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绘画 美学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曾提出了“天人合一”以及“中和论”的思想观点，并把目光聚焦在人和自然的生命关联上，对人的生存处境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从生态美学的视角来分析，这实质上就是基于《易传》中的生命哲学，代表了中国古代生态论的思想，同时也是一种古代的生态人文思想。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中有具体的反映，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尤为鲜明，并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赋予的生命感、人本思想以及高远境界的追求等多个方面。
一 “天人合一”和“中和”思想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具有典型代表作用的思想意识，汇集了中古哲学思想的综合精神力量，它几乎渗透到中国古代的儒、道等思想派系中，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体系以及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精神。“天人合一”所诠释的思想主要通过整体性以及辩证性的方式来进行疏离和解释万物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性，并从人和自然在发生学上肯定了一致性的视角全新的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注重强调人和自然是统一的，并能相互交融，并总结出其中的核心内涵，即“中和论”，在这样思想中包含了深刻的生态性和人文性，无论是对中国绘画美学思想，还是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天人合一”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强调人和自然是相通的，人是自然中的一个部分，人和自然能组成一个全新的生命系统；其二强调人处在自然的怀抱中，人的每一个行为都应遵循自然的规律，并应和自然保持统一的关系。而《周易》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处，并在这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太极化生”的思想观念，同时也特别指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观点。另外，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也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也明确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思想观点，这些观点的立场都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宇宙是生命本原的视角出发，从而进一步确定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的，同时都积极地提倡“天地人”是统一的和谐关系，这对中国以后的思想体系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中，通过借助人和自然是性相通的立场来进一步把握人与自然是有机一体的关系，并把“中和”思想作为是实现“道”以及使天下和谐的最有效的手段。在《礼记·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实这里所说的“中和”就已经在诠释天地人统一的理想境界，这也成为君子修养内涵和道德思想过程中应达到的一个理想境界。这是因为在儒家的思想中认为，宇宙中的根本便是“德”，但这个“德”应体现在人的心性之中，正因为这种以“德”为先的思想把君子的修养和万物的孕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真正实现宇宙万物的和谐关系。“中和”之美就是通过有效的原则和方法来规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其处在一个恰当的“度”之中，它最终的落脚点就是人，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应恰当地把握好人际关系和生命态度。
二 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影响
1 对中国传统绘画生命意识的呼唤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中，中国古代文人以及艺术家都对宇宙生命以及人的生存境地寄予了热忱的关怀，他们对人和自然的理解主要是从“道”的角度上展开的。“道”本身在我国古代的思想中就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宇宙的根源，也是生命体的根源，因此人和自然都是从“道”中逐渐生长的。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统一的生命体，人的活动也成为了宇宙生命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老子也曾经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在《周易》中也涉及到相关的思想，如“万物皆禀天地之气而生”，这些思想观点都在印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在万物当中也包括了人和绘画的关系，绘画也是从“道”中生长的。老子曾经说道，道的最理想境界则是回归自然，所以提出过“道法自然”的思想意境，从中乐意得知。“自然”才是“道”最为依赖的生长之处，是人不能代替的对象。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指客观的自然世界，而是指“道”生存和运动的根本内在性，是一种完全不会受到外界扰乱的一种纯净的状态，也是一种生命的本源意识，所以中国传统绘画家的创作过程中也会着重强调“道法自然”的思想境界，并努力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原则。宗炳在著作《画山水序》中也站在了“媚道”的是视角来阐述了中国传统绘画与“道”之间存在的关系型，并把“道”和山水以及中国传统绘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积极地凸显出“道”的精神含义，进一步揭露出中国传统画的核心内涵，也就是“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这样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绘画家把他们自身对人以及对自然生命的把握和艺术创作进行了完美的交融，并以此奠定了山水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深刻意义和特定地位。绘画家在描绘自然时，不是局限于把自然作为和自己相对的客体来进行展现，而是上升到把自我和自然达到的一个契合点来展现出艺术中的生命意识，这个契合点保证了人和自然是相通的。当人类从自然中得以生长，并获得了定性后，还是对自然保持了依赖性，人从自然中出来，最终的结果还是应回到自然中，所以说，自然就是人类生命的母亲，既是人们生命的本原，也是人类生命的最终归属、永恒的家园。自然美展现在血缘的意义上，集中体现在人和自然之间的深厚情感，这种血缘关系就如同是父亲和孩子之间，是发自内心中的本能情感，是一个生命体由内而外的和谐关系。
2 对中国传统绘画人本意识的反省
我们说道家的山水观是站在生命本源的视角来阐释人和自然相统一的关系，这其实是对人身上具有的自然本性的反思；而儒家的山水观则是以“天人合德”的哲学角度从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挖掘人和自然相互统一的一个“度”，并进一步来反省社会的真实性。孔子也有说过“重在人道”，这里的“道”更多是站在政治的视角来阐述其中包含的伦理意义。但在儒家思想中也积极地提倡画即是道，这就集中说明了画能感知到人道意涵的。这一思想表现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则是在追求山水中存在的道德功能，孔子其实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山水具有导化人的性情，并启迪生活的智慧，指导人们去感悟人生、领域生命的价值。孔子还在《论语·雍也》一书中说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从中就可以得知，智者何为仁者总是习惯去欣赏与自己的精神力量相一致的自然物体，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自然物象受到人们喜爱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人们身上的某一种品质与自然物体的结构是相同的，于是，“比德”观把自然和人的精神价值联系在一起，着重说明自然山水的美主要反映在自然山水本身具有的某些特性上，并在这些特性能与人的某种精神品质实现共鸣，旨在从自然山水的固有形态中找寻到一种人文性和精神美。从中可以得知，儒家的山水观点主要是把对山水的感悟作为一种人文的道德标准，同时还赋予自然物象以人文的标准来进行对比。人的思想情感寄托在山水之间，自然中的山水也具有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并说明了“山水寄于人”的人本意识。正因为此，绘画家在参照山水的过程中也会超脱自己的道德意识修养，只从自然客体中去寻求人本意识的反映，从某一角度来看是把人的生命意识防止到自然山水中，并从自然山水中来感知到人的生命力量和情感内涵。关照山水的本质意义在于在自然中安放人生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力度。郭熙在《林泉高致》一书中也认为，“君子”真正喜爱山水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当人和自然出来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不仅能陶冶性情，还能从自然的山水中真正的感受到人生中的乐趣和自由。而正是由于人和自然在本源上是相通的，所以自然中的山水才能与“君子”构建成为相互的审美对象。
