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通过研究唐代的散文、诗歌等文学与体育文化领域相关的内容，分析唐代文学对体育文化的影响，可以得知唐代文学涉及的很多运动，如围棋、竞渡、球类运动以及荡秋千等，至今仍有继承和发展，对我国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唐代文学 散文 诗歌 体育文化
引言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典型的多元文化的朝代，其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特点较为突出，以致唐朝文化的多元化在体育活动方面，展现出更为活跃的特点。体育领域中很多活动自然而然成为唐代散文、诗歌等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和资源。唐代文学和唐代体育文化因此也有了渊源，并彼此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发展[1]。唐代体育领域的诸多活动对唐代的文学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秀素材，同时唐代文化较为开放，很多文人墨客不论是文笔还是思想高度方面都在历史上有着出类拔萃的自由态势，因此，优秀的素材，加上优秀的“加工者”，体育文化自然蔚然成风。唐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与唐代体育活动息息相关。据不完全统计，唐诗中将近有400 多首与体育活动相关的诗歌，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寻常百姓的体育活动，都有相关文学作品的描述。
一、唐代的散文文化
唐代散文的成就在唐代历史上公认不如唐代诗歌。其实，这只是同一时期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的比较，从唐代散文在历史上的成就来说，还是不可小觑的。尤其是柳宗元和韩愈两位大文豪推行“古文运动”，唐代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的文学精髓之后，继续演变和发展，取得了较为卓越的成就。唐代散文在具体变革中讲求六朝骈文的格式，六朝骈文又讲求排偶、辞藻的妙用。唐代散文自此也就打开了宋代散文的先河。尤其是唐代永贞至长庆年间，“古文运动”极为盛行。一批文人墨客满怀兴利除弊之心，积极主动参与，进一步掀起了“古文运动”的高潮。上有韩愈、柳宗元等大文豪作领袖，下有刘禹锡、白居易等另外一批文人参与。他们互相交流，深入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提出了“文以明道”的理论，阐发文道相辅相承，进一步突破各种散文体裁的创作并积极创新，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文学风格，如韩文雄浑奇特，柳文精深秀洁，其特点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因为“古文运动”的愈演愈烈和体育活动的盛行，在唐代散文中，体育运动的描写（如球类运动、围棋、射击等）都有文学作品的影子。对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来说，他创作的散文《上张仆射第二书》，关于马球的弊端直接对张仆射进行劝谏，通过“五脏之系络甚微”的观点，把打马球的坏处说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通过散文作品，以“马球”运动作为载体，向领导者进行劝谏，可见唐代散文文学作品的盛行之极。其后，柳宗元的《序棋》、刘禹锡的《观博》等也是对围棋进行描绘的散文作品，尤其柳宗元的《序棋》，它里面对围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唐代散文就其具体体裁而言，能够用大量的篇幅、大量的具体细节来描述体育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唐代文学中的散文文化已经对体育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上至最高领导阶层下至贫民百姓，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具体的一些散文作品对体育文化的影响，以及其他散文对体育文化的间接影响，还需要读者今后进行较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二、唐代的诗歌文化
1.初唐的诗歌文化。初唐年间，射猎活动在宫廷活动中非常盛行。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做过诗词《出猎》描绘出猎的场景[2]：“雕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由此皇室出猎的盛况可见一斑。初唐时期场面也颇为盛大，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拔河活动，拔河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之为“牵钩”，在以往的传统意义中，“牵钩”在寻常百姓的眼中是保障丰收的意思。其中的初唐诗歌《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也曾记录了当时拔河的宏伟场面。总之，概括来说，从初唐时期的诗歌文学作品来看，宫廷体育活动占据了大多数，主要涉及皇室射猎、拔河运动等比赛。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到：在社会稳定初期，社会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当时的体育活动主要集中在上层阶级，贫民百姓无法接触上层的体育活动。另外，唐代的开国统一主要凭借武力，各位贵族大多善于狩猎和骑射，这样也间接促进了当时体育运动的发展，加上唐代初期领导阶层对诗歌文化的推崇，也直接促进了初唐时期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另外，当时领导阶层展现大国实力的心态日趋明显，体育项目的盛大场面本身就能展现出国家实力，所以当时的体育场面极为宏大。
2.盛唐诗歌文化。盛唐中期诗作创造之风极为盛行，出现了很多激情洋溢与奔放豪迈的诗作，首推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两位诗人，他们描绘的具有体育色彩的诗歌主要集中在特定的时节，例如端午、登高等时令节日，当时也极盛行侠士之风，例如张九龄的《三月三日登龙山》、王昌龄的《九日登高》、储光義的《官庄池观竞渡》、蔡孚的《打球篇》等等，都与特定时节的体育活动有关。边塞诗的风格自成一派，游侠诗歌在这段特殊时期也得以出现，中国古代的传统体育项目得到继承和发展。由于盛唐时期，盛行侠士之风，一些反映边塞游侠等不同的体育运动场景也在诗歌文化中得到促进与发展。另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盛唐时期较为完善的科举制度的确立，各个阶层“学则优而仕”的观点浓厚，自此，大量文人不再因循守旧，而是锐意进取，积极入世。
3.中唐、晚唐诗歌文化。安史之乱给整个唐代带来了致命的冲击，唐代社会发生了剧变，繁荣景象一去不返，文学作品中展现宫廷体育运动的数量大为减少。中唐时还有马球、棋类等运动的描述，到了晚唐，一方面由于战乱，不利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另一方面，适逢战乱，祥和的体育活动的描述少之甚少，取而代之的是以武艺和兵器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活动，例如杜牧的《赠猎骑》、姚合的《腊日猎》、马戴的《校猎曲》、李商隐的《日射》等。
三、唐代文学对体育文化的作用
唐代文学作品是文化软实力的一种具体体现，唐代的散文、诗歌文学对体育文化的一些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以及今后的体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唐代文学中对体育文化的涉及，有助于整个文化史的研究
唐代文学是唐代文化重要的一支，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不管是初唐、盛唐还是中、后唐，都有不可小觑的历史作用。唐代文学在体育文化中的深入，能够间接还原出历史上罕有的体育繁荣局面。体育文化也是一种较为重要的文化，体育文化的研究也有助于对整个唐朝文化的研究，因此以唐代文学与唐代体育的结合为切入点，通过唐代文学研究唐代体育，进而促进整个唐代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的体育文学正是唐代文学与体育相结合的产物，它一方面记录了唐代的体育活动，另外一方面又展现了唐代人的精神面貌，其锐意进取、积极入世的态度最终以体育文学的形式得以还原，成为研究唐代文化的一种很好的素材。
（二）唐代文学对体育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对于体育史的专业研究而言，史料尤为重要，但是也很难搜集，如果对古代体育史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为基础。这一点，唐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资源，唐代文学留下许多关于体育活动的资料，生动又形象，有些体育活动还通过文学的传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唐代体育的研究史料。从《全唐文》、《全唐诗》等历史资料来看，唐代文学作品，尤其诗歌中，留下了很多质量和数量可观的描写体育活动的篇章，有的诗歌甚至还记录描述了女子体育项目，这在研究体育史的过程中，显得弥足珍贵。历史资料与这些文学体育资料相互参考，对研究唐代体育史意义重大。
（三）唐代文学对体育文化的后续开展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
目前，唐代的许多体育项目经过演变至今仍在流行，有的只是形式稍微改进，有的只是赛制略有变化，可见，唐代文学对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后续体育事业的发展，依旧需要对以往体育文化进行总结吸收，继承优良传统，所以，还要归功于以往唐代文学的影响，毕竟无论怎么变更，唐代文学在我国整个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4]。
结语
在对体育文化的影响途径中，唐代散文和唐代诗歌表现积极，唐代文学无论是对唐代体育史的研究还是整个文化史的研究，都起着重要作用，对整个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会起着积极推动作用。语
参考文献
[1]陈科.唐代文学对体育文化的反映[J].体育文化导刊，2013（04）：140-142.
