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上山下乡（精选10篇）
公共关系上山下乡 第1篇
在上述措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农村工作已经成为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扩大农民权利, 增强农民发展动力, 完善农民自主性几个方面需要从农村信息、人口素质、基础建设、教育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于是, 一个突出的问题凸显在我们面前———农村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工程的发展成为当前重要工作。
检索研究文献, 我们可知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长期存在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二元结构, 最终结果是城市和农村经济结构、知识结构、人口素质、医疗保险资源等严重不对称。实现城乡一体化, 则必须实现城乡信息平等。
2.为农民提供有用信息, 让农民可以与乡镇居民一样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国家政策法规的制定颁布, 学习科技知识, 了解市场情况, 获得真实有效的就业信息, 让新时代的农民可以不出家门就能了解天下大事, 指导农民科学生产, 提高生产水平与经营能力, 拓宽视野, 寻找农产品销售渠道实现增产增收快速致富。
3.在国家号召大力发展农村的政策前提下, 交通、医疗、保险、就业都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进步, 信息化建设无疑也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 可以促进现代农村公共服务的快速发展。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改进农村公共服务落后缓慢的旧格局, 改变传统模式, 重新整合有效资源, 例如建立农村远程教育实现快速提高农村人口知识文化水平的目的;并且可以将外部文化资源共享, 让农村人口可以获得和城镇人口同等的信息范围信息数量和信息标准;同时针对农村地区固有的特点, 可以开设远程医疗服务机构, 快速传递人口、动植物疫情通报、知识普及、请款预报、新消息发布等。
4.信息化建设也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基础和必要手段。信息化程度直接影响政务透明、民主管理的发展进程, 同时也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等方面的技术支持, 保障农村各项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22008年1月25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他强调, 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 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切实增强做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积极、全面、扎实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落到实处, 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
农民从开始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上, 一直与城市人存在极大差异。发展农村, 让农民增加收入, 从而缩小两极分化。目前我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在农村, 与城市相比, 通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在农村发展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 还处在发展、成长阶段, 产业化、商品化程度也不高, 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信息资源的开发建设仍处于落后状态, 还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有待进一步提高。
《农村信息化必要性分析》一文的作者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大多还处于信息化起步阶段, 许多地区信息化建设进程迟缓, 信息化水平低, 互联网、信息化与农民群众相距甚远。
2.大部分农民不懂电脑操作, 更不知怎样上互联网。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服务体系还很落后, 农业信息市场供给和需求严重不足。
3.我国农村信息化严重依赖于城市信息化, 由城市提供给农村信息资源不能完全适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4.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限制, 使得农村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市场化条件下, 中青年农民外流更加剧了农村信息化人才的匮乏。农村信息化人才短缺、结构不合理。
5.农村信息化成本过高, 成为限制农村信息化发展的瓶颈。互联网对于农民来说成为一种“奢侈品”。
3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8亿多是农民, 从某些方面来讲, 农民富则中国富, 农民强则中国强。现在有很多地方, 大家会发现农民有增产不增收的情况, 今年丰收了大家都去种, 明年尽管都丰收了但没有卖出好的结果来, 为什么呢?就是信息不对称。如何让农民真正富起来, 如何让他们真正强起来, 笔者认为单纯靠勤劳和政府补助是不行的, 一定要从勤劳致富变成科学致富和信息致富。
基于对我国农村信息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结合我国农业和农村的新形势, 针对中国服务“三农”的迫切要求, 以及在农村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实现农村信息化, 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和参与。
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共建农村信息化。
加强对农村信息化投入资金的管理, 提高资金投入的效率。
2007年6月1日《经济日报》曾就农村信息化进程发表分析文章指出:推进农村信息网络基础建设, 提高农村通信能力。大力推进“退铜进光, 光缆进村”, 实现农村用户网络的快速转型;继续推进“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 加快完成终端接收站点的建设;实施“服务新农村, 建设信息村”工程, 切实提高电话入户率, 努力推动光缆进村、宽带入户, 实现以涉农信息为主的综合信息交互式服务, 使更多农民通过信息服务得到实惠;实施农村信息平台建设工程, 建设县、乡“信息服务站”, 利用互联网、远程教育网、金农网、农业信息网等平台, 加强农民生产技能和进城就业能力的培训,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三农”信息服务链。
在2009年英特尔峰会“要致富, 信息路”———2009信息技术推动新农村经济发展论坛上, 英特尔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贝瑞特先生说:“如何能够让中国农村在人均收入、生活水准各个方面迎头赶上, 从而推动全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我们都相信信息通信技术在此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促进教育、医疗卫生和经济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但是, 如何能够让这样技术上的潜力来帮助推动中国农村地区的创新, 我们看到, 四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首先是软硬件技术的可获性, 其次是光有电脑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宽带上网的能力, 这样才能够获得丰富的信息。再次就是要有应用, 要有解决方案, 这些应用和解决方案才能帮助我们解决真正的问题, 中国农村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问题———“三农”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内容, 我们需要解决方案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要解决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教育, 因为技术是工具, 我们如何高效使用这个工具来发展就要有赖于教育。”
笔者十分认同贝瑞特先生的观点, 以海尔电脑为例, 近年来在开发农村市场的过程中, 并未单一的以销售为主, 而是全方位的协助地方政府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
海尔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的探索, 在每年销售到农村的几千万件产品中, 都是以农村现实需要设计适合农村地区使用, 因为农村有很多特殊的条件和环境。2009年度海尔电脑参与竞标下乡计划, 以高票通过, 经过一段推动销售业绩名列榜首, 这样的好成绩来自于对农村用户的真诚关怀。这次下乡电脑的产品设计中涵盖防雷、防尘、防水这些措施, 开发了一键上网。海尔电脑2005年就和英特尔公司联合, 针对农业生产要求和农村用户使用电脑习惯开发带有软件和内容的电脑成品。例如快速上网, 快速恢复, 快速杀毒等。特别针对农村地区的儿童和城市儿童信息不对称性问题, 让农村的孩子可以跟城里面的孩子学到同步的课程, 脱离不健康电脑游戏。
