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五代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五代领导人对少先队题词
第一代毛泽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第二代邓小平: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第三代江泽民：
自学、自理、自护、自强，做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四代胡锦涛：
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争当热爱祖国、理想远大的好少年;争当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好少年;争当品德优良、团结友爱的好少年;争当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的好少年。
第五代习近平：
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
第二篇：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及题词
中央领导同志对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批示
(2012年1月7日中国关工委工作会议印发)
1、2011年12月12日，贾庆林同志在中国关工委报送的《2011年工作总结和2012年工作要点》上批示：“请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继续做好民营企业关工委的工作，这是帮助民营企业提高青年职工素质、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回报社会的有效形式。请配合中国关工委推动这项工作健康发展。”
2、2011年12月9日，李长春同志在中国关工委报送的《2011年工作总结和2012年工作要点》上批示：“秀莲同志：多年来，关工委为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突出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关工委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望继续努力，作出更大贡献。”
3、2011年12月1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关工委报送的《2011年工作总结和2012年工作要点》上批示：“顾秀莲同志：关工委以纪念建党90周年为契机，充分发挥„五老‟优势，积极开展活动，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教育培养青少年做了大量工作。在新的一年里，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再接再厉，进一步调动„五老‟的积极性，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提高活动的吸引力，切实做好青少年引导教育工作，不断作出新的贡献。(抄延东、陆昊同志)”
4、2012年1月1日，李克强同志在中国关工委报送的《2011年工作总结和2012年工作要点》上批示：秀莲同志：2011年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有声有色，取得良好社会反响，特别是上千万老同志活跃在这项工作的第一线，满怀爱心，不辞辛劳，用自己的坚定信念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影响和教育了几亿青少年，让他们懂得了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在此，谨致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希望大家继续采取多种方式，加强青少年理想和道德教育，使他们更加健康的成长。”
5、2011年12月19日，周永康同志在中国关工委报送的《2011年工作总结和2012年工作要点》上批示：“各级关工委和广大老同志多年来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请中央综治办及各专项工作组委把这支队伍纳入社会管理整体格局，积极提供便利，进一步发挥好他们在关爱留守儿童、帮扶失足青少年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6、2011年12月12日，刘延东同志在中国关工委报送的《2011年工作总结和2012年工作要点》上批示：一年来，关工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为青少年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各项工作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得到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赞扬和好评，谨向同志们表示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希望关工委在新的一年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五老‟作用，不断创新工作形式，丰富工作内容，着力加强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推动解决青少年成长中的实际问题，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请教育部、文化部、妇儿工委继续支持关工委的工作，共同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12月16日，刘延东同志批示：“请贵仁、秀岩同志落实习近平同志的批示精神，大力支持关工委工作，更好地发挥„五老‟的积极作用，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而不懈努力。”
7、2011年12月13日，陈至立同志在中国关工委报送的《2011年工作总结和2012年工作要点》上批示：“关心下一代工作呈现崭新局面，可喜可贺。” 李源潮同志2012 年1月5 日批示：老同志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关心下一代大有可为。
近年来的批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同志
2011年1月8日，温家宝同志批示：20年来，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为广大青少年成长做了大量工作。请代我向从事这项工作的老同志们表示问候和敬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贾庆林同志
2011年1月11日，贾庆林同志批示：在中国关工委的组织倡导下，无锡、金坛等地民营企业建立“关工委”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效果。请你们阅研并支持，努力拓宽民营企业回报、服务社会的有效形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长春同志
2008年9月24日，李长春同志批示：大学生的学习热情难能可贵，吉林高校关工委的工作更应赞扬。请中宣部支持他们的学习热情，《复兴之路》专题片之类的辅助教材可提供一些，中央重点媒体可报道他们的经验，特别是学习的效果。
2009年2月17日，李长春同志批示：(1)要重视“五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和青少年健康成长中的作用，各地好的经验可宣传报道。(2)黑龙江省用北大荒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载体的经验可予宣传。
2010年2月12日，李长春同志批示：关工委的工作有声有色，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向关工委和“五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新春祝福。“五老”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望继续努力，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0年8月1日，李长春同志批示：东莞市关工委连续多年利用暑期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有效协助院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很好，教育部可总结推广一下，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可宣传他们的经验。
