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与启示范文（精选12篇）
构建与启示 第1篇
1 国外的语言教学研究
1.1 任务型语言教学法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在语言课堂教学中, 任务型语言教学是西方交际式课堂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模式。在我们生活中, 任务是指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 一般有明确目的和结果, 比如盖房子或写报告。对于语言教学而言, 任务通常就是指语言的交流与应用, 把这种交际性任务解释为:任何需要学生参与的课堂教学活动, 这些活动需要学生理解、操纵第二语言并用第二语言进行表达或交流。学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要表达的意思而不是语言形式。从最低的限度来讲, 一项任务包括一些语言材料和相关的一个或一些活动以及处理程序。语言材料是指学生要做的东西:它可能是语言性的 (例如收音机广播) 、非语言性的 (例如一组照片) 或者是混合型的 (例如路线图) 。另外, 无论是明白地说出的或隐含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隐含的) , 任务还包括目的/目标、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还有场景。
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优点是提高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综合的语言交流能力。例如, 运用第二语言问路、订票, 学生为达到任务所设定的目标积极地主动地运用了所学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为完成任务, 学生既锻炼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同时当交流中产生误解或出现争议, 他们还可以运用策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任务型语言教学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自然地使用第二语言, 促进学生间的语言交流。学生通过运用第二语言交流思想、切磋含义, 这种互相支持解决问题的过程能使他们在语言学习中更加独立。任务型语言教学法是交际式教学大的框架的重要的一部分, 是促进交际式教学的有效手段。在具体的语言教学中, 任务型语言教学要求教师要清楚语言交流的最终教学目标, 并能够把总的目标划分成可实施的小目标, 然后联系到具体的任务, 选择材料、设计任务、监测实施效果和学生的进步, 并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学生的需求不断地调整教学过程。
1.2 交际式教学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 社会语言学家Hymes提出了语言交流能力, 他认为习得一门语言, 不仅仅指的是单纯地获得这种语言的语法、句法知识, 更重要的是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怎么使用这种语言。也就是说, 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正确地运用这门语言在实际的社会语境中, 符合其语言和文化规范。基于他的思想, 西方的语言教学研究指出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学生逐步获得语言交流能力并把这种能力付诸实践。从20世纪80年代起, 西方社会兴起了交际式教学法的热潮。交际式教学强调语言交流既是语言学习的手段也是学习语言的最终目标, 其核心是学生通过自然地使用第二语言在真实的语境中获得综合性的应用语言的技能。应用语言学家Canale&Swain (1980) 把这种语言交流能力分成四个层面:纯语言语法的能力, 例如理解并掌握第二语言的语法、词汇、语义、语音的能力;社会语言学的能力, 这包括了解语言的社会功能并能适当地使用语言来实现所需的社会功用的能力, 例如讲话人能够针对不同的说话场景、主题及说话对象运用不同的适当的语言;语言结构组织能力, 这种能力主要是指能够运用正确的连接词叙述出意义连贯的语篇的能力;运用策略能力, 这指的是为达到特定的语言效果能够合理控制语言的交流过程和方式并能在语言交流产生障碍或出现问题时消除障碍的能力。
与交际式教学法相比, 传统的语法教学模式是以课本为核心, 老师主导课堂教学。教学内容主要是以吸收知识为主, 老师讲解语法规则, 翻译、讲解课文, 学生背翻译成母语的第二语言词汇, 记忆语法知识、做语法练习。传统的语法教学的缺点是学生很少有机会进行语言输出的练习, 例如口语对话或写作, 因此学到的第二语言知识很难运用到实际的交流中。
交际式教学主要强调运用语言实现交流的功能。针对课堂教学, Nunan (1991∶279) 对交际式教学法列出了五个最基本的特征:
●强调学会用第二语言进行交互性交流;
●学习中用未经改编的真正的第二语言材料;
●鼓励学生不仅注意语言本身而且重视语言交互和应用的过程;
●把学生的个人学习语言经验带入课堂学习;
●试图把课堂语言教学与课外实践相联系。
这些特征具体表现在教师要运用第二语言进行真实性的交互性活动, 模拟第二语言生活实际, 进行小组会话、角色扮演或场景练习。学生通过这些活动自然地使用语言, 获得有意义的语言输入以便刺激语言习得的发生。
最新的国外语言教学研究 (e.g.Klapper 2006) 认为教师为了使学生获得语言的交流能力, 可以按照自己的语言环境和学生的特点, 综合各种不同的手段和教学模式, 例如教师在课堂中可以适当地运用传统的语法教学, 做语法分析, 听说练习等。既要符合语言的流利性, 也不能忽视语言的准确性。
1.3 国外语言测试体系 (Language Testing)
在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 语言考试的目的已逐步从传统的教学内容测试转变为语言实际交流能力的测试。教学内容测试主要是考察上课所学内容, 评估学生所学到的知识是否达到教学设定的目标, 测试的结果是对过去行为的评估。能力测试是与语言在未来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息息相关, 它主要是把学生在未来生活中会遇到的有关语言应用的场景带到考试中来, 然后推论学生是否能胜任将来生活实际对语言的要求。对于综合性的语言交流能力的测试, 西方语言学家对其进行了抽象和模型化。语言交流应用能力主要反映在语言语法与知识能力, 社会性的语言应用能力, 交流策略和具体环境下的语言逻辑组织能力 (Mc Namara 2000∶18) 。当为某一具体应用领域设计测试构架与规范时, 这些能力需要具体化并连接到实际应用的要求。测试的内容与方法、评估级别的描述和评估过程都要反映出运用这些综合性能力的程度。
2 国外语言教学研究对中国语言教学的启示
2.1 教师教学中角色的转变
在具体的语言教学中, 教师要清楚学生未来语言的应用领域、交流对象与任务、文化及行为方式特点。课程计划的设计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逐步细化成清晰明确及可实施的计划。不同的方案可应用于不同的教学环境中。课程的设计不应局限于学校范围内。教师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下载好的英语教学材料, 课堂教学应增加与现实世界接轨的任务型教学模式或场景练习。在设计语言任务时, 教师应充分考虑任务的类型, 涉及的行为、主题、种类和交互行为的特点, 强调交流策略和文化因素, 教师可以收集第二语言教学活动的材料, 一般是未经改编的文章或书目, 并根据第二语言的材料特征按主题分类编成材料库, 例如娱乐、家庭等。然后, 根据这些材料编制教学活动/语言应用任务。或者教师也可以根据教学材料建立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动。
随着语言教学环境逐步发生改变, 教师要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和教学的设计者和指导者, 而且是课堂活动的协调者和参与者。同时, 教师带动学生主动参与和管理自己的学习, 引导鼓励学生转变其角色, 成为主动的语言交流者, 而不是被动的知识吸收者。在实施任务型教学时, 教师一定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提高学生间的合作与交流。
在学生的考试中增加口试和不同等级的笔试, 这是对语言交流能力的测试, 必然给语言教学带来好的冲刷作用。评估级别的标准的制定可参考国外语言测试体系对交流行为的等级描述。口试和笔试的内容也应和现实世界中语言应用相联系, 测试中运用并参照衡量标准 (如流利程度、词汇运用和连贯性等) 。
教育管理部门要重视从语言知识到语言应用的转变, 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 并组织教师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教学大纲。
2.2 建立科学有效的语言实际交流能力测试体系
在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 语言考试的目的已逐步从传统的教学内容测试 (achievement tests) 转变为语言实际交流能力的测试 (communicative tests) (e.g.Weir 1990;1993;2005;Mc Namara 2000) 。因此中国语言教学内容测试也应发生改变, 不应主要是考察上课所学内容, 评估学生所学到的知识是否达到教学设定的目标, 测试的结果是对过去行为的评估。能力测试是与语言在未来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息息相关, 它主要是把学生在未来生活中会遇到的有关语言应用的场景带到考试中来, 然后推论学生是否能胜任将来生活实际对语言的要求。例如, 中国毕业的大学生想去西方的一个英语国家读研究生, 他们的英语必须经过测试, 以便使他们能顺利通过学业。因为学生主要在校园生活, 上课课堂讨论和写论文是核心, 所以考查点应涉猎这些内容, 口语考试更不能缺少。雅思考试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能力测试。能力测试是对语言应用的考核, 而不是测试单纯的语法知识, 它是语言学习在语言应用中的教学思想的一种延续。
为了通过考试, 中国学生常常在考试之前, 做模拟试题或根据考试内容集中训练。这种考试后临时的抽象的语言知识很快就会忘记, 并很难应用到实际的语言交流中, 大大减弱了测试的有效性。更为严重的是, 它能够扭曲学生的学习目的, 使通过考试成为学生的唯一学习目标。在中国从了解知识到应用知识尚需很大的实践努力, 为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 在语言教学中应用知识这一环节往往被忽略。西方的语言学家 (e.g.Andrews 1994;Cheng 2005) 指出语言测试的目的应该起到良性的冲刷作用。因此中国语言考试的内容应注重语言在实际中的应用, 促进学生重视和运用语言交流的能力, 弥补成绩测试 (强调内容和知识) 的不足。能力测试强调应用语言知识的综合能力, 并直接连接到实际的具体应用环境中, 测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能有效推论出未来在实际领域中语言应用水平, 并且这种能力通常具有持久性和连续性, 大大提升了测试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因此, 能力测试强调被测者所拥有的真实能力。这种能力需要长期的学习, 提高和积累。学生在学习中要经常地不断地做自我测试和自我总结以便使语言测试的方式更加针对化, 连续化和频繁化, 并且引入了自我的主动计划与参与。这种良性的测试与学习的循环正是能力测试所带来的正面效果。
摘要：国外语言教学与研究表明语言教学和测试应从传统的吸收知识和测试知识模式转变到运用语言交流和测试交流能力的模式;课堂教学也应从教师主导教学转变成自主学习模式。本文简要地介绍了国外语言学习、教学、评估通用架构并对其结合到中国的语言教学中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语言教学,语言能力,语言应用
参考文献
[1]Bachman, L.Foundation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Canale, M., Swain, M.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J].Applied Linguistics, 1980 (1) .
