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鸣医学科技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目的 评价心理干预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通过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清华同方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到数据库（VIP）、medline（OVID）、Pubmed、EMBASE、PML数据库（截止2009年3月）全面搜集有关心理干预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结局影响的随机对照实验，并对文献进行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质量评价参照Cochrane handbook 5.0标准，数据分析采用Revman5.0。结果 有8篇文献纳入评价，合并效应量RR及95%可信区间为RR=1.40(1.19，1.65)，P=0.12。结论 心理干预能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提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妊娠率。
【关键词】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心理干预；妊娠结局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是运用于不孕不育症患者的一种常用的助孕技术，其技术难度高，治疗费用昂贵，胚胎植入后，临床妊娠成功率仅为30%-50%［26］，因此，如何提高IVF-ET妊娠的成功率，增加患者对治疗及护理的依从性，减少退出率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孕不育患者是一个特殊的就医群体，家庭矛盾、对妊娠的迫切期望、IVF-ET高额的治疗费用及社会压力易造成患者紧张、焦虑，抑郁的心理，引起生殖内分泌功能紊乱，影响卵泡发育，成熟及不孕的治疗效果［27］。Bvivin等的研究认为心理干预能降低患者心理负面影响，减轻焦虑，抑郁心理，但不能确切证明心理干预能提高妊娠率，Emery等人的研究认为接受或经历过心理干预的患者与那些未接受治疗的患者相比有更高的妊娠率，本研究旨在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对心理干预能否提高IVF-ET妊娠成功率作系统评价，为临床治疗及护理决策提供依据。1 研究的方法
1.1 技术路线：资料和方法。
1.2 纳入标准
1.2.1 研究类型 随机对照试验（RCT）。
1.2.2 研究对象 因不孕不育症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者。
1.2.3 干预措施 对照组：常规治疗护理；试验组：心理干预措施：①有针对性心理咨询；②心理治疗：放松疗法、认知—行为治疗；③心理分析治疗；④催眠术。以上治疗措施具有其一即可。
1.3 排除标准
1.3.1 合并巧克力囊肿。
1.3.2 合并子宫内膜异位症。
1.4 结局指标
1.4.1 主要指标 临床妊娠结局：评判标准：超声检查结果提示妊娠，子宫腔内可见孕囊，胎心搏动。
1.4.2 次要指标 心理测量结果（抑郁状态、焦虑状态、精神压力、人际交往功能）。
1.5 检索策略 采用Cochrance系统评价方法，电子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清华同方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到数据库（VIP）、medline（OVID）、Pubmed、EMBASE、PML数据库、springer link数据库。
收集符合纳入标准的临床对照试验，检索起止日期为各数据库最早起始日期直2009年3月止，文献的发表类型及语种不限。
1.5.1 英文检索策略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nurs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embryo-transfer.And pregnancy outcome/rate.
1.5.2 中文检索策略 心理干预/护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结局/妊娠率。
1.5.3 根据所获资料的参考文献，手检及互联网补充检索相关文献。本系统评价的所有检索均不设语言限制。
1.6 文献评价方法
1.6.1 研究的选择和资料的提取 由两名观察者（陆、马）独立完成文献的选择和资料的提取，并采用盲法，即隐去那些对资料提取者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如期刊名、作者、作者单位、基金资助情况等，以减少选择偏倚。两名观察者首先独立阅读文章题目，再对相关文献再阅读摘要，如为符合纳入标准文献则阅读全文，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分类评价，交叉核对保证数据收集的质量，如对资料评价意见不一致时，两人进行讨论或请第三方解决。
1.6.2 纳入文献偏倚的评估 对纳入研究偏倚的危险性由两位研究者独立实施，按照Cochrane Reviewer’s Handbook5.0，wu2007（Ⅱ）所描述评估纳入研究的偏倚危险性，分随机分配法、隐蔽分组、盲法、结果数据完整性、选择性报告，其他潜在影响真实性因素六个方面，每个方面有“yes，”“unclear，”“no”之分、分别对应有发生低、中、高度偏倚风险的可能性（偏倚风险评价标准见附录1）。基于以上六项标准将纳入研究分为三个质量等级：A级（低度偏倚）：即以上六项评价指标均为：“yes”，表明存在相应偏倚的可能性很小。
B级（中度偏倚）：六项评价指标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为“unclear”，表明存在相应偏倚的中度可能性。
C级（高度偏倚）：六项评价指标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为“no”，表明存在相应偏倚的高度可能性。
1.7 数据分析
1.7.1 主要指标分析： 采用Revman5.0进行数据分析：二分类变量采用相对危险度（RR）、小概率事件用Peto-OR及95%可信区间（CI）表示。如果有2个以上相似干预的研究，在临床同质、方法学同质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学同质性检验。对各个分组内研究采用卡方检验来判断是否存在异质性，并用I2来评价异质性大小，如果P≥0.1，且I2≤50%，认为异质性较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进行合并分析。如果异质性明显（p<0.10），进一步查找产生异质性的原因，使用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如果仍不能找出原因，试用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或不做合并分析，只进行描述性分析。此外，我们使用漏斗图（funned plot analysis）分析发表性偏倚。2 结 果
2.1 纳入研究概述 按照检索策略，通过计算机检索文献114余篇，初筛出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25篇，其中英文文献10篇，中文文献15篇，阅读全文后再次筛选出8篇，排除其中17篇，排除的原因：研究中无所需测量指标的数据；非随机对照研究，非IVF-ET（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周期；缺乏对心理干预措施有效的评估。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见附录2。
纳入的文献均为随机对照试验，采用前瞻性试验设计，研究对象基线具有可比性，研究中有明确的测量指标，心理干预措施有心理咨询、催眠术、放松疗法、认知行为治疗，并有相关妊娠结局的测量指标。
2.2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纳入的8篇文献，一篇来自荷兰，一篇来自瑞士，一篇来自以色列，一篇来自捷克，4篇来自中国，干预组平均年龄为32.7（27-36.5）岁，对照组平均年龄为32.9（27-38.5）岁，其中4项研究为夫妇双方一同接受心理干预措施，另4项研究仅为女方接受心理干预措施，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发现，文献报道的质量均较差，虽均为随机对照试验，但只有6篇提及所采取的随机对照的方法，只有1篇提及盲法试验，对试验设计的方法学方面报道较少，影响对纳入研究质量的判断，按Cochrane Reviewer’s Handbook5.0，评价分级，均属C级。
2.3 心理干预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结局的影响 纳入的8项研究均以妊娠结局（妊娠率）作为主要结局指标，其中有三项研究认为心理干预措施不能提高妊娠率［5，12，16］，5项研究认为能提高妊娠率［2，4，19，22，21］，分析结果显示：多个研究间同质性较好，异质性检验结果，p=0.12，I2=39%，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计算：RR=1.40（95%CI：1.19，1.65），p<0.0001；提示：心理干预能有效提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率，比较随机效应模型：RR=1.37(95%CI：1.09，1.72)，P=0.12，结果一致。本研究图漏斗图基本对称，说明发表偏倚较小，结果比较可信。
图1 心理干预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结局影响meta分析结果
图2 漏斗图分析
2.4 次要指标分析 纳入的8项研究中有5项研究［2，12，16，19，21］有对患者心理干预前后心理状态进行心理评测，测评内容包括焦虑状态、抑郁状态，使用的量表有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90项症状清单（SCL-90），Beck抑郁量表。研究结果均显示：心理干预能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心理状态，而夫妇双方一同接受心理干预措施会更为有效。3 讨 论