综述
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叙曾说:“我们国家国策最大的转变就是朝着农村发展, 推动农村经济的建设, 这是重大的转变。IT产业, 包括英特尔在内的所有公司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在探索一条路, 就是有一个途径, 向最新的技术, IT这样的技术, 通过互联网这样的连接手段, 像宽带, 加上什么样的服务能够真正送到农民手里, 对未来农村经济发展有真正的推动作用,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英特尔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在内大家都在探索的, 就是对农村未来经济发展的推动, 这是非常关键的。”
从技术上来看, 他的话无疑是对中国农村信息化建设进程的一个总结, 分析的说, 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对生产、流通、管理、资源、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的作用都十分重要, 在教育、卫生保健、经济发展、农村地区的发展中, IT技术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回顾历史资料我们看到, 早在2007年5月, 山东农村信息服务体系项目就在全国率先开辟了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新模式, 由政府牵头进行资源整合所创建的这一体系, 得到了国家信息产业部的高度重视, 并被列为国家农村信息服务试点工作的重点, 在山东乃至全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次在山东省3市进行的信息化试点工程, 相当程度上已经解决了信息资源从场所到传播手段, 从服务内容到信息平台的整合这一世界性难题。
2008年1 2月1 1日, 由山东省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信息产业厅组织, 济南市信息产业局主办, 联通公司承办, 微软公司、海尔公司等企业参与的“信息化下乡”活动现场会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刁镇张官村举行。这标志着整个山东省“信息化下乡工程”全面铺开。
在前期对农村市场深入调查中发现, 消费能力并不是首要问题, 而是农村买回电脑来到底干什么, 如何为农村人口提供信息服务和良好的上网环境, 才是解决农村信息化难题的关键所在。为农民提供的必须是整体解决方案, 而非单一的产品。基于这样的认识, 海尔电脑与英特尔、微软、网通等公司携手, 将电脑、网络、应用以及金融服务等有机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以海尔电脑为平台, 以应用方案为核心”的“信息化套餐”。这一模式的创立和推广对我国农村信息化战略乃至信息产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场会当天有超过200余村民到现场参观, 现场受理电脑10台, 预订11台。而在此后两周持续进行的活动过程中, 共有160, 000人次接受了100余场培训, 5000台电脑被抢购一空。
该工程在济南、东营、德州等6市41个县 (区) 1 000余个乡村深入开展, 海尔公司按照信息产业厅的要求, 提供5000台“博越”信息化下乡专用电脑, 并全面负责微机调测和售后服务, 在两周内共进行了100多场培训, 参与农民超过160, 000人次以上, 这些地区也成为推动该工程全面落实的前沿阵地。海尔电脑针对此次活动不仅仅是提供了5000台“永不死机”的海尔博越电脑, 还配合做好组织宣传, 提供优惠资费安装宽带。
东营市政府相关人士表示, 信息化下乡工程的深入开展, 对帮助广大农民尽快实现由“勤劳致富”向“信息致富”转变,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上案例可知, 从整体发展观念上来看, 中国农村信息化工程所需要的各项元素均不可缺少, 推进农业生产信息化是积极探索发展高效农业新路子的重要途径。互联网、电视、广播、报刊、电话等多种方式的有机组合, 能够扩大农业信息覆盖面,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能够逐步实现精准田间管理和精准收获等农业生产过程的信息化;能够用信息技术重点改造传统农业, 合理使用各种农业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发展节约型农业和生态农业, 加快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步伐。推进农产品流通信息化, 能够有效促进市场繁荣、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加快农业信息的采集、分析、决策和发布的网络化, 推进农村管理信息化, 是大幅度提高农村科学决策水平的关键。推进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可以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以卫星网、互联网、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网等多种方式, 满足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文化发展上的差距,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海尔所作的贡献———电脑成品中区别于城市需要的农用技术内容、医疗常识、法制常识、一键上网等技术都体现了电脑下乡对农村文化, 社会环境, 积极环境整体进步和提高的带动与帮助, 显然这是十分重要并且必要的措施。这次家电下乡对农村信息化建设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电脑下乡让农民有机会获得更多信息, 提高他们生产生活水平, 提高眼界, 了解更多致富信息、医疗知识、法制知识;对我们国家而言是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重要推动力;对企业而言, 农村市场是巨大的蛋糕, 蕴含着丰富的营养, 对中国企业的哺育作用显而易见。
电脑下乡无疑令农民得实惠, 企业得发展, 政府得民心。对中国乡村发展而言是政策、交通之外的重要推动力量。
摘要：在国家号召大力发展农村的政策前提下, 交通、医疗、保险、就业都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进步, 信息化建设无疑也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 可以促进现代农村公共服务的快速发展。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改进农村公共服务落后缓慢的旧格局, 改变传统模式, 重新整合有效资源, 例如建立农村远程教育实现快速提高农村人口知识文化水平的目的;并且可以将外部文化资源共享, 让农村人口可以获得和城镇人口同等的信息范围信息数量和信息标准;同时针对农村地区固有的特点, 可以开设远程医疗服务机构, 快速传递人口、动植物疫情通报、知识普及、请款预报、新消息发布等。本文通过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当下情况介绍和存在的问题分析, 结合家电下乡和电脑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分析, 解读电脑下乡对我国乡村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公共关系上山下乡 第2篇
一、指导思想
今年的社会实践活动要以学习、宣传、实践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充分贯彻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的精神，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层次和水平，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引导青年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到党的十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滚滚洪流中去；引导青年学生自觉走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才道路，在服务中接受教育，经受锻炼，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实现全面发展。并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农村政策宣讲中，起到大学生应有的作用。
主题：“传承‘五四’报国志，落实科学发展观”。
二、地点：广安县城邓小&平纪念馆、邓小&平母亲及奶奶等墓地所在地、我们联系好的一单位以及广安周边社区或村社。
三、时间：7月11日——7月14号
四、组队情况：我院共组1支分队，共由9名学生和一名老师组队。
五、人员选拔方式：
由各班、团支书和班长向班主任推荐2—3名学生党员、班团骨干、优秀团员青年到团总支，由团总支筛选，统一安排。
六、实践内容：
今年我院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根据“按需设项、据项组团、双向受益”的原则，着重围绕以下几项内容：
1、宣传‘五四’事迹，宏扬‘五四精神’。通过张贴海报、悬挂横幅、散发传单等多种方式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让广大群众了解‘五四’运动，使‘五四’精神长存。
