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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关于理智爱国论文
理智与情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坐落在北京沙滩北路15号一条相对僻静的胡同里。3月20日，星期二，依照惯例，是研究员们来此开会或处理各种杂务的日子。在这个国家级学术科研单位，气氛通常都是平静舒缓的。
但这个星期二却大不相同，法学所304会议室挤满了人，主持人甚至倡议两个人合用一把椅子，“实在坐不下，可以坐在地上，我们的地板是干净的”。
让气氛沸腾的是本次法学研讨会的议题——对4天前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以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通过的《物权法》，进行总结与回顾。
法案之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学者们和大众媒体的阐释并无不同，在这天的讨论上，他们表达出一种特别的担忧。
与会者梁慧星和孙宪忠都是社科院法学所《物权法》起草小组的成员。8年来，他们目睹了这部中国近年来最富争议法案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但现在他们突然发现，这一过程缺乏基本的数据备案：数千场官方或民间组织的讨论记录几乎无处可寻。
“如此重要法律的制定，为何没有留下完整的历史资料……若干年后是不是真正地好，要子孙后代去评价”，社科院起草小组组长梁慧星说。
对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来说，物权法起草通过的整个进程都充满了变数。将于今年10月1日施行的《物权法》自2002年第一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来，共“过堂”8次，其耗时之长、参与者之多、修订之频繁屡创中国立法史的纪录——“从1998年3月开始算也快有十个年头了……没有想到会拖这么久”，《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专家起草组成员王轶说。当时，王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由于导师王利明负责物权法的起草，他从那时起便参与其中。据王轶的说法，按照最初的时间表，《物权法》草案最迟应该在2003年出台。
除此之外，《物权法》在实际修订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都和最初的设想有所不同。比如，1998年，中国立法机关的主要着力点在完善民法典上，而不像后来舆论所强调的那样单独把物权法的起草放在特殊位置。
事实是，只要进度比计划中慢一点，法案所面对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就会发生变化——更何况，法学家们的争论也使立法过程难以预测。
雄辩
拖期的迹象，其实在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1998年1月，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召集了五位民法学者开会，商讨现在是否是起草民法典的时机，学者一致同意。立法机关寄望已久的民法典起草得以恢复，一批民法专家即受委托负责民法典的起草。
3月，起草小组第一次开会，确定民法典分三步走：第一步，制定合同法，实现交易规则的完善、统一，与国际接轨;第二步，制定《物权法》，实现财产关系基本规则的统一、完善和世界接轨。第三步，制定科学、完善的民法典——最后完成不超过2010年。
然而，据梁慧星的回忆，起草小组委托他起草《物权法》，同时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起草另一部草案。因为两位学者在用益物权、是否区分所有权以及共有和相邻关系的意见相左。“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做出决定，委托他就不同意的部分起草一个法案”，梁在此番的总结会上表示。
王轶师从王利明，他承认社科院版和人大版草案确实产生了分歧。比如所有权是否要根据归属主体的区分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王老师的草案中照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区分，梁老师是根据客体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不过，两个建议稿整体上是共识大于分歧”，王轶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分歧之下，修订进度仍在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在两份不同草案的基础完成。该意见稿于2002年1月下发到地方人大和政府行政部门、各大学和研究机关、法院等法律实务部门，开始广泛征求意见。
实际上，对什么是物权，特别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物权法》，大多数人在1998年时并不清楚。很多人认为物权的概念是个舶来品，“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征服世界的罗马”最早区分了物权诉讼和一般诉讼，而明确了私人财产权的物权法体系则是德国人的智慧。
但事实上， 1955年起草新中国第一部民法时，其中就有关于物权的规定，但是换用了“所有权”或“财产所有权”的名称。
直到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12个条款颁布实施，应该说从此时起就有了规范物权关系的现行法，只是并未正式使用物权的名称。
但此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已经让一部分法学家们认为，《物权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银行出现了巨额的债务，国家花费大力气两次清理三角债，总结原因，这些学者认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都是市场经济的直接产物，资金的使用和分离，都要靠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来实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搞市场经济，就有完善的《物权法》”，梁慧星说。