[3]Nunan, D.Designing Tasks for the Communicative Classroo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构建与启示 第2篇
4、公共交通融入既有城市形态：苏黎世尽管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城市因为大规模建设大容量公交系统和公交引导城市发展（TOD）模式而受益，但这并不是构建公交都市的唯一途径，公共交通系统同样可以融入并维持城市既有的形态和肌理中，提供高品质的服务。瑞士苏黎世为在既有城市形态上构建公交都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案例。由于没有受到历史战乱的影响，苏黎世保持了典型的中世纪城市风格，城市保持着适宜步行的空间尺度，城区总体规模较小、用地紧凑、街道密集狭窄。随着二战以后小汽车的迅猛增长，私人小汽车交通和路边停车大量挤占公共交通路权，苏黎世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不断恶化。为应对这一趋势，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苏黎世两次发起全体市民投票，计划建设地铁系统来解决交通问题。但广大市民认为发展地铁会拉大城市架构，同时地面公共交通移至地下，将道路空间让给小汽车交通，会破坏既有的城市形态和公共空间环境，这两次关于建设地铁的提案均被否决。取而代之的是在1973年通过了一项长期促进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方案，要求城市公共投资基金划拨2亿瑞士法郎，在今后10年中，每年投入1500至2500万瑞士法郎，通过工程和管理措施，全面保障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优先路权，尽可能消除社会车辆通行对公共交通运营的干扰，强化现有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主导的城市形态。此后几年，苏黎世议会出台并实施具体措施，通过建设封闭式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专用道、升级有轨电车、交叉口公交优先信号控制及公交智能调度管理等手段，全面提升公交服务水平（图5）。在苏黎世城区，开辟了大量的公交专用道、自行车专用车道和更多的人行横道，部分区域禁止小汽车通行，更多的道路则禁止路边停车并实施禁左等交通管制。在中心城区，主要交叉口均设置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优先通行信号灯，路边停靠站采用特殊标识，要求小汽车不得干扰公交车停靠。以火车站大街（Bahnhofstrasse）为例（图6），这条街道从市中心火车站延伸至苏黎世湖，汇集了全球最顶级的商业零售店，也是全球地产价值最高的街道之一，地面公交枢纽站就设置在火车站前广场上，公共交通是乘坐火车最方便的换乘模式，这条街道不到30m宽，中央设置了两条有轨电车专用道，两侧分别是近10m的人行道及一列行道树，街道沿线几处广场既是重要的公共聚会空间，也是地面公交枢纽站。图5苏黎世对小汽车通行的限制：三车道的道路仅留有一条车道供小汽车通行，当有轨电车通行时，小汽车必须停车等待后才能变换车道图6苏黎世火车站大街（Bahnhofstrasse）对于私人社会交通，除了在通行和停车方面的限制外，苏黎世城区的路网容量一直维持在固定水平，没有通过新建和改建道路予以扩容，20世纪80年代，市民还通过投票否决了一项下穿城区的快速路建设方案，道路改造主要是对既有路权进行优化重分配。苏黎世对路权的分配原则是根据公共交通与机动车出行比例来分配，目前苏黎世公共交通与机动车出行分别为50%，因此路权分配也是公共交通有轨电车专用道和公交专用道占路权的50%。苏黎世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公共交通服务密度高于大多数欧洲城市，全市近50％的通勤出行依靠公共交通，在苏黎世中心市区，有76％的通勤出行依靠公共交通完成。此外，苏黎世还享有完善、舒适、安全的自行车及步行网络，以及相对较低的小汽车保有水平。苏黎世的经验对发展公交都市的启迪在于：（1）在不依靠“大拆大建”的前提下同样能够打造一座世界级的公交都市，其核心在于政府对发展公共交通的承诺力度，公共交通分配到城区一半以上的机动车路权资源，并在交叉口享有优先通行权，这与公共交通为主的出行结构相匹配；（2）苏黎世作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苏黎世发展公共交通的经验展示了如何仅仅利用地面公共交通系统打造功能齐备、覆盖面广、投资省、运营成本低、环保和高品质的公共交通体系；（3）苏黎世的公共交通体系的人性化也是有目共睹，欧洲乃至世界上最豪华的商业街是公交步行街，从住宅地或是办公场所往往仅跨越一条机动车车道就能够便捷地到达公共交通的车站，公共优先措施在城市分布面之广是举世无双的。
5、两年半时间建成的公交都市：常州发展公共交通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只有长期坚持将公共交通发展置于城市交通体系建设的优先地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支持公交事业发展，才可能构建世界一流的公交都市。但建立公交都市并不一定会耗费数十年的时间和城市财力。常州市的发展经验证明，将政策、资金、路权等公交优先落到实处，根据城市发展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公交发展战略和措施，就可以在几年间打造出高品质的公共交通体系。2005年前后，随着小汽车的快速增长，和国内其它大城市一样，常州也进入了交通拥堵时期，通过密集的调研，常州市决策部门认为，依靠建设道路只能加剧交通拥堵，而轨道交通投资大、实施周期长，一味追求轨道交通会错失改善交通环境的时机，让城市陷入无法挽回的全面拥堵，因此决定通过全面的“公交革命”来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2007年初，常州市围绕“惠民、便捷、舒适、准点”的公交优先发展总目标，提出“降低票价，优惠市民；增加车辆，提高档次；科学规划，优化线网；专道提速，确保准点；市区城乡，公交一体；创新管理，优化服务”的六项“公交革命”实施方案，市财政对于公共交通的投入资金从每年1亿元增至7.5亿元，各部门紧密联动，全力推进公交都市建设。时任常州市长王伟成谈到：“改革开放以来，常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常州市民也步入了小康生活，有部分市民已经购买了小轿车。但大多数人的出行方式还是要靠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公交、建设快速公交是造福广大常州市民的有效举措，常州要坚定不移地走公交优先的道路。”“公交革命”最为有力的举措是实施快速公交，其意义不仅在于提升快速公交专用道走廊的公交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以快速公交专用道走廊为轴线，整合地面公交线路资源，建立起快速公交主线-快速公交支线-常规公交线路的三级公交线网结构，线网架构清晰，公交运营速度、准点率、通行能力和舒适性明显提升，拉动全市公交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从2007年至2009年，常州市建成“十”字形的快速公交线网，承担全市公交客流量的30%。“公交革命”和快速公交的实施拉动全市公交客流井喷增长，全市公交日客流量从2005年底的30万人次，增长到目前的120万人次，市民对政府实施快速公交的满意率超过95%。在“公交革命”的同时，常州市抛弃纯粹建路缓堵的老思路，在交通综合治理上做文章，以公共交通为核心，完善交叉口等重点节点的交通组织，优化区域交通管理。从2007年到2011年，城区机动车平均车速从最低10km/h左右，增加到29km/h，市区主干道周期性严重阻塞率仅为0.3%，交通出行环境明显改善，中心城区主干道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遵章率分别达95%、90%和85%以上。在用地规划上，常州市并没有刻意按照公交引导城市发展的模式，调高快速公交走廊沿线的用地容积率，但随着“公交革命”的推进和快速公交系统的完善，快速公交走廊的出行通达性优势逐渐体现，市场机制已开始悄然推动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整合。快速公交走廊沿线500m范围内的人口与就业岗位密度数是全市平均值的2至3倍，新建住宅项目占全市新建项目的30%左右，超过80%的市民表示将是否有快速公交线路作为购房选择的重要指标，快速公交引导的十字形城市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常州快速公交和整治交通拥堵的成功实践，为在治堵困境中的中国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图
7、图8）。图7常州快速公交2号线图8常州快速公交车站周边TOD开发模式建设部、公安部、江苏省、中央媒体及一些国际组织均对常州公交优先发展和治理拥堵的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快速公交系统荣获2010年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国际公交联盟2011年度杰出贡献奖，并作为唯一的地面公共交通项目，与京张铁路、人民大会堂、武汉长江大桥、国家体育场（鸟巢）、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工程共同入选中国“百年百项杰出土木工程”。常州公交革命的经验提供了适合国情的发展公交都市的政策与实践，其典范作用在于：（1）采用了投资少、见效快的战略举措。用二年半的时间打造了以快速公交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交通骨干网络，骨干网络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市区级行政办公中心、商业中心及大型购物中心、医院、大学城及市和区重点学校、休闲旅游场所、对外交通枢纽以及大型社区；（2）在打造公共交通骨干网络的同时全面提升公共交通的总体服务水平，常规公交车的服务档次和水平同样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常州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常规公交车辆实现100%空调的城市；（3）由于常州“公交革命”的成功，常州是国内大中城市中为数不多的没有饱受机动车拥堵顽疾的城市；（4）常州公交的成功再一次印证打造一座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不必消耗一代人的财富积累和时间，利用投资少见效快的地面公共交通体系能够打造适合国情的公交都市。
儿童观的多维构建及其启示 第3篇
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儿童观会呈现出一定的基本形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一个缓慢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在每个时代会表现出相应的特征。
儿童观的核心就是人们对儿童相关问题的总体看法的把握，它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其一，国家主导形态的儿童观。它具有国家法制强制效应，并通过法律传播的形式呈现，以宪法法规等方式从不同层面诠释了儿童观，具有一种潜在的权威性和巨大的影响力。其二，学术理论形态下的儿童观。它是学术研究人员所持有的儿童观，它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应，却间接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对儿童的整体看法。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主导形态的儿童观的束缚，但同时又显现出不同学术思想下智慧的错综交汇。其三，民众意识形态的儿童观。是普通民众如何看待儿童的最初理解，它源于大多数民众根据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对儿童的认知。
儿童观的历史演变带着时代的烙印，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革命。儿童观经历了从儿童是小大人、儿童是有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儿童观、儿童是白板、儿童是“成长的植物”、启蒙时代的儿童观、蒙台梭利的儿童观、杜威的进步主义儿童观到现代大众观念下的儿童观的演变过程。
二、儿童观的多维构建
从探寻儿童观本质特点和内在规律的维度上看，即从儿童观的内在表现可将平面的儿童观建构成具有不同层面的立体儿童观，探讨儿童观的多维构建。
（一）从儿童特质与能力视角理解儿童观
首先，儿童的特质。儿童是一个个具有其自身特质的生命体。儿童是稚嫩的，他们的生理心理都尚未成熟，还处于一个等待完善、需要丰富的特殊阶段。儿童又是一群极富创造力、好奇心、想象力，拥有无限发展潜能及可塑性的生命体。另外儿童之间是有差异的，个体间的差异性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其次，儿童的能力。儿童自身因为独特的特质会激发出相应的能力。虽然他们没有系统的理解力、记忆力以及意志力，但他们有自身的发展潜能，自我探索学习的能力，灵敏的感知能力。
（二）从儿童需要和发展视角理解儿童观
儿童拥有丰富的情感世界，只有真正明白儿童的兴趣与爱好，了解他们内心真正的诉求，才能满足他们心理方面的成长需要。我们要积极满足儿童活动和发展的需要。
首先，儿童自身有对活动的需要，这是源于他们内在生命力的体现。他们在活动中享受着快乐，体会着一种从未被超越的满足感。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看似重复简单的操作，也蕴含着激发他们无限乐趣的动力。其次，儿童发展的需要。儿童的发展同样依赖于社会。当社会为儿童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儿童会根据自身的阶段性、可塑性等规律健康成长。
（三）从儿童权益与儿童期价值视角理解儿童观
首先，儿童的地位与权益。儿童是社会中的一份子，首先他们具有人的基本权益与地位，应享有平等与尊重。“儿童是发展中的社会人，具有全面发展、受保护和与成人平等的权利。”[1]同样，儿童作为权利的主体，具有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特点。一方面儿童权利的行使需要依托社会的教育和保护，另一方面儿童具有暂时不与成人同样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儿童期的价值。儿童期所彰显的重要价值对于儿童本身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在儿童期中所呈现的生活模式或积累的经验感受或许不能在童年期表现出来，但会对他未来的行为有制约、有影响。正如蒙台梭利揭示了在儿童期中存在诸如语言、动作及同伴交往等重要能力发展的敏感期。[2]这些经验能否得到适合的发展在其时间结点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重视儿童期的价值，在儿童期给予孩子真正享受的需要是十分重要的。
三、启示
儿童观的视角是多重的，综合以上对儿童观本质特点和内在规律的把握，要突出幼儿的主体地位，突出对儿童能力和需要的关注，突出对儿童的尊重和接纳。多角度全面地认识儿童观，能改进教育实践中的不良现象，对学前教育的实践提供启示和指导。
（一）纠正小学化倾向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不当的幼儿教育观念所引发的畸形教育方式令人深思。例如，小学化教育现象的发生，“由于学前教育投入不足和投入失衡的问题突出，加剧了学前教育的不公平。”[3]太多的家长在这种学前教育不公平的状况下渴望让儿童享受更优质的教育，形成了一些不适宜的错误的儿童观。比如，部分家长认为孩子是实现自己未完成梦想的接班人，用自己高标准的期望在孩子身上强加一些特质与能力，忽视儿童的学习兴趣和需要。受到这种儿童观的影响，产生了很多高强度机械化的培训行为，例如小学式算术难题进幼儿园和家庭，小学式的书写规范伴随幼儿的现象。那些为儿童设计所谓的“起跑线”的家长，为自己的孩子盲目地报补习班、兴趣班等，强迫孩子学习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这些举措会导致孩子一听到上课就闹肚子等心理和生理上的负面效应。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就会在不经意间被严重扼杀。
当下在社会上一些幼儿教育小学化、儿童成人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一些填鸭式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令人倍感焦虑。“树立科学的儿童观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4]我们应该树立适宜的儿童观，遵循儿童成长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幼儿稚嫩的个体特性，看到儿童之间是有差异的，相信儿童有自己无限的创造力的特质，发现儿童有活动游戏的需要，以及需要自我发展的机会。立足于对儿童观全面正确的理解，就可以准确地回答什么是儿童的天性，怎样看待儿童的特质与能力，怎样接纳和遵循儿童的发展，如何对待儿童的地位和权益，如何看待儿童自己的需要，怎样接受和理解儿童的差异；就会真正懂得儿童就是儿童，儿童是他自己。教育者用科学儿童观所给予的力量，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给予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适宜养分和合理期待，如此才能消除类似于小学化倾向等不良现象。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我们用合理的方式去读懂儿童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
（二）提高教育活动的质量