2、宣传实践“三个代表”。基层党组织先进典型调研、走访先进人物、通过宣传先进典型、先进事迹，使广大人民对“三个代表”科学内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3、对科学的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知识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宣传，以及其它传染病的预防知识。参观一些乡镇企业，向他们宣传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深入农村，宣传健康生活方式、普及卫生常识；时间允许还会作一项关于“环保”的社会调查和农村卫生状况调查、健康普查和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夏季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提高农民环保意识和防病治病的意识。
4、信息科技服务。
1）结合我系专业的特点，进行计算机基础知识等方面的宣传。利用自己所带的电脑，对所联系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实际操作培训，让他们更深一步的了解其广泛应用前景，特别是针对广大青少年进行讲解，激发其对电脑的兴趣。
2）与所联系乡村的工作人员进行电子办公知识交流，并树立其争做新型秘书型办公的意识。
3）若有需要，我们信息学专业的同学可以为当地政府部门编写一些实用的应用程序或进行管理系统开发；作一项关于网络、计算机应用情况的调查，促进其办公的电子化。
3）法律咨询及宣传《传染病防治法》；西部大开发的相关情况宣传。
4）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相关知识宣传。
5、社会调查。结合服务地区党政部门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确定调研主题和内容，组织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并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地方政府制定发展规划、解决一些紧迫的现实问题，提供决策依据。也可结合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些课题如毕业生质量追踪调查、社会对信息人才的需求状况等，以及配合学校教师的科研课题进行社会调查。当然也可以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相关情况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方面的知识进行调查。
6、环境保护与村落规划。组织学生开展“从小事做起，保护大森林”的纪念活动，通过该活动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树立大家的环保意识，从自身做起，减少白色污染。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邓小&平同志母亲及奶奶墓地所在的地点开展“保护大森林”志愿者行动，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在城乡宣传倡导环保观念，治理环境污染。
7、参观访问与交谈
1）对邓小&平同志故居进行参观，悼念我们伟大的邓小&平同志，并缅怀其为中国发展而做出的伟大贡献。
2）对我们所联系的乡村进行参观，并了解其环境治理的优缺处。
3）与所联系乡村的代表进行座谈，在交谈中实现宣传与学习的效果。并配合在社区或村社进行走访。
新“上山下乡”主义 第3篇
教知识=卖蜂蜜
商周
7年前，蜂采馆开业的当天，前来道贺的朋友忍不住问馆长黄东明：“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挨店，会不会有人来哦?”但是，蜂采馆年收入却从500万元(新台币，下同，折合人民币约114万元)一路飙升到近亿元。当年4000万元的投资，在第三年就悉数收回。
开发校外教学市场
黄东明不希望蜂采馆像一般的休闲农场，卖餐饮和住宿。他决定把蜂采馆设计为蜂蜜生产过程的体验课程，以卖知识的方式来卖蜂蜜，把服务变成促销。
开始并不顺利。蜂采馆开业第一个月，广告费花了不少，吸引来的却只有当地民众，每月50万元的收入只够支付水电费和工资。为了增加客源，黄东明与太平山风景区、福山植物园以及几家家庭旅馆联盟，让蜂采馆成为宜兰太平山一日游的其中一站。但是，仍只在周末假日才多一些参观者。
卖蜂蜜知识到底能不能带来客源?黄东明决定先找出蜂采馆的主要客户群，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他委托宜兰大学在蜂采馆内做了三个月的问卷调查，发现70％喜欢蜂采馆的人，年龄在二十岁以下。
原来，蜂采馆最能吸引的，是小学生!不久，宜兰县所有合法公私立小学，都收到邀请：蜂采馆提供一个钟头免费讲解、免费喝鲜采蜂蜜，活动时间为一年。
这刚好符合学校户外教学的需求。于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约500名小学生把蜂采馆挤得满满的。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黄东明设计了深浅不同的认识蜜蜂课。三年级以下的学生，解说手册上还特别加印了拼音。
黄东明发现，一般主题博物馆偏重静态展示不是太吸引人，就特别增加蜂采馆的动态过程。他在室内放置四面透明的蜜蜂观察箱，箱内密密麻麻地爬满蜜蜂。
户外，则把采蜜过程做成体验营。观众戴上斗笠及黑色罩纱(防止被蜜蜂叮)，看解说员燃烧樟树皮用烟熏蜜蜂，接着，拿起一片爬满蜜蜂的板子，用塑料小汤匙戳破乳白色蜂蜡，舀出蜂蜜。解说员挖出新鲜蜂蜜那一刹那是活动高潮，参观群众的情绪还没有从惊讶与疑惑中恢复，一勺又一勺微温的新鲜蜂蜜已含入口中。
带进有消费能力的成年人
然而，小学生消费力不足，蜂采馆最便宜的产品，600g包装的蜂蜜蜡都要250元，他们根本买不起。从给每个小学生发放一本解说手册，到最后一人一杯蜂蜜试喝，蜂采馆每天至少亏损两万元。
黄东明却坚信小学生是蜂采馆的种子，可以带动成人消费。即使一小时就会来一批小学生，把蜂采馆员工忙得人仰马翻，黄东明仍继续招揽小学生参观。
果然，三个月后，蜂采馆的参观者“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甚至有孙子拉着爷爷一天跑三趟，只是因为想喝从蜂巢挖出的温热蜂巢蜜。
蜂采馆对小学生免费开放那一年，宜兰所有小学共约13万人次到蜂采馆参观过。就是这些小学生为蜂采馆带来如今每年六七十万人次的客流量，是其它休闲农场平均来客数量的80倍以上。
如今，90％的顾客，是具有购买力的大人。购买比例超过25％，最高达到40％，逼近百货公司搞特价活动时的顾客购买比例。而蜂采馆的自产品牌“养蜂人家”蜂蜜，销量从三千瓶增至数万瓶。
蜂采馆的每一部分都做得很细腻。一般生态农场通常就是简单的图片加上解说，就挂在墙上，但是蜂采馆的图文，从蜂种的来源到峰毒是否致死，都详细陈列。立墙上摆满六十张蜜蜂照片，照片里连蜜蜂的舌头都清晰可见，那是黄东明花了五年时间跑遍全省，把蜂蜜涂在花朵上引诱蜜蜂、再用相机一张张辛苦微距抓拍来的。
因为蜜蜂生态文化行销的创意，蜂采馆馆长黄东明还获得了2007年度台湾神农奖，吸引了不少业内人士来参观学习。
“用农人沧桑岁月的双手，欢迎每一颗渴望自由的心”
耿军曾嘉
进入宜兰县大同乡境内，公路的护栏上就呈现出创意——一尊尊形态逼真的“茶壶”提示您：茶乡到了。
茶香随之飘来。游辉真的“茶之乡度假农庄”坐落在公路旁，主人在开放式的茶叶店兼饮茶室以自产茶叶招待我们。
农庄后倚茶山，游辉真有3．5公顷茶园分布在茶山上。“我家从1997年起考虑经营转型，开办观光休闲的农场。”主人说：“最初的难题是客源，口口相传作用有限。”后来，他想到了互联网，在各种网页上进行宣传，很快见效。
之前，和其它台湾早期的休闲农场一样，游客只是来参观一下，看完拔腿就走，效益不高。此后发展到“深度旅游’’_让游客参与茶叶制作过程，乐趣和体验并重。游辉真结合自己的茶叶种植加工，设计推出了“自助制茶体验活动”。
“制茶体验活动，重在亲自动手，满足客人对有关茶叶的各种知识的需求。不仅向客人介绍茶树的种植与培育，还要在我们的指导下，参加茶叶的采摘、杀青、揉捻加工。当客人喝到一杯自己制作的茶并满心欢喜地带回去，那味道、那心情，真是美极了。”说到此，主人的脸上也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
游辉真以土地作抵押贷款500万元，建起舒适温馨的客房，庭园内添置了面向山川风景的躺椅、泡茶闲谈的凉亭、自助烧烤的炉台。主人请我们品尝他自制的茶熏蛋、茶果冻。一份风味茶餐的菜单上，写“茶鸭”、“绿茶虎咬猪”、“乌龙茶香豆腐”、“雪茶炖土鸡”等特色菜肴，可谓乡土茶餐。
“宜兰自然环境无污染，茶质好。客人品茶之后，常常再买许多茶。有些台商回大陆之前，也到我家来买茶。自产的茶叶很快就不够销了，我就鼓励乡亲们也转型办观光休闲农庄。”主人说到此，指给我们看墙上高悬的“茶界楷模”大匾。游辉真是社区里第一家实现经营转型的茶农，并带动社区转型成功，为此他被评为“十大杰出农民”。
他说：“过去做茶农，只钻研种茶、制茶的技术，茶叶农交会去销售，我不直接面对客户。现在，直接面对客户，要学习专业管理。转型初期，茶叶收入占八成，现在茶叶与观光休闲的收入已各占五成。”
城市喧嚣之外，体味淳朴的农家生活，身心双重放松。游客仿佛主人的朋友，安闲悠然做客。农庄客源自然不断。“用农人沧桑岁月的双手，欢迎每一颗渴望自由的心。”一句话已经表达了主人所有的心意。
“土”到位的农业嘉年华
李联王丰
“如果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做自己喜爱的工作，不用一大早追公车、赶打卡、无精打采的加班，孩子可以吃到妈妈亲手做的爱心晚餐，饭后到公园散步，星空下孩子嬉戏，大人下象棋话家常。温馨和谐的氛围，一个家庭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气氛，知足常乐。金钱不再是人们唯一追求的目标，
享受生活珍惜生活才是重点。”
这是广兴农场的曾馨谊写的一封信里说的话。
又名“鸭母寮猪哥窟”的广兴农场原本是一家养猪场。1997年，口蹄疫席卷台湾，养猪场倒闭，场主曾先生欠下巨额债务。个性坚韧、乐观的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率领全家共同面对危机，找寻新的出路。大女儿曾馨谊辞去台北的幼教工作，回到家乡为父母分忧。女婿阿辉则是个全能型的人材，一人独揽农场的环境规划、景观设计、植物栽培和施工管理。
他们的特色，就是“土”到家，“农味”特别浓。处处有让城里人新鲜的乡村娱乐，体验一场农业嘉年华!
