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已实现了义务教育全面普及, 但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 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由于义务教育以县为管辖范围, 县与县之间财政收入相差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1]严重的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 导致学生享受的教育质量和升学机会差异很大。家长为使子女获取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具有强烈的教育投资动机, 使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现象普遍, 并且不同地域和不同学校的补习率差异很大。
在京、黑、鲁、晋、青、川六省市, 城市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78.9%, 显著高于乡村的68.8%。[2]发达地区甚至高达88%。[3]在公共教育资源不足与传统对教育重视的双重因素影响下, 家庭校外补习支出已形成了竞赛。[4]因此, 重视校外补习带来的教育问题, 分析其特点并找出解决路径, 不论对于政府、学校还是家庭, 都显得格外重要。
二、校外补习衍生的教育问题
虽然课外补习有利于教育资源增加与教育质量提升, 对促进教育均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能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 [5]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存教育在公办学校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之间的不公平与不均衡, [6]并可以缩减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带来的成绩差异, [7]但其衍生出的教育问题, 更值得担忧。
(一) 教育结果不公平
在所有阶层的父母均将提升社会阶层的要求诉诸于教育, 教育差异逐步由显性的“量的不平等”向更为隐性的“质的不平等”方向转移, 优势家庭通过直接资源排斥和间接文化传递将家庭资本优势转化为教育机会优势, 实现高等教育获得的优势, 最终实现优势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8]在家庭背景因素影响下, “二代”现象与阶层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等代际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由于越是成绩优秀的学生越倾向于参加补习以保持其优势地位, [9]居住在城市和附近的学生参加更多补习, [10]且经济富裕而且教育条件更好的家庭, 其子女参加补习和补习支出的可能性更大, [11]而基础教育后的人力资本初始分布, 可能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社会群体, [12]因此很多学者认为, 校外补习削弱了政府在学校教育中的公平政策成效, 会扩大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维护和加剧社会分层。
(二) 家庭陷入“囚徒困境”
我国城镇家庭的校外补习主要是“培优型”, [13]成绩更高的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要远远大于成绩低的学生, 这很可能源于学校学习气氛和同伴竞争的压力。尽管很多校外补习班的类型包括各类兴趣班, 升学压力依然是学生参与补习的主要原因, [14]家长从同辈群体中所感知的竞争压力和获取的信息会直接促使其更多地选择补习。[15]只要目前大学的招生制度不变,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 课外补习之风就不能避免。[16]但家长们对于合理地教育支出界限缺乏理性的认识, 往往陷入一种非理性的“跟风”潮流, 他们抱着“学一学, 总比不学好”的心态给孩子们报过多的各类补习班。[17]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的补习决策使得家庭陷入类似一种“囚徒困境”的格局, 即使知道补习并不能带来相对竞争优势但是为了避免陷入不利地位也不得不选择补习。[18]
(三) 家庭教育负担沉重
校外补习的支出收入弹性小于1, 对于家庭已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13]家庭经济支付能力已经不是影响义务教育补习投资的主要因素, 即使在农村地区也是如此。[19]城市家庭补习率及支出高于农村是由于城市能提供更多、有效的补习。但在校外补习支出上的激烈竞争, 也造成家庭教育支出负担沉重, [20]我国家庭教育支出在基础教育领域已占到全部教育成本的1/3, 成为居民家庭支出的主要项目。[21]虽然一般情况下富裕家庭的孩子参加私人教育的几率和数量都高过穷人家庭的孩子, 但在富裕家庭的带动下, 中低等收入家庭也被迫加入补习竞争的行列, 在补习支出缺乏收入弹性的情况下, 我国家庭教育负担率随收入增加而下降。低收入家庭教育负担远高于高收入家庭, [4]在农村贫困地区, 低收入家庭教育负担率最高, 其次是高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教育负担率最低。[22]
(四) 培训机构成教育改革“绊脚石”
近年来, 全国各地政府、教育部门、学校都在不断推进教育改革,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并大力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然而, 校外培训机构正成为教育改革的“绊脚石”, 给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带来了极大挑战。义务教育发展越不均衡的地区, 校外补习市场就越发达, 培训机构数量远超正规学校。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禁令”来治理补习市场乱象, 但补习机构会通过“改旗易帜”规避政策风险, 还利用阶梯式的课程设置、虚假宣传所谓的名师等策略将家长们牢牢套住, 甚至在监管难以抵达的“灰色地带”, 与个别体制内学校、机构合谋, 诱导并“胁迫”学生参与激烈的升学竞争。[23]数量庞大的校外培训机构背后, 带来的是孩子学业负担的加重。学校的减负不仅没给学生减轻课业负担, 反而将学习任务分散给了培训机构, 出现了培训机构“抢坑”乱象。
三、校外补习市场的特点
事实上, 校外补习是正式教育系统的“影子市场”, 吸收未满足的额外教育需求, 与正式系统是寄生关系。[24]把握校外补习市场的特点, 是解决补习问题、顺利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2014年度的调查数据1, 来分析校外补习市场的特点。
(一) 与公共教育的“U”型关系
传统上, 学者在研究公共教育与校外教育的关系时, 重点研究两者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 其结果也分为替代、互补与不确定三类, 缺乏统一的结论。在我国, 随着公共教育投入增加 (以CEPS2014数据中的生均财政拨款表示) , 家庭对校外补习的参加与支出变化如图1所示。
