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道路

政治现代化道路（精选4篇）

政治现代化道路 第1篇

一、半机械化道路 (工业革命: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 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工业革命爆发, 科学技术开始突破和发展, 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生着变化, 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的农业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等, 农业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道路。之所以为半机械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各方面较工业革命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 农用工具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力, 科技逐步与农业相结合, 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创新, 但由于当时科技的局限性, 生产工具仍然较为简单落后, 科研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 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因此, 农业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 无法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

以美国为例, 美国自独立后颁布了“宅地法”, 这一法令使美国兴建起大量的农场, 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 加剧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劳动力不足和科技尚不发达的现状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畜力来代替人力进行劳作, 马拉或牛拉的农用工具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北战争时期, 农产品需求增加、市场扩大, 由于伤亡、参战、转业等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下降, 人地矛盾更加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压力, 美国逐步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进行耕作, 使劳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美国还积极设立了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等机构, 主要负责农业科技资料、良种的搜集、分配和推广, 研究农作物种植和动物疾病, 进行农业化学实验等。18世纪下半叶, 英国为了提高地力、提高产出, 在农业革命中成功地用轮栽制度替代了三圃制, 形成了最初具有集约型和综合性的科学管理制度。“轮栽制因废除休闲而扩大了耕地, 加重豆科牧草而提高了地力;种植的豆科优质牧草和块根作物能为家畜提供优质饲料, 使放牧有可能变为舍饲;而收集的厩肥又施用于耕地, 保持土壤肥力, 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得到强化。”这种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当时是一大突破。在这一时期, 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1898年日本颁布了《肥料管理法》, 鼓励推广使用化肥, 并不断提高化肥的数量及质量。与此同时, 日本也开始使用一些较为粗质的农业机械, 在短期内提高了地力, 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半机械化的农业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社会与人类的要求, 但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社会的快速发展, 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半机械化的农业由于缺乏科技的推动发展缓慢, 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

二、石油农业道路 (20世纪初至20世纪九十年代)

在社会对农产品、农民对高收入双重需求的推动下, 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农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机械化来支撑, 因此出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石油农业是指以非生命物质能源 (石油) 为原料, 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生产出机械、化肥、农药等石化农用产品, 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从而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地广人少,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 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 除了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机械进行规模性生产, 还不断改进机械设备, 如拖拉机由原来的蒸汽式改进为柴油式。1920~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18倍, 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 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 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这一时期, 美国积极鼓励发展科研活动, 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珀内尔法”, 提出增加对州农业试验站的拨款, 1935年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 规定建立地区农业实验室, 并规定提供研究经费。美国还利用先进的化学等科学技术, 研究并大量使用肥料及农药, 以提高土地产出率。1990年美国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日本作为科技强国也快速步入了石油农业阶段, 与美国不同的是, 日本由于人均占地面积狭小, 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性操作, 则更多地依赖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摆脱土地稀缺的束缚。这一时期, 日本大力创新化学化工技术学, 广泛使用化学制剂及药物等。20世纪五十年代, 日本就成为了世界上使用化肥的大国, 其品种多、数量大。为消除大量施用化肥而导致的严重病虫害, 日本大量使用农药, 尤其在果树和菜地的农药使用量上日本占世界之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日本农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 就农产品自身而言, 不仅营养成分, 而且产量也有所下降, 同时农药残留毒素等给民生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虽然石化农用产品的大量使用, 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成本, 并且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 发展石油农业并非长久之计, 这一农业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代替。

三、生态农业道路 (20世纪末至今)

