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对进出口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关于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一般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进而引起进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最终导致贸易收支余额的变化。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程度和反映价格与数量关系的进出口供需弹性的大小。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综述,以期实现对汇率变动贸易效应问题的充分认识,为研究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提供较为全面的参考。
关键词:汇率变动;价格传导;ML条件;贸易时滞
一、引言
基于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以来持续至今的升值趋势与汇改以来至2008年6月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余额持续增长的现实,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该现象予分析和解释。对人民币升值的贸易效应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政府当局在安排我国未来汇率制度时对对外贸易问题予以恰当的考虑。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较为完整述评的基础上,以期为全面的分析和理解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提供有益的框架。
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汇率变动对一国价格的影响;二是价格变化如何影响贸易数量从而最终影响到贸易余额。与之相对应,对汇率变动贸易效应的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问题进行研究;二是对价格数量之间的弹性关系进行分析。另外,对应于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现实的不断变化,对汇率变动贸易效应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两阶段特征。起初,由于传统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中都假定完全竞争市场,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传导完全,故长期以来人们分析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时一直关注第二个问题—贸易品价格与数量的弹性关系。随着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多地把兴趣集中到了价格数量分析之前的环节—汇率变动对价格传导问题的研究上。
有关汇率变动贸易效应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微观价格机制出发,运用弹性分析法通过讨论汇率变动对进出口数量和相对价格的影响来分析其对贸易余额的直接影响;二是从宏观框架出发,运用吸收分析法通过考虑汇率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来进一步分析其对贸易余额的间接影响;三是围绕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问题展开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汇率变动对价格传导不完全的原因以及传导不完全的贸易与福利结果;四是从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的时滞问题出发,考虑不同时期内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的动态变化。实证方面,国内外学者就汇率传导程度问题以及以弹性分析为基础的ML条件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本文将一并予以综述。
二、汇率变动的贸易余额效应理论研究
(一)弹性分析法——贸易余额效应的微观分析
在有关贸易余额受汇率影响的理论分析中,最早出现的是由Marshall(1923)、Lerner(1944)和Robinson(1937)等人于20世纪30、40年代提出来的弹性分析法。[1]该方法通过对贸易方程式T=X-M的分析,认为汇率贬值可以影响一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本币贬值将使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从而使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由于贸易余额的大小由进出口商品价格和数量两因素共同决定,因此在确定贬值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时必须同时考虑进出口数量和相对价格这两者变化的共同结果。基于此,该方法引入了反映商品数量变动与价格变动关系的价格弹性概念,并得出只有当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时本币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的结论,该结论被称之为“马歇尔-勒纳条件(ML条件)”。
另外,Bikerdicke(1920)、Robinson(1937)和Metzler(1948)认为,本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贸易收支,不仅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还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2]只有当进口供给弹性和出口供给弹性都趋向于无穷大时,毕克迪克-罗宾逊-梅茨勒条件(Bikerdicke-Robinson-Metzler condition)才与ML条件相一致。但事实上,进出口供给弹性无穷大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比如初级产品受到自然条件和资源储备的限制就不能保证其供给随价格的上涨而大量增加。另外,其他产品的供给也可能由于生产国在资金、能源、技术等生产要素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在短期内实现生产规模的快速增长,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二)吸收分析法——贸易余额效应的宏观分析
弹性分析法对贸易方程式T=X-M的分析是建立在国民收入保持不变的假定之上的,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如果考虑商品市场均衡时贸易余额等于窖藏(窖藏等于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这一条件(即T=Y-A),则本币贬值是否改善贸易余额就要看贬值之后窖藏数额是否提高。也就是说,即使一国经济满足ML条件,贬值带来的贸易余额改善还只是自主性贸易余额的改善,当自主性贸易余额改善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后,还需要比较国民收入的增长与因此而带来的国内吸收的增长之间的大小,并依此而最终确定窖藏或均衡时的贸易余额。这构成了“吸收分析法”的基本内容。吸收分析法考虑了在国民收入变动后贬值对贸易余额更为复杂的影响,并得出贬值可以改善贸易余额的条件是:在贬值可以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即满足ML条件)时,还要求由此而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加超过国内吸收的增加幅度,也即要求边际吸收倾向小于1。
贬值会因为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进而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又导致国内吸收的增加。但事实上,贬值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直接影响国内吸收,比如汇率贬值将产生现金余额效应影响国内吸收。本币贬值,则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因为需要消费一部分进口商品,故本国居民原有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水平下降,从而总消费减少;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标准,人们将不得不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其支出,从而增加自主性吸收支出。这一效应称之为“劳尔森-梅茨勒效应(Lausen-Metzler effect)”。考虑了贬值对自主吸收的影响后,贬值的贸易余额效应就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从以上分析可知,贬值既会直接影响贸易余额,也会通过贸易余额变动引起收入与吸收的变动,从而对原有的贸易余额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必须将对贸易余额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收入与吸收的影响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分析贬值对贸易余额的影响。
(三)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中的汇率传导分析
吸收分析法与弹性分析法虽然从分析的宏微观机制上截然不同,以至于长期以来这两种分析方法一直被认为是相对立的。但实际上,吸收分析法的分析起点仍然来自于弹性分析框架中的ML条件,即以自主性贸易余额得以改善为分析前提。同时,由于传统弹性分析都是以汇率对价格的完全传导为前提,因此,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整地解释汇率对价格不完全传导条件下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大量贸易逆差,人们认为需要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净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1985年以后,美元开始不断贬值,但贸易逆差却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传统弹性分析法的理论背道而驰。于是,研究者们开始探究各种不同原因,其中许多研究者就从汇率变动对进出口价格的传导问题入手,来解释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弱化问题。
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pass-through effect)是指汇率的波动在多大程度上被传递到价格上。关于汇率价格传导的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对汇率价格传导的不完全问题上,这些研究从多方面分析导致汇率对价格不完全传导的原因以及考虑各种不同因素条件下汇率对价格的传导程度。