3 对中国传统绘画“境界”的追求
在中国绘画的美学思想中，十分注重“境界”所达到的高度，也成为中国传统绘画中最理想的艺术审美性。中国古代艺术家在把握人和自然有机一体的关系上一直以来都是采用整体性的意识来进行审视，所以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展现自然时，也会特别的强调应建立在自然和精神力量的基础上实现统一性的关系，促使人和自然达到合一的境界，实现不可分割的审美状态，这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孜孜不倦追求的艺术境界。张璪曾经指出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实质上是对内和外实现统一的理想境界的表述。庄子的哲学思想中也阐述了对“道”境界的追求，他的理想境界存在“神超象外”的审美意识中，并把“意”和“象”作为是相互交融，共同实现“道”的精神宗旨。庄子对境界追求所要达到的高度反映在传统绘画中的气象理念中，在传统绘画中营造的四时朝暮、风雨晦明的意象，其实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传统绘画中的审美来源于对自然的感知和体验，所以它的意就存在自然中，这种自然是庄子从“无”“忘”中得到的，“自然”本身也就具有了精神上的实质内容，这是一种对精神上自由性的包容。而要在真正意义上达到这一境界，绘画家不仅仅要对客观自然进行深入的挖掘，还应依靠绘画家自身的思想造诣来共同完成，这与宗炳在《画山水序》中阐述的道义是相吻合的，这其实都在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绘画家不应只从表面上看中自然山川的形态，更是要超脱自我的限制而在精神上与自然进行深入的对话，更应注重其中包含的高远情感，要真实的感受和体会到其中的思想情感和表达出来的意象，同时还应融入绘画家的道德修养，做到真正的放空自己的灵魂，全身心的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去感知自然山川折射的精神价值，以哲人敏锐的头脑和诗人开拓的情怀去认知世界、领悟自然，实现心灵和自然的相互沟通，并用思想和自然进行对话，从而真正达到“物我共化”的理想境界，也就实现了“无我”境界。
三 结语
综合来说，中国传统绘画反映出来的人和自然的内在关系是由中国文化的内涵决定的。中国传统绘画的生态人文精神主要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天人合一”以及“中和”思想都在不同程度对其带来了影响。这是因为人和自然本源上就具有联系性，并促使中国传统绘画成为了把主体和客体凝结在一起的契合点，进一步把中国古代文学和美学融汇在一起，自此之后，人生境界和审美意识得到了合一，成为了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中国传统绘画中折射出来的精神内涵，其实就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领悟出人和自然的合一性，也是人和自然进行深入沟通的成果。中国传统画不仅在描写自然的永恒性，也是在阐述自我的过程中实现了永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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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明辉，男，1979—，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阿兰·巴迪欧；缝合；解缝；类性真理；数学本体论
摘要： “哲学终结论”认为，传统哲学本体论由于对“一”与“普遍”的重视，导致现实中具体存在的遗忘。而要解决问题，必须使哲学与诗缝合。巴迪欧认为，今天哲学终结的根源恰恰是哲学与诗的缝合。要拯救哲学，就必须将哲学从诗中解缝出来，重建本体论。新本体论的建构只能由数学来完成，因为数学中的集合论真正解决了“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
Key words： Alain Badiou； suture； unsuture； multiple truth； mathematics ontology
随着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纷呈，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性，并试图找出问题的症结和对策。在对现代性诸多问题的反思中，尤以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影响最大，这是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各种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当然，哲学也曾因此而在历史上一直居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并赢得“科学的科学”“一切学科的女王”等称号。然而，在今天，哲学却遭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像语言哲学、存在论、分析哲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还有人喊出“哲学的终结”。带着对哲学命运的深切關切，法国当代著名左翼思想家阿兰·巴迪欧大声质问道：“哲学终结了吗？”《哲学宣言》就是其与“哲学终结论”抗争的宣言。巴迪欧通过回到柏拉图，将哲学奠定在数学思想的基础上，来拯救被反哲学家们终结的哲学。这种从数学思维视角来拯救哲学的探索，为人们在熟知的框架之外思考哲学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一、“缝合”：哲学的终结
本体论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无不是以本体论为主干，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也是因对本体论的不同批判而形成的。因此，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也就是本体论，对于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本体论的批判。尽管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一直拥有崇高的位置，然而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本体论逆流，其中以意志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学、存在论、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为代表，它们从不同角度对本体论来了个釜底抽薪，致使几千年所垒筑起来的本体论大厦坍塌。既然作为西方哲学支柱的本体论已不复存在了，那么“哲学的终结”当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其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语言学转向”的时候，“哲学终结论”就已初露端倪。“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家们就渴望诉诸超历史的（或至少是普遍必然的）定义、标准和理论来为文化及其所有产物奠定基础”。[1]36自笛卡尔开始的整个近代哲学都是在寻找和奠定这样的基础。因而，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为知识奠定阿基米德点，为人提供行为准则。这一阿基米德点和行为准则在传统哲学家看来就是事物的一般和共性。而语言学的转向，就是从对语言的分析入手来诋毁哲学本体论所苦苦寻求的一般和共性。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的语言是晦涩的，追求的东西是模糊的，然而日常语言并非如此，“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2]3所以，哲学家们所寻求的能够用来辨认事物共同特征的一般性只是徒劳。
