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日钓鱼岛之争范文第1篇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领邦。七世纪的日本败给大唐海军后，积极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派出大量遣唐使，加强了两国的交流。元朝和明朝时期中国前后三次入侵未果，朱元璋把其列为“永不征伐之
国”。善于学习的日本人进而投向欧洲。19世纪中期，日本天皇下诏明治维新，使日本走向资本主义。可与此同时，日本掌权人意识到：国家要壮大，必须要走一条不用于亚洲各国的强国之路，那就是脱亚入欧。由于受武士道的影响，日本军人觉得和平年代无法凸显他们的地位，加上日本的民族特点等各种原因，萌发了日本军国主义。
19世纪90年代，中日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日本政府意识到发展国防的重要性，尤其是海军，同时由于清政府非昏庸无能，在198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包括钓鱼岛群岛连同台湾岛一并交付日本托管。1931年9月18日，由于经济大危机和20年代西班牙蔓延的法西斯主义，日本为了转嫁危机发动了侵华战争，悍然出兵东三省并建立了“满洲国”，使3600万乡亲父老沦为亡国奴。时隔六年，由于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政府宣布法币取代白银，严重影响了日本对白银的走私，因此日本当局在1937年7月7日匆忙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上海沦陷后，日军进军南京，由于国军在南京保卫战的失利，日本当局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吞并中国，于是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生灵惨遭厄运。经过了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以3500万(其中包括321万国军、58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红军，其余大多是平民)军民的巨大伤亡，赢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
1942年日军在中途岛战役的失利，使日军从此失去战略优势。帝国海军节节败退，美海军节节取胜，日本的战败渐渐成了定局。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前后四次向蒋介石提出把钓鱼岛海域及其附属岛屿归还中国的建议，蒋介石害怕影响战后中日关系，一一婉绝了钓鱼岛的主权要求。到了二战末期，罗斯福逝世，临时总统杜鲁门上台，迅速结束了二战。战后由于国军在国共内战中的失败，杜鲁门对华实行经济制裁等各种霸权手段。在1951年的旧金山条约中表明，美国将于1971年把中国领土钓鱼岛归还日本。
七十年代初，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久战不胜和勃列日涅夫的军事扩张，美国在冷战中的态势转攻为守，迫使美国总统尼克松采取“联中(共)反苏”政策。作为美国军事盟友的日本于1972年于中国邦交正常化。七十年代末，两国进入蜜月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向日本派出大量留学生。中共领导人为了不影响中日两国的日后发展，谢绝了对中国的二战赔款。日本政府则前后对中国进行了两千四百亿元的经济援助和低息贷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为了维护中日两国友好关系，针对钓鱼岛主权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九十年代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被探测到藏有大量的石油资源，足以使全中国消耗6。5年，加上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和每年十五万吨的渔业资源。日本当局先发制人，向钓鱼岛宣示主权。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的今天，日本政府多次对钓鱼岛采取单方面行动，中国政府不断表示抗议，态度强烈，使得两国关系陷入僵局。
中日钓鱼岛之争实质是两国政府的利益争端，而这场争端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本国实力。主观意义上讲，这也使扞卫祖国领土的斗争，而这场斗争的胜利与否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今日国内多地爆发反日(或者说是爱国)游行，甚至出现了一系列不理智的害国行为。我首先给予他们正面评价：争端之前，我经常看到新闻里将国外人民通过游行和各种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例如日本和美国的反核游行和反战游行。反观我国，人们总是忙碌奔波着，一切向钱看，不关心政治，不敢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斗争。可我现在发现，我国国民并不像我想象得那样昏庸，而是很有民族意识和凝聚力的。这不禁令我会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他们的爱国热情震惊了封建帝国主义者，促进了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不过，这次争端使得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在游行示威中出现了打砸日系车和日式餐馆的行为。这不但没有起到爱国的积极作用，而且给群众带来了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是绝对不可取的!这又不禁令我想起了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无不充斥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可他们破坏铁路、烧毁房屋、残骸外国人民，带来个严重的社会动荡，却没给对敌人带来丝毫损失，使得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更是雪上加霜，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此外，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流行起了所谓的“抵制日货”，我首先对这种现象进行正面评价。抵制日货和以减轻国民对日货的依赖，促进国货企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同时降低日上在中国市场的获利，从而使日本政府重视两国关系。这不禁令我想起二十世纪初的抵制洋货运动。这场运动唤醒了国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促进了民族主义企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今天，“抵制日货”显然弊大于利。就两国而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日本，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盲目的抵制日货，必将导致：大量日企的中国劳动者失业，增加就业难度，引起社会矛盾，减少政府对他们的税收，同时增加了政府对失业者补助的压力，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并且抑制交流合作，阻碍两国的经济发展。
基于上述，对于抵制日货，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多数学者认为，抵制日货没有实际意义，但至少胜于以爱国为由的打砸行为。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何过人如此热衷于日货?那是因为日货在质量和价格上占有优势，市场上战斗地位，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反观国货，不断被报道出有质量缺陷，加上商家的不诚信等许多问题，难以得到消费者的普遍认同。因此，我认为，唤醒中国企
业者的职业道德素质甚至民族使命感，让他们生产出高质量，低价格，能赢的消费者喜爱的商品比盲目的抵制日货更有意义。一个人的购买力是有限的，且抵制日货并非人人能做到。然而从企业者入手，使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凭借消费者的信任渐渐代替日货，则更有积极影响。中国消费者要渐渐摆脱对日货的依赖。同时日本企业者也要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能够在中国购买力减弱的情况下得以立足。
