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笔下共同体的演变——以《远离尘嚣》、《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为例

2022-09-11

雷蒙德·威廉斯指出, 从狄更斯 (1812-1870) 到劳伦斯 (1885-1930) 的一百多年中, 英国小说有一个“起关键作用”的“中心意义, 即探索共同体, 探索共同体的实质和含义[1]。此外, 那个时代成书并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 (1881年完成初稿, 1887年首次出版) 成为共同体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滕尼斯从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角度对共同体进行了系统阐释。该书的“早期草稿暗示了滕尼斯因家乡文化遭受腐蚀而日渐失望的情绪。……家庭、村庄和小规模市民社群的传统文化正在死去, 正被大规模市场销售、有限责任和大规模公司无情地消灭”[2]。这导致“传统价值分崩离析, 人际关系不再稳定, 社会向心力逐渐消失,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3]。这是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所以, 很多学者和作家开始思考如何消除这种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焦虑, 转而在作品中探索共同体。

哈代在《远离尘嚣》 (1874) 、《还乡》 (1878) 和《卡斯特桥市长》 (1885) 中给出了他的共同体构想。这三部作品均是哈代创作思想转折期的作品:《远离尘嚣》是哈代乡土系列小说的开启之作, “威塞克斯 (Wessex) ”一词正式诞生;《还乡》是哈代由喜剧转向悲剧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尝试了城市、科学等题材后又回到“威塞克斯”后的成果, 且更为成熟, 堪称经典。而且, 目前对上述三部转折期作品的系统研究较少, 仅有的研究也多注重挖掘悲剧主题, 鲜从共同体角度进行探寻;殷企平在“想象共同体:《卡斯特桥镇长》的中心意义”一文中也仅从道德缺失和商业运作两方面探讨了一部作品的共同体主题[4], 所以, 对这三部作品进行对比, 有助于动态呈现哈代笔下共同体的构建。

一、《远离尘嚣》——重道德的地缘共同体

根据人类群体的发展演变, 滕尼斯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 并指出“只要人们意愿相同并能达成共识, 他们就能生活在一起, 就会形成这种或那种共同体”[2]28。关于地缘共同体, 滕尼斯认为, “一个村子里的人, 因彼此间住的近, 又在同一个田间劳作, 甚至租种的田地都彼此相邻, 便常常见面, 久了都相互熟悉, 关系也近了。……这种共同体虽然基本上是以居住在一起为条件, 但却能持续很久, 即使有人离开后又回来仍会被接纳……;地缘共同体的维持离不开人们聚居后形成的习惯和大家公认的重要风俗”[2]。

《远离尘嚣》常被看作是一部田园悲喜剧, 此处的“田园”指的是一个名为威瑟伯里的村庄, 故事中的人物大都为农场主芭丝谢芭效力:忙时在田间播种、收割, 在草场洗羊, 在谷仓剪羊毛;闲时在麦芽作坊闲聊;欢庆时聚在一起饮酒跳舞。“在威瑟伯里, 六十年甚至八十年的事都可以算在现在当中, 不上一百年, 什么事物都不会在面貌上或色调上有什么大的变化。五十年时间里, 护腿的样式不会有什么改变, 长罩衣上的绣花图案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更动, 十辈子人也不会把一句话改个法儿说说”[5]。奥克初到威瑟伯里时的救火之举被村民们看成是美德的体现, 纷纷建议芭丝谢芭雇佣他作羊倌;而芭丝谢芭辞掉管家要自己独当一面在他们看来极为不妥;在他们眼中特洛伊是个浪荡公子, 芭丝谢芭不应该以身相许;他们一致认为波德伍德枪杀特洛伊纯属心理失常, 不应被判死刑。总体来看, 他们彼此熟悉, 相互接纳, 崇尚传统美德, 抵制异己或破坏势力, 维护村子已有的秩序, 俨然是已具共同默契的地缘共同体, 而这种默契正是“把人们团结为整体的一种特殊社会力量”[2]。

而故事的两位主角奥克 (新到的羊倌) 和芭丝谢芭 (新到的农场继承者) 却是闯入威瑟伯里的外来者:村民对二者的态度清晰反映出该共同体的默契。前十五章有多处对二者的评论:奥克是“勇敢的放羊工”[5], “通情达理的家伙”[5], “挺英俊的男子汉”[5]55, “最不多话, 脾气最好的人”[5], “心很善, 又聪明”[5];而芭丝谢芭“可爱虚荣啦”[5], “太固执了”[5], “帽子底下的那副脑瓜长在一个大男人身上倒没什么害处”[5]。褒贬对比足见权威何在及该共同体对传统的固守。