伴随语言哲学批判而来的是后学对本体论的攻击。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元叙事，所谓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利奥塔认为现代性是用“元叙事”来将自己合法化的，而用来合法化的“元叙事”无非是政治叙事和形而上学叙事。政治叙事是一种启蒙叙事，形而上学叙事则是德国的思辨哲学，由于政治叙事受形而上学叙事决定并体现着形而上学叙事，因而真正为现代性合法化的则是形而上学叙事。但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尽管一向为科学提供合法化的证明，可它自身的合法性又何在？由于作为“开创科学先河的柏拉图式话语本身就不科学”，[3]41因而哲学的合法性必然遭到怀疑。正因如此，利奥塔宣告“哲学的大厦已经坍塌了”。[4]83利奥塔的做法，无疑为“哲学终结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福柯用系谱学揭示传统哲学追求的永恒性和一般性是不存在的，人类也不过是活在自己的历史中而已。反基础主义者罗蒂也认为传统哲学所追求的真理根本就不存在，因为知识并不存在所谓终极的基础，而只有社会的约定。与后学并肩作战的是存在论，尽管存在论在本体论上还有所保留，但它们也已改弦易辙、另辟蹊径。存在论宣布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存在遗忘的无根的哲学，为了拯救存在，海德格尔试图将哲学与诗进行缝合，认为唯有诗才是通向哲学本体论的途径，主张“人要诗意地栖居”。这一系列对于哲学的攻击和批判，无不是指向传统本体论对于绝对、普遍和“一”的追求。
难道“今天的哲学真的已走到穷途末路了？”“哲学真的终结了？”“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在一片反哲学声中，巴迪欧却宣布：哲学不仅没有终结，而且仍有存在的必要，特别是在这个被“后学”诋毁而丧失了普遍性信仰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哲学的存在。《哲学宣言》就是巴迪欧向“哲学终结论”发出的挑战书，同时也是为终结“哲学的终结”、宣布哲学未来走向的宣言。
当然，巴迪欧对于哲学命运的宣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并非无视现今哲学存在的问题。巴迪欧指出“在今天的法国，仍然有生命力的哲学不多了，尽管在其他地方，毫无疑问，哲学还依然健在。可以说，我们伸出十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地数出幸存的哲学的数量了。”[5]3哲学确实患病了，“还可能在走向死亡”[6]56。但哲学今天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死亡，因而任何关于“哲学的终结”的论调都为时过早，都是肤浅和轻率的。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不是忙于宣告哲学的终结，而是拯救哲学，终结各种关于“哲学的终结”的论调。
巴迪欧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认识到“哲学终结论”不过是自尼采和海德格尔以降诗人时代的产物。海德格尔试图以诗来拯救哲学，然而恰恰是诗将哲学推向终结的边缘。因为在尼采和海德格尔之前，作为哲学四个前提之一的诗“不过处于哲学踽踽而行的领域内的语言的领地，在诗中，关于存在，关于时间的命题得到实现。”“诗人并不打算取代哲学家的位置，他们并不写作明显关注这些功能的作品。”正因如此，巴迪欧说：“在尼采和海德格尔之前，诗还没有成为哲学优先缝合的前提，它仅仅被看成将辞藻同经历结合在一起的艺术”。[5]44然而，自尼采开始，诗人便开始对哲学进行报复。我们知道，自柏拉图哲学开始，诗人就与哲学家存在着紧张的关系，柏拉图就曾让诗和诗人臣服于严肃的思考之中。“但自尼采之后，所有的哲学家都自称为诗人”。[5]45这样，诗便优先地与哲学缝合起來。问题是作为哲学前提之一的诗，一旦与哲学缝合就遮蔽了哲学与其他前提（数元、革新的政治和爱）缝合的可能性。诗的一手遮天给客观性构成巨大威胁，而哲学与诗的缝合在存在论中已经实现，巴迪欧认为，“赋予海德格尔思想巨大力量的正是以其诗性的解构超越了哲学上对客观性的批判。” [5]49在诗的隐喻里，真理程序中的主客体的“客观性”框架被消解了。所以说在诗人时代，诗人的作用就是去建立一个接近存在与真理的路径，而正是这条路径摧毁了客观范畴，诗的祛客观化，最终将我们的时代变成了一个无方向的时代。没有了客观性，也就意味着传统哲学中的主体和真理都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
在巴迪欧看来，诗人时代哲学与诗的缝合，诗消解了哲学中的客观性，造成传统哲学的真理与主体都不复存在，最终哲学也不再是寻求和坚持真理的形而上学了。而语言学的转向又将语言置于核心位置之上，更是使哲学变成为多余。因而，巴迪欧断言，从哲学与诗的缝合逻辑来概括，“直到今天，这些东西导致了当代哲学的荒芜”。[5]67尽管如此，巴迪欧并不悲观，而是坚信哲学并没有终结。正如A科恩说的：“哲学的长期性是人类自我能力的深刻反映；正是这种能力使得哲学思维对人类未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人类存在，就离不开哲学思维。”[7]7585巴迪欧也认为在无导向性的时代中，我们反而更需要哲学的存在。也因如此“在今天，才有可能，也如此有必要去解放哲学，并宣布哲学的复兴”。[5]53
二、“解缝”：终结“哲学的终结”
在巴迪欧看来，诗人的时代，海德格尔宣判了哲学的终结并以诗来拯救长期以来一直被哲学形而上学遗忘的存在，然而最终作为感性形式的诗也未能拯救存在。海德格尔曾在一次访谈中哀叹到：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同样，在后学的狂轰滥炸下，怀疑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乘虚而入，占据了哲学的地盘，致使哲学在后现代社会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然而，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尽管将人们从普遍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也并未因此而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反而导致人们因普遍性缺失而产生信仰危机。因而，如何克服信仰危机，重塑人们对于普遍性的信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巴迪欧认为必须终结“哲学终结论”。
既然诗并没有将存在带出困境，后现代主义也未能将人们引向真正的自由和幸福，那么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只有让哲学重新登场。当然，哲学的重新登场绝非是哲学的“返乡”，而应是哲学的一次“远征”。正如巴迪欧所言，“这个世纪如何认识他自己的运动、他自己的轨迹？当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源头，即对新的严格的建构，以及在其开端处的流放的经历。可以用一个古希腊词语来概括这些意义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个词就是‘远征’（anabase）。”[8]89在希腊人那里远征是一种迷失，同样今天哲学的“远征”也是源自于哲学的迷失。回溯哲学的源头，巴迪欧认为“从哲学上考察哲学史，几乎我们同时代所有的人都赞同宣布，哲学史已经进入了哲学终结的无穷无尽的时代之中。其结果是导致了一种‘哲学的疾病’，我们应当命名一种再定位：哲学不再明白它是否还有一个合适的地位。”[5]85哲学之所以会在近代走向迷失乃至于趋向消逝，那是因为“从黑格尔到尼采，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各种缝合所支配的”。[5]37在巴迪欧看来，这各种缝合就是哲学与其前提——数元、政治、诗和爱的缝合，“自笛卡尔以来就把存在、真理和主体这三个结节概念与哲学的条件捆束在一起的一步。”[9]90而今天哲学的“远征”就是要同各种前提条件解缝，所以，哲学已不再是一种缝合，而是一种反缝合，因而“解缝”就是对“哲学终结论”的终结，是哲学复兴的前提。那么，哲学如何才能与其自身的诸前提进行解缝，这需要我们再一次去构想它的四个前提（数元、政治、诗和爱），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
对于巴迪欧而言，既然哲学的“远征”是哲学的复兴，复兴的前提是解缝，只有解缝才能终结“哲学终结论”，那么，能否实现解缝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关键。在巴迪欧看来，哲学的解缝是要有关键性事件的发生，“如果没有奠定其意义的关键性事件发生的话，这些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巴迪欧坚信：哲学“尽管其仍然与悬置的或漂浮不明的命名一致，尽管其记录了每一种前提的痕迹。这就是数元、诗、对爱的思考和革新性政治的事件，这些事件决定了哲学的回归”。[5]54在近代哲学中，由于哲学的四个前提：科学（实证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诗（从尼采到今天）长期对于哲学的“绑架”，致使哲学一直遭受质疑。打破这种局面，实现哲学与各种前提的解缝，则需要科学、政治和诗中关键性事件的发生。而在巴迪欧看来，这样的事件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因而哲学的解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然的。