最近在网上，不断有愤青扬言要保卫钓鱼岛不惜与日本一战。甚至出现了“血洗东京”一类的极端反人类言论，严重影响了国民形象!六十年代末，中苏交恶、美苏冷战，咄咄逼人的苏维埃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控制中国，多次对中苏乌苏里江边境实的中国领土进行武装侵犯。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使的上方数百人伤亡。但这场战役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的战争企图，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解放军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不过我们要清楚，中国是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迫切发展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我们要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富国强兵首先要搞好经济。然而战争必然影响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基础，必然影响上层建筑。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最大利益!
另外，我认为广大国民应该把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把广大热爱和平的日本民众与极少数右翼分子区分开，把上一代对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侵略者与新一代日本青年区分开。这样才能减少误会，促进交流，客服狭隘民族主义。
接着来谈一下爱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样，公民爱国，实际上就是爱自己的政权，扞卫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和平时期，爱国并不意味着要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一定要到大街上示威游行，阻塞交通。依我看来，作为一名中学生，应从身边的小事入手。每天上学不迟到、认真学习、积极为班级服务也就力所能及了。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本上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受益匪浅：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于是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这个不发达的大国办教育很不容易，国家对我们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我们更应该认真学习。不单只是为了自己学，更是为了祖国的饭桶富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将来我们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而读书，将来为社会做贡献。除了学习，还可以在课后关心一下国家大事和国内外政治，欣赏一些爱国歌曲来熏陶自己的爱国情操。
最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真切希望两国政府能妥善处理钓鱼岛争端，恢复两国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近期中日钓鱼岛之争范文第2篇
摘要：中日关系是东亚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最近的钓鱼岛冲突无疑使这一关系有所恶化。为更好地利用和延长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必须认真地使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认识中日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关键词：钓鱼岛冲突，中日关系，唯物辩证法
我国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悠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且国土面积广大，与许多国家接壤，其中包括日本、朝鲜、泰国等。自古以来，我国与各国相处融洽，关系友好，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十分复杂。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实际占领的前提下，加速了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日本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活动，在岛上建立了若干设施，其中有25平方米的房屋，供水用水槽，石碑标记等，还修了直升机机场。更有甚者，日本还对我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考察船进行武力威胁和驱赶。之于长期以来持友好态度、对日本宽容大量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怨报德，而最近于2010年9月7日发生的由日方挑起的中日船舰钓鱼岛相撞事件，无疑又将中日关系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唯物辩证法作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因此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我们也应始终贯彻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矛盾分析
矛盾无处不在，正是因为有矛盾，才有运动，才有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无论是在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时期，还是在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大半国土的时期，都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程度及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由于中日两国对历史熟悉的差异、社会制度的不同、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美国、台湾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将可能长期滞后于两国在经贸等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而“发展滞后、甚至时而倒退的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两国人民发展互利友好的合作交流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并仍将继续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1]。
在这个基本矛盾之上，中日关系与任何事物一样，会同时存在着许多矛盾。在许多矛盾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对于近期来说，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我国渔船并非法抓扣我国船长詹其雄为主要表现的中日钓鱼岛冲突，无疑成为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当然，钓鱼岛问题不是当前中日之间的“唯一矛盾”，中日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矛盾。但是，作为“主要矛盾”的钓鱼岛问题起到了制约其他非主要矛盾解决的、主导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钓鱼岛问题这个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并不意味着其他矛盾也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却可以为解决其他矛盾找到切入点，创造一种相对和谐的对话气氛和条件。对此我国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但其行动的软弱性让我不敢恭维。一味的口头抗议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当然也不能轻易走到另一个极端——直接诉诸武力。
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
一切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因此我们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也就是说，要更好地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就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积极寻求两国间的共同利益，采用合宜的外交策略，打造新的外交局面。
