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医学科学技术

2024-05-11

高新医学科学技术(精选8篇)

高新医学科学技术 第1篇

关键词:口腔医学,高新技术,干细胞,伦理学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 医学高新技术伴随其发展也应运而生。高新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是指在诊疗、护理、预防、保健和康复过程中, 采用现代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尖端技术成果, 直接应用于人体的医学手段。医疗高新技术包括如器官移植、现代生殖、基因工程等技术以及电子计算机、高分子合成、人工脏器、激光技术、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核磁共振等新技术材料和新技术[1]。它是医学科学迅速发展的产物, 也是现代医学进步的标志。高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力地维护了人类生存这个最大利益, 维护了人类生命, 促进了人类健康, 攻克了一些以前不能治疗的疾病难题, 提高了人的生命质量, 有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科学水平和促进人类普及现代医学知识。但是, 同时也应该看到, 医疗高新技术的应用使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发生了重大变化, 引起了一系列伦理问题。

当今高新生命科学发展异常迅猛, 干细胞及组织工程研究又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其在口腔医学领域的应用也呈现愈来愈光明的前景。

1 干细胞技术及组织工程在口腔医学中的应用前景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潜能的细胞。尽管口腔医学已有较高水平的发展, 但有些口腔疾病仍无法根治, 如严重的牙周病、面部严重骨性及软组织缺损、涎腺严重损伤等, 干细胞及组织工程的研究将有利于改善这些状况。

组织工程是根据细胞生物学和工程学的原理, 应用正常具有特定生物学活性的组织细胞与生物材料相结合, 在体外或体内构建组织、器官或其生物性替代物以维持、修复、再生或改善损伤组织和器官功能的一门科学。干细胞研究的深入必将推动组织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口腔医学作为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与组织工程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口腔颅颌面部集中了皮肤、粘膜、肌肉、骨骼、神经、腺体、牙齿、关节等诸多组织和器官, 具有很大的组织工程学研究价值。随着外伤、肿瘤等疾病的增加, 造成牙齿缺损、面部骨缺损、皮肤缺损、关节损伤等逐渐增加, 口腔颌面组织工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目前已经从颌面部分离、纯化、培养了多种干细胞, 并促使其形成骨、骨髓、牙本质、牙骨质, 甚至是牙周韧带。将来利用患者的自体细胞修复颌面部的软硬组织缺损, 既能避免免疫排斥反应, 又能获得足够的组织量, 还能避免供区手术并发症的发生。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 还可以在干细胞体外扩增时对其进行基因修饰使患者的干细胞更适于组织工程的需要, 因此可以肯定:利用干细胞进行组织器官的原位修复或体外重建具有极其重要的应用前景。除临床治疗外, 在口腔发育学、药学、病理生理等基础研究方面, 干细胞也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利用干细胞相关研究及基因工程技术, 建立病理模型, 进行临床试验, 可以更好地了解先天性颅面畸形, 如唇腭裂等的成因, 并通过干预有可能找到更佳的治疗措施[2]。

2 存在的伦理问题

高新生命技术在治疗疾病, 促进了人类健康, 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同时也导致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的出现。如其高昂的费用导致对社会医疗保健公正性的质疑 , 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细胞移植带来的社会伦理道德质疑等等。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 组织工程涉及自体器官移植、异体移植、生物材料的体外、体内实验及基因工程等, 因此从发展初期就涉及到伦理学问题。随着口腔颌面组织工程新技术的出现、应用, 伦理学问题日渐突出, 而伦理学的研究又关系到组织工程在口腔颌面外科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 影响着口腔颌面组织工程的发展。干细胞技术是一项干预人体过程的高新技术, 对社会, 甚至人类的影响深远, 涉及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较多。因此, 干细胞及组织工程技术在口腔医学领域的应用可能遇到下列伦理问题:

2.1 口腔颌面组织工程学的伦理底线[3]

口腔颌面组织工程学是指运用医学的手段来满足人们对器官、功能甚至美的需要。组织工程学决不能伤害生命和机体, 不能影响生命和机体的功能, 不能给生命留下后患, 这应当是口腔颌面组织工程学的基本伦理底线。比如口腔颌面骨组织工程的研究, 生物材料作为支架植入患者体内。这种替代骨组织的材料生物安全性、组织相容性是人们进行手术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材料产生毒性, 将危及患者生命, 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口腔颌面基因组织工程应用稍有不甚, 将改变人体结构, 而这种改变具有不可复性, 因此必须采用安全、可靠的生物材料及技术, 在功能、美观与生命之间, 生命无疑是第一的。

医学伦理学的一条重要原则, 是不伤害。对病人的任何处置、检查、治疗, 不能伤害病人。当然这种不伤害是相对的。因为医疗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伤害, 但这种伤害是为了治疗需要, 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 因而被认为是合理的。口腔颌面组织工程与其它医学一样, 发生某些并发症和后遗症是难以避免的, 如种植牙, 若对适应症选择不当, 牙齿材料生物相容性差, 牙齿极易脱落;面部植皮也有产生坏死的可能[4]。但只要掌握好适应症, 采用熟练的技术, 可靠的材料, 这种并发症可以减少。对于口腔颌面组织工程而言, 尽量减少并发症, 应当成为一条重要道德原则。

2.2 人权问题[5]

目前口腔组织成体干细胞分离鉴别技术尚不成熟, 成体干细胞的分化增殖潜能也很有限, 免疫排斥也较胚胎干细胞明显, 因此胚胎干细胞仍然是干细胞技术的一个重要的细胞来源, 有着巨大的医学应用潜力。但围绕该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人胚胎干细胞的来源是否合乎法律及道德, 应用是否会引起伦理及法律问题。

2.3 异体干细胞移植的免疫排斥与传播疾病问题

在利用异体干细胞移植时, 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免疫排斥, 同时还有可能导致传播乙型肝炎、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但只要严格规范的操作, 现有医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和处理好这些问题。

2.4 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干细胞应用技术可能涉及基因转染、修饰、调控、分化诱导等技术, 目前这些技术在医学上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必然使患者、家庭甚至社会面临风险, 如何评估和控制风险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 加强伦理学教育

3.1 口腔医师要有高超的技术和高尚的医德[6]