[2]张宝强，陈小龙.唐代体育诗略论[J].体育文化导刊，2008（06）：110-112.
[3]蒋寅.20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04）：55-64.
[4]张宇飞.唐代休闲体育文化探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4（02）：415-416.
明清文学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过滤;文学交流;《大卫·科波菲尔》
文学翻译，即将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过程或行为。它在跨语言的文学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能阅读原文的读者是少数，大多数的读者都是通过译本来阅读外国小说的。与一般的翻译不同，文学翻译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传递信息，更在于再现和创造文学艺术的美感。钱钟书曾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人于‘化境’。”追求文学翻译中的“化境”可以说是所有翻译家的理想。但是，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却无法实现这种彻底和全部的“化”。一种文字的作品在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时，因语言、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所译作品的内容进行选择、改造、移植、添加，也就是对原作进行文化过滤。这种文化过滤在翻译中具体表现为译者对原作进行删减、添加、意译甚至变形，它反映了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及再创造，是接受方主体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体现，是接受方对影响的反作用。正确认识文化过滤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翻译中的“化”。也对我们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外来文学和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以《大卫·科波菲尔》(The Personal History of DavidCopperfield)的三个中译本为例来探讨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的关系，一是因为狄更斯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欧美作家之一，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而《大卫·科波菲尔》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二是因为这部作品是最早译介到中国的外国名著之一，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中译本，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本文所选的三个译本：清末林纾的《块肉余生述》、20世纪40年代董秋斯的《大卫·科波菲尔》、20世纪80年代张谷若的《大卫·考坡菲》;三是因为林纾、董秋斯和张谷若的译本诞生于不同时期，在社会文化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鲜明的差异，而且这三位译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因而本文所选取的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三个中译本具有代表意义。
一、林纾的《块肉余生述》
林纾的《块肉余生述》译于1908年，谈到这部作品的翻译，他曾深有感触地说，狄更斯的作品“前后关锁，起伏照应，涓滴不漏。盲哀则读者哀，言喜则读者喜，至今译者啼笑间作，竟为著者作傀儡之丝矣。”将自己比喻为原作者的傀儡，可见译者对原著的崇拜及力图忠实原著的主观愿望。众所周知，林纾不懂外文，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和他合作的口译者，影响了他的翻译，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在翻译时较少受原文的制约，不会拘泥于个别字句，而是透过口译者的叙述，用心去揣摩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从整体去把握人物和故事，用“心”与作者建立了一种情感联系。正如他自己所说;“余虽不审西文，然曰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他对原作者的了解到了对家人的了解程度，因此他的译作与原著有着惊人的神似。
对林纾的翻译，郑振铎先生曾说：“我们虽然不能把他的译文与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对读而觉得一字不差，然而，如果一口气读了原文，再去读译文，则作者情调却可觉得丝毫未易;且有时连最难表达于译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译文中也能表达出;有时，他对于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样的译出。”钱钟书先生也非常喜爱林纾的翻译，他曾撰文说，大部分的林译本都值得重读，有时甚至宁可读林纾的译本而不乐意读原文。
林纾的译本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推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把握住了原著的精髓，他所译的《块肉余生述》也因为忠实于原著而被奉为林译本的经典之作。像《大卫·科波菲尔》第34章通过对房东太太克鲁送大卫姨婆走时的一系列动作的描写，将克鲁太太的势利及由此而表现出的种种可笑的媚态形象地表现出来。
英文原文是这样描写的：
Mrs.Crupp,who had been incessantly smiling to expresssweat temper,and incessantly holding her head on one side toexpress a general feebleness of constitution, and incessantly rub-bing her hands to express a desire to be of service to all deservingobjects,gradually smiled herself,one -sided herself, andrubbed herself out of the room.