汇率传导研究的基本思想是假定厂商只关心以本币表示的收益,因此汇率的波动就带来了是由出口国还是由进口国来承担相应价格调整成本的问题。最早关于汇率变动的价格不完全传导理论研究可追溯到Krugman(1987)和Dornbush(1987),文章建立了一个寡头市场模型考察了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作用。在该模型中,厂商随汇率变动不断地调整价格,并且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呈现不完全特征。[3]之后,有关汇率变动对价格不完全传导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与市场分割、不对称信息、沉淀成本、商品定价货币的选择(Obstfeld and Rogoff,1995;Devereux and Engel,2003)与粘性价格(Taylor,2000)等原因的讨论上。[4]Hooper and Mann(1987)的研究指出,传递程度与利润加成和生产成本的汇率弹性成反比关系。[5]Dornbush(1987)和Krugman(1987)将汇率变化引起的国际市场价格歧视定义为因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认为相互分割的目标市场允许厂商通过改变价格加成而使得产品价格保持稳定,以达到稳定国外市场份额的目的,从厂商的市场决策角度对汇率的不完全传导给出了合理的解释。Baldwin、Krugman(1989)研究了出口商的沉淀成本对加成调整的影响。另外,汇率变动的幅度也会对汇率的价格传导程度产生影响。[6]
由于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不完全传导极大的削弱了传统理论中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时第一步必须要考虑汇率的价格传导程度问题。
(四)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中的时滞问题
对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的时滞问题的研究中指出,汇率贬值有利于一国贸易收支的改善,但需要经历较长的时滞,且短期内甚至可能导致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这是因为,在进出口厂商未被预期到的汇率贬值发生之前进行价格设定的条件下,在贬值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贬值前已签订的贸易协议仍将按原来的数量和价格执行,从而进出口数量不变,但以本币定价的出口其外币收入减少,而以外币定价的进口其本币支出增加,这两方面都将使得贸易余额趋向恶化。另外,即使对于贬值后签订的贸易协议而言,出口的增长短期内也要受国内供给在资源调整方面的时间和其他条件的约束,同时进口方面却很有可能由于进口商对未来汇率的进一步贬值预期而加速订货,导致进口短期迅速增加,从而最终导致贸易余额的进一步恶化。只有当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对汇率贬值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之后,贸易余额才可能开始得到改善。整个调整过程可以用J形曲线来予以描述,有关贬值对贸易余额的时滞效应也通常因此而被称为“J曲线效应”。
Magee(1973)对J曲线效应的形成给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他认为一国货币贬值的贸易效应将经历三个阶段:合约货币阶段(Currency-Contract Period)、汇率传导阶段(Pass-Through Period)和数量调整阶段(Quantity Adjustment Period)。[7]在不同阶段,制约贸易收支的因素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合约货币阶段,合同标明的价格和数量都不会因贬值而改变,这是因为,短期内汇率变化虽然发生了,但汇率变化前签订的合同仍需按原有合同予以执行,从而使得原有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在汇率传导阶段,汇率变化后签订的合同将会依据汇率的变化而调整其合同价格,但进出口数量由于进出口的供求粘性而暂时保持不变,该阶段贸易收支的结果取决于汇率对价格的传导程度以及贸易合同定价货币的选择;在数量调整阶段,进出口数量和价格都将因贬值而发生调整,这时如果马歇尔-勒拉条件满足,则贬值改善贸易收支的结果才得以实现。
但传统的J曲线效应理论并不能完整地说明所有汇率变动的时滞问题,后来的研究者们从三个方面对J曲线效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首先,J曲线效应需满足马歇尔-勒拉条件,如果该条件不满足,或者贬值后国内物价的上涨赶上甚至超过本币贬值程度,则贸易收支非但不能改善,反而可能进一步恶化,贬值出现负的贸易收支效应。Meade(1998)就曾指出只有汇率浮动机制灵活且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其汇率变动的J曲线效应才比较明显。
其次,Hodwood(1996)认为如果考虑回归预期,那么即使马歇尔-勒拉条件满足,本币贬值也不一定能带来J 曲线效应,贬值还可能产生W曲线效应。这是因为贬值初期的贸易收支恶化或其他原因可能导致另一次的货币贬值,当发生连续货币贬值时,该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可能长期地在逆水平上徘徊,从而产生W曲线效应。
第三,因为J曲线效应理论是建立在汇率与进出口之间存在一个稳定关系的前提之上的,而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稳定关系的存在只发生在某一特定的汇率变动区间之内,若汇率变动超出某一汇率区间,则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的原有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在这一分析中,汇率波动性或波动幅度问题显得尤为重要。Baldwin, Krugman(1989)运用“沉淀成本模型”解释了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厂商不愿意主动对汇率作出反应,而当厂商作出最终反应后,又很难促使他们再次改变决策,从而出现贸易决策中的滞后问题。也就是说滞后的原因来源自于国际贸易中的沉淀成本和汇率易变性。在滞后存在的条件下,即使恢复原有的汇率水平或是环境,也不足以恢复原有的结果。这意味着贸易方程同宏观经济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都面临卢卡斯批判,当环境发生改变时,决定贸易的因素和结果之间的原有关系也随之改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考察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的时滞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其价格和数量的时滞特征,而且还需考虑在不同汇率变动幅度下汇率与贸易关系变化的可能性。
三、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弹性悲观主义”的论争
关于弹性分析法的实证研究重点在于考虑国际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相对价格的变化做出反应,具体说就是贬值能否改善国际贸易收支,也即ML条件是否成立。有研究结论显示,由于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极低,不能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一国汇率贬值不能有效地改善贸易收支(Metzler,1948),从而一度出现了弹性悲观论。但Magee(1973)的研究指出,价格弹性并没有明确到可以确定在“弹性悲观主义”论争中的任何一方。诸多实证结论表明, ML条件并不一定成立,尽管这个假定非常重要且在理论上正确与否还不明确,但很少有关于汇率变动影响国际贸易的实证证据(Boyd, 2001)。
Rose and Yellen(1989)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对美国和其他G7国家1960年后双边贸易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了不能拒绝真实汇率和其滞后项不是美国与其他G7国家之间双向贸易的显著决定因素的假设。[8]Marquez(1990)运用带状谱(band spectrum)分析法估计了双边贸易弹性,并将其加总得出多边弹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混合性的,从该分析中得到的证据很难支持ML条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计量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表明先前研究得到的证据可能是不可靠的,因为数据的“非平稳性”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
接下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使用协整的方法来估计长期的贸易弹性,但其结论仍然是混合性的。大部分研究倾向于认为ML条件成立,如Bahmani-Oskooee(1998),Bahmani-Oskooee and Niroomand(1998)。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ML条件不成立,或者不能确定是否成立。如Rose(1991)对美、英、加、德、日等国1974-1986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上述国家的进出口与实际汇率及国内外产出(工业增加值代替)之间均不存在协整关系,ML条件不成立。Boyd(2001)等的检验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在美、英、加、德、日、法、意、荷8个发达国家中有5个ML条件成立,他们在运用混合性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总的来看实际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还是显著的。[9]
(二)关于汇率变动价格传导程度的经验估计
关于汇率传导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汇率不完全传导的原因进行探讨,Krugman和Dornbush(1987)、Feldstein(1992)、Obstfeld and Rogoff(1995,1998)等人的研究指出,某种商品在不同地域或国别市场上将因产业组织结构、产品差异与市场分割、价格歧视、定价货币的选择、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沉淀成本等原因导致汇率传导程度的不完全。
而关于汇率传导问题的实证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汇率传导不完全所导致的经济影响(Saiki,Ayako,2004; Gagnon,Joseph,Jane Ihrig,2004),这类研究对一国货币政策的实行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冲击的国际传递和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的探讨都具有广泛的意义;二是汇率传导不完全程度及其动态变化的经验估计。诸多实证分析的结果都显示,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并不完全,且汇率对进口价格的长期传递程度要高于短期传递程度,也即汇率波动对价格传导的过程中存在时滞。如Goldberg and Knetter(1997)的实证分析得出汇率贬值对OECD国家工业制成品进口价格的传递系数约为0.5。Campa and Goldberg(2002)采用1975-1999年的季度数据对经合组织(OECD)25国的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估计,其结论认为经合组织(OECD)25国平均短期汇率传递系数为0.61,长期汇率传递系数为0.77。