口腔颌面组织工程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的技术, 需要吸收生物学、现代医学、材料与工程学等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需要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共同合作研究。随着医学和材料学等学科的发展, 口腔颌面组织工程要求口腔医师不仅要掌握基本的口腔专业基础知识, 还要具备与之紧密相关的边缘学科, 如生物力学, 材料学, 甚至医学心理学知识。高尚的医德是对口腔科医师的基本要求, 不能为了经济利益, 不考虑适应症, 夸大组织工程效果, 给患者带来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3.2 患者知情同意及医务工作者要加强对患者的宣教工作

将干细胞技术应用于临床时, 在制定任何一种治疗方案前, 必须有充分和严密的研究基础依据, 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进行严格审查, 执行前必须落实患者知情同意制度, 执行过程中和治疗后必须有严格监控和完善的不良事件报告制度, 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口腔医务工作者要加强对病人的教育, 宣传组织工作, 既不能夸大, 也不能全盘否定。在一般技术能够取得最佳效果或是效果相当的情况下, 选择所需费用较低、损伤最小、安全系数最高的治疗手段, 特别是使用一些有伤害危险的检查治疗手段时, 必须向患者及其家庭交待清楚并征得同意, 并尽力将伤害或者危险降低到最小范围, 以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对于已进行手术的患者, 也要耐心细致的进行解释, 解除患者心理负担, 这也是医德对医师要求的基本内容之一。

3.3 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及尽快完善医疗法规

由于口腔组织工程研究仅有10多年历史, 目前世界各国都尚未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法规, 这就需要管理部门与科学家紧密结合, 制定出既有利于患者, 又能促进科技发展的组织工程产品标准, 研究相应适用法律使口腔颌面组织工程得到规范化的发展, 做到有法可依。

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 医患关系也由以“疾病”为中心转到以“患者为中心上来。由于尚处于发展阶段, 医疗法规不健全, 因此应加强伦理学教育, 树立患者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伦理学的中心原则, 管理部门要严格管理, 使口腔颌面组织工程走上规范化、法律化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王良铭.医疗高新技术应用的伦理学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1, 79 (5) :52-53.

[2]姚晖, 濮礼臣, 张洪杰.口腔颌面外科领域组织工程学研究进展[J].国外医学 (生物医学工程分册) , 2001, 5:217-222.

[3]邱仁宗.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问题[J].医学与哲学, 2000, 21 (11) :21-26.

[4]杨志明, 解慧琪, 秦廷武.组织工程学的医学伦理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1, 79 (3) :39-40.

[5]方厂云, 翦新春.干细胞技术应用于口腔医学的希望与困惑[J].医学与哲学2005, 26 (2) :47-51.

向高新技术发起冲击 第2篇

打击者/CG-4040mm自动榴弹发射器最初是披露于《国际防务评论》上,早期报道将其作为美国萨科防务公司MK19-3型自动榴弹发射器的改进型,称其为“先进轻型自动榴弹发射器(ALGL)”,其设计的主导思想是:发展新一代40mm自动榴弹发射器,大幅度减轻质量,提高压制和杀伤能力,确保合理价位下的高可靠性。该系统成为20世纪末紧锣密鼓研究开发中的理想班组支援武器系统(OCSW)的新的竞争对手,其研制体现了美国军方所采取的“改进现有武器与开发新型武器研究并重”的装备思想,这一发展策略有利于缩短研制周期、压缩研制经费、减少使用培训开支,使部队能够迅速形成和保持战斗力。

“打击者”采用了许多新技术,有些技术甚至超过OCSW武器系统。

萨科防务公司负责武器系统的总体设计和发射器的改进设计。在发射器设计方面,所有非重要零件均采用轻金属或聚合材料制成,从而大幅度减轻了质量,并使其零部件总数较之MK19减少了1/3;十分简单的整体结构,使其无需工具即可实施野战分解和身管的快速更换;双向液压缓冲技术使武器系统的后坐力减小至MK19的60%,再加上半自由枪机式自动原理和闭膛待击方式,在质量减轻的情况下,使武器系统射击更加平稳,有效地提高了射击精度和机构动作可靠性;内置式缓冲器使武器系统射频可在230~300发/分之间进行调整。此外,与MK19相比,该武器系统抛壳方向改为下方抛壳,以避免灼热的药筒烫伤副射手;设置有手动保险、身管与缓冲器安装不到位保险、膛内有弹时枪尾不可拆卸,以及防早发保险和后坐超常(不到位或能量过高)的保护装置等多种保险功能。

武器系统完全符合标准化协定的规范要求,可发射现有的各种40×53mm制式榴弹,而新研制的可编程空炸高爆榴弹是其最佳弹药。该弹由博福斯公司研制,具有空炸、定点起爆和自毁功能。依靠电子时间引信技术,使弹药能在预定射程上爆炸,提高了武器系统在城市等多障碍地区的作战效能;包括低散布发射药技术和药筒-弹头螺纹联接,有效控制了拔弹力等内弹道条件,减小初速跳动和射弹散布。药筒由尼科(NICO)公司专为减小散布设计生产,而战斗部则由迪尔公司研制。与原来的40×53mm制式榴弹相比,可编程空炸高爆榴弹采用了弹底引信、半球形的战斗部,使其能获得很大的杀伤威力。

整个武器系统最有特色、又不同于OCSW的就是火控系统了。该火控系统除具有激光测距、弹道解算、昼夜观瞄、引信装定信息编码和膛口装定外,还可直接操控伺服枪架,实现了观察目标-捕获测距-弹道解算-环境条件修正-编码信息-射角装定“一条龙”的瞄准射击准备。此外,采用了视频显示系统,较之OCSW的LED显示技术能获得更高的分辨率,并能多方位观察;而火控计算机内还装有温度和气压传感器,可自动检测补偿温度、气压及发射器侧倾带来的弹道误差,并可储存多达8个目标弹道诸元的能力,提高了快速打击能力,极大地方便和简化了射手的操持使用。

“打击者”的设计体现了轻武器智能化的发展方向,它集先进的电子时间引信技术、新型材料应用技术、夜视观瞄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和感应感测技术于一体,实现了射击控制的自动化,是高新技术的高度集成与操作使用的高度简化的结合与统一。正如《国际防务评论》记者操纵“打击者”射击后所描述的那样:射击时,射手只要将瞄准具上的瞄准分划对准目标,测距仪便快速测出距离并装定武器的射角和提前量;此时,射手只要扣动扳机,便可轻易地使首发可编程空炸高爆榴弹命中目标。

