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科技的新农村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地方农业期刊与当地农业发展息息相关，为农业发展提供科技信息及学习交流平台，同时也繁荣了农村文化、经济事业，宣传了农业发展动态，加强了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积极有效地为新农村建设发展服务。但是地方类农业期刊在发展中也面临许多制约因素，如作者读者群体受限、受到体制制约等因素影响。本文在分析相关制约因素后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农业类期刊；制约因素；对策
传播、推广最新的农业科学知识和科技信息是农业科技期刊的首要任务。农业科技期刊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学术类期刊，一是技术类期刊。其中学术类期刊的作者和读者群主要是大专院校师生及农业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技术类期刊则侧重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读者主要是农技站技术人员及普通农民。地方农业期刊大多属于后者，在新的发展形式下，地方农业期刊要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和全面振兴农村经济服务。
1 地方农业期刊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1.1提供农业科技信息，宣传农业发展动态
根据国情制定的各阶段农业发展政策需要不同的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便农民能够及时、准确快速地了解国家政策，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农业类期刊尤其是地方技术推广型农业期刊代表了一定时期农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代表了农业技术发展的最新方向。作为传统的宣传媒体，地方农业期刊与农民、农技推广人员紧密联系，宣传报道当地推进自主创新、促进本地农业经济健康、繁荣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同时也搭建了地方农业与全国农业沟通交流的桥梁[1]。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时期，地方农业期刊在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各种政策、信息的同时，也转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观念，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1.2 提供学习交流平台，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地方农业期刊作为农技推广的重要刊物，为农业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也为农民和农技推广人员提供了最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当地技术推广管理部门水平的提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加强了农技推广体系的建设。
1.3 繁荣农村文化、经济事业，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地方农业科技期刊作为农技推广交流的平台，与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加强农技推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农业科技期刊作为农业技术宣传、引导、交流的平台，与广大农民、农技推广人员密切相关，向农民及涉农企业提供农技咨询服务的同时，提高了农民的专业技能，增加了农民收入，取得了可喜的经济效益，积极有效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2 地方农业期刊面临的制约因素
2.1 作者、读者群体受限，期刊评定处于劣势
地方农业期刊主要以技术推广为主，作者和读者群主要是普通农民和农技推广人员，这就决定了地方农业期刊所刊发的文章以技术应用为主，实验研究为辅，试验研究类的学术类文章更多地集中在影响因子高的学术型期刊中，这就导致地方农业期刊在学术期刊的评定中处于劣质。
2.2 地方农业期刊受体制影响处于边缘化境地
地方农业期刊大多数隶属于地方科研院所、各大高校、以非独立法人编辑部的形式存在于事业单位中，属于单位的附属部门。受体制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实行企业化管理，期刊编辑部的编辑在项目申报和职称晋升中不受重视，处于被边缘化境地，大多单位新进人员不愿意到期刊编辑部工作，人才难以引进、办刊经费不足、稿源减少是大多数农业类期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
3 发展地方农业期刊的有效应对措施
3.1 稳定人才队伍，突出特色，提高期刊核心竞争力
人才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期刊编辑部首先要做好与主办单位的沟通，积极为编辑部争取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其次，地方农业期刊应针对地方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突出优势，开办相关的特色栏目，对地方特色农业进行针对性的报道，同时采用灵活择稿策略，实验研究的学术类稿件与技术推广普及性稿件兼收并蓄，增大对生产技术类稿件的选用量，扩大与农业相关学科的联系，突出自己的特色[3]；最后，应细分读者市场，吸引特定的读者群和培养稳定的作者群，同时要找准期刊定位，及时调整办刊思路，加强各地农业期刊相互间的交流、沟通，取长补短，提高期刊核心竞争力。
3.2 创新经营模式，实现期刊的稳定发展
地方农业期刊要创新自己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探索刊群联合经营模式，组建出版集团或期刊联盟[4]，优化资源配置，节约管理成本，走集团化发展道路，有效地开发利用社会资源，扩展发行渠道，实现期刊快速稳定发展。
办好地方农业期刊，要把握农业科研与生产的内在联系，立足服务基层，服务生产。根据自身的读者定位、内容定位，不断拓展报道领域；根据农业经济发展及农技成果转化推广的需要，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打造地方特色农业，建立长远的品牌目标，在竞争中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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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陶玲，本科学历，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期刊编辑出版及农业生产中物联网建设应用方面的研究。
民生科技的新农村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近十年来，农民组织化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学术研究的热点。梳理相关文献，研究主要涉及了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农民组织化的动力机制、农民组织化的载体、农民组织化发展模式及农民组织化发展困境等内容。但在农民组织形式创新、组织绩效、组织文化、农民主体地位等方面仍很薄弱，有待于深入研究。
关键词：农民组织化 近十年 文献综述
收稿日期：2013-06-25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发展对策研究》（11BZZ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蒋永甫，男，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何智勇，男，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甘凤，女，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近十年来，有关农民组织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文献。研究的内容包括：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论证、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探讨、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载体争论以及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模式选择等。梳理相关文献，有利于我们把握学术研究的动态和进展，紧跟学术前沿，在总结研究成果和分析研究不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问题意识，明确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研究
农业非集体化改革以来，家庭承包、分户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农业生产的分散化带来了农民的原子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克服农业分散化和农民原子化的出路就在于推动农民组织化发展。关于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一些学者主要从政治发展角度论证了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程同顺（2006）认为农民组织化有利于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保证农业政策有效实施、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丰富农村自组织资源以及实现未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1]。韩俊魁（2008）以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为例，指出贫困农村社区新农村建设亟需解决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双双下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组织化基础上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所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十分必要[2]。