然而，《物权法》的起草通过并不是换一个法律名词那么简单，各界对这部法律规范的对象、调整的法律关系，以及法律要达到的最终效果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争论屡屡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在向全民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前，讨论主要限于学界以及司法等行政机关内部。参与者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每一次研讨会都存在交锋。人大法工委在2004年8月4日到8月11日召开研讨会，与会者就《物权法》草案逐条讨论，就宅基地使用权可否流转、物权的保护制度和侵权是什么关系等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有的学者压不住脾气，相互间毫不留情面，冷静下来后，不免觉得多是“意气之争”。
伴随法理方面的讨论，更多的社会经济现象也为《物权法》草案增添新的议题。在2005年6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6次会议第三次审议《物权法》草案之前，即6月21日至6月22日，全国人大法制委和法工委针对《物权法》草案中间的四个争议问题，分别开了四次论证会。
此时，草案的重点已经从纯粹的法理转移到亟待规范的现实问题，建筑区划内的绿地、道路、会所、车库及物业管理用房等所有权归属均在提案之中。王轶就曾参加了其中涉及到拆迁和公共利益的论证会。达成共识变得越来越难，论证焦点在法理和现实问题之间不断转移。
“每一次都有争论的焦点，每一次争论都很激烈。”王轶说。
艰难的诞生
很大程度上，对技术问题的热衷代表着民法学者寄托在《物权法》上的职业使命。
1997年，王利明找到在宿舍看书的王轶，告诉他立法机关准备正式着手起草《物权法》的消息，说“咱们出去散散步”。
围着中国人民大学那个一刮风尘土飞扬的操场，他们“一圈又一圈地转”。王利明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自己导师的毕生希望，就是中国能有部属于自己的民法典、物权法。
事实上，民法学者一直在推动该法案的立法。《物权法》草案专家起草组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回忆说，早在1993年，民法典和《物权法》就在酝酿之中。不过，1998年之后，《物权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后，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用江平的话来说，物权法之所以引起更广泛关注，是因为“确实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姜恩柱也表示，该草案“涉及各方面、各阶层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终于，围绕《物权法》的争议在2005年7月10日超出了学术界和司法界的专业范围。是年6月的三审会议决定，把《物权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12部面向全民征求意见的草案。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这是个重要的临界点。
公开发布后的42天里，立法机关共收到反馈立法建议11543件，平均每天近300条。王利明认为：“从学术水平上，来自社会的反馈意见丝毫不逊于来自专家学者的建议。”但与此同时，众多的反对意见也通过纸媒、网络等更多渠道传达出来，《物权法》草案进入了更为复杂的境遇当中。当年12月，媒体首次报道“《物权法》草案遭搁置”。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的公开信甚至将论战方向引出了法理讨论范围之外。随着论战的升级，更多的人被卷入其中，公众评论越发激烈起来，甚至有人将其视为近年来有关改革问题上继郎(咸平)旋风、刘(国光)旋风之后的“巩献田旋风”。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物权法》不是首次向全民公开的草案，但它肯定是受惠于互联网最多、意见最能在网络展开的公开草案。公开草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吸纳更多的不同意见，以便制定出和复杂的社会现状尽量相匹配的法案。
就在舆论忙于划分所谓“阵营”的同时，《物权法》草案的审议也驶入了快车道。从2005年6月到2006年12月的18个月间，连续进行了5次审议。
其间，新的现实问题不断被纳入到讨论之中，比如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以及物业公共用地产权如何界定?究竟是否允许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小范围的研讨会开得更加频繁了，在激烈而紧张的讨论中，新的技术争论推动着草案走向成熟。
由于修定的延迟，物权法的出台变得日益迫切。
去年1月17日，受吴邦国的委托，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盛华仁召开了《物权法》起草的研讨会，所有出席会议的人士，无论是来自司法界、行政部门还是学界，都认为加快《物权法》起草进程非常必要。在2007年初的人大会议上，十年磨砺的《物权法》拿到了出生证明。
至此，民法学界的学者、关心《物权法》起草的人们如释重负，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
然而，正如江平所言：《物权法》不可能十全十美。由于《物权法》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草案通过后，立法机关和司法界的工作很可能更为繁重。新《物权法》包括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共5编19章247条，但其中不少法条属于不完全法条，即不是完整的裁判规范，比如农村的土地权力、如何进行土地权力的配置这类关键的条目尚需完善。“一个法律出台的那天就是落伍于时代发展的一天……新问题要及时讨论，老问题没有形成共识还要继续讨论”，王轶说。
作者：程亚婷
第二篇：理智与情感
反垄断是中国市场经济进入2.0时代的信号，同时透射出决策者准备开始弥补汽车业顶层设计的长期缺失的决心，更是中国市场经济进入2.0时代的信号
这一次的反垄断不仅仅是反垄断。
2014年夏天，各级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和逐渐并入发改委的、地方物价局等主管部门启动了中国汽车市场有史以来最最严厉的整顿行动。
从反垄断来看，汽车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接受调查和处罚的行业。从2013年初开始，液晶面板、白酒、奶粉、药品多个行业遭反垄断调查和处罚，与汽车业几乎同时被调查的还有通信业。从政府官员表态来看，能源、金融将成为下一个目标。
汽车行业并不是特殊的那一个。
舆论对汽车业反垄断的反应褒贬不一，质疑主要集中在：汽车业有没有垄断?反垄断是否一阵风?调查、处罚能否治本?是不是打击外资?
