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古老与现代

穿越古老与现代（精选4篇）

穿越古老与现代 第1篇

俄国复式记账法的出现主要受西欧复式簿记思想的影响。1722年, 沙俄政府海军部颁发一系列规章制度, 对材料规定了相当严格的实物———价值核算制度, 其中有些条款涉及到要求采用复式薄记等会计方面的内容。1740年, 沙俄政府颁布了企业破产条例, 该条例要求商业薄记应当“简洁、真实、准确”, 并要求企业年终进行结账和编制资产负债表。沙俄政府当时所采用的许多会计原则, 都深受国外尤其是德国的影响, 俄文的借方、贷方和簿记等会计术语也都是从德文借鉴而来的。从1900年开始, 俄国财政部要求外国公司提供其驻俄分支机构年末报表的俄文译本, 俄国的许多政府部门也要求采用复式薄记制度, 从而促进了复式簿记在俄国大型企业的传播。到1916年, 由政府开办的冶金及采矿企业、几乎所有的大型私人企业, 以及其他的政府机构都已有效地建立了复式簿记系统。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形成了合作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三个会计学派, 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理念。

(一) 合作社学派

该学派拥有F.Ezersky、Valitsky等知名学者, 提倡采用民族传统传播会计知识, 如采用“入、出”而不是“借、贷”作为记账符号, 主张每次交易完成后便立即确认收益, 认为应该通过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 (货币、商品和货币) 来强调现金基础和资本运动。合作社学派认为俄国会计的特征应该体现在账户分类上, 主张按非货币项目、货币项目和资本项目三个类别对账户进行划分。F.Ezersky曾经担任俄国《簿记》的主编, 他强调永续盘存系统的重要性, 认为这种系统可以使企业在一年中的任何期间都可以进行利润计算。Valitsky则对基本生产成本和政府会计更加感兴趣。

(二) 圣彼得堡学派

该学派拥有Gomberg、Sivers等知名学者。Gomberg的知名度最高, 其论著不仅在国内出版, 而且也经常被刊登在德国等国外的刊物上, 研究领域涉及计量、存货、预算、簿记、 (期间) 报告和控制等。Sivers主张应教育学生抓住会计的本质而不是简单的掌握核算技能, 因而被公认为具有基础教育思维的杰出教师;在学术上Sivers以提倡“交换理论”而闻名, 认为交换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基础, 也为复式簿记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因此应把交换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反映在复式簿记中。Lounsky反对Sivers提出的“交换理论”, 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成交易活动, 如所有者权益的转让就不能被看做交易活动, 其主张应将每天的交易记入一个特殊的日记账中, 并强调设立半成品账户的重要性。

(三) 莫斯科学派

该学派拥有Rudanovsky、Lounsky等知名学者, 主张会计的主要目标是记录和报告资产价值以及所有者权益。Rudanovsky提倡采用估计的方法来计算成本, 并且把实际成本和估计成本之间的差异记入独立的账户, 但是这种观点在国内引起了争论, 首先, 因为存货采用估计价格而不是实际价格计价, 因此会对收入的计算造成潜在的影响;其次, 因为估计成本在物价变动时是不可靠的, 因此这种方法仅限于在物价发生较小波动时使用。此外, Rudanovsky提出的《企业标准报告》被看成是俄国标准成本制度的原型。Lounsky是核算平衡理论的作者, 也是新核算方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他认为资产负债表是“这样一种表格, 该表把一个企业的资产与其来源相对应, 它代表企业在某一特定时刻的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状况。”其在本质上揭示了企业资本的来源。

俄国也有一些对会计感兴趣的经济学家, 如Wassily Leontief、Tugan-Baranovsky等人, Wassily Leontief是较早对政府会计进行研究的学者, 首次提出了“出入分析法” (即产业间分析法, 是针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特定会计制度) , 他后来移居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 并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Tugan-Baranovsky对企业收益的确认很感兴趣, 对“收入”和“所有者利润”进行了区分, 主张把利息费用看成企业收入的一部分而不是债务;他认为企业的支出应该由劳动力成本、折旧、原材料和其他间接费用等部分构成, 但是应将借款利息、租金费用和直接税费排除在外, 因为这些费用并不会对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产生影响, 不应该被列入企业的成本中。

二、1930年以前苏维埃俄国会计研究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 大部分企业当时所采用的旧有的会计制度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苏维埃政府便做出努力对会计政策进行修订。1917年12月5日政府颁布法令宣布成立中央会计处, 作为主管国家会计工作的部门, 负责制定通用的资产负债表等工作。

(一) 苏维埃俄国时期的会计改革

苏维埃政府起初试图推行激进的经济改革, 如取消传统意义上的货币, 采用劳动时间计量 (即采用劳动日或劳动小时作为计量单位) 来代替货币计量。由于试图把会计核算建立在劳动计量的基础上, 而不是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 苏维埃政府建立新会计制度的努力遇到了挫折。因为在商品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 把会计建立在劳动计量基础上还不现实。这些激进的经济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也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账簿记录和财务报告不准确并且经常被无故推迟, 对资源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从而使得经济活动中各种各样的会计舞弊行为变得猖獗起来。Nikolaev (1926) 曾指出:“谁能想到数千万甚至上亿元卢布在缺乏秩序, 甚至在规则不健全时被浪费?”Clarkson (1961) 也指出:“在失去财务会计和控制, 以及利润表的情况下, 了解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是不可能的。”