近年来, 由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 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农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与此同时, 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较前期更加突出, 创新的高新生物科技逐渐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利用新型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 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 借助高新的生物、化学、水利等科学技术, 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 提高农业生产率, 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最初出现于欧洲, 到20世纪九十年代, 欧洲各国更是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生态农业。在1986~1996的10年间欧洲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在政策方面, 欧盟于1991年6月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 该规定以“国际生态农业协会”标准为依据, 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控。其中, 德国是欧洲发展生态农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德国在发展生态农业初期就成立了生态农业协会, 规定了较高的生态农业标准并加大力度监督生态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此后, 又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 推动生态农业的科研、生产及推广。德国为控制化学肥料的使用还颁布了“施肥令”, 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进行了规定, 并提倡用有机肥和绿肥替代化肥和农药。为保持土壤的肥力, 德国采用了轮作制、秸秆还田、种植蓿苜等方法。此外, 德国通过成立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给予专项拨款等手段, 大力开发并推广可以用来生产矿物能源和提炼化工原料替代品的“工业作物”, 如油菜籽、马铃薯、玉米等, 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

美国农业经过大量使用农机、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时代, 土地肥力急剧下降, 农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 美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生态改革。1985年美国颁布《土壤保护计划》, 积极鼓励农户开展退耕还林, 保护易流失水土, 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实行补贴。美国政府对农药的使用也进行的了严格规定, 要求农户必须经过培训掌握农药的合理使用方法后, 到相关机构领取农药使用证才可以使用农药, 并大力提倡使用残留期短、危害性小的化学药物, 鼓励采用生物防治手段替代化学药物。同时, 美国还对生产、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者, 以课税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

日本的生态农业发展相对较晚, 它是以减少农田盐碱化, 降低农药、化肥污染, 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为重心的环境保全型生态农业。为在农业方面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 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如1994年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基本方案》、1995年的《地域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1999年的《有机农业法》、《持续农业法》、《新肥料管理法》, 以及2003年的《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等。同时, 日本大力研究开发低危害、低残留农药, 推广实施先进的施肥方式, 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担。

现代化道路之澄明 第2篇

太炎先生为了推进革命，复兴民族，十分重视道德问题。他指出：“戊戌变法，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见《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407页)而增进道德之手段，他认为是推广改革了的佛教。这提议虽然还有模仿痕迹，所提倡的内容毕竟“中国化”了。

然而，他的提议能否有效却是令人生疑的。且不说无人响应证明了他的寂寞，假令应者如云，就会生效么？在中国，佛教早已盛行了十几个世纪，实际传布的佛教也是中国化了的。中国民众信佛的越多、佛教变质的程度就越深。佛、菩萨本来是信者精神境界达到相当高度的标帜，在民众心目中却成了法力高度的标帜。“救苦救难”之本意是要信徒提高自己的觉悟，在民众那里却变成跪拜法力无边的佛祖祈求消灾降福的暗示。赚足黑心钱的富翁交上一份丰厚的贿赂，便心安理得地回家睡安稳觉去了。穷人则企望用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讨好佛祖，作为投资，换取日后或后代“不意之中”获取的大福分。佛寺日益兴盛，民众日益懦弱和失去自主能力。

西方道德的核心内容是禁欲主义，这是基督教培养的风气。佛教也提倡禁欲主义。从绝大多数国民倾向于借别人奉行禁欲主义求得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之满足看，中国人并不接受禁欲主义。西方道德近代以来强调自律，既自觉。自觉到自己作为人是世间最高贵的，也自觉到他人与自己同等高贵，从而时时处处遵守道德、法律、纪律。佛教增进中国国民道德却一向依靠地狱的惨酷之威吓。佛教本来以增进觉悟为主旨，变质(即“中国化”)如此，岂不证明面对的民众不实行自律，只有他律么？

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中世纪”(即炼狱阶段)。关于“走出中世纪”的说法，其实质不过是希图西方化而又跳过中世纪。中世纪的哲学意义是“存天理，去人欲”。程朱理学仅仅为中国进入中世纪作准备而已，刚露端倪，就被骂得狗血喷头。太平天国(冯友兰先生近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认为其意在建立中世纪神权政治，所论极是——由此可推论中国未经历过中世纪)也失败了。中国人极力抗拒中世纪化，其实质就是抗拒西方化。中国人要成为西方人很不轻松，不是飘洋过海穿上西装坐上汽车就能实现的。文化本性的变更不经过炼狱之火的考验是不可能的。