另外,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程度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商品间皆有不同,且汇率传递本身在长期内呈现动态波动。如Piriya Pholphirul(2003)对泰国九种主要商品的汇率传递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商品的汇率传递系数很低,汇率传导程度最低的是动植物油脂类商品,为0.104;最高的是机械类商品,为0.527。同时,还指出自泰国1997年金融危机后,泰铢汇率波动性增强且变化趋势难以预测,从而使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传导的程度出现下降趋势。Taylor(2002), Goldfajn and Werlang(2000)也得出了在许多国家汇率传导皆呈现下降趋势的结论。这些都进一步验证了在汇率价格传导的不完全且传导程度逐渐降低的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的调整作用将越来越小。
总的来说,汇率变动对一国价格的传导,基本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从传导总水平来看传导具有显著的不完全性;二是从传导环节及程度上来看,汇率变动首先影响到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其次是生产价格指数和出口厂商的出厂价格指数,最后才是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出口价格,且传导程度也依照该顺序逐渐减弱;三是从对各种价格传导的时间上来看,长期内价格传导程度要略高于短期价格传导,也即汇率变动对价格传导的过程中存在时滞。
四、结论及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一)结论
从整体上来看,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框架中演变和发展。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理论主要是对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中所强调的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时间偏好和风险规避、理性预期等普遍理论和方法在该问题上的具体应用。但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所面临的经济现实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对每一普遍理论的具体应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解释某一经济体在某一具体经济环境下甚至是面对某一具体冲击条件下的经济现象,很难运用普遍理论在现实经济中得出一般性的分析结果。
同样,从实证研究的发展来看,计量分析方法是研究该问题的主要实证研究方法。在具体方法的选取上,20世纪90年代前大多采用简单的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计量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普遍采用协整分析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对不平稳样本的处理问题,同时也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实现了对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之间的长期与短期关系的估计。近期开始有学者试图采用数值模拟(simulation)的方法来分析不同幅度的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Li Wang and John Whalley, 2007)。在分析样本的选取上有两种:一是选用总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分行业或产品类型使用双边季度数据甚至月度数据进行分析,用以讨论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长短期不同效果。
(二)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在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余额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第一,就汇率变化的价格传导来看,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价格传导模式与主流分析中汇率-价格传导模式相去甚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工贸易占比较大。长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之比一直大于一般贸易占进出口总额之比,直到2008年这一局面才得以调整,加工贸易占比首次低于一般贸易,即使如此,截至2008年10月,加工贸易在总贸易中的占比仍高达47.5%。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性质,出口产品成本中包含了大量的进口成分,出口价格受汇率变化的影响将因为进口已受汇率影响而被削弱,这与传统汇率-价格传导理论研究的一般贸易假设相违背。因此大规模的加工贸易势必降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价格总水平的传导程度,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价格的推高作用并不显著。
二是进口替代程度低。我国总进口中占比最大的是源自发达国家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的进口,国内同类竞争产品的竞争能力弱,加上我国国内投资需求旺盛,这导致我国进口需求弹性小,在国际市场上进口的议价能力弱,这使得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作用受到局限。
三是在出口市场上,结算货币的选择和“因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使人民币汇率变化所导致的出口价格变化面临不确定性。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性质使得结算货币大多采用美元和欧元等其他国际货币,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高,使得出口商为确保海外市场份额而在人民币升值时更多采用“因市定价”原则,降低出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以保持外币价格的稳定。这大大降低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外币价格的传导程度。
第二,就进出口价格的供需弹性来看,在新的开放与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各类贸易品的ML条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我国出口产品的议价能力近年来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海外需求的价格弹性渐弱;国内市场上,由于近几年来国内劳动力供给弹性的降低以及国内其他资源成本的逐渐上升,使得出口供给的价格弹性加大,这些都将直接改变进出口价格变化对贸易数量的影响效应。
第三,国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仍未衰减。从中长期来看,汇率变化及其预期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将在一定时滞之后被最终反映出来。2008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速的减缓即可为证,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进而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后,对外依存度高的中国东部地区进出口已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这其中主要是受外部需求的影响,但人民币长期的持续升值也为贸易负增长起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上这些都应该是具体研究我国当前货币升值对贸易影响所需考虑的重要方面,也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有意义的主题。
另外,在分析我国问题时,研究者们也应针对我国的具体经济现实在模型的设定、指标的选取、不同时期样本数据的选取及处理方面对上述问题予以充分的考虑。
参考文献:
[1]Robinson, J. The Foreign Exchang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7.
[2] Metzler,Lloyd A.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M].A Survey of Contermporary Economics,Philadelphia,Bladiston,1948.
[3] Krugman Paul.Pricing to Market when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7.
[4] Taylor.Low Inflation,Pass-through 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0,(44):1389-1408.
[5]Hooper, Peter, and C. Mann, 1987, “The U.S. External Deficit: Causes and Persistence,”Federal Reserve Board.
[6] Krugman,P.Exchange Rate Instability[M].The Lionel Robbins Lectures,Cambrid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hnoloty(MIT)Press,1989.
[7] Magee, S., 1973, “Currency contracts, pass-through , and devaluation” 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
[8] Rose and Yellen.Is there a J-Curv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4):53-68.
[9]Boyd D Real 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the Balance Of Trad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 Economi cs 2001,(6).