(二) 苏维埃俄国时期苏联的复式簿记理论

自1920年以来, 许多学者开始尝试提升俄罗斯会计理论水平和恢复传统的复式簿记思想。其中最先行动起来的是Veitsman, 他首先把德国的会计理论在国内传播开来。与抽象理论比较起来, Veitsman对具体的会计实务更感兴趣, 这一时期被翻译为俄文的有《审计》、《成本和工业会计》、《会计制度和形式》、《会计和资产负债表》以及《会计核算方法》等论著。直到1921年, 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新的会计制度在全国才得以建立起来。

Blatov是Sivers“交换理论”的支持者, 认为复式簿记应该反映资源的交换价值, 并且应建立在资源的流动或流通原则基础上。他从Sivers关于交换价值的三个基本类别 (即物质财产、货币财产和假设财产, 假设财产可理解为需要支付的债务) 出发, 对经济交易 (价值流) 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 并以此作为复式簿记反映的对象, 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Blatov正方形”, 包括以下八种业务类型:物质资产换为货币;把货币换成物质资产;物质资产换为假设资产;把假设资产换为物质资产;把货币换为假设资产;把假设资产换为货币;物质资产互换;假设资产互换。

三、斯大林时期苏联会计研究

斯大林时期, 苏联为了集中进行工业化, 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会计制度是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设计的, 而且对国家管理经济和完成政府职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计划经济下会计人员的职责仅局限于简单的核算活动, 这一时期会计的发展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这种僵化的会计模式逐渐被更灵活的会计方式所取代。

(一)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财务会计研究

“交换理论”仍然是这一时期苏联会计文献的必要成分, 许多学者都认为复式簿记都应完全以Sivers和Blatov的思想为基础, 正如Losinsky所说, 复式簿记仅仅是一个关于交换过程客观运动的外部记录。Blatov的影响不仅限于交换理论, 他也因对交易类型进行分类而为大家所熟悉。Lokshin尝试对这种分类进行扩展, 指出不能对资产负债表提出脱离实际的要求, 认为会计不应该被当做“反光镜”, 而应该被看成是“放大镜”, 因为会计是以效率和经济为基础的。

Nikolaev注意到了折旧和摊销的区别, 认为二者在本质上属于两种完全不可比较的类型。折旧来源于固定资产和价值损耗的物理过程;摊销则是财务资源累积的过程, 依赖于企业财务政策的不同目的。如果不知道固定资产摊销的数额也就无法确定折旧的数额, 原因在于苏联资产预计维修费的资本化原则与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这些费用是作为资本支出还是费用支出完全取决于修理的性质, 而苏联采用的方法是:当需要增加固定资产时, 就将预计资产修理费用资本化。虽然这种做法有别于英美的会计实务, 但在理论上是合理的, 因为使用资产时产生的维修费用是累积的, 这些预计的资本化维修费用就要在资产的有效使用寿命内分期摊销。另外, 在苏联, 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寿命以及折旧率由政府规定, 企业唯一可采用的是直线折旧法。由于政府规定的折旧率比较低, 所提取的折旧费一般也较少, 因此难以真实、准确地反映固定资产的陈旧情况。

Rudanovsky认为会计制度越完善, 就越能对经济活动进行客观的反映, 因此, 他相信一个客观的资产负债表有存在的可能性。然而, 绝对真实和客观可能性之间的矛盾使他得出了以下结论:会计仅能反映企业全部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而且数据仅能对相对价值进行反映;会计理论应该能构建相关模型来对经济活动过程进行最佳反映, 并对登记、系统、协调和估价等模型进行了区分。他还强调了企业许多重要的业务活动, 如提供资金 (为企业经营提供资金) 、分配公积金 (提供财务准备金和进行计价调整) 和预算 (记录预期财富产生的过程) 等。此外他认为企业的所有债务都应在财务报表中得到揭示, 这个建议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赞同。直到今天, Rudanovsky仍被认为是那个特定年代最优秀的学者, 他为会计界贡献了大量实质性和概念性思想 (如:强调“实现”, 使用“资金”而不是“资本”) , 这些思想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仍然在俄罗斯占据支配地位。

Galagan是Rudanovsky的学生, 曾经留学法、德等国, 学术成就影响很大。与Rudanovsky擅长对会计实务进行研究相比, Galagan更喜欢钻研理论, 并倾向于采用归纳法进行会计研究, 尝试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来阐释复式簿记。Galagan的理论侧重于对会计要素的重分类, 对主体、客体和交易这三个基本会计要素进行进一步细分, 他认为会计主体应包括雇员、企业主、经理和外部相关者 (如债务人和债权人) 等, 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客体是指企业种类繁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交易可细分为工业、商业和消费三种经济活动。此外, Galagan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解释会计方法论, 主张把核算活动区分为四种类型:首先是观察 (即确定企业在特定时间的经济状况, 以及其当前的业绩) ;其次是分类 (和在企业中使用的账目一样) ;第三是归纳和演绎;第四是综合和分析。