林纾的译文：
居停但笑以示和婉，又倾首如呻，有时搓手恭待驱使，若无路足以自效者，且笑且呻，且搓其手，徐徐而出。
寥寥数语，写尽居停谄媚时的各种表情：笑、倾首、搓手，讽刺她想努力讨好客人而不得法的急切与尴尬。简洁的语言，传神的译笔，耐人寻味，回味无穷。
尽管林纾将他的翻译称为“为著者作傀儡”，但译著中有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他对原作的删减、添加、意译甚至变形，即对原著的文化过滤。
林纾的《块肉余生述》译自1908年，该译作有明显的归化倾向。所谓归化，也称民族化翻译法，是指以目标语文化为依归，要求译者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强调译文地道生动、通顺流畅，使其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表达习惯，是“出于民族中心主义将原文纳入目标语文化价值体系，将作者带回家”。陈平原曾非常形象地说，这一时期“新小说”家们的翻译“实际上是用，我’的口味来改造西洋小说”，即采用意译，对原作进行改写、替代、添加、删节等文化过滤手段，让接受方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所译的作品。
林纾从译书名开始，就在进行着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小说原名是“The Personal History of David CoPPerfiels”即“大卫·科波菲尔传”，林纾将其译成《块肉余生述》，里面包含着译者对原书名的两个改动：一是将普通的口语化的“大卫，科波菲尔的个人史”改成较为书面化的“块肉余生述”，改变了
原作的文体;二是对原书名中的人名用“块肉余生”替代，加入了译者对作品主人公身分介绍，属于典型的意译。
林译《块肉余生述》对原著的文化过滤主要表现在对原文的删节、替代和改写上。
林氏的《块肉余生述》只有30余万字，493页，而张谷若先生的译文有80余万字，达1276页。林纾译文字数比张谷若先生的译文少了一半以上，这中间除了他用文言文翻译语言比较精炼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原文的删减。林氏在翻译中常删节一些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如：他认为的繁冗的叙述及对整个故事无关紧要的插叙和缀笔;感叹词，拟声词，象声词等虚词;标题;跟宗教相关的内容。据统计，林纾对这部小说中表现的教堂、礼拜之类的内容的删除率达54.39%。
在翻译中他还常常“强外国人的思想行为就中国的伦理轨范”。如原著有这样一句话：
…it was still because I honored you so much, and hopedthat you might one day honor me.
林纾的译文：
“然尚希冀顺谨侍君箕帚，附君得名，予愿已足。”
在原文中还有这样一段：
Mr Micawber delivered an eulogium on Mrs Micawher'scharacter,and said she had ever been his guide, philosopher,and friend,and that he would recommend me,when I came to amarrying time of life, to marry such another woman, if such an-other woman Could be found.
林纾的译文：
密考泊遂历称其妻嘉言懿行，为世贤女。能相夫教子，共处患难，且谓余曰：“汝论娶者，所娶亦当如吾妻。惟不审闺秀中更有贤类吾妻否?”
在前一段这里，林纾把原文中妻子要求丈夫尊重自己的愿望替代成了“顺谨侍君箕帚，附君得名”，短短的几个字，就让一个要求平等的英国妻子变成了深谙夫为妻纲的具有中国色彩的妇人。而在后一段，原文的意思是密考泊先生把自己的妻子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为自己找到这样的妻子而感到幸运，但密考泊先生心中的身兼领路人、哲人和朋友的妻子，在林纾的译文中变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典型的谨守妇德、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了。
这种改写和替代在林纾的译著中还有许多，像他将“re-bellious spirit”(反叛的灵魂)译为“好犯上”，中国儒家传统的君臣父子的纲常观念通过这一个词就跃然纸上。在翻译中他还常常把英国普通男女之间正常的、符合礼节的身体接触，如挽手、握手等进行了删除和改译，因为这与中国儒家所宣扬的“男女授受不亲”是相悖的。有研究统计，在该译本中林纾对原著中包含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思想意识的语言内容，其改写程度分别达到78.57%、91.23%、81.63%。
林纾的《块肉余生述》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较多的过滤处理，与林纾及他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林纾所生活时代，正是西方文化大量涌人的时代，作为一个“半旧半新”(钟敬文语)的文人，他一方面热切地向往西方先进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技巧，但在骨子里却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竭力维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将狄氏小说中有违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的地方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有效的文化过滤。在这部小说的译者序中他也表明了自己译书的心迹：“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为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另外，当时中国与英国文化认识对应度很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林纾本人)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林纾对原著进行一些改写，其目的是为了便于国人的理解和阅读。林纾在其翻译中以我为主，对西方文化进行积极有效的过滤，让他的译著乐于被中国人接受。正是这一点，林译小说“使中国知识阶层，接近了外国文学，从而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的许多普通读者因此对西方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
二、董秋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最早于1947年由上海骆驼书店分上下两册出版，之后该版本于1950年、1958年和1978年、2004年分别由北京三联书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重印。是再版重印次数较多的版本之一。具有较大的影响。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董秋斯曾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翻译理念建设的文章，对我国的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董先生强调翻译的“信”，反对翻译时删节原著的做法，在翻译词汇的选择上也尽量贴近原文，可以说他的译作最大限度表现出对原著的“忠实”。他认为翻译应当树立这样一个原则：“不值得译的东西干脆不译，既然要译，那就绝对忠实。译者不同意原作时，可以在篇前篇后写出自己的见解，他绝对不得删节或歪曲原作。这样，不但对得起原作者，也所以尊重读者。第一个够资格的读者，都希望自己保留最后选择和判断的权利。”
正是在这种翻译原则的指导下，董秋斯的翻译表现出一种异化倾向。所谓异化，也称非民族化翻译法，它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对等于作者所用的源语表达方式，“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以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化差异，送读者去国外”，产生“陌生化”效果，“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董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一直被视为直译的代表。
首先来看作品名称，在董氏之前有林纾所译的《块肉余生述》和许天虹的《大卫·高柏菲尔自述》，在他之后有张谷若的《大卫·考坡菲》，但我国的研究者对这部作品的译名大都倾向于董先生的译法，绝大多数的教材和论文用的都是《大卫·科波菲尔》这一译名。究其原因，就在于董秋斯先生对书名的译音最贴近英语的发音。董版的《大卫·科波菲尔》对人名、地名贴切的音译，为后来的许多翻译家和研究者所沿用。这是董先生译本的闪光之处。
为了贯彻自己的翻译原则，追求对原文的绝对忠实，董秋斯对原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硬译。
像小说第一段，主人公大卫回忆他刚出生时的情形，原文是这样的：
It was remarked that the clock began to strike, and I beganto cry, simultaneously.
董秋斯的译文：
据说，钟开始敲，我也开始哭，两者同时。
对比原文和董秋斯的译文，我们可以发现董氏无论是句式、词语的选择都与原文一模一样，从中可见译者希望还原原文的意图。但我们从译文中仍可看到由于语言的差异而
带来的文化过滤。译者虽然把原著的意思清晰地表达出来了，但如前文所说，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它不仅要传递信息，更要再现和创造文学艺术的美感。译文让原文“be-gun to strike”和“I began to cry”带给读者的余音不绝的音响效果丧失了，读起来让人感觉干巴巴的，完全失去了天才作家狄更斯对语言的好感觉。
再如，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大卫的在学校的情景，原文如下：
( School began in earnest next day.) A profound impressionwas made upon me,I remember, by the roar of voices in theschoolroom suddenly becoming hushed as death when Mr. Creak-le entered after breakfast and stood in the doorway looking roundupon us like a giant in a story- book surveying his captives.