鉴于该武器系统与美军现役的MK19-3自动榴弹发射器具有良好的继承性,美国军方目前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海军陆战中心进行试验和评估。同时,由于武器系统具有国际性装备特点和良好的贸易前景,近年著名的奥利康公司也积极将其弹药技术应用于中小口径榴弹之上,推出了40×53mm空炸弹药。◆

兰州高新区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报告 第3篇

1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兰州高新区企业主要生产经营产品的销售收入上, 表现出基础产业间发展的不平衡。 “十一五”期间, 兰州高新区在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 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发展在高新区占主要地位, 在2010年高新区产品销售收入中有所下降到14.2%, 但相比其他领域仍处于高新区的主导产业;处于稳定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还有生物医药技术和光机电一体化领域产业, 生物技术作为技术含量较高, 对基础技术要求深厚的发展领域, 市场发展稳定, 但在市场规模的发展方面有下滑的趋势, 该领域新产品开发和新市场开拓与其他领域相比有比较大的难度、风险性较高;光机电一体化领域中产品涉及众多领域, 因此此类值提供了一个概貌性的了解, 没有完全规范和标准化。

值得注意的是, 2010年, 以上高技术领域之外的其他高技术领域产品销售收入占到高新区产品销售收入最高达37.1%, 对于这一部分创新发展的内容, 尚未形成更科学的分类识别。

2高技术领域产销率

兰州高新区各高新技术领域的产品产销率一直较高, 产品的库存量低, 市场发展顺利。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程看, 企业的生产规模发展与市场规模发展能很好的结合。“十一五”期间, 产品的产销率均有所提高, 尤其是航空航天领域尤为突出, 各高新技术产业在产品与市场的发展定位很恰当, 但都呈现市场波动性;其他高新技术领域和非高技术领域产销状况保持良好状态。

3国际市场发展

2010年在各技术领域中, 光机电一体化其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 其产品产量的55.3%具有出口能力;其次是光机电一体化, 2010年这一比例是8.4%;生物医药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 在国际规范较严格, 出口优势相对较弱;电子信息由于该领域的国际市场有较强的技术竞争力, 所以电子信息领域走向国际市场还要有一个时间过程, 见表1。

4产品的市场规模

从2006年到2010年, 高新区各领域中产品的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尤其是航天领域年平均增长速度115.4%, 增长速率最高;在新能源领域中的年平均增长在62.4%;非高技术领域的年均增长高达53.5%, 见表2。

从企业单项产品实现的市场规模看, 新材料类产品平均市场规模2010年达到12800万元/项, 相对领先于其他高技术领域产品, 其次是生物医药技术领域产品平均市场规模在7878万元/项, 其次是新能源平均市场规模4489万元/项, 其他类高技术2010年产品规模达到84847万元/项, 占相当大的比例。

5主营产品的发展

从2006年到2010年, 各企业技术领域的产品在高新区主营产品总数中的比例, 光机电一体化技术领域仍占有重要的位置;电子信息领域和新材料也是重要的发展领域;新能源领域稳定地增长, 见表3。

畜牧高新技术 第4篇

1. DNA分子标记

近年来, 以DNA为基础的遗传标记已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畜牧业中, 已有几十种分子遗传标记被用于遗传结构、基因连锁和个体鉴定等研究中。根据其形式和发展历程, 可将这些分子标记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分子杂交为基础的第一代分子标记, 代表是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第二类是以聚合酶链式反应为基础的第二代分子标记, 代表是微卫星DNA, 还包括随机扩增多态性DNA标记、单链构象多态性检测、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技术等;第三类是以基因序列为基础的第三代分子标记, 代表是代表是单核苷酸多态性技术。DNA分子标记的优点是具有数量多、稳定性高、适合于高通量筛选、可以对基因直接选择、易于进行自动化和规模化分析等。

2. 基因图谱

动物基因图谱是动物基因组结构和功能研究以及QTL定位研究的基础, 也是未来动物育种的主要依据和手段。通过基因图谱, 可以了解各个基因或DNA片段之间的相对距离与方向。构建基因图谱的意义在于建立完整的基因组上的遗传和物理图谱, 充分认识基因, 特别是控制生产性能、抗病力、抗应激反应等诸多性状的基因结构与功能;采用标记辅助选择或基因型选择法改良畜群;研究不同动物种间基因组型及进化关系等, 更好地为遗传育种工作服务。近几年来, DNA标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大促进了基因图谱的构建。目前, 牛、鸡和猪的中等分辨率的遗传连锁图谱均已完成, 其他动物基因图谱的构建也正在进行。

3. 基因定位

动物的大部分重要经济性状均为数量性状, 受数量性状位点和环境的共同作用。数量性状位点可能是一些效应较大的集中分布在一定染色体区域的紧密连锁的基因簇, 也可能是单个的主效基因。家畜动物数量性状位点定位的重点, 奶牛为产奶量、乳蛋白、乳脂量、乳腺炎抗性及分娩难易性等;肉牛为生长率、繁殖率、肉质等;猪为产仔数、生长率、背膘厚、肉质、抗病性等;鸡为产蛋数、总蛋重、生长率、肉质、抗病性等。影响畜禽经济性状的数量性状位点 (或主效基因) 定位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 如牛的双肌基因Weaver基因、早期流产基因、产奶量和乳脂性状的数量性状位点, 绵羊的多羔基因、Callipyge基因、Horns基因, 猪的应激敏感基因、高产仔数基因、瘦肉率和蓄脂率座位, 鸡的性连锁矮小基因、快慢羽基因、腹胀和生长率座位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基因已被定位, 或发现与其连锁的DNA标记, 其中部分已定位的基因, 已在育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展现出基因定位和基因图谱研究的价值。

4. 人工授精和精液冷冻保存

1977年, 全国开始推广牛的冷冻精液。目前奶牛已普及了人工授精, 利用人工授精改良黄牛每年都在千万头以上;奶牛的性控精液生产与应用进展迅速, 已产性控母犊10万头左右。绵羊的人工授精的规模及冻精水平居世界前列, 新疆、内蒙古等北方省区已经普及绵羊的人工授精。猪的人工授精在我国南方各省区开展得较早, 技术水平及输精母猪数均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北方各省区也开展了广泛的猪人工授精工作。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应用, 对家畜品种改良、提高动物生产力、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5. 胚胎移植