但更多的学者从农业产业化经营角度论证了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张红宇（2007）认为，在建设现代农业、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落实支农惠农政策、增强农业竞争力、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等方面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3]。咸春龙（2002）认为，农业产业化需要农民组织，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与纵向一体化[4]。王智军、项生华（2000）则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指出农民组织化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农村社会的政治参与机制以及强化农村社会工作[5]。何格（2011）从土地流转的角度指出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促进适度规模经营、保障流转农民权益、确保土地的基础性保障作用、保障农产品安全的基本路径[6]。尽管立论角度不同，但在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方面，学界基本上形成共识。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警惕农民组织化的“陷阱”。如贺雪峰（2011）指出让农民组织起来，有可能只是让农民资本家组织起来，而农民则受到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农民组织化的关键应该看是谁在组织以及怎样组织[7]。
二、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关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即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混合机制。
一些学者认为，农民组织化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户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市场竞争和市场风险促使农民组织起来。因此，市场机制在推动农民组织化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牛若峰（1998）认为，农民自由联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合作社是农民自由联合的最佳组织形式。小农户要真正与大市场接轨，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进行生产、发展农产品运销和加工，就必须组织起来[8]。高宝琴（2011）指出，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是农民组织化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和产权多样性对农民组织保持活力与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它有助于多元主体参与博弈与合作机制的形成，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9]。
另一些学者主张通过政府力量促进农民组织化的发展。在程同顺（2004）看来，中国农民缺乏自主建立自己组织的传统、经验和能力，政府应在农民组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的作用于[10]。郭勇（2009）认为，农民组织化发展很大程度依靠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从而把“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职能交给农民组织并逐步制度化[11]。谭江蓉、乐章（2012）指出，农民组织是在国家支持下地方政府努力进行的乡村秩序建构的产物，说明政府在农民组织化发展中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12]。
还有一些学者结合两种观点，运用政府与市场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农民组织化的动力机制问题。张红宇（2007）分析了政府扶持与市场运作的关系，指出政府扶持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前提，但必须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的扶持以尊重市场规律和不干涉农民组织的正常运营为前提；政府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和农民组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围绕加大政策扶持、提供公共服务、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农民权益四个方面推动农民组织化发展。谢舜、蒋永甫（2010）通过个案分析说明在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中引入政府力量能够弥补市场发育的不足，是促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生长的有效途径，但政府权力的介入可能改变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性质、功能和运作逻辑，因此需要平衡“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既要发挥市场力量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引入政府力量，以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13]。曹海林（2012）阐明了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组织制度安排要求政府与市场双重引擎带动，但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因此，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也就要求政府与市场双重引擎达到均衡运作[14]。
三、关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载体研究
农民组织化发展需要通过农民组织这个载体才能实现。在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载体方面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谢舜、蒋永甫（2012）指出，从村民委员会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趋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重要组织力量，扩大其规模、增强组织自主性，扩展组织功能，增强组织复杂性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15]。朱琳（2005）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作为农民组织化的载体，不一定是经营效果最好的组织，但却是农民可以依赖的组织[16]。梅德平（2005）认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17]孙强（2002）认为，随着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的日益加深，需要尽快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农民增收，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主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使其成为加快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选择[18]。刘清芝、王勇（2008）认为，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已经成为提高农民（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并进一步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农民组织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社会化、布局区域化”的优势，适应了农业现代化的需求，是农民组织化的重要载体[19]。韩淑明（2007）对潍坊市的实地考察证明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解决了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矛盾，是农民组织化和农业规模化的主要形式务，是未来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方向[20]。
第二种观点强调村委会作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载体作用。范金良、宋桂兰（2002）认为，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需要坚定发挥村党委的核心堡垒作用，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大力开发村民组织以维护村民利益的功能[21]。赵泽洪、张庆（2006）认为，新形势下农民组织化发展的优选路径是以村委会的规范发展带动其他体制外农民组织形式的发展[22]。高黎（2005）指出，作为类政权性质的村委会分布广泛、对农民切身利益影响最大，具有权源于民并寓于民的“草根性”，是农民表达与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组织依托，是农民政治组织化发展的趋势[23]。