《汽车商业评论》感受到，至少在事件初始阶段，反垄断并未引起汽车厂商高度重视，一些企业中高层判断这不过是又一场运动而已，另外一些企业认为只要承认错误、积极配合就不会受处罚。
事件发展至截稿前的8月中旬已经出乎大多数人意料。
从公开披露信息来看，一年前的2013年8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称国家发改委开始对汽车定价实施反垄断调查。事实上应该更早，有发改委反垄断顾问告诉《汽车商业评论》采访到的法律专家中有发改委反垄断顾问，早在一年前已经为相关部门提交一份研究报告。
据他介绍，反垄断从2011年开始调查，按照行业先易后难的顺序有序进行，汽车产业链冗长、商业模式复杂，被置于靠后的位置。对汽车业，相关部门先摸底排查，再听取顾问团的研究报告，之后联合行业组织(包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深入调查，直到今年6、7月公开采取行动。
至少在汽车行业内部，对前述几大舆论质疑应该有明确的认识。
首先，中国汽车行业、汽车市场存在垄断现象，更值得探讨的是哪些属于反垄断范畴、哪些不属于。
对此，外界存在广泛误区，包括一些并不了解反垄断法的所谓专家、学者，也包括不少媒体和普通大众，同样包括本期我们采访的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他对于汽车业的纵向垄断存在一定误区。他朴素地认为，“在纵向上把商业模式的东西说它是垄断，反而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很多领域里面，尤其在很多高端品牌里面或者一些特殊产品里面会不会有这种划区域、限定价格销售的”。
还有一种普遍错误的认识是，因为某些企业占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然后就攻击其垄断。这主要体现在一些认识不请的新闻媒体上。
本期封面故事组文中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史际春教授接受《汽车商业评论》专访文章《反垄断反错了吗》对该问题的专业分析解读。强调，反垄断法并不反“垄断”，它反的是损害竞争的行为——那些限制竞争或不竞争的行为，因为市场经济就是要开展竞争，通过竞争来优化资源配置。
其次，时间将会证明反垄断不是一阵风、一场运动，在未来中国的经济领域会成为常态。我国《反垄断法》1987年开始起草，2007年通过，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反垄断法》形成的20年是我国经济翻天覆地的20年，司法部门和社会管理者用20年时间认识市场经济、制定游戏规则，再经过3年的适应过渡期，执法模式已经一旦开启，让它如何走过场?。
实际上，马宇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文章《政府不能左手打右手》，包括专访黄坤文章《经销商谈反垄断》，从另外一个方面指出，在反垄断方面，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包括其政策法规还需要协调一致。我们认为，清除或者修正相应的规章制度还需要一些时日，但其完善之日更是中国政府反垄断进入正轨之际，断无一阵风之意。
再次，调查和处罚确实很难完全根治市场垄断尤其是价格问题，因为价格还受供需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尤其是横向垄断比较难以发现，有些甚至是企业间业务员的个别行为，不易找到证据。比如8月6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主动提到的日本12家企业实施汽车零部件价格垄断案，据称如果不是因为其中约有10家因为一位在美国和欧洲遭遇反价格垄断调查而主动向国家发改委投案自首，可能落实查证还需更多时日。
欧盟2002年对汽车市场的改革(以欧盟委员会“第1400/2002号集体豁免条例”为标志)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改革之前的欧洲汽车市场与中国目前的情况非常类似，改革对行业竞争产生了有利影响，但总的说来影响不大，有些改革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因为汽车厂商拿出对策，对整车经销商、维修商和零部件经销商继续保持着强大的议价能力。
但此次反垄断的意义不应只停留在普通消费者期待的“新车、零配件、售后服务价格大幅下降”这些评判标准上。对中国汽车业来说，它或许终结顶层设计长期缺失的乱象;对我国经济大局而言，它或许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进入2.0时代：从过度开放、无序发展到法制下的自由竞争。
最后，“反垄断是打击外资”的判断未免低估了中国政府建立法治、完善市场经济的决心与战略。2013年的几大反垄断案例中，6家奶粉企业被罚款6.7亿元，其中有外资也有国企。茅台、五粮液两家白酒企业因价格垄断被重罚4.49亿元，两家都是国企。
