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经济范文

浙江省经济范文（精选11篇）

浙江省经济 第1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都市经济,中心城市,资源配置,产业升级,转型

1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历程和面临的问题

在浙江省,县域经济一直带有其特殊的色彩,因其众多的百强县而闻名遐迩。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的城镇化率仅为14.4%,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大量的资金、劳动力往县(市)转移,造就了义乌、上虞、东阳等一大批全国百强县。截至2015年,浙江省的城镇化率已达65.8%,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化提高的重要因素。2015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达4万亿,其中县域经济占比三分之二,开创了独特的农村县域经济模式,家庭作坊与民营经济在中国最为活跃。然而,随着“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实施和“强县扩权”模式的推行,县域经济在逐渐发展的同时隐藏着中心城市职能低、资源配置不合理,产业转移升级难等一系列问题。

1.1区域分割严重,产业升级转型难

县市之间的独立和竞争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相互促进推动浙江省各县市之间的竞争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的逐步成熟,市场配置和要素禀赋的变化,加之“省管市”等一系列政府措施的推行,使得地级市的权威与作用减弱,县域自主权力的扩大,刺激了各县为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盲目的趋利避短,忽视了与周围各县之间的资源分配与统筹分工,阻碍了市场要素的分配流动,造成市场分割和恶性竞争。

1.2资源浪费严重,整合性差

浙江省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企业就地办厂,呈分散式的布局,集生产、销售为一体,在发展的初期,这种模式能有效地节约生产和销售成本,带动县域企业成片的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分散的布局和不合理的规划导致环境污染和土地资源严重的浪费。这种碎片零散式的布局缺乏跨区域产业链的延伸与区域间的合作分工,导致各县之间产业并存,造成严重的利益竞争。县级行政主体在整合自身资源、引进大企业时会受制于资源要素的限制,导致县域经济企业的起点低、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土地资源有限,人才与技术创新不足,从而较难引进大型的企业,也很难与更高级的行政区域竞争。

1.3资源共享性差,高级要素难以集聚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J·布德维尔提出了“增长中心”这一空间概念,解释各种要素应集中于增长极,并且由增长极区域向周围地区辐射扩散。在区域发展格局中,区域中心城市是最重要的增长极,发挥着集聚、辐射、共享区域要素的作用,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大中型城市联系不够密切,导致大中型城市的人才、技术、资源辐射效应难以形成。中心城市的扩张使得周围县域的人口、资金、产业大量流入,一方面减弱了县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又对中心城市的交通、环境、治安造成重大的隐患。现如今,浙江大量的民营企业由于自身所处县域无法满足其对人才、资金、技术的支持而大量的向外省迁移,一方面是由于本地劳动力、土地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省内多数中心城市缺乏高级要素的集中。

所以,浙江省想要在新经济形式下获得新一轮发展,必须要突破县域行政区划的框架,从原来的“县域经济”为主导转为“中心都市经济区”为主导,周围县域的产业发展向中心都市转移,再由中心城市向县域进行产业扩散,从而加快产业升级转型,优化空间结构布局,形成区域内要素流动自由,区域布局合理,资源配置均衡,产业优劣互补,具有合理点—轴式的“中心都市经济区”

2“县域经济”向“中心都市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在其《孤立国》中指出以中心向外呈环状发布的圈层空间结构模式,而都市圈形成最重要的是中心城市和周边县域、农村之间产业与资源的相互分工与协调。

2.1提升中心城市的“权威”与影响力

目前浙江省的强县众多,中心城市少而弱,这造成了一种既是经济上又是行政等级上的失衡。因此,要发展中心都市经济区,就要强化中心城市的“权威”,提升中心城市的职能,强化其金融、科技、教育的水平与地位,使其成为整体区域内的资源、要素、产业的集聚中心。另外,要消除县域之间的行政壁垒,进行跨县域、跨区域的联合协作,促进生产要素在各个区域内的自由流动。

2.2完善中心都市区的职能

目前浙江省已形成了环杭州湾、甬绍舟、温台、金华—义务四大都市区,以四大都市区为中心区域,可以使得要素和资源的对应集中,人口和产业能在都市区内获得合理的配置。在优化国土资源空间结构和强化中心城市职能的同时,要培育次级增长中心和卫星城。中心都市区本身可打造成政治、科技、金融中心,在人口、技术、资金大量集聚的同时也要对外围的县域进行扩散,这样一方面可以对周围县域进行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中心城市的人口与环境承载压力。

2.3协调分工,扬长避短

中心都市经济相比于县域经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空间更大。在确立中心都市的主导产业之后,一方面,要由里向外横向分布产业集群,鼓励和引导周边县域发展自身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对盲目、恶性的不正常竞争行为加以管制,另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纵向上要明确中心与周边地区的等级、产业划分,不能放任下级区划逾越其等级之外的权力,从而影响整片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有一类较为弱势的地区,例如衢州、丽水等地,山多地少,又有生态涵养指标限制,不宜过度发展工业,向中心都市转移十分紧要。其一,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劳动力、科技等的吸引力和创造力较弱,就要求其必须把有限的要素进行整合,形成集群效应。其二,扩散式的分布会导致生态环境污染的范围扩大,不利于整治。因此,各地区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的需求建立其中心与县域之间的关联,因地制宜确立主导支柱产业,保持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中心带动周边的可持续共同发展。

3浙江省“县域经济”向”中心都市经济”转型面临的困难

“县域经济”向“中心都市区”转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其涅槃的过程中会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

3.1县域强而多,中心弱而少

众所周知浙江省的百强县众多,而真正算的上大城市的就只有杭州和宁波两个副省级城市,然而仅仅依靠杭州和宁波不足以带动整个省中心都市区的成型和协调发展,其他的中心城市又远未达到能吸引周边县市集聚的条件,这种县域经济的过于强大,极大的阻碍了中心都市的形成,大面积的造成了“县不服市”“市难管县”的局面。

3.2产业低端,转型缺乏资金技术保障

浙江省民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民营经济小而分散,传统产业占比大,且大多为较为低端的产业,利润不高,产业如果向中心都市转移或者升级,企业就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报酬和土地租金,这极大的打击了各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尽管省政府出台文件,提出要向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产业转型,而且还出台了税费减免、用地建设、技术财政支持的专项政策,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政策与资金的支持相对于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企业产业链少,产业低端,融资困难,技术有限,转型困难重重。

3.3地方保护主义

“县域经济”向“中心都市区经济”转型是一种趋势,然而这种趋势的产生和扩大会在长期内造成县域当地人口、资金、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会弱化当地的吸引力,对县域当地的企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会造成影响,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就会悄然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不买账”就会造成中心都市区的一厢情愿,使其“孤掌难鸣”。

4推动“县域经济”向“中心都市经济”转型的建议

“中心都市区经济”相对于县域经济,还属于新生事物,而新事物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如何解决一系列转型路上的困难,有以下建议。

4.1建立试点,撤县设区

自2003年开始,国家开始收紧“撤县并区”的审批,自此10年内浙江省未有新区建立。从2013年开始,绍兴县,上虞县,富阳县相继并为柯桥区,上虞区,富阳区,新一轮的撤县设区悄然兴起。就全省来看,可以以金华为都市区试点,考虑东阳、永康、兰溪撤县设区,整合资源,扩大中心都市区的面积和权威,为大都市经济区的发展打下基石。

4.2抓住机遇,响应政策

新一轮的“十三五”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提出要培育10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中心城市,培育100个具有区域中心城市或特色职能城市。“十三五”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提出对浙江省而言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浙江应该抓住这次转折的浪潮,响应国务院政策,赶上这趟新发展战略下的“快捷列车”省市政府应当积极推进符合要求的乡镇并市,撤县设区。

4.3发展交通,技术创新

在这个信息时代,交通和技术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中心都市区的交通物流和技术创新中心的发展、确立和完善就显得刻不容缓。在交通上,大力发展航空、高铁、河海联运,以各大中心都市城市作为交通节点,贯穿各中小县市,连接全省。在科技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逐步淘汰落后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企业,把中心都市区域打造成科技创新中心,在周围县市打造一批支柱性的高新产业集群,引进高校,吸引人才。中心城市只有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技术先进,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新时期走在前列。

4.4绿色产业,环境治理

新一轮的经济形式下,传统的粗放型、高污染产业将会被逐渐淘汰。浙江省政府层面,已经在全省推行“五水共治”,而百姓层面,拒绝PX项目引进,说明不论政府百姓,都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并着手开始解决环境问题。这就要求中心都市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进行产业升级,治理环境,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上。县域经济污染型企业的淘汰到中心都市区高新、绿色产业的集聚是必然过程。

4.5合理规划,利益共享

企业和地区之间的冲突和动力都是源于利益,若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就要在自身受益的同时也要保障他人的利益。这就要求中心都市区要建立合理的基础设施、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工业布局、城乡统筹规划,与周边县域利益共享,并提供一些补偿机制,使中心都市区与县域形成一个有机的共同体。

5结语

随着浙江省城市化水平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渐过渡,县域经济向中心都市经济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都市经济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省内省外乃至国际城市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转型的过程是痛苦而又漫长的,所以要发扬“浙江精神”,在新一轮的浪潮中抓住机遇,克服困难,着眼未来,构建一个全新的、统筹合理的一体化空间结构单元。

参考文献

[1]王祖强,应武波.从强县经济到都市圈经济——浙江经济空间结构的转型升级[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06).

[2]柳博隽.突破“县域经济”局限[J].浙江经济,2013(07).

[3]黄勇,董波,陈文杰.“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意义与构想[J].浙江经济,2013(11).