汇率对进出口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关税已大幅度下降,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也得到了控制,各国贸易壁垒的种类和形式发生了变化,绿色贸易壁垒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应运而生,并具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分析了绿色贸易壁垒的特征及对我国外贸造成的影响,提出了中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关键词】绿色壁垒;贸易影响;对策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关税已大幅度下降,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也得到了控制,各国贸易壁垒的种类和形式发生了变化,绿色贸易壁垒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应运而生。绿色贸易壁垒几乎波及到我国外贸出口的所有领域。因此,认真研究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规律,适时提出可操作性应对对策,积极推动贸易和环境的良性互动,成为当前一项亟待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1 有关绿色壁垒的几个基本问题
1.1 绿色壁垒的概念
绿色壁垒,又称环境壁垒,是指那些以保护人类及动物和植物健康或安全甚至生命、保护生态和环境为名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法律、法规、政策与措施,以阻止某些外国商品进口。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以后,作为主要贸易壁垒形式的关税一步步降低,同时绿色壁垒日趋全球化,成为世界贸易中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1.2 绿色壁垒的特征
1.2.1 广泛性和传递性
涉及的产品包括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制成品,而且涉及到从产品的最初设计到最终的成品的全过程;不仅涉及到货物贸易,而且还涉及到投资和服务贸易等,较之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影响更大。而且,环境贸易壁垒实施中易于传递,容易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
1.2.2 合理性和合法性
从绿色壁垒的定义上可以看出,它是以保护环境、自然资源和生命健康为借口,表面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潮流,也迎合了绿色消费的需要;同时它还以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等公开立法为依据。
1.2.3 歧视性
由于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通常成为其牺牲品,因而环境贸易壁垒有其歧视性的一面。通常这些规定过于复杂且经常变化,有时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制定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使外国商品难以符合这些规定,而进口国很容易就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实施贸易制裁。
1.2.4 隐蔽性
绿色贸易壁垒是利用环保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使出口方难以预见其内容及变化而难以对付和适应,有时实施主体环保和贸易保护两种动机相互交叉,要明确甄别其真实动机是非常困难的,这就使得环境贸易壁垒呈现出一定的隐蔽性特征。
2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绿色贸易壁垒面前,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97年至1999年,我国因遭受绿色壁垒而受阻的出口商品价值达200亿美元。我们不无沉重地发现,WTO对绿色壁垒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认同,今后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将更多地运用环境保护的名义,采取更加隐蔽的环境管制措施,设置种种障碍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这必将导致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变得愈发严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绿色壁垒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
2.1 负面影响
2.1.1 对工业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
我国工业整体技术未重视产品的绿色标准,在越来越高的环境标准面前,我国传统出口产品中的机电、纺织、建材、清洁用品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国际环保组织制定的《欧盟生态纺织品标准》要求组成服装产品的每一个部件都应通过有关检测和认证。在服装和纺织品出口方面,德国等西方国家1994年起陆续立法禁止118种含偶氮染料的纺织品进口,否则产品将被全部扣留或销毁,这使我国104种含偶氮染料的纺织品出口中断,1999年损失超过65亿美元。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相继对电子、机械和电器产品实行认证制度,对我国电视机、收音机、灯具等出口造成了极大困难。
2.1.2 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我国大多数地区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还处于过分追求数量的粗放型经营状态,质量标准不高,受环境污染影响严重。在农产品和食品出口方面,1994年以来,我国的牛肉猪肉几乎不能出口到美国,欧盟也完全禁止我国的牛肉冻鸡肉及贝类产品进入其成员国市场。我国农副产品中的农药残量等有害物质严重超标,进而影响到海产品、畜产品、纺织品、食品等,出口屡遭禁入、退货或索赔。2000年7月1日,欧盟执行新的茶叶农药残余限量标准,新标准不仅扩大了检测项目,且大幅度提高了标准要求。显然,我国农产品所受到的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将日益增加。
2.1.3 对包装材料和包装技术的新要求
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绿色包装。要求包装做到:节材、可重复使用和可降解。在这种趋势下,国外有关法规也纷纷出台。在欧美等国的环保法规中,对商品包装材料的易处理性和可回收率有较高的要求和标准。而且鼓励对商品进行合理的包装,不提倡重复包装和过渡包装,以利于资源的节约。而我国包装材料落后,不易处理,可回收率低,对进口国的环境污染严重,美国就明文规定禁止进口用未处理的中国的木材作包装的产品,这就造成了我国许多产品因为包装问题而不能出口。
2.2 正面影响
虽然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是巨大的,但是我也要看到它对我国各方面特别是技术方面的激励作用。
2.2.1 促进我国提高农副产品的技术含量,降低环境污染
以前我国农副产品只一味的追求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如果要想顺利的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必须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降低环境污染,不仅要求那些出口的产品要达到环保要求,我们内销的产品也要达到,这样就可以对我们自身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2.2.2 迫使我国快速提高工业整体水平
我国是个加工大国,全年出口份额中工业产品占很大部分,我们要想提高我国的出口额,工业不可忽视。从产品的设计到产品的出炉整个过程都要提高环保含量,特别是传统出口产品中的机电、纺织、建材、清洁用品等,这些产品的出口最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影响,同时又是我国出口主要的产品,我们不得不在国内提高绿色标准,做好自测工作。
2.2.3 更新我们的包装材料和包装技术
为了跨越绿色壁垒“栅栏”,我国积极不断引进先进设备和高新技术,更新我们的包装材料和包装技术。例如:随着我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国际制药企业进入中国,有力地带动了为保健食品、药品配套的包装行业,保健食品、药品包装不断推陈出新,从而使专业包装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3 绿色贸易壁垒对策建议
3.1 建立绿色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
应尽快建立国外绿色壁垒的预警机制,加强对国外环保认证标准的研究,收集国外的绿色壁垒措施,建立绿色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并及时地将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做好防范工作,采取积极措施,突破国外的绿色壁垒。
3.2 积极开展国际认证工作
一是壮大我国认证机构力量,引导认证机构走股份化、集团化、规模化的道路,通过兼并、参股等多种形式和国家必要的扶持,尽快形成一批专业技术覆盖面广、实力雄厚、世界知名的认证机构。二是建立统一的认证体系,积极推广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標准认证、绿色标志认证,增加认证的透明度和权威性,避免多头认证。同时,要扩大认证覆盖面,使更多企业和产品拿到通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三是建立与国外权威认证机构的相互认可机制,认证不仅要遵循我国的标准、程序,而且还要掌握其他国家的绿色标准和认证程序,避免出现较大差异。
3.3 加快环保立法,严格环保执法,并将环保纳入外贸发展战略
我们应根据环境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加快制定和完善各类商品生产和销售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和法律标准,促使对外贸易的环境管理与国际环保法规和惯例接轨;强化环保执法,对外贸活动中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依法严格惩处;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同时,应把环保纳入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发展计划中,加强外贸、环保、生产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制定针对环境贸易壁垒的国际市场开拓计划和发展策略,改变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污染环境的传统发展模式,推行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绿色增长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3.4 大力開发环保产品,积极发展环保产业
近年来,随着环保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环保产业正方兴未艾。据预测,环保产品在未来的10年内将主导世界主要工业市场,可以说环保产业是21世纪最有魅力的朝阳产业。为了发展环保产业和争夺国际环保市场,控制环保技术的制高点,欧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制定政策,增加环保投入,扶植本国环保产业的成长。我国应在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增加环保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开发环保产品,积极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环保产业,为我国的外贸出口开拓更为广阔的国际环保市场。