1929年以后苏联开始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产品的生产与供应均为国营企业控制, 企业的目标是顺利完成国家制定的生产和服务定额。会计管理体制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计划经济的特色, 此时的会计完全被当作保护国家财产和实现各项国家预定计划的工具, 并受到政府部门的严格管制。会计人员被认为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而遭受不公正待遇, 许多著名学者, 如Galagan、Rudanovsky等人被看成“资本主义学者”而受到打击和迫害, 其学术论著也被列入黑名单禁止传播, 当时有许多专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为了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相适应, 形成了一种新的“官方”会计理论, 此时学者把会计研究的焦点由资产负债表让位于会计主体、会计目标和会计分类的讨论。高度垄断的经济制度简化了会计的功能, 会计既不反映经济活动过程, 也不反映企业资产或者负债的价值, 而仅仅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和满足统计部门的信息需要。

(二)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成本会计研究

二十世纪30年代, 苏联会计界就会计制度应该以历史成本或者以标准成本为基础展开了争论。与西方国家相比, 成本会计这一术语在苏联具有不同的内涵, 由于只确认唯一一项标准成本制度, 这使得许多西方学者难以理解苏联成本和价格的概念和内涵, 尤其是十年后这些制度都被政府取消了。当时苏联会计报表并不是用来给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而是提供给政府部门使用来制定国民经济计划, 由政府定价和管理的市场并不能提高企业经营者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动机。另外, 任何与处置固定资产相关的利得和损失也不能反映企业实际的经营业绩, 因为经营者没有动机来对资产的使用负责。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财务会计理论日益远离人们的视野, 在此期间大部分财务会计理论都与所谓的“标准会计”实务有关, 因为标准成本制度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成本系统的重心是标准成本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异。N.G.Chumachenko、E.K.Gilde等人在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 强调了四种可能的选择:成本会计基础的价格计算;价格计算基础的成本会计;价格计算和成本会计具有同样的基础;价格计算和成本会计互相独立。N.G.Chumachenko (1965) 曾经指出, 在会计领域总的趋势是逐渐从控制生产成本向控制成本中心的累积成本转变。E.K.Gilde把精力集中于成本会计并通过将成本分配给制造过程而不是成本中心来进行研究。事实上对每种单独的制造过程都会存在一种模型以便对每种责任中心的成本项目进行控制。这些成本模型使用相对较短的时间来对经济活动进行报告和分析, 对生产经理分配任务和制定决策提供了极大地便利, Ivashkevich (1974) 是应用这些模型进行成本会计和成本分析的主要贡献者。

四、俄罗斯联邦时期会计研究

1989年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开始了全面转向市场经济的激进式改革, 经济体制的改革为其会计规范、会计组织与会计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西方国家的会计教科书 (主要是英文版) 被大量翻译成俄文, 许多俄罗斯学生纷纷到国外留学, 系统接受英美会计专业知识, 各种国际会计会议及研讨会也都对西方会计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俄罗斯开始进行会计制度改革, 会计的国际化进程也明显加快。1992年1月1日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会计科目表, 公布了一套与西方现行财务报表相似的财务报表, 同年10月俄罗斯财政部下属会计方法咨询委员会提出了“会计制度改革计划”, 和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尝试也开始了。在新的环境下, 许多外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俄罗斯会计进行了研究, 其中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 (IMA) 和国际会计发展中心 (CIAD) 处于这项活动的前沿, 研究的领域涉及俄罗斯的会计制度、合资企业会计、对未来会计和审计的评价等。

(一) 俄罗斯联邦时期财务会计与政府会计研究

二十世纪90年代, 西方会计制度在俄罗斯逐渐流行起来, 企业的财务报告相当统一并且由俄罗斯商务部管理。如果一个公司接受政府的财政支持, 则必须按要求提供货币资源利用率的报表,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必须按要求出具财务会计报告。这一时期俄罗斯会计制度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制定和执行本质上全新的会计制度;制定与国际会计准则一致的全新的会计科目表;引进与西方模式相应的会计报表;会计实务集中管理的显著减少;引进独立审计制度;尝试建立独立会计机构;开始与欧盟和国际会计协调化进程;会计教育和职业认证的转化。这一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Sokolov (1985, 1991, 1996) 关于会计理论和历史;Paly、Sokolov (1988) 关于会计理论;Androsov (1995) 关于银行会计;Kovalev (1995, 1998) 关于财务分析和投资;Richard (1995) 关于俄罗斯和罗马尼亚会计科目表;Sheremet、Saifylin (1995) 关于会计分析;Sokolov、Kovalev (1996) 对俄罗斯会计制度进行了辩护;Bakaev (1997) 关于俄罗斯会计法规;Kuter (1997) 关于基本会计理论;Efimova (1998) 关于会计分析;Bourmistrov、Mellemvik (1999) 关于俄罗斯的政府会计改革。