3.1 心理干预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结局的影响 根据对纳入研究进行系统评价，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干预能有效提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妊娠率，与Emery等研究结果一致，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心理干预能确实改善患者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从而改善机体内分泌紊乱状态，改善卵泡发育、胚胎着床环境有关。
3.2 纳入研究的局限性 本系统评价纳入的研究虽为随机对照研究（RCT）；但研究的方法学质量不高，设计不够严谨，质量评价均为C级，在对妊娠结局测量方面：均以临床妊娠率表示，未具体说明临床妊娠的评判标准，Wang su文献两组入组病例数差距较大，可能会夸大或减少试验因素效应。各研究所采用的心理干预措施不尽相同，因研究例数少，无法分组比较，难以对干预措施的优劣做进一步评价。尽管有以上不足之处，但仍对目前临床治疗及护理有意义，研究的结果提示我们在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护理中，对患者运用恰当的心理干预措施，特别是夫妇双方一同接受心理干预，能明显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有效提高妊娠率。
今后的临床试验应实行公开透明的报告，尽可能的提供详尽的原始数据，并在设计上予以更高的要求（如采取随机的方法，分配隐藏，完全数据的报告及试验注册地方法）以提高研究的质量，将研究编辑的危险性降到最低，以便为临床提供更大的指导意义。4 结 论
就当前所获得的临床证据，本研究的资料综合分析显示，心理干预能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提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妊娠率，尽管如此，仍有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种心理干预措施，对于采取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不孕不育症患者更为有效？每一种干预措施的指征如何确定？哪些心理评测量表的使用更具有效性等，由于纳入本研究的文献质量不是很高，加之由于种种限制没有纳入未发表的数据，使之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今后尚需开展更多大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以提供更可靠的证据。
参考文献
［1］ Domar AD，Clapp D.Slawsby E，Kessel B，Orav J，Freizinger M.The impact of grou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om distress in infertile women.Health Psychol，2000a，19：568-575.
［2］ Emery M，Joris V，Beran M-D，Darwiche J，Capel R，Guex P，Germond M.Prospective study of pre-IVF counselling：one-year follow-up.J Reprod Med Endocrinol，2006，1：77-78.
［3］ Eugster A，Vingerhoets AJ.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a review.Soc Sci Med，1999，48：575-589.
［4］ Levitas E，Parmet A，Lunenfeld E，Bentov Y，Burstein E，Friger M，Potashnik G.Impact of hypnosis during embryo transfer on the outcome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a case-control study.Fertil Steril，2006，85：1404-1408.
［5］ Rezabek K，Vichova V，Pavelkova J，Zivny J.Hypnosis during embryo transfer does not ameliorate IVF results.In：
［6］ Michaela Poehl，Psychotherapeutic Counseling and Pregnancy Rates in In Vitro Fertilization.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Vol.16.No，6.1999.302-305.
［7］ Katja Hammerli，Hansjorg Znoj，and Jurgen Barth.The efficacy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infertile patients：a meta-analysis examining mental health and pregnancy rate.Human Rerproduction Update，Vol.15，No.3 pp，279-295：2009.
［8］ P.R.Hong Kong.China Body-mind-spirit intervention for IVF Women.Short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Vol.22，Nos.11/12，December，2005：419-425.
［9］ M.Emery，M-D.Beran，J.Darwiche，Results from a prospective，randomized，controlled study evaluating the acceptability and effects of routine per-IVF counselling.Human Reproduction，2003.Vol.18.No.12，2647-2653.
［10］ Boivin J.A review of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in infertility.Soc Sci Med，2003，57：2325-2341.
［11］ Brandt K，Zech H.Results of a prognosis study of in ivtro fertilization after brief psychotherapy.Geburtshife Frauenheilkd，1992，52：297-300.
［12］ Chan CHY，Ng EHY，Chan CLW，Ho PC，Chan THY.Effectiveness of psychosocial group intervention for reducing anxiety in women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Fertil Steril，2006，85：339-346.
［13］ Christie G，Morgan A Individual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with infertile couples.Int J Group Psychother，2000，50：237-250.
［14］ Connolly KJ，Edelmann RJ，Bartlett H，Cooke ID，Lenton E.An evaluation of counselling for couples undergoing treatment for in-vitrofertilization.Hum Reprod，1993，8：1332-1338.
［15］ Cousineau TM，Corsini EA，Green TC，Barnard MT，Seibring A.A randomized-controlled study of an online infertility psychoeducational program.In：
［16］ De Klerk C，Hunfeld JAM，Duivenvoorden HJ，den Outer MA，Fauser B.Effectiveness of a psychosocial counselling intervention for first-time IVF couple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Hum Reprod，2005，20：1333-1338.
［17］ 王丽，任春娥，等.心理护理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中的应用价值探讨.Acta Acad Med Weifang Vol.26 No.4 2004：250-252.
［18］ 许立红，吴桂华，等.心理护理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成功率的影响.Modern Nursing Aptil，2007：1094-1097.
［19］ 牟善芳，孙振高，等，心理干预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心理状.态及结局影响.护理学杂志，2008，5(23)：9-11.
［20］ 菅福琴，张琪瑶，等.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中的心理护理研究.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07，15(10)：101-102.
［21］ 杨林芝，王冬梅，等.心理治疗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结局的关系.中华妇产科杂志，2003，38(7)：951.