可以看出, 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公共财政投入, 对家庭校外补习及支出的影响, 是替代、互补效应交替出现。这是公共教育投入决定了学生成绩的起点水平, 而家长让孩子参加校外补习班的唯一目标, 是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考上大学或名牌学校。越接近平均水平越容易考上大学、越高于平均水平越容易考上重点大学, 这使校外补习的参加率和支出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
(二) 补习效应总体上是积极的
研究发现, 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成绩显著高于未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 [2][25]且综合素养更高。即使是单科补习, 对成绩也是有益的, [26]能提高学生的单科素养得分。[18]在CEPS2014数据中, 参加补习班的学生成绩明显更高, 标准差更小即成绩更稳定 (见表1) 。
(三) 学生补习需求多元化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家庭对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需求也在提高, 普遍让子女从小就参加各类兴趣班。CEPS2014数据显示, 学生若参加校外补习班, 有47.7%的城市学生不只参加主科类 (语文、数学、英语) 补习, 乡镇农村学生则为38.9%。这种需求甚至不受学习成绩的影响, 随着学习成绩等级的提高, 参加主科和艺体类2补习的比重逐渐上升, 在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群中, 该比率甚至超过了只参加主科补习的比重 (见表2) 。
四、校外补习问题的解决路径
义务教育越不均衡的地区, 补习市场越发达, 义务教育均等化战略, 是治理校外补习市场系列问题的根本。本文立足国家的义务教育发展战略、教育改革方向及现有监管法规制度, 从政府、学校、培训机构三个层面提出校外补习系列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 均衡公共教育投入
如图1所示, 在公共教育投入平均区域, 家庭的校外补习参加率和支出收敛于最低水平。义务教育均等化战略, 是治理校外补习市场带来的系列问题的根本。但义务教育的事权和财权不上收中央政府, 其均等化道路就将十分漫长, 甚至最终不可能实现。[27]虽然我国已经统一了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 3但从2010～2015年全国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预算内公用经费数据来看, 各地的生均公用经费都大大超过了国家基准定额, 且我国义务教育经费均衡的主要矛盾是省域内的县际差距。[28]。因此, 在长期“地方为主”的义务教育事权划分和地方财政差异巨大的背景下, 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职能划分和改进财政拨款体制, 大幅提生均公共高经费基准定额, 规范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方式和监督保障机制, 并加强省级政府统筹和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制, 既是促进义务教育均等化的重要手段, 也是治理校外补习问题的基础。
(二) 扩展校内教学边界
参加校外补习班, 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提高有帮助, 且学生成绩越好, 越倾向于在参加主科补习班的同时, 保留兴趣班学习, 说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体系, 并不能满足家庭及学生的教育需求。
近年来义务教育学校为了降低学生学业负担, 禁止校内开办补习班及教师参与校外补习机构, 但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人士呼吁教育部门不能一味“减负”, 应该让学校教育承担该尽之责, 而不是把纵深内容推到校外培训机构。[29]
特别是教育部从深化课程改革、加强特色建设、深化考试招生三方面进行的高中阶段教育改革, 4会在教育机会上放大义务教育时期学生的多样化学习结果。而相对于文化知识, 家庭对子女文艺类的培养需求和支付意愿更加强烈。
这要求政府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育供给边界, 学校应注重在日常教学之外, 通过选课的方式, 增加学时, 并多开设艺术体育类科目, 以扩展教学内容。北京十一学校和成都市泡桐树中学等学校都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模式尝试并取得了极大成功, 体现了义务教育改革的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
(三) 构建培训机构监管体系
教育培训机构的定位不清、准入标准和质量标准模糊, 是造成校外补习市场混乱的主要原因。虽然我国已禁止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5但主要针对中小学生校外文化补习和辅导的非学历培训机构, 政府对其定位还没有厘清。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商业机构的属性使其可以从办学活动盈余中获取符合法规的“合理回报”, 而与合理回报挂钩的指标由于参数界定模糊, 往往造成合理回报的比例与数量由培训机构决定。建议将培训机构归入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体系之中, 通过政府提供资助、学生免费或补贴的方式, 把校外培训机构作为课后教育项目和补充性教育服务项目纳入到公办教育系统之中, 并组建协会来强化培训行业内部的规范和自律。由工商总局联合教育部等部门研制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的准入标准和质量标准。发展第三方评估组织按照不低于国家确定的准入和质量标准对评估对象进行量和质的评估。对扰乱教育培训市场秩序的超范围办学、无证办学、虚假广告与承诺等违法行为的监管上, 交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负责。
摘要：我国已实现了义务教育全面普及, 但课外补习现象普遍, 并且义务教育越不均衡的地区, 补习市场越发达。校外补习不仅冲击了公共教育结果的公平性, 也给家庭造成沉重教育负担, 影响了教育改革的正常推进。重视校外补习带来的教育问题, 分析其特点并找出解决路径, 不论对于政府、学校还是家庭, 都显得格外重要。本文通过“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2014年度的调查数据, 分析了校外补习市场的特点, 并从政府、学校、培训机构三个层面提出了问题解决路径。
关键词：校外补习,问题,特点,路径
参考文献
[1] 任玉岭.实施六大工程落实教育均衡[J].基础教育论坛, 2012 (12) :6-7.