是否能正确全面地解读儿童观，树立正确适宜的儿童观对教育活动的质量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影响，而教师是教育活动中的关键因素，是教育活动的实施者。“教育观是受制于儿童观的。”[5]因此，确立了科学的儿童观，让教师科学正确地认识儿童非常重要。教师在科学儿童观的引领下就能够明确教师的角色，知道应该如何去呈现对应的角色。比如，在幼儿园的游戏活动里，教师扮演着陪伴和关注的角色。在教师眼中，幼儿是生理上和心理上需要呵护的独立生命，他们有属于儿童世界的奇思妙想。幼儿教师基于这样的儿童观的引领，在幼儿游戏环节争抢玩具发生不愉快争执并摔伤的时候，教师是他们心灵的呵护者和伤口的愈合者。在幼儿游戏过程中改编游戏情节，把简单的道具改造成奇特的游戏材料时，教师不是操办替代者、领导决策者，而是幼儿游戏中的关注者与肯定者。尝试以幼儿的思维去理解并接纳幼儿的游戏创意，也用教师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想法丰富和拓展幼儿游戏的经验和激发游戏的兴趣，提升幼儿游戏活动的质量。另外，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教师扮演着理解和支持的角色。教师应该理解幼儿是稚嫩的个体，是一个发展中的人，有自己的兴趣点和关注点，有着自己的权益。在开展的各领域的教学活动中，活动环节和主题内容的设计会有幼儿的影子，将幼儿的兴趣和需要融入整个活动中去，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发展和变化，允许与接纳幼儿在活动中所谓“无知”的提问和错误，懂得幼儿是一个待发展有能力的个体。在活动环节中设计更多让幼儿能更加主动学习和积极参与的空间，给予幼儿积极发现探索、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保障教育活动有质量的进行。
结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儿童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要树立一种适宜的儿童观，在儿童教育的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尝试从关注幼儿本体为核心内容，结合社会发展的步伐，促使每个儿童在被关注、被尊重、被赏识的环境下健康快乐地成长。在多个特性构成的立体儿童观的指导下，给予儿童一个留有成长空间、富有个性特点、真正属于儿童自己的童年。
参考文献：
[1]张宪冰，刘仲丽，张萌.儿童权利观的合理意蕴及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2014（2）.
[2]叶平枝.从蒙台梭利的儿童观论学前教育的重要价值[J].学前教育研究，2011（6）.
[3]张宪冰.论学前教育的公益性与政府责任[J].东北师大学报，2012（5）.
[4]姚伟.学前教育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2.
[5]刘晓东.儿童观的重建是教育改革的前提[J].教育导刊，2011（6）.
构建与启示 第4篇
城市群是城镇化过程的高级空间单元, 具有组织、控制和协调空间经济运行的功能, 日益成为各个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空间载体。从我国目前国情来看, 城市群如何突破人口、土地和经济规模的固有认识, 探求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路径对于今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据有关数据显示, 我国各类城市群总数已超过30个, 未来一个时期将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 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全国城市总量的82%和92%。但也相应的存在城市群空间无序蔓延、城市群内部的协调与合作程度较低、城市群内部各类空间冲突加剧等一系列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是从国家层面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的构建与实施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及相应特征, 为我国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的构建与应用提供了相关启示。
周小锋、崔大树 (2012) 认为城市群空间组织是指城市群内城市规模等级、空间形态特征等结构的演化, 以及空间结构基础上的职能分工转换。可以看出, 空间组织这个概念包括了社会经济客体的结合 (过程) 、相互作用 (联系和功能) 、地域集聚 (结果) 三个方面。城市群空间组织形成、发展及其地域系统的演变是系统的空间过程, 不仅是城市区域在空间上的扩展和结构优化, 也是经济空间结构不断重组和优化、城市功能不断增强与升级的空间表现。关于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 目前还没有文献论证。为研究方便, 我们把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定义为:在城市群内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城市群空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表现方式与调控体系。因此, 我们主要从城市群规模、结构和功能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并凝练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
二、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实施的国际启示
发达国家在其城市化过程中, 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的特征和优化成效明显, 为我国构建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 分工协作、关联度较高的多核错位模式
纽约城市群呈金字塔型的层级结构, 顶层为纽约, 其次涵盖了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四个较大的城市区域。对于多核心模式的城市群来说, 中心城市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现实问题。因此, 纽约城市群五大城市区域结合各自特点, 发展本地优势产业, 错位发展, 形成合理结构。20世纪之后, 呈现渐进优化趋势, 上述五个中心城市在功能、发展趋势等方面各具特色, 形成互补的错位发展模式。在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使整个城市群及其周围地区的多样化、综合性整体功能远大于单个城市功能的简单叠加。如纽约作为全美的金融和商贸中心, 其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提供多种服务和支持;波士顿市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 成为世界著名的电子、生物、宇航和军工企业中心;华盛顿主要承担政治中心的功能;费城依托港口带动交通运输业扩展, 成为纽约城市群的交通枢纽;巴尔的摩市区与华盛顿特区邻近, 能够分享很多联邦开支和政府采购合同, 由此促进军工业发展。建立在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功能分异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和空间结构优化, 形成城市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竞争和互为补充关系的模式, 即多核型城市群。
东京城市群是以东京市区为中心, 半径80公里, 由东京都、崎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共同组成。中心地理论认为城市区域的发展需要具备至少一个首位度较高的中心城市, 以及相应的次级中心地作为副中心。与纽约城市群类似, 东京城市群形成了多个中心城市。战后的日本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人口膨胀和城市用地的无序扩张, 使城市中心区开发强度提高, 城市功能过度集中。针对这些问题, 东京城市群前后进行了五次综合规划, 以产业、居住、交通、环境等为主题制定了相应的行动纲领, 控制商务功能向中心区集中, 使其向副中心疏散, 促进就业和居住平衡及新的中心地产生。随着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 城市群核心城市形成多元化和综合性的城市功能, 而新设的副中心在东京的辐射和带动下逐渐发展成为功能齐全的中心地, 城市群成为一个经济社会紧密联系的有机体, 每个副中心与核心城市均有较大的经济关联度。这种多核错位的空间组织模式既疏解了中心区的功能, 又加强了城市群内各地区的联系, 在优化调整空间结构的同时, 形成有序的分工合作体系。
(二) 均衡发展、合理竞争的组团式模式
巴黎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 沿塞纳河、莱茵河延伸, 由大巴黎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荷兰—比利时城市群组成, 包括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科隆等西北欧广大地区, 涉及4个国家40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总面积14.5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4600万以上。其中, 大巴黎都市区是这个城市群的核心。针对过度集聚导致巴黎这一“核心”功能急剧增强, 使中心城市负担过重, 对整个城市群产生负效应这一问题, 巴黎城市群进行了几次调整和优化。1994年批准的《巴黎大区总体规划》, 根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历史文化与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现状, 对产业进行地区转移和疏散, 形成产业链和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在此基础上, 把工业化与城市功能调整相结合, 依托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区域性交通运输系统和城市近郊的卫星城, 使中心城市边缘地区产生新的功能区, 逐渐形成多中心城市结构的组团式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基本原则是强化均衡发展, 城市之间合理竞争, 各中心城市之间、各大区之间保持协调发展。并明确了政府不干预规划的具体内容, 但是要对重大项目的决策负责, 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产业政策、城市开发组织、环境保护与巴黎盆地地区的协调等。这一模式通过优化空间结构避免中心城市过度集聚形成的负效应, 将大区内部划分为建设空间、农业空间和自然空间, 三者兼顾, 相互协调。逐步将部分工业和产业转移, 使各中心城市之间、各城市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空间组织, 进而促进整个城市群逐渐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三) 强化功能分化的模块化模式
伦敦城市群是地域面积最小、发展最早的城市群, 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 包括伦敦、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数个大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伦敦城市群在空间结构上包括四个模块:一是内伦敦, 包括伦敦金融城及内城区的12个区, 是城市群的核心区, 面积310平方公里;二是伦敦市或大伦敦地区, 包括内伦敦和外伦敦的20个市辖区, 构成标准的伦敦市统计区, 总面积1580平方公里;三是伦敦大都市区, 包括伦敦市及附近郊区的11个郡, 属于伦敦城市群的内圈, 总面积11427平方公里;四是伦敦城市群, 即包括上述等邻近大城市在内的大城市群。该城市群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 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区。作为城市群次级中心城市, 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即使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伯明翰服务业所占比重也接近80%。2004年出台的《伦敦规划》提出了伦敦的五大分区和五大现代服务业功能区, 而且在整个规划框架中, 进一步将某些具体区域界定为机遇区域、强化区域和重建区域。在优化城市群空间组织的过程中, 推进产品创新和科技进步, 发展创意产业为主导产业, 以此形成整个城市群的产业链, 成为架构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的主体。
首尔城市群包含首尔、京畿道、仁川市及周边地区, 面积为11791平方公里, 人口约2413万, 是目前世界级城市群之一 (胡春斌、池利兵, 2014) 。首尔城市群在政府规划和政策引导下按区分块, 根据不同地区的基础条件, 制定和限制各自行为, 逐步实现城市群的功能分区。首尔市自1960年工业化以来, 人口迅速增长, 在城市集中开发过程中, 造成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环境污染、交通堵塞, 以及由此而来的城市运行效率下降和竞争能力弱化等问题。对此, 韩国中央政府采取相应的规划和政策举措, 分散经济活动, 与首尔城市群协调并促进其他地区迅速增长。1993年《首都圈整治规划》重新修订, 将5个区合并为3个, 即“拥挤限制区、增长管理区和自然保护区”。由首尔及其郊区组成的拥挤限制区受到严格控制, 主要以工业和人口的疏散为主, 生产性设施、办公楼和其他发展项目必须满足特定要求才能建设;增长管理区, 只允许建设满足基本需要的办公、研究机构、企业、居住等设施;在汉江上游的自然保护区, 则基本保持原状, 不进行开发。首尔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突出制度安排作用, 根据不同地区的基础条件和功能, 制定和限制各自行为, 逐步实现城市功能区的分化。
上述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受经济发展、中心城市, 制度与政策、区位与历史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表现出相应的特征与成效、侧重点与运行方式及局限 (表1) 。
三、国家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
现阶段, 我国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的构建应根据国情及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以及城市群自身的经济、地域、文化、民族和时代特征, 主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一) 合理的城市分工
城市群内各城市作为该区域的竞争主体, 都将为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而对各种资源展开激烈竞争。若不能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 这种竞争性质可能会发生转变, 城市间也可能出现严重的产业趋同, 进而造成城市群内大规模的重复建设, 浪费经济和社会资源 (殷贵林, 2013) 。纽约城市群注重各城市间的分工、协作与功能互补, 城市群中每个中心城市根据自身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选择与之匹配的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 使每个城市都结合其自身条件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群。在城市分工的基础上提升城市群空间的整体性和系统效率, 每个城市中心都有向外辐射的动力, 推动其在更大的城市区域内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相比之下, 我国城市群内部尚未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 城市首位度高的现象比较严重, 处于低层次的协调与合作阶段, 并呈现出城市经济、人口增长、环境污染同步增长的趋势。同时, 首位度高的城市剥夺周边城市发展的资源与机遇, 削弱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例如, 北京的资源相对过于集中, 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都分别影响了其所在城市群层级与分工体系的形成, 这些问题在我国其他城市群也具有共性。
