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十大贪官的情妇范文
贪官与情妇
要说贪官与情妇本是天生一对，一个用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一个用自己的身体来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表面上看起一个是披着“官服”的官人，一个是戴着“良家”的妇女，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嫖客与妓女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每回看到贪官落马，人们皆痛恨不已，但过后又能如何，对于我等小民来说，也不过是骂骂落马的贪官过过嘴瘾罢了，而现在在任的贪官，又有几人敢站出来揭发的呢?共产党的宗旨是让人民当家做主人，但现今我们看到的社会又是什么呢?人民真的能当家做主吗?
一直以来，在中国官场有这样一句话：“贪官倒了，情妇不倒”而更多的时候“情妇”反水，还是中国反腐的功臣，还可能被冠以“巾帼英雄”的称号，但事实上贪官之所以贪婪，很大的程度上是要满足情妇的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而一步步迈向深渊!
贪官倒了，情妇不倒，一直就是中国官场的怪现象之一，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其中的玄妙之处自然是很多的。要知道，做为贪官的情妇，她们往往是“精明”之人，她们并不会把自己压在一个贪官的身上，而放弃更多更大的贪官，她们便像吸血虫一样，当一个人的鲜血被吸的差不多的时候，很可能便在攀上另一高枝，继续发扬自身“妓女”的本色!因此，很多情妇在贪官倒下之后，她们一样还能在官场上挺立，原因她们已找到更大的贪官做为保护伞!为此，贪官们的公共情妇也就诞生了。
人们很多的时候，都认为“情妇”是弱者，那是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她们是女性，事实上，情妇的贪婪往往比贪官更甚，一些情妇为了能当某贪官的情妇，往往是抛夫弃子，与社会来说，破坏和谐，与家庭来说，毁夫害子，这样的人心是何其毒也!所以我们不要小瞧情妇的力量，一般肯当贪官的情妇的女人，她们往往会借用贪官的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如若，她们在官场，便会很快得到提拔，如若在商场，她们便很快成为富婆，这并非是她们的个人能力了得，完全是借用权力用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多的时候，民众对于这样的人是痛恨，但碍于对权力的畏惧，多数人忍了下来!这便是中国贪官与情妇相结合，在官场和商场屡屡成功的典型!
第二篇：2013辽宁事业单位面试：让治腐新手段跑赢贪官情妇反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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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某些问题官员迷信风水大师消灾避祸，一些官员的反侦查手段则更显老练。据一位反贪检察官透露，湖南省某市副市长将情妇黄某送至北京一所大学学习法律知识，培训反侦查能力，并与其签订1500万元的包养协议。如此处心积虑地反侦查，深深击中了社会的腐败痛点。
有人说，情妇在中国是致腐又反腐的主力军。刘铁男、王素毅，情妇举报一查一个准，网友们也调侃，“情妇有风险，包养需谨慎”。然而遭情妇反戈的贪官毕竟只是少数，更多情形是，贪官与情妇订立攻守同盟，结成利益共同体同流合污。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情妇身上，无异于向腐败缴械投降。
反腐败是一场反腐者与腐败者斗智斗勇的暗战，贪官的反侦查手段，又岂独是培训情妇。有的是披上清廉外衣，如雷政富，在人前反复强调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摆出一副清廉模样，背后却色胆包天，沉迷声色犬马;有的是打造利益链，如刘志军，从1986年下水直到2011年才被抓出水面，潜伏长达25年之久，靠的就是打通上下级，结成铁板一块互保。还有一些耍小聪明的贪官，被调查时装疯，被抓之后称病，为了逃脱处罚极尽能事。近年来，贪官们越来越会装清廉，腐败行为越来越隐蔽，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收集腐败证据越来越困难。