［22］ 王苏梅，郑琛琛，等.心理干预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中的应用.黑龙江医药科学，2004，10(27)：24-25.
［23］ 文进，李幼平，等.Meta分析中效应尺度指标的选择.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7，7(8)：606-613.
［24］ 郝桂敏，沈雪燕，等.IVF-ET治疗过程中心理应激状态与妊娠结局相关性研究.实用妇产科杂志2008，5(24)：295-297.
［25］ 李小红，李尚为，等.心理干预对行体外受精病人的影响.生殖医学杂志2006，12(15)：429-432.
［26］ 庄广伦.现代辅助生育技术.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64.
［27］ 黄荷凤.现代辅助生育技术.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383-387.
耳鸣医学科技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目的：研究舒适护理在胃镜检查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在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选取60位在我院进行胃镜检查的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0位，两组使用不同的护理方法，比较分析效果。结果：对比数据可知，研究组病人的舒适情况、依从性与满意情况均比对照组的好，P<0.05。结论：在接受胃镜检查的病人的护理中使用舒适护理的效果更好，有助于病人的恢复。
【关键词】舒适护理;胃镜检查;满意度;康复
中国分类号： R473.5
进行胃镜检查时需将内镜于病人清醒状态下经口置入[1]。在置入的过程中，可能病人会出现紧张和害怕等情绪，也可能会存在疼痛等反应。因此可能导致病人对检查的依从情况不佳，从而会导致检查效果不好。本文就是对进行胃镜检查的病人使用舒适护理的方法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在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选取六十位在我院进行胃镜检查的病人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三十位，在研究组中，病人年龄在二十到七十二岁，平均年龄在四十六岁左右，共有二十一位男性和九位女性;在对照组中，病人年龄在二十一到七十一岁，病人平均年龄在四十七岁左右，共有十五位男性和十五位女性。两组患者均是持有自愿意向，并且资料可进行比较。
2.方法
对对照组病人使用传统的护理方法。
对研究组的病人使用舒适护理的方法。具体内容有，在检查前，医护人员要根据病人的心理情绪展开相应的心理引导，将检查的基本事项告知病人，让病人更加积极配合治疗。同时医护人员要告知病人，在镜身插入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吞咽动作以及保持头部不动，同时用鼻呼吸。医护人员在病人的检查期间，要及时将病人调整到正确的状态，并通过一些方式将病人紧张焦虑的注意力转移。在检查完成后，医护人员要时刻关注病人是否出现疼痛等症状病，告诉患者不必焦虑，如果发生症状在服用含片或者温开水后都会好转。同时病医护人员也要对病人的饮食进行计划与调整，并告知病人要按时参加复诊。
3.评价标准
观察并记录比较两组病人的不适、依从和满意情况。
4.統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分析，计数和计量资料用[n（%）]表示，用X2检验，P<0.05，则表示组间数据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比较两组病人在检查时的不舒适情况
通过表1数据得出，对照组的不舒适情况较多，P<0.05。
2.比较两组病人在检查时的依从性情况
通过表2数据得出，研究组的依从性情况较好，P<0.05。
3.比较两组病人在检查时的满意度情况
通过表2数据得出，研究组的满意度情况较好，P<0.05。
三、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胃镜检查设备和技术也产生了较大改善[2-3]。但是人们仍对检查有非常大的紧张心理，从而导致对检查与治疗的配合情况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要进行有效的舒适护理，以达到改善病人的不良心情和产生不良反应的状态。因此在临床上使用合理的护理方法，来开导病人的不良心理，增强病人治疗疾病的信心。本文结果显示，研究组病人的不适情况比对照组的少，依从情况与满意情况均比对照组更优。
综上所述，在接受胃镜检查病人的护理中使用舒适护理的效果较佳，可提高病人接受治疗的积极性和满意度。
参考文献
[1]李静.舒适护理在胃镜检查中的应用价值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2018：165-166.
[2]马芳敏.舒适护理在胃镜检查护理中的应用[J].养生保健指南，2019：365.
[3]张春萍;.舒适护理在超声胃镜检查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分析[J].基层医学论坛，2019：39-40.
耳鸣医学科技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编辑独立一直是国内外科技期刊遵循的基本准则，但在我国的医学科技期刊界并不能完全实现，它受到“本土主义”、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医学编辑的独立性关乎医学知识的传播、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保证、落实编辑独立准则。
［关键词］编辑独立 医学期刊 制约因素 解决办法
编辑独立的原则自形成以来受到众多编辑的肯定，但在学术期刊界尤其是专业性强的医学科技期刊界却极少真正实现编辑独立。医学科技期刊是医学学术成果传播的载体，是进行医学学术交流的平台。医学科技期刊的编辑需要选择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稿件，且要求稿件论点明确、论据可靠、数据准确、逻辑严谨、文字通顺，以提升期刊的质量，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保证编辑的独立性。
1.独立性的定义与意义
世界医学编辑学会对编辑独立性的定义为：主编对期刊的编辑内容拥有全部的权力［1］，编辑有权决定“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发表时，优先发表什么”［2］。但是社会、法律和道德框架限制了编辑的工作自由。医学编辑在遵循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前提下，有自由和权利对医学的各个方面发表批评性意见。主编和编辑部有义务支持编辑行使他的独立性权力，只有这样，编辑的独立性权力才能充分发挥，期刊才能良性发展。