珠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差距相对较小, 具有多中心型空间组织模式的特征。其空间组织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以广州为核心的中部次区域、以深圳为核心的东部次区域和以珠海为核心的西部次区域, 可以概括为“三足鼎立”的空间组织模式 (景哲, 2005) 。与纽约城市群相比, 珠三角城市群分工不够明显, 各中心城市空间联系松散, 没有形成良好的错位发展态势。同时, 城市群内部空间分异显著, 从功能区来看, 东岸空间联系多于西岸。东西两岸分异特征表明, 由于香港、澳门经济影响力存在较大差异, 与香港距离较近的东岸城市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 而珠江口西岸则由于澳门辐射能力不足、珠海经济实力不强, 区域内部空间联系比较松散。这也说明在珠三角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和中心性较弱, 各城市发展缺乏系统协调规划, 网络联系相对薄弱。所以, 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可以借鉴多核错位模式, 在此基础上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 充分响应香港的辐射和影响, 推进整体规划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
(二) 科学的城市功能分化
我国城市群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和同质竞争等问题。巴黎城市群的组团式模式启示我们, 可以在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合理竞争, 以产业转移为切入点适当疏解城市功能, 既可以缓解上述问题, 又可以带动中心城市腹地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 首尔城市群的功能分区模式也为我国城市群优化空间结构提供了一定借鉴。城市功能分区有利于城市群内部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的形成, 但也可能导致城市职能过分单一, 影响城市多样化发展。我国城市群空间拓展无序明显, 对一定空间范围的功能区、待开发区很少进行分类管治, 即使在相关规划中有所体现, 但也实施不到位。所以, 应借鉴巴黎、东京和首尔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 依托中心和副中心城市及其产业体系, 形成差异化的功能区、限制区和严格管制区, 在此基础上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 形成科学合理的层级体系。
京津唐城市群可以借鉴组团式模式, 进一步强化功能分区。北京市首位度过高, 集聚了各种资源, 城市功能强大, 明显表现出人口过剩、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因此, 借鉴巴黎城市群的组团式模式, 把产业体系疏散到河北省, 重点强化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科教中心功能。甚至可以把部分高技术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到石家庄、唐山和廊坊等城市。这样既可以缓解北京市首位度过高, 也有利于带动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和京津唐城市群副中心的发展。天津市也存在类似情况, 同样可以借鉴。目前, 京津唐城市群致力于一体化建设, 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天津市在物流、海洋运输、海洋产业发展等方面, 还可以加强与山东和辽宁省的联系, 逐步增强环渤海城市群功能, 为构建环渤海城市群奠定基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也表现出一定的多极化特点, 上海作为核心中心地, 杭州、南京、宁波和合肥是副中心。与东京城市群相比, 长三角城市群的多极化不明显, 整个城市群空间组织联系远不及东京城市群。核心城市上海没有像东京那样实现城市功能疏散, 杭州、南京等的城市功能也比东京城市群的副中心弱, 五个中心地更需要不断提高经济关联度, 增强城市群的整体性。
(三) 关联度较高的城市群产业体系
城市间产业关联度与经济效益存在正相关关系。纽约城市群是各个城市不同特色产业的组合, 伦敦城市群创新和产业升级相互促进, 推动关联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不断升级, 并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同时, 在空间方面也形成了关联度较高的产业体系, 即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逐渐从核心区域向周边区域转移, 而生产性服务业、高科技及创新型产业在核心区域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并成为城市的主导和支柱产业。以创新为主导形成关联度高的新产业群, 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伦敦城市群的创意产业是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要素的知识密集型企业, 知识和人力资本集聚的地方形成产业及创新的核心区。这种强知识溢出会降低创新成本, 并持续推动集聚区保持知识垄断优势、吸引资本和同类企业在本地集聚, 增强产业升级的竞争优势。创意产业对知识要素的供给敏感, 更容易在有充沛知识要素的地方发展, 更倾向于集聚在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密集的城市, 并形成路径依赖以保持竞争优势。产业升级和产业链的形成、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技术和管理创新。尤其在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下, 城市群空间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 具有跨界发展的需求, 更需要创新管理模式。
与伦敦城市群相比, 我国城市群在创新与产业升级、市场与政策环境等方面基础薄弱。尽管目前三大城市群通过增强中心地的中心性和空间联系, 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等途径, 经济的整体性和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然而城市群内各城市都自成体系, 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问题突出。就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而言, 无论是政府层面, 还是产业及企业层面都缺乏创新体制和机制的有效协同。由此导致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 知识和技术溢出缓慢 (解学梅、刘丝雨, 2013) 。因此, 不断提升产业关联度, 根据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城市的主导产业, 由主导产业派生其他产业, 按照主导一支柱一配套一服务产业的顺序形成城市群产业链, 以加强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特色化产业和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充分发挥城市特色, 形成完整的空间组织系统。
(四) 适时的制度安排
政府拥有资源分配、要素流动等的调配权, 不断完善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是促进整个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张晓兰, 2013) 。在城市群空间过程初期, 制度安排的重点是推进区域型基础设施和区域共同市场建设等方面。中期以后, 主要是针对性的控制城镇空间无序蔓延和促进多中心网络状结构的形成。东京城市群形成及发展过程中, 日本政府积极、适时、主动地实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推动产业链形成和产业结构调整, 同时目标明确的培养新的中心地及副中心。首尔城市群的功能区分化也体现出适时制度安排的作用。东京和首尔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的共同点是政府运用制度安排平衡城市群各方利益, 使区域空间发展更趋于合理, 避免空间无序蔓延和恶性竞争。我国的长三角城市群制度作用明显, 珠三角城市群偏重市场作用。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状况与东京城市群相似, 依靠制度的主导作用具有一定时效性;珠三角城市群与纽约城市群相似, 应注重市场机制的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我国的城市群应根据具体城市群的阶段性特征适当匹配制度和市场的力量。因此,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 建立具有刚性约束力的制度和体制机制是目前亟待完成的任务。同时, 从国际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的运行成效可以看出, 其空间组织模式的调整、优化及构建都需要在法律的层面才能够保障实施, 这也是中国未来城市群空间管理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只有纳入法律框架, 才能够使相关制度安排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此外, 在城市群内的社会管理、生态系统维护、大中小城市的匹配等方面, 也需要依靠法律的保障作用。
四、构建我国“多核—链状”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
我国城市群规划确定建设20个城市群, 包括5个国家级城市群、9个区域性城市群和6个地区性城市群 (冯蕾、鲁元珍, 2015) 。从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应用的国际启示来看, 应把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纳入国家层面的城市群规划方案, 并提出相应的指导性意见。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 我们初步提出我国城市群空间组织应构建多核—链状的基本模式。
城市群的基础是中心城市、交通通讯线路和产业体系, 所谓“多核—链状模式”的“核”是指城市群内的中心和副中心城市, “链”是指连接中心城市 (包括功能区) 之间的交通及通讯轴带、河流和海岸岸线, 以及产业链。“多核”的核心是中心及副中心城市, “多核”应注重功能的差异化, 体现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和互补关系。“链状”的主体是突出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与规模等级不同的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与功能区之间形成分工明确的产业链, 以及交通通讯等轴带, 使整个城市群构成一个集产业、功能和基础设施为一体的空间单元。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等5大国家级城市群目前已具备“多核—链状模式”的条件。但中心城市间的功能差异化和分工不明显, 专门化的产业链不够健全, 制约了城市群系统功能的发挥, 影响城市群区域内的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现阶段, 我国城市化水平总体不高且地区差异明显, 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新常态”的情况下, 提升城市群的空间效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 “多核—链状”模式构建与应用的重点是“多核”的功能差异化与分工、产业链的建设与延伸。同时, “多核—链状”模式对于部分区域性和地区性城市群的建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可以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调整。
从我国城市群目前整体的发展水平和新常态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 “多核—链状”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的构建需要规划等制度安排落实。其实现的途径一是要加快城市群发展的一体化进程。尽管我国部分城市群内部已形成一体化发展思路, 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实施交通一体化和旅游一体化等。但多以项目形式出现, 实际作用有限而零散, 需要在制度层面有实质性的推进。二是要提升大城市的发展地位。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 优先发展大城市为中心城市, 以充分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三是控制特大型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张, 降低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首位度, 疏解首位城市功能, 突破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 把次级中心及周边小城镇纳入城市群范围内, 从而加速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摘要：城市群空间组织形成、发展及其地域系统的演变是系统的空间过程, 不仅是城市区域在空间上的扩展和结构优化, 也是经济空间结构不断重组和优化、城市功能不断增强与升级的空间表现。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是指:在城市群内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城市群空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表现方式与调控体系。发达国家在其城市化过程中, 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的实施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我国形成了若干启示。我国应从国家层面, 根据国情和城镇化发展战略, 以及城市群自身的经济、地域、文化、民族和时代特征, 在遵循城市合理分工与功能分化、产业体系构建和制度安排等原则的基础上, 构建“多核—链状”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
关键词：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多核—链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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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与启示 第5篇
中石油天然气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作为国有骨干企业，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在深入研究探讨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管理经验后，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结合自身特点和发展历程，中石油构建了具有丰富内涵的HSE管理体系,其建设及推进过程中有很多可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引入杜邦公司的先进理念
随着中石油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其传统的安全环保管理理念与国际先进的HSE管理模式发生了一系列的碰撞。为了加快中石油推进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建设，中石油积极转变传统的安全管理理念，与杜邦公司合作，引入先进的国际管理理念。
杜邦的安全理念是把安全作为引导业绩成功的核心价值，他们的安全目标是“零事故”。杜邦要求各级管理层对各自的安全直接负责，员工必须接受严格的安全培训，才能被雇佣上岗，各级主管必须亲自进行安全检查，员工直接参与。强有力的管理层领导、切实可行的书面高标准政策原则、完善的安全管理组织、安全直线管理责任、专业的安全管理人员、定期有效的安全稽查、有效的双向沟通、持续的安全培训、结合有挑战性的安全目标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杜邦公司的“生产零死亡”成为现实。
借鉴杜邦公司的安全管理经验，中石油度身打造了符合企业发展利益的特有HSE管理体系。涵盖了十个方面的标准要素，体系自上而下，涵盖全面细致，已经成为中石油安全文化管理的核心内容，形成了上下一体的行之有效的企业安全管理模式。
加速HSE管理体系的本土化
在引入HSE管理体系的过程中，中石油注重体系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使HSE管理体系能够生根发芽，成为有中石油特色、贴近实际、富有实效、持续改进的安全管理体系。