两公顷面积的农场还可以看出当年养猪场的痕迹，一排排顶棚下原来都是猪舍，现在被分成不同的区域。用泥块累积起来的土灶台可以烧出食物的原汁原味，以稻草和竹子搭建的简易棚复原了以前养鸭户临时居住的“鸭母寮”，几只憨态可掬的麝香猪与大公鸡、小鸭子、小兔子们和睦相处。农场的“宝贝”——涌泉池塘是蛤蜊和鲷鱼的乐园，也是游客餐桌上的美味。
孩子们可以下池塘摸蛤蜊、喂鱼、喂小猪，也可以彩绘一头小瓷猪领回家。大人们则可以在花草掩映的池畔品茗聊天，或是对着池塘发呆。
最初，他们也不知道休闲农场到底该怎么经营。几个人到处去学习观摩，接受各种辅导，思路才开始明晰起来。为了方便排水，养猪场原来的地面都是斜的，他们想整平。台湾世新大学的陈樨吉教授来指导时却说，斜板地才是他们有二十多年历史养猪场的特色，应当保留。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所有能用的材料都用上，靠着全家人的齐心协力，农场渐渐像模像样了。
农场2002年4月一开张就兴旺，也凭借了一点点运气。一是，刚好赶上台湾开始实行一周两天休息，人们有了更多空闲时间游玩。5月，又有一家电视台报道了他们的农场。之后陆续来了五六十家媒体，给他们做了免费宣传，游客接踵而至。
现在曾先生老两口主内，负责烹调乡土美食；馨谊和阿辉主外，负责招呼客人，周末以外客人不多的时候，侍弄花草，修修整整。馨谊说，把客人当成朋友，从朋友的角度去考虑客人的需求，这样就有了不少回头客，节假日人多的时候能达到五百多人。不过，将来可能会限制游客的数量。一方面为了保证服务的品质，另一方面也不想让家人做得太辛苦，在她看来家人的健康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链接：
迷宫也是好生意
Jane Garmey
我们似乎漫无目的地在田野里穿行，2米多高的茂密玉米把我们夹在中间。时间已经接近傍晚，我正身处康涅狄格州Ellsworth Farm农场一个5公顷的玉米迷宫里，尝试找到藏在迷宫某个角落的一片大豆。我的导游艾伦·科克林是这个迷宫的设计者，那片大豆也是他亲手所种。转了无数个弯之后。一条路豁然出现在眼前，通向的正是一片宽阔而茂密的大豆田——科克林在迷宫内精心布置的四个探索目的地之一。然后我们重新出发，寻找另外三处目标：用来榨取糖浆的高粱，用来做扫帚的高粱，和一大片合苞待放的向日葵。
科克林是当地一个农场主，八年前开始设计迷宫。他觉得做迷宫是个有意思的主意，既可以挣钱，又能激发孩子对农田的兴趣。他在迷宫里栽种下不同种类的作物．把它们当作“目的地”。科克林经营的第一个迷宫在劳动节至万圣节期间的周末开放，空前火爆，从那以后他每年做一个。去年夏天他举办了两次“月光迷宫”晚会，也大获成功。
过去20年，玉米迷宫不仅在美国风行一时，在欧洲也是难得的好生意。英国人阿德里安·费希尔是普遍公认的迷宫游戏鼻祖，在20年间，他不仅创作迷宫，还把它变成一项深受大众青睐的娱乐项目。他的个人网站上列出了一大串客户的名字，还详细描述了他设计过的一些最奇特的迷宫：有的形似一面州长徽章，有的是一顶皇冠，还有一个设计成霸王龙的形状，里面架有世界上第一座嵌在玉米田里的双层桥梁。
迷宫世界的另一名大腕是布雷特·赫布斯特。他的第一个迷宫是在自家的农场上完成的，1996年他开了一家公司。专门设计迷宫。从那时起他已经设计了1200个迷宫．光是今年他就完成了200个方案，收费方式要么是一次性收取(底价4500美元)，要么是迷宫经营收入的6％。赫布斯特也对像海盗船这样的花哨设计情有独钟。他告诉笔者，他设计的一些迷宫，一个游戏季就能吸引五万名游客，而一季一般不到两个月。赫布斯特把这个游戏叫作“娱乐”农业。赫布斯特在犹他州的农场是“麦当劳儿童游戏场”概念和“农家乐”的结合。除了迷宫——今年的主题是加勒比海盗，还有奶牛火车、小鸡唱歌表演、猪赛跑，甚至还圈出一个射击范围，供游客练习射击玉米棒子的技术。
那些针对个体消费者的农场娱乐项目，如亲手采摘、草车游、宠物动物园、南瓜节等，被统称为农业旅游。农业旅游已经成为小农场谋生策略的最新招数，现在很多农业学院都开始教授这门课程。
碥辑李洁
公共关系上山下乡 第4篇
美国行政学家威尔逊于1887年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 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管理学科, 标志着传统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产生。其主要特点是, 以威尔逊以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为基本假设, 以韦伯提出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 以效率原则作为最高标准。在人事管理上, 要求公共行政人员严格执行上级命令, 忽视人的主动性及创造性。20世纪70年代, 西方盛行以经济、效率与效益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将当代工商管理学取得的成就引入了公共部门管理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 奥斯本与盖布勒在《重塑政府》一书中勾勒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形象, 倡导用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新公共管理依靠的是公共选择和委托代理理论, 它假定公共行政人员是自利的“经济人”, 在人事制度上主张打破僵化的等级制度, 实施更加公平且富有灵活性的组织激励措施, 激发公共行政人员以企业家的精神, 努力提高绩效。但是, 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管理主义, 片面地追求效率最大化从而脱离了公共管理中的民主性基础, 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批判。
21世纪初, 以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的公共行政学者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试图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具有重要价值的基础上, 提出和建立一种更加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体系——新公共服务理论。登哈特夫妇所著《新公共服务:服务, 而不是掌舵》一书中指出新公共服务强调公司民主参与, 实现公众利益, 政府应注重服务而非管制。要求公务员为公民谋福利的同时积极引导公民参与, 让公民意识到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是政府、公民、社会共同的责任, 这也就决定了公务员承担的责任比以往更复杂, 不仅要对行政效率和结果负责, 还必须注重道德和民主。在人事管理上登哈特认为, 公务员不仅只是传统公共行政中被视为需要官僚职业保障的雇员, 也不仅是新公共管理中市场的参与者及企业家, 而是那些其动机和回报不只是薪酬和保障的人们, 他们希望自己和其他人有区别, 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二、服务型政府与政府转型
通常政府的类型区分为管制型、服务型 (也有不少学者在这两种类型之间加进一个“管理型”) , 还有学者从政府的假定上分为全能型、有限型政府。管制型是一种传统的政府模式, 其优点是能有效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 其不足的方面是适应社会行为复杂多样的能力较差, 无法应对政策、法规的滞后性, 政府的管理成本过高。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具有管制型政府的典型特征, 但管制模式相对忽视和弱化了政府的服务职能。改革开放以后, 政府职能转换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2月首次提出“服务型政府”概念, 凸显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 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 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其基本特征为:政府是以公民为本位, 坚持依法行政原则, 为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明确公民需要在政府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 注重公民参与, 充分体现民主行政理念。不难看出,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公民权, 逐步实现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 由以往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 向政府与公民平等身份基础上的互信合作、互动共治模式转变。