尤其是MOET育种, 是用超数排卵和胚胎移植技术选择和扩大优良种畜, 首先在牛的育种中得到应用。MOET技术可以大大提高母畜的繁殖力, 因此它主要用于奶牛、肉牛、绵羊等单胎动物的育种方案。目前, 美国的胚胎移植已成为一项专门的产业, 每年对奶牛和肉牛都要进行数千次的移植。世界各国每年牛胚胎移植可能远超过35万头。其他家畜胚胎移植数量相对较少, 全世界绵羊和山羊主要进出口的胚胎数量为牛的5%~10%。在国外, 应用MOET技术, 使优秀母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生产大量后裔测定公牛, 加拿大已占58%, 美国、法国分别占50%。我国在应用MOET技术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 如:选育高产荷斯坦奶牛和建立中国西门塔尔牛开放育种核心体。在“八五”期间, 作为国家科技攻关专题, 在北京市中心良种场实施了MOET核心群育种方案, 经过5年的努力, 建立了由270余头优秀ET母牛组成的核心群。

6. 转基因

转基因技术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 在改良畜禽生产性状、提高畜禽抗病力以及利用转基因畜禽生产非常规畜牧产品 (如人药用蛋白和工业用酶) 等方面显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人类医学的实验动物模型研究中, 在畜牧业也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培育出生长快、产量高、回报率好的优良品种, 改良重要经济性状。通过转基因可以实现抗病育种, 还可以改进动物产品的质量, 可使奶牛或奶山羊的乳腺生产有重要意义的肽和蛋白质, 即乳腺生物反应器。

目前各类转基因家畜相继诞生, 但并没有形成新的畜牧产业。转基因技术真正用于动物育种, 尚需要很长时间。虽然转基因技术路线比较成熟, 但还存在制作转基因动物的效率很低、控制转基因在宿主基因组中的行为较难、无法控制转基因的表达频率和水平等问题。相信,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 这些问题将会逐渐解决。

7. 核移植

在自然界指人工培育克隆体 (DNA分子、微生物、植物、动物) 这一操作过程。可利用显微外科手术的方法, 将胚胎细胞或成体细胞的细胞核移入去核的卵母细胞中, 构建成重组胚, 通过体内或体外培养、胚胎移植, 产生与供体细胞基因型相同的后代的技术过程, 又称为动物克隆技术。根据核供体的来源不同, 可将其分为胚胎细胞克隆动物、同种体细胞克隆动物和异种体细胞克隆动物技术。1997年2月, 英国罗斯林研究所Wilmut等人用6岁成年羊的高度分化的乳腺细胞进行核移植, 成功地获得克隆羊“多莉”。随后, 体细胞克隆鼠、牛、山羊、猪、猫和兔等相继诞生, 我国体细胞克隆研究也获得成功。

高新医学科学技术 第5篇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更多注重高新区对区内企业创新推动和区域经济带动能力,鲜有学者从省域角度分析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相互关系。因此,为能进一步探究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以及两者的协同效应,本文选取30个省域作为研究对象,从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各组成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角度出发,构建增长能力导向的溢出效应指标体系,测算国家高新区的省域溢出效应及协同增长效应,最后通过国家高新区的集聚关联模式分类,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和高新区结构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增长能力导向的溢出效应测量方法

高新技术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国家高新区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作用,是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的集中体现。国内外学者选择区位商、回归分析、投入产出等方法测量区域溢出效应[9,10]。弗森伯格[11]认为创新溢出的扩散源具有外生特性,并假设两区域间创新存量差距等价于区域间创新存量比值后取对数,以保证区域间创新存量差距为零时,两区域间创新存量水平相等。为能更全面反映各省域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溢出能力,本文选取弗森伯格溢出模型和协同度模型,测度国家高新区的省域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如公式(1)所示:

Hi和Hj分别为省域内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能力,各包括m项指标和n项指标。wij为高新技术产业对高新区的潜在吸收能力,采用潘文卿等[12]提出的方法,以两者结构相似系数作为wij值。aki和akj分别表示省域内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结构中的第k个指标标准化值,uki和ukj分别对应指标aki和akj的权重。区域内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各维度相似度越高,wij值就越接近于1,国家高新区溢出能力越强。

与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能力相比,国家高新区在抵御金融危机中的稳定作用,加速了国家高新区的二次扩张,也加快了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协同效应,更有助于发挥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运用协同效应[13]测算方法,C为协同度(0≤C≤1),反映了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省域协同效应,n为调节系数(n≥2)。协同效应越接近1,说明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作用越强;反之,协同性越低。C值仅反映了比较对象的协同程度,并不能反映出比较对象所处的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将C值与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能力进行综合,进一步表明两者协同增长强度,用CD表示协同增长效应,α和β均为待定系数,且满足α+β=1。则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协同效应、协同增长效应,如公式(2)所示:

1.2 溢出效应指标体系构建及主成分分析

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从2003年4%增长到2014年10.4%,但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及占全国比重,从2003年22 238家占比67.7%,数量增长到2014年24 010家,占比下降到31.8%,生产总值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呈现反向变化趋势。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单一指标,不能全面反映高新区创新驱动、效益提升、社会贡献的维度差异,以及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协同程度,难以为国家高新区结构转型提供具体依据。为能更全面反映国家高新区对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本文从创新驱动、效益提升、社会贡献三维度,选取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共有的9项指标,比较30个省域2007年-2013年金融危机前后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变化趋势,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9项指标中没有一个可以单独全面衡量国家高新区增长能力强弱的指标。为客观体现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差异,综合考虑本文选择客观赋权的主成分分析法,利用SPSS21.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过程如表2所示,通过提取主成分,测算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增长能力指数Hi和Hj。

软件运行结果显示增长能力数据结构通过了KMO统计量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9项指标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从表2可以看出,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各指标增长能力的第一主成分贡献率都超过82%,能够较全面反映省域层面增长能力的9项指标信息,同时能够较好反映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内在结构差异,进而反映省域层面增长能力差异。第一主成分各指标系数中的最低值,反映出各省域当年在该项指标的结构差异变化,与其他8项指标的结构差异程度明显不同。高新技术产业2007-2013年省域层面各指标中,增长差异变化趋势显著不同的是R&D经费投入。与高新技术产业类似,国家高新区R&D经费投入省域差异与其他指标省域差异特征并不一致,但与年末从业人员省域差异较为类似,可以看出国家高新区对资金及人员需求,与产出效益变化并不同步。