章太炎借用佛教增进国民道德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其实是空想。他企望的内容是西方化，尽管形式是中国的。倡工具理性、摒价值理性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没有道德的人不配称作人。因此，首要问题是必须讲道德。第二个问题是讲什么样的道德——西方道德还是中国道德。中国人面临的危机实质上是要什么样的道德。这里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国人在道德上西方化不能说全无可能。可能性是有的，朱熹思想中就有这种成分。可是要实现这种可能极为艰难，因为中国人不情愿。可见中国人只有采取传统道德一条路可走。危机在于，由于不了解西方化必须首先在道德上西方化，也不了解道德西方化成功机会极小，于是陷入迷乱，或者欲引进西方的社会成就如经济、政治、法律制度而摒斥其道德，或者顾及西方道德而失败因此大肆挞伐传统道德，或者视一切道德为累赘而赤裸裸地鼓吹钱和性，引导民众向禽兽化进军。中国人面临的危机是道德危机。太炎先生的主张是中国人迷乱之表现——佛教尽管已中国化，其根底所传达的终究是外来的道德。但他的迷乱是积极寻找出路的探索中的迷乱。问题太难，不是一代宗师所能解决的，也还须历史作出鉴定。先生的努力向我们后学提出了问题，这已是伟大的德业。我们票重视的是问题，而不仅仅是答案。前贤的答案不容忽视，，也不应照搬，而须参照历史重审。章太炎先生为见识高卓的先驱，不亦宜乎！

章炳麟，以及早于他成名的康有为、严复，早年或变法图新，或提倡西学，或鼓吹革命，晚节皆落伍倒退、顽固保守——已成定论。这个结论的内涵很清楚：凡尊国粹者即为反动派。几位原来倾向大相径庭的大师居然殊途同归——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以性情怪僻、落落寡合、政治失意说明大师的思想转向，似嫌鄙陋。以美人迟暮说明，也于理不合——为何不说“文章老更成”？大师们总不会一律老而糊涂且糊涂得趋向一致罢？

宋朝的大儒张载、二程、朱熹，明朝的大儒王守仁，都有一段时期沉溺于佛老之中，而后才归于宗儒，成为大思想家。后儒有批评他们(主要是程朱)排佛不彻底的，却没有由排佛而指斥他们落伍、保守的。为什么近代、现代思想家西方化才算进步，转而维持、阐释传统就算倒退，反动？西方思想史上的大家往往批评自己的前人，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多半回护前人，寻找印证，和合会通。做法不同，各自围绕阐发自身传统则一。为什么西方思想家固守自身文化不算反动，中国思想家维护自身传统就算反动？岂不是把西方文化看得在价值上高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估价太高了吗？我们今天正在受用的种种苦果，不正是迷恋西方化带来的吗？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有一个误会：想打倒的不是真正的孔子，而是朱熹解释的孔子——其实要打倒的是朱熹。也不是朱熹之全体，而是“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说起来，孔夫子真是冤枉：他老人家从来不曾鼓吹过禁欲主义。孔子之所以到今天还常被抬出来尊崇，归根到底，在于他的学说阐发中国传统最为透。禁欲主义不合乎中国传统，它来源于佛教和西方哲学(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康德)，当然不能归为孔子思想。如果想打倒禁欲主义，那么，不应该反孔，倒应该尊孔。

禁欲主义的根本思想有两条：一是把理、欲看作两个可以割裂开来的事物，并且把它们对立起来，水火不相容；二是把情欲看作卑污的，看作罪恶的根源。孔子却未曾把情欲看作卑污，恰恰相反，他认为那是最根本的：“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学有主张“良知即是天理”，“心即理也”。孔子思想却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礼记》、《中庸》、《礼运》)禁欲主义是西方思想之正统：“男不近女倒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国传统则把男女交合生育看作宇宙人伦的根本原理：“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为生”，“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国传统顺人情，把男女交媾看作最自然、最正当的，因而人伦以夫妇始。西方传统递人情，男不近女才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人们应当一心事奉上帝，夫妇乃不得已而退一步的办法。

