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注解的基本体例范文第1篇
重点：常用术语ps背课本P612下面的十三经注疏的作者
由于时代久远，我们阅读古书，会碰到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一般可以通过参看古书的注解。古书的注解，有古代人用文言文作的，也有现代人用现代汉语作的，相比较而言，后者要比前者少得多。而且，现代人要注解先秦古书，也离不开汉唐人的旧注。所以，要读懂古书，必须参考古书的旧注，了解其体例，注解的方式以及它的局限性等等。
一、古书注解的概貌
为什么要给古书作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语言的发展变化，使得后人对古书中的一些话看不懂了，于是就要由专门研究的专家来作注。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说：“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仍留疑义，则时为之矣。”就是这个意思。
系统地给古书作注，是从汉代开始的。比如在汉代，《诗经》有三家的解说，即鲁之申培公、齐之辕固生和燕之韩婴，分别称为鲁诗、齐诗、韩诗。后来又有毛亨作的传(称《毛诗》)。孔安国曾给《尚书》作注;马融、郑玄都曾给许多儒家经典作过注;高诱给《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作注;王逸给《楚辞》作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经典在汉代几乎都有人作了注。汉代的注解比较注重语言文字的解释和名物的说明，而且他们离先秦时代比较近，所以汉代的注解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汉代注解的古籍主要是儒家经典，到后来注解的范围逐步扩大，不仅先秦时的老庄著作有人作注，汉代的著作也有人作注了。如在六朝时，有魏代的王弼注了《老子》，晋代的郭象注了《庄子》，三国时韦昭注了《国语》，刘宋时裴駰作了《史记集解》等等。唐代是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古籍整理也颇繁荣，如唐初著名学者孔颖达注《五经》，李善注《文选》，颜师古注《汉书》，都为后世所称道。又如司马贞作《史记索引》，张守节作《史记正义》等。一些“子书”(哲学著作)也有人作注，如杨倞作《荀子注》，尹知章有《管子注》等等。
宋朝注释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有《周易本义》、《诗集传》、《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楚辞集注》等。他的注释能吸取汉唐人的长处，用简洁明白的语言解释古书中的词句。他对《诗经》中《国风》一些诗的解释，能不受毛传的束缚，指出它们是爱情诗，比汉儒高明。当然，朱熹是理学家，他的注解也有不少地方是用来宣扬宋代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的。
著名的《十三经注疏》，大多数是汉代或魏晋人作的注，唐宋人作的疏，下面是《十三经注疏》的作者：
《周易》：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诗经》：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到了清代，我国传统的“小学”发展到了高峰，语言文字研究的成就，也在古书的注解工作中得到反映。清人的注解工作，不但范围广，而且质量高。范围广是说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前人已经作过注的(比如十三经、先秦诸子)，清人几乎都重新作了注(如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焦循的《孟子正义》、王先谦的《庄子集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前人没有作过注的，许多也有清人作的注。质量高是说清人注书往往旁征博引，同时又审慎地加以考核，他们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达到的成就又使得他们能够纠正汉唐人的错误，或者解决前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清代的注解对我们阅读古书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当然，清人由于过分强调考据，追求无一字无来历，不免过于烦琐。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注“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句话，竟用了一千多字，其中一个“曰”字就注了一百多字，令人读起来昏昏欲睡。
现代对古籍整理工作十分重视，也有很多古籍被重新作注，有的还被译为现代汉语。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现代汉语作的注释，因为现代的注释，也有不少是从古注来的，如果需要辨明某些问题，还是要去看古注。
下面再从注书的内容、方式等方面，谈谈古代注书的不同情况。
古代注书，多数是给古书的字句作解释。上举之例多属此种类型。这类注解有一些不同的名称，需要解释一下。
传
在秦汉之际，把儒家的“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称为“经”，把解释“经”的叫做“传”。例如毛传就是对《诗经》的注释。孔安国对《尚书》的注释就叫“孔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也被认为是对《春秋经》的解说，所以都称“传”，但它们与一般注释的性质有所不同。
笺
东汉时期的郑玄在毛传的基础上对《诗经》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的注解称为“笺”。“笺”的意思本来是指对毛传的阐发和补充：一方面对毛传简略隐晦的地方加以阐明，另一方面把不同于毛传的意见提出，使可识别。但是后来所谓的“笺注”、“笺证”，却只是“注解”的意思，不限于对别人的注解的阐发和补充。
注
大约从东汉开始，对古书的注解一般不称“传”而称“注”。但“注”可以是对古书注解的通称，如《十三经注疏》的“注”，就包括毛传、郑笺等。
疏
“疏”是相对“注”而言的，是在“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注。它既解释古书的正文，也解释前人的注文。例如《礼记》是郑玄注，孔颖达疏。《庄子》是郭象注，成玄英疏。
正义 “正义”的意思是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疏”也可称“正义”。如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就是分别为五经作疏。但“正义”有时也不一定是疏。如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就是“注”而不是“疏”。
章句