2011年1月10日，李长春同志批示：多年来，关工委为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深表敬意。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工程。希望关工委继续发挥优势，总结多年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创新形式、内容、方法，搭建工作平台，增加对广大青少年的吸引力、凝聚力，推动方方面面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同志
2009年3月23日，习近平同志批示：过去一年，中国关工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势、主动作为，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指示精神，继续发挥老同志的特殊优势，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青少年，坚持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青少年，努力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迈上新台阶。
2010年2月9日，习近平同志批示：顾秀莲同志：来信收到，认真看了总结报告，感到去年工作成绩明显，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好的影响作用。希望新的一年各项工作开展顺利，继续取得新成绩。
2011年1月13日，习近平同志批示：关工委在2010年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奋发进取，各方面都取得新成绩。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以纪念建党90周年为契机，认真开展有关教育活动，唱响主旋律，增强青少年爱党、爱国、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更加注重抓基层、打基础工作，扎实解决青少年成长中的实际问题，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做出新的贡献。谨向从事关工委工作的同志们致以新春的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
2009年3月24日，周永康同志批示：中关工委发动依靠“五老”，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为培养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谨向同志们及全体老同志们表示敬
意!请中央综治办支持配合关工委做好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帮教失足青少年、关爱留守儿童等工作，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
2010年2月14日，周永康同志批示：刚刚过去的一年，各级关工委“急党政所急，想青少年所需，尽关工委所能”，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政法、综治机关要注意进一步发挥关工委和“五老”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独特优势，形成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合力。
2011年1月10日，周永康同志批示：今天，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六次全体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关心下一代工作直接关系到祖国的未来。社会的发展和变动，使大批青少年不能在父母的身边健康成长，中国关工委在支持各级党委政府做好此项工作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新探索，取得了好的成效，包括发挥“五老”作用、开展法制宣教活动、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以及失足青少年的教育感化等等。今年是建党90周年，赞成你们提出的工作要点，只有关心教育好下一代，我们党、国家才有未来。中央政法各单位，各级政法机关都要积极支持中国关工委工作，做好事关我国未来的这件大事。
2011年2月16日，周永康同志在顾秀莲同志报送的江苏省宜兴市教育局、宜兴市教育局关工委《积极开展“四帮一”教育活动 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上批示：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教育方式，实打实地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落实到实处，见到实效，有推广意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 刘云山同志
2009年2月10日，刘云山同志批示:关工委工作积极主动，勇于创新，很有成效。实践证明，各级关工委和900万“五老”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力量。今年确定的五个方面工作，体现了文明委的总体要求，文明办要加强协调，很好支持关工委工作，发挥关工委作用。
2009年2月18日，刘云山同志批示：请配合关工委总结宣传好各地创造的好经验。2011年1月10日，刘云山同志批示：去年关工委工作有特点、有亮点，为推动未成年人成长做出积极贡献，创造了新鲜经验。今年工作安排具体实在，中央文明办在部署工作时，要统筹考虑予以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刘延东同志
2009年2月11日，刘延东同志批示：2008年关工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作为、不断创新，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谨向关工委及老同志们致以崇高敬意!望新的一年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关于青少年工作的指示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发挥优势，完善机制，务实创新，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迈向一个新台阶。2010年2月9日，刘延东同志批示：2009年关工委围绕中心和大局工作，以是“所急”“所需”“所能”三位一体科学定位，为推动下一代健康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20年关工委的工作成绩卓著，老同志们精神可敬可嘉，谨致崇高敬意和新春祝福!请教育部、妇儿工委积极支持关工委的有关工作，共同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美好明天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2010年4月15日，刘延东同志在袁贵仁同志签发的《关于教育部关工委工作情况的汇报》上批示：教育部关工委在教育部党组和中关工委的领导下，从教育工作的实际出发，发挥独特优势，不断开拓创新，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谨向同志们致意!望继续发挥优良作风，再接再厉，为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做出新的贡献。
2010年8月6日，刘延东同志在广东省东莞市关工委《深入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 努力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上批示：请贵仁同志落实长春同志批示精神，推动院校发挥好关工委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2011年1月10日，刘延东同志批示：关工委20年来充分发挥“五老”作用，积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献计出力，成绩斐然，影响广泛。谨向所有关心支持青少年事业的老同志表示崇高敬意!请教育部、妇儿工委进一步支持关工委的工作，为青少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2011年2月17日，刘延东同志在顾秀莲同志转送的江苏省宜兴市教育局、宜兴市教育局关工委《积极开展“四帮一”教育活动 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上批示：“四帮一”教育活动，对于教育引导转化未成年帮教对象效果很好。请以切实有效方式推广此经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 李源潮同志
2011年1月10日，李源潮同志批示：建党90周年是对青少年进行拥护共产党教育的好时机。希望把“学党史、领党恩、跟党走”教育抓出成效。重点在“跟党走”，老同志有跟党走的亲身感受。希望发挥优势，让党的领导在青少年心中更牢固地定位。
第三篇：庆祝国际6.1儿童节领导题词
热烈庆祝国际“六·一”儿童节!