[4]孙久文,叶裕民.区域经济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浙江省经济 第2篇

【关键词】浙江省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支农  实证检验

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金融发展对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我们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点之一，许多学者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研究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且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Saifullahi Sani Ibrahim（2013）认为强劲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没有金融深化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人们越来越重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浙江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但从单方面分析，从1978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332元到2012年的34550元，明显增速很快。然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65元变到14552元，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不断变大的趋势，后者的增长率也有下降的趋势。农村经济发展较缓慢，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的需要。因此，这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浙江农村金融的实际状况来研究农村金融的深化问题。

二、农村金融支农的现状

目前，浙江已经形成了以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合作性金融机构，还有其它商业金融机构三者相结合的金融体系。但是，由于目前农村的金融制度并不完善，使得这些金融机构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各自的作用，没有起到促进农村经济更好的发展的作用。

首先，农村金融机构支农的力度不大，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不足，导致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平衡。研究发现1985年至2010年间，农业贷款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额中的比重保持在3～6%之间，但在1985至1990年间比重保持在5～6%左右，之后比重只有3%左右。

其次，金融支持农业的结构不合理，导致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研究发现在2008年以后农村的存贷比开始下降。在1990～2005年期间，农业贷款占农业存款的比重均值只有0.7左右，这说明了农业储蓄存款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用于支持农业的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虽然目前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都满足不了现今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并不能跟上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脚步。

三、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

农村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教育与资源等要素在内的复杂系统，单个指标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将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目标层，是综合各指标后的总指标。第二个是准则层，本文从农村经济实力、农村经济结构、农村社会发展状况三个方面来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个是指标层，将准则细化，用12个具体的指标从各个方面来反映三个准则的发展状况。详见表1。

表1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以浙江省官方出版公布的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为准，相应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1985～2011年《浙江统计年鉴》和《浙江60年统计资料汇编》等。由于官方没有农村GDP的数据，本文按照第一产业总产值代替农村的GDP。

（三）主成分分析

在构建综合指标时，选用主成分分析，但由于各指标度量单位的指标不同，并且取值范围彼此差异非常大，先考虑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因此选用相关矩阵研究消除量纲上的差异和数量级影响。

首先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数据进行了KMO and Bartlett检验，KMO检验统计量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得到KMO值为0.831，越接近于1，表示原有变量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本文中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因子。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提取出两个主成分。研究发现前2个特征值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已达到94.604%，这说明前两个公共因子代表原来的12个指标评价农村经济发展已经有足够的把握。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的成分矩阵（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农业总产值（y1）、农民纯收入（y2）、农业增加值（y3）等在第一主因子有较高载荷。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y6）、农村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y9）等在第二主因子上有较高载荷。所以提取两个主因子可以基本反映全部指标的信息。

表2 成分矩阵

但这两个主因子的表达式不能从输出窗口中直接得到，每个载荷量表示主成分与对应变量的相关关系，而我们需要通过对成分矩阵中的系数进行处理，将各元素分别除对应的特征根，得到各变量在主成分上的得分系数。

具体主成分的线性组合如下：

（1）

（2）

利用每个主成分各自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构造一个综合指标的函数：Y=0.899Y1+0.101Y2 （3）

将标准化后的原数据代入方程中，得到一个能够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的数值。

四、金融支农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

（1）农村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Y）。为了更好的反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得到一个综合数据。

（2）金融支农的规模（GM）。由于农村资产的统计数据不全，因此利用金融相关比率求出金融机构的农业存贷款总和与农村GDP的比值，用该比值进行衡量。

（3）金融支农的效率（XL）。为了体现金融机构在农村建设中的效率，以资本的投入产出比来衡量。所以，本文采用农业贷款与农业存款的比值来表示。

（二）ADF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因此要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在进行协整检验前，首先应确定VAR模型的结果和变量的滞后区间。根据AIC和SC信息最小化的原则，选取最优的滞后阶数。

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这样可以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和序列的波动，处理后的对数分别记为LNGM，LNXL。

结果发现变量Y、LNGM、LNXL的ADF检验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大于其所对应的临界值，说明接受了原假设，序列含有一个单位根，所以这三个变量的序列都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于是运用差分方法对非平稳的变量进行处理，对原序列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发现△Y、△LNGM、△LNXL的检验统计量的值在5%的水平下均小于与之相对应的临界值。说明原假设不能接受，三个变量是平稳的。所以，原始变量是一阶单整。

（三）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

由于原始变量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且为一阶单整，协整检验可以进行。这就意味着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和金融支农的规模、金融支农的效率可能会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本文采用的是Johansen的极大似然检验方法。由于这个方法是以VAR为基础的一个估计模型，所以在进行检验的时候，需要对滞后阶数进行确定本文是根据VAR模型的最适合的滞后阶数来确定。为了能够完整的反映模型的动态信息，并且根据AIC原则和SC原则，可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1985～2010年的样本区间内，在90%的置信水平下，Y和LNGM、LNXL这三个变量之间存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它们的稳定关系如下：

Y=0.833LNGM+3.467LNXL （4）

从式（4）中发现，LNGM、LNXL对Y的影响稳定，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表明农村金融支农的规模、支农的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同向变动。当金额支农的规模每提高1%，农村经济增长0.833;而当金融支农的效率每提高1%，农村经济增长3.467。这表明，从长期来看，浙江农村金额支农的发展水平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其中金融支农的效率带动的效应较大，其规模影响较小但也起到促进作用。

为了研究农村金额支农的规模、支农的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需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分析。重新构造一阶差分的各变量，并且引入长期协整模型所得到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误差修正模型：

DY=0.172DLNGM+0.285DLNXL-0.214ECt-1 （5）

从式（5）中发现，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浙江省之间农村金额支农的规模、支农的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支农的效率比规模对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是效率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说明短期内并不能对农村经济增长起到作用。而规模的系数估计值显著，说明规模每提高1%，农村经济增长0.171。而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214，表示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的时候，误差修正项将以0.214的力度做反向调整，将非均衡状态回复到均衡状态。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确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之后，运用格兰杰检验，对变量进行具体的分析，观察农村金融支农的规模、金融支农的效率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模型滞后阶数的不同会影响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所以本文采用的是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确定的滞后阶数，具体结果见下表。

表3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

表3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支农的效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村经济发展不是金融支农效率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支农的规模不是农村的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村经济发展是金融支农规模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金融支农的效率能显著的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支农的规模的变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不明显，这进一步加强了协整检验的结论。

五、结论分析

首先，通过协整检验得出，浙江省农村金融支农规模、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相关关系。从长期来看，浙江省农村金融支农的效率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且这种带动的效应比较大。但是，另一方面浙江省农村金融支农的规模也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可是它带动经济发展的效应比较小。

其次，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发现，浙江省农村金融支农的效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单向原因，农村金融金融支农效率越高就越能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但是，浙江省农村金融支农规模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而农村经济发展是金融支农规模的原因，说明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金融支农规模的发展。

虽然浙江农村金融支农规模的大小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浙江省金融支农规模，逐渐优化浙江省现有的金融结构体系，建立起以农业银行为保障的政策性金融，以农信社为主的合作性金融、并以商业性金融为辅助的、多方位的农村金融体系。

但是，浙江省的农村金融支农的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起到了“供给主导”的作用。这就说明地方金融体系将农业贷款转化为农业存款方面效率是高的，它能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的自主发展。但是，目前金融支农的效率却呈现下降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农业的长期贷款，从而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与存款之间起不到一个良好的平衡，不能相互促进。所以，如果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贷款的质量、优化支农的结构，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就能切实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此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我们加快金融体系制度的改革，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陆旭辉.金融支农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安徽，安徽农业大学，2011，1-57.

[2]马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基于荆州县域数据[D].湖北，长江大学，2012：1-52.

[3]徐冯璐.农村金融对农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村信用社1980-2010年数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3）：21-28.

[4]张月飞，张伦.县域金融支农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部分县域2005-2009年数据[J].货币银行，2011：53-56.

浙江省经济 第3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增长,二元经济结构,浙江省

一、相关文献综述

从世界范围看,县域经济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石和支撑,是地方经济腾飞的基础和保证( 夏文丽、易德平2010) ,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正因为如此,县域经济的影响因素成为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并且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 一) 综合因素研究

有些学者对影响县域经济的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取出影响县域经济的主要因素。例如,杨万江、朱允卫( 2005) 在对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粮食占有量、每百人中的在校学生人数、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老师负担学生人数、人口密度、人均存款、人均贷款、粮食单产、第一产业增加值比例、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例、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非农GDP、人均红肉( 猪牛羊肉) 、人均财政支出、镇( 乡) 人口、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利用外资额等对县域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中提取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存款余额、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显著影响因素。事实上大部分学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我国县域经济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李逢岳( 2012)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选取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外贸易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这四个因素对浙江省县域经济的显著性影响。

( 二) 产业结构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产业结构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产业间结构还是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都会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很多学者将产业结构视为劳动、资本和技术之外的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基础性因素。乔颖认为,抓好经济结构调整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牛茜( 2012) 认为乡村经济发展落后、产业结构层次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和体制束缚是限制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柯美录认为,发展县域经济要加快县域工业化进程,使工业经济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新兴行业,逐步形成结构合理的第三产业体系;要坚持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导向,增强县域经济结构优化的活力。高秋兰( 2013) 认为目前大多数的县域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主要原因是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作为服务业核心的金融业发展严重不足,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 三) 城市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近年来,部分学者将这方面的理论用于县域经济的研究。王智勇( 2012) 以云南省县域经济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经济计量学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以城市和距离为基本因素的区域分类体系,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县域经济的增长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但是在不同的县域,两者的关系有显著的差异,并且只有当城市化率达到21.5%,城市化才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 四) 资本利用视角

有学者分析了地方民资与县外引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殷荣林,赵晖( 2012)以浙江省长兴县为例分析了二者的作用,其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二者对县域经济发展均起到重要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地方民资,外资不起决定性作用。

( 五) 交通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交通这一传统要素仍是大多数学者讨论较多的因素之一,向爱兵( 2008) 以县域经济为对象,分析了高速公路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高速公路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主要源于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的形成。肖晗( 2013) 也认为加快交通运输改善,是突破县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助推器。

( 六) 县域财政与金融

财政与金融是学者们研究最多的因素。财政收入是衡量一国或地区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是各级政府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重要基础。因此,县级财政实力也被大多数学者视为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朱建华、洪必纲( 2010) ,吴志华( 2013) 等均认为县乡财政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县一级的财政可支配的财力,直接关系着县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研究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必然离不开金融。富永年、丁亚鸽( 2012) 认为县域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县域资本的形成,优化县域产业的结构,推动县域城镇化的进程,从而最终实现县域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良性发展。

综上所述,以往的学者分别从劳动、资本、交通、资源等传统要素以及产业结构,城市化,财政与金融,行政体制等方面就影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形成大量的成果。但就二元结构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的不多。王一鸣认为,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翟印礼( 2007) 认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的基础在于资源禀赋,其深刻原因在于二元结构的政策和制度的区域特征。这些数量有限的研究也仅限于定性方面,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就笔者而言目前还没发现。本文选取浙江省县域经济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二元结构与我国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关系。希望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缺。

二、模型设定

二元经济结构如果长期存在和延续,特别是城乡二元经济差别长期不断扩大会造成传统部门的长期落后,使农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资金积累和农业收入低下,阻滞农业的现代化。而落后的传统农业,会限制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粮食、原料、副产品、市场等作用的发挥,从而不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此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会大量流入城市。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向城市,会导致城市难以承受而产生各种城市弊端,如公用设施不足、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社会秩序不安定等。此外,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被多数学者证明是我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当然,除了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根据经典的增长理论,劳动和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此外,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县级财政实力、金融发展水平、农业资源禀赋等也是影响县域经济的重要因素。结合浙江省的经济特征,本文选择劳动、资本和工业化程度这三大基本因素,在此基础上加入本文重点考察的二元经济结构建立如下双对数理论模型:

式中Y是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C为常数项,JG表示二元经济结构 ,K表示资本 ,L表示劳动( 人力资源) ,GYH表示各县( 市) 的工业化程度,μ表示残差。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是浙江省各县( 市)2011年的数据,来自于《浙江统计年鉴2012》或者是根据统计年鉴原始数据计算而来。用人均GDP表示县域的经济实力,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对于资本( K) ,由于各年鉴并没有统计各县( 市) 的资本存量,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可采用各县( 市) 人均固定资产存量代替;对于劳动力投入( L) ,由于缺乏前后连贯的就业人员统计数据,按照周世军、岳朝龙等人的观点可以使用人均教育指出近似代替,本文也使用这种方法;此外,由于资料的限制本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表示工业化程度( GYH) 。

二元经济结构的衡量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长期以来学者们致力于二元结构指标体系的构建,例如,侯国栋认为衡量一个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指标体系至少要包括人口和劳动力的二元结构、二元产值结构、收入二元结构、城乡消费水平与结构的二元格局等六个方面。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或者说统一的指标体系。考虑到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构建二元对比系数( ER)和城乡居民收入比来反映各县( 市)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这两个指标能够较全面地衡量各县市的二元经济特征:首先,ER中已经包含了产业结构、产值以及相关就业对经济的影响;其次,SRB虽然没有基尼系数准确但也能较好地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所以这两个指标涵盖了至少四方面的内容。这也是本文没有将产业结构这一重要因素纳入模型的主要原因。

四、回归结果

( 一) 模型回归

根据浙江省58个县( 市)的样本数据采用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计算,输出结果( 见下页表1) 。

( 二) 模型修正

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 得到R2=0.846275,F=57.25317比较大,但ER和SRB的t检验值分别为1.727726和 - 1.128576,说明ER和SRB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所以必须剔除其中一个解释变量。因为在上述回归结果中SRB并不显著,所以考虑将其剔除。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WLS) 估计的修正后的模型回归结果( 见表2) 。

五、结论

第一,从表2可以看出:( 1) 判定系数、F统计量等均表明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 2) 二元对比系数、资本、人力资源和工业化程度均过了显著性检验,它们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弹性分别达到0.13、0.33、0.63和0.21。此外,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城乡居民收入比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其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城乡居民的收入比越大( 收入差距越大) 越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所以,用二元对比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表示的二元经济结构都表明,经济越趋向于一元化,县域的经济增长水平越高。

第二,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也有许多呈现显著效果。在固定资产投资( K) 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印证了投资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需要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在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人均GDP的影响非常显著。投资带动区域经济转型,这跟中国所有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大致相当。

第三,以人均教育支出表示的人力资源( L) 在模型中的系数超过了投资,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多年来的教育投入已经逐渐发挥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且逐渐超过了投资。虽然,就所有县而言不一定如此,但人力资本作为未来发展的最重要资本,与现实并不矛盾。

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 第4篇

（1992年7月25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9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维护村经济合作社及其社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村经济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所有、合作经营、民主管理、服务社员的社区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村经济合作社设立、分立、合并、运行、终止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村经济合作社依法代表全体社员行使集体财产所有权，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尚未设立村经济合作社的，村集体财产所有权由村民委员会行使。

村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村集体所有财产。第五条 村经济合作社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章程，尊重和维护社员、村内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村经济合作社应当接受乡镇人民政府（包括辖有村的街道办事处，下同）的监督，协助和配合村民委员会工作，为村级组织履职提供必要的经费，合理安排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

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和支持村经济合作社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保障村经济合作社及其社员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村经济合作社承担资源开发与利用、资产经营与管理、生产发展与服务、财务管理与分配的职能。

村经济合作社依法履行下列具体职责：

（一）保护管理村集体所有或者使用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荒地、滩涂等资源；

（二）经营管理村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组织各业集体资产的发包、租赁，拓展物业经营；

（三）提供社员生产经营和生活所需的服务；

（四）建立健全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财务会计、民主理财、收益分配和产权制度。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村经济合作社发展，在资金、用地、交通、供水、供电等方面制定具体措施予以扶持，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依法、自愿、民主、公正的原则，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村经济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革。

第九条 省、市、县（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村经济合作社的业务指导、服务和监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负责做好村经济合作社设立、选举、运行、终止的具体指导和服务工作。

财政、金融、工商、质监、国土、建设、水利、交通、林业、科技、电力、供水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相关扶持和服务工作。

第二章 设立和终止

第十条 村经济合作社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社员；

（二）有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章程；

（三）有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组织机构；

（四）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名称和章程确定的住所；

（五）有集体资产。

第十一条 设立村经济合作社应当召开设立大会。设立大会应当有十八周岁以上具有选举权的社员过半数参加或者有三分之二以上户代表参加。所作决定须经应到社员或者户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设立大会通过本社章程，选举产生村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管会）成员、村经济合作社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会）成员，审议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村经济合作社章程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和住所；

（二）职责范围；

（三）社员资格取得、保留及丧失条件；

（四）社员的权利和义务；

（五）组织机构及其选举和罢免、辞职的办法、职权、任期、议事规则；

（六）财务管理、资产和收益分配；

（七）章程修改程序；

（八）公告事项及发布方式；

（九）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免费向村经济合作社颁发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证明书。证明书颁发、审验、变更管理的具体工作，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证明书主要记载村经济合作社名称、住所、社长、集体资产、组织机构、社员等基本情况。

村经济合作社凭证明书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按照有关规定刻制印章、开立账户、领购票据等。

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证明书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村经济合作社以其资产为限，对合作社债务承担责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村经济合作社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营业执照。具体登记注册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办法制定。

第十六条 村经济合作社合并、分立、终止的，应当经社员大会应到社员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报乡镇人民政府核准，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村经济合作社合并、分立或者终止时，应当依法清理债权债务，并办理相关的变更、注销手续。

第三章 社员

第十七条 户籍在本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遵守村经济合作社章程的农村居民，为本村经济合作社社员：

（一）开始实行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时原生产大队成员；

（二）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本村经济合作社社员的；

（三）与本社社员有合法婚姻关系落户的；

（四）因社员依法收养落户的；

（五）政策性移民落户的；

（六）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章程和国家、省有关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八条 因下列原因之一户籍关系迁出本村或者被注销的，应当保留社员资格：

（一）解放军、武警部队的现役义务兵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初级士官；

（二）全日制大、中专学校的在校学生；

（三）被判处徒刑的服刑人员；

（四）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章程和国家、省有关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九条 除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以外的人员，履行村经济合作社章程规定义务，经本社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可以成为本社社员或者保留本社社员资格。

社管会可以根据社员与本社集体财产关系提出收益分配的具体方案，经本社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备案后实施。

第二十条 村经济合作社应当编制社员名册，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社员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十八周岁以上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社员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享有对本社集体资产承包经营的权利；

（三）享有本社章程和社员（代表）大会决定的生产生活服务、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宅基地使用和各项福利的权利；

（四）享有民主监督管理的权利；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二条 社员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社章程；

（二）执行本社各项决议；

（三）维护本社的合法权益；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二十三条 社员大会是村经济合作社的权力机构，由本社十八周岁以上的社员组成，依照本条例和章程行使职权。

社管会是社员大会的执行机构，对社员大会负责。社管会成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社长可以由社管会在其成员中选举产生。社长或者其他代表合作社行使职权的负责人为法定代表人。

社监会是社员大会的监督机构，对社员大会负责。社监会成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社监会主任可以由社监会在其成员中选举产生。第二十四条 村经济合作社可以设社员代表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经社员大会授权行使职权。

社员代表由社员大会在十八周岁以上有选举权的社员中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社员代表可以与村民代表交叉任职。

第二十五条 社管会成员、社监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社管会成员可以与其他村级组织领导成员交叉任职，但不得与社监会成员交叉任职。

第二十六条 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有十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社员提议或者社管会、社监会提议，应当召开临时社员（代表）大会。

第二十七条 社员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通过、修改章程；

（二）讨论决定章程未明确的社员资格条件及保留、丧失社员资格的有关事项；

（三）选举、罢免社管会成员和社监会成员；

（四）听取、审查社管会和社监会工作报告；

（五）讨论决定经济发展规划、生产经营计划、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财务预决算和各业承包方案；

（六）讨论决定集体资产处置方案；

（七）监督财务管理工作；

（八）讨论审议本社的分立、合并、终止事项；

（九）讨论决定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八条 社管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主持社员（代表）大会；

（二）拟订本社经济发展规划、生产经营计划和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方案；

（三）组织重大投资项目可行性论证并提出投资决策方案；

（四）拟订本社财务管理制度、财务预决算方案、收益分配方案和资产经营责任考核方案；

（五）执行社员（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

（六）负责日常社务管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 社监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本社章程的执行；

（二）监督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

（三）监督社管会的职责履行及日常工作；

（四）审查本社财务并向社员公布审查情况。

社监会主任或者社监会成员代表有权列席社管会会议。

第三十条 社员大会选举、罢免社管会、社监会成员和对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时，应当采用无记名投票。所作决定，须经应到社员过半数通过。

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社员大会授权的事项，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社员代表参加会议方为有效。所作决定，须经应到会社员代表过半数通过。

社员（代表）大会表决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事项，须经应到社员（代表）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三十一条 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社员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经济合作社选举的，社员有权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

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第三十二条 本社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社员联名，可以要求罢免社管会、社监会成员。

罢免社管会成员由社监会负责召集并主持社员大会投票表决，罢免社监会成员由社管会负责召集并主持社员大会投票表决。

罢免要求应当书面向社管会、社监会提出，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

社管会、社监会应当在接到罢免要求之日起三十日内召集并主持社员（代表）大会投票表决，社管会、社监会不召集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帮助组织召集。

第三十三条 社员大会有权撤销或者改变社员代表大会和社管会作出的不适当决定。社员代表大会有权撤销或者改变社管会作出的不适当决定。第三十四条 社员（代表）大会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侵犯社员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的财产权利。

社员（代表）大会决定的事项应当及时向社员公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

第五章 财务管理

第三十五条 村经济合作社应当执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会计制度，并遵守有关财经法律、法规、规章。

第三十六条 村经济合作社推行会计委托代理制度。村经济合作社可以委托乡镇（街道）会计代理机构代理会计业务，但不得改变其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和监督权。

村内其他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应当纳入村经济合作社管理，但不得改变其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监督权。

第三十七条 村经济合作社应当实行财务公开和民主理财，按章程规定定期向社员公布财务状况。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对村经济合作社财务进行审计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村经济合作社社员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处理；当事人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组织调解。

