的情况下他别无选择只有自杀。赫斯渥的自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也是环境因素所造成的结果。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继承了左拉的自然主义传统，讨论了本能和欲望对个人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详细地描述了那个时期美国的物质主义，突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开启了美国文学的新纪元。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从个人需要，内在动力，外部力量出发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女性的“美国梦”的破灭。同时，从《嘉莉妹妹》中读者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德莱塞复杂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可以说德莱塞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突出代表，《嘉莉妹妹》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按时文学评论家的意见，“只有在作品达到一定观察水平和一定的思想深度才称得上是自然主义作品”[6]。
参考文献：
〔1〕张祝祥，杨德娟.美国自然主义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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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
俄国文学古典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文学评论写作能力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项基本能力要求，然而，在当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语境中，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评论写作能力却普遍较为低下，这直接涉及高校学生的培养质量问题。在高校致力于进行内涵建设和教育改革的当下，我们必须深人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并力求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其实，这也是更好地贯彻和执行《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教三十条”）中相关要求的需要，更直接表现为我们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新时代语境下培养卓越文学评论人才的需要。
然而，我们却又发现，在现有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文学评论写作教学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对于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方式问题就更是未能形成集中性研究，从事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教育者大多也仅局限于对文学评论写作问题的一般性理解和讨论，即使是有的教学实践者和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对文学评论写作问题展开探讨，但更多的还只是相对零散的，趋向于对文学评论写作的普泛性问题的研究。无疑，这一状况对高校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是十分不利的，需要通过必要的深化探讨解决这一问题。
一、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基本维度
探讨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方式，其核心问题表现为：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在“文学评论写作”、“基础写作”等文学课程——其构成一个课程群——中，如何更好地实施文学评论写作教学？即，寻求实施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方式甚至是是最佳方式，也可以说是寻求文学评论写作教学如何实现最优化的基本（教育）规律。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教學实践中予以贯彻，将会对青年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升产生重大而又直接的积极影响，无疑，这会相应提高目前高校文学教育教学的育人质量。
我们知道，当前高校的文学教育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危机。这种危机至少表现在：其一，受教育者不知文学与文学教育教学（包括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真义，也缺乏去探究文学与文学教育教学真义的勇气和能力，从而也就有可能丧失创造性想象与愿望、丧失对于文学、人、自由、审美等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认知与情感体验、丧失对于人的未来合理设计和发展的希冀与向往;其二，面对种种矛盾与冲突，教育者放弃文学教育教学的理想和信念，放弃文学教育和文学课程教学的公共性与教育教学中人的公共情怀、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从而，其三，文学教育、文学课程教学被平面化甚至是庸俗化理解，倾向于割裂它与塑造现代国家公民之间的关联，也倾向于阻滞文学教育、文学课程教学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的可能性。凹在我们看来，这些就是当前文学教育、文学课程教学中出现的基本问题，也是根本问题，我们需要由此而形成共识，以积极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理念、方式和途径。这种解决不仅必要，而且无疑还是一项紧迫的工作，它涉及我们对于文学教育、文学课程教学的终极想象，更事关我国人文教育乃至国家整体教育改革的某些根本的方向性问题。以此而论，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方式研究涉及的基本问题无疑是重要的，它积极参与者包括文学评论写作教学在内的当代文学教育教学的改革，而这一改革直接关涉到受教育者能力与素养的真.正提升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明确，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如何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在“文学评论写作”、“基础写作”等文学课程中进行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以使得青年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得以实质性提高的问题。这一论题的整体性展开，总体上至少包括三个维度：其一，如何在文学评论写作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文学批评理论认知能力，尤其是要对其自身作为文学批评活动的主体形成必要的认识;其二，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明确文学批评实践应着重考虑的基本问题;其三，作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需要，尚需在文学评论写作教学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对其实践进行必要的总结，形成更为明朗而合理的教学实施方案，在方案的导引下凸显具体教学效果。
二、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的理论基础
从最根本处着眼，我们开展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关于总体性的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鲜明地体现着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它的确立开辟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的新路向，为文学批评实践也为整体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真正的理论着眼点是人的发展，这与实现人的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在当下，我们需要从对唯物史观的完整、深刻理解出发，进行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和开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从而保证当代文学批评的应有品格与质地。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和现象，我们可以形成必要的与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认识，这也表现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一，高校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与青年学生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联系。教育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一直是教育者的基本追求，而高校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性无疑在根本点上体现为青年学生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之上。后者是前者的根本表现，前者是后者的基本印证。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明确的是，之所以追求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期望并达成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
第二，青年学生的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是可以通过改进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实施方式得以有效实现的，这种提高是一种发展的过程，它是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与人的成长和发展规律的。依照上文的逻辑，青年学生的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是可以通过教育教学行为的改进得以实现的，这也体现为一种教育教学行为的力量。当然，改进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实施方式，实现文学评论写作课程的有效教学，对于青年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也不大可能立竿见影，而是必然地表现为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且还有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远的过程。然而，我们明确的是，不能因为它表现为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漠视其重要性、必要性和规律性。青年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是育人问题，而育人必然表现为一个过程，它是存在规律的，也是需要我们遵循其发展规律的。