雅瓦乡小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家长，老师们，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在这里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际“六· 一”儿童节，这是少年儿童们自己的盛大节日!我代表校党支部及全体教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同学们，在你们欢度自己的节日的时候，我们先用最热烈的掌声向关心你们，培育你们的各级领导、教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你们是肩负重担的一代，也是幸运的一代，你们面对的21世纪是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经济崛起和人才竞争激烈的新时代，为了你们健康成长，我希望你们培养高尚的情操，树立远大的理想，塑造坚强的意志。你们一定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努力成为家庭里的好孩子，学校中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好少年，大自然的好朋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同学们，学校党支部今后为改善学校的教育教学条件，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努力工作。
最后，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祝全体教师工作愉快、身体健康，祝全体家长万事如意，幸福安康。
谢谢!
第四篇：南方经济的发展之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一个**和分裂割据的时期，上承风华绝代的唐王朝，下启繁华的宋朝，自907年的朱温灭唐建立梁朝到960年赵匡胤代后周建立宋朝为止。五代十国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我国南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在五代十国时期也发挥着重要的角色。
谈到五代十国的经济，不得不涉及到其政治政局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是经济规律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前提。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军人拥兵自重，飞扬跋扈，以兵变篡夺帝位和拥立新君为自豪，也时常发生。所以，北方战乱不断，政局不稳。并且五代君主多好战，缺乏治国的才能，只有后周世宗稍有政绩。虽然十国君主亦多为军人，但是因其励精图治，导致政局相对稳定，战祸较少，令南方经济、文化得以发展。
方十国能保持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战乱，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第二，统治者，为了保存和增强国力，南方经济是
一是经济作物的生产，手工业成都、金陵成为全国最大的印刷业
体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第二，南封建战乱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史之乱后(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得以如此的发展，给我们许多的启示。第一，认识到我国南方经济自西晋末年起开始呈上升趋势，经过南朝，隋唐时，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到了五代，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北两方在政治上虽然是分裂对立的，在经济上却有密切联系。政治上的分裂不利于南北经济的发展和交流，南北经济的交流必然要求和促进南北的政治统一。到后周时，南北政治统一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二，所以经济行为的进行，必定是要在一个安定和平的大环境中进行才行。所以经济的繁荣是以政治的和谐为前提的。
第五篇：卞孝萱：五代时期南唐代吴的研究
五代时期南唐代吴的研究
卞孝萱
提起五代史，就会联想到这一时期政局的混乱，篡夺相寻所给予人民的痛苦。但当我具体地接触了一些史料以后，发现并不完全如此，其中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不同情况。
不错，李存勗通过十几年的血战而建立后唐、损害了多少万的生命，财产;石敬瑭向契丹割地、纳贡而建立后晋，使幽云十六州人民长期沦于异族压迫之下，并种下宋代灭亡的恶果;刘知远乘契丹退出汴梁机会而建立后汉，还是以暴易暴;在南方，闽国王氏兄弟、楚国马氏兄弟之间争夺帝位的战争，也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所有这些事实，构成了上述的印象。