村经济合作社社员认为村经济合作社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四十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向村经济合作社收费、集资、罚款或者摊派的，由县级以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四十一条 村经济合作社管理人员及会计委托代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损害村经济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权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会同财政、监察等有关部门依法查处；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村经济合作社财产的，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村经济合作社示范章程，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十四条 其他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包括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内集体经济组织参照本条例执行。

浙江省经济 第5篇

生态工业园区通过废物交换、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手段，寻求物质闭路循环、能量多级利用和废物产生最小化，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核心则在于基于循环经济前提下的产业链构建。

循环经济是多种效益的统一

循环经济产业链即生态产业链，是指某一区域范围内的企业以资源为纽带而形成的具有产业衔接关系的新型企业联盟。这种产业链将上一个产业排出的废弃物作为下一个产业的原料，在具有市场、技术或资源关联的产业之间形成链条，实现资源在区域范围内的循环流动和综合利用，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的目的。

以2010年被授予“浙江省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称号的宁波大榭开发区万华工业园为例。园区内的产业链围绕宁波万华集团为核心，万华集团生产的副产品废盐水经过滤、提纯后供给东港电化做电解原料生产氯、碱；副产品盐酸提供给韩华石化作原料生产PVC；产生的废弃物粉煤灰和煤渣提供给万华建材生产水泥和空心砖；万顺气体对排空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利用；园区内的供电和供热由林德气体和万华热电负责向区内企业集中供给；万华码头负责为园区企业集中提供生产原料。园区工业经济已形成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良性环状循环，实现了公用设施、物流运输、环境保护的“一体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环境及经济效益明显

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的5家生态工业示范区开发面积133.2平方公里，共有入园工业企业4573家；2011年，这5家生态工业示范区完成工业总产值4021.8亿元，比上年增长19.0%；单位土地产出率为30.2亿元/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2.8亿元/平方公里，增长10.2%，比全省工业园区的单位土地产出率高8.4亿元/平方公里；提供就业岗位51万个，增长2.3%，年平均劳动生产率为78.9万元/人，增长16.4%，比全省工业园区的年平均劳动生产率高11.1万元/人。

资源循环利用能力高

这5家生态工业示范区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为617.1万吨，比上年增加136.9万吨，增长28.5%，平均综合利用率为83.2%，比全省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的平均综合利用率高4.9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企业回收利用本企业外的废旧物资221.4万吨，占全省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废旧物资回收量的39.9%，比上年增加37.4万吨，增长20.3%；其中国外进口的废旧物资25.6万吨，占总废旧物资的11.6%。

企业节能降耗效果明显

这5家生态工业示范区内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源消耗为0.362吨标煤，比上年减少0.017吨标煤，下降4.5%；万元产值电耗为339.5千瓦时，比上年减少31.4千瓦时，下降8.5%；万元产值用水6.42吨，比全省园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万元产值用水量少17.7吨，比上年减少0.77吨，下降10.7%。

污水处理能力较强

这5家生态工业示范区共处理污水10.4亿吨，占全省工业园区污水处理量的75.9%，比上年增长6.1%。其中：园区内企业排放的污水处理量为7.1亿吨，园区内污水处理率达98.4%，比全省园区平均污水处理率高5.5个百分点。

高速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工业园区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于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实施的重要举措，但由于过分强调发展速度，带来了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产业布局不合理、结构松散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产业链缺失问题较为突出。

园区的规划不足，“生物种”企业缺失

老工业园区在形成过程中，定位不明确，入园企业门槛低，在园区规划设计上没有明确的生物种企业，基本上是根据地域集聚和产业的特点，由企业自发地形成初级产业链，这些产业链分布零散，产业链结构较短，在专业化集群中没有依托集群建立相应的服务体系，园区内产业上下游发展不平衡。2011年，园区内利用废旧物资和下脚料生产的静脉企业（即循环经济产业链中的企业）共购进废物439.5万吨，其中，从园区内购进废物110.1万吨，近75%的废物都是靠外部进口的。

科技创新力量薄弱，产业链改造难度大

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全省110家省级及省级以上工业园区中的静脉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只有7家，5～10亿之间的只有9家，1～5亿之间的也只有63家，全省还没有大规模的静脉产业园区，绝大多数相关企业经营规模较小，没有条件和能力引进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在全省4328家大中型企业中，有科研机构1983家，占45.8%，有研发活动1867个，占43.1%，均不足半数，企业创新能力较弱，缺乏产业链的改造和提升科技的支撑。

补链企业和支撑企业发育不全

补链企业和支撑企业在生态产业链的运行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补链企业可以弥补生态产业链条上的缺环，最终形成能源、水和材料流动的闭环系统，支撑企业能为生态产业链运行提供基础条件。但是浙江部分开发区产业定位不够清晰，要素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在项目引进上带有较大的盲目性，用地安排上随意性较大，缺乏明确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定位，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忽略了对园区生态运行体系的在各类型企业的链接和整合，以及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导致上下游产业脱节、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的成长，既取决于经济资源禀赋和现有的经济条件，也取决于适宜的产业政策；既需要完善的市场体系，也需要完善的政府政策措施的正确引导。

大力发展主导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要加强对产业发展的市场前景分析，坚持用政策、规划和服务进行产业导向，进一步挖掘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巩固、提升现有主导产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增强产业聚集效应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要重视产业结构优化，要加快发展低能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加快产业重组，通过规模经济和企业集聚促进产业生态链和循环经济网络的形成，使微观企业之间形成共生系统，尽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积极建立产品信息平台，完善服务支撑体系

应建立权威性的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向企业提供价格、生产、库存以及市场需求等方面信息，大力开展循环经济的管理咨询服务，加强社会中介、信息平台、投融资等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为保障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撑服务体系。园区要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提高资源节约水平、资源利用水平、资源再生水平和废物无害化水平。

加强制度创新，完善循环经济评价体系

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性质、环境资源产权的非存在性和环境资源生产和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使产业的生态化存在制度性障碍。因此， 必须加强制度创新， 通过制度创新鼓励与引导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构建和升级。可以在相关职能部门设立园区循环经济管理机构，以循环经济产业链构建为核心，制定分阶段的园区生态化改造计划，同时，要建立循环经济产业链评价认定制度，完善评价体系。

（作者单位：浙江省统计局）

发展浙江省特色的生态经济 第6篇

浙江自从2003年开展生态省建设以来,在生态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浙江正式成为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并制定实施了《浙江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成立了“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生态经济发展的战略引导基本形成。

如今,浙江省已初步形成了生态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生态农业领域,全省建成一批省级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2 000多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生态工业领域,引入更高的科学技术在工业中,将之前落后的污染严重的机器一概淘汰,逐步将旧工业基地变为一个全新的科技基地。在生态建筑业领域,拒绝浪费、节能环保已经成为建筑设计中的应当考虑的方面。在生态化的服务业领域,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第三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群众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发展生态旅游行业也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生态旅游业已经成为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存在问题与突出矛盾

生态系统的价值与经济总量相比较的话,生态系统的价值就会显得非常的低。生态系统的价格可以理解为生态系统对于人类做出的贡献可以值多少钱。有的学者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通过计算,得出了地球上生态系统的总价值大概约为33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全球GNP的1.8倍。通过前者的方法,后来也有专门的学者对浙江省内的生态系统价值进行了估算,得出浙江省的生态价值大概为1 200—1 900亿元之间,这个数值和浙江省当时的GDP相比,不足当时的1/4;这一比重也明显低于同时期全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值),相当于GDP的比重(约1/3—1/2)。二是产业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愈加突出。其一,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第三产业的比重是生态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具体体现。其二,农业经济结构有待调整。农业结构调整在面积增减上的余地有限,生产主体素质亟待提高,全省农户户均耕地仅2.1亩,组织化程度低。其三,工业经济结构不尽合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比重居高不下,一些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仍具有较高比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规模相对较小,高附加值、符合生态经济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规模还非常有限。

三、加大力度发展生态经济

发展生态经济前要及时制订出一个比较完善的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然后遵循这个计划展开生态经济的发展,并推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规划。自从2007年以来,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制定起草了十几份关于区域发展规划的文件,但是始终没有一个能够把浙江省发展区域经济的规划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所以,浙江省如果想要更好的发展区域经济,将区域经济的规划的层次提高上去,让浙江小生态经济发展在全国可以名列前茅,就应该制定出一个符合浙江省生态经济发展的规划文件,并且能够把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大力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低碳经济发展,也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行业,农业方面进行有机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地区加大税收力度,让企业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浙江省要大力鼓励市民进行绿色出行方式,以此来建造出一个绿色低碳的城市,这样城市才可以低碳发展。政府方面可以通过资金鼓励的方式,从而让更多的技术人员或者企业开展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尽早尽快的开辟出一个新的低碳的社会。并且在浙江省选择出几个发展低碳经济发展良好的城市地区,在当地建立技术研究站,以此让浙江省能够在全国首先建立出低碳经济发展的试验区。

加快发展生态化的服务业。浙江省作为全国省份中资源相对丰富的大省,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可以对相邻区域的生态经济资源进行挖掘和整合,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区域生态旅游产业,大力保护树木的数量,推动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物流、现代商贸和信息服务业等生态化的服务业;鼓励生产制造企业将技术中心、重大产业技术平台组建成为专业化的服务型企业,大力支持生产制造企业加快构建市场营销网络,加快推进制造业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境友好的环节延伸。

管理手段和管理政策也要不断与时俱新。一步一步将嘉兴等地区试点区加以完善,并且将排污权交易制度推广出去。参考环境保护和金融部门的信息交流机制,建立出浙江特色的区域绿色信贷机制;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创新。加强对企业的宣传力度,让企业明确社会责任,自愿在环境保护中做出贡献;加快提升公众绿色消费意识。提升节能减排的考核力度,加大力度处罚在浙江生态经济发展中破坏生态经济、破坏大自然的行为。并且建立新的评估机制,在干部考核中要加入生态经济发展绩效的评估。

参考文献

[1]蓝枫.谨防人为“造城”[J].城乡建设,2016,(10).

[2]马德富.对口援建:浙江特色的经验和做法[J].浙江经济,2010,(17).

[3]本刊编辑部.浙江特色的扶贫道路[J].农村工作通讯,2012,(5).

[4]张志刚,娄建.加强管理,考验调适能力——融资平台成长的浙江特色[J].金融管理与研究,2011,(1).

[5]郭占恒.探索具有浙江特色的转型发展新路[J].今日浙江,2010,(1).

[6]厉志海.新青川:彰显浙江特色的援建之路[J].浙江经济,2010,(8).