2 实证研究

2.1 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的“V”型特征

金融危机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统计数量急剧下降,由2008年51 476家减少到2009年的25 386家,降幅超过50%。相比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幅波动,国家高新区2007-2009年园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都保持在7%,为金融危机后的经济稳定发挥关键作用。2010年新升级的27家国家高新区,将生产总值比重升至8%,新增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强化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运用弗森伯格空间溢出模型和主成分方法进行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测算时,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一定的预处理,主要包括数据的同趋势化和标准化。溢出效应9项指标均为正向型指标,不需要进行同趋势化转换。但需要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数据间量纲不同和数量级影响。正规化方法标准化数据,不能保证标准化后数据的非负性,无法满足溢出效应的对数非负要求,因此采用规范化方法进行标准化:xi′=(xi-xmin)/(xmaxxmin),得到标准化数据。以表2中9项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系数作为指标权重,测算2007到2013年国家高新区省域溢出效应,如表3所示。

2008年各省域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比2007年有所减弱,反映出国家高新区区域优势相对减弱,但湖北、江西、辽宁、吉林、内蒙古、贵州、甘肃7省有所增强。金融危机后2009年各省域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显著增强,发挥了对区域经济的稳定和支撑作用。与重庆变化趋势相反,河北、天津溢出效应由2008年正值变为2009年负值,两地高新技术产业溢出优势更为明显。由于2010年新升级的27家国家高新区并未单独统计数据,表3中2010年划入各省域国家高新区总量仍为56家。2011年至2013年国家高新区数量的快速增加,推动了国家高新区扩散范围增大,中西部区域溢出效应增强,但增强程度有所减弱,2011年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增强的省域数量为24家,达到区间峰值。

按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四大板块划分方法,四大板块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的演进趋势如图1所示。2007-2013年四大板块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呈现较为明显的“V”型特征,可以看出2009年东部和东北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降至谷底,表明外向型经济主导的沿海地区最先遭受金融危机影响。而中西部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谷底出现在2010年,表明金融危机风险传导对内陆地区的延迟性。随着十二五时期国家高新区数量的不断增加,四大板块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都呈现上升趋势,东北区域溢出优势更为显著,而东部和中部变化趋势较为接近。

2.2 国家高新区协同增长效应的两极分化

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内部关联性,并与区域综合实力有一定的相关性。按照协同增长效应公式(2),得出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省域协同增长效应,如表4所示,协同增长效应模型中k=2,α=β=0.5。

从协同增长效应2007-2013年区域均值上看,国家高新区协同增长效应呈现两极分化:0.76~0.89区间内的广东、江苏、北京形成第一梯队,0.38~0.5区间内的山东、上海、浙江形成第二梯队,而内需主导型的中部湖北以0.28均值位列其余省域首位,呈现较强协同增长能力。10省域协同增长效应均值低于0.1。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是协同增长效应的2.3倍和4.8倍,可见各省域溢出效应强弱空间区分度更高,受沿海内陆地理差异影响较大。

2.3 国家高新区的集聚关联模式分类

以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和协同增长效应的中位数作为分界线,将30个省域国家高新区的集聚关联模式进行分类,如表5所示。高溢出高协同模式共7省域,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关联性较强,不包括北京、天津直辖市,省域内国家高新区数量分布在4~7家;低溢出高协同模式共7省域,虽然广东、江苏、山东国家高新区数量都在9家以上,但对省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性并不高,溢出效应呈现负值;高溢出低协同模式共8省域,以内陆省域为主,相比高新技术产业,国家高新区对省域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更明显;低溢出低协同模式共8省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偏远地区,国家高新区数量福建5家、新疆3家、云南2家,其余5省域都仅1家,国家高新区的提升带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较弱,较易形成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异。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7-2013年30个省域内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溢出模型和协同度模型,测度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呈现“V”型特征,各省域溢出效应拐点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或2010年出现,随后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四大板块国家高新区的溢出效应,沿东北-西部-中部-东部方向递减。国家高新区协同增长效应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按溢出效应和协同增长效应强弱,将30个省域国家高新区的集聚关联模式分为高溢出高协同、高溢出低协同、低溢出高协同、低溢出低协同四类模式。

金融危机后国家高新区数量逐年增加,在对区域高新技术产业支撑作用不断增强趋势下,为了更好统筹各省域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发展,本文建议从以下三方面着手:①通过依托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优势,推动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层次融合。②完善国家高新区和区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创新机制,弱化国家高新区协同增长效应的空间分异。③国家高新区平衡发展政策不应仅局限于高新区数量提升,应兼顾区域内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结构相似程度,避免国家高新区的区域趋同效应。本文不足之处在于仅仅考察了省域空间溢出效应,并未考察省域间空间差异的环境影响因素,以及省域空间相关性引致的趋同效应,将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拓展研究。

摘要:基于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耦合性,从三维度选取9项指标,利用弗森伯格空间溢出模型和主成分方法,测度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溢出效应。分析表明2007-2013年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呈现“V”型特征,并且沿东北-西部-中部-东部方向递减,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增长效应呈现两极分化。按溢出协同效应强弱,将国家高新区省域集聚关联模式分为高溢出高协同、高溢出低协同、低溢出高协同、低溢出低协同4种,以期分类指导。

高新医学科学技术 第6篇

1 我国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工作的背景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缺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许多技术标准达不到发达国家的要求,我国的技术标准国际化竞争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我国标准化工作组织管理实施较晚,高新技术产业标准服务支撑体系建设不完善,适应高新技术产业需求的标准化人才队伍缺乏。因此,加快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增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求。

198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标志着我国高新区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目前已经形成“国家级—省级”两级高新区体系,其中国家级高新区56家。这56家国家级高新区成为经济增长、产业集聚的重要区域,同时也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标准化工作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

1.1 国家级高新区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承载地

2008年,56个国家级高新区营业总收入突破6万亿元,达到65,985.7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12,507.0亿元,占全国的9.7%。据对国家高新区52,632家企业的统计,2008年,年末从业人员达716.5万人;工业总产值实现52,684.7亿元,工业销售产值实现50,382.5亿元,工业增加值实现12,507.0亿元,实现利润3,304.2亿元,实现上缴税额达到3,198.7亿元,进出口总额为3,308.5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1,293.3亿美元,出口创汇2,015.2亿美元。北京、苏州、武汉、长春、西安、南京、吉林、长沙、合肥等多个国家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20%。