真正的编辑独立性需要孤立和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后决定期刊内容的编辑必须没有任何个人因素、专业因素或经济因素等影响他们的判断［3］。这种自我强加的分离才能去除偏见，确保评价的准确。有了这种脱离，编辑才不会听命个人、权力、官员，才会产生真正的自由。无论是在众目睽睽的公共审议，还是在无人的私下商议，这种自由都需要道德和诚信来坚持。在医疗卫生、公众保健、医疗资源分配、医疗道德标准和卫生职业行为等领域，编辑必须是值得信赖的，这是信息舆论监督的责任。为了保持这种信任，必须给予编辑独立性，让编辑不受制于任何特殊利益集团。
2.编辑独立性与期刊出版商经济利益的矛盾
谈到编辑的独立性就要谈到编辑与期刊出版商的关系。期刊出版商有权聘用和解雇编辑，但解聘应有正当理由，如编辑决策错误等。编辑应向期刊及其出版商负责，本着质量至上的原则，在稿件选择、稿件内容等方面拥有决定权。期刊要良好的发展，需要编辑与期刊出版商之间通力合作，在保证科学诚信的前提下，相互支持、相互监督，充分发挥编辑独立性，办出期刊的特色，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这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医学科技期刊界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编辑需要对读者和作者负责，传播先进的医学技术和临床效果优良的医学设备、药品信息，同时也需要报道医学设备及药品的不良反应，只有这样才能展示医疗卫生界的真实，促进医学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对于期刊出版商来说，其创办、经营有自己的目的，尤其是经济目的。这样，期刊编辑和期刊出版商在具体内容的选择上就会产生分歧。例如，编辑选定一篇报道某药品严重不良反应的文章，而这个药品生产商又是期刊的经济资助者，因此，会与期刊出版商所追求的经济利益相矛盾。若出版商决定不采用编辑选定的文章，那么就会损害编辑的独立性。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医学科技期刊创刊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高等院校，创刊的主要目的是为传播本校的医学科研成果，并为本校教职人员、学生服务。（2）各级学会，创刊的主要目的除了为促进本领域的学术交流、为其会员服务，也为了以此种形式获得经济收益。（3）各大医院，创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本院科研和临床研究成果，并解决本院医务工作者评职称等问题。（4）各种商业性的出版机构，创刊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尽管各机构创刊的目的不同，但杂志的编辑和期刊出版商都希望杂志取得成功。学术和商业目的之间的紧张使得他们的关系突出，也直接影响编辑的独立性。邹韬奋先生说过，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就更没有希望了［4］。出版需要一位坦诚的、真正独立的编辑，同样也需要杂志拥有者坚定地相信编辑自由是杂志维持统一和获得尊敬的唯一方式。
虽然医学科技期刊由于其专业特性，很少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敏感性问题，但有些评论、临床研究报道有可能影响某些医院、药企等单位的利益。编辑和期刊出版商在问题的处理上可能产生争议，而往往都是编辑最终妥协。这是因为编辑和期刊出版商之间缺乏监督管理机制。为了求同存异、和谐共存，美国医学会成立了督察委员会，以此来负责管理其下属的医学杂志。目前，很多国家都需要利用科学的仲裁委员会和有效的法律框架，提升整个出版物所有阶段的透明度，保护编辑独立性以及协调编辑和出版商之间的关系［5］。
3.编辑独立性的制约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期刊从属或受制于权力资源（如从属科研院所、高校和政府等系统，划分为全国性、地方性期刊等）和某种非权力资源（如“核心期刊”、专业检索系统收录、某学会会刊等）。在这种期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影响下，医学科技期刊一种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条块分隔”和“科层制”［6］。 期刊的发展需要遵循这些“规则”，编辑的独立性就不能得到完全发挥。
医学与健康息息相关，对医疗部门与官员的管理失职，以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负面情况，期刊本应直接、真实的报道，却受到众多因素制约。（1）医学期刊大都依托高等医学院校和医科研院所办刊，“本土主义”导致期刊有时甚至沦为发表低水平职称论文和课题论文的保护地。（2）国内医学期刊专业性强，发行量小，其生存离不开广告，甚至依赖版面费的收取。此时稿件的选取标准与经济利益存在冲突，在经济利益面前，期刊往往降低标准，编辑独立性受到忽视。所以，编辑独立声明中提出“编辑决策的主要依据是研究工作的价值与对读者的重要性，而不是期刊的商业成功与否”。
4.实现编辑独立性的办法
医学编辑的独立性关乎医学知识传播的科学性、真实性、客观性、前沿性，关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保证和落实编辑的独立性。保证编辑独立性的实现，需要实现以下四条解决办法：（1）科学认识编辑独立性存在的重要意义及价值定位，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2）建立健全医学科技期刊的监督机制，客观、公正、科学地监督期刊的学术化建设，遏制和杜绝当前期刊商业化浓重的倾向。（3）创造良好的编辑工作外部环境，在制度、经费、人事、办公环境上保证期刊的出版发行，确保办刊无所牵制、无后顾之忧。（4）加强编辑人员的 “心修”“内修”。
编辑独立性离不开编辑人员的自我克制和坚守。在利益关系面前，编辑要有淡泊明志的操守。同时，编辑需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专业学术水平，医学发展日新月异，编辑需要时刻站在医学发展的前端，洞察医学领域的新技术、新动向，努力办好期刊，为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
（作者单位：《中国临床保健杂志》编辑部）
［1］游苏宁.捍卫编辑的独立性［J］.编辑学报，2006（5）：321-322.
［2］Malone D. Editorial independence-essential to the integrity of the Journal［J］. Aust J Physiother， 2002 （4）：314-315.
［3］［4］陆泉芳.综合性学术期刊改革设想［J］.科技与出版，2005（3）.
［5］Desai SS，Shortell CK. Conflicts of interest for medical publishers and editors: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scientific scholarship［J］. J Vasc Surg, 2011（3）.
［6］曾军.学术媒体期待制度创新［J］.云梦学刊，2004（4）：24-25.