第三种观点认为农会既是农民组织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农会不仅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帮助农民抵御市场风险，还会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建立中介桥梁，有利于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农村社会稳定。于建嵘（2007）通过对台湾“农村建设”经验的介绍表明，农会是以农民为主体，体现了农民意志和利益的农民组织，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通过农会可以得到真正的实施，因此农会是农民组织化发展和组织创新的重要选择[24]。王桂林、师继锋（2006）认为，农会作为农民组织化的重要载体和路径选择，不是一种社会对抗组织，而是一种社会协商和整合组织。农会可以增加农民社会活动能力，填补农村的政治管理体制存在的真空，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要求[25]。张扬（2005）指出，农会并非“洪水猛兽”，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建立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而农会是以“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效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林经济”为宗旨的组织。因此，成立农会是建立农民组织不错的选择，也可能是成本最低的抉择[26]。
在村民自治组织日益行政化、空壳化的条件下，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实现农民组织化的可能性不大。而农会作为一种综合性组织，它可把全体农民的利益整合起来与政府对话，影响国家的农业政策。尽管一部分学者主张以农会作为农民组织化的载体，但是否应该建立农会仍存在很大的争议，且政策空间不大，所以把农会作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有效载体仍缺乏经验证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维护和保障农民权益方面的作用虽不如前两者，但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组织农民方面的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当前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成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也将为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线索和方向。
四、关于农民组织化发展模式的研究
关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模式，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即龙头企业推动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农民经纪人模式以及政府主导模式。
龙头企业推动模式又叫“公司+农户”模式，是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围绕一项或多项产品，形成“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的经营组织形式。农户与企业建立利益相对稳定的购销关系，通过规范化的购销合同，形成了一定的利润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27]。王成（2005）指出，龙头企业带动型即“公司+农户”的组织方式，组织间可以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好处，灵活进出市场、抵御市场风险[28]。李桂丽、霍学喜（2009）认为，我国农民组织化发展必须坚持多元化差别发展模式，即“公司制企业+政府服务组织+农户（农场）”，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时，应组建“公司+农场（或农厂）”的高级组织模式[29]。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如冯开文等（2010）认为，在“公司+农户”模式中，存在两个利益主体的“先天缺陷”。不同利益主体导致高交易成本，没有真正形成“利润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农业新技术推广难、农村基础设施改善难[30]。熊红颖等（2007）认为，龙头企业推动型的优点在于签订合同减少了农户生产的盲目性，降低了市场风险，企业也获得了稳定的货源，保证经营的稳定性，但存在违约的可能[31]。 总之，龙头企业推动模式是一种通过农业组织化推动农民组织化的模式。
合作社模式就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来推动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阶段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具备一定的数量规模，且呈现出不同类型和专业分工的组织形态。一些学者主张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来推动农民组织化发展。张红宇（2007）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是新时期发育和选择农民组织化形式的重要模式，因为它既考虑了传统意义上农民组织起来克服生产经营困难和降低交易成本、化解市场风险的意义，又考虑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实施现代经营理念和促进一体化发展、提升农业竞争力等多重效应。张翠娥、杨夏玲（2012）指出，农民应通过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起来以共同抵御外部市场风险，它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有效形式[32]。张晓山（2003）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角度指出，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其经济和社会的合理性[33]。
经纪人带动模式，即中介组织或者能人牵头型的农民组织化发展模式。史冰清、孔祥智等（2013）基于三省实地调研的数据表明，农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从低到高依次是经纪人带动型、企业推动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型，农户实际参与市场的最主要方式是经纪人带动型。虽然农民经纪人模式具有灵活性，活跃了农村的商品流通，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但其缺陷在于农民经纪人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行业管理[34]。邓丽霞（2003）认为，农民经纪人作为联接农民与市场的纽带，是最简单的农民组织化发展形式，是农民凭借个人的经营能力和实力，以及他们拥有的经营产品、信息、渠道、网络等资源进行的农产品营销活动[35]。宗文昊（2009）认为，随着农村改革成长起来的农民经纪人具有信息、市场、资本等，对农民影响最直接有效。通过利益因素共同组织起来，联结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构筑市场销售网络，把农民带入市场，为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发挥了巨大作用[36]。
政府主导模式强调政府在农民组织化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刘宁（2008）指出，政府必须在农民组织化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应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加快立法步伐，提供制度保障；加大扶持力度，提供发展空间；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培养组织的带头人[37]。程同顺（2003）指出，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化发展模式，政府既要发挥主导和支持作用，同时不能操之过急，应先示范后推广[38]。政府除了发挥主导作用外，还要为农民组织化发展提供制度环境，构建风险防范机制，推进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营造有利于农民组织顺利发展的外部环境等。
以上四种模式，各有利弊。“公司+农户”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农业组织化模式，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农民组织化发展。政府主导型模式容易忽视农民的主体作用，尽管可以大大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一种内源式发展。合作社模式通过坚持农民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合理性、灵活性和有效管理的优势，克服了家庭经营分散、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小的弱点，但是，同经纪人模式一样，是一种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但主要依赖于经济能人的带动。不同农村的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决定了不同的农民组织化发展模式。
五、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关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困境，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农民自身素质和政府政策两个方面，且以政府政策方面探讨居多。