面对日益增长的高智能性、高秘密性腐败行为，运用常规侦查手段反腐败已难获成效，这直接导致反腐败的震慑力式微。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发起反贪风暴，首月就有3485人自首，到深夜12点钟都还有人排队等候投案自首。如今，贪官们怀揣侥幸，连情妇都已被“武装到牙齿”，反腐败犹如拳打棉花，震慑效果可想而知。如何让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和惩处力度，转化为干部不敢腐败的心理效应，是当前面临的一大考验。毕竟，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上策。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首当其中，是让侦查从技术含量上压倒反侦查。多年前，检察机关和学术界就已纷纷呼吁放开技术侦查限制。去年全国人大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将技术侦查写入新《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对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将监听、窃听等技术运用在侦查手段中，做好技术反腐败，势必可以提振疲软的反腐震慑力，为遏制腐败注入一剂强心针。
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却只是腐败的治标之举。明朝时朱元璋曾提出“奈何朝杀而暮犯”的历史性课题，从严治吏、重典治吏，一时效果显著，长期却会激起猫捉耗子的拉锯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问题。治本之举，是建立起公众监督和制度制约相得益彰的现代廉政体系，用制度管权、管事、管钱，让干部不能腐败、无处腐败。如此，再多的反侦查，也只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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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式诱惑贪官的十大火坑
2013-10-10 09:38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金笔头
纵观这些年贪官落马轨迹，就不难发现贪腐案件大多与下列领域、岗位和形式有关，也可称之为埋葬贪官的十大火坑。
一是房地产业。根据官媒疏理统计，2000年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贪腐案件中半数以上与房地产有关，因为房地产背后的利益链条太长，从规划、批地、立项、贷款、建筑、消防、绿化、扩大容积率，到竣工、验收、出售等各个环节，相关职能部门谁都可以“雁过拔毛”，尤其是握有房地产“生杀大权”的地方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最近相继落马的薄熙来、刘志军等都与房事有关，至于其他栽在开发商手里的大小贪官则不计其数。
二是包养情妇。最高法院曾披露，16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九成有包养情妇的情节。包养情妇也是需要成本的，钱从哪里来?光凭死工资肯定入不敷出，唯一“出路”只能靠以权换钱。于是，有的贪官干脆将情妇当作“交通站”和“中转库”，作为日常惯用的敛财手段，借情妇之手收受他人钱财，从此走上不归路，演绎了一幕幕利用职权换色、买色、养色的丑剧，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是买官卖官。2005年，小小的绥化市曾爆出建国以来惊天买官卖官大案，涉案官员高达265名。在此后数年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又陆续查处数以千计买官卖官案件，今年中央派往各地的十个巡视组都发现被巡视地方和部门存在用人问题，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似乎已成了久洽不愈的“毒瘤”，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四是以批谋私。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审批经济”，企业从生到死，经营从小到大，市场从无到有，统统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过滤，就因为政府掌管庞大的稀缺资源配置和审批大权，不仅阻碍了经济健康发展，也为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说，中国的贪官99%都与“审批”有关。于是，有人惊呼“有审批就有腐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学军在“最后疯狂”的日子里，竟创一连审批50个项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可见“审批”的猫腻太多太大。