耳鸣医学科技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目的：探讨胺碘酮治疗急性心律失常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对我科采用静脉注射胺碘酮治疗的60例急性心律失常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静脉胺碘酮治疗急性心律失常，可使室性心律失常患者得到明显的控制。结论：胺碘酮与传统采用利多卡因药物治疗心律失常相比，具有作用可靠、安全、有效、不良反应轻等优点，可作为临床首选治疗急性心律失常的药物。
关键词 胺碘酮 急性心律失常
急性心律失常是临床常见的心脏急症，特别是室性和室上性心律失常及房颤患者往往需要得到及时的救治。而胺碘酮是目前已被临床证实为降低其病死率的广谱抗心律失常药物，对室性和室上性心律失常等具有较好的疗效。我科采用静脉胺碘酮治疗急性心律失常患者60例，取得了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2009年7月～2010年6月我科收治急性心律失常患者60例，男38例，女22例；年龄38～82岁，平均54.8±15.6岁，所有患者均被确诊为心律失常。其中房颤36例，频发室性早搏24例。入选标准：患者有慢性心衰病史且呈各种心律失常心电图表现，LVEF＜40%，VPC＞10/小时。排除窦性心动过缓、低血压、肝肾及肺部严重疾病、阻塞性支气管病、甲状腺功能障碍和碘过敏者。
方法：所有患者采用胺碘酮150～250mg稀释于20ml生理盐水中，于10分钟内静脉缓慢注射，然后以1.0mg/分进行静滴维持6小时，以后根据病情逐渐减量至0.5mg/分静滴。若心律失常未得到控制者，在首次剂量间隔30分钟后，再次给予静推75mg。用药期间，要持续心电图、血压及血氧饱和度监测，了解用药情况，观察心率、心律、血压等变化，治疗前后复查心电图。并观察用药后6小时内心室率下降幅度、房颤心律是否转窦、室早数量、药物不良反应以及肝肾功能、电解质、超声心动图等，做好每日记录。若出现Ⅱ度及以上房室传导阻滞或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心率＜40次/分、心律失常者应停药。
疗效评价：①显效：用药后临床主要症状消失，心电图描记和动态心电图明显改善，阵发性室上速基本控制，持续时间明显缩短。②有效：临床症状大部分消失，心电图较前有改善，心律失常发作次数较原有减少＞50%，持续时间缩短或心律失常分级减轻Ⅰ度。③无效：治疗后无改善或加重。
结 果
本组60例急性心律失常患者采用胺碘酮治疗后，心功能均得到改善。在36小时内转为窦性心律有40例，心室率减慢＜100次/分或较用药前下降＞20%的有18例，无效2例。其中本组心功能改善Ⅱ级以上的有20例，达到Ⅰ级且症状基本消失有30例，心功能未达到Ⅰ级且症状和体征有所改善的8例，无改善2例。不良反应：在静脉点滴胺碘酮过程中，有2例血压降至90/60mmHg，经减慢滴注速度和使用多巴胺后，血压逐渐回升；1例出现心动过缓，心率＜50次/分，但停药后心率得到恢复；另1例出现恶心呕吐，对症处理后消失。
讨 论
急性心律失常可诱发和加重心肌缺血、心室舒张期时间缩短及心力衰竭，甚至导致心脏性猝死，为此对急性心律失常患者应采取积极治疗措施，正确区别室上性心律失常和室性心律失常的表现。室上性心律失常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应注意治疗低氧、酸中毒、伴有左房扩大的心力衰竭等诱发因素；而室性心律失常是AMT最严重的快速心律失常，多见于左冠状动脉闭塞引起的前壁心肌梗死，常发生于发病后4小时以内［1］。
胺碘酮是一种广谱抗心律失常药物，其疗效和安全性已得到认可，对所有类型的急性心律失常均有效［2］。胺碘酮单药应用时，相当于小剂量的4种抗心律失常药物的联合作用，同时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减轻外周血管阻力的作用，在控制急性心律失常时，较其他抗心律失常药物更具有优势。有研究证实，胺碘酮是多种钾通道的阻滞剂，可降低心肌兴奋性，具备了所有抗心律失常药物的电生理作用。不但可减慢窦性心律、延长心肌动作电位时程和有效不应期、减慢心房、房室结和房室旁路的传导，而且在血流动力学方面胺碘酮还可直接作用于冠脉血管平滑肌，增加冠脉流量，降低主动脉压和外周阻力，负性肌力作用很轻，因此可以维持心输出量［3］。该药与其他抗心律失常药物相比，具有明显的减慢心律、阻断钾离子外流、改善心肌灌注等作用，可使药物在心内更为均匀分布，从而减少氧耗，降低心律失常的危险。同时对房室结也有抑制作用，能有效控制心室率，可安全用于心力衰竭患者。在静脉应用胺碘酮前，应纠正低钾血症或低镁血症，因为这些异常可加重QT延长程度，也增加了尖端扭转室速的危险性。有资料报道，静脉胺碘酮有轻度负性肌力作用，考虑偶发低血压和心输出量减少，这可能与滴注速度有关。
本研究显示，静脉胺碘酮能有效控制室性心律失常，减慢心室率，使患者心功能得到改善［4］。但静脉胺碘酮与口服胺碘酮在体内作用不同，除离子通道作用有差别外，还与胺碘静脉给药时，抗甲状腺作用弱以及代谢产物在血浆或组织中蓄积不够有关。长期胺碘酮治疗可有低血压、甲状腺功能异常、QT间期延长等副作用，而减慢滴注速度和浓度后，可以预防和控制低血压的发生。胺碘酮应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5］：①如患者因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动致呼吸或心跳停止，应首选电除颤并及时进行心肺复苏，纠正酸中毒和电解质紊乱。②胺碘酮静注后，若心律失常者控制不满意，可追加负荷量；如治疗过程中出现低血压且对儿茶酚胺类药物无效时，应终止胺碘酮静滴。③胺碘酮有减轻周围血管张力的作用，故注射宜缓慢，如出现血压低，可静点多巴胺维持血压。④在静滴胺碘酮时，应进行心电监测，严密观察病情，如心率＜50次/分、QT间期延长、严重甲状腺功能异常或心律失常加重等，应立即停药。
综上所述，静滴胺碘酮用于治疗急性心律失常，可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命，改善其生活质量，与传统采用利多卡因治疗心律失常相比，具有安全、有效、不良反应轻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黎沾良.现代危重病学.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9:262-263.
2 蒋文平.胺碘酮的临床应用.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2001,15（5）:289.
3 朱俊.胺碘酮的临床应用.医师进修杂志,2004,27:45-47.
4 吴伟力.胺碘酮对心力衰竭心功能的影响.心血管病学进展,2001,22（4）:202.
5 袁贤奇,宋有城,朱俊,等.静脉注射胺碘酮治疗室速或室颤的临床研究.中国急救医学,2000,20（10）:569.