构建服务型政府, 使政府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这是一项艰难的系统工程,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要实现由“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转变, 而这一转变是很难自动实现的。公民满意的政府行为是以拥有高素质、高能力的公务员队伍为基础, 公务员能否转变服务意识, 不断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就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课题。然而, 目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管理上, 大多还是基于“管制型”模式, 强调以集体利益为重, 严格服从上级命令, 执行上级决议, 决策缺乏民主, 明显与服务型政府所倡导的民主行政相背离, 这无疑阻碍了政府的顺利转型。因此,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 在公务员管理上, 乡镇政府亟须抛弃以往的管制型模式, 以民主行政理念为导向, 充分激发乡镇公务员的工作热情与责任感, 树立起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 明确新时期乡镇公务员的职责, 以此为导向积极投身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三、服务型政府对乡镇公务员的责任要求
乡镇政府位于我国政府体系的末梢, 直接面对广大农民, 存在的目的就是解决好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冲突, 满足广大农民的合理需求。乡镇公务员则位于我国庞大公务员体系“金字塔”结构中的最底层, 他们提供公共服务的态度和能力, 直接关系到国家基层政权的稳定。可以说, 我国要稳定持续发展, 乡镇政府的高效运行、乡镇公务员队伍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通过职责界定帮助公务员树立为民服务及民主行政意识, 对于加强我国乡镇公务员管理和政府顺利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公务员在服务中面对着多元化的价值冲突, 受到包括公共利益、宪法法令、其他机构、媒体、职业标准、社区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环境因素、民主规范、公民需要在内的各种制度和标准等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 而且他们应该在多元的价值冲突和复杂的价值判断下也能并且应该为了公共利益而为公民服务。因此, 我国地方政府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 乡镇公务员承担的责任也比以往更加复杂, 作为服务型政府中最重要的资源和主要支撑者, 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付诸实践, 确保政府对公民偏好和需要的回应, 那么, 乡镇公务员应承担哪些责任呢?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 可概括为专业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民主责任。
第一, 专业责任。随着社会上突发事件日益增多, 服务型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 集中力量处理必须由政府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乡镇公务员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提高促进发展与改革、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 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 拥有较高政策水平和敢于决断的魄力。同时, 还必须坚持在学习中提高, 在研究中探索, 积极参与公务员的初任、任职、专门业务和更新知识培训, 加强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外语能力等, 增强创新精神, 结合当地、当时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此外, 还必须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乡镇公务员作为群众的“公仆”, 直接面向并服务于广大的农民群众, 服务于当地“三农”事业, 服务于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他们的道德品质、言行举止、工作作风等在社会中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因此, 乡镇公务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成为公共利益的道德表率, 在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实践过程中, 应以身作则, 积极为公民树立好榜样, 将伦理道德进行内化, 使自己的人格得以升华, 增进和巩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
第二, 法律责任。依法行政, 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保障, 也是对公务员的基本要求。目前, 一些乡镇政府在公众中缺乏公信力,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此, 乡镇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必须认真学习掌握国家的法律法规, 除了要透彻地掌握自己本职业务工作各项法规政策以外, 还要认真学好宪法、行政许可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依法行政所必需的法律法规知识, 避免少数乡镇公务员因为不懂法而出现的违法乱纪行为, 更好地为村民进行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 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 秉公执法, 完善执法程序, 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切实将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行为纳入依法运转的轨道, 避免出现“人治”大于法治现象, 履行好公务员的廉政责任。
第三, 政治责任。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也是新时代公务员神圣的政治责任。服务型政府宗旨就是, 在公民本位的理念下为公民服务。公务员作为乡镇一级行政组织行政权力的实际执行者, 他们的职责不是管理、控制, 而是为公民提供满意的服务。相对于城市一级公务员工作环境, 乡镇公共设施建设、办公条件等方面相对于城市有较大差距, 交通不便利, 而且村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法律意识淡薄、思想保守、宗族意识严重, 但要求加快发展经济文化、改善基层民主的愿望日益强烈。这些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村民低素质、要求高的矛盾性增加了乡镇公务员开展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面对这样的情况, 乡镇公务员必须具备吃苦耐劳的能力, 避免盲目攀比, 同时, 打破以往“父母官”的管制意识, 切实树立起为民服务的思想, 耐心地进行宣传和教导,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 明白无论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 都是公民的勤务员, 要把国家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 一切工作以村民的需要为出发点, 以村民满意不满意为判断标准。
第四, 民主责任。与传统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不同,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注重公民参与、开放且透明的政府, 是“以民为本”的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新公共服务强调政府应提供一种多数公民都想要的服务和产品, 充分实现民主行政理念, 在这样的理念下, 乡镇公务员在为民服务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公平, 对服务的对象不分等级和阶层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对待, 更加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尊重村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确保民主行政理念贯彻到整个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并引导公民积极参与治理, 为公民参与搭建平台, 通过与公民共同协商等方式, 激发公民本应有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使公民意识到追求公共利益是全社会的责任, 从而使其产生强烈的参与意愿。