五是红顶商人。红顶商人亦即官商，通俗讲，专指带行政级别的国企领导人。近些年，被查处的红顶商人呈逐年增加趋势，从中移动7名高管落马，到中石油“窝案”曝光、中储粮“老鼠”频现，再到国有银行分支机构CEO体外放款、以贷谋私和携款外逃，以蒋洁敏为代表的这些国企腐败分子，不仅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也暴露了国企官商不分、控制不严、监管不力等种种弊端。
六是招标寻租。前年，江西萍乡市一起标的为金额达2亿多元招投标案，竟然串通投标公司100余家，涉及违纪官员高达22名，其实类似这种暗箱操作、关系运作窝案串案，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今年，中央巡视组就发现某省领导干部有插手干预基建项目和招投标现象，是否与寻租腐败有关，尚需有关地方作出澄清。
七是集中采购。由过去零星采购、分散采购、多次采购，变为现在的集中采购，其目的原本是为了降低成本、防止腐败，可事与愿违，曾几何时“集中采购”演变成了“集中腐败”。今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披露，政府采购价格有高达八成的商品高于市场平均价，如果说这其中没有任何猫腻，恐怕谁也不会相信。
八是司法腐败。这些年来，有关司法腐败的报道不绝于耳，而最具讽刺意味的当数今年轰动全国的“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这起案件始于个别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被整得走投无路的爆料人竟花费一年时间终于抓到了致法官于“死地”的证据，爆料人的种种做法虽不可取，但也属无奈之举。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正面临着严峻考验。
九是幕后交易。今年以来，证券市场连爆不当利益输送大案(也称“老鼠仓”)，牵涉面之广、资金之巨超乎想象，一系列窝案已经引发高层震怒，王岐山曾批示要彻查到底。所谓“老鼠仓”，简单说就是将公家财富通过代持、倒债等幕后交易方式转化为私人财富，这在本质上与贪污、盗窃没有任何区别。这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但极大损害了公司或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且有可能导致所服务的机构严重亏损甚至破产倒闭，当年德隆倒闭就是一面镜子。
十是以黑吃黑。“以黑吃黑”本是江湖传说，可在现实生活中黑吃黑现象依然十分猖獗，尤其可怕的是一些黑社会、黑媒窑、黑工厂和色情场所等背后，总能看到黑“保护伞”的影子，少数执法人员以黑吃黑的丑闻时有曝光。去年官方媒体就爆料曾表态绝不姑息“保护伞”的原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靖，最终因为充当一黑社会“保护伞”而得罪另一黑社会，落得被“黑吃黑”的可悲下场。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上述诱惑贪官的十大火坑归纳不一定很准确，也许只是腐败易发高发领域的冰山一角，但无论如何“打老虎”得找到“虎窝”，“拍苍蝇”得揪准“蝇影”，否则反腐败就容易陷入“东一榔头西一棒”窘境。
第四篇：中国十大贪官死前做了什么 法官都惊了
有些贪官临刑前,过去的假面再也不能骗世人时,贪生怕死的丑恶嘴脸就暴露出来了。但也不尽然,有些贪官,由于几十年的修炼,功力深厚,死到临头还在演戏。
胡长清“磕头求生”
因为自知罪孽深重，在法庭上，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的态度十分谦恭。每次发言之前或发言完毕都会说上一句“谢谢审判长”、“谢谢公诉人”，或者是“谢谢律师”。
胡长清
一种求生的欲望在他心中涌动，他逢人便跪地求饶，乞求组织上能给他一条生路，哀求“放我一马!”“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李玉书“凄厉惊叫”
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2003年10月14日被执行注射死刑。管教说，他常常半夜蒙在被子里抽泣，双手也会不停地发抖。
李玉书
当李玉书接到核准裁定，这一结果让他精神彻底崩溃。在看守所的最后一夜，李玉书不时从噩梦中惊醒，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惊叫。周利民“终显人性”
作为建国以来陕西最大的金融贪污挪用公款案的主犯——建行西安分行北大街支行公司业务部原主任周利民被判处死刑。在法官宣判结束宣布休庭时，周利民签完字，突然转身向听众席大声喊：“妈!妈!”