耳鸣医学科技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目的 评价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在妇科中应用价值。方法 选我院妇科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320例择期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不同治疗方式分组，形成开腹组、腹腔镜组，各160例，分别行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比较两组手术效果。结果 腹腔镜组术中出血量较开腹组少，术后康复用时较开腹组短，并发症发生率较开腹组低（P<0.05）;两组手术用时、肌瘤残留率相近（P>0.05）。结论 在妇科子宫肌瘤剔除术中，应用腹腔镜治疗，可降低患者术中出血量、改善预后，未增加手术用时且肌瘤剔除效果理想，与开腹治疗相比效果显著。
关键词：子宫肌瘤剔除术;腹腔镜;开腹手术
子宫肌瘤为女性生殖器常见良性肿瘤，其临床症状与肌瘤位置、大小和有无变性等原因相关，严重者可引发流产、不孕等症状，影响女性生活质量。手术治疗为该病重要治疗方式，具根除作用[1]。随医疗技术的发展，腹腔镜技术在临床应用广泛，具创伤小、恢复快等特点，与传统开腹治疗相比，可降低患者手术相关应激反应、稳定其生理机能，对缩短患者术后康复用时、改善预后具积极意义[2-3]。为此，本次研究选于我院妇科320实施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以不同手术方法分组，评价腹腔镜手术治疗对其影响，并分析组间差异性。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我院妇科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320例择期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不同治疗方式分组，形成开腹组、腹腔镜组，各160例。开腹组患者年龄25～50岁，平均（36.37±5.30）岁;肌瘤直径2.05～10.31cm，平均（5.42±1.13）cm;肌瘤数量1～5个，平均（2.01±0.47）个;腹腔镜组年龄25～50岁，平均（37.01±6.28）岁;肌瘤直径2.12～10.58cm，平均（5.54±1.20）cm;肌瘤数量1～6个，平均（2.11±0.38）个;组间患者资料相近（P>0.05）;研究符合医学伦理。
1.2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经影像学诊断确诊为子宫肌瘤;②患者均符合手术治疗指征：希望保留生育能力;肌瘤过大，存在明显压迫症状;月经量过多;肌瘤造成不孕症患者;肌瘤生长速度快但未见恶变者;黏膜下肌瘤;③患者、家属对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①精神异常疾病难以配合完成治疗者;②子宫内膜严重病变（盆腔粘连、子宫脱垂等）、恶性病变者;③重要脏器功能不全者;④妊娠期患者;⑤凝血功能障碍者;⑥伴严重感染性疾病者。
1.3方法
开腹组：患者全麻、仰卧位;常规消毒铺巾;腹部正中做切口（5～10cm），逐层切开、暴露子宫;肌瘤与肌壁相交位置注射10U缩宫素，沿子宫肌瘤凸起位置切开子宫浆肌层，提起瘤核、剥除肌瘤，后将肌层与残腔以薇乔线缝合;以0.9%氯化钠溶液术区冲洗，逐层关闭腹腔。术后行抗生素预防感染治疗。
腹腔镜：患者全麻、头低臀高位;建立CO2气腹（14～15mmHg）;脐孔做1.0cm切口建立人工气腹，置入10mm Trocar探查腹腔，操作孔为左、右下腹部，依据患者肌瘤位置进行操作孔位置调整;肌瘤与肌壁相交位置注射10U缩宫素;伸入抓钳至瘤核，并将其固定、剥除，同时行电凝止血，较大肌瘤以碎瘤器处理后取出;后续治疗方式与开腹组相同。
1.4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手术、康复相关指标;（2）比较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3）比较两组肌瘤残留率。
1.5统计学方法
选SPSS24.0软件计算，（）、（%）表示计量、计数资料，t、X2检验;P<0.05提示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手术及康复相关指标
腹腔镜组手术用时与开腹组相近（P>0.05）;腹腔镜组术中出血量较开腹组少，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间均较开腹组短（P<0.05），见表1。
2.2 并发症发生率
腹腔镜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89%，较开腹组6.27%低（P<0.05），见表2。
2.3 肌瘤残留率
腹腔镜组肌瘤残留率为2.5%（4/160），与开腹组3.75%（6/160）相近（X2=0.413，P=0.520>0.05）。
3.讨论
子宫肌瘤为妇科常见疾病，发生原因可能与性激素异常、肌层细胞突变等因素相关，主要临床表现为子宫异常出血、腹部包块、疼痛、白带增多、流产、不孕等症状，影响患者生殖系统健康。对于无明显症状、肌瘤生长缓慢者，多以随诊、药物治疗为主，而症状明显、严重影响患者生理功能时，一般需接受手术治疗。对子宫肌瘤主要手术治疗方式包括子宫切除术、肌瘤剔除术，后者多实施于仍有孕育需求者。
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治疗，均为子宫肌瘤剔除术主要治疗方式。前者手术方法简单、手术视野清晰，可在直视下剔除子宫肌瘤;同时因视野范围广，多发性肿瘤剔除效果理想;但其缺点为，手术切口较大，术中感染风险较高、预后相对较差;同时切口长度影响术后皮肤美观性，患者对其接受能力较差。随医疗科技发展，腹腔镜技术在临床应用广泛，因其创伤小、术后康复速度快等特点，备受患者好评。在对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中，应用腹腔镜治疗，观察孔位于脐部，术后切口隐蔽效果好，满足女性患者术后美观度需求;但其缺点为，手术视野有限、操作难度相对较高，建立人工气腹后，术后易出现腹胀症状。
本次研究中，对以上两种子宫肌瘤剔除方式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在手术及术后康复指标比较中，腹腔镜组术中出血量、术后康复速度均具显著优势，考虑原因与腹腔镜对患者创伤小相关[4]。汪萍萍[5]研究中发现，与开腹治疗相比，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对切口周围微循环影响较小，对促进切口愈合、缩短术后康复周期具积极意义，说明经腹腔镜治疗，可减少患者手术创伤、改善预后。同时研究中发现，两组患者手术用时、肌瘤残留率相近，说明尽管腹腔镜操作难度较高、手术视野受限，但手术用时、肌瘤剔除效果与开腹治疗相近，考虑原因与腹腔镜操作技术不断成熟、医师专业能力强等因素相关，证实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价值。研究结果发现，腹腔镜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开腹组低，考虑原因为，此种方式对子宫组织、泌尿系统创伤小，同时术后疼痛感受轻，可降低疼痛、泌尿系统损伤相关尿潴留发生率;因切口短，可减少对切口周围血运状态影响，以维持皮肤免疫能力、减少感染风险;因切口较小及张力较小，术后切口愈合能力强，减少出血风险。郭霞[6]研究中发现，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与开腹治疗相比，可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證实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价值。
综上，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可减少患者术中出血量、缩短术后康复用时、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同时并未增加手术用时且子宫肌瘤剔除效果理想，建议推广。
参考文献：
[1]刘凤玲. 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治疗子宫肌瘤的护理配合分析[J]. 系统医学， 2019， 4（07）：154-157.
[2]陈远丽， 冯艳玲.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的疗效及对机体应激反应的影响[J]. 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 2018，19（5）：411-414.
[3]杜忠蕾.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与经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对子宫肌瘤的应用对比分析[J].实用妇科内分泌杂志，2018，5（36）：83-87.
[4]崔静， 靳瑾， 林艳，等. 电视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分析及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J]. 中国性科学， 2018， 027（009）：52-54.
[5]汪萍萍， 张青冬， 冯晓萍，等.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子宫肌瘤患者局部微循环和炎症情况观察[J].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2018， 17（2）：200-203.