1.2 国家级高新区初步呈现产业专业化、集群化的发展态势

北京的信息技术、上海的微电子、深圳的通信技术、长春的光电子和汽车及零部件、西安的通讯及软件、成都的生物医药、杭州的通讯设备、武汉的光电子、天津的绿色能源等产业集群已经或正在形成,为构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带,促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经济崛起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3 国家级高新区集聚了国内外创新资源优势,这些资源成为标准化工作的主体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形成了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科技创新体系。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52,632家,其中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已占全国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30.9%。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日趋突出,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以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大学科技园为依托的创新平台正在形成。2008年,高新区企业创办的科技机构数量已达8,425个。国家高新区内企业研发(R&D)经费达到2,468.3亿元,高新区企业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超过134.5万人,用于科技活动筹集到的资金总额已达到2,620.9亿元,高新区企业参与科技项目数量达到161,284项。

聚集了国内外优秀人才和科技成果。2008年国家高新区716.5万名从业人员中,45%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学士学位毕业生163.6万人、硕士学位毕业生24.9万人、博士学位毕业生3.2万人,国家高新区成为了我国创新创业人才最集中的区域;企业累计发明专利达到53,585项。

涌现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企业,培育了一大批创新能力强、标准化意识强的企业。2008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的国家高新区企业达到5,996家,10亿元以上的达到663家,100亿元以上的达到99家。培育和聚集了联想、华为、中兴、用友、海尔、东软、中芯国际、长春生物、长沙远大、地奥制药、烽火科技、大唐通讯、UT斯达康等一大批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自主创新的大企业集团和中芯微电子、百度等一批创新能力强的、标准化意识强的企业,在标准化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2 我国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工作现状

高新区标准化工作受高新区的产业基础、创新水平以及政策环境等影响,这也导致各高新区标准化的差异。迄今为止,全国共有56个国家级高新区,有32家高新区已开展标准化工作(有标准化工作部门,或有相关管理办法条例,或有相关产业开展标准化工作),占国家级高新区总量的57%,以中关村科技园区、深圳高新区为代表;还有少部分高新区尚未开展标准化工作,数量为24家,占国家高新区总量的43%。

为此,课题组选择组织体系、政策环境、标准制修订、专门团队培养等4个方面的指标对高新区标准化工作进行了分类。

Ⅰ类:制定了较为完备的高新技术标准化政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标准化工作机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企业积极制修订标准,形成产业联盟;多个产业领域展开标准化工作;注重标准化工作人才培养。

Ⅱ类:制定了高新技术标准化政策;建立了标准化工作机构;有一定的标准化工作基础;标准化工作在单个产业领域展开。

Ⅲ类: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工作开展较少;标准化工作相关组织机构及相关工作机制尚不完善。

2.1 国家级高新区标准化工作呈现三个梯度,半数以上有标准化工作基础

从四方面指标分析来看,我国国家级高新区标准化工作状况可以为三类:第Ⅰ类,标准化工作开展较好,多个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标准制定、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关联紧密,以中关村科技园区、深圳高新区等20个国家级高新区为代表;第Ⅱ类,标准化工作开展较好,部分高技术产业的企业自主创新积极,积极参与产业联盟,促进了产业化进程,以长沙、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12家高新区为代表;第Ⅲ类,标准化工作开展难度较大,相关标准化工作组织开展不力,企业以传统产业和技术引进类型为主,科研人才储备较少,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以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为代表(见表1)。

2.2 高新区标准化工作集中在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技术等五大产业,并呈现细分领域多样化特点

从各行业标准化实施情况来看,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工作主要集中在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等产业领域,各高新技术产业在高新区实施分别达到29、24、14、9、8家。

从32个开展标准化工作的高新区来看,有20个高新区的标准化工作集中在2个或以上产业与细分领域,其中,中关村科技园区、青岛高新区、杭州高新区、重庆高新区、无锡高新区、深圳高新区等园区的标准化工作涉及5个以上细分领域;其余12个高新区根据园区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特定产业标准化工作,如: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等(见表2)。

2.3 初步形成国家标准委(科技部)—高新区—企业(产业组织)三级推动的标准化工作体系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形成了由国家标准委(科技部)——高新区——企业(产业组织)三级推动的标准化工作体系,其具体工作如下。

国标委:作为全国标准化工作的主管部门,主要工作包括参与起草、修订国家标准化法律、法规;拟定和贯彻执行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方针、政策;拟定全国标准化管理规章,制定相关制度;组织实施标准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负责制定国家标准化事业发展规划;统一管理制定、修订国家标准的经费和标准研究、标准化专项经费;管理和指导标准化科技工作及有关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协调和管理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有关工作;协调和指导行业、地方标准化工作;负责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备案工作;负责参与与标准化业务相关的国际活动的审核等。

高新区(地方政府):高新区与地方政府一起,通过制定相关措施,如:出台了扶持企业标准化和采标工作管理办法,给予相应的产业优惠政策,建立公共服务平台,设立专项资金,帮助企业建立标准体系,推动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工作。

其中,国标委和科技部选择的标准化示范区已经成为地方层面标准化工作的重要载体。

企业(产业组织):是指各技术委员会、标准联盟、企业等,他们是标准制定或实施的主体。

2.4 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呈现多元化的工作模式

通过初步调研,高新区企业在标准化工作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根据工作主体及影响因素,可以将目前的标准化工作模式分为4类、14种,主要4类模式包括政府推动模式、联盟协作模式、科研-标准-产业化联动模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如图1所示。

3 推进我国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的相关建议

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标准化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新形势下高新区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策环境尚待进一步完善,组织管理不合理,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标准滞后甚至标准缺失等等。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3.1 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

一方面是鼓励多部门协调,积极落实国家及地方标准化工作的促进政策。

另一方面是鼓励各地方根据各高新区特色产业和发展需求不同,与国家标准化法及相关产业促进政策相匹配,制定适合本区域发展的标准化促进政策。比如:标准化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标准化人才引进补贴以及企业制定技术标准的奖励政策等等。