周利民的母亲听到儿子的叫喊后，拨开法警呼喊着：“儿子!儿子!”听到母亲的声音，周利民突然跪倒在地，向母亲磕了个响头，堪称“最绝望的悲情”。
周利民
1996年初，时任北郊支行自强西路办事处主任的周利民，与办事处信贷内勤刘怡冰预谋，以高息存款为诱饵，他们采用私拿空白存单、私盖印鉴、给储户出具“大头小尾”存单的方式，用虚假金融凭证骗取储户存款。后刘怡冰又指使他人从建行西安分行印刷厂窃取半成品空白存单，非法制作假存单骗取存款。李真“临终反腐”
自称“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贪官。
李真
他在反思自己走向毁灭的根源时说：“当前官场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腐败和结党营私，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渗透，不仅在党内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如不断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整治，无疑会成为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极大危险和严重障碍”。 杨前线“有话实说”
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收受赖昌星贿赂折合人民币140.7万元，并由赖昌星出巨资为其包养情妇，放纵走私，导致厦门关区走私泛滥，并在案发后为赖昌星通风报信，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放纵走私罪，被判处死刑。
杨前线
他临终遗言，有话实说：“领导干部的犯罪根源，我看都是大同小异，不外乎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贪图安逸享受，被金钱、美女、权力所俘虏，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谁都知道这些，但许许多多人，包括我在内也还是无法抵御。”王怀忠“垂死挣扎”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精通官场权谋，自诩“泽中蛟龙”。他做人的原则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台上大谈廉，台下死要钱”。他贪污腐败，功力深厚，机关算尽，斗智狡辩。
王怀忠
案发后他心目中活命的“底线”是1000万元，为了使法院认定的犯罪数额不超过1000万元，他出尔反尔，把亲笔供词当场撕掉，还诬陷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声称“历史将证明我这是最大的冤案”。虽然他拒不认罪，但公诉机关用76本卷宗无可辩驳的事实，还是将王怀忠案办成了铁案。戚火贵“饮恨法场”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戚火贵，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戚火贵
临刑前，戚火贵说：“两年来看了好几本纪实文学，还学了《刑法》及其他法律书籍，对自己的罪行也有了更深刻的反省，曾准备写《我的铁窗生涯》，但因为脑子乱还未动笔。”行刑时戚火贵腰膝瘫软，被武警架向刑场。姜人杰“愤然一揭”
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过亿，从他家中抄出的现金来不及点，用秤来清点，据说有23公斤。这位中国第一贪一审被判处死刑。但在此前，姜人杰得知自己可能被判死刑时，大惑不解：“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么判?我要揭发。”
姜人杰
果然，姜人杰“愤然”一揭，又有不少贪官落网，曾经担任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十多年、后升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的赵文娟就是其中之一。郑筱萸“良心发现”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纵容手下烂批新药，仅2004年一年就批准了10009种，一年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个药品获得批准。
郑筱萸
钱装到了他自己和身边人的口袋里，而副作用却在患者身上显现。他在临刑前一天留下的遗书中说，“明天就要死了。临死之前非常害怕。在九泉之下能得到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人的宽恕吗?”文强“怨天尤人”
二审维持原判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已走近人生末路。初落马时，他曾面对镜头痛哭流涕，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但他在痛悔之余似仍心有不甘，在悔过书中用大段篇幅发牢骚，怪组织多年没提拔自己。
文强
把自己腐败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仕途多年原地踏步，没能升官，“升官不成，就乱用权”，升官不成便腐败。
第五篇：入狱贪官的余热VS出狱贪官的凯旋
反腐败，无疑是“十八大”后最惹入眼球的国家政务焦点。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已有李春城、衣俊卿、刘铁男、蒋洁敏、李崇禧等18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先后被调查，被网络戏称为“18罗汉”。从省市大员，到实权部委领导，无不在传递着鲜明信号：“打虎”无禁区。
但是，在声势浩大的反腐斗争中出现一种现象，那就是：腐败窝案频发，令人不无忧虑，发人深思。我们不禁诘问：腐败窝案频发为哪般?根治贪腐窝案串案路在何方?