在巴迪欧看来，来自于科学前提中的关键性事件，则是从康托尔到保罗·科恩的集合论的提出和发展。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第一次用一个清晰明了的概念彻底并论证地说明了什么是不可识别的多元（multiplicité）”。[5]54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存在学说的核心问题是不连贯的多元。”[10]30这个不连贯的“多”即不确定的“多”，在巴迪欧看来，无论是唯名论还是先验论都没有真正把握。（当然这也是哲学在现代遭致批判的重要原因）唯名论拒绝了无限中漂浮不定的溢出，只认可可以命名的多元才能实存；先验论虽然规制和固定了溢出的漂浮不定即承认了不可认识的东西，但却拒绝了溢出和漂浮不定是存在的规律。然而，唯有集合论的类性的多元，“将不可认识之物作为所有真理存在的类型，并坚持认为漂浮不定的溢出就是存在之真，存在之所为存在。”[5]56由于是溢出，因而所有的真理都执着于事件的无限生产，而不能被简单还原为现有的知识。因此，集合论为哲学中的非连贯性的多的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
在爱的秩序上，可以说，拉康的作品构成了一个事件。因为拉康运用精神分析学，使爱成为了一种真理的建构，有着某种本体论的维度。在拉康看来，正是爱在邂逅之中让存在本身崭露出来，但爱永远不仅仅停留于邂逅，邂逅只是爱的开始。爱不应该是一见钟情，而是一种磨难中的坚守和忠诚，因为在爱中始终存在的是两个相异的个体。实际上，拉康谈论爱就是要表达一种二的思维，“通过滑离了大写的一（Un）的统治，让二（Deux）成为思想，而爱永远承受这一形象。”[5]58这也就是说，爱并非是两个相互差异的个体融合为“一”，而是相互差异的两个个体形成的一个‘两’。而爱之所以需要忠诚，就是因为它需要忠诚来保证差异性的同时，又能使差异性可以形成为一个“两”。所以爱“不是将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绑在一起”。[5]71而是一种无限的差异，“一种相遇，一种宣言，一种忠诚，从而最终能够把这种无限差异改变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存在。”[11]88其实，拉康的这种二，在巴迪欧看来，它的日常表达形式就是辩证法。因而，拉康的重要性在于他使大写的一的形象在二中解放，这不仅处置了爱的类型悖论，而且解决了主体与真理的问题。因为二不再是从天而降，而是事件之后的东西，“没有什么比二更困难的事情了，没有什么比二更能同时服从于偶然机会和忠诚的劳动了。”[5]66这种对于二的思维的阐释，使已被诗所消解的主体重新获得了生机。也正因如此，巴迪欧认为拉康的爱的问题就是一个事件，因而也是一个哲学复兴的前提，因为它真正打破了哲学中的绝对主义。在巴迪欧看来，20世纪世界的共同法则就是二（Deux），“世界展现为二的模式，这里排除了一致性屈从和组合性平衡的可能性。”[8]41
巴迪欧认为，在政治秩序方面，1965—1980年的这段历史则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政治事件。其间发生的“五月风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伊朗革命、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国民运动（“团结工会”）之所以被称为政治事件，是因为事件是额余之物，而它们在历史发展之中相对于历史进程而言都是一种溢出物。当然，也正是这些作为溢出物的事件参与了对哲学的解缝。在巴迪欧看来，“哲学是可能的，正是因为哲学并不存在历史或者在政治上合法化，而仅仅只是去思考肇始于蒙昧事件所重新开启的政治的可能性。”[5]60所以，政治性的事件其意义在于促发我们重新去思考政治的未来。
尽管哲学与诗的缝合促使哲学走向终结，但在巴迪欧看来，在诗的秩序上同样也是有事件的发生，而这个事件则是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的作品。尽管生活在诗人时代，同样还是作为一名诗人，他却与同时代的德里达、伽达默尔、拉库拉巴特等哲学终结论者要求哲学与诗缝合的观点截然相反，而是主张诗与哲学的解缝。他希望诗能够放下缝合的负担，也希望哲学能够解除诗的那些压倒性的权威，真正走出诗的哲学拜物教，从而使诗在今后的思想路途中，能够“与数元、爱和政治革新肩并肩地待在一起。”可见，诗与哲学缝合的中断并非意味着诗的中断。在巴迪欧看来，策兰的诗的最大意义是提出了诗“在时代的无意义无方向之中，不得不去面对意义”。[5]6163因而，策兰的诗构成了一个事件，将哲学从诗的绑缚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解放，从而使得终结“哲学的终结”成为了可能。
综上所述，巴迪欧通过对哲学的四个前提数元、爱、政治和诗中所发生的关键性事件的阐述和分析，指出了哲学解缝的可能。正是有了哲学的解缝才能迎来哲学的复兴。
三、数学本体论的建构：哲学的复兴
在巴迪欧看来，无论是现实的需要还是哲学的功能和作用，都提示着哲学不仅不能被终结，而且必须要复兴。当然，哲学的复兴也并非是旧哲学的回复，而是新哲学的建构。在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危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巴迪欧提出回到柏拉图，重建哲学本体论。在柏拉图主义遭致批判的今天，巴迪欧为何要求回到柏拉图并声称自己所拥护的哲学姿态就是柏拉图的姿态？这当然与巴迪欧对新哲学本体论的认识有关。巴迪欧认为新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只能依靠数学，而柏拉图是唯一对数学及数学与哲学关系进行正确认识的人。在柏拉图哲学中，数学作为一种思想，要远远高于诗，因为诗只是一些华丽的感性辞藻，无法把握绝对的真理，而唯有数学的纯粹思想形式才是通往绝对的通道。正因如此，柏拉圖曾“将诗人——无辜的智者的帮凶——排斥在哲学奠基的规划之外，将数学上对无理数的处理纳入到他所谓的‘罗格斯’的视野之中”。[5]72然而，这种被柏拉图所高度重视的数学却在哲学终结论者那里遭致批判，柏拉图主义也因此而成为 “哲学终结论”所要终结的重要方面。
在“哲学终结论”看来，柏拉图用数学来思考哲学，将诗排除在哲学之外，使意见遭受真理的浸淫，最终导致现代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柏拉图主义似乎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在斯大林的哲学辞典中，柏拉图是奴隶主的代言人；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柏拉图是导致存在遗忘的元凶；在当代政治学中，柏拉图成了极权主义滋生的摇篮，等等。这些对于柏拉图的数落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反传统哲学就要反柏拉图主义，而反柏拉图主义也就要驱逐数学，从而使诗回返哲学，与哲学缝合。在巴迪欧看来，哲学史上将诗与哲学缝合的“缔造者”是尼采。尼采曾将柏拉图视为西方精神疾病的代名词，反对柏拉图就是反对西方的精神疾病。在哲学终结论者看来，西方精神疾病的症状集中体现在真理问题上，要治疗柏拉图主义无异于治疗西方的真理。如何治疗西方的真理？关键在于对数的舍弃，如果“不能坚决地对数进行憎恨的话，这种治疗就不会是彻底的”。[5]75因为数是柏拉图主义所有疾病寄居的硬壳，只有揭去这层硬壳（“面具”），才能彰显具体存在。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一切对于哲学本体论的批判，无非是要拯救现实的具体存在。无论是尼采还是维特根斯坦，对这些“反哲学家来说，个人生命的痛苦与痴狂见证了思想始终纠缠着短暂的现在，出没于身体的极度痛苦之中。”[12]16所以，思想是与短暂的现在相关，而并非是没有期许的未来和永恒。因而，作为追求永恒、绝对和普遍的数学是永远无法关涉到现实中具体而短暂的存在。正是基于对数学的此种认识，巴迪欧认为“反哲学家都自愿屈服于一种诱惑，即对数学的蔑视”。[12]19
追根溯源，终结论者对于数的批判无非是要控诉哲学本体论在“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上对于“多”的不公。在巴迪欧看来，“一”与“多”是所有可能的本体论的首要条件，如何处置二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哲学发展的路向和命运。“几个世纪以来，在展现出来的存在的思想上，哲学使用两个辩证的对偶范畴，而这些对偶范畴的介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裂痕：这两个对偶范畴分别为一与多，整体与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对大统一体（Unité）和大总体（Totalité）之间关联和断裂的考察，是所有思辨本体论的保障。”[10]81然而，在哲学史上，无论是笛卡尔的“第一原理”、康德的“物自身”，还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都是以“一”对“多”的压制来解决“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尽管传统本体论这种对于“一”的崇敬曾给予我们普遍性的信念，也构成我们信仰的支撑，但它却又是以牺牲一个个鲜活的多（特殊性）为代价的。由于西方哲学本体论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所开启的，因而柏拉图主义在“哲学终结论”那里成为众矢之的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在巴迪欧看来，“这些对柏拉图的怨恨，所有对柏拉图的解构都是有问题的。”[5]73