于亚文（2004）认为，农民的文化技术、思想素质差，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以及缺乏政府及时引导和强有力的物质、制度支持是造成农民组织化发展困境的主观和客观因素[39]。汪力斌等（2005）指出，农民经济理性的驱使加重了农村资金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不稳定，国家多头参与、资金分散、支持无力以及外部缺乏有利的制度环境、内部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是农民组织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40]。郭荣军（2007）认为，农民政治意识淡薄和农民经济利益短视构成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困境，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则使农民组织化发展缺少发展空间，法制建设滞后使农民组织化发展缺乏法律支持[41]。宋启超（2007）把农民组织化发展困境归咎为全能政府在农村行政和经济方面的过度管制、行政管理上的地区分割、农村户籍和农民身份的城乡二元结构、土地经营体制以及农民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不高、民主法制意识弱等[42]。赵泉民（2005）认为，农民个人缺乏独立的“经济人格”和其市场主体地位的残缺已日益成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根本性阻抑因素[43]。王桂林、师继锋（2006）认为，现阶段政府占据有收益的涉农领域导致农民从组织化中获取的利益有限，而政府未明确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降低了农民的组织积极性，政府缺乏贷款、税收等优惠政策使农民组织发展很艰难。此外，农民群体中缺乏有组织才能的知识分子、企业家等优秀人才也是其发展障碍。
针对农民组织化发展面临的诸多困境，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普遍认为，推动农民组织化发展，必须尊重农民意愿以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发展农村教育，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除此之外，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确立农民组织的合法性，减少行政干预，确保农民自发、自主组建种类和形式更多的农民组织。
六、研究发现与展望
本文主要以农民组织化的相关研究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相关研究集中在农民组织化的概念与必要性、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载体、农民组织化发展模式以及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等五个方面。有关农民组织化发展的研究实现了知识的积累和认识的提升，在一些方面形成共识，在另一方面仍存在分歧和争论。
1.研究发现。
（1）尽管有关农民组织化的定义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已成为学界共识。即在农业市场化条件下，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农民组织化可以改变农民家庭经营以来的原子化、分散化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状态，符合农业市场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也为农民的利益维护和表达提供了秩序性的组织路径。
（2）在农民组织化的动力机制问题上，单纯的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均存在问题，为了克服两种机制的弊端，必须结合市场与政府两种机制，即在农民组织化发展中，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引入政府力量，以促进农民组织化的快速发展。
（3）关于农民组织化的载体，存在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农会三种不同观点，反映了学者们对农民组织化发展的不同现实关切。从目前农民组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无疑是农民组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但是必须看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仍然不是农民组织化发展最终目标。从组织的复杂性、适应性、自主性等衡量组织制度化程度的要素来看，促进农民组织化朝着更加复杂的、功能多样的、自主的方向发展，农会将成为未来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方向，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观察。
（4）关于农民组织化发展模式，在实践中比较流行的是龙头企业推动模式和经纪人模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农民组织化和农业组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实现农业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农业组织化可以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但其本身并不等于农民组织化。
2.研究展望。
（1）关于如何创新农民组织形式，扩大现有农民组织规模的问题。积极探索新的农民组织形式，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不同领域、不同农民组织的相互联系和整合问题，以及农民组织化及其程序设计对于乡村秩序的构建和乡村社会的治理将是以后研究的一个重点。
（2）关于农民组织化的主体问题。农民是农民组织化的主体，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往往利用其强势地位“组织农民”，以行政手段推动农民组织化。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快速推动农民组织化发展进程，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农民“被组织化”以及农民组织“行政化”。如何界定农民组织化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建构农村场域的政社关系，使农民组织摆脱“行政化”的宿命和趋势值得进一步探索。
（3）关于农民组织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问题。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农民组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农民的经济和政治权益，二者可达到良性互动。但是，农民组织化发展明显滞后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在公司（龙头企业）+农民组织这种主要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中，农民组织体系不完备导致农民组织化力量十分薄弱，二者未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比较脆弱，容易出现分离或不合作行为，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4）关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对策。农民组织化发展离不开政府立法和相关政策扶持，也需要加强对农民组织化的知识和技术培训以及加大对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投入。但是，更需要思考和关注的是，在农村已存在各种类型的农民组织如村委会、党支部等类政权组织、农民组织合作组织、社会服务组织以及维权组织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农村组织资源的整合，建立综合性的农民组织，以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理论论证。
（5）关于农民组织化的制度安排和合作文化构建的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来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但绩效如何、如何改进和提升还鲜有涉及。此外，农民组织化体现了合作精神，但自古以来自给自足的分散小农经济使农民合作精神缺乏，更有学者认为小农“善分不善合”，在此种语境之下，如何构建新型农民合作文化、畅通农民合作网络仍是一个需要开拓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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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任浩明
民生科技的新农村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打造“潍坊模式”升级版的不断推进和电子商务在农村得到普及的时代背景之下，农业产业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了能够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国家对农村的电子商务发展和品牌化农业建设给予了更多的政策扶持，本文对在“潍坊模式”升级版的背景之下潍坊农村电商发展和相应的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力量基础、实施现状和改革措施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潍坊模式”;农村电商;品牌农业建设
在改革开放以来，潍坊市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各届领导干部的团结协作和积极带领下，充分发挥了当地原有的产业优势，在当地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支持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在长久的探索和总结中得出了新时代对于农村进行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极其具有参考价值的“三农”工作经验模式，也就是本文所提到的“潍坊模式”。“潍坊模式”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诸城模式”，这个模式当中包含了不同城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行社會主义现代化改革和发展所进行的探索和积累的发展经验，对于发展过程中普遍遇到的农业产品滞销，农产品产量难以提升以及产品流动性不强、受季节约束程度大等问题进行解决的具体措施和经验探讨。第二部分是“寿光模式”，在改革开放和农村产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寿光对于蔬菜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产业化、标准化建设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并且积累了较多的成功经验，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对蔬菜种植技术、产业化经营模式和蔬菜质量标准评定等分析和研究。第三部分是“潍坊模式”，这部分内容的关注点在于将农村和市场之间的鸿沟通过政府的介入和指导不断缩小，实现农村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能够与市场的实际需求具有较好的吻合程度，并且改变传统的农业分散小农户经营的模式，将不同地区在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取得良好实践效果的做法进行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之上，为每个地区创立当地的龙头企业，并且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将之前的经验有机结合，付诸实践。