[7]中央党校中直机关分校第53期中央党校支部调研组,孙波.浙江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J].理论前沿,2009,(13).

[8]夏海伟.“走出去”的“浙江特色”[J].今日浙江,2006,(11).

[9]吴可人.坚持浙江特色城市化之路[J].浙江经济,2013,(3)

浙江省经济 第7篇

经济开放度是指一国 (地区) 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 它反映在一国 (地区) 与国外 (地区) 经济交往的各个方面, 体现了一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和允许别国或地区渗透本国或地区经济的方式和程度。

浙江省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省份, 也是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据统计, 浙江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约0.7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093.78亿美元, 增长了约4420倍。截至2011年, 浙江省利用外资累计达153.98亿美元, 相比1984年的4487万美元, 增长了近343倍。2011年浙江省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完成30.3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4%, 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额28.86亿美元, 增幅显著。同时, 浙江省GDP从1978年的123.7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2318.85亿元, 增长了约261倍, 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的良好势头。

可以看出, 浙江省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关系, 研究浙江省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对于浙江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其他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前大多数学者采用外贸开放度和外资开放度来测度经济开放度, 以此来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在外贸开放度和外资开放度基础上, 增加了对外经济合作度, 用这三个指标来度量浙江省经济开放度, 同时采用VAR模型的动态分析法来研究浙江省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 变量设定、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动态实证分析。浙江省经济增长用历年生产总值表示, 记为GDP。浙江省经济开放度用外贸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和对外经济合作度的加总来表示。其中, 外贸开放度为出口开放度和进口开放度的总和, 出口开放度为浙江省出口总额与GDP之比, 记为EXPR, 进口开放度为浙江省进口总额与GDP之比, 记为IMPR。外资开放度为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GDP之比, 记为FCR。对外经济合作度为浙江省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与GDP之比, 记为ECOR。

文中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取自1988—2011年各期《浙江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汇率因素影响, 对进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和对外经济合作额按当年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同时以1985年作为基期不变价格, 剔除价格因素对变量的影响, 并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模型中的变量分别为:LNGDP、LNEXPR、LNIMPR、LNFCR、LNECOR。本文使用Eviews 6.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二) VAR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 所有相关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 符合建立VAR系统的要求。为保持合适的自由度, 需要先确定VAR系统的滞后阶数, 本文采用LR准则、AIC准则和SC准则选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

(三) Granger因果检验

为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引起与被引起关系, 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 出口开放度 (LNEXPR) 、对外经济合作度 (LNECOR) 是经济增长 (LNGDP) 的Granger原因, 而经济增长是外资开放度 (LNFCR) 的Granger原因;进口开放度 (LNIMPR) 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开放度 (LNEOPR) 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四) 脉冲响应函数

在建立的VAR (2) 模型基础上, 对浙江省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详见图1-4) 。图中实线部分表示脉冲响应函数, 虚线部分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图1表示浙江省经济增长对于出口开放度一单位新息冲击的响应函数曲线。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对出口开放度具有正向响应, 在第6期达到最大响应, 随后略有下降但趋于稳定。出口开放度的提高对浙江省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图2表示浙江省经济增长对进口开放度一单位新息冲击的响应函数曲线。前3期, 经济增长对进口开放度的响应几乎为0, 从第3期开始, 表现为负向响应, 并在第6期达到最大负向响应, 随后逐渐趋于0。表明浙江省进口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 同时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

图3反映浙江省经济增长对外资开放度一单位新息冲击的响应函数曲线。外资开放度拉动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较微弱, 原因主要是由于浙江省经济增长才是外资开放度的Granger原因, 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吸引外资, 从而提高外资开放度。

图4反映浙江省经济增长对于对外经济合作度一单位新息冲击的响应函数曲线。可以看出, 对外经济合作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 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应该得到有关方面的充分重视。

(五) 方差分解

在VAR (2) 模型基础上, 对浙江省经济增长进行方差分解, 并以表格的形式输出, 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 在不考虑浙江省经济增长自身贡献率的情况下, 出口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 最高可达22%以上;其次是对外经济合作度,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呈不断增加趋势, 在第10期时达到17.95%;进口开放度和外资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其贡献率在第10期分别为0.74%和1.26%。

三、结论及建议

(一) 结论

本文通过引入对外经济合作度指标重新度量了经济开放度, 并利用浙江省1988—2011年相关经济数据, 采用VAR模型对浙江经济开放度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动态实证分析,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出口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和对外经济合作度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三者对浙江省经济增长贡献率之和高达40%以上,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2.进口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 但其作用较小。同时, 进口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 均在1%以下水平。

3.外资开放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相反, 经济增长才是外资开放度的Granger原因, 这与之前的许多类似文献结论不同。

4.浙江省经济开放度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二) 促进浙江省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1.出口贸易仍然是浙江省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应在保持原有贸易规模的基础上, 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及附加值, 更好地发挥出口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

2.对外经济合作作为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推动力量不应被忽视。浙江省省应充分发挥沿海地理优势, 扩大对外经济合作, 以此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3.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扩大引资规模。因此, 浙江省要想吸引更多更好的外资, 应通过立足于自身经济的增长来实现, 不是单纯依靠引进外资来拉动浙江省经济的增长。

4.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联系, 浙江省经济要保持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就必须进一步提高经济开放程度。

参考文献

[1]Edwards, S.Trade Orientation, Distortions and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Economics, 1992 (39) :31-57.

[2]Harrison, A.Openness and Growth:a Time Series, Cross-Country Analysi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 (48) .

[3]范良.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基于VAR方法对中国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 2005 (11) :13-20.

[4]林宏, 蔡宏波.中国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实证分析[J].亚太经济, 2007 (5) :77-80.

[5]杨丹萍, 张冀.经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1992—2009年数据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 2011 (6) :101-110.

浙江省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研究 第8篇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 近年来发展速度迅猛, 2008年建筑业总产值62036.8亿元, 比2000年12497.6亿元增长近5倍。建筑行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后向拉动作用, 其对地区经济增长、解决地区就业、增加税收等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 行业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建筑业企业的跨地域性生产与投资活动趋势也随之加强。但纵观现有的建筑业相关研究文章, 对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文章不多, 特别是对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研究的文章基本没有。加强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与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对理论上完善我国建筑业生产活动的空间规律研究, 实践上指导建筑业的跨区域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

衡量地区建筑业生产能力综合指标主要有建筑业总产值、建筑业外省总产值。建筑业总产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某一地区所有建筑安装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的总值, 是衡量地区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空间分布等级差异的重要指标。

中国国土辽阔, 区域经济空间差异明显, 建筑业经济生产总量地区差异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带性特点。通过分析建筑业总产值的空间分布等级差异, 可以科学衡量与比较不同地区建筑业经济活动与竞争实力。笔者采用全国统计年鉴2000年至2009年各省建筑业总产值的平均值, 以反映我国建筑业生产能力的地区差异。研究方法采用的是地理信息系统MapInfo分析软件, 对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 得出中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呈现以下特点:

1. 中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北京等地。其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省建筑业总产值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的38.9%。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北方和南方的重要城市, 其城市中心级的地位决定了建筑业的发展与竞争实力。北京建筑业生产总值13798.88亿元, 上海建筑业生产总值13179.21亿元, 两地区建筑业总产值共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比重的10.8%。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次高区域主要集中分布上海、四川、湖北、河北、湖南、河南、辽宁, 七个省市的建筑业总产值共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量的28.4%。这一区域除了上海、辽宁外, 空间上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中等区域主要包括有山西、安徽、重庆、天津和福建。这一区域5省市的建筑业总产值占全国建筑业总量的12.2%。与前面两个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和次高区域相比, 空间分布上呈现分散化特点, 且建筑业经济活动总量明显减少。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低的区域包括黑龙江、陕西、云南、吉林、江西、新疆、广西, 以及包括内蒙内、甘肃、贵州、宁夏、青海、海南、西藏, 该14省区的建筑业生产总值只占到我国建筑业总产量的15%。

2. 中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规律。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发达与较发达省区集中成片分布特点明显。表现出以北京为核心, 辽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组成的内陆带, 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带, 二条带状空间分布明显, 我国呈现出“人字型”的建筑业生产活动密集分布格局。另外,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欠发达地区呈现出沿边疆分布的空间格局。建筑业经济活动欠发达地区与建筑业经济活动发达地区相比, 空间上分布表现出很强的分散格局。

三、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研究

建筑业外省总产值指的是一定时期内某地区所有建筑安装业企业在本区域外的其他省市范围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的总和。建筑业外省总产值是衡量本区域建筑企业对外生产与经营活动能力的重要指标, 也是评价地区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等级差异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建筑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地位的提高, 地方统计部门对建筑业的数据统计也越来越细, 这为进一步研究建筑业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提供了可能。由于浙江省第二次经济普查活动2009年12月底结束, 正式传统数据还未公开, 所以笔者将主要以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中2004年浙江省建筑业产值等统计数据为基础, 重点对浙江省省外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进行探讨。

1. 浙江省建筑业发展。

浙江省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 同时也是我国建筑业生产大省。2008年浙江省建筑行业生产总值是81560.6亿元, 约占全国建筑总产值比重的13.2%, 全国排名第二, 略低于江苏省的建筑业产值全国比重的13.9%。2002年至2006年浙江省的建筑行业总产值每年以26.7%的速度, 连续五年保持全国第一位水平。浙江省的建筑行业在全国建筑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2.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

以浙江省省外建筑业产值为衡量标准, 在地理信息系统Map Info软件平台基础上, 对浙江省省外建筑业活动空间规律进行分析与研究, 得出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呈现以下空间分布特点。第一,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区域包括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山东、陕西。以上海市为核心的长三角区域是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投资最主要的区域。浙江省在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五省市的建筑业经济活动总产值占全省省外建筑业生产总值的近70%;第二,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次高区域包括湖南、广东、福建、天津、北京、黑龙江六省市, 这一区域空间分布上紧临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区域。浙江省在该区域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生产总值占全省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12.9%;第三,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中间区域包括辽宁、山西、河南、重庆、青海, 浙江省在该区域五省市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生产总值占全省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6.1%。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中间区域, 空间上表现出非连续的空间分散格局, 如从东北的辽宁到中部的山西、河南、重庆, 以及西部的青海;第四,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投资最不活跃区域, 包括内蒙古、四川、云南以及河北、吉林、广西、贵州、西藏、新疆、甘肃、海南、宁夏, 浙江省在该13省区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生产总值只占全省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11%。