在今天，要想哲学复兴，必须治愈反柏拉图主义的病症。在巴迪欧看来，这种治疗恰恰又是需要数学来完成，而自康托尔到科恩的数学集合论实际上已为我们开启了这条道路。康托尔用集合论来思考无穷问题，通过“计数为一”的运算法则为我们呈现出纯粹的多。然而，在康托尔的集合论中，“计数为一”的运算法则是无法把握非连贯性的多，因为每下一个元素的到来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数学家科恩则在康托尔集合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类性”概念。作为一个数学术语，“类性”在科恩那里是指“类性集合”，实际上是要表示类性的多，并以此用来解决自康托尔提出的集合论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无限多元的问题。由于康托尔按照“计数为一”的运算法则来阐述存在的多，那么无限始终是在有限之中，因而最终还是无法给出一个真正的纯多（非连贯性的多）。而这个非连贯性的多，其实就是一种“不可判定”“不可识别”的多。在巴迪欧看来，科恩数学中的类性集合就是表示这样的多，“‘类性’积极地意味着，那些没有被区分的事物，实际上是情境的普遍真理、其自身存在的真理”。[10]327“类性”揭示的是非连貫的多，巴迪欧认为自己所思考的正是这种多，“如果非用一个范畴来标记我的思想的话，那既不是康托尔的纯粹的多，也不是哥德尔的可构造性，更不是空（通过空存在得以命名），甚至不是事件（在事件中，什么是非在者在[whatisnotbeingquabeing]的补充得以发生）。这个范畴应该是类性（generic）。”[10]15正是认识到类性多元思想能解决传统本体论中一直没有正确对待的“多”的问题，巴迪欧开始将类性真理的建立作为自己数学本体论建构的主要任务，认为类性真理可以拯救哲学本体论。
在数学本体论的建构中，巴迪欧所要建立的类性真理已不再是传统哲学中的真理了，他赋予真理以全新的含义，认为真理并非是一种现成的知识，真理不是有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总是情势的真理，由于情势的存在是多，因而真理也必须是多，但这个多并非是一种给定，而是源于一种独特的程序，程序要运作必须有事件发生，即从情势中溢出的东西，所以所有的真理又都是事件之后的真理。由于情势中溢出的东西是一种不连贯性的存在，因而是“不可判定”“不可识别”的多，是任意的多，这个任意的部分正是情势的类性部分，而真理就是由这种溢出而产生的。所以，作为情势的真理必然是任意的多元，是在情势的不连贯性之中被创造出来的。巴迪欧认为，“从这样的真理概念出发，在事件之后的情势之中作为真理的类性的多的生产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承担其现代哲学建构性的三位一体：存在、主体和真理。”[5]81而这一切又都是在数学中完成的，因为只有数学曾在其字母空洞的力量下，对纯多、无法预测的多的无限进行了刻画，因而数学才是构成思想的唯一可能。正因如此，巴迪欧断言：数学就是实际的本体论。
在巴迪欧对类性真理产生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类性的多元不仅构成了真理的前提，而且还是促使哲学成为思想空间的原因。“哲学是思想的场所，在那里，哲学说出了‘存在’真理，并声称诸多真理具有共存的可能性”，哲学的行为就是把握各种真理。[5]115同样，类性的多元也“奠定了多的柏拉图主义，让我们思考一种既作为独特程序多之后果，也作为在可命名的领域上的一个黑洞，或者一个抽离的真理程序，这让一种纯多的本体论成为可能，而无需贬斥真理，无需认识语言变量的构建性本质。”[5]78所以说，巴迪欧认为是数学最终使本体论成为可能，最终解决了本体论中“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正是借助于康托尔的集合论，特别是科恩的类性集合思想，巴迪欧建构起数学本体论以拯救哲学。而《存在与事件》一书，就是在完成数学本体论的建构任务。
结语
巴迪欧用数学本体论的建构来拯救哲学，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在传统本体论中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最大问题是以“一”来漠视和排斥“多”，那么“哲学终结论”的问题则是以“多”来摧毁和消解“一”。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对待“一”与“多”的关系的态度，其实都是在绝对不相容的思维框架中思考和解决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要么导致绝对的专制主义盛行，要么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最终都是对哲学的本性及其价值的戕害。巴迪欧从数学思维特别是类性集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一”与“多”的关系，指出任何“一”都不是“多”的对立面，因为“普世性必须接触各种差异、通过其分化的苦难表明它们能够欢迎从这些差异中得出的真理。无论男女，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最重要的是差异携带着像恩典一样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普世性。反之，只有在差异中识别它们携带着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普世性的能量，普世性本身才能证实其自身的现实”。[9]283巴迪欧这种对于“一”（普遍性）与“多”（特殊性）关系的阐释无疑为本体论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也正因如此，巴迪欧对今天哲学的态度是“更进一步”或“必须前进”，[13]9697而不是走向终结。
尽管巴迪欧对于哲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的数学本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本体论问题上“一”与“多”的矛盾和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数学本体论即使给予了“多”（特殊性）以颇多的尊重，可对于普遍主义的追求还是无法逃脱专制主义的嫌疑。这正是齐泽克将巴迪欧的思想视为康德主义现代翻版的原因，同样它也是巴迪欧用数学本体论来拯救哲学所招致较多质疑的根源。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用数学建构起来的哲学本体论大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拯救哲学？它是一种哲学的复兴还是向传统哲学的回归？这些质疑显然揭示出巴迪歐哲学存在的困境，也说明了他并未真正为哲学的未来找到出路。尽管如此，巴迪欧对拯救哲学所做的努力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数学本体论对于我们认识哲学的本质和价值以及该如何来对待本体论和维护哲学的本性，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这个因本体论遭颠覆而导致普遍性缺失的时代，数学本体论对于普遍性的恢复和强调，有助于人们重建起对普遍性的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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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阿兰·巴迪欧.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M].严和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
[13]阿兰·巴迪欧.第二哲学宣言[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陆广品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中的过程教育影响很大，过程教育概括为有机的过程教育、面向整体的过程教育、强调创造性的过程教育和以实践为最终目标的过程教育四个方面。以人教版必修一“分子与细胞”中的部分实验为例，谈了对实验课堂的启示。
关键词：怀特海；过程哲学；生物实验
一、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中的过程教育
1.有机的过程教育
过程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着活跃生命力的有机体，且在不停地通过运动不断生成着。因而，我们的教育也应当是充满活力的、有机的。“有机教育”的含义可以从两方面研究：首先，教育是动态的，并且是不断生成的、充满活力的。这其中包括的各个教育要素都处于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在课堂教学中，学生不应当被当做接受知识的机器，而应该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坚持认为教育中的一条原则：在教学中，你一旦忘记了你的学生有躯体，那么你将遭到失败。”知识的学习不是不变的，而是发展的、多元的。有机教育的另一个含义则是学生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关注大自然，引导学生学会关心自然和社会。