本文想提出一件例外的事，就是：南唐是由吴国和平地转变过来的，没有产生消极的后果，而且起了积极的影响。兹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一从错综复杂的矛盾说起
自从九〇五年(唐天佑二年)淮南地区的割据者杨行密死后，由于“诸子庸懦”[1]。出现了两个新情况：
(一)一般将领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人民进行搜刮;
(二)某些将领滋长了篡夺政权的野心，徐温便其中之一。
徐温是怎样的人呢?“少无赖，入群盗中，以贩盐为事”[2]。后投杨行密军中，“未尝有战功”;只因他擅长阴谋，为杨行密所赏识，尤其是“用其谋杀朱延寿”[3]，而得到特殊的信任，留在左右，参与谋议。杨行密死后，徐温野心勃勃，但又迟迟不敢下手，这是甚么缘故呢?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以吴国的政治情况来看。与杨行密一同起事的那些“英雄”们，这时都已成为吴国的将领，担任着州、县长官。杨行密虽是他们的首脑，只是用“智略”[4]约束他们，而不是靠权力统率他们。这是因为：唐帝国虽仅保存着招牌，毕竟还没有正式垮台;淮南地区虽已形成独立割据，但吴国还没有宣告建立。此时，吴国中央政权表现为：吴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5];地方政权表现为：“诸将分守郡府，虽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从事[6]。可见，吴国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健全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不正常的，国境内的政令还是不统一的。
杨行密死后，将领们更加骄横，地方政权更是尾大不掉。《江南野史》卷四“宋齐邱”：“吴主既弱，政出多门，君臣纲纪，弛而不振”，就是针对杨渥、杨隆演统治时期而说的。从一些史料中看出，当时吴国中央对地方官吏的任命[7]，库藏的征用，都不容易。
这些跋扈一时、“分守郡府”的将领们，那里会把“未尝有战功”的徐温放在眼里!徐温以及他的儿子想要篡吴，又怎会不遭到将领们的反对!《九国志》卷三，《徐温传》：“大臣刘威、陶雅、李简之徒，„„勋高位重，温„„超居其上，皆内意不服。李遇尝谓人曰：‘徐温何人?吾素所未识，而遽至此，岂可入觐耶?’乃密议诛温”。这时，徐温才进行篡吴的第一步——挟制杨氏诸子，便已遭到阻力了。
徐温为了缓和自己与将领们之间的矛盾，把儿子徐知训捧上政治舞台，结果更糟。《钓矶立谈》说：“知训童昏，老臣宿将，不甘诟辱”。由于矛盾日益尖锐，到了九一六年(后梁贞明二年)，宿卫将马谦、李球“发库兵讨徐知训”[9];918年(后梁贞明四年)，大将朱瑾杀死徐知训，并请(杨)溥起兵诛温[10]。
徐温不得已，又用养子徐知诰代替徐知训。徐知诰虽然有一套手段，他与将领们的关系仍相当紧张。《南唐近事》：“当时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诚、朱延寿、刘信、张崇、柴再同[用]、周本、刘金、张宣、崔太初、刘威、韦建、王琯等，皆握强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笼，终以跋扈为虑，上虽至仁长厚，犹以为非老成无以弹压”[11]。可见，由于争夺权势，徐氏家族与将领之间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在上述情况下，徐氏家族篡吴，如果操之过急，一定要遭到吴国将领的武装干涉，很可能落个失败的下场，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但，我们也要看到，徐氏家族篡吴，在不利的形势之中，也有其有利的因素：将领们虽各拥有部分实力，却不是统一的整体，可以逐步分化、削弱之;同时，吴国外强中干的情况，使目光短浅的将领，满足于现状(对州、县的统治)，而对中央政权，不甚觊觎。初起手时力量不大的徐氏家族，便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篡吴的准备了。
其次，从徐氏家族内部的情况来看。徐知诰虽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不是徐温的亲生儿子，他对养父母做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及遇温戚属，皆能躬俯迎奉”[12]，想求得徐温的欢爱与信任，以便逐步猎取政权。但徐温还是重用亲生儿子徐知训。徐知诰与徐知训竞争很剧烈。
徐知训被朱瑾杀死后，徐温“以次子知询等皆少，用知诰犹愈于他人，因留辅政”。从此，徐知诰的权势日渐扩张，徐温“虽遥秉大政，而吴人颇归知诰”[13]，因而感到恐慌[14]。
要知道徐温任用徐知诰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填空档，并非真正想让徐知诰做自己的继承人。徐温这个心事，早为他左右的人所识透，从而迎合其意图，劝他再以徐知询代替徐知诰[15]。这时羽毛已经丰满的徐知诰是“安若泰山”[16]，因为徐知询并非他的敌手。