一、品牌农业建设概述
“潍坊模式”升级版的提出为山东省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的回乡创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潍坊模式的实践过程当中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对经济的良好把控和调整。在农村经济的转型和跨越发展过程当中，政府对其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进行了及时和准确深入的参加与指导，帮助农民解决了和市场之间沟通困难的问题，有效推动了潍坊农村的现代化和产业化建设，使得市场资源的配置分为科学化和合理化。并且也形成了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机融合发展的全新发展态势，将农产品的加工产业和农村的服务业发展有机融合在一起，不同的农村企业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协同发展，推动了农村农业产业链的形成，农产品的价值在经过加工处理和服务业的宣传之后得到了大幅度的上涨，为农村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奠定了基础。而近年来，线上销售的模式得到了十分广泛的推广，可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如果能够建设农村农产品品牌，并且通过电商销售的模式对农业产品的销售途径进行改革和转型的实践，对推动农村产业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也将使得“潍坊模式”升级版在新时代发挥出更大的时代价值。
二、农业品牌化推进山东新农村建设的机理
农业品牌化是山东省为了能够推进三农振兴的步伐而在近年来对农产品质量的提升进行积极有效的控制和管理的方法途径之一，在品牌化建设的过程当中，通过充分发挥当地的农作物生产特点和优势，并且融合近年来飞速发展的高新技术，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农业活动的生产效率实现提升，提高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技术和设备水平生产的农作物质量，这对山东省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达成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山东省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对农村发展的需求，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质量和农业生产效益的提升，推动传统农业生产向着现代化的自动化产业化生产迈进，加快农村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速度，有利于山东省经济体制下农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在农业品牌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品牌产品，进而能够实现农业效益的提升，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在这样的发展理念之下得到了保障。
三、打造“潍坊模式”升级版背景下农村电商中品牌农业建设途径
1.完善“潍坊模式”下的政府服务职能
“潍坊模式”下的政府服务职能一方面体现在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方面，而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电商发展的硬件基础，近年来的农村农产品电商发展往往由于受到农村硬件设施的不健全而发展迟滞，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对农村的信息化设备进行维修，对于还未引入信息化网络的区域实现网络的覆盖，加大农村信息化设备的投入资金，并且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对信息化设备进行实时的运维工作保证农村信息化网络的稳定和畅通，实现农村宽带网络的建设和普及，第二个方面是对交通条件的改进，在“要想富，先修路”的号召下不少农村地区已经修建了平坦的道路，但是由于道路损坏之后的修补和维护不及时导致的路况严重恶化却是农村道路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为此有必要完善这部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个方面是建设农村的物流体系，电商是近年来新兴的产品销售模式，对物流速度和货物的运输时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与电商的发展相协调，城市发展过程中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物流体系，以作为电子商务发展的支撑，但是由于农村的发展速度较城市缓慢，不少地区还没有建立快递物流网点，所以物流体系建立也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
而另一方面政府可以与当地的快递企业合作，完成农业产品城乡完整的配送体系的构建，进而实现农村农产品在线上和线下的同步销售，在线下销售平台的构建方面，通过在城市的社区建立农产品销售和配送的公共服务商店，增加农产品销售门店的数量，进而扩大农村农产品品牌农业建设的规模。
2.加强“潍坊模式”下的农村农业生产建设
在潍坊进行农村振兴和改革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农民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环境的保护意识不足，并且存在着致富急切的心理，盲目对农村的土地进行开垦，此外，农业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废水和污染物也没有经过科学的处理手段就排放到了河流和乡村的地下水中，这些因素导致农村的农业生产环境和土壤质量在近年来严重恶化，为此，对于农村农业生产环境的建设也是品牌农业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只有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环境的承受能力，并且减少产业化发展对农村环境发展造成的污染，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绿色稳定发展，进而形成品牌农业建设的基础保障。
首先，在推动农村农业生产建设的过程当中，可以为农户传播保护农业生产环境的思想和理念，具体可以通过为农民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对农民进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教育，并且倡导农民在种植作物时充分考虑土壤的承受能力，进而实现科学合理的农业种植活动，在保障作物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土壤养分的保持，并且杜绝盲目开垦的行为的出现，与此同时采取提升农民农业生产文明意识、全面弘扬农业生产理念等措施，提升农民保护农村农业生产环境的意识和积极主动性。
其次，对于农村农业生产文明建设的法律体系和规章制度继续完善，不断加强制度的全面性和实施落实的有效性，为农村的农业生产环境建设组建专门的法治管理团队，全面有效切实地提升农村农业生产环境保护力度，完成将政府的执法机构和农民个人以及农村社会融合在一起进行科学合理调度的农业生产环境建设治理和监督体系。
最后，对于农村已经表现出来的土地水土流失和土壤养分下降的现象进行及时的处理，进一步加大农村绿化工作的实施和推行，在被盲目开垦而导致贫瘠和荒废的土地上种植能够存活的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并且提倡农民种花植树，增大农村土地的植被覆盖面积，缓解在农村产业化建设过程中由于企业生产占用土地面积过大导致的农村植被覆盖面积不足而导致的空气质量下降和农业生产环境恶化问题，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设绿色示范村。
此外，还可以对企业发展的模式进行改进和创新，在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之下，企业的转型发展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的发展只有与生态环境友好，其长久的发展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够得到保障，所以有必要在企业的产业化生产流水线中引入高新科技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生产项目进行生产模式的改良，推动企业实现绿色生产，通过对企业的污染物进行减量和无害处理，实现企业发展的转型，最后，加强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和完善农村原有的环境监管体制也是有必要的，在新时期为农村创造不同形式的管理和环境保护制度，可以有效地避免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管理的缺失。
3.实施潍坊农业电商产业化经营