3.5 增强争端解决能力,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一是用好评议权利。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应该充分享受这一权利,组织相关部门、企业及中介组织,对措施草案制定的意图、合法性、合理性及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和评估,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尽可能降低其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二是抵制歧视性标准。依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规定的非歧视的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防止发达国家对我国商品实行双重标准。如果发达国家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对我国出口产品设置一些歧视性绿色壁垒,我国要及时提出抗辩,采取双边磋商或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坚决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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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对进出口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目的】在基于鄉村振兴战略和人民币汇率贬值波动的背景下，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为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14年1月—2019年1月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GARCH（1，1）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进行测度，进而基于两国非完全替代模型构建农产品出口和进口方程，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结果】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出口弹性大于进口弹性，进口存在刚性特征;汇率波动短期对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均有负向冲击，但对出口的冲击小于进口;本国和贸易国的收入和外商投资等因素也是影响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建议】我国应稳定汇率，在为农产品贸易提供更稳定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提升农产品贸易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并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发挥对农产品贸易有利因素的协同效应，实现我国农产品贸易的长足优良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寻找正确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波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GARCH模型 ;实际有效汇率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WANG Yu-ru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Zhengzhou 451150， China）
Key words：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 import and export; GARCH model;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0 引言
【研究意义】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和生产国，与国际市场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1—2月我国农产品进口总额达235.2亿美元，同比上升10.2%，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出口总额为108亿美元，存在贸易逆差。随着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行动的开展，将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国内农产品进一步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汇率问题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加剧。同时，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在国际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下，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特别是受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汇率双向波动进一步加剧，对国内农产品进出口的扰动愈发频繁，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面临着更多的外部风险和挑战。因此，开展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影响的研究，对于规避农产品国際贸易风险及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汇改以来，由固定汇率制度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汇率以市场导向为主，开始不断升值;至2013年人民币汇率已累积上升约35%。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展开了大量研究，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潘俊美（2008）、张鹏飞（2014）、陈立轩等（2018）认为汇率升值对进出口有显著影响，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基于贸易结算方式和计价货币、汇率机制改革和汇率避险工具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易行健（2007）、杨凯文和臧日宏（2014）则认为汇率变动并不会对进出口产生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我国出口的商品较初级，价格弹性较小。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农产品进出口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种或几种农产品贸易方面（郑雨彤，2018），或对某些省份或地区的研究（麻文奇，2010;梁三金等，2018），也有部分文献从宏观层面对我国农产品贸易进行研究（吴洁，2017;陈立轩等，2018;郑燕，2018）。上述研究大多得出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农产品贸易有显著影响的结论，并基于价格因素及市场结构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分析，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布局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切入点】以往文献主要基于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展开分析，而2014年2月19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大跌91个基点后，开始呈现波动态势，加之当前我国农产品贸易企业普遍规模小、实力弱，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有限，使得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当前汇率贬值的现实背景，采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汇率，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影响的新特征进行研究，为汇率调整和农产品贸易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对象
1. 1. 1 人民币汇率 汇率是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或比价，分为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考虑国家相对价格的变动，名义汇率不考虑相对价格变动对本国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不能真实反映两国货币价值;而实际汇率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可更准确地反映出一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Goldstein and Khan，1985）。因此，本研究对人民币汇率的分析均采用实际有效汇率。计算方式为：
REER=[i=1n[BNERi×（CPId/CPIi）]]wi，[i=1nwi]=1
式中，BEER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BNERi为本国对国家i的双边名义汇率指数，CPId和CPIi分别为本国和国家i的物价指数，n为国家数量，ωi为权重。本研究选取国际清算银行（BIS）对61个经济体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若汇率提高，则代表本国货币相对价值提升，反之则为本国货币贬值。
从图1可看出，2014年1月—2019年1月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整体上呈有升有降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其中2014年1月—2014年5月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此后至2015年1月持续升值，之后出现小幅交替波动态势，2016年1月之后又出现较明显的贬值，随后呈现小幅波动，至2018年1月和5月出现两个波峰，此后又呈现小幅波动贬值的态势。5年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总体趋势较平稳。
1. 1. 2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 从图2可看出，2014年1月—2019年1月期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始终大于进口额，总体上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出口和进口呈总体波动上升趋势。另外，出口和进口呈明显周期性的同向或反向变化特征。2014年1月—2016年1月，进口和出口额的波动趋势较一致，表现为同向变化特征;2016年1月之后开始出现逆转，在2017年1月、2018年2月、2018年11月和2019年1月均出现出口额明显下跌而进口额显著增加的反向变化特征;自2018年11月出口出现小波峰，而进口出现较大的波谷，此后又开始出现反向变化趋势。
1. 2 两国非完全替代模型
本研究实证分析的依据是Hooper和Kohlhage（1978）、Goldstein和Khan（1985）提出的两国非完全替代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假定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两国经济交往是基于两国资源禀赋的差异，一个国家出口本国资源禀赋优势的产品，进口资源禀赋存在劣势的产品，另一国家恰好为该国出口产品的进口国和进口产品的出口国;假定本国进口和出口额由贸易国的收入和本国汇率决定，另外该模型假定一国进口或出口都不是该国商品的完全替代品。出口方程和进口方程可表示为：
X=f （yf，e），[?X?yf][?]0，[?X?e]的值不确定;M=f （yd，e），[?M?yd][?]0，[?M?e]的值不确定。式中，X为一国出口额，M为一国进口额，yf为贸易国收入，用以衡量贸易国对本国农产品的需求能力，yd为本国收入，用以衡量本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能力，e表示汇率波动。
由于我国一直以来将吸引外商投资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国办发〔2018〕104号）中明确指出，积极鼓励外商投资更多投向现代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鉴于此，本研究引入外商投资（FDI）这一变量对以上模型进行扩展，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取对数转化为线性回归方程，分别得到出口和进口方程如下：
lnXt=[i=1aαi] lnXt-i+[i=0bβi] lnet-i+[i=0cλi] lnyft-i+
[i=0dτi] lnFDIt-i+εx，t （1）
lnMt=[i=1aαi] lnXt-i+[i=0bβi] lnet-i+[i=0cλi] lnydt-i+
[i=0dτi] lnFDIt-i+εx，t （2）
式中，X表示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额，M表示进口额，yf表示贸易国的居民总收入，yd表示我国居民总收入，e表示汇率的波动性，FDI为外商投资额，t表示时期，i表示滯后阶数。
1. 3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测度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指数无法直接得到，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其进行测度。由1.1.1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月度数据的波动情况（图1）可知，其波动表现为大波动中有小波动，小波动还呈现出连续性等特征，因此，通过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进行测度：
Yt=βTXt+εt，t=1，2[…]N （3）
εt /ψt-1～N（0，σ[2t-i]）
σ[2t]=α0+[i-1pαi]ε[2t-i]