滕尼斯把“权威”分为年龄的权威、力量的权威、智慧或智力的权威, 保护、支持、领导全家的父亲则是集三种权威于一身的最佳代表。此外, 滕尼斯还指出, “……上下级间的‘关爱与尊敬’或‘慈善与遵从’……是形成共同体基础的两大支柱”[2]。在读者可知的叙事语境内, 威瑟伯里曾有此种权威之人是芭丝谢芭的叔叔——农场主埃弗汀, 他“对人挺公平的”, 是个“慷慨大方的人”[5]。他的去世导致权威空缺, 而填补空缺的并非芭丝谢芭而是奥克。奥克到威瑟伯里后很快被接纳并被看作精神首领, 因为他有勇有谋且为他人着想、品行良好、能力不凡且极力维护共同体秩序, 虽身为仆人但却行使了农场管理者的使命, 无形中成为韦瑟伯里力量与智慧的权威。他与村民间达成的慈善、尊敬等感情巩固了因易主而动摇的共同体, 以一己之力成就了全体的幸福。

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领袖边沁认为, “只有当某行为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减少幸福倾向的时候, 它才可以被说成是符合功利原理”[6], 才能实现“最大幸福”。在村中, 奥克敢于制止村人对芭斯谢芭的诋毁, 并及时解决范妮灵柩引发的问题。在关键时刻, 他多以道德秩序捍卫者的形象出现, 尽可能遏制或消除不良行为的发生, 通过个人的言传身教维护共同体的道德运转。故事结束时, 奥克与芭丝谢芭共结连理, 终以个人品行织就了共同体的道德价值网, 使整个威瑟伯里成为像古希腊城邦一样以道德为重的地域共同体。

二、《还乡》——重监视的地域共同体

与《远离尘嚣》相似, 《还乡》呈现了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爱敦荒原, 其地域特征及民风乡情均符合地域共同体的特征, “沧海改易, 桑田变迁, 江河胡泽、村落人物, 全有消长, 但是爱敦荒原, 却一直没有变化”[7]9。此外, 与奥克相似, 故事中的文恩也扮演了维护共同体秩序的角色, 但他却多采用干预、阻止等手段, 而这一定程度上赋予爱敦荒原“全景监狱”式的面貌, 文恩则扮演起狱警之职。

早在古罗马时期, 西塞罗就曾提出, 法律是维护共同体繁荣和稳定的重要保障。在18世纪90年代, 为促进社会安全, 边沁提出“全景监狱 (Panopticon) ”, 一定程度上与西塞罗不谋而合。“全景监狱”因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创造性阐释而受到重视, 但与福柯在书中对规训社会所持的批判视角不同, 边沁提出这一概念“旨在认真维系与扩大英国宪法下的国民利益”[8], 从而最终践行其提出的“最大幸福”原则。边沁的“全景监狱”力图通过环形设计, 以单向可视性监视实现对被监禁人的监视, 从而使其感受到威吓;同时, 边沁还在监狱中引入牧师对被监禁者进行教育指导, 以期从建筑与制度上起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从而减少有损幸福的力量。

开篇伊始, 爱敦荒原就被比喻为监狱, “牢狱的壁垒上面, 往往有一种气象, 能使它比起大于自己两倍的宫殿来, 都森严得多;现在就是这种气象, 给了荒原一种高超卓越, 为世俗盛称美丽的地方所完全缺乏”[7]。被监禁者则是游苔莎和韦狄, 前者认为“四周的景致里有一种美, 但它对我却是座监狱”[7];后者提到在荒原上“什么也看不见”, “对它深恶痛绝”[7]。在此种语境中, 自第一卷就登场的文恩自始就践行了荒原共同体监视者的角色。虽是外来者, 但文中多处赋予其职业一定的历史性、社会地位及威吓力, 如, 红土贩子这一职业“是一个将已经消亡的过去和勃勃兴起的生活方式加以联系的环节”[7];稳定的收入“使他们腰间的钱包总是鼓鼓囊囊的, 使他们保持着一种受人尊敬的地位”[7];“威塞克斯的母亲们总是用‘红土贩子要来抓你了’这句话来吓唬孩子们”[7]。虽然游苔莎、克林是公认的故事主角, 但“在有关《还乡》的讨论中, 任何不涉及德格·文恩的探讨都是不全面的”[9]。荒原人眼中, 文恩是“买斐司逃芬”似的角色[7];评论者眼中, 他或“善良、无私, 全身心爱着朵荪”[10], 或是整个故事的胶合剂, 或是“道德风气”[9]的代表。但从“全景监狱”的视角出发, 文恩是整个荒原的监视者。