很明显，此次反垄断反的是阻礙公平竞争和扰乱市场秩序，与国企、民企、外企的身份无关。史际春告诉《汽车商业评论》，对汽车业来说，反垄断率先调查的是市场占有率高、市场影响力大的品牌和厂商，而他们恰好都是外资品牌，如果接下来查到国企、民企也存在同样问题，会同样受到处罚。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实际上绝大多数跨国汽车公司和零部件公司都知道自己是否在中国有反垄断法禁止的行为(个别人员串通的横向垄断除外)，因此，整体上他们对于此次反垄断行动表现得非常顺从，也因此，
(小标)改革开放30年之殇：改革不足，开放有余
如果非把这次汽车业反垄断称为“拿外资开刀”，应该这么理解，早已到了《汽车商业评论》认为，是中国政府该规范外资在华商业活动的时候了，不是太早，而是太晚。
这不是情感用事，而是理智之举，这绝不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而恰恰是真正实现法治、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
改革开放至今，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是三股力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30多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外资在中国享有超国民待遇，在各种資源配置中获得的特权远远大于民企，很多时候甚至大于国企，造成了长期的不公平竞争，进而为外资带来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收益。
民企则相反，30多年来一直承受非公正待遇，生产经营活动处处受限，市场地位被长期压制。
这绝不是一个健康、正常、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仅拿税收一项举例，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2010年12月1日才宣告终结，至今不足4年。
改革开放后，我国确定了以发展经济为主要任务，在当时资金不足、技术不足、产品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做出大力吸引外资的战略决定，各级政府在税收、土地、审批等环节给予外资极大优惠。
一项被普遍采用的税收政策是“三免两减半”：外资企业创办的前三年所得税全免，后两年减半。而在很多地方，减半政策更是从企业开始盈利之年起才被执行。在一些经济特区，五年减免税期满后，外资企业还可延长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也就是“三免六减半”。
即便在减免期满后，外资、合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完全不同：外资企业15%，合资企业17%，内资企业33%——直到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颁布才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
所得税之外，外资企业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其他税费方面都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免优惠。仅从国家税收政策上看，外资企业可减免40%以上是的税负，相比中国本土企业拥有极大的成本优势。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从1994年到2010年逐一取消(具体见表1)。
而“国家税收政策”还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在国家政策基础上不断出台更大尺度的地方优惠政策。河南有地方西北部某市近年曾连发三个红头文件，规定只要依法注册、投资5000万元以上或年纳税500万元以上，投资者或外资负责人就可享有“夜总会免查房，开车违规不罚款，发荣誉市民证”的待遇，还可以享受医院看病半价、风景区免收门票等优待。类似这种地方政策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并非孤例。很难说长期过度的优待不会让外企、外来工作人员产生特权习惯。
清华大学汽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显君博士在接受《汽车商业评论》采访时认为，汽车产业在2000年前后对合资企业的免税等优惠政策就应该收了。他说：“那个时候已经看到我们自主品牌竞争不过合资企业。我们本来技术就没有优势，价格上也没有优势。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就一直有这种不敢得罪国外的思维。如果不去掉这个思维，我们自主品牌还是不行的。”
外资在华的超国民待遇不仅体现在税收和眼花缭乱的地方优惠政策上，更重要的是行业准入、生产资质、项目审批等事关企业生死的大问题。