徐知诰所顾虑的，却是徐温先下手篡吴、称帝，因而煞费苦心地阻扰他。《五国故事》卷上：“温好抱白袍子，„„座客有谄温者，曰‘白袍不如黄袍好’。知诰遂斥之，而谓温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或谄佞之说，闻于中外，无乃玷烜赫之名，愿令公无听其邪言。’„„知诰虑温急于取国，而己非其嫡，不得以嗣，故以此言之。然内谋其家，外谋其国，劳心役虑，数倍于曹、马矣。”就是明证。
可见，徐氏家族在篡吴过程中，不但与将领们存在着矛盾，家族内部又隐藏着矛盾。徐温因为政敌强大，不能不利用较有才能的养子徐知诰为助手;出身微弱的徐知诰，也不能不借重养父徐温作庇荫，作往上爬的踏脚石。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致于发展到公开冲突的地步。
当徐温死后，徐知诰便设计把徐知询从升州召到扬州，并“诬知询以罪”，“悉夺其兵”[17]。
由于徐氏父子兄弟之间存在着争夺帝位的矛盾，互相牵制，反而延长了吴国的寿命。这时南唐代吴进度缓慢的又一原因。
二一场迂回曲折的斗争
如前所述，吴国的政治情况(主要是徐氏家族与吴国将领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徐氏父子篡吴的道路，不可能迅速地推翻，而必须积聚力量，逐步转移，其经过如下：
一方面，利用、挟制杨氏诸子。由于吴国外强中干，徐温篡吴，便先从中央入手。他采取名义上尊奉杨氏诸子的办法，以达到最后推翻这个傀儡皇帝的目的。当杨行密临死时，“传位”问题曾在一部分将领中发生分歧的意见，徐温是反对传位于刘威，而主张迎立杨渥的[18]。因为如果政权落入大将刘威手里，徐温便难于篡夺了。
年轻的、缺乏统治经验的杨渥，即位不久便为徐温、张颢，派人杀死。徐温为了抵制张颢，又把杨隆演扶植起来。其后，杨隆演又被徐温的亲信李德诚毒死[19]。
第三个小皇帝杨溥，更是一个可怜虫，曾悲痛地对他左右的人说：我“为徐氏制驭，名存实丧，今欲求为一田舍翁，将安所归乎?”[20]
尽管三个皇帝都被徐温玩弄股掌之上，但他还不敢采取最后的步骤——灭吴，这主要是因为将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所以，另一方面，徐氏父子还必须笼络、打击、排挤反对他们的将领。起初的情况是：徐温虽能利用中央政权，扩充军备，但如与为数众多的将领们对敌，力量是绝对不够的。他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杀死最反对自己的政敌张颢、李遇等人;而他更重要的策略，却是尽量拉拢有地盘、有实力的大将，“优加官爵”，并“伪下之，恭谨如见行密”[21]，以麻痹这些人对他的反抗情绪。徐温这种策略，曾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收到缓和矛盾的效果，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朱瑾杀死徐知训的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促使徐温、徐知诰不能不提高警觉，重行策划今后的斗争策略。(虽然徐知训之死，对于徐温是悲痛，而徐知诰是高兴的事，但从这一突然的事变中吸取教训，却是共同的。)
甚么是新的斗争策略呢?上文说过，杨行密死后，一般将领加强了对人民的搜刮，使阶级矛盾趋于尖锐，这种形势，是不利于那些将领们，而有利于徐氏家族的。徐知诰代替徐知训执政后，便顺应着当时人民厌恶军阀统治的情绪，执行向农民让步，与士人联会的政策，具体表现在：
甲，针对着当时将领们普遍存在着的“务赋敛”[22]的行为，对吴国税制加以改革，例如：
废除苛捐：918年，蠲“丁口钱”[23]，又“罢横敛”[24]。 豁免欠税：“悉蠲天佑十三年以前逋税，余俟丰年乃输之”[25]。
禁止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征收实物的办法：吴国原是“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26]。而这种“钱重物轻”的现象是人为的：农民缺乏现钱，到纳税时，只得忍受压榨，贱价出卖农产品，或将农产品贱价折合货币。这对吴国中央的财政收入，并无增加，只不过填满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腰包。因此，徐知诰不顾“朝议喧然沮之”，毅然采取了实物税纳办法，并且“虚抬时价”。“是时，绢每匹市卖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他将“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27]。这一改革，使“县官岁失钱亿万计”[28]。
上述措施的执行结果，减轻了吴国农民的一些负担，鼓励了耕织;徐知诰当然取得人民的好感，提高了政治威信;更制弱了那些担任州、县长官的将领们的经济力量，减少了他在篡吴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反抗。 当徐诰灭吴后，于九四一年(后晋天福六年，南唐升元五年)，便取消了实物纳税，“虚抬时价”办法，“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29]。这不就证明，他原先的措施，主要是为的打击政敌了吗?