第三，文学批评主体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是评判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程度的根本尺度和依据。我们说，文学批评主体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表现为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学批评主体评论能力的提高也是我们开展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程度评价的标准，尽管不能说这是唯一的标准。应该说，这是一种结果导向评价方式。它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三、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的阶段性认识
依据前文对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基本维度的明确，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我们逐步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认识。
第一个方面，关于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主体应着重关注的几个问题的研究。在评论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提高问题上，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我们形成的基本看法主要有：其一，评论主体应具有批评方法选择的自.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年轻的马克思指出，自由自觉是人的类特性。换句话说，自由自觉是人区别于其他对象的根本性特质。青年学生在其成长的不可重复的青春韶光中，无疑需要形成诸多符合其年龄和心理特征并与其人格、素养协调一致的自觉意识。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引导、教诲是相当重要的。由此，我们认识到，在“基础写作”、“文学评论写作”等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在面对具体的文学批评文本时，教师应适时、适度、适当地要求、引领学生形成明确的批评方法选择的自觉。显而易见，这种自觉不仅仅只是一种评论技术的需要，它更关涉到青年学生的思维自觉和精神成长。它对于育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其实，对于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评论者而言，在文学评论实践中，形成、确立批评方法选择的自觉是一种基本的素养要求。在此，需要着重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强调青年学生应在文学评论实践中形成、确立批评方法选择的自觉，并不是说任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都无一例外地贯彻着这一硬性的要求。事实上，青年学生在批评方法选择自觉的形成中还必须注意到“有形法”与“无形法”这一问题，这也是教师在文学评论写作教学过程中尤为需要加以重视和强调的。其二，评论主体需具有明确的评论文体意识。在日常的“基础写作”和“文学评论写作”等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敦促学生尽早形成明确的评论文体意识，从而确立必要的评论文体选择的自觉。青年学生需明确，文学评论的文体即文学批评文本的体裁样式。大体上说，历史上曾出现过诗歌体、戏剧体、对话体、书信体、评点体随笔体、论说体、序跋体等不同类别的文学评论文体。其中，有些体式现已经非常少见甚至消失，如诗歌体、戏剧体;目前常见的体式则有论说体、随笔体、序跋体，另还有书信体、对话体等。而青年学生在当下需要更多关注的评论文体主要有随笔体文学评论和论说体文学评论。其三，评论主体应特别关注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文学文本。青年学生的文学评论能力的提高是与其思，想质地、价值取向等核心问题密切相关的。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和教育视域中，教师对于青年学生文学评论能力的培养与铸造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重要问题，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强化这一实践。其实，在日常教学中，我们经常性地会发现，一个现象，即，青年学生活在当下，其思想质地与价值取向却很难称得上“现代”;应该认为，这与我们的教育教学缺乏一种必要而明确的现代性价值取向的自觉是存在直接的关联的。基于此，期望文学教育教学能够生发出对于人的更为巨大的塑造性力量，期望青年学生的文学评论写作能力得以实现在内质意义上的真正的提高，教师就需要敦促学生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积极关注和选择具有明确的现代性价值取向的文学文本。总体来看，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在“基础写作”、“文学评论写作”等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引导、要求青年学生特别关注和选取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文学文本予以评价有利于评论实践者现，代价值倾向在批评实践中的明确确立，这无疑是：一种在当前对青年学生进行精神和思想引领的必要而且有效的方式，它对于青年学生的精神成，人——契合时代性精神发展需要的精神塑造与思想构成——影响深远。
第二个方面，关于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评论主体的当代意识要求问题和方法论特征问题。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致力于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的当下建构，自然不可缺少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发展问题的关注，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合理、有效推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发展的重要质素与力量。尽管这个问题是极为复杂的，然而，这其间还是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或说环节需要着力予以探讨、明确乃至于进行必要的一定程度上的引导和规范。我们以为，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批评者的批评意识及其批评实践中的方法.论特征就属于这样的问题。当然，它们也只是此类问题的局部体现。进行文学批评实践，要求批评家必须具备当代意识。这里所说的当代意识，首先是指批评家必须具备自觉地以其批评实践参与当代文学、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意识。这也是当代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立场。其次，它也是指批评家必须具备开阔而深邃的当代视野与眼光。当代视野与眼光的确立，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一种批评视角的规范和要求。在文學批评实践中，除了要根本性地确立当代意识之外，还必须明确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特征问题;而批评实践的方法论特征无可置疑地表现为多个方面，在此择其要端，谈两点根本性内容。其一、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的结合。从一个特定的向度上说，文学批评实践是批评家在对评论对象进行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的过程中完成的。可以认为，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是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双向而又一体的基本途径与方式。其二、美学观点、历史观点与人学观点批评的统一。以美学的观点来要求、衡量和评价作家作品，最重要的是看作家的创作是否符合了艺术创造的规律和遵循了正确的审美法则，是否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从而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和较高的审美价值;用一句话来说，即，是否“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以历史的观点来要求、衡量和评价作家作品，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是要求批评家持有一种历史主义态度，从历史角度考察作品，把文学作品置于其写作时期的观念、习俗和人们的态度之中，从而进行与作品的历史内容相适应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分析和评价，看作品是否描写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真实图景，是否反映了历史的进步要求，是否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内涵与趋势。其次，用历史的观点评价作品，是指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他所处时代的先进的历史视野和立场，这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批评家必须具备开阔而深邃的当代视野与眼光，这样，方可合理确定具体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所以，历史的观点在这里也就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由此再深人探讨下去，我们必须意识到，恩格斯提倡的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理应包括人学观点。因为，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的活动的舞台，是人的活动的具体展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必然会从历史观点中引申出人学观点。其实，文学就是人学，是社会现实中从事实际生活活动的人的“精神分析”学，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由人参与其中并构筑而成的流动着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反映和体现，是人们对世界、人生、人性等体验、感悟、认识和思索的审美化呈现。[2]
第三个方面，关于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实施方案。这是一个需要针对特定情况不断调整也可以持续改进的问题，此不赘述，容后具体专题讨论。
本文系江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文学评论课程群建设与卓越评论人才培养”（编号：JXSDJG172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詹艾斌等：《生命与教育的方向》，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2]关于这一问题的较为明确的阐述和论证可参见拙文《文学批评实践的意识要求与方法论特征》，载《前沿》，2010年第5期。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有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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