(二) 俄罗斯联邦时期审计研究

Enthoven et al.等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审计活动在苏联时代是不存在的, 因为苏联是一个行政而不是法制主导的社会, 控制和被控制替代了审计和被审计的概念。尽管有中央政府直接组织的审计人员可以检查企业的经营成果, 但其主要职责是通过考察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否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 (比如以一定的成本生产特定数目的产品) 。这类审计人员可能是来自财政部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 由于职责的限制, 这类人员并不要求具备广泛的会计知识。对这类审计人员, 既不要求检查企业财务报告是否遵循了公认会计原则, 也不要求审查企业财务披露的情况是否适当。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 许多大型国际审计公司开始在俄罗斯设立分公司作为落脚点, 它们不仅和俄罗斯政府部门合作, 而且也和世界银行进行合作, 其主要客户涉及在俄罗斯投资的许多国外公司。现代会计术语如假设、概念框架 (CF) 等具有特殊涵义, 因此把这些概念移植到俄罗斯并进行适当修改是非常必要的, Sokolov为此进行了尝试, 并为俄罗斯建立了一系列特殊的假设。1993年《关于俄罗斯联邦审计活动》的暂行规定正式颁布。许多问题如审计活动、年报、执业许可, 以及道德标准、政府和行业监管已经被国内外文献广泛讨论过,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Sokolov (1994) 关于俄罗斯的审计假设;Smirnova et al. (1995) 关于俄罗斯的现代会计教育;Bychkova (1996) , Bychkova、Smirnova (1997) 关于俄罗斯审计的地位和管理;Enthoven et al. (1998) 关于俄罗斯审计的方法面面;Sucher、Bychkova (2001) 关于俄罗斯审计的独立性和职业道德规范。

(三) 俄罗斯联邦时期成本与管理会计研究

1992年以来, 俄罗斯政府大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进行市场化改革, 西方意义上的现代管理会计自此开始在俄罗斯出现, 管理会计课程成为高校的重要科目之一并很受欢迎。在俄罗斯费用核算的职责是进行成本和价格决策以及成本分析, 需要管理者、经理和会计人员的共同参与。直到今天俄罗斯还在尝试通过一种特殊的术语来开发自己的管理会计, 工作秩序成本、过程成本、一般制造业账户、标准成本、转移支付和联合成本, 在俄罗斯分别被称为按订单计算、分阶段计算、正常成本、公司内部支付和复合成本等。Enthoven et al. (1998) 探讨了俄罗斯成本会计的特点, 例如, 企业的会计部门对每个分部的所谓内部成本会计进行核算, 员工的薪酬由利润的多少决定, 虽然某些分部是盈利的, 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是亏损的。成本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Sokolov、Kovalev (1991) 等关于直接成本;Paly (1997) 关于成本会计。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俄罗斯会计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国有经济到私有经济的发展过程, 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政治体制的集权性和文化的两重性等是影响俄罗斯会计演进的重要因素, 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统一会计型模式, 使之成为欧洲大陆会计模式的典型代表。索科洛夫 (1990) 认为, 俄罗斯的会计思想与整个世界的标准水平是相吻合的, 在很多领域还占有领先地位。俄罗斯二十世纪涌现了为数众多的会计学家和观点迥异的会计理论流派, 这不仅对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和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对世界会计理论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穿越之旅：现代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 第2篇

摘要：在当前的新课改中，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整合已经成为最主要的议题。现代

信息技术有着巨大的信息存储能力，并且集文字、图像、图形、音频等为一体，而历史包罗万象，源远流长，资料丰盈。如何将二者整合，备受关注。

关键词：创新现代信息技术历史教学整合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的动力。进入21世纪，国际竞争实质上就是科技的竞争，而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为了在国际竞争当中抢占先机，就必须注重培养优秀的科技人才。那么，在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就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教师和学生都要切实转变观念，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促进教学相长。基于此，现代信息技术和教学的整合就势在必行。

了解什么是整合，即整合的定义，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克抗所提出的观点是：“所谓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从而使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真正落到实处。”此定义强调了整合的方式、过程和目的。

随着课程教改的深入，关于整合的内涵，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通过一些理论知识的学习，我明确了在课程中的整合，不应单纯指的是技术，手段，同时也包括各种资源、理念的综合，它是一个目标性过程。整合的目的是为了转变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其过程中要体现学生主体地位，实现学生“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其实质是一种新型教学模式的建立。

而所谓现代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整合，就是指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把过去抽象的历史事实，通过多种形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历史信息，运用多种感官来感知历史进程，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学习历史、反思历史、运用历史的能力。

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与历史学科的整合，是实现让一个学生从感知历史到积累历史，到理解历史，发展历史思维的过程。这一过程目标的实现，使传统教学模式发生改变。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由于缺乏直观、生动、真实的历史资料辅助，主要以教师课堂讲述为主。学生很难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这样造成不易感知历史，从而很难进一步理解历史。因此在历史学习上，死记硬背成为很多学生的主要学习方法。而信息技术与历史课程的整合，使得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

术（不管是多媒体还是计算机网络）成为了师生教与学的工具。它们不仅仅辅助教师教课，更主要的是它们逐渐成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与协作交流工具。我们借助这一工具，最终能实现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有效转变，从而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如探究性的模式、专题研究性的模式、创新思维性的模式等等。

从现在的中学课题研究中不难看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而如何在历史课堂中体现、实施整合呢？以下结合近几年的教学经验，谈谈本人对“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整合”的看法。