式中，εt为残差，ψt-1为t-1时期的信息集，σ[2t]为εt的条件方差，α0>0，αi≥0，t=1，2，i=1，2[…]p。上式表明过去波动的扰动对未来市场波动有减缓的影响，方差大的观测值聚集在一起，方差小的同样聚集在一起。GARCH模型具有更优良的估计性质，使得待估计参数减少，对条件异方差的预测会更加准确。GARCH（p，q）模型的一般表达式如下：
σ[2t]=α0+αiε[2t-i]+[…]αqε[2t-q]+γ1σ[2t-i]+[…]γpσ[2t-p] （4）
式中，p为σ2的自回归阶数，q为ε2的滞后阶数。ε[2t-q]为ARCH项，σ[2t-p]为GARCH项。
1. 4 变量说明
我国农产品出口额（X）：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公布的农产品贸易种类计算出口额，以美元计。农产品种类涵盖谷物（小麦、玉米、大米、大麦、高粱、玉米酒槽和木薯）、棉花、食糖、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棕榈油、菜油、葵花油、红花油和豆油）、蔬菜、水果、畜产品（猪肉、猪杂碎、牛肉和奶粉）、水产品等。
我国农产品进口额（M）：出口农产品统计数据中对应种类的进口额，以美元计。
人民币汇率波动：采用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由GARCH模型测得。
我国收入（yf）：以我国GDP作为代理变量。由于GDP缺乏月度数据，采用工业增加值作为代理变量。
贸易国收入（yd）：选取与我国农产品贸易量较大的美国和日本两国的GDP之和作为代理变量。
外商投资（FDI）：采用我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
1. 5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司、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等的官方网站。
2 实证分析
2. 1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估计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单位根存在造成的伪回归，首先应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表1。对2014年1月—2019年1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月度数据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该时间序列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了数据不平稳的原假设，说明该时间序列数据平稳。
判断扰动项是否存在条件异方差，若存在，则可使用ARCH或GARCH模型进行估计，反之亦然。本研究采用ARCH-LM检验，该检验原假设为残差序列中直至p阶都不存在ARCH效应。由于篇幅限制，只列出4阶的检验结果，据表2的检验结果显示，直至4阶的P在1%水平上均显著，拒绝不存在ARCH效应的原假设，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月度值存在条件异方差，可使用ARCH或GARCH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进行估计。
为确定均值方程的阶数，本研究采用信息准则进行判定，结果见表3。由表3中的检验结果中可看出，大多数准则选择AR（2）模型。
由于本研究选择阶数为2，在ARCH（p）模型中，如果p很大，则需要估计很多参数，会损失样本容量，因此以AR（2）作为均值方程，直接构建GARCH（1，1）模型：
[（5）][rt=θrt-2+εt
σ[2t]=α0+α1ε[2t-1]+βσ[2t-1]]
其中，θ、α0、α1、β均为待估参数，经估计得到的各参数结果见表4。
根据表4对GARCH（1，1）模型的估计结果可得到以下方程：
[ t=05851rt-2+εt
σ[2t]=1.4939+0.6686ε[2t-1]+0.3342σ[2t-1]
] [（6）]
由方程（6）得到的条件方差序列即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序列。
2. 2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和进口的影响
基于前文中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实证分析，可对出口方程（1）和进口方程（2）中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验证。首先需对出口和进口方程中的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部分依然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序列在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由于所有变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接下来通过协整性检验以确定各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经协整检验，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得到汇率波动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影响的回归方程如下：
出口方程的估计。采用OLS方法测算出口方程的长期协整关系得到：
lnXt=0.0255lne+0.1383lnyf+0.0030lnFDI （7）
（2.51） （3.31） （3.26）
R2=0.56，adjR2=0.47，DW=1.46
方程（7）中的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贸易国收入、外商投资与我国农产品出口额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农产品出口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系数为正值且显著，即汇率波动性每增加1%，出口额增加0.0255%。
进口方程的估计：
lnMt=0.00161lne+0.2322lnyd+0.0034lnFDI （8）
（1.72） （3.80） （2.44）
R2=0.62，adjR2=0.51，DW=1.05
方程（8）的结果表明，与出口方程类似，人民币汇率波动、本国居民收入、外商投资与我国农产品进口额间同样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农产品进口存在正向影响，即汇率波动性每增加1%，出口额增加0.0016%，与出口弹性系数相比，进口弹性系数较小，说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大于对进口的影响。
由以上实证得出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影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据此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ARDL），采用滞后2阶，以考察汇率波动对出口和进口的短期冲击。经估计得到：
出口方程为：
△lnEXt=0.3246+0.1501△lne-0.0109ECMt-2 （9）
（4.73） （3.61） （-2.00）
从出口的短期影响来看，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表明我国农产品出口在短期内受到滞后2期的负向影响，即人民币汇率波动在短期内对农产品出口造成负向冲击。
进口方程为：
△lnEXt=0.1088+0.0022△lne-0.0311ECMt-2 （10）
（4.63） （5.11） （-2.93）
从进口方程的短期影响来看，误差修正项与出口方程一致，也为负向影响且显著，说明农产品进口同樣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负向冲击。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2014年人民币汇率开始出现贬值的背景下，构建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农产品影响的出口和进口方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出口的影响大于进口，且对进口的影响较小;人民币汇率波动在短期内对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均有负向冲击，但对出口的冲击效应小于对进口，有利于增加农产品贸易的顺差;本国和贸易国的收入和外商投资等因素也是影响农产品进出口的重要因素。
3 讨论
本研究基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和人民币汇率贬值波动的背景，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影响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展开了实证研究，发现二者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农产品出口产生了正向影响，符合国家贸易的传统观点;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农产品进口同样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对出口的影响大于对进口，且农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均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短期负向冲击。
由于本研究是基于2014年后人民币汇率贬值呈现略有波动趋势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一方面说明汇率的小幅贬值使得农产品出口价格相对降低，促使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增加，从统计数据来看，2019年1月的农产品出口额与2014年2月相比累计增加约2倍，增长幅度较大;另一方面，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和金融避险工具不断完善下，农产品出口企业的避险意识和手段不断提高，出口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另外，从估计出口方程中可看出，贸易国收入对农产品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美国、日本等主要贸易国的经济运行态势较良好有关，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外商投资对农产品出口也起到正向影响，说明虽然外商投资对农产品出口起促进作用，但其效应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印证了当前我国进一步引导外商投资在现代农业、高附加值农产品领域政策的合理性。
本研究中进口方程的结果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认为汇率贬值减少进口的观点存在差异。究其原因：首先，虽然人民币汇率呈现出小幅贬值波动趋势，导致进口农产品的企业汇兑成本增加，但我国耕地资源紧张，农业规模化程度偏低，机械化程度不高，种植成本较高，加之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农产品需求量大，一些种类农产品例如大豆、油籽等需要依靠进口，具有一定刚性，因此对进口的影响非常有限。其次，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进口农产品的需求引致进口消费增加，也促进了农产品的进口。第三，中美贸易战是农产品进口量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进口方程中还可看出，我国居民收入对农产品出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导致对进口农产品需求增加这一因素，外商投资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较小。
通过出口和进口方程的长期协整结果和误差修正模型结果的对比发现，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出口弹性大于进口弹性，说明出口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比进口高。出口弹性大体上表现为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不利于分散风险，据我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在亚洲国家的出口份额占总额的64.53%，主要的贸易国为日本和韩国等。另外，出口产品多以初级农产品为主，深加工程度和产品附加值较低，产品竞争力不强，汇率一旦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则会对出口造成较大的冲击。可见，我国农产品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还较弱。进口弹性小、具有刚性说明我国部分种类农产品对国外依赖性强，当汇率贬值幅度较大时，农产品进口成本将增加，使原本实力较弱的农产品企业负担加剧，而是不利于我国农产品贸易健康发展的因素。从汇率的短期冲击来看，对出口的负向冲击效应小于对进口的冲击效应，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在短期内有利于增加农产品贸易的顺差。
4 建议
4. 1 稳定汇率，为农产品贸易提供更稳定的外部环境