2.面向整体的过程教育
怀特海曾强调思维的整体性，从而反对二元对立。“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学生通过树木看见森林。我极力主张的解决方法是，要根除各科目之间那种致命的分离状况，因为它扼杀了现代课程的生命力。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缤纷的生活。”根据以上观点，有些学者提出了综合教育以及整合教育，由此可见，过程教育是在整体性思维为指导下的面向全体学生的一种教育教学活动。
3.强调创造性的过程教育
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是“创造性”。在怀特海看来，教育不应让学生机械地、一味地接受知识，而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享受探究的自由与乐趣。每一次创造都充满了刺激和享受，就像是一次探险活动。怀特海鼓励创新的教育。“成功的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必有某种创新，这种知识要么本身必须是新知识，要么必须是在新时代、新世界里的某种创新，陈旧的知识会像鱼一样腐烂。”怀特海根据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亚历山大的层创进化论，提出了世界“创造性进化过程”。首先，他提出创造首先是生成；其次，教育过程间的相互转化也是一种创造；最后，创新教育理念也是一种创造。
4.以实践性为最终目标的过程教育
怀特海三阶段理论的最后一阶段理论是“综合运用”，提出了学生应能理论联系实际，对知识进行综合运用。无论学习经历了浪漫阶段还是精确阶段，最终都要回归到实践中，这也是怀特海提出“创造性”的最终目标。
二、对高中生物实验教学的启示
1.激发学生兴趣
课堂中的实践教学处在怀特海称为的“浪漫阶段”，因此，教师应当明确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细化教学目标，并且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针对学生的差异性，多准备几种学习方案，引发学生的好奇心。
2.教师应把课堂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要求学生主动进行探究与实践
如，必修一的“检测生物组织中的糖类、脂肪和蛋白质”的实验教学，若教师除了给予“梨匀浆、豆浆、花生子叶”等常规实验材料外，再将一些新材料用于学生自主探究，如“大白菜匀浆、番茄匀浆、花生油”等，学生在对比实验结果的过程中，能自主发现“在检测还原糖的试验中应选择白色或近似于白色的实验材料为佳”，番茄中虽能检测出还原糖，但实验结果未出现砖红色沉淀，而是肉粉色的沉淀，番茄本身的红色对实验现象起到了一定的遮盖作用。
3.引导学生进行自发的观察研究
在实验探索中，按照书本的步骤操作，不一定都能得出有效的实验结果，教师应引导学生寻找原因，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如，在必修一“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试验中，笔者要求班级学生从培养洋葱根尖开始实验，学生在培养洋葱根尖的过程中发现，洋葱的发根时间相对较长，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须一周左右才能发出根须，若培养的洋葱球茎过少，则会造成实验材料不足的结果。因此，教师在班级中集思广益，引导学生寻找更佳的实验材料，学生发现蒜瓣的发根时间短，且生长出的根须较多，更适宜作为实验材料。
4.引导学生进行交流讨论
交流讨论并不固定于课堂的某环节，教师可以在充分发挥教学智慧的基础上任意安排，学生在进行实验操作后每个人的疑惑和想法不同，在反思实验过程中，通过交流和讨论，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5.进行抽象概括，即将经历的体验过程和现实的知识体系结合起来
学习者在该阶段应将他之前的抽象体验主动概括为系统的知识理论，这就是怀特海称之为的“精确阶段”。除此之外，教师应当明确反思的重要性。目前，实验课堂会进行多项实验，学生的参与度很高。学生通过之前的操作、观察体验以及交流讨论后，应该在进行抽象概括的时候学会反思。
参考文献：
[1]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庄莲平，王立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2]怀特海.过程与实在[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1.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柏拉图;政治哲学;乌托邦;真理
文献标识码：A
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精华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一脉承传：以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中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以尧舜之道，作为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及变革社会的真理和遵照的规律；以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以经济伦理，作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方法等。
关键词：古代经济思想；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尧舜之道；孔子；大同小康论；经济伦理；经济管理方法；中国梦
中共十八大向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并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两大目标。习近平同志号召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梦。“中国梦”的提出，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承传为基础的，它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要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凌云壮志。它是由古代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再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承传
从静态分析，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众贤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意识现象或思考。因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再生产的客观事实，并加以思维、去伪存真而提炼出的科学的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看法和观点，并被后世所推崇传承的思想精华。从动态上看，一种科学的经济思想一旦产生，就不因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消失，它有相对独立性，而被后世所承传。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任务，就是揭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精华产生发展的规律性，以古为今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的精华，从古代到近代，犹如一条红线，一脉相传，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第一，以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中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以科学的“天人合一”思想，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以其思想指导和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初步认识了改造自然与变革社会的规律，推动了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如治洪水、定九州，兴修水利；以重民、裕民，民为邦本的思想进行社会变革。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经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人类社会五个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将承传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而发展到自觉阶段，指导了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取得了辉煌成果。