四、结语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国外一个较新的理论, 还可能存在一些理论实证方面的问题, 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与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的存在形式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在借鉴的同时还必须从国情出发来应用。乡镇政府是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民的基层政权组织, 服务的范围相对于上级政府要小, 但服务的对象更集中, 服务的内容更具体, 它是国家和公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在新时代背景下乡镇政府急需向服务型政府进行转变, 除了必须明确乡镇公务员责任, 还需要在承认其合理的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约束与激励, 形成正确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从而提升村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参考文献
[1]井敏.构建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李松林.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理论月刊, 2010, (02)
公共关系上山下乡 第5篇
深入农户 走访调研
7月19日、20日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赴绥化市北林区志愿服务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入户调研。19日早8点整服务队辗转来到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该镇的领导同志热情接待了服务队并为同学们简单介绍了秦家镇的基本状况、乡镇政府工作以及具体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三下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队的同学们马不停蹄地于上午9点正赶赴北林区秦家镇民兴村，针对新农村建设情况进行入户调研。在团委书记黄影老师的组织下，服务队一行十四人分为四组分别赴于民兴村四队五队六队和七队进行了调研。因服务队成员已进行过入户调研技巧训练，并有当地村干部的积极配合，虽辗转于多个自然屯，亦存在村居民的不理解、不配合等诸多困难，但服务队的同学们始终挂着微笑，不叫苦不喊累，顺利完成了第一天的调研任务。
7月20日，调研第二天，志愿服务队来到了北林区东津镇爱国村和兴福乡巨宝村新立屯开展入户走访。上午8点半在爱国村村书记徐亚杰等村干部的支持下，四组调研队分别赴于7个自然屯进行随机入户调研。经过1天多的走访，同学们已显疲惫之色，但情绪依然饱满，于下午1点半来到了兴福乡巨宝村新立屯。该地是北林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服务队成员首先对整个村子的村容村貌民风民情进行了全面的了解，之后四组调研队伍随机进行了走访调研，至下午4点整结束了本次入户调研的全部行程。
三下乡志愿服务队的同学们经过两天的入户调研，共完成了180份问卷。随后，服务队的带队教师黄影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简单而深入的交流总结。至此，为期两天的走访调研在同学们疲惫但却饱满的情绪状态下圆满结束。接下来服务队一行将积极筹备环保知识宣讲活动，敬请期待。
带孩子上山下乡 第6篇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当然是爱。无条件的爱，就像阳光，会给孩子的心灵储备足够的温暖和力量，使他们可以无惧艰难而勇敢前行，并且活出丰盛有爱的生命。
但在这里，我更想说的是对孩子同样重要，却被严重忽视的——自然。
我因为长期从事课程研发工作，对于各种早教和幼教课程有所了解，也学习了各种课程理论，最后发现，最好的课程都蕴含在自然中：音乐，美术，科学，文学，数学，劳作……
不夸张地说，自然是孩子最好的成长场所。除了属人之爱，自然中有一个孩子成长所需要的所有元素：孩子们可以在其间认识世界，玩耍与游戏；可以亲近土地，植物，动物，泥，沙，石头，水……可以抬头看天空，云彩，星星和月亮；可以感受风和雨，温暖和寒冷……
孩子们借由自然认识宇宙的奇妙，并在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比如创造力，想象力，动手的能力，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探索的能力，等等。
与此同时，自然还于静默中向孩子传递着一份来自造物主的爱，宏大、丰富，无声地教导孩子包容、宽宏，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但，现实却是，孩子们在上幼儿园以前被交给爷爷奶奶或保姆，同时也交给了电视连续剧；上幼儿园以后，基于安全的考量，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教室里，好的幼儿园会有各种游戏和活动，差一点的，就让孩子们排排坐好，看动画片。
自然离孩子越来越远，孩子们的心理和生理问题也越来越多。有心理学家因此而建议家长多带孩子亲近自然，并且在5岁之前尽量不学习字、画、音乐等人为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虽然似乎增长了孩子的知识，却会阻碍孩子对自然的直接认识、体验和感悟，从而局限甚至扼杀了孩子的天然直觉和情感。
我的宝贝橡子虽然才一岁三个月，还不会说话，但每天一起床就会拉着我出去玩儿：看蚂蚁和蝴蝶，捡树叶，玩沙，摸摸小石头……这些我平时很少留意的“小玩意儿”，却比家中所有的玩具和绘本都更吸引橡子——有一次，他和一个两岁半的小哥哥在一堆沙旁边足足玩儿了两个小时，还不愿意离开。
基本上，只要是在户外，橡子几乎从不哭闹，哪怕只是用小车推着他在林间走走，他也总是安静而愉快的。他敏锐地观察着周围，被各种声音吸引——鸟鸣，风声，狗吠，鸡叫……
作为妈妈，同时也是课程研发人员，我因此而希望，能开办一个在自然中的成长乐园，开发一套源于自然、并且在自然中进行的课程，让我的宝贝和更多宝贝，可以在自然中喜乐而健康地成长。
也盼望更多的父母，可以带上宝贝，上山下乡，认识植物动物，春华秋实，春分冬至；可以和宝贝一起，耕种，劳作，亲近自然和土地。
上山下乡投资去 第7篇
恰巧的是, 这些农产品危机背后有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即国内农业正处于跨越阶段的“临界点”——以往千家万户的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适度规模的专业生产方式转变。
理财并非“华山一条道”。在告别2008年悲欢离合的财富疯狂年之后, 尝试着投资转向广阔的、尚待开发的农村市场也未尝不可。
投资组合之一:100亩城郊土地综合开发
当前, 土地流转新政引发新的“城市农夫”热潮, 专家认为这种方式将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近年来, 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和城市休闲方式的升级, 这就使得到郊区租地进行综合投资经营活动有利可图。
以北京近郊为例, 鉴于北京周边有一些经营不善的果园, 以此为投资的目标。近日, 在网上类似拍卖出租的信息较多, 如平谷区某百亩果园鉴于经营成本过高, 入不敷出, 愿意每年2000元/亩出租。
这样, 100亩果园租赁费20万元, 利用低洼地修建一个10亩的荷花池以及1000平方米简易农家乐鱼庄合计30万元投资, 剩下50万元作为经营资金。实际上, 这个百亩果园每年还能销售鲜果18万元左右。
其次, 为了配合农家乐庄园项目, 果园里养殖柴鸡、羊、牛等家禽家畜, 由此形成良好的生物链, 进一步开发百亩果园成为城市居民周末节假日的旅游采摘地, 或者“大而化小”开发城市白领周末“农夫”项目。
综合评价:毗邻消费中心, 可以多元化经营。但是必须进行充分的调研后, 这是有较强执行力的人可以选择的项目。
投资组合之二:农村的“上山下乡”项目
众所周知, 2008年粮价持续飞涨令全球超过1亿人陷入饥荒, 在30多个国家诱发了粮食危机。
虽然, 由于美国次债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球, 在此危机和世界粮食丰收的情势下, 2009年国内外粮食市场将出现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大幅度下降。同时, 当前国内的CPI指数已大大回落, 粮价趋于稳定。
但农业专家认为, 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幅度提高、2008年临时存储粮食收购后按照“顺价销售”的原则销售, 意味着国家政策强力拉动粮食市场价格, 2009年粮食收购价格、国家最低收购价粮食、临时存储粮食拍卖价格将进一步提升, 市场粮价总水平将高于2008年。
可以说, 短期内, 百万元投资成为“种粮大户”项目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项目。
上千亩的种植面积才有高收益, 是很多农业官员的建议。每亩每年租金300元、一季水稻每亩种植成本350元和150元租金, 每亩纯利润是252元 (800斤×0.94元/斤=752元) , 按照一年两季稻种植, 每亩每年纯利润504元。
合计千亩耕地租金30万元, 两季稻种植成本70万元, 纯利润达50.4万元, 收益率50.4%。实际上, 水稻生产是滚雪球式发展, 70万元的种植成本分两期, 实际上只需65万元资金本 (30万元租金+35万元单季成本) , 剩余的35万元充当风险基金或者其他多元化的水稻田套养种植模式成本。
浅议“上山下乡”运动 第8篇