一是促进理念转变。中石油强调“以人为本”和“人的管理”，认为人的因素在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中占主导地位，促进企业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工作成为重中之重。为使安全管理理念深入员工，中石油始终推动三个转变：转变一，领导由“重视”到“重实”的转变。领导带头以身作则为员工做好安全示范，让员工切实感知安全工作重要性的“有感领导”，自上而下落实HSE管理理念。转变二，全体员工由“全员参与”到“全员负责”的转变。明确职能部门和落实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范围及责任，推动全员承诺“我的属地我负责”，形成HSE管理人人有责，安全责任记心间的氛围。转变三，基层员工由“岗位操作者”到“属地管理者”的转变。明确岗位职责，增强责任感，把安全当作自己的事、当作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促成基层员工积极履行HSE职责，做到“一草一木”有人管，“一岗一位”皆有责。
二是以安全文化建设为中心，紧抓五项“结合”。中石油将安全文化建设作为推进HSE 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不断总结成果，固化模式，以点带面，注重5 方面的结合：安全文化理念与直线责任属地管理相结合，借助多种媒介形式和活动推广，将“有感领导”、“直线责任”、“属地管理”等HSE理念融入到实际生产活动中去。领导层面狠抓与全体员工参与相结合，通过层层狠抓责任落实，实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立足眼下工作与长远统筹规划相结合，依据自身实际制定HSE体系工作的中长期计划，并纳入总体规划同步实施。HSE体系与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相结合，为企业生产运营平稳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继承现有管理经验与发扬创新精神相结合。继承和发扬优良经验做法，结合实际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理念，消化吸收再创新、循序渐进，将HSE管理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层面。
三是持续改进。通过管理评审HSE工作的成效，持续创新方针目标，制定新方案，不断改进、完善HSE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持续改进。
实现HSE管理体系的中石油化
通过以上措施，结合HSE管理体系标准要求，中石油的HSE管理在文件化、标准化、制度化、系统化和国际化方面融入了中石油的特点，形成了具有中石油特色的HSE管理体系。
中石油制定了一套自己的自上而下的成系统的体系文件，为使整个集团与下级公司的文件衔接起来，在整个集团公司自上而下编制了不同管理层次的HSE管理体系文件，保持了整个企业HSE管理体系的一致性。
中石油在HSE管理体系标准化建设上进行完善，形成了与HSE管理体系相关标准对应的系列标准，中石油HSE管理体系还兼容吸收了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的要素和要求，逐一建立起统一的现场施工作业的HSE指导标准和检查标准，满足了静态与动态结合、局部与全面衔接的系统检查要求。
为了推动HSE管理体系的实施，中石油自上而下辅以制度要求，分解目标指标，横向落实具体主管和负责部门的职能责任。
逐步建立和形成对HSE管理体系支撑的三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一是制度和标准体系，统一规范操作、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体系；二是培训和咨询的体系，中石油共建立了五大培训基地；三是考核和认证体系，要求按照HSE管理体系要素进行考核，并逐步用HSE审核的方式替代传统的、走马观花式不系统的安全检查。
在推行HSE管理体系过程中，既借鉴了国外的先进做法，符合国际HSE管理体系规则中的要素要求，又继承了传统安全管理中积累和形成的好经验和做法，在扬弃中实现了HSE管理创新。
中石油建设HSE管理体系的启示 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完善和改进，中石油的HSE管理体系已经深深融入到企业自身的安全文化体系中，使得中石油的安全管理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作为国内石油天然气行业的骨干企业，中石油在HSE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给同行业企业的安全管理许多启示。
一是领导重视是安全体系推进的关键。中石油通过推行领导干部带头进行HSE授课，广泛开展安全经验分享等活动，营造了良好的体系推进工作氛围。各级领导积极带头落实有感领导、直线责任，团结并带领全体员工推进体系建设，形成了领导带头、全员参与、整体联动的态势。
二是融入企业特色是安全体系有效的关键。在体系推进特别是国际合作过程中，中石油始终坚持“学习不照搬、合作不依赖”的原则，注重继承发扬中石油优良传统，突出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探索实现HSE 管理体系、传统经验做法和国际最佳实践3 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批具有典型中石油特色的有效经验、方法、模式。
三是安全文化是安全体系持续改进的关键。中石油通过推行“有感领导”“直线责任”“属地管理”的HSE 理念，强化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践行HSE 承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渠道，采取培训、演讲、竞赛、答题等多种形式，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HSE 论文征集评选”等活动，宣传先进理念，传播HSE 知识，营造体系推进工作氛围，既为全员参与创造了条件、搭建了舞台，又进一步营造了良好的HSE 文化氛围。安全是企业核心价值的观念逐步确立，事故可以预防等先进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支撑了安全体系的持续改进。
四是采用实用方法是加快安全体系推广的关键。中石油通过试点运行、总结提炼，安全观察与沟通、工作安全分析、作业许可、安全目视化等先进的HSE管理工具陆续固化和推广。强化HSE培训，分层次、有重点地对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部门、企业领导班子、安全总监和HSE 专业人员进行系统HSE 培训，层层细化HSE 培训需求，明确岗位HSE培训内容，开展培训送教上门，领导干部带头授课，有效保证了培训效果，各级管理人员和不同层次员工的HSE素质稳步提升。
中石油HSE承诺和方针目标：
HSE承诺：
在世界任何地方，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在所有的业务领域，我们对HSE的态度始终如一；
集团公司的各级最高管理者，是HSE的第一责任人，每位员工对公司的HSE事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HSE表现是公司奖励和聘用雇员和承包商的重要依据；
保护生态环境，建设清洁生产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向社会公开我们的HSE表现，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不断提高公司的HSE管理水平。为保证目标的实现，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支持。
HSE方针：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员动手，综合治理；
改善环境，保护健康；科学管理，持续发展。
HSE目标：
追求最大限度地不发生事故、不损害人身健康、不破坏环境，创国际一流的HSE业绩。
HSE管理体系
马卡连柯构建学校惩戒体系的启示 第6篇
这次马卡连柯对乌席柯夫的惩戒，是把一个人在集体中孤立起来，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批评、惩罚。这给苦于不知从何入手构建学校惩戒体系的我们打开了一条思路：学校惩戒体系的构建，要尊重教育发展史上那些已有的成功经验，见贤思齐，摈弃以往那种动辄将学生出现的问题上纲上线的做法。坚持以人为本，从学生的年龄特征出发，更多从心理技术考量，可能更妥帖一些。
从事学校教育的人都知道，在学校中，特别是对学生的教育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喧嚣、吵闹、呼唤等有声状况下进行的，有时借助于无声的静场，将教育归于平静，反而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奇效，达到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用心理学的无声效应作为构建学校惩戒体系的一个视角，在理论上说来可以一试，因为它有心理实验作为支撑。1954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首先进行了“感觉剥夺”实验：实验中给被试者戴上半透明的护目镜，使其难以产生视觉；用空气调节器发出的单调声音，籍以限制其听觉；手臂戴上纸筒套袖和手套，腿脚用夹板固定，限制其触觉。被试单独待在实验室里，几小时后开始感到恐慌，连续待了三四天后，被试者会产生许多病理心理现象：出现错觉幻觉，意识紊乱、模糊；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频现，实验后需数日方能恢复正常。这就是心理学史上的一个著名心理实验，即感觉剥夺实验。这个实验表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漫不经心地接受的各种刺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感觉，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刺激或感觉，那么人们就会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即使刺激量减少，也会使人产生焦虑。而无声的惩戒就是利用减少刺激量来使犯错误者感觉孤独，使他们对这种经验产生恐惧感，从而矫正心理偏颇，改正错误。
依照马卡连柯的做法以及感觉剥夺实验的结果，在构建学校惩戒体系时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学校惩戒体系的构建要转变学生管理的思想及做法。要一改过去那种把学生的一切问题归咎于思想品德的做法，努力学习心理学、教育学的基本知识，补齐教育心理技能的短板，更多地从学生心理发展来思考发生在学生身上的问题。做到就事论事，不上纲上线，力戒不教而诛，要因地制宜，对事不对人，分层次，看具体情境。确立依照学生不同心理成长年龄，以心理技术构建学校惩戒体系的理念。
二是在利用心理学技术来构建学校惩戒时，也要认识到它的不足。比如馬卡连柯运用过的无声效应，并非无处不有，无往不胜，也有其不可逾越的局限性，它对学生中那些于批评比较敏感者，有典型孤独感者较为有效。对其他，比如性格活泼、多血质的学生未必有效。所以，在操作中要特别注意把握和使用，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构建与启示 第7篇
(一)政府倡导,公众响应
英国政府作为城市生态文明传播体系构建的核心主体,对于城市中出现的生态问题首先进行倡导,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等手段来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由政府议程影响媒介议程,再由媒介议程有效地影响公众议程。英国政府正是通过政府议程对媒介议程的有效影响,带动大众媒介对政府关于生态环境的政策和城市中出现的显著生态问题进行报道,营造出一种生态文明极其重要的“拟态环境”,引发公众对周围环境和世界的认知,进而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二)公众发起,政府采纳
英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公众作为传播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公众议程来影响政府议程,由公众发起某个议题来引发政府的关注,这里的公众包括公众组织及公民个人。1958年,英国只有200多个社区有旨在提高地方环境质量的团体,但到1975年则增加了6倍。大量环保组织的成立,使英国约有2500万人参与,发起多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以引起政府及媒体对新的环境问题的注意,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8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绿色消费运动”就是英国公众环保组织影响政府议程促成的结果。
二、英国城市生态文明传播体系构建历程中的经验
(一)构建共同的价值观念,促进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
英国通过对环境问题进行政府政策的宣传和媒体的报道,使相当数量的公民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共同的危机意识和生态文明理念,从而形成公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重视和共同讨论的舆论环境。(1)英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都拥有共同的生态理念,如伦敦市内住宅区的大街上,摆放了废弃物分类回收箱,居民们自觉地将可回收废弃物如报纸、玻璃瓶等分别放入箱中,等待回收。
(二)建立多种传播方式,进行全方位传播
英国建立了多种传播方式,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传播,城市中的各个部分都被当作传播的重要元素,参与到传播体系的构建中。这些传播方式不仅包括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媒体的大众传播、公民之间的人际传播,还包括城市的公共交通和建筑等环境媒体的参与。英国政府通过技术的创新,开发出生态公交车Bio-Bus,将公共交通本身作为一种媒介来向公众扩散关于环保的技术创新理念。
(三)媒体与公众共同参与,完善传播体系的构建
在英国城市生态文明体系的构建中,英国媒体和公众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政府、媒体和公众的联合构建。媒介通过其大众传播的功能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督促政府针对城市生态问题采取相应的行动,由媒介议程来影响政府议程,而公民也通过反馈来参与传播体系的构建。公众通过对自己周围的生态问题进行讨论或者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见来为其上层把关人的议程设置提供参考,媒体就会针对这些反馈意见来选择新的传播内容,政府则会根据反馈意见来修改政策,由此使传播体系变得更加完善。
三、英国城市生态文明传播体系构建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成功经验,打破传受之间的局限,增强公众与政府、媒体之间的反馈互动。近年来,一些政府机构及主流媒体都开通了自己的微博及微信公众平台,无论是通过这些平台来鼓励公众参与到关于生态文明相关政策的讨论中,还是通过平台提出自己的相关意见,都是增强公众反馈互动的有效方式。
其次,英国城市生态文明传播体系是一种全方位的传播,注重多种媒体联合参与及公众共同价值观的培养,而这也正是我国传播体系所缺乏的部分。在我国传播体系的构建中,也应该让多种媒体参与进来,运用公众喜欢的传播方式来制作传播内容,加大生态文明相关政策的宣传。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国家总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其中,然而我国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一套完整的传播体系来指导。因此,本文以英国为例,分析了英国由政府、媒体及公众联合构建的城市生态文明传播体系,并指出其传播体系构建中的经验,以此来总结出我国城市生态文明传播体系构建中可借鉴的启示。
关键词：英国,生态文明,传播体系,经验,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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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与启示 第8篇
一、日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基本情况