[6]郭霞.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的对比研究[J]. 大家健康（上旬版）， 2018， 12（2）：171-172.
作者简介：覃春华（1971-），女，大学专科，副主任医师， 研究方向：妇科微创手术及盆底治疗。E-mail：2247441274@qq.com
耳鸣医学科技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目的：探讨输血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乙肝表面抗原（HBsAg）、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艾滋病病毒抗体（抗-HIV）、梅毒螺旋体抗体（抗-TP）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2月-2015年2月在本院拟输血的102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均在输血前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研究乙肝表面抗原（HBsAg）、HBsAg、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艾滋病病毒抗体（抗-HIV）、梅毒螺旋体抗体（抗-TP）检测阳性率，并进行分析。结果：1026例患者中输血前HbsAg检测验性率最高，达9.94%，抗-HCV、抗-HIV、抗-TP分别为1.75%、0.19%、2.24%，不同指标阳性率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278.14，P<0.05）。对不同指标阳性率的科室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病理产科的阳性率最高，达29.66%，不同科室的相关指标阳性率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字2=73.52，P<0.05）。结论：输血前各种疾病存在一定的感染率，其中乙肝感染率较高，且在不同科室的分布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利用ELISA法进行输血前HBsAg、抗-HCV、抗-HIV及抗-TP检测十分有必要。
【关键词】 输血前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乙肝表面抗原；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艾滋病病毒抗体； 梅毒螺旋体抗体
【
【Key words】 Detection before transfusio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epatitis C virus； HIV antibody； Antibody of Treponema pallidum
First-author’s address：Ji’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of Jiangxi Province，Ji’an 343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31.036
输血是一种常用的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但多种疾病均有可能通过血液进行传播，包括梅毒和艾滋病以及乙型、丙型肝炎等，严重影响到人体健康[1]。并容易导致各种感染以及医疗纠纷，不利于医院正常诊疗活动的开展。为此，临床要注意提高用血安全，以避免各种疾病的传播，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为保证用血安全，需要在输血前做好相应的检测工作，对相关感染性指标进行检测，目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是一种常用的检测方法。本研究中，笔者回顾性分析2014年2月-2015年2月在本院拟输血的654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输血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乙肝表面抗原（HBsAg）、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艾滋病病毒抗体（抗-HIV）、梅毒螺旋体抗体（抗-TP）的价值，现将本次研究的相关具体情况进行如下的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4年2月-2015年2月在本院拟输血的患者共有1026例，其中男541例，女485例，年龄5～87岁，平均（39.25±10.15）岁。所有患者均抽取静脉血，置于4 ℃冰箱内保存待检，并均于1～3 d内完成检测。本次研究相关内容和方法均经本院伦理部门审核并批准，其检测过程中所使用的试剂、仪器及来源情况如下：（1）HbsAg试剂盒：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初查）；（2）抗-HCV试剂盒：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初查）、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阳性复查）；（3）抗-HIV试剂盒：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初查）、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阳性复筛）；（4）抗-TP试剂盒：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初查）、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阳性复查）；（5）酶标仪：郑州安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6）洗板机：北京拓普分析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1.2 方法 利用相应的试剂盒，对患者血液标本进行检测。所有检测项目均设置阳性和阴性对照进行室内质控，其中，利用酶联免疫法进行抗-TP、HbsAg检测；利用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法进行抗-HIV初筛，阳性标本送至本市疾控中心予以再次检测确认；利用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法进行抗-HCV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内容进行操作，并以酶标仪的实际读数为最终的判定结果。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字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输血前相关指标检测结果 1026例患者进行输血前相关指标检测，共检出145例（14.13%）阳性患者，其中抗-TP阳性23例（2.24%），HbsAg阳性102例（9.94%），抗-HIV阳性2例（0.19%），抗-HCV阳性18例（1.75%）。HbsAg检测验性率最高达9.94%，不同指标间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278.14，P<0.05）。
2.2 相关指标阳性率科室分布情况 145例输血前相关指标检测阳性患者中，分别为病理产科43例（29.66%），生理产科32例（22.07%），妇外科26例（17.93%），儿科22例（15.17%），新生儿科22例（15.17%）。病理产科的阳性率最高，达29.66%，不同科室的相关指标阳性率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73.52，P<0.05）。
3 讨论
现如今，临床治疗多种疾病，尤其是对危重患者进行抢救的过程中，输血是一种常用的治疗方式[2]。输血治疗包括输全血、成分血，是临床治疗的重要措施之一。但输血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各种输血相关不良事件的出现。不良反应是指在输血过程或输血后，受血者发生的用原先疾病不能解释的、新的症状或体征。它可分类为免疫性反应、非免疫性反应和输血传染病，从而导致各种用血安全隐患的出现，严重影响到患者的健康和疾病治疗效果，并容易导致各种医疗纠纷等。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也不断增强，对输血治疗安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3]。为此，临床需要积极的做好相应的输血前检测工作，以防止各种疾病的传染。
输血传播性疾病常见的有：乙型、丙型肝炎，艾滋病，巨细胞病毒感染，梅毒，疟疾，弓形体病等，均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4]。其中，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是几种最为常见的输血传播性疾病。艾滋病即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 deficiency syndrome，AIDS），这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一种严重传染病，会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极大的损害，严重者可导致死亡的综合征。而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有3种，即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输入或注射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均会感染艾滋病[5]。患者一旦输入处于窗口期的血液制品将导致用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与其他感染途径相比较经输血传播艾滋病的潜伏期将大大缩短，给患者的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6]。丙肝是一种由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而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主要经输血、针刺、吸毒等渠道传播。它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所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由于没有疫苗预防丙肝，所以日常预防尤为重要，丙肝传播方式与乙肝相似，主要通过输血、血制品、吸毒、母婴传播等方式，其他如医源性感染，其中包括不安全注射、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器械、内窥镜、外科手术、介入性操作等。梅毒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慢性接触性传染病，可通过直接性接触、输血、母婴等方式传播。