民企则相反，30多年来一直承受非公正待遇，生产经营活动处处受限，市场地位被长期压制。这绝不是一个健康、正常、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反之，民营企业在以上种种领域都遭受不公平待遇，被歧视、压制甚至排斥。以汽车业为例，首家民营汽车企业吉利2001年11月才获得生产资质，在那之前，中国民营资本想进入汽车领域是不可能的。时至今日，民资的行业准入依然难以逾越，而外资汽车公司只需与国内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就能顺利进入中国。
政策上的区别对待是造成中国本土汽车落后的重要因素，在中国车市井喷之前跨国汽车公司就已经完成了产业布局和跑马圈地，各种优惠又能让他们以小得多的成本应对市场竞争，而机会窗口一旦错过，稚嫩的本土企业要想追赶跨国集团，难上加难。
外资利用长期的特权优势牢牢占据市场，经济规律和各国历史都告诉我们，一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这种地位就有可能被滥用。
这种厚此薄彼绝不是市场经济该有的，更何况厚的是外来者，薄的是本民族。将本国市场和发展红利拱手让与他人在全世界都罕见，长此以往，无异于在国与国经济竞争中举手投降。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的得失，那就是：改革不足，对内开放不足，对外开放有余。
1980到1990年代采取这种策略有情可原，但在经济发展取得初步成果，国力日渐增强，尤其是加入WTO后，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支持发展民族产业应该上升为国家战略，因为中国拥抱全世界的同时，也要和全世界展开竞争了。可惜的是这种改变迟迟没有到来。
令人欣慰的是，本届政府一系列政策方针让我们看到，虽然国家战略晚了十几年，但终于还是来了。
首先，通过从去年至今的各行业反垄断可以看出，管理者在力图纠正30年来因不公平待遇造成的市场畸形，依据法律惩治损害竞争的市场主体，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格局。
其次，决策者对本土品牌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这是对过往30年来错误做法的改正，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成长为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长期从事管理理论与管理技术、企业竞争力、技术创新和创业经营研究的李显君接受本刊专访的文章《国家：反思与行动》一文指出反垄断不是不改革开放，不是封闭倒退，而是重视改革开放的质量和深度。为此，他提出了下一步的建设性想法。
就汽车业而言，缺乏顶层设计是一直被诟病的战略失误，消除市场不平等已经为顶层设计开了一个头，剩下如何发展本土品牌的课题，更为宏大和深远。
作者：刘宝华
第三篇：中国股民：用理智拒绝神话
中国的股市好似一匹瘦马，几年来一直萎靡不振，但从2006年底像打了吗啡，突然发飙狂奔起来——股指大盘一路飘红，上证指数一举突破4000点大关，创下了5年来的新高。但这根粗壮的阳线，到底是一个陷阱还是10年难遇的良机？
2007年5月30日那天的股市走势，又一次让全国股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虽然大家早就估计到印花税即将调整，但这一天终于变成现实时，股市还是打了一个寒颤，然后从前一天的4335点突然转头扎进了万丈深渊，仅一天时间便蒸发掉12345亿元总市值。外电评论说，中国政府面临的考验从抑制投机迅速转变为防止投资者出现恐慌性抛售。
而在其后短短的18个交易日内，上证指数从4300点跌落至3400点，又从3400点攀回到4000点以上（截至6月26日，上证指数为3973点，仍在4000点左右徘徊），经历了一个上下近乎1800点的振幅。一个“大V型”反转，失地尽复。股民这一次表现出顽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回望2007年的头5个月，中国股市变成一头在荆棘中勇猛向前的野兽——限制基金发行规模、紧锣密鼓地告示风险、加息加准备金率、清查内幕交易、对异动股票以更严肃的方式动态监管、官方资金强令退出、严查银行资金入市等等众多不利的消息，却并不能遏制其一路高昂的势头，即使在印花税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但它没顾得上去舔慰伤口，而是又艰难地站了起来，瘸着腿又继续跑了起来。
股市凶猛。股民的信心和不服输，并不代表未来的风险有丝毫的减少。而风险的导火索，则是股民们日益浓烈的投机心态。在投机心态驱使下，股市变成了赌场，豪赌ST成为股市的热潮，而真正的价值投资被忽视。
股市的神话传说与恐怖桥段
股市是一个神话传说和恐怖故事交替上演的地方。而近一年来的牛市，似乎成为神话传说最适合滋长的沃土。
比如某证券营业所的一位普通清洁女工，“一不小心”听到高手们的交谈，于是把自己2万元的血汗钱投入股市，结果一转眼变成了4万元；一个小保姆留心着雇主的买入卖出，结果也“一不小心”把1万元炒成了10万元；而在校的某位大学生，从嘴里抠出来的钱投入股市，于是从穷学生摇身一变成为校园大款