董秋斯的译文：
(学校在第二天正式上课。)我记得，课堂中乱哄哄的声音突然变得死一般寂静，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时克里古尔先生在早餐以后进来了。站在门口，像故事当中的巨人俯瞰他的俘虏一般查看我们。
原文是一个长句，12个连接词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主句加从句中间还有插入语句，是英语中较为典型的复合句，但主从句式还是体现出较强的逻辑性。对整个事情的描述，原文是按照语言的顺序而展开，语言的顺序与事情发展的实际顺序并不完全一致。而汉语却习惯于按照事情发展的实际顺序来描述，所以，要做到译文通顺易懂，便需要改变原来的表述顺序，按照汉语习惯来组织句子。但董的译文却保持原文的顺序不变，是典型的欧化语句，不符合汉语的思维习惯，让人感觉生硬难懂。其译文虽然在形式上达到了与原文的对等，但由于语言的转化，原著严密的逻辑却在汉语译文中丢失了。
董秋斯的译文不仅在句式的选择上采取了异化的策略，在词汇的选择上也体现出异化的倾向，比如：将“as sulky asa brear”译成“像头熊一样孤僻”，把形容人的词“pot-poise”译为“海豚”，“an injurious tongue”译为“长于骂人的舌头”。我们单独将上述中英文短语和词汇进行对比时不会觉得有问题。但放在小说阅读中却让人很费猜疑：中文里说一个人“像头熊一样孤僻”意指什么呢?将人形容为“海豚”具体的含义又是什么?由于译者按照词典所给的释义，简单地进行语言的转化，忽略了中英文化的差异，反而让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没能得到很好的表达，“as sulky as abear”的意思其实指的是人的执拗，这个词组在张谷若的译本中译为“比牛还拧”，虽然张先生对原文中的词汇进行了替代改写，但原著的意思马上就清楚地体现出来了。而将“por-poise”一词在英语中用来形容时表示其人胖胖笨笨的样子，这个词在汉语中的对应词汇是“海豚”，这样翻译并没有错，但在汉语中我们不用“海豚”来形容人，所以读者在阅读时并不能通过译文理解原作者的真实意图，张谷若先生的译本中将其译为“肥猪”，其人物形象一下子就变得生动鲜活起来。“长于骂人的舌头”虽然中国人能理解其含义，但这个欧化句子，不符合国人欣赏和表达习惯，读起来让人感觉生硬。
董秋斯的译本中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这些生硬而过分欧化的翻译常常受到读者和批评家的批评。董先生在翻译时过分拘泥于原文，字字对应，以此来追求对原著最大的“信”，但是他忽略中英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其结果是因文化过滤而使他的译著难以再现原著的风格甚至有时还背离了原文的含义。
董秋斯何以会忽视国人的欣赏习惯而执意“欧化”的表达?国内的研究者大都将此视为他的翻译功力和水平的不足。其实，这种解释太过简单和片面。董秋斯翻译《大卫·科波菲尔》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国人翻译的水平确实很有限，但当时译者的翻译理念和指导思想更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深究的。董秋斯生于1899年，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一个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文学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激进的思想革命，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者们都有一种迫切的心态，想要与传统划清界线，这其实也是经过五四洗礼后的翻译家们的写照。董先生受鲁迅的影响很深，鲁迅认为翻译外国的作品是为了“产生中国的新文学”。他说：翻译不仅要输入新的内容。还要输入新的表达法，所以翻译应当“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之所以会倡导一种新的表达法，是因为许多新文化人将文盲文也视为应抛弃的传统，因此大力倡导白话，在白话文表述无力的时候，提出白话向“欧化”开放，主张“欧化”国语。像傅斯年甚至认为：“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照此推断，既然“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语言才不能不向欧化的方向发展——若真实现白话的欧化。岂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也自然走向欧化了么!民主和科学不就会来得更快了么!这其实是欧化语言和翻译腔在当时翻译界成为主流的深层原因。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能真正地了解董秋斯的翻译。他翻译的异化策略既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三、张谷若的《大卫·考坡菲》
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坡菲》最早于198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之后在1989年、1998年和2003年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再版重印。张版的《大卫·考坡菲》从出版以来一直被视为这部小说最好的汉译本。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张谷若先生有句名言就是翻译要译出“地道的译文”。他在1980年第一期的《翻译通讯》上，发表了一篇《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的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译学观点：“原来是地道的语言文字，翻译时也要译成地道的语言文字。”其“地道的译文”大致包括下列几层意思：第一，内容方面应与原作保持一致，做到神韵相通;第二，译文的形式应与原作偏离不大，也就是说译文在词句表达上与原文保持基本一致;第三，译文应在用词的性质上与原作基本保持一致，如果原文用的是俚语、习惯用语或典雅语，译文也应该用相同或相类似的词语;第四，原作的语言是标准的译出语，那么译文也应该符合译入语的标准。
张谷若的《大卫·考坡菲》实践了他的翻译主张，他不仅做到了忠实原文的意义，而且在形式、风格上与原著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译笔自然、流畅、规范。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原著中地道的英文，他用地道的汉语对应译出，令人称奇。在翻译策略上，他没有走向异化或归化两种极端，而是做到了“异归均衡”。
张先生具有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他的译文一直以汉语地道，擅长使用口语、四字语而著称。由于中英文化和文字的差异，加上狄更斯创作时喜欢用典故、民间传说、风土习俗、谚语等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这些都增加了中国读者阅读的难度。对这些由于文化和文字差异可能带来的易误读或难理解的地方，张谷若先生采用了直译加注释。这样，既不会破坏原作的节奏又能让读者正确地理解作品。像在作品的第一章“呱呱坠地”写大卫出生时周围的人的反应，张的译文表现出对原文的忠实：
收生的护士和左邻右舍的几位女圣人(她们还没法儿和我亲身结识以前好几个月，就对我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了)。看到我生在那样一个日子和那样一个时辰，就煞有介事地喧嚷开了。说我这个人，第一。命中注定要事事倒霉;第二，赋有弄禀能看见鬼神。她们相信，凡是不幸生在星期五深更半夜的孩子，不论是姑娘还是小子，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这两种天赋。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生在星期五深更半夜的孩子是不幸的。为此，作者加了一个很长的注释：
英国民间习俗，认为小孩出生的日子，关系到他一生的贵贱穷达，例如常见的一首儿歌说：
星期一生的孩子面孔漂亮，
星期二生的孩子福禄绵长，
星期三生的孩子多忧多愁，
星期四生的孩子离家远游，
星期五生的孩子仁爱好施，
星期六生的孩子谋生不易，
安息日那天生下来的孩子，
却又欢畅，又聪明，又了不起。
但考恩洼勒郡(Cornwall)的一首歌谣则说：“星期五生的孩子不能把财守。”
孩子的生展亦然。通常以为，大清早出世的小孩最有长命的希望。有的地方，则认为在另一些一定时间內坠地的小孩，必定特别聪明。能看见鬼神的出没。
张先生通过翻译将原文地道的语言文字，地道地翻译了出来，同时加上详细的注释，使读者很方便地就理解了作品。也了解了英国文化。
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原著的语言比较随意，有许多非正式表达，用词比较直白，句子结构大多比较松散，插入语比较多，有许多俚语和非正式的习惯用语，其语言主要属于非正式语域范畴。张谷若先生很好地把握住了原著的语域信息，采取了口语化的翻译风格与之对应。在张版的《大卫·考坡菲》中，他喜欢使用“……啦”，“……来着”等非正式语域范畴汉语，甚至使用山东方言。在译本中我们可以见到诸如：抬杠;听风是风，听雨是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碰钉子;猪摆鼻子插葱，装象;鲜花插在牛粪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装孙子;伸了退了;在下;命根子;听墙根等口语色彩浓厚的汉语，与狄更斯作品中的俚语和习惯用语相对应，张先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译文在形式上与原作的对等。虽然用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俗语来替代了英文的俚语，但读者却能在译文中很好地感受到原著的风格。
张谷若对原著中修辞格与风格的传达更是为翻译研究者们高度评价大加赞赏。
例：
…according to，wild legend in our family，he Was onceseen riding on an elephant，in company with a Baboon;hut Ithink it must have been a Baboo or a Begum.