现如今，酶联免疫检测法是目前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血液检测方法之一，它检测的是抗原或抗体。酶联免疫检测法是对血清学抗原、抗体实施检测，当病毒进入人体后，人体免疫反应应答后产生一种物质，该检测技术通过发现这种物质而判断人体是否被感染。这种方法的“窗口期”较长，如乙肝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检测的“窗口期”分别为50、72、22 d。当病毒进入人体后，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会启动免疫应答，产生一种物质来对抗病毒入侵，这种物质就是抗体[7]。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即通过对这种抗体的检测，来对血液情况进行判断，了解是否感染相关的病毒[8]。临床对相关感染性指标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时，乙肝表面抗原（HBsAg）、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艾滋病病毒抗体（抗-HIV）、梅毒螺旋体抗体（抗-TP）是主要的检测指标[9]。其中，乙肝是一种临床十分常见的传染病，其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也相对较高[10]。本次研究结果即显示，1026例患者中输血前HbsAg检测验性率最高，达9.94%，抗-HCV、抗-HIV、抗-TP分别为1.75%、0.19%、2.24%。提示乙肝属于临床输血传播性疾病，分析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我国乙肝发病率较高等因素有关。本次研究结果还显示，对不同指标阳性率的科室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病理产科的阳性率最高，达29.66%，不同科室的相关指标阳性率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较之其他科室，病理产科存在较大的输血需求，临床输血量较大。结果也表明，在不同的科室，存在不同的输血相关感染风险。因此，对相应的重点科室，要注意提高对输血前检测的重视程度，做好输血前的检测工作，以最大程度降低输血风险，减少各种输血传播性疾病的出现[11]。对需要接受输血治疗的患者，在输血前要注意对其进行相应的血清学传染指标检测，以全面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为患者输血前是否出现各种血液传染性疾病感染提供所需的判定依据，以明确医疗责任，避免各种医疗纠纷的出现[12]。
另外，通过输血前检测，也可以帮助医务人员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在各种护理以及诊疗活动中的操作水平，注意做好消毒和隔离等，以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等[13]。医院也应当加强临床用血管理，将其作为医疗质量管理的重要内容，完善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制定并落实相关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提高自身交叉配血及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水平。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到的是，一些病原体在感染之后存在一定的“窗口期”。“窗口期”指的是病毒进入人体到从血液中发现抗体之间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输血检查难以发现病毒，“窗口期”是人类所有输血治疗依靠现有的检验手段无法规避的风险。当献血者感染病毒而尚未发病、处于潜伏期时，血液中已有病毒血症但无症状和抗体产生，在输血检查中便难以发现，但处于窗口期的感染者同样具有传染性，艾滋病、乙肝、丙肝、梅毒等传染病都有“窗口期”。因此，即便经检测为阴性，也需要提高警惕[14]。对“窗口期”血液传播的疾病，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保障自身健康。对医务人员而言，要注意围绕检测结果提前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相应的健康宣教和说明等[15]。总之，在对患者进行输血治疗之前，要做好相应的指标检测工作，以保证治疗的安全性，避免出现感染和医疗纠纷等。
综上所述，输血前各种疾病存在一定的感染率，其中乙肝感染率较高，且在不同科室的分布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利用ELISA法进行输血前HBsAg、抗-HCV、抗-HIV及抗-TP检测十分有必要。临床上应该科学合理地使用血液，同时血液的管理机构和医疗机构在临床用血的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规范操作，并做好输血前的检测，以避免由于输血带感染疾病的风险。但受到入组样本数量以及观察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本次研究所得到的相关结果以及相应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准确。因此，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进一步完善和分析。
参考文献
[1]王阳，邵冬华.患者术前及输血前血清感染性指标检测的临床价值[J].中外医学研究，2012，10（4）：50-51.
[2]张勇，刘芳.住院及输血前感染性标志物的检测结果分析[J].中外医学研究，2011，9（35）：66-67.
[3]徐守辉.输血前检查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艾滋抗体、梅毒的临床意义[J].中外医学研究，2010，8（29）：178-179.
[4] Gonzalez-Porras J R，Graciani I F，Alvarez M，et al.Tubes for pretransfusion testing should be collected by blood bank staff and hand labelled until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echnology for improved sample labelling.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study[J].Vox Sanguin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lood Transfusion and Immunohaematology，2008，95（1）：52-56.
[5] Solymos E，Guddat S，Geyer H，et al.Response to letter to the editor regarding \"rapid determination of urinary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metabolites based on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s a marker for blood transfusion in sports drug testing\"[J].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2011，401（2）：579-580.
[6]韩选伟，胡同平，张文兰，等.10681例输血前、术前、产前患者感染性疾病标志物检查结果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2，9（5）：71-72.
[7]艾书娥.2680例输血前、手术前四项感染性标志物检测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1，8（19）：93-94.
[8] Gorlinger K，Dirkmann D，Hanke A A，et al.First-line therapy with coagulation factor concentrates combined with point-of-care coagulation testing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in cardiovascular surgery： a retrospective， single-center cohort study[J].Anesthesiology，2011，115（6）：1179-1191.
[9]张伟平.431例输血前患者HBsAg、HCV-Ab、HIV-Ab和TP-Ab的筛查与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0，7（13）：177-178.
[10]李雪梅，杨春茂，杨春晴，等.献血者HBsAg、抗-HCV、抗-HIV、抗-TP ELISA检测阳性与确证试验的对比研究[J].中国输血杂志，2013，26（6）：541-543.
[11] Tani Y，Aso H，Matsukura H，et al.Significant background rates of HBV and HCV infections in patients and risks of blood transfusion from donors with low anti-HBc titres or high anti-HBc titres with high anti-HBs titres in Japan： A prospective， individual NAT study of transfusion-transmitted HBV， HCV and HIV infections[J].Vox Sanguin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lood Transfusion and Immunohaematology，2012，102（4）：285-293.
[12]巫文勋，程利，梁可，等.化学发光免疫测定法检测HBV、抗HCV、抗HIV和TP-Ab结果分析[J].重庆医学，2014，43（20）：2626-2628，2631.
[13] AlShaer L，Abdulrahman M，John T J，et al.Trends in prevalence， incidence， and residual risk of major transfusion-transmissible viral infections in United Arab Emirates blood donors： Impact of individual-donation nucleic acid testing， 2004 through 2009[J].Transfusio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lood Banks，2012，52（11）：2300-2309.
[14]程颖，李维，程燃，等.重庆市2008-2012年无偿献血者HBsAg，ALT及抗HIV、抗HCV、抗TP抗体检测结果的分析[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4，35（10）：1297-1298.
[15]闫文强，刘久波，范金波，等.手术前和输血前血液传播性疾病感染因子检测及意义[J].临床血液学杂志：输血与检验版，2010，23（1）：93-95.
（收稿日期：2015-04-15） （本文编辑：周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