不久，中国遍地开花的“股神”又多了一位特殊的成员——据媒体报道，深圳南山一年仅10岁的小学生，仅仅炒股4个月，便赚足了学费。神乎其神的是，据说“小股神”3岁就看股票新闻，7岁就为父母当炒股军师，10岁就独自下单与父亲分账。
这些股市神话传说，对高温的股市不啻于“火上浇油”，进一步加重了“全民皆股”的非理性狂热。
而在层出不穷的股市神话传言面前，进入资本市场必备的素质要求似乎变得十分多余。很多“股神们”直言不讳——自己不懂什么K线图，也不懂什么基本面，只是跟着别人炒就能挣到钱。而一个小孩竟能如此玩转股市，自然大大地刺激和挑战着成年人的智慧和胆量。于是，一群连存折和股票户头的差别都分不清的人，也跟着排队进入了股市。
据官方统计数字显示：截至5月28日，沪深两市账户总数已经突破1亿大关。其中，2006年以来的新增开户数超过2660万，相当于2001年到2005年的总和。
央行5月13日公布的2007年4月份金融运行数据显示：当月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440亿元，同比少增133亿元。其中，居民户人民币存款减少1674亿元，去年同期的数据是增加606亿元，同比减少2280亿元。在可查的历史数据中，这是居民户存款的月度最大降幅。无疑，钱都转入了股市。
另外一位调查数据，则让有关部门显得忧心忡忡：目前14%的股民是借贷炒股，以房屋做抵等银行贷款和私人贷款炒股的股民各占7%。这样的数据已经表明中国有着相当高比例的股民对风险估计严重不足，再考虑到中国股民普遍缺乏个人自担风险的意识，中国股市需要忧虑的不仅仅是股民们的个人风险，更需要忧虑整个社会面临的巨大隐患。
股市不会永远是“一头善意忠厚的牛”，政府已经数次苦口婆心发出了善意提醒，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公开承认中国股市泡沫令人担忧。有“亚洲股神”之称的香港恒基兆业地产主席李兆基，前不久接受内地报纸采访时直言：内地股民入市似“盲侠”。但是在今天“众民皆股”、“股神辈出”的股市，心里眼中全只剩下“股海任我游”的风光，完全没有想到大海更多的时候是面目狰狞、惊涛骇浪。
“几天前，我还以为自己是个百万富翁——现在却发现自己拿倒了望远镜”。这句话来自美国媒体对1929年股市崩溃的报道，尽管眼下的中国股市有着经济增长的强力支撑，但是“拿倒了望远镜”的人却是数不胜数。历次“股灾”，受伤最深的就是那些跟风入市的散户。研究华尔街股市的《市场、群氓和暴乱》一书这样总结1929年的“世纪股灾”：群体永远达不到自己最优秀成员的水平；相反，它却能将自身降低到最蹩脚的程度。
中国股市的巨幅上涨是否正常？这需要市场和时间来检验。但是眼下“全民皆股”的场景，那绝对属于不正常。遍地“股神”的结果，必然是遍地“哀鸿”。
从盲动盲从到买责自负
有专家预测：本币升值、股权分置改革和28年连续经济高速增长，这“三大利好”是中国股市牛气冲天的推动力。
但仔细审视一下我国股市财富的组成结构，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缺乏现实根基的虚幻财富，也就是说这部分财富随时有可能大幅缩水、乃至于完全消失。近期股市的大幅震荡使那些持有垃圾股的投资者终于明白：股市财富原来是具有极大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账面财富如果不及时兑现，最终很可能只是“过眼烟云”而已。
对于那些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弱的股民来说，选择财富稳定性较强的蓝筹股无疑是稳妥的做法。垃圾股造成的股市财富“过山车”效应，既暴露出许多投资者追求一夜暴富的心理，又说明他们在自身资产管理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非常有限。
对于日渐走向富裕的中国国民来说，如何理好财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去年以来股市开户人数的急剧增长，一方面说明我国现阶段大众投资渠道仍然狭窄；另一方面则显示出我国社会民众主动投资意识正在迅速觉醒。面对这种情况，除了要加快拓展新的投资渠道外，还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民众转化为投资者时所应该给予的引导和教育，股市由于其高风险特征，这方面的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在投资者教育中，买责自负被反复强调。那么，如何较为全面地理解股票投资中的买责自负呢？
投资者要有清醒的认识，尽量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误解。股市中往往流传一些某人如何赚钱、某人如何发财的故事，但这是表象、是经过演绎的神话传说。一般来说，投资能够成功，是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与买股票必然赚钱没有任何联系。股票投资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而这些知识的积累只能循序渐进，没有捷径可走。