新时期“潍坊模式”的发展对农业品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产品的销售不再仅仅局限于附近的城市和地区，要将眼界放宽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潍坊农业的发展，为当地农业的产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并且在当地落户了中国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蔬菜标准质量中心也在潍坊建成，潍坊农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为此，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要着眼于全球市场，以国际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和销售模式进行改进和创新发展，形成一流的农产品生产产业链，力求在当今的世界農产品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潍坊模式”升级版背景之下，要想实现全球化的产品经营，就不得不提到电商销售平台的建设的运维，在农业电商产业化经营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第一步需要对原有的农村经营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改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可以通过对已有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进而实现农村已有的农产品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有利于整体农村的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实现对于农产品销售生产产业化的升级，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介入可以有效推动农产品销售与市场的紧密结合，此外，在农业生产角度分析，可以通过对耕地的质量进行保护改善，种植过程中对土壤的特点和作物的种类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研究，最终选择在特定的土壤和当地特有的气候环境下对最为合适的作物进行种植，防止不合理种植导致的土地经济效益的下降和土壤资源的浪费，提升农村农业生产的产品质量和种植效益，实现适度规模的农产品种植，与此同时农村的产业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农业生产方向，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当中，还可以促进农业和林业的协调发展，实现不同产业对农村自然资源的合理共享，对农村原有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进一步调整。
其次，产业化的经营也需要大量的人才和高新的技术作为支撑，在品牌农业的建设过程当中，农业的产业化建设是极其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品牌农业长久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由于农村产业具有特殊性，不能直接进行人才和技术的引进，并且目前的农村企业对于绝大部分人才的吸引力不足，盲目投入资金进行人才引进会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并且人才引进之后农村企业的研发条件也不能满足相应的需求，为此，在农业产业化建设过程当中需要开辟另一条更为可行的道路，在发展过程中对农村大户、经营人才、村社主体进行鼓励，并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帮助他们兴办现代农业企业、合作社和各类专业协会，以期能够充分带动广大农民农产品生产和建设农业品牌的积极性，通过对龙头企业产业结构和经营模式的现代化改革与建设，提升农民在品牌农业建设过程当中的有效参与程度，与此同时，对于国家和政府在农村农业生产产业化建设方面给予的扶持资金加以充分和合理及时地利用，力求对龙头企业的经营和生产过程当中有充足生产经验、基础设施完备和自主创新程度较高的项目进行投资，保证投资的有效性和项目完成的可靠性，同时获得投资的企业经营项目最好是与潍坊市的特色产品有密切的联系，这样便于后续电商平台对农业品牌产品的推广，此外，龙头企业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农村领导人员制定合理科学的优惠政策吸引外来企业和社会资金的支持取得更高效的发展，最后，在土地的管理和分配上如果能够推动和引导龙头企业定向投资兴办农业生产基地，进而使得农民的利益与企业的效益由投入、服务、收购等形式密切结合在一起，鼓励农民以资金、技术或者土地经营权力等多种形式入股，实现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有效实现对于农村劳动力和多种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利用，实行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机制。
4.提升农民的自主创新意识
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格局的过程当中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作为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只有对农民的素质进行提升，积极鼓舞农民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主创新的意识，提升农民接纳新知识的能力，才能够使得农村的经济建设在长时间内保持蓬勃的生机，为此，农村的领导人员和管理者有必要开展一系列的农民培训活动，并且加大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提升农村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并且在实际的实践过程当中对农民的种植技术和种植观念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并且为农民介绍更为科学的现代化管理理念和方法，倡导其在农业种植活动中进行科学管理理念的内化和实践;此外，还可以加大农村人才的引进力度，组建具有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农村农业生产和经营团队对农村农业的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有效提升农村土壤的利用科学性和有效程度，实现农村整体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最后是对原有的农村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人才的引进网络进行改进，加快发展农村人才市场网络体系，完善农村人才市场的服务职能，进而推进山东省农村的社会主义新格局建设。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农村电商发展和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在当地的服务职能，有效改善农村产业与市场需求的吻合程度，积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加快农村产业化建设的步伐，才能够為农村产业品牌化的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与此同时，创新能力在当代是企业长久发展的不竭动力，为此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农民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是品牌农业建设中不容忽视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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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彩霞（1980.10- ），女，汉族，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农产品物流、冷链物流;甄小虎（1983.04- ），男，汉族，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农村电商、网络营销;赵雪琪（2000.08- ），女，汉族，山东经贸职业学院，2018级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李家和（2001.11- ），男，汉族，山东经贸职业学院，2019级电子商务专业学生
民生科技的新农村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结合珠江镇的实际，我认为，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定要深刻理解新世纪小康建设的新内涵，创新思维，改进策略，实现农村小康建设的新突破。弘扬与时俱进精神，向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前进“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阶段。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推进，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飞跃。新世纪农村小康建设的目标是要达到更高水平。正如党的十六大的正确判断，我国上世纪末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在上世纪末，我国总体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是刚跨入小康的门槛，特别是仍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全国农村至今尚有近3000万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收入人口还有6000万，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口虽然解决温饱但尚未达
四是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上求突破。发展第三产业，不断培植新的增长点。重点抓住新区成立、三桥开工建设和浦口大学城兴建等使珠江城区地价、房价上升有力时机，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和高校后勤服务工作，在商业网点建设、农副产品运送、各种娱乐业发展等第三产业上下功夫，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在农业结构调整上求突破。农业上把以科技园和生态旅游开发于一体的高效水生花卉科技园，建成国内第