乙，从士人中选拔一批人材，参加政治机构，逐步代替将领的职位。 许多史书上记载着徐知诰谦恭下士的事实。凡是淮南、江南地区的沦落士人以及由中原地区避难而来的士人，都是徐知诰所联络、争取的对象。前者如汤运泰《南唐书注》卷一，引《吴春秋》：“时丧乱之后，官失其守，甲簿湮落，王潜雍容款接，坐客常满”。(王潜是受了徐知诰的委托才这样做的。)后者如《江南野史》卷一《先主》：“时中原多故，名贤夙德，皆亡身归顺，乃使人于淮上，以厚币资之”，“故北土人士响风而至者，殆数十人”。
在徐知诰所吸引的南北士人中，最著名的有宋齐丘、陈觉、孙晟、韩熙载等人。徐知诰不仅想办法把他们请来，还想办法去接近、了解、提拔他们。如《钓矶立谈》：徐知诰“于其所居第旁，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语有可采，随即升用，听政稍暇，则又延见士类，谈宴赋诗，必尽欢而罢，了无上下贵贱之隔”;陆游《南唐书》卷九，《陈觉传》：“(烈祖)作礼贤院，聚图书万卷，及琴奕游戏之具，以延四方贤士，政事之暇，多与之讲评古今”;等等。一支南北士人混合组成的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了。
当九一九年(后梁贞明五年)，在徐温的导演下，吴国宣告建立以后，任“将相”的，先后有徐温、徐知诰、徐知询、徐景通、徐景迁、徐景遂;任“相”的，先后有严可求、骆知祥、徐景通、王令谋、宋齐丘[30]。这张名单上的人，先后有所不同，在先的严可求、骆知祥是徐温的亲信;其后，王令谋、宋齐丘是徐知诰的亲信，徐景通、景迁、景遂是徐知诰的儿子。可见，吴国的中央政权已完全由徐知诰掌握了。
徐知诰在地方上的势力范围，也是日益扩张的。徐温原以“升、润、宣、常、池、黄六州为齐国”[31]，徐知诰则“以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州为齐国”[32]。所谓“齐国”，就是徐氏家族以吴国国境内划分出来的、直接控制的地区。从徐温到徐知诰，不仅扩大了领域，而且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点，“有包举吴国之势”[33]。此外，徐知诰的亲信，还有担任“齐国”以外其他州、县的长官的。
无论从中央政权看，从地方政权看，徐知诰篡吴的条件比徐温更加成熟了。在徐知诰创造条件的过程中，如果不从失意的士人中选拔一批有能力的，并效忠于他的人材，以扩大其统治基础，是不可能达到排挤政敌，并接替其职位的。徐知诰谦恭下士的目的本来就在于此。
当然，吴国将领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不可能在这个时期内完全肃清的，但徐知诰是决心尽以士人代替武将为州、县长官的。他篡吴后，于九四二年(后晋天福七年，南唐升元六年)，颁布“举用儒吏诏”，便是最好的证明。
九三七年(后晋天福二年，吴天祚三年)，徐知诰在“骁勇夙将元寮素所跋扈者，无不乐从”[34]，连“闽、越诸国皆遣使劝进”[35]的情况下，对于名存实亡的吴国，已没有武力解决的必要，南唐国便兵不血刃地产生了。
或许有人怀疑，文中是否过分强调了吴国将领和徐氏父子间的矛盾呢?不是强调，而是当时的事实。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五，《申渐高传》：“烈祖受禅，吴朝老将唯周本为元勋，烈祖患其难制，因其劝进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鸩赐本„„”这个故事反映出，徐知诰在势力巩固、酝酿成熟、安排妥当的篡吴前夕，还顾虑一个已经退休、没有军队的老将的反对，何况在他逐步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呢?