3.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特点。

(1)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区域。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发达大省, 在外省的建筑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 以及近临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省份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省省外建筑业产值最高与次高区域在空间上分布较集中, 主要是集中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及其外围地带。 (2)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的集中区域呈现“V字型”布局结构。省外建筑业产值最高的区域, 包括七个省市陕西、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山东, 它们在空间上形成了底部紧临浙江的V字型分布特点。 (3)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具有沿陕西、湖北、湖南、广东为轴线的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产值最高、次高、及中间区域, 基本都分布在该轴线以东的地区。 (4)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在中国北部区域空间分布量小、且呈分散格局。浙江省在中国北部区域的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黑龙江、天津三个省市, 分别占浙江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2.8%、2.28%和1.92%。

4. 浙江省地市级区域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

为了进一步探索浙江省地市级层面建筑业省外活动空间结构规律, 现根据浙江省11市在浙江省外的建筑业生产总值量的大小排序, 比较不同城市的省外建筑业活动强度, 以及活动的空间区位偏好。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级层面浙江省对外的建筑业活动呈现多样性的空间活动偏好特点, 具体表现为:

(1) 丽水市、舟山市、湖州市省外建筑业生产活动表现出空间偏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特点。其中, 丽水市对外省建筑生产总值的排前四位的分别是江西, 安徽, 福建, 湖南, 表现为极强的中部省份建筑投资偏好。舟山市对外省建筑生产总值排名第一位的是内蒙古, 北京位居第五, 而青海、甘肃也位于前十位内, 表现出了对西北部区域省份建筑投资偏好。湖州市对外省建筑业生产总值贵州排名第三位, 而新疆与四川分别进入排名前十位。 (2) 杭州市、绍兴市、衢州市、台州市省外建筑业生产活动表现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集中分布的格局, 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安徽、江西。该市域的省外建筑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浙江省省级层面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基本相同。 (3) 金华市和宁波市省外建筑业, 一方面表现出长三角地区建筑业集中的特点, 另一方面还分别表现出对陕西与黑龙江地区建筑业投资活动偏好, 陕西与黑龙江在金华市和宁波市省外建筑业总产值中排名都在前二位。 (4) 温州市和嘉兴市省外建筑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点。温州市省外建筑业活动表现出对福建、云南两地区的偏好, 福建位于温州市省外建筑业产值的第一位, 云南位居第五位。嘉兴市省外建筑业生产总值, 甘肃、四川、新疆分别位居第三位、第五位、第八位。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笔者首先对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的国家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密集区呈现“人字型”格局, 即表现为以北京为核心城市的辽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组成的内陆带, 和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带, 两带交叉的建筑产业活动密集分布格局;其次为了比较省域间的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以及跨省的建筑业投资活动行为, 选取了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产值, 以浙江省研究为例, 对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的省级层面与市级层面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论表明, 不同空间尺度上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投资活动强度表现为极大的差异性。省级层面, 浙江省的外省建筑业经济活动主要密集分布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及其外围带, “V字型”空间分布格局明显。而市级层面上的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投资空间偏好是多元化的, 如丽水市、舟山市、湖州市偏好中部和西部地区;杭州市、绍兴市、衢州市、台州市偏好长三角地区, 金华市和宁波市则偏好陕西、黑龙江等。

因资料的限制, 笔者仅围绕建筑业总产值和建筑业省外产值二个指标, 从全国层面、省级层面以及市级层面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展开了研究, 研究中尚存有许多不足之处。由于时间原因, 笔者未能对影响建筑业经济活动的因子进行深入研究, 如经济因子、固定资产投资因子、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决策等, 希望在以后研究中能进一步对上述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摘要：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 近年来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文章依据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建筑产业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运用Mapinfor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软件, 对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以及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 不同空间尺度上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的空间格局存在很大差异, 具体表现为国家层面建筑业经济活动密集区域呈现人字型空间结构,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密集区域呈现V字型空间结构, 浙江省11市的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呈现多元化空间偏好的结论。

关键词：建筑业,空间格局,浙江

参考文献

[1].陈月梅.江苏省建筑业结构和竞争力实证研究[J].建筑经济, 2008 (2)

[2].姚宽一.中国建筑业产业竞争力关键影响因素分析[J].建筑经济, 2007 (4)

[3].汪文雄, 汪磊.我国建筑业区域发展水平的实证比较研究[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05 (3)

[4].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浙江经济普查年鉴:2004.第二产业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5].David Crosthwaite“,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market: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vol.18, No.6, pp.619-627

[6]G.Ofori, “Preparing Singapore’s Construction Industry for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Performanc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vol.21, No.2, pp.113-115, 2003

浙江省经济 第9篇

关键词：贷款投放,经济增长,Johansen协整

一、背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经济发展是决定金融发展的基础。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现代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任何一方过快或者过慢发展都可能影响发展的平衡性。银行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都是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理论研究的热点, 大量研究表明:银行信贷投放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经济遇到下行压力时, 通过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可以达到有效缓解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从而避免经济陷入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的尴尬境地。然而, 信贷的快速扩张和不合理投放也可能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 同时也可能使物价上涨与资产泡沫化, 并且在无形中放大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合理控制信贷投放总量、方向与节奏, 使得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 也能有效避免宏观经济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与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问题。当前, 浙江省加大力度进行产业升级, 在这种背景下, 研究信贷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于更为有利的推进浙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采用年度数据, 选定的样本区间为:1990~2013年。数据来源于: (1) 浙江省统计年鉴 (各期) ; (2) 浙江省统计公报。为了消除异方差, 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处理。

(一) 模型介绍

在实证经济学中, 验证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的过程称为协整检验, 如果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则称经济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目前最流行的协整检验方法有两种: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法与JJ协整检验法。

1.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 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我们必须对所选的时间变量进行稳定性检验。目前对时序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最常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变量的单位根存在情况。

从上面三个式子看, ADF检验就是检验一个AR (p) 过程是否存在单位根, 由于以上三个模型检验原假设统计量的极限分布与DF检验的极限分布相同, 因此可两种检验方法使用相同的临界值表。即便在方程右边加入被解释变量滞后性的处理方法消除了序列相关问题导致的检验偏误, 不过此时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p的取值, 也即回归的滞后阶数。通常采用两个准则来确定滞后阶数, SC准则与AIC准则。

2.协整检验。对于时间序列xt与yt如果满足以下条件, 则他们是协整的。 (1) xt与yt为I (d) 过程, 即他们原始序列不平稳, 经过d阶差分后达到平稳; (2) 存在一个非零向量a, 使得yt-axt=εt~I (0) 。

协整的经济意义在于, 对于两个各自有着长期趋势的序列变量, 如果他们自己存在协整, 则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均衡关系, 反之则不存在均衡关系。常用协整关系的检验有两种方法, EG两步法与Joh ansen极大似然法。EG两步法是基于回归残差的检验, 但是仅适用两变量的协整。而Johansen协整检验用来检验一组非平稳序列是否协整。

(二) 实证检验

首先对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结果见下表2:

注:表中*、**、***分别代表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表2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来看, Lloa、Linv与Lgdp的水平系列不平稳, 而一阶差分均平稳。综上, 三个变量的二阶差分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 即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符合协整的必要条件。

首先对Lgdp与Lloa做Johansen协整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5%、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看, 秩检验与极大特征根检验都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向量的原假设, 即支持了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 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我们得到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为: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下同) 。

并得出协整方程:

同理分别可得出Lgdp与Linv的协整方程为:

得出Linv与Lloa的协整关系为:

以上协整方程的结果表明, 1990~2013年间GDP、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余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而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也都符合实际的经济意义。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影响较大, 系数为0.902, 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动GDP增加0.902个百分点;贷款余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动GDP增加0.703个百分点。同时, 也可以看出, 随着贷款投放增加, 贷款余额也与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 即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贷款余额将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加0.58个百分点。此外, 根据以上 (4) 、 (5) 、 (6) 三个协整方程还可以看出, 各变量之间还存在贷款-固定资产投资-GDP这样的一种正向传导关系。

三、浙江省贷款资金使用效率变动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 银行信贷投放对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一方面银行贷款投放可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进而贡献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贷款投放也直接的促进经济发展。近年来, 尽管以民营经济为特征的中小企业等依然存在融资约束问题, 但是随着贷款余额逐渐增长, 浙江省的资金使用效率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为了更为直观的说明, 我们采用当年GDP/贷款余额衡量贷款资金的使用效率 (表示单位贷款创造GDP数量, 显然该数值越大效率越高) 。

从图中很明显可以看出, 自2001年以来, 浙江省贷款资金使用效率逐年下降, 2002年之后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 全国与浙江省的贷款资金使用效率总体趋势一致, 这也体现了在现行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下, 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已逐渐递减, 表明依靠扩大信贷投放实行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当然, 浙江省表现出贷款资金使用效率下降的部分原因也可能在于:一方面, 以民营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浙江制造业受外需影响出现经营困难, 企业将可得到的资金未投入扩大再生产, 而是投入房地产、证券等资本市场;另一方面, 由于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 金融业、金融机构区域总部较多, 本身就是各大银行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重点省份。而浙商作为较活跃的商业群体, 近些年对外投资活跃, 而此类异地贷款依然统计在浙江省内, 这也无形中在统计数字上扩大了浙江本省的贷款投放。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1990~2013年浙江省的相关数据研究了贷款投放对于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协整模型表明贷款余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 将拉动经济增长0.703个百分点。但是随着贷款余额的逐渐增大, 贷款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初显递减的趋势, 尤其是在2000年以来, 浙江省的贷款资金使用效率逐年下降, 目前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针对前文分析结论, 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合理控制信贷投放。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因此要持续扩大信贷投放, 满足经济增长的正常需求。同时, 也要关注贷款的投放超过经济对贷款的真实需求, 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并且推升物价上涨与资产泡沫化。因此, 政府部门综合各种因素, 采取各种必要措施, 合理控制银行信贷投放, 确保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需求, 从而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二是银行部门要优化信贷投放结构。银行金融机构应积极用好增量, 盘活存量, 增加信贷有效投放, 加大对全省“五水共治”、“四换三名”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 增强浙江省转型升级的驱动力。同时, 也要加大对全省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以及传统产业升级改革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 培育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杜绝对产能过剩、落后产能、节能环保不达标等企业新增授信。

参考文献

[1]史正富, 刘昶编.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M].上海世纪高教出版社, 2006.

[2]郭为.地区间经济增长与国有银行信贷的实证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4 (8) .

[3]陈飞, 赵昕东, 高铁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 2002 (10) .