本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不仅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有长期影响，还存在短期冲击。因此，政府应把握好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方向和幅度，有针对性地实施微调，防止汇率波动幅度过大给农产品交易带来较大风险，通过利率和其他调控政策，规避风险，进一步为农产品贸易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4. 2 提升农产品贸易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当前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规模和实力还有待提高，虽然抗风险能力较以前得到了提升，但总体上较弱。因此，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除了提升自身产品质量和增强产品特色外，还应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例如开拓多元化市场，防止市场过于单一造成的风险集中;通过农产品期货交易实现风险对冲，进一步降低汇率风险;还可通过购买保险降低贸易风险。
4. 3 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发挥有利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外商投资和居民收入等因素均对农产品贸易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在农产品贸易中打出“组合拳”。一方面通过实施更加有力、有效的外资吸引政策，积极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进一步拓展外资在农产品领域与我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国内农产品企业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加快推动优势农产品企业对外贸易转型升级，鼓励其主动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来，在国际化竞争中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品质。发挥对农产品贸易有利因素的协同效应，并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实现我国农产品贸易的长足优良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寻找正确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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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邓慧灵）
汇率对进出口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第4篇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动态相关性研究
摘要：2005年7月我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新一轮改革，至2011年7月人民汇率改革已历经6年。6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2％。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整体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尽管2008年至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我国进出口出现了大幅下挫，但随后进出口依然
作者：齐雅莎
汇率对进出口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各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不利影响，是我国国际贸易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从界定人民币汇率及其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等概念出发，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进而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应对人民币变动，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变动 国际贸易 影响机制分析 政策建议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人民币汇率概述
1.概念。汇率又称外汇行市或汇价，指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也就是使用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格进行表示。这是由于不同国家的货币单位、名称、价值存在相应的差距，需要结合其实际价值，制定出不同币种之间的兑换率。人民币汇率，就是指人民币兑换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率。
2.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也带动了人民币汇率的频繁变动。结合相应的数据分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将持续保持较快的提升速度，国际收支保持顺差格局，货币政策以稳健为主，略有偏紧，虽然由于美元升值压力等因素，人民币近段时间处于贬值趋势，但是由于国家在宏观方面的调节和控制，不会出现大幅贬值的现象，在中长期的时间范围内，基本可以保持稳定，呈现双向波动的局面。
（二）人民币汇率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也稱通商，是指跨越国境的货品和服务交易，一般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所组成，因此也可称之为进出口贸易。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的对象是货品或服务，而国际间货品或服务的计价一般是外币，通常以美元等作为计价货币，而国内企业的计价货币是人民币，因此就产生了因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带来的一系列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三）研究人民币汇率对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各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需要引起相关人员和部门的重视，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不利影响，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分析
在国际市场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十分频繁，而且有升值，也有贬值，需要全面分析其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确保国际贸易的持续稳定进行。
（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1.有利影响。一是有利于减轻外债压力。人民币汇率上升后，尚未偿还的外债还本付息所需要支付的人民币数量就会相对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债负担。
二是优化外贸结构。人民币升值后，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将会有所上升，有限的资金可以购买更多的资源和商品，从而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扩大我国对石油、粮食等大宗产品的进口数量，也可以有效抑制初级产品的出口，对我国的外贸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三是推动我国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我国出口企业长期以来走的都是粗放型增长的道路，主要依靠我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消耗大，附加值低，企业仅仅获得少量的加工费用。而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价格竞争优势将会减弱，逐渐淘汰那些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管理效率低的企业，促进企业向着技术创新型和自主品牌型转变，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实现我国国际贸易由粗放型向效益型和质量型转变。
四是促进国际市场的开拓。人民币汇率的提高，使得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购买力上升，从侧面减少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本，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开拓能力，推动我国跨国、跨州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不竭动力，促进我国由资本输入国逐渐向着资本输出国的转变。
2.不利影响。一是产生贸易逆差。人民币升值，可以说是变相提高了出口商品的价格，必然会导致出口商品的减少。同时，人民币的增值，加大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进口产品数量，如果出口商品的数量和进口产品的数量对比过大，就必然形成贸易逆差，如果人民币长期处于升值趋势，就会导致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二是利润风险上升。如果人民币长期处于升值状态，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不断上升，出口数量锐减，商品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的降低。如果商品出口企业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润成本，在商品价格降低的情况下，必然会影响其自身所获得的经济利润，需要背负巨大的利润风险。
三是影响商品出口企业的业务拓展。在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走强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想要获得正常的收益，就必然需要适当提高商品价格，这样可能会损失一定数量的客户资源，造成企业市场份额的减少，最终导致企业经济效益的降低，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而如果保持商品的原有价格或降价，同样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导致企业的经营困难甚至破产。
四是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国际贸易中的资本市场上，活跃的因素多为国际游资，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是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一大潜在因素。在我国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金融监管体系缺乏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人民币贬值影响
1.有利影响。人民币贬值会使得外币的购买力提升，有效的外币可以购买更多的本国商品，有利于增加出口；同时，会使得外国商品的价格相对上升，减少进口，从而增加了贸易顺差，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2.不利影响。首先，人民币的贬值，容易在国际贸易中引发贸易摩擦，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其次，人民币贬值无法解决外部需求的放缓问题，虽然可以降低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但是却无法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只是单纯延迟了企业退出国际市场的时间。
三、应对人民币变动，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继续大力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我们根据经济发展的新情况，遇到的新問题，统筹兼顾，继续大力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从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来看，货币当局首先需要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经济交往活动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性货币，成为各国政府和居民乐于持有并具有清偿能力的资产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演进过程，而积极稳妥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助于降低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外部需求、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长期存在、外汇储备过高、外部失衡严重，而这些问题与我国出口创汇和积累外汇储备的理念不无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结算，同时还可以使用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随着人民币国际认可度和接受程度的提高，中国可以降低外汇储备的数量。另外，在商品、服务和投资能够使用人民币结算之后，中国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中的一部分可以不再以外汇形式存在，这有效的缓解了中国目前外部失衡的压力，而且可以有效应对外汇储备因汇率波动而出现损失的风险。