张谷若的译文：
据我们家里一种荒乎其唐的传闻，所说在印度，一次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马猴，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不过，据我想，和他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的，决不会是马猴，而一定是公候之类，再不就是母后什么的。
原文中的baboon(狒狒)，baboo(绅士)，begum(贵妇)读音相近，为谐音词，张译中的“马猴”、“公侯”、“母后”等几个词也有共同的谐音音素。在董译本中将这几个词直译为“大狒狒”和“贵人”、“公主”，读者却很难将“大狒狒”与“贵人”和“公主”联系起来，原文的意思及谐趣全无。而张的译本虽然与原著有一点出入，但原著的趣味及作品的风格却完全传达给了读者。
张霞在其论文中高度赞扬了张谷若先生。称他在修辞格的转译上“成绩斐然”，她说：“中国读者在阅读张译本时，也会象英国读者阅读狄更斯的David Coppedield原著时一样，时而为作者的幽默、风趣发出会心微笑;时而对其机智、活泼的用语赞赏不已;时而又不知不觉地被极富感染力的行文引入一个特定的氛围，与书中人物同乐同悲。”
尽管张版的《大卫·考坡菲》还存在一些瑕疵，但无论如何，该版本可称是国内目前的最佳译本。如王治国所说：“无论从对原文的理解、风格的表达还是文字的流畅和典雅来看，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水平，应该说是目前狄更斯这一名著的最佳译本。他既不是信笔而意译，也不是着眼于逐字逐句的对译，而是在深入领悟原书之奥秘和作家创作风格的基础上，用优美、得体的文字从原文移译过来，因此，译文往往能保持狄更斯创作中独特地运用形象思维的特色。”的确。张谷若译的《大卫·考坡菲》不仅将原著的内容忠实地传达给了读者，而且它还再现和创造了文学艺术的美感。张先生的成功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中英语言与文化的差异，而且尊重这种差异，他站在接受者一方，寻求与作者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让自己的译文“地道”，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学翻译中的“化”。
以上通过对《大卫·科波菲尔》在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中译本为例来论述了狄更斯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在外国文学翻译和接受方面所走过的历程：晚清时，我们在文学交流和接受中所持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迫不及待地引进外来文学，希望借此来促进中国文学的改良，但由于与西方文学的交流还处于初始阶段，国人包括林纾本人对西方了解甚少，加之中国与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强烈的反差，林纾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节改写，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过滤西方文化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东西，“化夷为夏”，以保住自己的“体”和“本”，所以林译《块肉余生述》虽有新知，但骨子里却浸透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译本与原著相比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为实现其现代转化在努力地“向西”，翻译中的异化倾向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忽视中外文化的差异，只进行简单的语言转换在文学翻译中无法达到信、达、雅，而失去了译人语这块肥沃的土壤，译文必然会贫血、苍白、僵硬。董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样的代表;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和深入，国人的文化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外来文化，文化的包容性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狄更斯小说中所蕴含的异域文化再也不需要改写和替代，而可以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这种语境为译者提供了极大的自由。但即使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要完全做到翻译中的“化’，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化对话，而中西文化在对话中必然会因“文化模子”的差异而产生一些误解，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以什么样的立场来展开对话，狂妄自大、妄自菲薄都是不可取的，要克服“文化模子”，只有在平等的立场上层开对话沟通，才能达成真正的理解。张谷若先生的“原来是地道的语言文字，翻译时也要译成地道的语言文字”这句话，既表现了对原著语言文化的尊重，也表现出一种对本土文化的自信。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所译的《大卫·考坡菲》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学翻译中的“化”。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和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也是我们在文学交流中应有的态度和立场。
责任编辑：莲 郊
明清文学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少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幻想小说、新潮童话异军突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儿童素质的发展。但同时，由于一些儿童文学作家艺术表现手法的单一化、成人化,导致了对儿童素质的负面影响,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20世纪末 ；儿童文学创作； 多元文化； 儿童素质 ； 创新
明清文学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通过阅读英语文学作品，可以更好地感受到国外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点，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深入理解作品的原意带来困难，这就要求作者在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功底以外，还需深入理解中西文差异，可以更为准确地理解作品本意。本文对文学作品中文化差异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原则进行探讨，最后提出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策略。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文学作品;处理方式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会在经济、交际和艺术等体现出来，文学作品可以更好地体现出国家文化。文学作品翻译要深入分析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意识该种差异并不会产生理解障碍，而是更多的反映出文化的多样性，才能更为准确地进行翻译。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要求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可以更为恰当地实现英汉语言的切换，还需要正确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才能达到高水平翻译的要求。
1、文学作品中文化差异的原因分析
1.1生产方式
我国社会发展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农业社會发展是由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决定的，“牛”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是代表着中国农民朴实、勤劳，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会用牛来形容某个人的身体强壮，比如，牛高马大。但欧洲国家与我国的农耕文明有所不同，是以马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以as strong as a Horse来形容某人的强壮，这就是由于生产方式不同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龙”对于中国古代有着很好的象征意义，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会对自然天气形成较大的依赖，龙作入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图腾与象征，具有掌控天气的能力，可以为人们带来降雨，人们自然对龙就会产生崇敬，中国人也将自己喻为龙的传人。龙还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国的皇帝也被喻为真龙天子，还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具有尊贵身份象征，西方国家却将龙视作凶恶的象征，在很多文学作品将龙作为反面的典型。我国原始社会的人们以部落方式进行聚集，会经常进行集体性的狩猎，进入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农耕文化以后，还在传承“集体”理念，大家一起进行劳作和农业生产，中国的集体利益观念很强，会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古代西方文化更注重个人权益，多追求个人利益和自由，生产方式多以家庭为主，这就在中西文化方面产生很大的差异。