一、国际有影响的水生花卉基因库和资源库。现已建成50亩水生花卉科研所和150亩新品种植试验区，园区内各类生产和交通设施已经全部配套建设，旅游设施正在建设完善。目前园区已拥有和培育的各类水生花卉新品种800余种，为国内品种最多的水生花卉种植地，其产品95%以上出口，远销日本、美国、韩国、荷兰、台湾等地，年创汇达10多万美元。2002年，该园区已实现水生花卉销售产值250万元，利润近100万元。南京珠江奶牛场也是全镇农业重要基地，被列入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多种经济建设项目。至2002年底，该基地实现奶牛存栏860头，年产鲜牛奶4200吨的佳绩，为南京市三大奶牛基地之一。该基地对周边农户奶牛养殖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目前已带动农户养殖400头奶牛，带动农户总户数达60户。该基地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整体搬迁，总目标要建成一个占地面积1000亩，拥有10000平方米高标准现代化牛舍，奶牛存栏1000头，奶牛投料、喂养全部实现机械化，同时配备高标准的实验楼、办公生产综合楼，力争实现年养殖销售产值超千万元。六是在教育事业发展上求突破。在经济跨越发展的同时，镇党委、政府一班人头脑清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经济上钱数的增加和街道上新添的高楼，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培养和市民精神的塑造，三个文明建设要齐头并进，发展经济的同时，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不能丢，不能软。“千秋功业在教育”，投入2000多万元，在全区率先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新建校舍2万平方米，其中新建教学楼2幢，新添语音室5间，电脑教育室10间，目前全镇拥有中小学、幼儿、成教中心共21所，在校中小学生达9300多人。幼儿入园率达93.5%，小学的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和升学率均为100%，初中的入学率、巩固率和毕业率分别达到99.7%、99.8%和100%。新区成立一年来，全镇各学校校舍面貌一新，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新世纪小学通过省级实验小学验收;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通过省级现代技术学校验收;四中顺利通过市德育先进学校验收。目前，全镇有省级实验小学2所，省级示范初中1所，省级模范小学1所，省级成教中心1所，市级模范及示范学校5所，区级达8所，显示了全镇教育丰富的资质和雄厚的实力，为全镇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新世纪农村小康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它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着许多艰巨的挑战，只要我们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振奋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全面小康建设的道路上积极寻求突破，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民生科技的新农村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来源：中国证券报
张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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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节奏不同，给中国国内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外汇政策、外贸政策等提出了难题。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需要理清当前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政策脉络，同时准确把握新经济形势下的新动能。
判断经济形势的基本出发点
十年前，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此后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的经济周期，之后美联储通过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美国经济逐步回升，三大股指连创新高，目前房地产价格已经超越了危机前的水平，整个经济在增长和就业方面实际上已经接近繁荣。而其货币政策也从2015年12月开始以每次25基点缓慢加息了5次，再加上即将推出的缩表措施，可以说货币政策正在逐渐回归正常。其金融周期从2008年见顶、2013年触底，目前正在上升途中。其金融风险，内部通过企业和家庭部门去杠杆，外部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已经有效释放和摊薄。
我国经济在危机发生后迅速采取了4万亿财政外加9.6万亿信贷的强刺激。这种刺激在带领全球经济率先反弹的同时，也给自身制造了大量落后产能和宏观经济的高杠杆。宏观经济进入了中速增长的新常态，相应的金融周期逐渐接近顶部。
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研究显示，以GDP增长和通胀为代表的经济周期一般持续1-8年，而一个金融周期可持续至15-20年，可包含多个经济周期。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叠加时，经济扩张或收缩的幅度都会放大。金融周期下行时的经济衰退比金融周期扩张时的经济衰退幅度更大、时间更长。
中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错步，给中国国内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外汇政策、外贸政策等提出了巨大难题。如特朗普在圣诞节前刚刚签署的税改法案，将加快美国的再工业化，如果再加上美元加息、美国资产价格上涨等因素，将加剧国际资本向美国回流，加大对我国外汇储备和汇率形成的考验。
经济发展四个关键理念
第一，“三去一降一补”。为化解上述落后产能和宏观经济的高杠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制造业投资过度导致产能过剩，需要去产能;房地产投资过度，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高企，占用太多资源，需要去库存;经济整体债务过高，长期性和系统性风险突出，需要去杠杆;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平衡供需关系，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需要补短板。正是在这种强劲的政策作用下，PPI结束了连续54个月的同比负增长，带动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实现约24%的同比增长和名义GDP约12%的超预期增长。
“三去一降一补”是理解中国经济这几年变化的核心因素。结合十九大报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基调来看，“三去一降一补”仍是接下来数年的工作重点。但相比过去两年来已经实施的供给侧改革，在方向上和力度上会有所不同，未来的重点可能会侧重于“补短板”，即解决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第二，房地产不再作为支柱性产业。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市场”。这是对房地产业调控的重大转向，更是在于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房地产泡沫是“灰犀牛”，是看得见的风险，而刺破这个泡沫则会引发房贷抵押品不足，从而招致更大的连锁式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二○二○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在这个前提下，防止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是很重要的调控目标。从长远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逐步完成，房地产很可能不再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而成为一个保增长的防御性产业。
第三，金融开启收缩周期和强监管时期。从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至今，我国GDP增长1.5倍到80万亿元左右的规模，而同期我国总负债却增加了3.8倍至196万亿元左右，宏观杠杆率达244%，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并且首次把去杠杆、控总量放在核心位置。这意味着去杠杆从实体经济层面转向金融，控货币必然紧信用，信用泛滥的时代已经结束，靠货币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尾声。
伴随金融收缩的是强监管。面对金融乱象，周小川行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理财业务多层嵌套，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存在隐性刚性兑付，责权利扭曲等问题”。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不难推断，2018年防范金融风险将会有三条主线：一是国企去杠杆，二是强化地方债监管，三是严格执行资管新规。三条主线下“破刚兑、去通道、去资金池、压同业”将是必选动作。
第四，环保延续，资产估值调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赢蓝天保卫战，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反映到宏观经济上，直接相关的工业原材料价格可能继续在高位盘整，上游涨价因素可能会部分传导至中下游，拉动CPI上行。CPI上行将促使国内货币政策的转向，而货币政策的转向或将引发新一轮资产估值调整。
新经济形势下的新动能
一是增长动力从投资转向消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5940美元提高到8260美元，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和能力较强，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从以基建和房地产的投资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