第二，以尧舜之道，作为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和变革社会的真理和遵照的规律。所谓尧舜之道，是指尧舜二帝的仁义立人品德、经国济民方略的当行之道理。依据孔子所述《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论，汉《淮南子·原道训》和唐代韩愈的《原道》对尧舜之道所承传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在经济上，“天下为公”，生产资料归公有，人民共同劳动，财富平均分配，无阶级剥削，社会成员均有物质生活保障；人际关系上，以仁与义做为立人之道，讲信修睦，相互关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政治上，实行禅让民主制度，选贤任能，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均有参政权利。
孔子把尧舜之道称之为“大同”：《淮南子·原道训》评介尧舜之道，“一立而万物生矣”，“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韩愈不仅著《原道》，倡导从精神到物质都要遵行尧舜之道，而且作《师说》，让教师们担当起传承尧舜之道的历史任务。并要求教师把“传道”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才“授业、解惑也”。宋代王安石回答神宗变法图治“以何为先”时就建议宋神宗“应当效法尧、舜，何必学唐太宗所为呢？尧舜之道，选贤任能，而不烦琐”，“使天下之力创造的天下之财为天下人消费”，不准少数人垄断而私吞。宋神宗示谕：“卿可全心全意辅助朕，同舟共济完成这项改革”。于是，王安石便摧抑兼并，开源节流，革除旧习，开创新路。王安石认为不行尧舜之道，不光是“豪党之家”从事兼并，即使“阡陌闾巷之贱人，”[1]任其自由放任，也能发展为兼并势力。近代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都主张“天下为公”，使“耕者有其田”。现代伟人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实行“三大经济纲领”，愿“六亿神州尽舜尧”。由此可见，尧舜之道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古代受人民欢迎，即使到了近现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尧舜之道的基本内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作为必须遵行的经济规律，沿着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向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奋力迈进！
第三，以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在鲁于12月与宾客到近郊大祭万物的“腊祭”（神农始作腊祭）仪式结束后，游息到鲁门，见门关闭，门两旁悬挂着国家典章以示人，孔子便借此而长叹！深有感慨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具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接着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的大同小康论，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体现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关系和不同的社会经济管理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反映着原始社会末期，三皇五帝时生产资料公有制，无阶级剥削；人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平等互爱，同心协力，共享成果和福利保障；社会管理人员选贤任能，民主禅让；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民族联合一统天下的大道理。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为小康。”反映我国进入奴隶制和封建社会，将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变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了。社会再生产“货力为己”；不过夏、商的奴隶制和西周的封建农权制，土地归王有，实为国有，又分给农民耕种，以劳役地租代耕公田，税租合一，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因此，农民都有份地以维持生存；三代均以礼义治国，故称三代禹、汤、文加之武、成和周公为六君子；由于政治修明，人民康乐，“是谓小康”，仅逊于大同。
因此，孔子的大同小康论，成为后世所向往的理想目标而承传。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之后，封建领主经济变为封建地主经济，田里不鬻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2]广大农民失去土地的生存条件，便揭竿而起，造成社会尖锐矛盾，于是人们向往三王时代井田制或王田制。董仲舒的限田论、王莽的王田论和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想以夏商周的王田制、小康社会，解决秦汉以来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尖锐社会矛盾。到近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设想以孔子的大同小康思想变革社会，建立“公农”“公工”“公商”，作为社会再生产理想的经济关系。孙中山先生说，三代的井田制，是“我国固有的社会主义者”，“又是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脑际久蕴社会主义精神”，并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为实现其理想，他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就是要共产。”毛泽东提出，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大同小康是中国人民的理想目标，是民主性的精华，所以被后世一脉相传，并被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予以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现小康的具体步骤。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于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小康社会是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又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更是承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大同、小康理想目标的具体体现。
第四，以经济伦理作为社会再生产和经济运行的管理方法。经济伦理，①乃是将伦理对事物固有的气、形质、识别、分类、分辈、阐明其性质和用向及其形成发展规律的基本含义，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活动领域的组织、分工和控制，以理顺经济关系，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我国炎帝神农时代就进行了农牧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社会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基本形成。对交换环节，进行时间（日中为市）、地点（部落间）的规定与管理。黄帝时进行了手工业与农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为交换便利，并创造了度、量、衡；尧管理生产，因人、因地制宜，“水处者渔，定九州，地分等，征贡税；商汤进行了商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分化出商人为工农业产品交换而服务；周文王将各族人民划分为士、商、农、工四民，并要求四民“业分而专”，只有“业分而专，方可成治，是为和德”；周公进行设官分职，组织管理社会经济；荀子认为“明分使群”是富国之道，救患除祸之法，从理论上阐明了经济伦理管理方法的重要意义。
世界万物都有气、形、质三要素构成。然而“同宇而异体”。[4]无数的植物类、动物类、水产类，形体各异且不论，就人类而言，不仅有民族、形体的不同，就中华民族而论，生长在不同地区，人们的形体也有差异，素质也不一样；教育水平的不同，气质也不相同，但各有其用，为社会实现其价值。因此，“人伦并处”，“无分则争，争则乱，无分是天下大害。”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成为管理者“经国济民”的“枢要”之务。