从学习现代教育技术和现代教育理论入手，紧密联系教学实际，通过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研究，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习惯为目标，必须做到四个转变。

一． 教师角色的转变

通过信息技术的使用，使教师从知识的讲授者转变为学生的指导者，学习活动的导演者。创设有利于学生民主参与课堂的和谐氛围，为培养学生的历史的创新思维习惯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每一个教师都应尽量唤起学生对自己所教学科的情感，使他们入迷地酷爱这门学科，学生把你所教的学科看作最感兴趣的学科，他们就象向往幸福一样幻想着在你所教的这门学科领域里有所创造”。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由教师把知识简单地传递给学生，而是学生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学习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知识的意义。教师作为学生建构知识的支持者、辅导者、合作者，有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使命。

历史《标准》要求结合“历史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使其拥有丰富的课程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文字资料、影视资料、历史文物、历史遗址遗迹等，可通过文化机构、传播媒体、学校、社区、参观访问和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得。”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多媒体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为学习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电子化学习资源。学生只要掌握了一定的网络操作技能和资料检索能力，就可以通过各种网上搜索引擎，方便快捷地获得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在教学中历史教师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以学生为中心，可以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式探索，完成对新知识的意义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得到教师的帮助与支持，而且学生之间也可以相互协作和支持。

二． 学生角色的转变

英国诗人雪莱曾这样写道：“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而新编的高中历史教材就增加了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课题，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了解历史，感知历史，还要研究历史，以史为鉴。但是学生受地域条件、经济条件、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对于一些需要亲身实践的研究过程无法实施，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文化古迹很少的地区更是如此。而我们通过互联网络，不仅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更可以加强与其它地区师生们之间的研究交流。

通过信息技术的使用，利用信息技术的特殊功能，刺激学生的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使学生从被动听讲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学习的参与者，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从而激活情感，激发学习兴趣，形成学习动力，树立创新思维意识，提高学习效率。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更为强烈。”历史课堂中的现代建构意义下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就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辅以计算机的帮助，自主参与，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探索性的一种教学活动。教学中教师要营造和谐、开放的氛围，有意识地帮助学生与网络建立联系，指导学习、参与讨论，实现由维持性学习向探究式学习转轨，这种学习意味着学生在学习中有更多的自由和主动。

我们在震惊之余，更真切地感受到学科整合的魅力，让一个孩子在信息化的讲台上有了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体验成功的喜悦和创造性学习的乐趣，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活学生思考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随着历史学科新课改的进一步深化，历史学科信息化平台的创设，使学生带着任务和问题，自主地进行学习，通过自己的思考及在网上寻找信息，寻求答案，建构起自己的知识经验，变过去那种被动的接受知识为主动的探寻未知，有利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和信息素质的养成。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生知道怎样、从哪里获得感兴趣的知识，通过网络迅速实现知识的拓展、选择、归纳、凝炼，使学生对知识掌握得更加透彻、形象，有助于解决课堂教学不足的后顾之忧和某些教材知识的遗漏，实施个性化的教育。

三． 媒体作用的转变

把媒体从原来作为的演示工具，转变为学生的认知工具。利用信息技术的形、声、光、文本等多种信息来表现知识内容，让学生感受领悟历史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形成图文并茂，声情同步，动静结合，丰富多彩的教学场景，可以刺激学生多种感官，达到眼、耳、脑、口、手多种感官并用。从而克服思维定势，创设发散思维，求异思维的情景。

历史博大精深，史料浩如烟海。而教材所引用的材料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如何让学生感知一个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呢？单凭教师所掌握的那点有限史料，根本无法满足对历史学科有兴趣的学生的强烈的求知欲望，也无法很好地实施教学。那么充分利用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就可以改变这一状况。

首先，利用网上资源教师可以大大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还可以学到很多历史教学的方法，下载很多教学用的图片和课件。网上的资源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可以说极为丰富。

其次，众多的网站为教师提供了个人业务进修的空间，也为学生课余了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学生可以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学习，以补充课堂学习的不足。

四． 教学过程的转变

把教学过程从传统的口授式逻辑分析过程，转变为学生通过口授和信息技术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建构过程来获取知识。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突破时空界限，大大拓展思维空间，达到培养创新思维习惯的目的。

简单的说，历史就是过去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不可能再现、重演。那么，我们学习它、研究它只能通过历史遗迹、遗物、各种文物、文字及音像资料，而传统历史教学往往忽视这一方面的展现，把生动有趣的历史变成干巴巴的讲述，使学生误以为学习历史就是死记硬背，逐渐失去了对历史的学习兴趣。而运用多媒体信息手段，可以改变这一状况，实施再现式教学。