在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后，我便又着手搜集了一些关于记载知青运动方面的书籍。如《中国知青回忆录》、《知青岁月》等，还搜集了一些有关知青方面的影视资料，如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知青作家叶辛的《孽债》；知青作家高满堂的《北风那个吹》等。我利用休息日在看完这些书籍及影视资料后，对这场爆发在“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思考。尤其是在由株洲市政协主编的《知青岁月》中选读了《知青生活点滴》、《真情年代》、《怀旧知青》、《知青记事》，其中还选读了我外婆写的《我和我的知青小组》。从中了解了当年知青生活的不易，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青春年华在广阔天地里写下的一段坎坷历史，知道了当年知青们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也就是我们国家当年所经历的嬗变过程的阵痛。我还在网络中了解了当年知青们的真实生存状况。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集中描写了屯垦“满盖荒原”的男女知青李晓燕、王志刚、“我”及其妹妹梁珊珊壮烈的行动、丰富的情感、美好而辛酸的爱情以及因爱情而引起的同性间的纠葛。《北风那个吹》是高满堂根据自己年轻时下乡的真实感受创作，讲述上世纪70年代知青的真实生活，以二十多载的命运跨度，以笑泪交融的独特讲述方式，讲述憨厚朴实的大队长牛鲜花爱上了知青帅子，两人由此开展了一段跨越20年的姐弟情缘。下乡—离开—返城，如果把这些作品连接起来，就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当年知青们的心路历程。他们都曾有过迷茫，但没有颓废；他们也曾有过怨天尤人，但没有失去信念，而是把这段五味杂陈的生活，当作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动力，去求索、去拼搏，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坚强和刚毅重新找回了自我，使我了解了那代青年生存、生活的不易，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在对知青运动有了感性认识以后，我就分析了知青下乡的利和弊，我认为这场运动的“利”有三点：第一，广阔农村锻炼了知青，他们学了技术，长了才干；第二，在发展农村文化、卫生事业上，知青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一定的作用。而它的“弊”有五点：第一，把“上山下乡”看成是改造青年、接受再教育的途径是片面的。马克思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只是劳动方式不同。工人和农民是体力劳动者，而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大家都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应该谁给谁以“再教育”。第二，把“上山下乡”当作缩小三大差别的运动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曾指出“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当年我国的生产力极不发达。要缩小三大差别只能有待于大力发展生产力。第三，“上山下乡”运动增加了国家、集体和知青家庭的经济负担。第四，“上山下乡”运动使大批知青失去深造的机会，少培养了大批大、中专生，造成人才缺口，不但没有缩小三大差别，反而增加了“四化”建设的困难。第五，把“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做法是不成功的。史料证明在后来的知青运动末期加深了知青就业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国家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建了一批“知青屋”（后来大部分被拆毁了），到头来仍要由国家重新为他们安排工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是为了不忘记过去，我们记载这段历史，是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能从中汲取教训。那个年代，我们的上辈人刚刚经历过不久，如果我们忘了那个年代，很多东西或许都将变得没有意义了。我通过重温这段历史，能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来认识“上山下乡”运动，透过现象看本质，收益实在不少。
参考文献
[1]姜昆，等.中国知青回忆录[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2]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雨[M].文汇出版社，2009.
公共关系上山下乡 第9篇
王晨峰大学毕业后去了德国留学, 定居慕尼黑。他和妻子都是白领, 也是消费主义者, 为了供房供车等“拿青春赌明天”。
2005年夏, 王晨峰回国, 在北京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去医院检查, 竟被诊断为胃癌!幸好后来发现是误诊, 胃病很快在德国治好了。两年后, 王晨峰又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2007年春节回武汉探亲, 父亲突发心脏病。王晨峰突然明白, 没有什么比在父母身边尽孝更重要的了。他和妻子放弃在国外的一切, 带着孩子回到了武汉。
有外企想聘请他, 还有朋友找他合伙开公司, 他都一一婉拒, 他不想自己再成为高速旋转的“陀螺”。他每天就在家里当“奶爸”, 孩子才四岁。
王晨峰对国内的饮食环境十分“挑剔”。当时, 社会上又屡屡曝出瘦肉精、三聚氰胺等各种食品安全问题, 使他很担忧:孩子正在长身体, 吃这些食物安不安全, 我是在养孩子, 还是在害孩子?
这些生活细节, 让王晨峰突然有了灵感, 他决定开一家面向妇幼群体、宣扬健康自然、提倡有机生活的公司。为了试探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他和妻子首先在网上成立了“莱茵德堡母婴健康沙龙”, 利用论坛、QQ群等方式, 聚集了一帮“奶妈奶爸”, 并定期举行主题讲座。
一次以饮食安全为主题的讲座上, 一位准妈妈提问到:“既然这么多食物不能吃, 那吃什么?”太多父母不放心孩子的饮食, 可他们又不知道吃什么才安全!王晨峰觉得自己讲了那么多, 在粉丝眼里几乎成了“专家”, 可如果不解决“吃的问题”, 一切都是空谈!
要想真正吃得安心, 唯有直接到农民手上购买天然食品。可生活在城市里, 每天既要忙工作和事业, 又要照顾孩子和家庭, 谁有这份闲心?唯一的办法, 就是帮他们解决问题。2008年年底, 王晨峰成立了拉图尔自然生活俱乐部, 旨在寻找真正的健康食品。
上山下乡保品质网络直播获认可
俱乐部成立后, 王晨峰开始在外面奔波, 每周上两三次网, 将自己在外面寻找的经历、结果等, 用文字和照片的形式告诉大家。
寻找的过程十分艰辛, 他一般先是从网上找那些自称生产“天然食品”的有机农业基地和私人农户, 然后亲自跑过去考察、确认。遗憾的是, 有很多地方他跑过去, 却发现名不副实。2009年初, 他去山东考察, 连续几天大雪, 无法核实对方是否有机种植。
开春后, 天气好转, 王晨峰再次去了那家基地, 经过与工人交谈、寻访周围群众、请人化验等详细调研, 他发现该基地确实在生产中完全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等, 这才放心地与对方签下了供销协议。第一次合作时, 老板见他要的量非常少, 惊讶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么少, 还要求如此高, 何苦呢?”他笑着回答:“我的顾客都是富裕家庭, 我得为他们负责啊……”
好不容易弄回来一批食品后, 王晨峰便召集会员, 让大家自由挑选那些天然食品。粉丝们看了后都信任他, 一哄抢光了那些食品, 尽管价格比市价贵了好几倍。
这情形让王晨峰也十分感动, 他清楚, 大家踊跃地购买, 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经历都真实地展示给大家。
为了减少寻找成本和提高效率, 王晨峰参加了不少倡导食品安全的组织和活动, 并从中建立了一些人脉圈子, 这样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获得相对可靠的食品线索。
无论从哪里得到的信息, 无论对方的食品有多大的“权威”和“名气”, 王晨峰都要经过自己实地考察和探访才合作。他尽量寻找那些自然农耕人——有自己的地, 规模不大。因为这样的个体农户合作起来可行性比较强, 如果是农民个人自家种的, 虽然可能最安全, 但签订合同后很难约束对方, 而且数量也没有保障, 生产量太大的基地很难放心质量。
王晨峰在寻找合作方时, 还要从对方为人、起居等方面“考察”, 他觉得只有那种淳朴善良的农耕人才能生产出真正的有机食品。有一次, 他进入湖北西部的原始山林里寻找无污染的黄豆、香菇、木耳等, 遇到两个农户, 当地习俗陌生客人不能在家过夜, 王晨峰在第一个农户家晚上睡在茅草堆里, 主人嘘寒问暖, 还跟他道歉。去第二个农户家, 刚好那几天下雨, 他不得不钻进猪圈借宿, 可没想到, 他正要离开那天早上, 猪竟然生病死了, 主人迷信说是他带来了城里的“瘟疫”……
尽管第二个农户家种植了很多不错的有机食品, 王晨峰后来却只选择与第一个农户合作。他觉得, 自己虽然苦苦寻找的是好品质的食物, 但更重要的是好品质的生产者。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合作利益的变化等, 品质不好的生产者往往很难坚守信用, 这样又如何能长久地保证食物质量呢?