邓小平曾经说过，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不可能。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大国地位和大国威望。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边疆主权问题时更加不能无所作为。中国没有必要像
六、七十年代那样四面出击，空耗国力，但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毫不犹豫的争取。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做让步，只是让步必须是公平的、合理的。就拿“搁置争议”这一点来说，中国可以说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容忍，可是如果有的国家阳奉阴违，或者公然挑衅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可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宣示我们的决心。因为单方面的长期搁置、任人控制会被意味自动放弃了主权要求。
这就是我们推行的温和的外交政策，毫无疑问的，这是当前的世界格局的要求。我们发展自身的国力永远是第一要务。综合国力的竞争是长期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是确保我们权利的根本。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对美的温和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全方位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是理性的外交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对日柔中有刚的外交方略，也是完全正确的。关键在于坚持这些国际战略的前提下，我们的外交中要多一些就事论事的策略。我们期待并努力寻求中日的长期友好合作，但是在具体的关系到中国长远利益的个案问题上，必须有坚决的维护自己主权与尊严的决心和行动。
最近的钓鱼岛冲突事件，我国渔船在本国领海捕鱼的正常活动，居然遭到了日本舰船的抓扣，船长居然遭到日本政府的羁押，并声称将按日本的相关法律法令进行惩罚，这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欺凌和侮辱，这是对中国人民人权何其严重的侵犯，这是对中国领海和领土主权重大而严峻的侵略和挑衅。对于这种公然挑衅，我们长期奉行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国际环境在改变，中日关系在发展，我们采取的策略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充满信心，同时做好迎接困难的充分心理准备
当然，要使钓鱼岛问题得到解决，要使中日关系步入良好发展的正轨，还有许多路要走。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我们应正确分析事物，既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要充满信心，促进新事物的成长;同时也要看到道路是曲折的，要做好迎接困难的各种思想准备。
中日关系整体是往前发展的，我们应该建立起充分的信心，采取正确的外交策略促进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事实上，中日双方关系在钓鱼岛冲突前一直展现出健康发展的势头，中日双方在现实利益中互惠的大背景，即中日关系通过十几年政冷经热的发展，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本，逐渐认识到，双方实际上处于一种“双赢”和互惠的状态，而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中国比以前更强大了，日本却没有如预期的真的受到多少“挤压”。相反，中国的利益与在华有着巨大市场和外资规模的日本息息相关，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日本，逐渐成为了日本的“景气杠杆”，双方的GDP增长率对比明显呈正比例，并不是中国发展，就意味着日本吃亏。中国的资源、人力，日本的技术、资金，形成了双方互补互利的格局。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2]，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
但同时也要看到诸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可能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各种困难，提前做好迎接这些困难的充分心理准备。在历史问题上我们绝不退让，坚决要求日本对其侵华罪行道歉，不要歪曲历史;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只接受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些与日本截然相对的立场必然会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大碍，但我们的国家在发展，我们应相信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一切问题。
四、加强交流与合作，化解冲突，求同存异
事物发展是一个经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做好量的积累，积极促进事物往好的方向发生质变。要让中日关系不断发展就必须加强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化解冲突，求同存异，不断积累有利于双方关系发展的内容，促进中日关系的不断升温，达到质的飞跃。
当前中日关系的特点是经济联系密切，政治、安全互信不足，这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矛盾结果，但主流是合作。中日关系前景有三：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信任不足;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互信增加;经济关系萎缩，安全形势对立。近期将保持现状。中国对日目标是发展与日本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当前应推动中日关系向建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互信方向发展。但考虑到长期以来“政冷经热”的中日外交现状，我国在领土主权上是绝不能退缩的，对此可以通过经济合作得到一定的补偿，政治上也可以在民间交流方面做更多的尝试，但不要妄想中日关系一日之间得到改善，主权问题一日之间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近期中日钓鱼岛之争范文第3篇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对日外交体现了坚持原则、灵活调整、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特点，中日关系经历了“民间外交”先行的关系恢复阶段;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战略互惠关系三个阶段。本文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变化过程进行了概略回顾，并从历史、文化、经济、能源等方面对中日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中日关系;对日外交;中日经济联系;中日文化差异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经过三代领导核心的不断努力，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大背景下，中日外交关系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现在的战略互惠关系。60余年来，中国对日外交策略依据外交总方针、总政策和总原则, 又不断根据国际形势、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进行调整，可以概括为: 坚持原则、灵活调整, 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中日外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民间外交”先行的关系恢复阶段(1949-1972);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1972-1992);战略互惠伙伴关系阶段(1992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主动，通过“民间外交”使两国民间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民间贸易方面进行友好交往。