3.2 理顺组织体系,多部门联合推进高新区标准化工作

以地方政府为牵头方,搭建高新区高新技术标准化促进组织。开展持续深入的工作调研,全面了解园区内企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引导和标准化服务,实行分类指导。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召集人由高新区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担任,地方政府牵头,组织相关的政府部门,共同参与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的促进与服务工作,促进标准的宣贯、执行及监督,推动以标准为纽带的产学研合作;积极引进社会组织参与,围绕高新区内企业的具体需求开展专业化服务。

3.3 积极探索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工作模式

根据高新区的特点和产业需求,开展多元化的标准化工作模式,在科研-标准-产业协调、联盟协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积极有益的尝试,切实通过标准化模式与机制的创新,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3.4 构建标准支撑服务平台

政府从标准活动主体的需求出发,重点实现以下服务:

3.4.1 技术服务。

整合和集成已有服务资源(研究机构、中介机构),促进技术研发与技术标准协调发展,为企业技术标准研发和创制、采用、实施标准提供服务,提高企业技术标准工作的技术水平。主要内容包括:相关技术研发合作服务、技术转化标准、企业采用和制定技术标准、标准实施的技术环节。

3.4.2 人才服务。

通过学校人才培养和社会培训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技术标准的专业人才或管理人才。主要内容有:人才提供平台,旨在培养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标准研发人才和标准管理人才;人才需求平台,即公布企业标准人才需求信息;人才流动平台:亦即搭建人才市场式的人才流动通道,营造易于人才进入和自由选择的环境。

3.4.3 信息服务。

整合行业协会、中介、检测认证机构等资源,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咨询服务。主要内容:标准信息服务,就是依赖咨询服务机构、标准管理机构,为企业提供所属行业的技术标准及最新动态;检测认证服务,是指依赖专业检测认证机构,为企业提供相关的检测、认证信息及服务;政策信息服务,指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信息。

摘要:高新区是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的主要载体。本文从我国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工作现状进行分析,了解工作体系、组织体系、产业体系以及工作模式,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为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高新医学科学技术 第7篇

天津社会科学院陈柳钦同志的新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研究》已于2008年4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该书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索。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主要就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概念作了界定, 并系统论述了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趋势等内容。第二章主要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运营环境问题进行了阐述。本章拓展了资本的内涵, 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资本运营环境构成及高新技术产业资本支持体系结构, 认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高效的资本运营机制, 资本运营必须依赖于支持系统的支撑。高新技术产业资本运营支持系统的结构层次从外围到核心可以概括为:其一是制度环境 (制度资本) ;其二是四大内部系统组成的网络, 即金融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组成的支持体系, 它们是高新技术产业成长的市场推动力。第三章论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目前, 金融资本的概念从传统的银行资本、借贷资本拓展到股权资本、风险资本, 将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从一般意义上的产融结合拓展到利用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的金融资本运作。金融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的发展为促进高新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和催化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亟需大量资本投入, 而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正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壮大的“温床”。第四章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资本支持。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形成的直接动因。高新技术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把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作为资本投入到经济活动之中。技术资本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资本支持有赖于技术资本的物化———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第五章论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是构筑高新技术产业激励机制的重要理论依据, 人才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人力资本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当务之急是充分把握高新技术产业人力资本的特性和效能分析, 造就高新技术型企业家阶层。第六章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社会资本支持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在创业过程中若要实现使命、达成目标、创造价值, 不仅依赖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技术、设备、知识等经济资本, 而且更加依赖于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社会资本这一重要的隐性资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持,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社会网络、信任、规范和信念等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第七章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资本支持。制度与技术是互动的, 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制度重于技术。制度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在资金、技术、人才、制度四大要素中制度是第一重要的:作为激励功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发挥人的潜能;作为市场配置功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包括资本金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并实现这些资源的优化配置;制度具有整合功能, 可以实现资金、技术、人才三大高科技要素的互动与集成。

该书从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支持的内涵界定入手, 以产业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 运用系统分析的原则与方法, 深入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资本运营环境构成内容, 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资本运营的环境需求。本书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运营及支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并结合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 从金融资本支持、技术资本支持、人力资本支持、社会资本支持和制度资本支持五个维度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运营及支持系统, 并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高效的资本运营机制, 资本运营必须依赖于支持系统的支撑。该书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产业投资理论, 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研究》一书脉络清晰、资料详尽、体系完整、逻辑性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该书突破了以往仅从金融资本这样狭小的范围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问题, 而是从现代资本的广度, 以崭新的视角重新赋予了“资本”以更新和更广的内涵, 这是很有新意的, 有利于构建更加合理的分析框架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资本支持的研究水平, 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资本理论。该书以“资本”为逻辑主线, 创造性地综合应用资本运营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系统理论、金融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制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理论, 来集中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体系问题。可以说, 体现在本书中各学科理论之间的多层次立体的融合与创新, 以及机制分析、数量分析、制度分析这三大分析体系的演进, 将有力地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目前国内外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的文献多如牛毛, 但是全面研究高新技术产业资本支持的却寥寥无几, 而从广义资本视角来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运营环境及支持系统的几乎还是空白。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体系建设方面, 应该说在国内还没有这么全面、系统分析的专著问世。因此, 应该说,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研究》是对这一“空白”的有益补充和探索, 是探索之作, 创新之作。该书的研究结论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又在政策建议上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相信这本书对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际工作者有所借鉴和裨益。

高新技术产业自有技术成份测度研究 第8篇

高技术产业是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 是代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整体竞争力的重要先导产业, 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新增长点, 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状态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 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资料表明, 1996—2000年, 美国经济增长中高技术的贡献率占46%。正是由于高技术产业具有高成长性、高收益性、高渗透性和高扩散性, 各国在促进经济增长中都优先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要拥有主导性的创新技术、优势技术及其产业化前景。目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政策环境、创新能力评价等方面, 而对高新技术产业自有技术成份定量研究还未见涉及。笔者认为, 基于自有技术角度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对于客观准确评价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知识产权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状况非常必要。

2 自有技术概念的内涵

2.1 自有技术概念引入

随着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凸显, 创新技术的产权和收益问题成为创新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拥有创新技术的主导性产权, 也就拥有了创新技术的支配权和收益权。