1.2思维方式
由于中西方生产方式的差异与经济基础的不同，不同国家人们长期生活在文化差异较大的环境下，就会不断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将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根基，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耕作与作物贮藏方式，稻谷等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农作物，“秋收冬藏”是正是我国人们对农业的总结，而“藏”是非常重要的词汇，更多地体现在农业文化中，是一种比较含蓄的表达。例如，我国古代诗词中的意境都十分深远，很多思想都没有直接袒露。西方国家多以海洋文化为主，渔牧业生产比较发展，该类农作物无法进行长时间贮藏，多会将渔牧所得用来直接食用，“直接”这个词则更为根深蒂固的存在于西方思想当中，在进行文化表达时更愿意采取外放、直接的方式，在西方文化作品中会更为直接地抒发情感。
中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会使得句子结构产生较大的不同。中国文化更注重句子的意合，可以利用不同的分句来将意义表达出来。英语文学作品中更加注重句子的形合，多利用关联词等来体现出句子含义和分句间的关系，例如，“王先生很饿，吃了一些东西”，在进行句子表述时并没有采用关联词，分句相互间的关系比较明确。如果采用英语对该句进行翻译时，却需要利用关联词实现句子间联结，要不然无法反映出句子间的关系，可以译作“Mr.Wang was very hungry，so he ate a lot of food”。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文学作品中还体现在价值观念中，我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通过持续提高自身修养与能力，注重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多会对自然进行描述与歌颂，而西方渔牧文明中具有人定胜天的思维理念，很多文学作品中更多地体现出与自然搏斗精神。
2、文学作品中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处理原则
2.1通顺、忠实
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需要合理、恰当地进行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还需要准确应用多种词汇，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来进行合理转换，绝不可以将语言表意进行生搬硬套，机械地将英语词汇翻译为汉语，全面考虑语言环境带来的影响，可以使句子翻译起来更为顺畅，是将文学作品成功翻译的重要一步。再者，还需要充分尊原著，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以前，需要对整部文学作品主旨进行深入地理解，再对西方文化进行分析，将作者表达的多种意蕴进行准确的表达，以上述内容作为基础来进行语言上的创新性翻译，但不可以脱离原著主意，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翻译。
2.2灵活转换
文学作品翻译需要以尊重作者原著作为前提，还需要根据国家文化特点进行艺术性创造，根据作品具体情况进行灵活转换。比如，在对英文作品《茶花女》进行翻译时，存在着如下句子：“for in Paris the lovers of any celebrated courtesan see each other everyday”，权根据字面意思将“see each other everyday”直接翻译为每天都见面，则不会准确地将作品原意表达出来，也不具备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需要对作者表达的意义进行深度考量，可以将该句创造性地译作为“密友”，这样才会更加生动、贴切。
2.3直译和意译
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也应该以直译为主，意译作为辅助，比如，在对句子：“True enough，but teething pains are natural.”采取直译的方法会将句子译作“足够真实，但牙痛是自然的”，但应该将该句与上下文进行对照来翻译，可译作“很正确，可轻微的疼痛也很自然”，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地将作者本意翻译出来。
3、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策略
3.1提高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视程度
受到传统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中西方在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有着很多的不同。尤其在文化方面，很多重要意象在东西方人们心中会代表出不同感情。在文学表达方面，中国文学作品多追求表意传神，会以更为含蓄方式将内心情感体现出来，西方文化多注重将心里情感进行直接表露，更加奔放和真挚，在句子结构方面也有着很多不同。在对中英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应该提高对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视，多了解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与联系，不断提高语言方面的素养，更为准确、恰当地将文化差异体现出来，这样才能好的翻译作品提供给人们，不可以由于翻译不当而产生歧义。只要对中西文化进行兼修，做好翻译工作前的准备工作，深入研究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再结合文学作品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来进行翻译，才能更为准确地还原作者的本意。
3.2合理应用动态对等翻译理论
对文化作品中信息转换来说，需要通过恰当地语言转换来体现出作品表达的意思。动态对等翻译理论侧于篇章、词汇和文体上的对等，从上述三个方面来更为准确地表达出作品中的意蕴与内涵，还可更好地体现出作品中的文化特色，才能让读者感受到两国文化差异带来文学上的美感，但需要注意如下问题：1）应该合理应用两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来体现出文化差异，尽量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把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意思体现出来，更好地尊重作者的本意，还可以传递出差异化的文化特色。2）为保证翻译后的文学作品更贴近于原著本意，需要在文章形式方面进行合理地取舍，从文章的整体形式出发，才能进一步提高文学作品翻译的准确性。3）如果在对文章形式进行取舍以后，还没有将作者的本意表达清楚，还不能有效处理文化差异带来语句上的歧义，应该进行重新创作后再进行翻译，这就要求文学作品翻译人员通过不断提升文学修养，了解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具备更为丰富的语言文化知识，这样才能在面对文化差异做出准确地翻译，避免给作者带来歧义。
3.3合理选择处理方式
一般情况下，在处理中西方文化作品差异带来翻译上的困扰时，可以采取如下方式：1）异化。该种处理方式以作品原文语句作为导向，不可以偏离原著的意义来进行取舍。2）在对原著进行翻译时，可以合理添加放译入语，虽然该种方式比较直白，可以更容易让作者对原文进行理解。从本质上来看，上述两种处理方式都以读者心理作为翻译基础，但在翻译过程中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种方式更为关注文学作品价值导向，通过价值导向来引导读者来理解作品原义，第二种方式采用归化处理方式，这样可以更为直接、浅显地让读者理解作者原意。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过程中，还需要充分结合作品题材与特性来过时行合理选择，例如，在对具有较强科普性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可以采用更为合适的译入语，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科普知识的内容。而针对文学性、艺术性较强的作品进行翻译时，可以利用异化的处理方式，这样才能让作者更好地感受到作品所表达的意蕴，深入领会到翻译工作的精髓。
4、结束语
中西方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文化风格迥异的文明，在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该种差异会在文学作品有所体现，从会多个方面的表现出来，为了将中西文化更为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需要结合作品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来进行处理，还需要翻译人员不断提高文学修养，深入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才能准确地将还原作者的本意，防止给读者带来歧义上的困扰。还应该按照通顺忠实、灵活转换、直译与意译结合的原则，针对不同的文学作品采取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方可以更好地还原作品原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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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冬梅.中西方文化差异背景下英美文学作品翻译分析[J].北方文学，2020（14）：103-104.