[2] 方晨晨, 薛海平.义务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小学管理, 2015 (5) :51-53.
[3] 顾琰, 范亚男, 朱莎莎.江苏省小学生课外学习现状调研及对策[J].基础教育, 2009 (1) :55-57.
[4] 迟巍, 钱晓烨, 吴斌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2, 33 (3) :75-82.
[5] 薛海平, 王东, 巫锡炜.课外补习对义务教育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4, 12 (3) :50-62.
[6] 吴岩, 陈仲萍.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与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补习状况研究--基于教育公平的视角[J].当代教育科学, 2014 (14) :19-22.
[7] 胡咏梅, 范文凤, 丁维莉.影子教育是否扩大教育结果的不均等--基于PISA2012上海数据的经验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 (3) :29-46.
[8] 刘志民, 高耀.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 2011 (12) :18-27
[9] Bray M, Kwok P.Demand for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conceptual consider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patterns in Hong Kong[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3, 22 (6) :611-620.
[10] Dang H A.The determinants and impact of private tutoring classes in Vietnam[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7, 26 (6) :683-698.
[11] Dang H A, Rogers F H.How to interpret the growing phenomenon of private tutoring:human capital deepening, inequality increasing, or waste of resources?[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8:1-42 (42) .
[12] Chusseau, N.and J.Hellier, Educational System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Social Segment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1, 8 (2) :203-233.
[13] 薛海平, 丁小浩.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J].教育研究, 2009 (1) :3-10.
[14] 曾满超, 丁小浩, 沈华.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分析--基于甘肃、湖南和江苏3省的初中学生课外补习调查[J].教育与经济, 2010 (2) :7-11.
[15] 陈彬莉, 白晓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同辈群体压力与城镇小学生补习--基于北京市海淀区小学调查[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5 (5) :102-109.
[16] 楚红丽.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补习家庭之背景特征及个人因素[J].教育学术月刊, 2010 (4) :3-10.
[17] 侯小兵.西部地区城市家庭义务教育支出研究:基于四川省绵阳市的调查分析[J].中国电力教育, 2011 (29) :12-14, 29.
[18] 曾晓东, 周惠.北京市四、八年级学生课后补习的代价与收益[J].教育学报, 2012, 8 (6) :103-109.
[19] 刘洁, 陈宝峰.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决策中的价值观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 2007 (6) :27-37.
[2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 韩俊, 朱贤强, 等.我国城乡居民对义务教育的诉求和政策建议--基于8省市入户调查问卷的分析[J].发展研究, 2015 (02) :73-76.
[21] 袁诚, 张磊, 曾颖.地方教育投入对城镇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影响--对我国城镇家庭动态重复截面数据的一个估计[J].经济学动态, 2013 (03) :29-35.
[22] 武向荣.农村贫困地区家庭教育支出及负担的实证研究--基于宁夏两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调查[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 (16) :21-25.
[23] 钟剑都.校外培训莫成教育改革绊脚石[N].中国教育报, 2012-10-26.
[24] Dawson, W., Private tutoring and mass schooling in East Asia:reflections of inequality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Cambodia.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010.11 (1) :14-24.
[25] 涂咏梅, 徐彦坤.家庭因素对学生成绩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3 (2) :116-119.
[26] 薛海平.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 (3) :47-69.
[27] 陈宪.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何以可能--基于《2011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的分析[J].探索与争鸣, 2013 (5) :70-73.
[28] 武向荣.义务教育经费均衡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J].教育研究, 2013 (7) :46-53.
[29] 谢苗枫, 陶达嫔.备战“小升初”花个四五万很正常?[N].南方日报, 2016-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