“章句”的意思是“离章析句，委曲支派”。除解释字句外，还串讲文章大意，这种解说方法称为“章句”。比如赵岐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孟子章句》在每一段后面还有“章旨”，就是概括一段大意。不过这种解说方法并非只在以“章句”为名的注释中才采用，如毛传虽不以章句为名，有时也串讲文章大意。
集解
“集解”是选取各家的注解加以汇集，有时也参以己意，如何晏《论语集解》等。
在这一类注释中，都兼有解释字词、说明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方面。到六朝以后，文章讲究用典，注释家在注释的过程中，也就担负起注明典故出处的任务。当然，在这几个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例如李善的《文选注》，侧重于注明典故的出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侧重于考证人名地名和史实。
古代注书还有另一种类型：不是对古书的字句加以解释，而是为古书补充材料，或是阐发古书的哲学思想。前者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后者如王弼的《老子注》等。这种“注”也有很高的价值，但跟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注”并不相同。
二、古书注解的体例和术语
古书的注解一般都采用在正文中间加进双行小注的办法。如果只有一个人的注解，读起来还不很困难，如果既有注，又有疏，就要懂得它的体例和层次。例子参看教材。
要读懂先秦经书的注解，除了要了解经书注疏的体例和注解的各种情况外，我们还要对经书中的注解术语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注解的术语很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我们只介绍较为常见的术语。
1.曰，为，谓之
使用这几个术语时，被释的词总是放在“曰”“为”“谓之”的後面。这几个术语的作用相同，它们不仅用来释义，并且用来分别同义词或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例如„„
2.谓
“谓”和“谓之”不同。前面说过，使用“谓之”时，被释的词总是放在“谓之”的後面;使用“谓”时，被释的词则都是放在“谓”的前面。可见这两个术语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谓”这个术语，往往是在以具体释抽象、或以一般释特殊的情况下，才用上它。例如„„
3.貌 “貌”字一般用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後面。使用“貌”字时，被释的词往往是表示某种性质或某种状态的形容词。这种“貌”字略等於现代汉语的“„„的样子”。
4.犹
使用这个术语时，释者与被释者往往就是同义或近义的关系。
以上“曰”“为”“谓之”“谓”“貌”“犹”六个术语，都是单纯用於释义的。 5.之言，之为言
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必然是“声训”;除了释义之外，释者与被释者之间有时是同音的关系，有时是双声叠韵的关系。
6.读为，读曰 这两个术语是用本字来说明假借字。例如： 7.读若，读如
这两个术语一般是用来注音。 有时，“读若”、“读如”的作用和“读曰”、“读为”相同，也是用来说明假借字。例如：
《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读为”“读曰”和“读若”“读如”的分别就在於：前者必然是用本字破假借字;後者则一般是用於注音，但有时也是用本字来破假借字。
8. 如字 如字也是用来注音的一个术语。古书上某字注以“如字”，通常是告诉读者，在这特定的上下文里，这个字要按照它本来的读音读。这一般是相对于变读或改字而言的。例如《礼记·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经典释文》说：
恶恶，上乌路反，下如字。„„好好，上呼报反，下如字。 关于“变读”的问题
古书上常常有一字异读的情况。不同的读音往往表示了词义词性的不同。例如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解说的“说”、游说的“说”和喜说的“说”(悦)，等等。异读有时只表现为声调上的差别，例如施行的“施”读平声，施与的“施”读去声;听闻的“听”读平声，听从的“听”读去声。但是这只是词义上的转变。有时候声调不同，不仅是词义上而且是词性上的转变，这种情况最值得注意。例如王侯的“王”是名词，读平声，王天下的“王”是动词，读去声;操持的“操”是动词，读平声，节操的“操”是名词，读去声;爱好的“好”是动词，读去声，美好的“好”是形容词，读上声;厌恶的“恶”是动词，读去声，恶劣的“恶”是形容词，读入声。
利用四声来区别词义和词性，这是汉语的特点之一。汉魏学者看到了这个特点，并体现於古书注音。有的文字学家认为这是六朝经师注解古书时的强生分别，显然作出这一论断的论据是不足的;虽然有些异读後来消失了，但是也有不少字的异读还保留在现代汉语里，如“好”(上声)“好”(去声)“恶”(形容词)“恶”(动词)之类;有些字的异读虽然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已经混同了，但是仍保留在某些方言里，例如上升的“上”读上声，在上的“上”读去声，现在广州仍有区别。
三、读旧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古人作的注解，由于时代的局限，在思想观念方面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孔颖达疏《相鼠》一诗时说：“文公能正群臣，而在位犹有无礼者，故刺之。”《相鼠》一诗“刺在位者”是很明显的，但与“文公(卫文公)能正群臣”没有关系。这是孔颖达根据此诗的“序”而作的解释，为尊者讳而错误地作了解释。
(二)古人作注，有自己的注释条例，我们不要误解 比如“声训”是汉代人常用的一种注释方法。《诗经·驺虞》：“彼茁者葭。”毛传：“茁，出也。”句中的“茁”是“茁壮”的意思，是形容词，毛传用“出”去解释它，是动词。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毛传不是说“茁”有“出”的意思，他这里是用声训(“茁”从“出”得声，“茁”“出”同属物部)，意思是说，“茁”是草出地面而丰茂。
(三)古人作注，自然是用文言文，阅读时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词义去理解。如《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杜预注：“有恨，恨谏观鱼不听。”
清代学者除了为专书做注解和校勘工作之外，还利用读书札记的形式，对古书的词句诠释和文字校订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常常有非常精辟的见解。重要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等，这些都是读上古典籍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附：古书校勘 除了为古书做注解和考证工作之外，清代学者还作了许多古籍校勘的工作。校勘学上有些专门术语，我们应当有所了解。试举校勘学上常用的两个术语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