1952年2月由中国国际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向日本经济界著名人士发出邀请，1952年5月日本参议员高良富、原参议员帆足计、众议员宫腰喜助到达北京。这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批访华日本政界人士，标志被封冻的中日交流坚冰被打破。帆足计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作为民间使者，于6月1日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60年8月周恩来全面阐述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 在这两项原则的框架下，1962年11月廖承志、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1962年12月, 中日双方又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议定书”和“备忘录”是19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大重要渠道。在1952至1972年间，由于中国正确的对日政策，制订并实行了民间外交方针，使中日关系以民间为主导进而发展到半官半民的形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人员交往、商贸往来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使中日关系逐渐缓和，为即将到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称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这一阶段以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为开端，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则标志着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正式建立。1972 年2 月, 尼克松成功访华, 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 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10月25日, 联大26届会议通过2758号决议, 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等一切地位和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本国内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也空前高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适时地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复交三原则”：(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2)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3) “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应予废除。1972年9月，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访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中日首脑会谈，并最终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访华，经过多次会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签订，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基本原则进行了确认和政治上的总结。在随后的10余年中，两国间政府高层进行了多次互访，中日地方政府之间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与广泛的合作，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各领域各方面也开展了广泛、深入和频繁的交流。在这个阶段中，虽然有“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灯塔事
件、教科书事件等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事情发生，但中日交往主体呈友好化、多样化, 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官方民间并举、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丰富多彩的中日交流与合作的大好局面。
新中国对日外交的第三阶段, 以1992年江泽民访日和日本天皇访华为起点, 直至现今。1992年是中日复交20周年，两国均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于1992年4月6日至10日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江泽民任总书记后的首次访日。日本宫泽喜一首相与江泽民会谈，发表了建立“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讲话，江泽民在日期间向日本明仁天皇发出访华邀请。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于10月23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国努力改善和加强中日关系的愿望，确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的新起。1998年11月25至30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中，在江泽民努力下，中日双方达成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一系列原则共识。两国于1998年11月26日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这是继《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规定两国关系的第三个重要政治文件，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和行动指南。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中日关系滑入低谷，两国政府的高层交往被迫中断，这是中日关系的冰冻期。2006年9月小泉下台，安倍晋三内阁成立。10月8日安倍首相访华，这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首相对外访问第一次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安倍访华打破了中日政治僵局，中国媒体称之为“破冰之旅”，从此中日关系进入又一个新时期。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经过会晤发表了《新闻公报》，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2007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了福田，积极评价了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7日，胡主席与福田在首相官邸举行正式首脑会谈, 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两国关于中日关系的第四个重要政治文件, 也是胡锦涛访日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一文件的发表，“体现了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凝聚了双方的新共识，确定了发展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未来发展。说明中日关系在逐步发展的同时，正在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从全球意识出发，构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预示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建立战略互信、开展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发展史，我们可以将其特点概括为：艰难曲折、波澜起伏, 空前平等、前景光明。中国与日本作为名副其实的“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能源等多方面都有着斩不断的联系，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的关系。以下将分别从以上几方面对影响两国外交关系的因素进行浅析。