（三）适时调整对外贸易政策，适应新常态下外贸发展要求
第一，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推动出口贸易结构优化转型。我们要在原有成本价格的比较优势上进行创新发展，通过创新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从原有的以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为主逐步转向以出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第二，扩大对资本品和先进技术的进口，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国内外经济环境的现实状况要求我国需要转变外贸发展思路，在保持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努力扩大进口国外资本品和先进技术，努力实现贸易平衡发展。通过大力进口国外资本品和先进技术，可以以此为媒介将储蓄向投资转化，增加国内资本存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减少转型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冲击。
（四）加快加工贸易模式转型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中间产品在国内采购的比例很低，由于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与国外产品存在质量和价格上的差距，跨国公司往往不愿意在中国采购加工贸易零配件。为了加快中国加工贸易模式转型，我们可以从提升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和加快加工贸易区域转移等方面入手。
在加快加工贸易区域转移方面，我们需要抓住当前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新趋势。对中国东部地区来说，可以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积极争取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大力发展服务加工贸易，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对中国中西部地区来说，可以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进一步挖掘劳动力资源的潜力，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
（五）实施多元出口战略，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海外投资
在新常态下，我国出口贸易需要扩大发展空间来获取更大的发展动能，这就要求我国除了继续深化与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合作关系之外，还要努力拓展与俄罗斯、印度、中东、南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合作，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贸易发展格局。
除此以外，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我国正在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加快海外投资与生产，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已由原来的吸引海外投资转向资本输出和产能输出。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成本相对下降，从而有利于国内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在海外投资建厂，依靠当地区位优势从事生产活动，通过合理利用全球资源不断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实现规模化生产，建立全球范围的生产和销售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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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艳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2011（15）：68-69+72
（作者单位：恩凯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 315000）
（责编：赵毅）
汇率对进出口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第6篇
2013年, 在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 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随后, 该倡议写入中共三中全会《决定》, 成为国家战略。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一方面, 是古代丝路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 是破解当下国内国外经济困局的良方。
从国内形势来看, 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水平显著提高, 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第一, 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根据2017年数据, 我国目前GDP比重中第三产业占比为51.6%, 已经超过50%, 我国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 应把重点转向调结构。第二,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必须意识到经济发展需要市场化, 但宏观调控又必不可少, 重点是选择何种调节方式, 对于中国而言, 必须谨记2008年4万亿投资的教训, 不能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 而是要走微调, 预调, 定向调的新路。第三, 人口问题。庞大的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因, 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劳动力成本升高, 如何此情形下谋求长期均衡发展是一个重要命题。
就国际背景而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世界经济陷入低迷, 各国经济苦无良方扭转颓势。而危机的暴发也让人们再一次意识到西方经济体系并不完美, 旧有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 世界各国都在寻求新的突破口。正是鉴于这样的国内背景和国际状况, “一带一路”政策应运而生。
2 数量分析
“一带一路”政策给我国带来的冲击是多层次的, 本文将以出口贸易为视角, 分析其影响。首先, 从总量上看, 2009到2016年,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为27865942.5, 36554666.5, 45192020.37, 49774386, 56480923.6, 63170489, 60556773, 57600768 (单位:万美元) , 观察数字可以发现其呈上升趋势。而在不同年份,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的增长率不同。其中, 2012年和2013年增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2012年, 增速为2.06%, 而2013年, 这一速度骤升至5.24%。而对比非一带一路国家, 增速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将以此为基础, 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本文将选用混合横截面的分析方法。数据为2009-201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模型设定为:
时间为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之前, d2=0, 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之后, d2=1。
对非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额, dt=0, 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额, dt=1。
e为汇率, 为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
其中, y是关注的结果。而δ1衡量了一带一路政策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经过回归得到R2为0.899803。说明该方程的解释力度很强。δ1的P值为0.3784, 结果不显著。说明“一带一路”的政策效果没有预计中的大, 鉴于此, 我们对比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比较优势, 寻找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思路。
3 比较优势分析
出口贸易可以分为两类, 分别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首先, 对于服务贸易, 建筑服务表现突出, 2014年的比较优势为3.21, 这意味着中国在该年其服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3.21倍。同时, 通信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也在确认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地区, 在运输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2014年高达3.00。而东南亚地区在旅游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日趋深化。而中东欧作为联通中国和欧洲的“桥头堡”, 在运输服务方面优势突出。
而在货物出口方面, 一方面, 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 其比较优势明显, 但是以纺织, 服装, 鞋类为代表, 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而另一方面, 属于技术密集型的电子和电气产品的比较优势逐年增强。而中亚和西亚北非地区依然在初级产品方面具有强劲的比较优势。同时, 中国沿海地区在纺织, 服装, 鞋类的比较优势正在被东南亚地区瓜分。而独联体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及传统的钢铁工业优势, 在初级产品, 资源型产品和钢铁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对于处于转型阶段的中东欧国家在初级产品, 资源产品和钢铁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其中, 技术制成品的比较优势呈现出增长势头。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方面, 要稳固自身传统服务出口, 另一方面, 要同时发展现代服务业, 这是中国逐渐建立服务贸易比较优势, 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必由之路。同时, 也要重视货物出口贸易方面技术的提升。实现“以出口技术为导向”的贸易模式, 打造中国高端的制造发展路线。只有如此, 才能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 从根本上扩大出口贸易的规模, 提高出口贸易的质量, 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摘要：“一带一路”是一项对外政策, 势必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立足于出口贸易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 对该政策进行概述。然后, 运用描述统计和计量分析的方法, 评判政策效果。最后, 以计量经济分析结果为基础, 对比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比较优势, 为促进出口贸易提供思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出口贸易,比较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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