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最早,1937年就成立了地方性的东京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协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推动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缩小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1948年日本政府通过了《中小企业设置法》,1949年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民金融公库;1950年制定《中小企业信用保险法》,1951年正式成立日本信用保证协会,1953年设立中小企业金融公库;1955年全国性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联合会成立;1958年依照《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法》设立了中小企业保险公库,并将信用保证协会的职责转移给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1999年成立了中小企业综合事业团,并将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纳入其中。2000年,为进一步扩大信用担保体系的运作能力,便于动员二板市场投资者将资金投向担保机构,日本政府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了修订和调整,设立了一个新的保险类型—————特别公司债保险,为投资者进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提供方便。经过6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逐步形成了由民间机构参与,中央与地方共担风险、担保与再担保相结合的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对于缓解日本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缓冲经济危机期间金融环境急剧恶化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尤其是防止危机期间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失业猛增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方面,发挥了史无前例的作用。截止2000年,共有320万家企业使用信用担保,约占日本中小企业数的39%,得到担保的债务余额高达55兆10150亿日元,约占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30%,大约49%的中小企业从信贷担保中受益,涉及金额43万亿日元。
二、日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结构与机制
日本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有着较完备的系统结构和运行机制,其基本结构和机制见下图
从结构上看,日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一个由信用保证协会和信用保险公库两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构成的两级信用保证体系,共同承担着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职责。目前日本全国共有52家信用保险协会,这些协会相互独立地为本区域内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信用保证服务,其基本特点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基金担保制。
1.资金来源。日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资金来源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实行多元化投入。信用保险公库的资本金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具体来源有四项:即由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提供的资本金、政府投资的保险准备金、年中保险费收入和信用保证协会回收债务时缴纳的款项。信用保证协会的资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政府财政拨款建立)、地方政府和公共社团以及金融机构的捐助(金融机构捐助比例较大),另一部分是借入(主要是信用保险公库和地方政府的低息贷款)。信用担保基金预存在银行,银行可据此提升担保机构的信用,并以此确定担保机构担保额度的放大倍数。这种模式由于银行和担保机构间的信息比较对称,担保的杠杆效应较大(放大倍数一般为35-60倍)。
2.担保费用及限额。日本信用保证协会向委托企业征收信用保证费,保证费基本费率为年均1%。一般一个企业的信用保证限额为2亿日元,根据企业的不同规定做具体规定。承保金额的法定最高限额为基本财产的60倍,最低为35倍。日本信用保证协会对承保项目不是全额担保,一般担保比例为70%。信用保证协会保证额的70%—80%由信用保险公库再保险,一旦出现代位补偿,信用保证协会将承担20%—30%的保证责任,这部分担保金额在发生风险时最终由财政补偿。
3.运作方式。由协会和基金等专门机构具体运行,政府管理部门加以监控。具体而言,信用保证协会主要负责对担保申请的评估、处理和批准,信用保险公库则负责对信用保证协会承担的保证债务给予保险和贷款(即担保再保险)。信用保证协会与信用保险公库签订一揽子保险合同,并按一定比例向保险公库支付保险费。
4.资金补偿与风险控制。日本政府不直接操作和干预担保机构的业务,但制定了一套在担保机构、银行和企业之间分散和规避风险的机制。一是通过规定担保比例分散风险,在公司内部实行分级负责制,实行严格的审、保、偿分离制度。二是严格审批担保程序,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外部防范双重风险补偿机制。一方面,担保公司在内部设立收支差额变动储备金,而当外部风险发生时中小企业担保保险机构将对担保公司损失总额的70%实行赔偿。
5.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日本有一批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地区性金融机构,如都市银行、地方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互助银行和保险公司等,这些机构积极参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计划,并与担保机构建立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首先,金融机构为担保协会提供了大部分基本资产,担保协会根据各金融机构接受的担保金额及风险情况,要求有关金融机构捐助担保基金,捐助的资金直接列入银行的成本支出。其次,金融机构参与担保协会的管理,通常是银行申请参与担保计划,担保机构审查批准,担保机构与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签订合同。
三、日本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对我国建设启示
(一)建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和支撑、民间机构参与、分层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政府直接出资建立担保机构并对其损账进行补贴是目前我国组建担保机构的最主要方式。但我国的政府财力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主要是吃饭财政,且财政收入比较分散,中央政府财力比较薄弱。从日本的经验看,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中央和地方两种资源,建立以地方为主,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出资(具体比例可考虑各地财政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中央和地方分层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导、调动民间机构的积极性,多渠道筹措资金,扩大担保基金规模,提高担保机构自身的信用水平。信用担保机构不宜过多,担保基金应避免过于分散,可以市级为单位,将市、县、乡(镇)各级财政分散出资的政策性担保基金相对集中,以增强担保基金承保能力,发挥规模效应。同时,应改变目前多数地方政府对担保资金一次性少量投入的现状,政府财政应建立担保基金补偿机制,提高担保机构信用。
(二)与商业银行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
我国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应选择参与积极性高、资信度好的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作为开办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的协作银行。担保机构要与协作银行明确保证责任形式、担保范围、责任分担比例、资信评估、违约责任、代偿条件等内容。尽量避免全额担保,通过适当的担保比例在担保机构和协作银行之间合理分担风险,以期建立担保机构、银行和企业共担风险的机制,使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共同承担对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风险。担保机构应定期审查银行的担保贷款业绩,同时通过提供适量抵押等方法增强中小企业的风险责任,以此降低风险和减少损失。
(三)建立社会化、专业化、网络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我国的银行体制是集中、没有竞争的,中小金融机构不发达,缺少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有担保,中小企业也难以得到贷款。因此,一方面要发挥各类金融机构的作用,尤其要鼓励和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如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作用,形成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要建立社会化、专业化、网络化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搭建中小企业信息及辅导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培训、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以提高中小企业偿债能力,降低担保代偿风险,推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的良性发展
(四)加快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法律法规建设步伐
应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法制环境,强化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规范管理和监督。为使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各个环节的运作有法可依,应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律、制度来明确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职能、作用及担保规则等,同时明确授权相应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资格、担保机制、担保程序、收费标准及担保重点等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减少代偿风险,促进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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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丽丽.日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5(5)
构建与启示 第9篇
关键词：国家开放大学,石化行业,终身教育体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人们对继续学习、终身学习的要求越加强烈, 各国积极建立各种配套措施以满足公民继续学习、终身学习的要求。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因此, 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我国国民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 以适应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是新时期建设的重要任务。
2011年, 中国石化职教代表团访问、考察澳大利亚后, 就澳大利亚先进的职教理念, 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途径, 特别是职业教育实施行业指导的体制与机制进行了汇报。澳大利亚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其独具特色的终身教育理念对于构建国家开放大学石化行业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特点[1]
1.政府主导[2]。20世纪90年代, 澳大利亚政府从法律和机制上对职业教育进行了重要改革, 推出了《澳大利亚培训保障法》, 成立了国家培训局 (ANTA) , 确立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国家培训框架 (NTF) 。该框架包括澳大利亚资格框架 (AQF) 、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 (AQTF) 和培训包 (TPs) 。这种政府推行的具有规范性和全国统一性的框架体系, 是澳大利亚终身教育体系的核心, 是澳大利亚学习型社会形成的重要保障。
2.行业指导[3]。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使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有法可依。同时, 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长委员会下设国家行业技能委员会 (NISC) , 其职责是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决策咨询, 包括就业计划、未来培训需求、企业与政府间的合作方式等。
3.企业参与[3]。《澳大利亚培训保障法》规定年收入在22.6万澳元以上的雇主应将工资预算的1%用于其员工的资格培训。凡是这项费用未达到最低标准的雇主, 必须依法向国家培训保障机构缴付其差额。同时, 在员工培训方面, 政府给予企业经济上的补贴, 有条件地减免职业教育附加税, 为企业提供专项培训的资助。这种法律制度和经济措施使得企业有责任、有动力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
4.以TAFE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学院为主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培训机构并存[5]。私立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必须经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 (AQTF) 认证而成为注册培训机构才能合法举办职业教育。AQTF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高水准和全国统一性的重要保障。澳大利亚政府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资助不是采取直接划拨的方式, 而是通过购买教育获得, 这种市场化的政府拨款方式, 使得公、私立的职业教育机构处于竞争的状态, 既有利于降低成本, 又有利于提高培训质量。
5.教育立交桥体系推进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相互衔接[6]。首先,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学制体系。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当中。在高中教育阶段,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教育课程, 取得相应的学分就可以获得一级证书和二级证书。获得证书的高中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持证上岗, 也可以在升入培训和继续教育 (TAFE) 学院后进行后续模块课程的学习。就读于TAFE学院的学生主修专业技能, 学生毕业后可以到所学专业对应的大学里继续读完两年左右的课程, 拿到本科学位。其在TAFE学院的学分也能得到大学承认, 这种无缝衔接避免了重复学习的现象。其次, 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相互衔接的资格框架 (AQF) 。澳大利亚开放的职业教育学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得益于国家统一的AQF。AQF不仅涉及职业教育证书和文凭, 而且涉及普通教育证书和文凭, 是一种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有效衔接与贯通的体系。它规定了不同教育体系之间如何分立与贯通, 在不同教育系统之间提供了实现教育和谐与教育平等的互通互认机制, 从而为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的衔接, 以及学生在不同教育系统之间的转学或继续深造提供了保障, 为推广终身学习和形式多样的教育与培训创造了条件。
6.凸显能力为本的培训包体系[7][8][9]。培训包是一套国家注册的、在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用于认证与评估劳动者职业能力的技能标准与准入资格。每个培训包就是一套完整的指导性文件, 描述在工作中需要有效掌握的知识技能, 以指导职业教育与培训。其本质意义在于对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统一的资格标准的规范与界定, 为具体设置课程内容和保证教学质量提供了基础, 是澳大利亚所有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规范性依据。