多媒体教学能够创设多种形式，实现更为逼真的问题情景，让学生在其中认知历史，感悟历史，成为直接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学生既可以带着问题去看精心剪辑过的录像、图片进行思考，也可以通过录像、图片引出问题进行思考，达到知识迁移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目的。同时多媒体还具有快捷、方便的特点，选用典型的史料，当堂突破教材的重点、难点。再者采用多媒体教学可以节省大量板书时间，同时容纳大量史料，做到知识重点清晰，从而扩大了课堂的信息容量，提高了课堂学习效率。这些都是传统历史教学所不能比拟的。而现在各个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历史记录片、历史题材的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我们教师只要认真地加以收集、整理，恰当地运用，就可以变枯燥的历史“一言堂”为生动的历史“大观园”。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是历史教学不可缺少的工作伙伴。它使得历史教师在深刻领会教材的基础上，可以超越教材，实现教学的激情。它给学生展示了知识的广阔空间，教会学生在现代信息爆炸的社会如何进行学习，实现学习的个性化。它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以大量的图文、声音、影像生动地再现了过去的历史，利用学生认识过程“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的特点，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使抽象的道德认知生动地、主动地走进学生心灵，传承民族之魂。

但是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还看到由于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学科，教师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水平往往影响学科整合的成效。这就要求历史教师要确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知识广度和理论素养。另外现有初中学校的计算机室还没有配备多媒体设备，这也局限了学科间整合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相信，随着新课改的理念逐步进入我们的课堂中，溶入到我们的教学思想中，落实到我们的教学行为中，这些软硬件达到了，我们会看到在新课改的学科整合领域又会焕发出奇光异彩，显示出更鲜亮的活力和生命力。

我们在教学中一再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突出，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个人。培养什么？正如我们素质教育目标明确指出的，我们必须贯彻“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把信息技

术与课程整合看成是培养21世纪人才的根本措施和重要途径。可见，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落实大批创新人才的培养。所以站在21世纪的高度，我们在整合中要提升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

如今，历史教学越来越注重学生历史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教师利用计算机以及网络的信息功能，培养学生自主选择各渠道的学习研究资源。通过打破了时空限制的学习，学生的学习增加了主动性。

在平时较常规的教学中，要做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更多的是一种教学理念的贯彻。在课上更多体现在师生交流和互动上。例如，教师结合多媒体的演示文稿，以生动的文字、图片及音像资料，鼓励学生大胆猜测、大胆质疑、大胆假设、大胆合理的想象等，这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维。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历史课堂上，学生们的思维特别活跃，他们往往能提出很多老师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仅仅是学习的开始，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教学效果，也正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开始。

总之，在教学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再局限于表面的技术层面，它已经把培养创新人才真正地、逐步地落到了实处。我们历史学科在如此大潮流的趋势下，更应该结合自身不可再现的、综合性的特点，利用各种资源、技术，贯彻各种新理念，来整合“历史”教育，来优化历史课堂，使历史学科教育真正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学科和渠道。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2.“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教学整合” 《中国教育报》

3.《信息技术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研究》

古老与现代不可碰撞 第3篇

西安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在那里最早建立起了代表华夏文化的中心，有总面积达108平方公里的周秦汉唐四大遗址。当然，最负盛名的秦始皇兵马俑更是西安的名片。而西安在中国也是古城遗址保留最完好的城市。这些不可复制的宝贵的文化资源为设计古城西安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厚重的基础。对于今天的西安，尤其是商业化、市场化、现代化风靡的社会意识环境下，保护和利用好先祖留给我们后人的有形的文化财富是紧迫的、无法回避的事实。当盲目豪迈而疯狂的时代为毁掉北京古城喝彩时，西安古城却躲过了那一劫，现在想起来也不禁使人渗出冷汗来。因而，今天的西安人有理由为他们手中握着祖先赠遗的重器而自豪。老祖宗不是没有给我们北京人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但都人为地毁掉了，1969年拆掉东直门的那一幕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映出来敲击有些麻木的心室。时过那么多年，在西安发现完整的古城墙圈和依然伟岸的楼宇，陡然的情感拥吻从遥远湮灭的历史时光中扑面而来，使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但这确实是事实，好像回到了古老北京的家园那样。或许旧居古城的西安人不曾有那样的感觉，因为，他们没有失掉历史家园的痛苦，也许他们为尽早地改善生活和居住方式还在诅咒祖先的旧物。生活在古城墙外面新区的人们也许更乐意接受给他们带来方便、舒适的现代城而对古城不屑。然而，西安能够知名于世不是他摘到了现代化的羽翎，是厚重的历史和能够有幸触摸历史的祖器。如果说，现在还让我们相信风水的话，那就是西安古城及其周边的文化资源。华夏子孙蜂拥到那里寻根，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那里领略异彩纷呈古老文明，靠的就是祖先的馈赠，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西安人又有理由自豪。这个决定城市存在价值的基础资源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因为，有历史才有西安，因为，尊重历史才有未来。