[4]曾令华, 王朝军.经济增长与贷款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 (5) .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分析 第10篇

关键词：浙江经济；民营经济；奇迹

中图分类号：Ｆ127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148－04

一、浙江经济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态势最好的省份之一。2000年ＧＤＰ达6 036亿元，从1978年的全国第12位提升到第4位，年均增长13．2％；到2001年为止，经济增速已经连续11年领跑全国，其中，2001年为6 700亿元，比上年增长10．5％；有許多经济目标，浙江总是先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率先达成；有很多的经济指标，浙江也总是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是响当当的市场大省，2000年有交易市场4 348个，年成交额超亿元的有451个，超10亿元的有68个，超百亿元的有4个；浙江民间资金充裕，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7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254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3 594亿元。在世纪之交的4年间，财政收入从400多亿元跃升为800多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6年位居全国榜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一度跃居全国第一。并且早在1９97年，就在全国率先消灭了贫困县。

浙江经济迅猛增长的态势也引起了全国方方面面的关注，从各级领导到企业界、学术界对此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思索，取得了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成果。很明显，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之处在于依靠市场取向、结构多元，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其中，浙江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两大亮点是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两大亮点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浙江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成长迅速。民营企业已成为浙江外贸出口的主力军。据统计，“九五”期间，浙江非国有投资高达 5 900亿元，占同期全社会投资的63．8％，位居全国之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了浙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本文主要揭示民营企业对于浙江经济的影响力。

二、创奇迹的浙江民营经济

浙江民营企业在浙江经济连续多年超常规增长中贡献了主要的份额。1999年末，浙江民营企业总数达到70余万家，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8％；就业人数达到1 34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82％；产值达到9 580亿元，占全部总产值的83％。浙江民营企业在产值和就业比重方面比全国平均比重高出26和16个百分点。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为何如此之快？与国内及国外其他民营企业比较，它的发展特征是什么？

（一）浙江民营企业的群落式发展特征

综观浙江大地上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可以发现一幅生动而奇妙的群落景观。众多民营企业并非彼此孤立离散，而是紧密簇拥抱团，构成大小规模不等、专业特色鲜明的一个个民营企业群落。如义乌的小商品民营企业群落、桐庐的制笔民营企业群落、绍兴的轻纺民营企业群落、海宁的皮革制品民营企业群落、乐清的低压电器民营企业群落、永康的小五金民营企业群落、富阳的制伞民营企业群落，等等。

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是浙江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种特殊的系统形态。浙江民营企业的活力不仅来自企业内部的微观所有制结构，而且来源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协同、相互增益的群落效应。浙江民营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面临国内外其他大型企业在技术、资金、规模、品牌上的先行优势，单打独斗是难以取胜的。相反，众多中小型民营企业组合成庞大的“企业军团”，联手走向市场，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首先，它既可以保持民营企业灵活多变、反应快捷的特点，又能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地形成产品规模优势；其次，群落的形成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从而对民营企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交易成本的降低带来助益。因此，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是浙江民营企业迎接市场竞争的一项非常有效的适应性制度安排，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以前论述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众多文献中，往往忽视了民营企业之间彼此关联、互相增益的群落效应。事实上，离群索居、孤军奋战的单个民营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众多民营企业群落的兴起和壮大，是浙江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浙江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一种群落式的组织结构和地理分布格局，具有鲜明的特征：

1．相对集中的地理空间布局

每一个民营企业群落都有一个空间分布密度特别高的内核，很像是近亲繁殖。这个内核所占的空间范围虽然只有整个企业群区域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却囊括了整个企业群落的大部分优秀企业，集中了企业群落的主要经济功能。随着离企业群落核心部位的半径距离越远，民营企业空间分布的密度也会越低。

2．以专业性市场为依托

浙江每一个发育成熟的民营企业群落都有一个相应配套的专业市场。这个专业市场不仅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产物，也是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依托。义乌3 000多家小商品生产民营企业，依托的就是义乌小商品城这个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绍兴2 000多家轻纺民营企业，依托的是柯桥轻纺城这个中国最大的轻纺市场；嵊州800多家生产领带的民营企业依托的是嵊州领带城这个中国最大的领带专业市场。浙江的专业市场与浙江民营企业群落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共生、共荣关系。专业市场的交易规模和辐射半径决定着民营企业群落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民营企业群落的发展同样也决定着专业市场交易规模和辐射半径的扩张程度。

3．以专业分工为基础，以专业化产品为主打品牌

浙江民营企业群落普遍具有很强的专业特色，其生产和经营始终围绕特定专业部门展开。不同民营企业群落所涉及的专业领域的跨度有所不同。如义乌的小商品和绍兴的轻纺民营企业群落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就相对宽泛；而温州永嘉的纽扣生产民营企业群落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就比较狭窄。专业领域的宽泛或狭窄与民营企业群落规模的大小有某种关联性。一般而言，企业群落规模越大，其专业领域的跨度也就越大；反之越小。因此，随着民营企业群落规模的扩张，它的专业跨度也将向一些紧密相关的领域扩展，形成一种群落规模的范围经济。浙江民营企业群落的专业性分工经历了一个动态的逐渐演进深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内含着时间发展序列与空间排列系列的一致性、历史发展过程与逻辑演绎过程的统一性，不仅展示了一个很精彩的现实经济过程，而且具有很深的哲学含义。

4．生产性民营企业子群落与商贸服务性民营企业子群落功能互补、相互依存

这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另一处奥秘。浙江的民营企业群落，没有一个是纯粹的生产性企业群落或商贸服务性企业群落，而是由生产性企业子群落和商贸服务性企业子群落共同构成的。生产和销售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两个密不可分的功能环节，如果只有生产没有销售，则是盲人瞎马、无的放矢；如果只有销售没有生产，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产性企业和商贸服务性企业在群落内部构成两个相对独立又功能耦合的子系统。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张力，这个张力的平衡点如果位于系统结构的中部，说明群落系统的生产功能和销售功能基本相当；如果平衡点偏向生产性企业子群落，则说明群落的生产功能强于销售功能，这时，群落的生产功能可以推动销售功能的扩大；如果平衡点偏向商贸服务性企业子群落，说明群落的销售功能强于生产功能，这时群落的销售功能又会带动生产功能的增长。由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结构张力不断发生弹性变化，因此，它们之间的平衡点也就不断游移摆动，导致生产性子群落和商贸服务性子群落持续相互拉动这种良性循环局面出现。相反，任何一个子群落的功能如果发生萎缩，都必然对另一个子群落乃至整个群落系统造成影响。

（二）浙江民营企业群落式衍生扩张的两种模式

浙江民营企业在群落式衍生扩张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模式。

1．原位膨胀

在群落初生阶段，它主要采取原位膨胀的发展模式。当某一类产业在某一特定空间区位初萌生机，由于赢利示范效应，则不断有新的民间投资进入，新的同类型民营企业开业，逐渐形成了一个专业性的民营企业群区域。在生产性企业集聚、衍生、扩张的同时，商贸服务性企业也相伴繁衍，并导致专业性市场的出现。专业性市场的出现标志着该民营企业群落进入到快速膨胀扩张期。随着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市场辐射半径的伸延，越来越多的民间资金和生产要素被诱致进入该产业聚集区，使企业群落在原生区位上出现全方位高速扩张，企业数量、就业人数、产值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与此同时，群落内部的专业分工进一步深化，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产品品种门类更加丰富，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方式不断引进、普及，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更加完善。整个民营企业群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名闻遐迩、具有很高市场占有率的专业性产业巨人。

2．异地孵化

民营企业群落规模的扩张，最终要受制于一些客观条件：第一，当地经营环境和基础设施状况，包括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供给、信息通讯、产品销售等方面条件。第二，当地市场需求量。任何一类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在特定时期总有一个上限，当企业群落的总产值规模接近这个上限时，除非进一步拓展市场辐射范围，扩大市场需求，否则企业群落的发展就会面临市场需求的“瓶颈”限制。第三，交易费用。随着市场交易半径的伸延，交易的成本费用也会相应递增，如信息的采集成本、产品的运输成本、签约履约过程的商务差旅成本等，都会随着市场交易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而当交易费用增加到使全部的交易剩余都消失时，交易过程就会停止。因此，民营企业群落规模的扩张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达到某个特定临界点附近，群落规模扩张就会停滞，从而进入稳定运行阶段。这是符合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在稳定运行阶段，原群落企业总量不再增加，而是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虽然不断有新企业产生，但同时也不断有老企业被淘汰。群落的生产总量也不再急速增长，而是基本保持不变或緩慢扩展。这标志着企业群落从此进入了成熟壮年期，它的发展方式也从“原位膨胀”转向“异地孵化”。所谓异地孵化，即在一个不同的通常距离较远的地理空间上孵化出与自身同质的新的民营企业群落。在异地孵化阶段，原生的民营企业群落不但向外输出商品、资金、技术、人才、品牌等生产要素，在原企业群落市场辐射力难以启及的地方构筑一个全新的小企业群落。通过异地孵化，民营企业群落可以突破原生区位上的发展限制，开辟新的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浙江民营企业群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动物界有相似之处。动物个体在早期成长阶段，其生长主要表现为骨骼、肌肉的长大和生理机能的完善。进入成年期以后，动物肌体不再发生很大变化，然而生殖繁衍功能却异常旺盛。生殖繁衍能力是动物生命活力的体现，异地孵化能力也同样是衡量一个民营企业群落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指标。浙江大部分民营企业群落已经进入了成年期，其原位膨胀的可能性空间已受限制，但它们未来的发展前景仍然十分可观。通过“异地孵化”，将有更多的新的民营企业群落带着它原生的基因和血脉，在浙江大地以及更广大的地域上出现。

（三）浙江民营企业群落式衍生扩张的制度经济优势

浙江民营企业群落是在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背景下，在浙江这块独特的经济文化沃壤之中，应运而生的新型的企业“生命体”。它是特殊时期产生和存在的经济“怪物”，不久就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绝尘而去呢？还是具有内在的持久的生命力，将勃然成长为未来时代的经济“超人”？这是经济学家面临和必须回答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

1．企业群落为浙江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汇与共享的重要制度平台

（1）企业群落生存和发展所依托的专业性市场不仅是群落企业对外部实行物质商品吐纳交换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群落内部企业实现知识信息交流与共享的最重要的物质管网和制度平台。浙江民营企业群落几乎都是围绕着一个功能发达而完善的专业性市场构建的，这个专业性市场以强大的能量从外部采集和吸纳各类相关的市场技术信息，同时，又以密集的信息管网将群落内部企业连通在一起。群落中的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的变化灵敏地捕捉到各种最新的技术产品信息和市场需求信息。无论是群落内部还是群落外部的技术产品创新信息，很快就会通过市场管网流溢传播开来。这样，群落中某个企业所采获的技术市场信息和自行研制的产品技术创新成果，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在群落中溢出而播散，使更多企业获得共享。企业群落凭依畅通的市场管道和密致的人文网络这样的双重途径进行信息交流与分配。