自有技术并非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多年来一直有学者在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使用, 如: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柳卸林发表的《技术轨道和自主创新》 (《中国科技论坛》, 1997, 2)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蓓发表的《技术贸易中的引进和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1, 1) 、浙江大学教授陈劲发表的《技术超学习研究》 (《研究发展管理》, 2006, 6) 、广东工业大学教授张德鹏发表的《零售商自有品牌商品生产的委托代理》 (《系统工程》, 2007, 5) 等文章中都使用了自有技术这一概念。虽然自有技术的概念早已使用, 但其内涵却一直没有准确界定。

2.2 自有技术概念及内涵

自主创新作为创新的一种形式, 其核心是创新主体对创新成果拥有的主导性权利。笔者认为, 自有技术是指创新主体拥有主导性产权和收益权的技术。

这一概念表明创新主体对创新技术的产权与收益分配拥有主导权。主导权是指对创新技术产权和创新技术收益分配的控制力或相对垄断势力要足够大, 能够严重影响竞争对手, 能谋取主要利益和为自己争取主动。没有主导权或丧失主导权的创新不可能争取主动或获取主要创新收益, 也就是说不能称之为自主创新, 由此产生的技术不能界定为自有技术。

从技术创新的三层含义看,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都需要经过从研究开发到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从创新过程的形式看, 创新可分为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 合作创新又分为国内合作和国际合作。国际合作中, 不论合作形式是外方以技术 (专利) 形式参与合作、或以生产设备形式参与合作、还是以资金投入形式参与合作、以补偿贸易形式参与合作, 以及其它形式的国际合作, 所产生的创新技术属于合作方共同拥有 (如图1) 。

对于一国来说, 创新主体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的独立创新、国内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创新和掌握主导权创新主体的国际合作创新, 所产生的技术都界定为自有技术。对于国际合作、合资形式的创新主体, 须以一方所有者权益大于50%为标准来界定自有技术产权和收益权的主导性。如在我国, 中外合作、合资企业拥有的创新技术是否为自有技术, 衡量标准是以所有者权益中方所占比例是否大于50%为界限, 中方所有者权益比例大于50%, 中方就拥有主导权, 此时的创新技术界定为自有技术。

对于外资独资企业, 如在我国注册的港澳台独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由于技术创新产权和技术创新收益的主导权完全由港澳台方和外商主导, 因此, 其创新技术不能成为自有技术。但是通过技术所有权转让 (对于专利技术也就是专利受让) , 创新技术归一方所有, 由受让方拥有主导性的创新技术产权和收益权, 此时的创新技术可界定为自有技术。

3 高新技术产业自有技术成份测度指标的构建

3.1 自有技术的影响因素

根据自有技术的定义可知, 界定自有技术的关键是技术的产权和收益权的主导性问题。

技术的产权可以是技术的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以及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 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具有实用性, 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业秘密作为对专利制度的补充而出现, 由于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权利, 目前国际法规通行的做法是将其划入知识产权领域。商业秘密保护对于高新技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可以弥补版权和专利保护的不足。

对于某些行业或技术领域, 由于技术的特殊性以及专利或版权保护的弱点, 一般采取商业秘密保护的形式。正如美国公司管理学家丹尼斯·昂克维克评论说:“当前趋势已十分明显:公司已逐渐放弃了专利方式, 转而采取颁发商业秘密许可证或以商业秘密入股参与合营等方式以换取快速回收自己的经济利益。”此话虽有些言过其实, 但是高新技术企业在确定以何种形式保护自己的技术时必须做出慎重选择。

3.2 评价指标的确定原则

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科学、有效, 是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因此, 高新技术产业自有技术成份评价指标的确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系统性原则:评价指标应从系统的角度全面综合反映被评价对象的整体情况, 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

客观性原则:评价指标尽可能避免主管因素的加入, 指标含义明确, 选取指标应具有权威性、普适性和代表性。

时效性原则:评价指标应与评价时期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和发展趋势相适应, 避免不合时宜导致评价结果的偏失。

同质性原则:评价要点应与评估对象的特征相一致, 保证评价的可行性与评估效度。

独立性原则:评价指标间尽可能避免显见的包含、交叉关系, 对隐含的相关关系应选用适当方法予以消除。

可比性原则:指标在概念、内容、范围和口径方面应该具有可以进行比较分析和判断的功能。对被评价对象, 从其自身的动态发展过程、与其它国家 ( 或地区) 的静态比较、以及经济现象内部各方面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角度进行考察。

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尽量简单, 以尽量少的指标反映尽量多的信息, 数据资料便于收集、计算简单、易于操作。

3.3 自有技术成份测度指标的构建

根据上述指标设计原则和实际需要, 对于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产业或技术领域, 其自有技术占有率和自有技术产业贡献率是测度自有技术成份最重要的两个指标。贡献率可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中各因素作用大小的程度, 表示某因素的增长量 (程度) 占总增长量 (程度) 的比重。

(1) 自有技术占有率:

该指标用来衡量区域内某行业 (技术领域) 主导权方的企业拥有专利数占该行业 (技术领域) 全部企业拥有的专利数的比例。

由于不同类型专利对产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力不同, 其中发明专利被公认最具核心竞争力, 因此, 计算时以发明专利数为主, 同时采用专家意见法给出不同类型专利的加权系数, 即:发明专利的系数为0.7, 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的系数为0.3, 则自有技术占有率的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St——自有技术占有率

IP——某行业企业已授权发明专利数

MP——某行业企业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数

DP——某行业企业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数

i=1, 2, 3…m (某行业中方拥有主导权的m个企业)

j=1, 2, 3…n (某行业全部的n个企业)

其中 i≤j

(2) 自有技术产业贡献率:

该指标用来衡量区域内某行业 (技术领域) 的高新技术中方占主导权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该行业 (技术领域) 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例。自有技术产业贡献率的计算公式为:undefined

Pt——自有技术产业贡献率

Ci——某行业中方拥有主导权的第i个企业的工业增加值

Cj——某行业全部企业中第j个企业的工业增加值

i=1, 2, 3…m (某行业中方拥有主导权的m个企业)

j=1, 2, 3…n (某行业全部的n企业)

其中 i≤j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是反映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 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发展规划、政策, 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依据之一。定量研究和评价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一个关键就是自有技术成份问题。本文通过构建自有技术产业占有率和自有技术产业贡献率两个指标, 以期能够较为准确地测度区域内高新技术产业中各行业或技术领域的自有技术成份, 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陈传夫.高新技术与知识产权法[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11, 128, 256.

[2]宋河发, 穆荣平, 任中保.自主创新及创新自主性测度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6 (6)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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