明清文学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通过对高职高专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当前高职高专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的问题所在，并对传统文化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职高专 文秘专业 传统文化教学 调查报告
一、案例背景
在高职高专文秘专业实施传统文化教学，既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又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专业素养，为学生的短期就业和整个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证。这一点虽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传统文化教学“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持何种态度？高职院校的传统文化教学究竟是何种状况？
为解决以上问题，也是为高职院校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改革探究新的方法和思路，“高职高专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研究”课题组成员按照课题的分工和计划，经过反复讨论和分析，编写了“高职高专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并在包括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在内的郑州市的四所高职院校的文秘专业学生中展开调查。此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7份，回收率82%。问卷主要从“教”与“学”两个维度展开，重点在“学”的维度。“教”的维度主要包括高职院校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情况、师资力量及教师授课状况等；“学”的维度主要包括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状况、重视程度、兴趣点以及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等。
二、调研分析
通过对247份有效问卷的科学分析和考量，课题组在认真汇总、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高职高专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现状，并作出以下分析：
（一）高职院校传统文化课程设置及授课情况
随着“国学热”的再度兴起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全面要求，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都能意识到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文秘专业的学生。在调查的四所高职院校中，所有学校的文秘专业都有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比例达到100%。在课程的定位上，能够涉及传统文化知识的《大学语文》《古代文学》等被列为专业必修课，而类似于《传统文化概论》《民俗文化》等同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课程则被设置为选修课。关于授课情况，38%的学生认为授课质量非常高，学生非常满意；51%的学生认为授课质量良好，基本能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只有10%的学生认为授课质量不高，致使学生无法对学习产生兴趣。
（二）学生对传统文化课程认可度调查
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意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能够传承文化（91%），拓宽知识面（88%），修身养心（85%），对自己将来就业有所帮助（53%），没有人认为学习传统文化毫无意义。对于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51%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46%的学生认为可以开设，1.6%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开设，可以自学，没有人认为不需要学习。
由此看到，对高职文秘专业学生而言，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主要意义在于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而在有助于专业素质提升和就业这一点上，很多学生还没有意识到。另外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几乎所有学生都认为文秘专业需要开设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而认为非常有必要的也占到了一半以上。这就坚定了我们在文秘专业实施传统文化教学的信心和决心。但是，对文秘专业学生而言，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不能仅停留在提升人文素质的层面，还要扩大到专业素质的培养的层面，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一是因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知识确实有助于学生提高专业素养，如职业道德、礼仪知识、人际沟通、公文写作、档案管理等；二是只有将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同专业能力的提升相结合才能引起学生更多的重视。
（三）高职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边缘化”原因调查
传统文化教学在高职文秘专业被“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何在？我们通过此次调查也找出了部分原因。67%的学生认为传统文化知识涉及面广，内容庞杂、零碎，没有完整的体系，学习起来难度较大；36%学生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没有必要学习；55%的学生认为学习传统文化不能带来实际利益，对专业课学习帮助不大，不愿意学习；42%学生认为课业任务较大，没有时间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传统文化教学“边缘化”的原因可从两方面探讨：
从传统文化自身而言，其一，传统文化本身博大精深，内容庞杂，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恰当的切入点，学生学习起来确实会感觉无从下手；其二，在先后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个传统文化的断层期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国人来说确实有些陌生，再加上当今社会的价值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这是传统文化教学“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从学习者角度而言，高职高专教育“一切以就业为指向”的思路直接导致学生将学习重点放在专业课学习当中，再加上传统文化知识确实不能为学生短期就业带来实际利益，所以，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和无限的专业知识、技能的矛盾中，传统文化知识被学生置于“边缘地带”。
（四）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途径调查
在“国学热”渐趋渐浓的大背景下，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信息获取途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途径也越来越多。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知识的途径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学校学习（40%），其次是其他书刊（23%），接下来是电视、网络和报纸等媒体（19%），还有少部分学生了解的传统文化知识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和影响（18%）。
可见，学校仍然是普及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要阵地，教师和课堂的作用仍占据统治地位。其次是社会因素，整个社会宣传和倡导的走向会影响到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最后是家庭因素。整个家庭的文明程度，对文化的重视和关注程度以及长辈对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都会对传统文化深入大学生内心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要想使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并产生积极的学习意愿，就要实现学校、社会和家庭的三结合。当然，这三者当中，学校教育还是重点，高职院校要意识到这一点，真正重视传统文化的教学，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不断充实师资力量，积极探寻传统文化教学的新方法、新途径，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中起到中坚作用。
（五）高职文秘专业学生掌握传统文化知识状况调查
此次调查中也涉及到了一部分传统文化掌握程度的题目，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情况不容乐观。
关于古代的修身养德的名言警句，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凋也”等，仅有72%的同学完全回答正确，43%的同学大致知道其含义所在，21%的同学能精确指出其来源和意义；
关于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四书》《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等，有61%的学生知道有这些名称，能全部列出书名的不足2%，答出一半的不足8%。没有一人看完四大名著，只有57%的学生全部看完由四大名著改编而成的电视剧。
有82%的学生都学习过书法，但真正坚持下来的不足8%；对于书画之类的传统文化艺术常识，学生也知之甚少。如中国古代三大行书名作，能够完整回答作者和年代的只有17%，对于三大行书的内容，能够说出大概的只有9%，能够流畅说出几种书体演变顺序的只有33%，而这些书体的特点只有不到5%的学生能够粗略回答出来。
文学知识的掌握情况较好。对于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学生基本上都能回答出来其作者和含义，正确率在75%；文学史上的名人，基本上都能说出其生活年代、代表作品和经典名句，正确率在68%。这都是学生多年反复学习文学知识的结果。
总体来说，高职文秘专业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情况与我们所预期的相差较远。作为文秘专业的学生，在经过近十年的母语学习后，对祖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才达到如此程度，确实有些令人惊讶。这种状况，无论是就传统文化自身的传承和发展而言，还是就学生人文素质以及专业素质的提升而言，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三、对调查结果的思考
对调查结果的思考我们也从“教”和“学”两个维度展开。