企业群落内部企业是紧紧依附于市场衍生扩展的，对市场的变化和脉动有最敏捷的感应性，所以，对于市场外部和内部的任何一个具有潜力和远景的重大技术和制度创新，群落企业都会以一种几乎同步的律动，来吸纳消化这种创新的成果，并通过快速学习与模仿实现自身的蜕变与更新。

（2）技术产品创新和市场需求信息在群落内部流溢共享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群落企业主之间存在的多种多样的人文联系网络。这种人文网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这位古典经济学宗师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原始假定。亚当·斯密只承认“经济理性”——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对经济行为选择的影响，而把情感、文化、社会性基本排除在经济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之外。然而，以血缘家族伦理为主脉的古典人文情怀，又确实构成了华人企业与西方企业在企业制度和经营风格方面的重大差异，也构成了浙江民营企业衍生发展的基本人文背景。各种人脉关系网是浙江人情感的一种主要依托和日常生活交往的重要桥梁，也是他们事业上攀高的阶梯。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相互之间的帮助和提携，是浙江民营企业群落式衍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亲戚、朋友、同学、同乡这个圈子里，相互之间有一种情义信任与承诺，话好说，事好办。酒席茶桌畔，棋牌输赢间，伴随着情义的交流，各种合作契约达成，各种技术市场信息共享。这种市场背后潜在着的人际联系，使市场交易过程的违约风险和监督成本大大降低，同样，使技术市场信息传递过程的摩擦成本大幅度减少。

2．企业群落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优势

浙江民营企业多属中小企业，在技术、资金、品牌等方面并不具有自身的竞争优势。国内外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采取下述两种方式：第一，寻求大型企业的市场空隙，即大型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网络难以覆盖的边缘产品市场和地方局部市场。第二，依附于大企业，成为为大企业提供配套产品和配套服务的关联企业。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大企业纷纷通过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来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的格局下，中小企业主要通过上述两条途径寻求生存发展空间。然而，浙江民营企业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它摆脱对大企业的依附，联手走向主流市场，在轻纺、电器、小五金、日用小商品等诸多行业都取得了竞争优势，占据了重要的市场份额，成为与大企业鼎足并立的市场力量。

浙江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摆脱对大企业的依附、以独立形态进入主流市场，原因在于浙江民营企业并不是单打独斗、孤军深入，而是集聚成群、组合成一个庞大的专业性企业集群、利用企业群落的规模优势来占领市场。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群落整体的竞争力，而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浙江单个民营企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比较小，远不及一些其他类型的大型企业。但是，由众多民营企业构成的专业性企业群落却是声名远播，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如义乌小商品企业群落、桐庐制笔企业群落、绍兴轻纺企业群落、海宁皮革制品企业群落、嵊州领带企业群落、永康五金企业群落、永嘉纽扣企业群落、乐清低压电器企业群落等，在国内乃至东南亚地区都有重要影响力。

浙江民营企业群落的规模经济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上的规模经济优势。群落规模越大，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水电供给、商业服务等基础设施供给的成本收益均衡点就越高，相同供给水平下的平均利用成本就越低。第二，市场拓展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又分别表现在内部专业市场建设和外部市场宣传拓广两个方面。群落集聚的企业越多，相应配套的专业市场的商品吐纳和信息汇集的功能就越强，对外市场宣传拓广相同成本花费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大。第三，技术管理创新层次的规模经济优势。一项技术管理创新在一个企业内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是有限的，但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与模仿对群落整体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应却成几何级数放大。企业创新活动的外部经济丰度与它所处的整个群落的规模成正向关联；群落规模越大，企业创新活动的相互外部经济性就越丰富。

3．企业群落是市场组织与企业组织相互交融在更高层次上形成的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综合体

科斯认为，无论企业和市场都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企业是通过一束长期的要素合约来实现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市场则是通过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并通过连续不断的市场契约过程，将不同的外部分工环节连接成一个生产整体。在市场交易费用高昂的地方，人们趋向于使外部分工内部化，将原来通过市场采购的劳务和中间产品转由企业内部生产，实现更高程度的横向和纵向一体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在市场交易费用低廉而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边际递增的情况下，则容易导致企业将一部分内部生产和分工环节转移到企业外部，以减少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

浙江民营企业群落充分利用市场管网通达，功能完善，交易费用低廉的优势，深化生产专业分工，将大量生产环节转移到企业外部，在群落内部形成了一个细密高效的分工体系，防止了在产业扩张过程中常常出现的由于企业规模扩大所导致的企业内部运行的摩擦成本，使群落中的每一个企业都保持着极高的效率和活力。同时，使群落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和产业技术环链保持灵活与通畅，使整个企业群落成为市场制度和企业组织相互渗透功能融合的更高层次的产业组织体。这种产业组织体因为贯通着市场机制，所以，不会因为规模的庞大而影响效率，而其他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由于更多依赖科层体制，而导致边际管理成本增加和边际功能钝化。浙江民营企业群落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实际案例，也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企业制度综合体的充满希望的前景。

4．企业群落的比较功能优势

（1）网络型的全方位群落扩张功能。浙江民营企业群落的发展是一种网络型的整体漫延的扩张。在民营企业群落这个立体网络中，每个节点和每个维向上都存在着强烈的扩张冲动，群落中的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发展源，都在寻找和不断拓展自身的生长发展空间。虽然在某个特定方向上，它扩张的速度可能不是很快，但整体扩张的速率却是最高的。试想一下，义乌小商品民营企业群落从出现到今天200亿元的产值规模，只用了十几年；绍兴轻纺民营企业群落达到今天180亿元的产值规模也只用了十几年——有哪一个大企业获得过这种发展速度呢？

（2）个性化、多样化的生产经营功能。群落中的众多民营企业根据自身的禀赋和对市场需求的独特理解，采取各自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生产出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产品系列，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消费者日益个性化的需求。现代消费市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产品雷同的排斥和对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浙江民营企业群落适应了这种市场变化，众多民营企业依各自不同的路徑追踪着市场的热点，生产出多种多样，具有新性能、新外观的新产品，而且日新月异，创造不止，始终把握和引导消费潮流的变化。浙江民营企业群落的功能优势也是它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效率评价 第11篇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 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 也是中国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地区。在这里, 新的技术、新的发展模式能迅速被消化使用。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潮中, 浙江省紧跟时代步伐, 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其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通过DEA模型评价浙江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效率, 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的改进建议。

一、浙江省碳排放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 从2005—2012年间, 浙江省的碳排放总量一直保持增长, 从8 440.43万吨增加到12 452.31万吨, 增加了47.53%, 年均增长率为5.71%。

从2005—2012年间, 浙江省的碳强度一直在降低, 从2005年的0.63吨CO2/万元减少到2012年的0.45吨CO2万元, 减少了28.50%, 年均减少率为4.68%。

二、DEA模型

DEA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于1978年提出旨在评价“多投入多产出”模式下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的方法[1]。由于不需要预先估计参数, 因此, 在避免主观因素和简化运算等方面有着良好的优越性, 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运用[2]。DEA模型主要有规模报酬不变的CCR和规模报酬可变的BCC两种基本形式。采用基于投入的CCR模型。

假设有n个年度 (受评估的决策单元DMU) , 每个决策单元DMUj都有m个输入和s个输出, 则输入和输出向量分别为

令V为X的权系数向量, U为Y的权系数向量, 以决策单元DMUj的评价效率为目标函数, 则CCR模型为

利用Charnes-Cooper变换并引入松弛变量则模型变换为

其中, θ表示决策单元DMUj离有效前沿面的径向优化量, 这里表示浙江省低碳经济效率;s+和s-为松弛变量, 其非零时使无效DMUj沿水平或垂直方向延伸到有效前沿面[3]。若θ=1且s+=s-=0, 则称决策单元DMUj为DEA有效, 表示浙江省第j年的低碳经济DEA有效;若θ=1且s+≠0或s-≠0, 则称决策单元DMUj为DEA弱有效, 表示浙江省第j年的低碳经济DEA弱有效;若θ<1, 称决策单元DMUj为DEA无效, 表示浙江省第j年的低碳经济DEA无效。

为表明各年各要素的投入量或产出量是否合适, 可以计算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其中投入冗余率为决策单元DMUj中投入各分量的松弛变量sij与与对应指标分量xij的比值, 表示该分量指标可节省的比例;同样产出不足虑为决策单元中各产出分量的松驰变量s+ij与对应指标分量yij的比值, 表示该分量指标可提高的比例[4]。

三、指标选择和数据输入

传统的用于评价经济的DEA模型投入指标主要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产出指标为经济总量。将DEA模型用于评价低碳经济, 则在投入指标中加入了能源投入, 产出指标变为低碳产出水平。各个具体指标的选取 (如下表所示) 。

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 时间为2005—2012年。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按照2005年不变价进行变换。

四、实证分析

将上述数据代入DEA模型。使用DEAP2.1软件进行计算, 结果 (如下页表4所示) 。

从下页表4中可以看到, 只有2005年和2012年实现了DEA有效, 其余各年DEA无效, 即浙江省2005年和2012年的低碳经济发展是有效率的, 其余各年的低碳经济发展是无效率的。从具体的数值来看, 无效率各年的DEA效率都在0.9以上, 表明这些年实现DEA有效是较为容易的。低碳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高。

对DEA综合效率 (TE) 进行分解, 可以得到纯技术效率 (PTE) 和规模效率 (SE) 。从表4中可以看到, 在各DEA无效的年份中, 2008年和2010年达到了纯技术效率有效, 其DEA无效是由规模效率无效造成的。其余4个年份的DEA无效则是纯技术效率无效和规模效率无效共同导致的。

计算各年的投入冗余率, 结果 (见表5) 。

从表5中可以看到, 各年各投入要素的投入冗余率均较小, 表明浙江省低碳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效率较高。投入冗余率不为零表明配置效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使用DEA模型对浙江省的低碳经济进行评价, 可以得出:浙江省整体低碳经济发展效率较高, 但仍然有提高的余地。具体体现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上。

为进一步提高低碳经济的发展效率和水平, 浙江省首先应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淘汰落后产能, 对工业技术进行升级改造,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力支持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 建设生态工业园区, 推动的低碳能源的使用。其次, 浙江省应该注重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一方面对技术研究资源进行整合, 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公关。同时加大对科研的投入, 支持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构建新技术推广应用平台, 通过实行税收、信贷等多方面的优惠, 鼓励企事业单位采用低碳环保的新技术, 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李婧, 白俊红, 谭清美.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实证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及DEA方法[J].系统工程, 2008, (12) :1-7.

[2]雷茜.基于DEA方法中国各省份能源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10, (6) :100-108.

[3]杨颖.四川省低碳经济发展效率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6) :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