保护古城要完整

固然，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城市的发展记录了不同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审美取向，然而，城市的发展决不能像割韭菜那样，一个时代的风吹来了，就一古脑将过去的城市删掉。但是，我们眼前所上演的就是在用割韭菜的方式对待古城市遗产。西安虽然由于历史的厚重，古城保护在人们眼前的位置显赫躲过了古城市面貌随时代集体“屠戮”的厄运，然而，在实用价值成为独裁价值的条件下有被空壳化的危险。能够证实古城完好的只是一个老墙圈，里面和外面包裹着的现代建筑及设施，不论从文化上、文物上、审美上都显得相当呆板，这种城市存在的状态更像是一种玩味，轻视几千年积存的文明价值是在人们的头脑里出现实用主义或敌视意识的思维理念下进行的。如果说，建国初期还能够保留古城西安的整体面貌，那是得益于生产力顺延于旧时代的惯性，当然，一座城市的变化主要体现时代留下的痕迹。不论怎样古城西安尚在解放后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当然指的是不但是古都的城墙和门楼，更重要的是里面的街道和建筑。虽然城市的历史几经变换，但，建筑的文化内涵却一脉相承地融为一体，在西安不管是秦汉还是唐代，乃至明清、民国时期建筑风格以文化特有方式汇入历史，这种继承绝无门槛效应，城市的特点放射出历史河流的通畅。建筑元素的继承与变更同样反映了历史的嫡传关系。然而，遭遇文革有意识破旧立新式的破坏一下子掏空了西安老城丰腴的文化内容，从更改街名到捣毁文物，使古城的建筑破败地孑然于凄风苦雨中。后来由于诸多构成古城街巷的凉亭庙舍形秽枯槁也就不被人所关爱。随着城市改造运动渐起，二十几年来，或局部改建或大规模动迁，古城里面的内容就在物质上被掏空了。现在当我们探访西安的时候，我们只能从城墙的四缘和那座著名的钟楼及散布在城中的文物遗址来断想这里曾经的丰厚内涵。在钟楼和城墙四缘划定的空间内的现代建筑、生活设施所表现文化状态显然使钟鼓楼和古城墙所阐述的预期内容淡化。在古城保护上，人们的观念和认识显然还没有统一起来，不管怎样，城市是一个整体。整体的核心是由内到外的统一的形象。

充实龙头

毫无疑问西安的历史地位奠定了他的古文明城市特性，然而，只有确实做足古都的文化主体，才能名副其实地站在世人的面前。因为，西安不是一座孤城，他周边的古迹不胜枚举，他表征那个地域的文化资源。除了古城墙围出的长安还有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墓兵马俑坑，汉代长安、隋唐长安、大明宫、华清池、阿房宫遗址等丰富的文物资源，如果指正古代西安的文明中心发展脉络更有蓝田人遗址和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等一批从荒野文明到城郭文明的历史排列。固然有些遗址也许是徒有虚名，但这种资源也可以成为实际的文化内容，在西部这样庞大的文物资源中，西安的老城郭有理由恢复他独有的建筑文化特点，使西安市以文化重镇的身份而自豪。事实上，开发区的模式已经避开了使用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冲突，不知道旧城改造是否还在拷贝千篇一律的建筑模式。但愿能够在城市的改造中实实在在的吸收古城的建筑元素。当这个文化龙头避开了现代建筑的争夺，更能绽放出夺目的古都色彩。

西安建设要折中

穿越古老与现代 第4篇

《西潮》是抗日战争时期蒋梦麟在西南躲警报时, 在黑暗的防空洞里用英文撰写的, 他说这部书“有点像自传, 有点像回忆录, 有点像近代史”, 该书在台湾出版后, 受到青年读者的极大欢迎;这对蒋梦麟鼓舞很大, 因此他决定撰写与《西潮》衔接的《新潮》, 可惜的是作品还未全部完成, 他就去世了。《西潮与新潮》一书收录了两部书的原稿, 作者以极其平实的笔触记录了成长中的所闻、所见、所感、所悟, 见证了西潮冲击下一代知识分子思想与实践的轨迹。

一、解答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5卷中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这个著名的问题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而蒋梦麟恐怕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之一。

蒋梦麟的求学经历镌刻着时代的斑驳烙印, 两个时代和两个世界在这里交汇。童年的蒋梦麟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儿童一样, 枯燥乏味的诵读日复一日。青年时代他参加过科举, 也曾在新式学堂就读。之后远渡重洋, 在美国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教育达9年之久。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的经历让蒋梦麟在中西文化差异方面有了直接的发言权。

蒋梦麟看到了近代中国科学的落后, 产生了“中国为何未能发展出纯粹科学”的疑问。蒋梦麟认为, 所谓纯粹科学是以探寻真理本身为目的的科学, 不带有其他功利的目的, 西方在生活、军事等方面的领先正是从纯粹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中国人更关注科学的实用意义和道德意义, 思想和实践始终囿于实用和道德的范围之内。

在中国人的眼里, 自然科学的价值只是因为他们能够产生实际的用途, 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在《西潮与新潮》中, 蒋梦麟举了一个很贴切的例子:“如果有人拿新奇的东西给美国人看, 他们多半会说:‘这很有趣呀!’碰到同样情形时, 中国人的反应却多半是‘这有什么用处?’”可见, 我们中国人对一种东西的用途, 比对这种东西本身更感兴趣, 关注实用的习惯使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

除了重实际之外, 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我们之所以对外部世界的规律产生兴趣, 是因为它们有时可以作为行为的准则。《大学》中曾提出了求知的一般步骤, 是从格物、致知开始的, 但是根本的目的却不是“物”和“知”, 而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体系。因此我们关注的科学往往是更具有道德意义的, 是能够用来解决人际之间关系问题的, 而并不关心科学规律本身。苹果落地, 牛顿可以想到万有引力定律, 而中国人却能找出道德意义。“一件东西成熟了就自然掉下来, 意味着你如果好好地做一件事情, 自然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如果你家花园的苹果不是往地下落, 而是往天上飞, 那倒可能使中国人惴惴不安, 认为老百姓即将遭逢劫难。”蒋梦麟就是用这样平实而生动的语言诠释着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根基, 读者不免为他的犀利与精辟折服, 罗家伦先生曾以王安石的两句诗来评价蒋梦麟的自传:“看似平常最奇绝, 成如容易却艰难。”