爱敦荒原是一个传统共同体, 而“传统共同体是一个超越个人的存在, 个人自由在共同体中无从谈起”[11]。此处的传统共同体正是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小共同体”, “共同体内部人们的交流是全面的、经常的”[12]9。书中雨冢篝火、酒馆庆婚、圣诞宴会等活动彰显了大部分荒原居民对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以及身为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理解。“小共同体”对成员有清晰的界定, 有“我们”和“他们”之分。在荒原上, 游苔莎显然是例外, 虽然居所“几乎正处在爱敦荒原的中心”[7]1, 但她自始至终游离于共同体外, “对所有这些本地的聚会来说, 她全然是个陌生人, 她也总是很少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同类人”[7]。雷德菲尔德指出, “在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中, 没有任何反思、批判或试验的动力”[12]8, 但游苔莎拒绝为融入共同体而放弃自己的独立与自由, “至于说道伦理道德方面, 游苔莎可说是处于野蛮人的状况, 漠然不觉”[7], 故而被荒原人视为“坏女人”、“女巫”, 最终沦落为监狱中的囚徒、共同体边缘的“他者”。

边沁的“全景监狱”重在监视而非惩罚。文恩通过在荒原夜间蹲守、监听等单向监视行为, 尽力阻止有损朵荪利益的行为发生, 如, 第一卷, 初次监视后, 文恩主动与游苔莎会面, 履行了“全景监狱”中的牧师之职, 劝其停止干预韦狄与朵荪的婚恋;第二卷, 通过与韦狄赌博, 文恩赢回了属于朵荪的钱币;第三卷, 文恩试图通过在路中使绊、夜间鸣枪等阻止韦狄与游苔莎约会。虽然文恩的监视行为仅为三人所知, 即, 文恩本人、游苔莎和韦狄, 影响面窄且效果不佳, 但其行为本身却意义重大。促成朵荪与韦狄的婚事, 于约布赖特一家的名誉至关重要。作为荒原上为数不多的上等人家, 约布莱特一家认可的道德准则及行为方式早已被共同体接受并遵循, 任何有助于减损其幸福的行为均可被视为有利于共同体的幸福。文恩之举无疑有助于塑造一个以“最大幸福”为目标的“全景监狱”式荒原共同体。

三、《卡斯特桥市长》——道德失范的转型期共同体

关于卡斯特桥是共同体还是社会的问题, 不同学者持不同态度。努鲁·哈山认为, 卡斯特桥属于社会而非共同体, 因为“‘现代’卡斯特桥与过去没有联系, 这违背了构成共同体 (Gemeishaft) 的最重要的条件。……故事中的芸芸众生更趋于显示出社会 (Gesellshaft) 的特点:缺乏牢固团结, 很多人心理失调、愤世嫉俗, 沉迷于散布丑闻和反社会的行为。没有积极态度”[9]。劳伦斯·勒纳则认为卡斯特桥融合了“共同体”与“社会”的双重特点[13]。殷企平指出, 卡斯特桥属于共同体, 《卡斯特桥市长》一书“除了揭示新旧共同体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之外, ……更多地介入了新兴共同体的发展问题”[4]。伊格尔顿在评论《卡斯特桥市长》时指出, “……法夫瑞发展了亨察德的经营技巧, 并以此促进了当地共同体的繁荣”[14], 此处明确认定卡斯特桥是共同体。

细读文本可知, 卡斯特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生活结合体。卡斯特桥并非“与过去没有联系”, 而是有着深厚的联系,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 “哈代作品中的现在可能不仅会引领不可知的未来, 而且也满载过去的重担”[14]。形态上, 卡斯特桥“是一个古老的集贸城镇”;经济上, 卡斯特桥“靠农业生存, 与周围以务农为本的村庄只有一点间隔”, “在许多方面都成了周围农村地区生活的磁极、焦点或神经节”[15]62,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农牧中心”[15];社会关系上, 在“诚实不欺的城市大街上, 诡诈、狡辩显然难以找到容身之地”[15], “私人住宅的大门多半敞开着, 不用担心偷伞的小偷来破坏……心情”[15], “卡斯特桥的居民古风犹存, 在急需的时候互相帮助”[15]。综合而言, 卡斯特桥更具共同体的特质, 而且是一个从传统共同体向市民共同体转型的共同体, 主要表现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逐渐凸显, 如, 亨察德拒绝补偿坏小麦, 柯尼挖出放在逝者眼上的硬币买酒, 亨察德与法夫瑞展开商业竞争等。

转折期的卡斯特桥出现了种种道德失范问题。在故事发生之时, 即, “十九世纪还没过到三分之一的时候”[15]1, 英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 期间引发的焦虑令阿诺德写下了: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还无力出现[16]。