二、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 以国家开放大学为平台, 构建终身教育理念下的石化行业教育体系
石油和化工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据统计, 2010年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实现总产值8.88万亿元, 其中化学工业产值达到5.23万亿元, 一举超越美国, 跃居世界首位。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为:全行业经济总量保持稳定增长, 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3%-15%。到2015年, 石化工业总产值将达到16万亿-18万亿元。石化行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国内外的形势变化, 以市场为导向, 大力调整产品与产业结构,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节能减排, 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 促进行业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国石化行业的发展规模会逐步扩大, 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 结构调整的力度也将越来越大, 石化行业从业人员的转岗培训和继续教育的需求将日益旺盛。构建终身教育理念下的石化行业教育体系势在必行。
1.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澳大利亚终身教育理念下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充分体现了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特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提出:“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这就为今后职业教育在机制创新方面指明了方向。石化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一方面实现国家开放大学与中国化工行业教育协会结盟;另一方面, 必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打破已有框架体系的束缚, 指导行业资格框架体系、质量培训框架体系、培训包 (学习包) 体系等三大体系的构建, 建立石化行业的终身教育体系。当然, 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让更多的石化企业积极、自觉地参与进来, 实现人才培养的联动。
2.以国家开放大学为平台, 发挥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 构建终身教育理念下的石化行业教育体系。
(1) 发挥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 构建统一规范的石化行业资格框架体系。澳大利亚资格框架的开发和推行, 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形成功能完善的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同时, 它还保证了义务教育后各种资格和学历证书的全国统一, 促进了澳大利亚各种资格证书在国内和国际劳动力市场上的认可[10]。有鉴于此, 我们要构建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统一规范的资格体系, 一是要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 将各种学历证书和资格证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二是要以政策的形式规定各级证书颁发机构的协调关系, 做到全国统筹、规范统一;三是要全面结合各级教育系统、行业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不同社会机构的需要, 共同建立和发展全国统一的资格证书体系。就石化行业而言, 要发挥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 通过组织行业性的专家顾问委员会, 确定石化行业不同岗位、不同技术等级的标准, 并以此为依据构建统一规范的石化行业资格认证框架体系。澳大利亚资格框架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阶段主要颁发六类证书:一级到四级证书、文凭和高级文凭。一级到四级证书要求达到在本专业领域中具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而文凭和高级文凭则注重的是技术分析、设计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述六种资格证书之间相互关联, 保证了学生能顺利地从一个证书级升入到另一个证书级[10]。我们可以结合石化行业的实际情况, 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构建职业教育的层级理念, 可以设定五+个层级标准, 即职教一级到职教五级、职教五+级, 与职业技能鉴定的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生产技术研发工程师对应, 并以此衔接贯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研究生教育, 按照知识和技能要求层层递进, 有利于技能型、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选拔培养, 最终形成不同于学历教育的完整的终身教育体系。
(2) 发挥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 构建统一规范的石化行业质量培训框架体系。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主要由《注册培训机构的基本标准》、《州和地方机构的标准》及《注册培训机构的优秀标准》等三个部分组成。注册培训机构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办学机构, 澳大利亚各州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必须按照质量培训框架的要求进行注册, 然后才能开展培训包相关课程的培训与认证, 发放资格框架规定的资格证书[9]。有鉴于此, 国家开放大学以及开放大学下设的教育与培训机构, 只有达到相关的注册标准, 才有资质从事职业教育与培训。因此, 要发挥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 制定相关的培训机构注册标准, 构建统一规范的质量培训框架体系。对于将要设立的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进行评估, 通过后即可注册办学。石化行业教育体系可以依托国家开放大学—中国化工教育协会联盟, 设立国家开放大学石化行业分部。落实总部政策规定, 研究发展规划、协调行业教育资源;组织石化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发专业标准、课程学习包、评价考核标准;开展职业资格鉴定, 组织质量检查评估。此外, 根据国家开发大学学院设置标准, 在全国石化产业相对发达的不同区域, 分别选择1-2所行业优质教育资源院校, 设立直属的国家开放大学地区学院 (必须达到相应的评估标准, 成为注册培训机构) 。在分部指导下, 组织具体的招生、注册、考试、运行、管理等。
(3) 发挥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 构建统一规范的石化行业培训包体系。澳大利亚培训包的能力标准与规范使职业教育有全国统一的职业标准、评价原则及认证要求, 这使得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质量和水平能够在较高水平上得到统一, 为澳大利亚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保障[13]。有鉴于此, 要发挥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 根据专业设置、职业层级设置和教育分级设置情况, 开发融能力标准和评估标准在内的培训包。石化行业可以选择行业需求较大的职业岗位群对应的五个骨干专业 (化学工艺、石油炼制、化学分析、化工仪表和化工机械) 的培训包, 以后再延伸至其他专业。培训包的开发, 首先从分析相关专业职业岗位入手, 参照职业资格标准, 针对企业对技能型、应用性人才的需求层次, 设定终身教育贯通的职业层级 (五+个层级) ;然后, 通过职业岗位分析, 明确各专业职业层级的知识、技能、素质要求。在此基础上, 对每一级别的专业职业层级进行职业教育需求分析, 进而制定职业教育分级标准, 确定人才培养规格。开发的培训包主要是针对职业层级:一是构建能力标准, 即构建本行业不同岗位中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文化知识、实践技能及素质的标准;二是构建评估标准, 即构建涵盖对能力标准和评估环境要求的的评估考核方法。评估标准规定了学员和评估者所需要的资格要求和培训经历。评估是一个收集数据、判断所要求的能力标准是否已达到的过程, 确认学员是否具备培训包能力标准中所描述的现场操作能力。学员可以提供自己所具备能力的证明材料, 申请能力认可和课程豁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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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与启示 第10篇
X村辖11个村民小组, 共534户1535人, 全村共有大小企业87家, 主要生产铜球阀, 年工农业总产值超6.28亿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超176万元, 人均收入超1.4万元。三产服务业近200家, 拥有5000多平方米的Y乡中心菜市场, 大小超市20多个。由于经济较为发达, 全村吸引了3700多名外来流动人员来本村务工, 主要分布在全村各大小企业, 是本地村民的2倍多。外来人员的涌入, 在给本村经济带来快速增长的同时, 也给当地社会治安带来严重隐患。近几年来X村外来人口犯罪明显增多, 并呈现以下特征:
1、流窜性犯罪明显。Y乡及X村区域的特殊性, 使之成为流窜
犯罪的常发地。据统计, 交通沿线发生的外来人口犯罪案件比远离交通沿线的地区要多一二倍, 甚至几倍。X村座落于漩门湾东侧, 交通便利, 为外来人口流窜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
2、侵财型犯罪突出。在外来人口的犯罪活动中, 以经济利益为
目标的犯罪更为突出。2007年Y乡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36件, 其中盗窃案件就有100多件。
3、犯罪目标的确定性。一般来说, 外来人口的流动属性决定了
其犯罪目标的随机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 游荡于街头巷尾寻找犯罪目标, 捕捉犯罪时机, 而且作案的目标相当随意。X村由于铜球阀产业是支柱产业, 全村大大小小有八九十家企业, 因此各厂区的铜产品、铜原料成为外来人口较为明确的犯罪目标。
4、团伙化特点突出。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来自农村, 其流动多
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 其居住和生活也多以“三缘”关系为依托, 因此在犯罪活动中, 会很自然拉帮结派形成松散或紧密的团伙关系。
二、失范:X村外来人口犯罪的原因
社会失范是指旧的社会规范被破坏或被普遍否定, 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 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 使得社会成员处于混乱的、相互冲突的社会规范中, 并缺乏明确一致的社会规范约束的一种社会状态。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由于打破了传统社会原有的和谐状态, 而新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规范尚未建立, 或虽然建立但不具备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能力, 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系列的“真空”状态。正是这种“真空”状态, 导致大量的犯罪行为发生。
1、相对剥夺感的形成
当个人把自己的情况与那些被他认为在其参考群体中占优势的人相比时, 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外来人口从乡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匿名性社会”, 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 承受着来自城市的被剥夺感。主要体现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面对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 外来人口出现心理失衡;外来人口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 工头老板经常无故苛扣民工的打工费, 他们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等。在这种城市生活的体验中, 他们中的有些人因此不断地积累着不满和被相对剥夺的感觉, 并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和失范行为取向, 产生一系列越轨行为, 甚至犯罪。
2、城市边缘人的出现
涌向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不能立即融入城市, 成为“边缘人”, 与城市之间的心理对峙日益严峻。社会学者李强说:“这个群体被城市排斥在边缘位置上, 没有机会进入主体社会, 他们往往在边缘的、违规的亚文化群体中生活, 对主体文化是完全不认同的。”在这种城市生活的体验中, 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城市中遍布陌生人”, “熟人社会”消失。陷入了茫然失措的尴尬境地。这使他们只能以城市边缘人的角色出现在城市之中, 而这种社会失范行为便为犯罪现象的产生留下了空间。
3、社会转型造成的“管理真空”随着外来人口大批量涌入城
市, 他们脱离了原来所隶属的农村社会规范体系, 传统的农村社会行为约束机制被解除;由于种种原因, 城市中对外来人口的约束机制并没有相应地形成或建立。这种管理真空的客观存在, 导致社会失范行为的产生, 为外来人口的犯罪提供了条件。
三、构建:农民工犯罪现象预防
1、公平、公正对待外来人口
观念偏见以及由此造成的政策歧视等是当前导致外来人口犯罪现象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为弥补这一城乡之间的裂痕, 创造平等公正的客观环境, 是预防外来人口犯罪现象产生的措施之一。第一, 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在传统户籍制度背景下, 外来人口更能切身体会到城市生活的这种不公平、不公正待遇, 也给他们心理带来了的巨大冲击。因此, 解决二元户籍制度能从一定程度上缓减因为“剥夺感”的形成和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原因而导致的犯罪现象的产生。第二, 提高外来人口的素质。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 应注意加强流动人口的法制观念、道德品质教育, 还要注意解决“外来人口二代”问题。第三, 保护外来人口的合法权益。目前, X村的外来人口日益增多, 虽然当地村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排斥, 但普遍觉得外来人口大量涌入, 造成对社会文明、卫生治安等多方面的影响。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坏的影响而否定外来人口对X村带来的贡献。外来人口理应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其合法利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2、健全外来人口管理机制
加强外来人口管理机关的权威, 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第一, 建立、完善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和激励机制。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成中, 按适当比例吸收农民工中优秀分子。农民在一个城市务工到一定年限后, 应享有与当地居民一样的选举权, 有权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的管理。第二, 健全完善管理网络。建立乡、村两级立体的、多层次的管理网络。目前Y乡在乡政府建立流动人口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全乡的外来流动人口教育管理工作, 并成立了乡综治工作中心, 实行长期联合办公, 在村级建立综治工作站, 建立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 取得了较好效果。