二是产业升级带动新经济。美国经济过去20年的发展和当前中国类似。美国在2001年出现了科技和网络股泡沫，随后美联储大幅放水，进入居民举债模式，带来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接着也破灭了，现在崛起的还是以Google、Facebook等为代表的新经济。
民生科技的新农村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一)生物医药领域
1.高聚焦超声治疗肿瘤的研究走向世界
超声治疗作为一个重大科学问题,其从体外对体内肿瘤无创治疗的思想缘于美国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梦想。我国通过“九五攻关”重点项目“高聚焦超声治疗肿瘤的研究”突破了近半个世纪HIFU技术走向医学临床的根本障碍,使得HIFU技术的潜在价值转变为现实,引发了21世纪初HIFU的迅速升温。2001年,我国该设备出口英国牛津大学丘吉尔医院,开创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大型医疗器械出口西方发达国家之先河。
迄今为止,我国该技术已经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安装和临床推广使用,累计治疗肿瘤患者上万例,治疗非肿瘤疾病患者超过100万例,2005年欧盟CE认证临床结论为“一种安全、有效、精确、无创的治疗方法”。中国已经拥有该领域核心技术,在标准上也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戊型肝炎疫苗研发世界领先
我国第一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病毒疫苗——重组戊型肝炎疫苗是世界上唯一进入并完成Ⅲ期临床试验的戊型肝炎疫苗,标志着我国在戊型肝炎疫苗防控领域居世界领先行列。
戊型肝炎疫苗的研制被列入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以及省、市科技重大项目,在上百名高层次研究人员前后10年的艰苦努力下,取得了关键性的理论和技术突破:(1)准确鉴定出戊肝病毒保护性抗原决定簇并阐明其分子结构特征;(2)利用大肠杆菌首次表达出高活性戊肝类病毒颗粒。基于这两项关键突破研制出的重组戊型肝炎疫苗在灵长类动物试验以及临床研究中显示出了良好的安全性和保护效果。该疫苗的系列研究发现已先后申请5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3项已授权),在国外知名学术刊物发表相关论文20篇,引起了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
3.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流感救治药物 ——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原料药及其注射液
作为新型的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帕拉米韦三水合物不仅是目前针对H5N1型禽流感病毒活性最强的化合物,而且能有效治疗季节性流感,保护公众健康,在新型流感或大流感爆发的危机时刻的作用尤为重大。该药已于2009年1月完成I期临床研究,结果安全、有效,代谢学性质良好;临床采用静脉滴注给药,单次给药,有利于重症流感的救治。特别是其全新结构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克服流感包括人禽流感病毒对现有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达菲)的耐药性,有效丰富了防控流感大流行的药物体系。
帕拉米韦三水合物对于强化和完善我国流感大流行药物治疗体系,尽可能减少新型流感大流行造成的危害,加强和提高我国应对新型病毒性传染病的自主防控和快速反应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二)生态环境领域
1.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支撑国家生态屏障建设。主要成果:针对国家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江河源区保护,重点推进了三江源区及西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技术模式开发与示范,目前示范区植被恢复显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明显提高,对于构建国家重大生态安全屏障发挥了重要作用。科研人员在条件艰苦的、生态脆弱地区坚持长期工作,为生态保护科技工作与地区生态保护贡献了巨大的努力。
2.提高生态与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针对对长江中上游西南山地、喀斯特岩溶地区、黄土高于等典型生态脆弱区,按照“恢复功能,支撑发展”的生态治理指导思想,坚持生态恢复重建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一批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已取得显著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3.增加“碳”汇,主动应对气候变化。针对崇明岛滩涂生态破坏及崇明岛生态城市建设、世博园生态规划等需求,开展的滩涂外来物种防御技术、围垦湿地恢复技术、世博园生态规划技术与示范推广取得实效,与该地区实施的生态城市建设示范相得益彰,为我国城市低碳发展模式探索提供了实践。
4.催生一批生态治理高技术企业,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在加快生态治理技术进步过程中,积极探索多种生态产业发展技术模式,增强重大生态治理工程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先后建立了高效草业、舍饲畜牧业、绿色农产品加工业、药材生产加工、草原生物药剂等一批生态产业发展技术模式,催生了多家专业从事生态产业开发的高技术企业,多数已实现产业化生产并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产业发展格局,对于加快工程建设区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5.自主研发脱硫技术与装备在国内脱硫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已逐步攻克了脱硫工艺自动化控制、流场模拟和设备大型化等关键技术与装备,形成了以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为主,氨法、镁法、流化床法、炉内喷钙法和海水法等多种技术并存的格局。
烟气除尘装备研制与产业化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除尘设备主要包括电除尘器、布袋除尘器等,主要应用于电力、冶金、建材、造纸等行业的燃煤锅炉和工业炉窑除尘等,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产品科技含量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电除尘方面,电除尘加工生产能力和应用数量以及研究开发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电除尘器产品不仅可满足国内需要,还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环保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具有实力的行业。
6.水处理设备集成化和药剂制造水平不断提升,产品质量稳步上升,水处理产业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水处理装备制造行业快速发展,逐步具备制造核心装备和成套产品的能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控、材料、传感等方面的科技进步带动了环保装备制造行业制造水平的突飞猛进,逐步具备提供成套产品的能力。常规水处理设备基本实现国产化,核心设备开始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在全球水处理化学品和服务领域增长速度最快,增速超过GDP增速。
7.新型城市垃圾焚烧成套技术与设备长足发展,有效控制了烟气排放、填埋渗漏等二次污染。
“十五”期间,我国针对垃圾焚烧技术、成套设备和二次污染控制进行了国产技术研发,形成了适合焚烧处理我国高水分低热值生活垃圾的炉排炉焚烧系统成套技术和设备集成,实现炉排焚烧炉、全过程中央控制、耐腐蚀余热锅炉、循环流化反应分离器和布袋除尘器的半干式烟气处理系统的集成。
8.环境监测技术与物理、化学、生物、电子、光学等高新技术的综合运用促使常规环境监测设备取得重要进展,高端产品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
常规污染物在线监测趋向国产化和自动化,连续自动监测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市场份额逐步扩大。
多学科高新技术的结合促使环境监测仪器向高质量、多功能、集成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但市场化产品自给率不高。
(三)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是科技部践行科学发展观,依靠科技推动我国经济与社会持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实验区自1986年建设试点开始,已历经23年。截至目前,已建立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69个,省级实验区100多个,分布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82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示范区按行政区划分布,市(地级市、城区)23个,占总数的28%;县(县级市、城区)52个,占总数的63.5%;建制镇7个,占总数的8.5%。按区域分布,东部地区37个,占45.1%。中部地区30个,占36.6%;西部地区15个,占18.3%。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实验区已经成为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验基地,地方政府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载体,社会发展领域科技重点项目示范基地,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面向国际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