按孔子思想，全然不可把理、欲分裂成两物，因而谈不上二者之对立。明末清初的大儒陈确有一句话说得很妙：“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极合孔子思想。中国传统反对禁欲主义，不等于“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纵欲主义。《中庸》说“过犹不及”。禁欲不对，纵欲当然也不对，要的是“节欲”——不是节省，而是节制。靠什么节制？靠礼。“礼之用，和为贵”——并非心平气和。敌人骂我们，甚至打了进来，难道能不发怒？要点在于发怒恰到好处：(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禮记》《中庸》)。礼之要义在于分寸把握得好，故而不是死守条文，须因时变通。这与西方思想强调“绝对命令”(康德)成为鲜明对照。绝对命令来自纯理性，不论情况如何，情欲必须服从它，它与情欲的关系是分裂面对立，压迫、遏制情欲。中国思想则强调既要懂得通常的法则，又要懂得权变，目的是满足人民的要求——遂天下之欲。所谓天理正是满足人民的要求到恰好处。

这就是“国粹”、传统。太炎先生倡国粹、并没有错，不该批评。若要批评，至多批评他提倡的国学还不够纯粹精当。中国人能接受和实行的道德是中庸，章氏借佛教增进国民道德的主张显然不合国情。比较下来，倡国粹还算是进步。

发扬真正的中国传统，合乎现代潮流，真正适合于现代化之要求。

西方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新潮流。费尔巴哈为男女之爱“平反”，揭开了反对西方禁欲主义正统思想的序幕。马克思、恩格斯受他启发，为衣、食、住、行这些“人欲”“平反”，在西方思想史上成为转折性人物。马、恩批评旧唯物主义“敌视人”：“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而变成禁欲主义者。”因此，他们不但反对抽象的唯灵论，而且反对抽象的唯物论——要害在于反对精神与物质之抽象的割裂与对立。这与清朝大儒戴震批评朱熹把理与气分成两物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之要义正在这里。它与真正的中国传统相合。这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文化上的深层原因。近几年猖獗的纵欲主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禁欲主义的惩罚、报复和反动。纠正纵欲主义是当务之急。纠正之道，是必须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这也就是发扬真正的中国传统。

马克思开启的反对西方古典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潮流，在二十世纪蔚为大观。尽管西方思潮中各种流派五花八门、此起彼伏、绕过来转过去，终究离不开马克思指出的方向。这方向有时鲜明，有时晦黯，各种流派有的偏得远些，有的离得近些，总潮流顺着这方向发展着，则是确定无疑的。现代潮流如此，发扬中国传统就有着世界意义。现代化事业正遭受工具理性增长之危害——纵欲主义是它的伴生物。倡价值理性或许会有补救作用。然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一分为二的理性主义属于抽象的形而上学传统。价值理性——且不谈它难免遭冷遇——无疑会助长禁欲主义抬头：后者是它的伴生物。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统一不是出路。保持二者分离、对立的统一，其结果不过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从而损害现代化之顺利进行。根本出路在于二者分裂之消解。这正是现代潮流之趋向。它不是不要道德。不要的只是抽象理性主义的道德，即禁欲主义。现代潮流呼唤着新的道德——它是古代道德之复兴(《老子》又名《道德经》，可借以领悟“道德”二字之古代意義)。所谓道德复兴指传统实现为适合于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形态——这种形态(即制度和境界)就是现代化之道路。它是中国的，可能还是世界的。这决不是复古，而是从自身传统中开掘出新的生机，因而是本来意义上现代化。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已经这样做了，如海德格尔(他反对被加上“生存主义”这个“恶溢”)。向着现代化道路之澄明努力——是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章炳麟留下的遗产。它是中华民族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若轻轻抛置一边，难免再付出代价，甚至是更大的代价。