王晨峰向农户收购的价格都比那些经销商高出一大截, 而且他和每一位农户都结交为朋友, 除了生意来往外, 平时有很多的沟通。从2010年起, 他对合作的农户也采取会员制, 定期组织他们到武汉来参观、游玩等, 并与他俱乐部的会员互动。
随着农户会员越来越多, 王晨峰俱乐部的有机食品种类也就变得丰富多彩:有来自河北用石磨碾出来的传统面粉, 产自湖北恩施山区的山药和红薯, 山东的小麦胚芽等等, 多达几十种。2010年秋的一天深夜, 王晨峰突然接到一条来自宜昌山里的短信:“王老师您好!这么晚还打扰您, 真不好意思。我给您发的山货已经装箱上车了, 明早就准时出发。但我家有一头400多斤的土猪, 绝对是用猪草喂出来的‘天然猪’, 我娘准备明天卖给猪贩子, 可我想到了您, 不知道王老师您是否需要这头猪呢?如果需要, 明早我可以把猪随车送到武汉……”
王晨峰又惊又喜, 虽然他过去从未想过要“寻猪”, 但看到这条短信后他立即笑着回复:“这头猪我要!”对方是与他已合作近一年的山里小伙子黄军, 特别朴实厚道。第二天, 他就在QQ群里发布消息:“有一头宜昌来的土猪, 正在赶往武汉的路上, 谁要?”“我要猪腰子!”“我要猪头!”“我要排骨……”不到半个小时, 猪就被提前瓜分了。
当天下午, 王晨峰和几个粉丝代表一起去迎接了黄军的货车, 然后送到正规的屠宰场, 进行登记、检验、宰杀等。当他一一分配给预订的粉丝们后, 大家都开心不已, 连说:“以后多举办一些这种分猪运动哈!”尽管这样的猪肉价格比超市还贵出许多, 但粉丝们都觉得, 又不是天天有, 偶尔吃一次, 既满足了“口福”, 又很有趣。自那以后, 黄军就成了俱乐部的“供猪会员”——他回老家后, 叫父母多养了几头猪, 一出栏就送到武汉来。大家熟悉后, 都亲切地称黄军为“猪司令”, 每次他送货到武汉, 大家都前去迎接, 感觉就像农村来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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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王晨峰开始琢磨, 如何让会员们既吃得放心又吃得开心。因为他的会员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孕妇、母亲, 而且她们不是公司白领、高管, 就是幸福的家庭主妇, 经济条件都比较好, 参加这个俱乐部, 目的就是为了健康和快乐。可是, 拉图尔俱乐部又不是什么瑜伽馆、游乐园、KTV之类的, 整天与蔬菜、猪肉、土特产等打交道, 怎样才能有趣呢?
很快, 王晨峰想到了大家一起来DIY。他在俱乐部里设立了豆制品作坊、酿酒棚、石磨房等, 每天都有会员来这里先买他的天然食品, 然后就地加工带回去, 或和家人、朋友在此共同分享。由于人多热闹, 而且各怀绝技、互通有无, 所以大家特别愉快, 尤其是周末, 很多会员带着家人来, 老少皆欢。最重要的是, 他的俱乐部不对外开放, 只有会员 (可带家属或朋友) 才能前来, 而会员们都能事先通过沙龙、论坛和QQ群等方式相识, 这样大家接触起来就更自然、放松。
有个来自大别山的女农户到俱乐部参观, 武汉的会员们夸赞她的食物很好, 她笑得合不拢嘴, 热情地邀请大家:“如果不嫌弃的话, 你们明天跟我回去, 到山里去做客吧!”没想到这激发了不少会员的兴趣, 次日刚好是周末, 十几个会员家庭便自发组织起来, 在王晨峰的带领下, 开了十几辆私家车呼啦啦地去女农户的家乡自驾游。在那片风景优美的山区里, 正值秋天收获的季节, 会员们跟农人去挖红薯、掰玉米, 尤其是孩子们, 满山地撒野, 欢呼不已……
“这真是个好主意!”这样一互动, 城里的会员们不仅领略到了乡下的风景与美食, 而且让她们亲眼目睹农耕人的生产过程和环境后, 会提高对他、俱乐部以及生产者的信任, 还能让会员尤其是孩子们感受“粒粒皆辛苦”, 从而更加意识到天然食品的宝贵并加以珍惜。从那以后, 他几乎每周都会举行一次“农家游”, 还让会员主动“考察”“评比”每一个与他合作的农户和基地。
自从有了拉图尔, 王晨峰带着儿子踏遍了千山万水。他最有“成就感”的是, 每次带着会员们去农场、山林、村庄游玩时, 能看到会员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 变得无比聪明可爱。有些曾经迷恋网络游戏的小学生甚至中学生, 在他的引领下都渐渐摆脱坏习惯, 爱上了与他一起“回归自然”。
王晨峰在俱乐部增加了“自然教育”项目。对此, 他跟会员们是这样解释的:“拉图尔俱乐部就像一个孩子, 他在不断地成长、成熟, 如果我只把它做成一个有机食品超市, 时间长了就会显得呆板、无趣。我们作为家长, 不仅要带给孩子健康, 更要带给他们快乐, 所以, 我们应该让孩子开心起来, 让他们走出沉闷的城市, 去接受大自然的教育……”这个倡导得到很多父母的支持。
为此, 王晨峰策划了许多趣味横生、颇具教育意义的活动。2012年五一节, 他带着一群孩子走进鄂北山区的一个养猪基地, 让孩子们看如何自然养猪, 带他们去田间地头割猪草, 回来又切猪草, 然后煮猪食、喂猪……孩子们都从来没看过这种场面, 又惊又喜。回程途中, 孩子们都说, “好玩!比玩电游刺激。”很多孩子回去写了日记, 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进一步获得了家长们的认可。
我的上山下乡经历 第10篇
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
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的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獲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就读清华
我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渴望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20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
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