常见的股票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估值失误。股票是投资品的一种，投资品价格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估值。但估值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判断，因而是见仁见智的事。专业人士也经常出现股票投资失败，更何况不具有专业知识、对市场认识较为肤浅的普通投资者。
股票投资风险，还来自于股票价格的波动风险。客观地讲，股票市场毕竟是一个制度有待完善的市场，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这就影响到股价的涨跌。因此，股票买卖，也要看投资者对市场的认知程度。一个不去菜场的人，买菜价格往往会比家庭主妇高。新投资者高价买入股票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要从买责自负角度，谨小慎微地处理自己的投资行为。当前，全民炒股正在盛行。研究报告往往说买入某股可以赚钱，股评则会描绘某股将大幅上扬。当你轻而易举地获得这些信息时，你会相信有这样的幸事眷顾吗？不会有人对你的盲动负责，除了你自己。
“房谋杜断”的智慧成就股市富豪
与国外的股市不同，中国股市历来是消息市，股市的短期涨跌更多的靠消息左右。虽然大家一致看好中国股市的长期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中国股市并不适合散户短期的买卖，如果说长线投资是投资的话，短线买卖则是赌博，如果是赌博，盈利永远是暂时的，亏损肯定是必然。格雷厄姆告诫道：“市场从短期看是投票机，从长期看是称重机。”作为散户投资，短线投资是赌场，长线投资是金库，要颇多思量。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一则“房谋杜断”的历史故事。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实现贞观之治的伟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于“房谋杜断”。唐太宗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任左右相，两人珠联璧合——一个善于计谋，一个善于判断。《新唐书 ·杜如晦传》记载：“每议事帝所，玄龄必曰：‘非如晦莫筹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龄策也。盖如晦长於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济谋，以佐佑帝。”
善谋需要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真实的资料，也就是“实事求是”。善断则是根据已有资料迅速作出正确的决断。
健康的中国牛市，应该以价值成长为主导。作为投资者来讲，一定要善于甄别具备价值投资的品种，具有沙里淘金的眼光和技能。价值投资的核心内容就是具有资源垄断、主业突出、行业龙头、品牌价值、成长性高、自主定价能力强等特征。
做一个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必须同时坚持三个方面：寻找折价交易的机会、评估折价交易的股票的真实价值、买入到有实质意义的数量。很多投资者犯的错误，是仅做到其中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重要因素。
有人总结在股市坚持“抗战”、最终变成百万或千万富翁的五个绝招:第一条是独立思考。如果你做的事情和别人一样而且只是盲目追随别人的话，你最后获得的收益和效果也是和别人一样的；第二条是选择收益状况比较好而且是把股东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企业；第三条原则是即便这个企业业绩很出色你也应该以非常合理的价格收购这个企业；第四就是要进行长期投资；第五不要过度使得自己的投资多元化。
对于“伤太深、心太软”的中国股民而言，三思而后行也许能防止出现新的悲剧。理智和耐心是拒绝神话并终结恐惧的唯一法宝。
张小平个人简介
财经作家、自由撰稿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为《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中国联合商报》、《英才》杂志、《中国企业家》杂志、《东方企业家》杂志、《董事会》杂志、《商界评论》杂志、《商界名家》杂志、《通商》杂志、《总裁》杂志等众多财经媒体的专栏作者或特约撰稿人。出版有《红颜财富》（合著）、《写字楼的情感魔方》、《性格企业家》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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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