关于现代化道路的人案研究 第3篇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起步已十多年了。然而迄今为止，现代化的学术研究还基本停留在理论阐述上，个案分析相当少。这在现代化研究的初期阶段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人们对“现代化”是什么还不甚了了时，不谈现代化的理论就无法往下谈。在这十多年中，学者们把现代化的理论梳理了一遍，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由于这项工作，现代化的理论至少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已经比较普及了，人们不会对现代化的一般学说感到陌生。很多专谈现代化理论的书(包括翻译作品)相继问世；其他一些著作，虽不专做现代化研究，却也有意无意地运用了现代化理论，自觉不自觉地选取了现代化的研究角度。

尽管如此，个案研究的作品还是太少了。国际学术界已经非常重视个案分析，其中有些作品还相当出色。但这些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并不多，而中国人自己做的则更少。一般来说，现代化的理论从宏观上看似乎并不错，但一放到具体国家的经历中去，就立刻碰到各种问题。理论的抽象本来应来自实践的总结，理论的认定和修改也来自对具体实例的分析。所以，现代化研究发展到现在只谈理论就不行了，应离开泛泛而谈的理论，进入具体的个案分析。

我们这套书就是对英联邦国家做个案分析。通过分析，试图揭示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经历。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但是从发展道路方面说，英联邦国家又都有相似之处。所有英联邦国家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都经历过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英国的统治在英联邦国家历史上留下印痕，对它们独立后的发展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所有英联邦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殖民主义入侵的刺激下才开始的，因此，它们都是被迫进入现代化过程。这样两个共同点就决定了它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相似之处，即英国式的发展道路在英联邦国家留下了遗产。对许多英联邦国家来说，发展是渐进的，暴力冲突不常见。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独立过程是平稳完成的，这使殖民时期的制度在独立后仍然被保留下许多。制度方面的延续性使独立后的发展也基本上沿着和平的方向前进，断裂突变的现象很少发生。这样，对多数英联邦国家来说，尽管其现代化的经历各不相同，但它们发展的道路又比较相似，有其共通之处。多数英联邦国家走的是英国式道路，动荡比较少，政局比较稳定，有利于国家发展。

但在共性之下，每一个国家又有其个性，在现代化道路上，都碰到过各自独特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个国家都有特别的历史经历，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传统，要实行现代化，就要解决这些特殊的困难。这就造成了现代化过程的个性问题。要排解这些问题，需要靠每一个国家自身的智慧。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有些国家进展顺利，有些国家路途曲折，有些国家成功较多，有些国家失败不绝。既如此，成功和失败是如何产生的?顺利和曲折又是怎么形成的?历史文化的因素固然重要，但现代化的执行过程有时也起决定性作用。国家的成熟与否往往就会表现在这里，表现在它是否能跨越现代化过程所面临的障碍，以及跨越障碍在多大程度上是比较顺利进行的。

作为英国过去的殖民地，英联邦国家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英国过去的移民殖民地，其人口由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构成。这些殖民地与英国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殖民地建立之初，现代化过程就已经开始，其进展程度几乎与英国同步。独立后，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欧洲文明的本土化问题，现代化如何移植于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第二类是有较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在殖民者入侵之前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不像第一种类型那样可以顺利地移植，欧洲文明进入之时，就出现两种文明的冲突，因此其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调解这些冲突，调解失败就意味着现代化过程受挫——殖民时期的遗产既可是一堵高墙，也可是一座桥梁。第三种类型是原有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在成为殖民地时尚属于部落社会或其他类型的社会。殖民统治给这些地区强加了一部现代国家的机器，一旦殖民主义撤离，这些国家能否维持这部机器运转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总之，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有各自的难题，而在解决这些难题时，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于是结果就不同了，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其他国家来说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设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第4篇

设施农业，是在环境相对可控条件下，采用工程技术手段，进行动植物高效生产的一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设施农业涵盖设施种植、设施养殖和设施食用菌等。设施栽培是露天种植产量的3.5倍，发展设施农业是解决我国人多地少制约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最有效的技术工程。2012年我国设施农业面积已占世界总面积的85%以上，其中95%以上是利用聚烯烃温室大棚膜覆盖。我国设施农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利用太阳能的工程，绝对数量优势使我国设施农业进入到量变质变转化期，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发展设施农业是突破传统农业瓶颈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也是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抉择和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