本文是否又过分强调了徐氏家族内部的利害冲突了呢?不是强调，亦是事实。《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吴润州团练使徐知谔，狎昵小人，游燕废务”，“或谓知诰曰：‘往年知询失守(胡三省注曰：谓自升州召知询还扬州也)，论议至今未息。借使知谔治有能名，训兵养民，于公何利?’知诰感悟，待之加厚”。徐知谔因为不与徐知诰争江山，才得到徐知诰的宽容，这不是说明徐氏兄弟之间竞争帝位的又一个有力的证据吗?
三南唐代吴所发生影响
南唐代吴，这一个经过长期斗争，最后和平解决的政治变革，既然不同于五代时期的一般篡夺，其所发生的影响，当然也就有所不同。
大家知道，南唐是五代时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这个成绩的取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应归功于吴和南唐境内人民的辛勤劳动;同时，我以为，也应该与徐氏父子在篡吴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联系起来考察。
第一，杨行密生前，常与钱镠争夺土地。他死后，徐氏父子因为想篡吴，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国内的将领们，无暇对外，促成了吴与吴越的讲和。“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36]。这个和平的环境，是经济、文化能够获得发展的前提。
第二，杨行密既死，“诸子庸懦”，无力统治这一大片地区，不能制服那些功高跋扈的将领这样的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使淮南地区的政局，复趋于混乱、分裂。徐氏父子在篡吴过程中，与将领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才结束了大割据内部又分为若干小割据的局面，在淮南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定、集中的政权。统一的环境，有利于经济的交换与文化的交流。
第三，徐氏父子采取向农民让步、与士人联合的政策，对于吴国(南唐国)经济、文化的发达，更具有直接的影响。前者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唐末以来破坏惨重的淮南地区，迅速地恢复到过去繁荣景象;后者集中、供养了一批士人，他们除了参加吴和南唐的政治生活外，很多人还从事文艺的研究、创作与传播，因而诗、词、书、画都很发达。
本文肯定这些积极影响，意义绝不在于歌颂徐氏父子篡吴，更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做过坏事，而是说明：在吴国，由于将领们对人民的过分剥削，已激化了阶级矛盾，活不下去的人民，已纷纷铤而走险，史称“盗贼益繁”[37]。徐氏父子在篡吴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固然是为了打击、排挤政敌，同时也不可否认地确实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所以，人民是站在徐氏父子这一边，而不是站在将领们那一边的。徐氏父子虽没有统一全国的雄图，但能使淮南、江南三十六州，获得地区性的统一，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和人民意愿的。基于这些原因，徐氏父子才能战胜政敌，取得统治权，并为吴国(南唐)经济、文化的发达，教致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对于南唐政权是否“建立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的商榷
可是我们也不能任意夸大南唐政权的进步性。在对李煜词的讨论中，有一位先生便对南唐政权性质作了不恰当的估计，他是这样说的：“历来对于李昪家世的说法各有不同，由龙兖《江南野史》的材料，可以知道李昪最初曾与江南农民起义有关联，李昪的政权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而北方的诸政权大都是建立在镇压和叛变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两种情况是不同的”[38]。本文虽提出南唐的建立与五代时期的一般篡夺有所不同，但与这一论点，却又原则上的区别，为此，占用一些篇幅，表示一点意见。
为了便于讨论，先把这个论点所根据的资料——《江南野史》卷一，《先主》中的有关文字，引录如下：
“江南先主姓李，名昪，字正伦，其先唐宪宗之子，建王恪之后。„„父荣，有器度，不事产业，每交结豪杰，以任侠为事。属时离乱，群盗蜂起，朱梁统制天下，而杨行密专踞淮南。荣乃感愤，遂图兴复之志，然无少康一旅之众，数十里之地。久之，闻海贼夏韶众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说韶曰：‘仆本大唐之后，少失怙恃，遭世多难，先祖基业，荡然横流，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遗德，宗祧社稷，未必杜绝，其间子孙，必有兴者。吾虽不调，夙蕴壮志，闻公英雄，士卒勇劲，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贵，苟成霸业，古贤鱼水，未足为喻。’韶感其言，于是从之。遂率众自海入淮，转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间，众至数千人，军势颇盛，郡邑与战，多为所败。行密闻之，因帅师攻之，数败，乃为所擒，因捕其家，尽诛之。时先主方数岁，„„”