第一，历史方面。主要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历史。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独自占领，美国出于自身在亚洲利益的考虑，在对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消极妥协的态度，保留了后来引发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导火索——靖国神社，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地位较低，不能左右战后的局面，这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苏埋下了祸根。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里，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美国。部分日本右翼势力到今天依然不肯承认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以及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在日本国内多次发生诸如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等事件。这些极大的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外交史上的大部分僵局也都是这些事件引起的。
第二，文化方面。中国与日本作为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历史的近邻，虽然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自古不断，但在其特有的国内普遍认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上存在一定差异。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很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而且中国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誉分出好与坏。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诚于君主,都取决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国人看来,推翻一个“不仁”的君主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话,伸张正义、提倡善行与惩治邪恶、拒绝丑陋,是中国人
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他进一步解释:“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本来出自相同的经典教义,但因理解的方法不同,结果在日本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武士的名誉更主要的是指对主君的忠诚。日本人很重视“保全名誉”,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耻的事,只要“体面一死”,就不仅可以不再受到谴责,而且还会“成名”或成“神”。 两国这种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差异,反映到中日外交关系中就是:两国对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却不认为那是一场非正义之战,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也严重阻碍的中日关系的持续发展。
第三，经济方面。当前，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密切。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从1980年的只有94亿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1687.9亿美元，增长了近17倍，占双方各自外贸总额的15%左右。从2004年开始，中国(含香港)开始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从1993年到2003年连续11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被欧盟和美国取代，位列第三。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虽仍在不断增长，但是增速有所减缓。2004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468亿美元，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日本对华ODA总额累计达33335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31331亿日元，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中日建交之前，中日关系缓解的第一步就是经贸交流，可以说经济上的来往是中日关系持续发展的一大助力。
第四，能源方面。日本矿产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其中，煤95.2%，石油99.7%，天然气96.4%，铁矿石100%，铜99.8%，铝矾土100%，铅矿石94.9%，镍矿石100%，磷矿石100%，锌矿石85.2%须从他国进口。这种先天性的缺陷，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日本除了不远万里从中东、非洲、南美、大洋洲进口所需资源之外，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了周边的国家以及本国周边的经济海洋区域。中国虽然自然资源的蕴藏量远远高于日本，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对于一些基础性资源的需求量逐渐加大，本国的储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使日本感到极为不安，日本认为自己的能源补给线因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面临波动。因此，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了与中国在能源上的争夺。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建交时就曾提起，但当时达成的协议是暂时搁置。随着国际能源日益紧张，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石油能源再次成为中日争端的焦点，围绕这一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也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因素。
总之，中日两国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中日关系和谐发展这一主题不会改变，但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使得中日关系的发展会有很多曲折。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坚持中日互惠互利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围绕历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中日两国将展开博弈。
参考文献：
[1] 汤重南：新中国的对日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8期;
[2] 杨新房等：中国与日本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探讨;《商业研究》 2008年第2期;
[3] 沈丁立：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当代亚太》 2009年第2期; [4] 张耀武：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日本研究》 2007年第3期;
[5] 江海洋：冲突与调适 近十年中日关系 1998-2008的政治文化互动;《襄樊学院学报》 200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