蒋梦麟从美国学成归国后, 一直未曾离开教育界, 因此他有机会将自己的文化和教育理念付诸于实际。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校长, 蒋梦麟试图将中国的教育和先进的文化融合, 在抗战胜利前的二十多年中, 他一边反思, 一边孜孜不倦地为中国教育寻求振兴之道, 反思和重建科学教育的努力为世人所称道。

二、科学教育的反思与改革

蒋梦麟是教育学博士, 是研究教育学的专家, 他反复强调科学和科学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致力于改造中国人仅对科学的用途感兴趣的心理状态。他指出科学的重要实用价值:“没有科学, 生活是不会丰富的。科学能驾驭自然力, 供给人生的需要。”然而, 蒋梦麟又引用杜威的话警告大家:“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 就反为不切实用。”显然, 他希望人们用科学装点生活, 但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仅靠追求实用是无法实现的, 这样获得的只能是最表面的认识, 科学教育必须经历一个从运用科学进而研究纯粹科学, 再到接触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过程。在蒋梦麟的著作中, 从来都充满着冷静的思索。不守旧, 不唯新;不激进, 不绝望, 这种态度在那个时代显得很是另类, 然而正是这种寻觅中庸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谦逊使他能更透彻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教育与文化。

他在论述中国科学发展和科学教育的另一大阻碍——过于强烈的道德观念时亦是如此。蒋梦麟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 (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 分析研究孔孟以来中国教育方面的思想和制度, 他对中国传统道德持批判与继承兼有的态度, 虽鼓吹西化, 却并非全盘西化。一方面, 他指出中国现代的科学教育应穿越道德宇宙的藩篱, 去探求世界的自然法则而不是伦理法则, 为知识而求知识;另一方面, 他也认可中国道德体系在中国文化传承上的积极作用。在《西潮与新潮》中, 他指出:“中国的道德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 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 一般文学, 雕刻, 音乐, 家庭, 戏剧, 神佛, 庙宇, 甚至玩具, 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 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 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可见, 在伦理道德方面蒋梦麟持有谨慎的态度, 他虽不认同中国教育中过多的道德成分, 却并不主张彻底的颠覆, 而是主张发掘传统道德在科学内容和科学态度方面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与西方走一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期间, 开始将科学教育的思想转化为实践改革。他多次强调要培养学生对自然的兴趣, 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他告诫青年:“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 需要对超越人事之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 并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只有这样, 才能把握科学本质, 养成科学精神, 成为具有独立清晰思考能力的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蒋梦麟在北大的工作重点也是加强自然学科建设。他于1931年聘请李四光出任北大地质系主任, 先后建立了多所实验室和研究室。此外, 蒋梦麟运用现代的图书馆理念, 将原来的图书部扩建为美国式的图书馆, 从筹款、设计、建造到人事, 无不亲自负责。蒋梦麟的理想是, 北大不仅要研究西洋已发现的科学, 还要开展自己的研究, 走在全国乃至世界科学界的前列。这位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为北大日后的学术积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此外, 蒋梦麟也在为中国现代科学教育寻找道德体系上的支撑和调和点。他认可孟子的性善论, 他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教育中, “善”逐渐演变成了受古代传统所规范的某些道德教条, 发展本性在事实上只是遵守传统教条。而真正符合现代科学理念的教育目标应该是“养成健全之个人”, 也就是充分发展儿童的个性和兴趣的教育, 这是对性善论的现代诠释。他主张将中国儿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 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 发展儿童的个性。这些要求正是蒋梦麟担任《新教育》主编时该杂志的指导思想原则。蒋梦麟主持北大的时候, 也格外重视学生个性的培养。他鼓励学生自治团体的充分发展, 给学生张扬个性和表达自由思想的平台;改革北大课程设置, 实行选科制, 让学生根据兴趣选择课程;此外, 他还力邀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来北大讲学, 激发学生对现代科学的兴趣。蒋梦麟培养学生个性、兴趣的思想和改革实践在北大历史上, 甚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蒋梦麟在《新潮》的引言中称:“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掩卷沉思, 蒋梦麟先生究竟和我们分享了什么经验?

他从中西文化差异入手, 记述中国社会的变迁, 反思中国科学文化的缺陷, 探求中国教育的振兴之道。文化只是一个载体, 国家教育的强盛才是目的。“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蒋梦麟为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做了他所处时代的解答, 但却并不过时, 70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在热议如何走上强国之路。他期盼着中国的科学和科学教育能够冲破实用和道德的藩篱, 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 培养出尖端的科学技术人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蒋梦麟先生不仅把这种理想和期望当成一生荣枯的重要因素, 还脚踏实地地躬身践行着一个教育家的强国之梦,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书写出波澜壮阔的篇章。

文中所引除标明的以外, 均出自蒋梦麟著《西潮与新潮》一书, 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