而这种焦虑在转型期的卡斯特桥则引发了多种道德失范问题, 最典型的莫过于讦奸会一事。该事件直接起因于赵普对亨察德和露塞塔的怨恨, 亨察德曾失信于赵普, 把本该留给赵普的经理一职给了法夫瑞, 后因生意失败又解雇了刚上任的赵普;露塞塔拒绝帮助赵普在其夫法夫瑞手下谋差;最终当亨察德托赵普把他与露塞塔的信件归还给露塞塔时, 赵普偷读信件, 遂与米克森巷的人密谋讦奸会, 以此报复二人。细想会发现, 除赵普外, 其余的参与者与亨察德和露塞塔并无过节, 但南斯认为“俺们都是体面女人, 可跟俺们一样的体面女人当中竟做出这种事儿, 这真是丢俺们的脸啊”[15]267。还有人觉得“这是个很好看的热闹儿”[15]。他们的动机或是惩罚道德失范行为或是纯粹花钱娱乐, 前者旨在维护共同体的道德伦理, 属于传统共同体, 而后者则重在追求个人利益, 迈入了市民共同体。

此外, 卡斯特桥的道德失范问题还与社会流动性有关。雷蒙德在《乡村与城市》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一书中单辟一章论述哈代作品中的社会流动性[17]。《卡斯特桥市长》中流动性的表征之一是整个讦奸会事件的参与者和受害者都游离在卡斯特桥共同体之外, 都未融入这一群体, 且都有有损共同体伦理价值之举, 如, 露塞塔弃情人亨察德而嫁法夫瑞, 亨察德偷袭法夫瑞, 法夫瑞弃伊丽莎白而娶露塞塔等。《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异乡人, 为保障自身的生存状况, 难免与群体产生冲突矛盾, 引发失范问题。

但哈代并未仅仅停留在呈现共同体转折时的道德问题这一层面, 而是更进一步, 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殷企平认为, 哈代的解决之道是“想象了一个不受商业原则主宰的共同体, 或者说能让商业线和浪漫线/艺术线融为一体的共同体”[4]44, 但如果从讦奸会一事入手, 不难发现, 哈代在故事接近尾声时构建了一个成功过渡的共同体。露塞塔和亨察德均以死亡谢幕, 二者与共同体的疏离与冲突也随之结束。最耐人寻味的是法夫瑞, 妻子露塞塔死后, “他最先产生的冲动十分自然, 就是想根据法律对那些为非作歹的家伙施加报复”[15], 从而维护其个人利益;但后来他意识到, “虽然事情的结果是灾祸, 可是那一伙没有头脑的人安排那场乱七八糟的游行, 显然事先无法预料, 也不是有意要造成这种结果。给那些身居显位的人开开玩笑, 让他们丢丑, ……是一种至高无上、痛快淋漓的享受”[15], 最终他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了结了讦奸会致其妻死亡一事, 这种态度转变足以说明法夫瑞从以个人至上转而向共同体看齐的倾向, 是他对共同体伦理价值产生认同的重要转折点。与伊丽莎白结婚后, 法夫瑞“营业时间结束后, 很快就匆忙赶回家里, 不像以前总是习惯于再做一段时间事情”[15], 这说明曾看重个人经济利益的法夫瑞开始转向看重家庭情感。总体而言, 哈代旨在通过法夫瑞的两次转变说明转折期的共同体必然要进行道德秩序的重新建构, 其中的个体也必须主动与共同体实现道德统一才能生存。

在《远离尘嚣》、《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中, 哈代所构建的共同体部分呈现了人类历史中共同体的发展演变过程, 同时, 作品间的变化也深刻反映了哈代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三部作品中的共同体都体现了道德秩序在群体生存中的重要性, 同时, 哈代也通过芭斯谢芭、游苔莎、露塞塔和法夫瑞等角色表达了他对个体自由的重视。“自由与共同体可能会发生摩擦与冲突, 但缺少其中一个或另外一个, 都不会有满意生活”[12], 对自由的追求在哈代后期的《无名的裘德》和《德伯家的苔丝》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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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代1840年出生于英国多塞特郡, 1862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1878年发表小说《还乡》, 1891年发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 1896年发表小说《无名的裘德》, 《无名的裘德》中因为讲述男女主角是表亲的婚恋, 导致哈代受到舆论攻击, 自此哈代不再写作小说。晚年主要作品有三卷诗剧《列王》。

1910年, 哈代获得英国文学成就奖。哈代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 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 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晚年以其诗歌开拓了英国20世纪的文学。

哈代创作诗8集, 共918首, 此外, 还有许多以“威塞克斯故事”为总名的中短篇小说, 以及长篇史诗剧《列王》。

摘要:哈代在《远离尘嚣》、《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三部作品中构建了三种不同的共同体——重道德的地域共同体、重监视的地域共同体和道德失范的转型期共同体, 部分呈现了人类历史中共同体的发展演变过程, 同时, 作品间的变化也深刻反映了哈代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

关键词:共同体,《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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