案例：
在十八大之后的反腐斗争中，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挖就成串的腐败窝案越来越多，其中既有政府部门各级官员，也有国有企业管理层，其涉案人员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罕见的。
中石油“地震”
2013年8月底开始，中石油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贪腐风暴，相继有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等四位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并免职。9月1日，这轮反腐大戏再掀高潮：原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中石油集团原董事长蒋洁敏亦告下马。这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个中央委员。此次中石油的“地震”，是史无前例的“老虎”窝案。
铁道部腐败窝案
2013年7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审被判死缓，他落马后牵出铁道部一系列腐败案。在铁道部窝案中，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罗金宝是最先落马的官员。2010年10月，罗金宝被免职后，2011年1月初，丁书苗被正式调查。刘志军之后，以“协助调查丁书苗案”而被带走的官员还有闻清良、杜建华等。自此，铁道系统高官落马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
湖南药监腐败窝案
2013年5月，湖南省纪委和湖南省检察院联合通报了一起湖南药监领域腐败窝案。这桩窝案涉及11个职能部门，共有26人受处分。据了解，现年58岁的湖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刘桂生，在药监局任职期间，非法收受贿赂82万元。在这起腐败案中，一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20件共26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4人，几乎覆盖了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领域各个环节，涉及11个单位和部门。
广州白云区窝案
广州白云区贪腐窝案，81名领导干部被调查，领导班子几乎“连锅端”，以至于开区政府常务会议“开会人数都不够”。被坊间传为笑谈，被百姓嗤之以鼻!类似的还有河南中储粮窝案，涉案人员达110人，人去楼空，一时间整个系统办事都找不到领导。
困惑：
近两年来中国式反腐败成效令世人瞩目，但在一些地方亦出现一些怪现象令人困惑与忧虑。
据新华社2013年2月16日报道，2006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11年的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提前出狱，当地官员和煤老板及名流富商们，争相迎接贪官“荣归故里”。
贪官违犯党纪国法，违背公序良俗，受到查处法办罪有应得，理应全民唾弃。贪官未被查处时为啥有人爱贪官?或因攀附贪官可分享权力和利益。贪官重获自由时为啥有人爱贪官?是重义还是报恩?这恩这又从何而来?
这令老百姓深恶痛绝，更是错愕不已，困惑不解。
观察：
据笔者观察，近两年来，腐败窝案频发，腐败联盟固若金汤，成为反腐战役最大掣肘――业已成为值得警惕之事。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在广西民政系统挖出以厅长张廷登为首的贪污贿赂窝案串案65件80人，其中厅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14人，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这场来自于民政系统的“官场地震”数量之大、涉案人员之多全国罕见。
而且更为罕见的是两位副厅长截然不同的态度：A副厅长在专案组到来后，不但将多年来厅长主持分配且分文未动的涉案钱物悉数上交，而且如竹筒倒豆子一样将所知的腐败问题和盘托出：可是，B副厅长却拒不交待问题，且为厅长百般袒护，为民政系统存在的贪腐问题百般狡辩。
无独有偶。2013年12月，铁路腐败窝案审判第三季，被查300万元主动交代1亿元的呼市铁路局原副局长被判死缓。据悉，侦查机关从马俊飞位于呼和浩特和北京的住宅中，查获的现金包括人民币8800万元、美元419万、欧元30万、英镑2万、港币27万，黄金43.3公斤。金条、美元、欧元、价值不菲的收藏品，堆满了两所房子!据新闻报道，自2009年8月被任命为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后，马俊飞最头痛的一件事便是藏钱!
如今，在贪腐这件事儿上，基本上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事了，而是一个集体的、体制性的、机制性的问题!
所以，破除腐败圈子，当然要靠中央有“打老虎”的决心，更是要靠营造民主、透明的政治环境，而且要进一步打造廉政文化。
对策：
廉政文化建设，必须根除“腐败文化”产生的土壤。综观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凡治理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德国、新加坡、香港等，无一不是设计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重在预防环节，有效的遏制体制层面上的“腐败文化”现象。
另外，需构建合理的惩戒文化，以“廉政文化”的正能量抵御“腐败文化”的蔓延态势。这样，才能打破“法不责众”的铁律，依法严惩，打断“腐败文化”形成与传播的链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