3、加大外来人口管理的整治力度
在外来人口管理过程中, 要经常性进行“滚动式”的循环清查整治。首先, 使流动人口遵纪守法的意识得到增强。“滚动式”循环清查使房屋出租户和流动人口能够主动登记办证, 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其次, 使流动人口自我防范意识得到增强。可减少了犯罪分子下手的漏隙, 有效性防止被盗案件的发生。第三, 使治安状况得到明显好转, 有效遏制流动人口发案上升势头, 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第四, 使社会风气得到明显改善。有利于形成和睦相比、邻里守望的风气。第五, 使打防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滚动式”的清理整治可提高发现线索, 争取破案主动权。
X村外来人口的犯罪现象折射出目前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笔者用社会失范理论来解释这一犯罪现象产生的原因, 也就外来人口犯罪现象提出了构建预防体系的理论, 但这仅是一家之言, 更多的还需要决策者们真正对外来人口生存状况加以关注, 这不仅仅是外来人口自身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事关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问题, 因此, 非常值得进一研究与探讨。
摘要：外来人口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群体。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 外来人口的犯罪问题已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本文试从社会失范理论的视角出发, 探讨外来人口犯罪的特征、原因, 并提出构建预防外来人口犯罪的理论体系。
构建与启示 第11篇
[关键词]和谐 和谐社会
“和谐”一词，是“调和”与“谐合”的复合词，《广雅·释诂三》记：“和，谐也。”《尔雅·释诂》曰：“谐，和也。”说明“和”与“谐”两者可以互训。最初，人们试图从功能上把“和”解释为酒器与乐器，《广韵·戈韵》中记载：“和，不坚不柔也，”其意又引申为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状态。“和谐”思想是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中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内省外修，进而推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和谐思想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看作是相辅相成的和谐、平衡运动。《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天、地、人之间的自然共生，共同遵循自然法则的天人和谐。我国西汉时期哲学家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思想。儒家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是天地万物的有机部分，认为要顺应自然，依循事物的自然本性，从而实现“太和”景观：“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大传·彖传》）即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盛况。[1]马克思则认为人与自然的相通不是泛神论意义上的相通，而是自然意义上的相通，是现实意义上的相通。他把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辩证法的基础之上，他把“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辩证地统一起来。指出：“因为人和自然的现实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2]人与自然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相互影响、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因此，当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尤为重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人类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对自然界进行毫无节制的索取，森林滥伐、江河与空气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肆意开采等等，都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不谐调发展，而人类也在不断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目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广泛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政府适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保持自身内外和谐
儒家思想强调人身心内外的和谐，认为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促进整个社会和谐的根本。孟子指出：天下之大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庸》也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知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孟子.离娄上》）而提到修养身心的方法，儒家强调要“惠而不患，老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要保持中和的态度，实现自身内外和谐，所谓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天下一切情感和道理的根据，和是对待万物的普遍原则，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就会“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万物各得其所而生和发育，实现天地人的和谐发展。[3]同时，儒家也非常讲求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不仅使个体达到了安身立命，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同时也最终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和谐，正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而修身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躬行”，只有先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践行社会行为规范，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寻求自身的和谐。[4]事实上，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和谐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社会各因素的和谐发展必须以实现个人内外兼修为基础。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日益迫切，一种传统道德感的缺失正在困扰越来越多的人们，往往产生莫名的孤独感、焦虑感、不平衡感等等，所以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内外兼修的思想在今天则具有更加重要的启示意义。
提倡“仁者爱人”、“和而不同”思想
人与人和谐包括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在人与人关系上，儒家传统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是促进“人和”的道德原则，尤其推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必须以“仁”作为根本立足点，正如《论语·颜渊》中提到的“仁者，爱人也”。同时，指出人与人间应互相帮助，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自己所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他人，这就是儒家所提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强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不断忍让并与人为善，这就是其一直遵守的“忠恕”思想，而这种处理人与人间关系的思想延伸扩展到整个社会，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将小爱升华为大爱，把小我转化为大我，这样人际间的和谐相处最终便会延伸到一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和谐发展，正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自珍〈明良论二〉）同时，儒家强调和而不同的思想，体现出了事物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主张把握事物的差别性，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形成以和谐为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5]《礼记.礼运篇》中又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今世界逐步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民族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等不尽相同，目前在求同存异中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对外交往的共识。现阶段，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提供一种解决各种矛盾调解冲突的机制，有效调节、疏导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形成总体上的平衡与和谐。[6]
中国传统儒家和谐思想对于我们所提倡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它为和谐社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继承与批判中国传统儒家和谐思想的基础上，其内涵必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最终实现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合理、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岱年著，文化与价值[M]，新华出版社，2004，P219.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2．
[3]黎昕．儒家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J]．东南学术,2008(4):135．
[4]李申.简明儒学史[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2.
[5]覃翠玲．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前沿,2008(6):180．
[6]黎昕．儒家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J]．东南学术,2008(4):135．
构建与启示 第12篇
教师教育理念没有真正的转变, 教学案设计形式单一, 缺少创新。在刚开始推行以教学案为载体的“二、三、六”教学模式的过程中, 由于此教学模式是以教学案为载体的, 同科教师在充分集体备课的基础上, 教学案设计突出教师的导和学生的学, 极大的调动起师生的课堂热情, 课堂教学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随着“二、三、六”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推进, 教学案格式的固定化和内容的单一化, 把教学案试卷化或练习化的教师不少, 穿新鞋, 走老路。极大的限制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 导致现在有些班, 个别科目学生学习气氛不浓, 展示不充分, 学得不深刻、不牢固, 课堂效果停滞不前。为此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对策:
首先, 重视教师的业务学习, 更新教师教育理念。继续加强对教师的业务培训, 进一步树立新课程理念, 依照“二、三、六”教学模式的各个环节, 不断加强对教师业务培训, 为进一步推进“二、三、六”教学模式提供理念保障。
其次, 对学科集体备课, 教务处要精细化指导和严格地把关。“二、三、六”教学模式的设计思想和新课程理念紧密联系, 做好集体备课, 抓好教学案三维目标设计与教学内容的有效整合, 对目标设计与内容整合不到位的教学案, 一律退回重新设计。课前缺少二次备课, 课堂“二、三、六”教学模式各环节处理不到位, 课堂秩序混乱, 效率太低。
“二、三、六”教学模式要求教师课前, 课内、课后不断反复依据教学案对课堂进行设计、使用、修正, 再设计、再使用、再修正的循环过程, 需要我们教师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辛苦, 但在有些教师课堂准备不充分, 秩序松散, 导致课堂效率不高。我们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1. 自主学习, 师生急于完成预习任务, 预习不充分。
不能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适当的时候可做示范, 教给学生自学方法, 培养学生自学习惯, 发展学生自学能力, 让学生学会自学、学会预习、学会发现问题、学会解决问题。
2. 合作交流, 教师的引导不得法, 合作
效果不明显, 我们有些班级不能实现小组合作的有效性和探究性, 表面看上去热热闹闹, 但实际上学生帮学生, 学生带学生并未真正实现, 教师要做合作学习的指明灯和导游, 教师要像蜡烛, 要在学生最需要的时候, 最黑暗的时候点亮自己, 这样才能放出光芒, 在学生阳光灿烂的时候, 让学生自己去闪光, 我们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去质疑、去互助、去分析、去解决, 教师在本环节只是通过巡视、倾听、检查和点拨,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学生快乐的乐园。
3. 展示解析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体验, 规范展示能提高学习效率。
在“二、三、六”教学模式实施中, 在有的学生没有充分预习和合作学习的基础上忙于让他们展示, 以至于展示的只是个别优生和小组长, 没有起到展示应有的作用。教师要让学生动起来, 让学生敢“动”自己要敢“放”, 做到“展”而有序, “动”而有度, 同时在展示时教师要善于运用鼓励和启发性语言调动学生展示的热情和积极性。
4. 拓展延伸, 对接中考, 应把握学生的层次性和知识的应用性。
多数教师在教学案设计上能做到, 但在课堂上做得不够, 近几年的中考中, 中考的题目设计更加灵活, 注重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考察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因此我们今后在拓展延伸部分要把握所学的知识直接联系生活实际, 加强对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无论对学生的中考能力提高还是兴趣的培养, 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5. 当堂检测, 在课堂的最后留出10分
钟进行当堂检测, 当然也可以根据当堂课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延长或缩短, 但一般不能低于5分钟。但进行当堂检测时还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 不能保证当堂检测的时间, 不能确保学生能够把刚学的知识转化为能力; (2) 当堂检测的内容不能着重在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培养能力上; (3) 当堂检测的形式不能灵活处理, 如达不到让学生口答、笔答、抢答、板演等多种形式; (4) 教师不能引导学生营造良好的当堂检测的氛围, 会把当堂检测当考试, (5) 在当堂检测过程中, 教师不能在学生中间巡视, 不能随手批改; (6) 当堂检测不能留出反馈矫正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