（一）在“教”的维度，“重视”二字应放在首位。从调查结果来看，这四所学校都设置有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但都是选修课，并且有的是针对全校学生而非仅仅是文秘专业学生。所以，单从“重视”这一点上，学校就做得不够。学生学习知识有一定的盲目性，需要学校、教师去引导，如果学校不能给传统文化课程相应的重视，那么，很少会有学生也会认真对待这些课程，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改革”亟待实施。传统文化教学的改革，包括了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教师要根据高职文秘专业学生的实际，不可过分求高求深，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将正确的学习理念传达给学生，了解学生的兴趣点、薄弱点、关键点所在，采取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方法，不仅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更要将知识内化为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二）在“学”的维度，“态度”放在首位。总体而言，在当前“国学热”的社会背景下，大部分学生都对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希望能够习得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增加自身的人文素养，但在课程的学习上，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繁重的学习任务和有限的学习时间，很多学生不得不把精力放在了专业课的学习上，对于传统文化课程，大部分是抱着修学分的目的，被动学习。所以，端正学生学习的目的和态度尤为重要。
其次，以知识的学习为载体，将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作为终极目标。高职文秘专业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状况令人担忧，而知识的积累对学生的就业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充实知识是首要问题，但是，知识的学习只完成了学习的一小部分，如何将学到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为自己的就业增加砝码，为职业生涯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也是高职文秘专业学生需要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
明清文学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地方历史文化，此前，各地的教学中都非常注重对地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本文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进行综述，指出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和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地方历史资源；历史教学；研究综述
目前，与地方历史文化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相关的著作还未出现，说明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为了了解地方文化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用的具体情况，笔者利用中国知网采用“中学历史教学”、“地方历史文化”、“福建地方史”、“闽文化”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其研究成果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两篇教育硕士论文和一篇期刊论文，一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毕业论文“地方历史文化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开发应用——以新疆地区为例”（曹志学，2015年），对新疆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整理，简单阐述新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所起的作用。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硕士毕业论文“南京地区的历史课程资源及其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开发和利用”（姜元忠，2004年），该文从南京地区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角度，结合中学历史教学实际，分析了南京地区现有的历史课程资源的现状以及应用的问题。张林撰有“浅谈吉林乡土历史资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开发利用”一文，该文通过乡土历史课程的概念分析其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并且对吉林地区的乡土史资源进行整理。这些文章侧重于对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整理，却缺乏实践性，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最终要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得到利用，才能实现其价值。
二、 地方历史资源与中学历史教学的结合。这一方面的研究已有数篇教育硕士论文和期刊论文进行了专题研讨，提出了较有价值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毕业论文“地方历史资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陕西地方历史资源为例”（李久荣，2015年），详细论述地方历史资源在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如开展专题讲座和课外活动等等。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毕业论文“承德地区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地方史资料的应用研究”（许徳欣，2011年），文章分别论述了中学历史教学与地方史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通过实践研究中学历史教学与承德地方史结合的方法。何映菊在“浅谈在广西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实践地方史教学”一文中阐述了中学历史教学中实践地方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实践方式。黄杰在“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渗透与联系”一文中，从中考命题角度出发，以《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一课为例，简单概述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紧密结合。袁曙光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历史教学的整合研究——以亳州地区为例”一文中说明了历史教学中引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意义，整合亳州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概述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方法。这些研究成果注重地方历史文化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并且能够对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同时提出方法和策略。从这些研究成果可见，开发和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不管对于文化的发展还是学科的教学都具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三、 其他学科领域对闽文化的渗透研究成果。目前有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毕业论文“厦门摩崖石刻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廖邦，2006年），文章着重分析和探讨厦门摩崖石刻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和在中学语文学科教学中利用的价值。王丽芬在“论闽文化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一文中主要说明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合理有效地引入闽文化因素。皮伟在“地方历史文化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以闽地历史文化为例”一文中主要论述地方历史文化在《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作用。这些成果是语文学科或者大学历史课程对闽文化的研究。
四、 关于闽文化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仅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毕业论文“泉州市中学乡土历史教学研究”（姚风华，2009年），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毕业论文的“人文旅游资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以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为例”（姚承霞，2003年），这两篇文章都侧重于探讨泉州地方文化作为课程资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渗透。研究的领域过于狭小，所涉范围也仅限于局部地区。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者都非常重视地方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在教学中的应用。但是，作为中学一线教师，本人深刻的认识到中学历史教学的课时有限，过度的课程开发如果无法应用于教学，也是无用的。因此，笔者觉得研究应立足于中学历史教材和课标，对于其中涉及的地方文化知识和考点进行梳理，尽可能发挥地方文化元素在教学中的应用，促使学生在掌握中华民族宏观历史文化的同时促进地方文化的了解。
以闽文化为例，闽文化内涵深刻，内容丰富，它包括了闽历史长河中的所有积淀，历史人物，民族精神，地域特色等等方面均是其具体的呈现载体。所以本人希望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提升闽文化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渗透和应用，比如说，地方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形成，历史人物的影响力等等，让高中生通过历史教学提升对闽文化的认知，从而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为发扬闽文化和促进有效教学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曹志学.“地方历史文化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开发应用——以新疆地区为例”.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毕业论文，2015年.
[2]姜元忠.“南京地区的历史课程资源及其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开发和利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毕业论文，2004年.
作者简介：
吴慧琴，现就职于福建省福安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