这段记载，与史实不符：
(一)，徐知诰并不姓李，更不是唐室的后裔[39]，他假托李唐之后，乃是为了建立新国家(南唐)时向地主阶级进行号召的方便。
(二)，当时威胁着唐室存亡的，不是杨行密而是朱全忠，李荣既以兴复唐室为口号，应该渡淮而北，怎能发兵南下，与杨行密打起来呢?杨行密虽“专踞淮南”，表面上还是服从唐朝的，唐昭宗也是把杨行密当作忠臣看待的。《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唐纪八十”：“上复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令纠帅藩镇以图匡复”，可以为证。李荣不联合杨行密，反而攻打他，是不符合当时情况的。
注释： [1]马令：《南唐书》卷三十，《世裔谱》。 [2]《九国志》卷三，《徐温传》。 [3]马令：《南唐书》卷八，《徐宣祖传》。
[4]参阅《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唐纪七十五”。 [5]《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6]《九国志》卷三，《徐温传》。
[7]例如：寿春守将陈绍卒，杨隆演“遣王定持虚衔官告以往，令度可授者与之”。王定将“符印”交给崔太初后，“复数日，军州无异议，始以官告授之”。(见《九国志》卷三，《崔太初传》。)
[8]例如：杨渥想“多辇宣州库物以归广陵”，宣州观察使王茂章“嫚骂不与”。(见《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八，《杨行密传》;《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
[9]《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后梁纪四”。 [10]《五代史补》卷三，“朱瑾得战马”。
[11]这条资料很好，但稍有不够周密之处，当徐知诰执政时，朱瑾、朱延寿已死，不应列入。 [12]《江南野史》卷一，“先主”。 [13]马令：《南唐书》卷一，《先主书》。 [14]《江南别录》：“义祖亦烈祖终为己害”。 [15]《十国春秋》卷十，《严可求传》：“可求素忠于温，居恒以知诰非徐氏子，数劝温以次子知询代知诰辅政”。又，《陈彦谦传》：“酷为徐温所亲信„„疾革时，„„彦谦密留书于温，卒劝以所生子为嗣”。
[16]《钓矶立谈》。
[17]《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南唐世家》;陆游：《南唐书》卷一，《烈祖本纪》。
[18]《九国志》卷三，《徐温传》。 [19]参阅《江南别录》。 [20]《江南野史》卷四，《宋齐邱》。
[21]《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马令：《南唐书》卷八，《徐宣祖传》。
[22]马令：《南唐书》卷一，《先主书》。 [23]《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24]《玉壶清话》卷九，《李先主传》。 [25]《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26]《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27]《容斋续笔》卷十六，“宋齐丘”，引《吴唐拾遗录》。 [28]《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29]《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后晋纪三”。 [30]万斯同：《吴将相大臣年表》。 [31]《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 [32]《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 [33]《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胡三省注。 [34]《江南野史》卷一，《先主》。 [35]马令：《南唐书》卷一，《先主书》。 [36]《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37]《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一“后梁纪六”。 [38]《李煜讨论集》页一百零六。 [39]参阅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南唐二主年谱》中的考证。 [40]参阅《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后晋纪四”;《江南野史》卷十，《刘茂忠》;《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徐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