管子传承文王、周公之法，在四民“业分而专”的基础上，又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即“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居间燕清静处，工就官府，商处市井，农就田野。”[5]这样，分业定居，有利于专心务本业，有利于社会再生产和理顺经济关系。
在经济管理思想上，运用经济伦理管理方法，分为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以区别管理范围的差别。如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有：老子的“无为而治论”、管子的“轻重论”、司马迁的善因多法论；企业微观管理有范蠡的“农商俱利论”和白圭的“乐观时变论”等等。这都是古代社会经济思想运用经济伦理方法，对社会再生产进行分类管理。在对事物认识、分类、序列的基础上，然后“以类行杂以一行（统）万”，②从而提高生产、工作效率，以促进社会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再生产过程范围的扩大，产品数量的增多，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无论是物质生产部门，还是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分化出许多新部门、新产业、新行业、新学科、新专业。这些又都需要各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胜任新的工作任务。因此，我国古代经济伦理管理方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得到了广泛传承和运用。如：在社会分工上，培养各类技术专业人才，充任不同岗位。定岗位，评职称，“业分而专”，以提高社会再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在人伦辈份上，保护弱势群体，弘扬尊老爱幼光荣传统，制定了《未成年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保证社会对儿童的培养教育，使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及老年人老有所养，从而保证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民族关系上，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经济上互通有无，政治上平等互爱，习俗上宗教信仰自由；在外交上，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传承古代“五湖四海皆兄弟”的伦理观，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制定和平外交路线，以邻为善，以邻为伴；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国力强弱，划分为“三个世界”，以采取不同的交往政策。这是从经济收入、政治态度识别敌友、分等级、划成分而组织革命力量孤立打击敌人而取得胜利的策略在世界革命中的延伸或运用。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伦理思想。
二、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传承脉络
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传承，首先呈现出由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向国内外及空想社会主义承传的脉络。根据我国先秦文化典籍记载，在三皇五帝、夏、商、周的社会再生产实践活动中，对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传承脉络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尧、舜、禹、汤、文、武六君王之间，不仅传承其道义，而且指导实践“行其事”。[6]第二阶段，由周公而下，孔子、孟子、荀子为臣之间的传承，而且“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6]只是书本说教。第三阶段，先秦诸子思想文化在国内的传承。在秦汉封建地主经济确立后，产生过数次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激起了连绵的农民起义。思想改革家以“尧舜之道”，摧抑豪强，呼声不断。终于在近代“三座大山压榨下产生了”“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太平天国革命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变法思想。与此同时，先秦诸子思想传到西方法、英、德等国家，如法国把启蒙思想家魁奈称为中国的孔子；德国黑格尔把中国老子的朴素辩证唯物论，颠倒为唯心辩证法，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和社会变革以及圣西门、欧文等人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
其次，由空想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由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传承的脉络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英国的经济学和德国的哲学，由马克思恩格斯传承、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揭示了物质世界发展的辩证统一、量定到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两个基本经济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第二阶段，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践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翻了沙俄封建统治，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苏联模式”。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根据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链条薄弱环节，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预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第三阶段，中国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且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共十八大，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传统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一个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决心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承传与脉络的分析，昭示出：第一，中国先秦文化思想，不仅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也为欧洲带来了资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文明的曙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第二，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源头在中国，由中国古代朴素低级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传到西方，再由西方高级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蕴着《易经》中深奥的辩证思想。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成功实践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尧舜之道相结合，是人类和平解放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实现高级共产主义目标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王临川集》卷八十二.
[2]《汉书·食货志上》.
[3]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A].赵静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83.
[4]《荀子·富国》.
[5]《国语·齐语》.
[6]张一农.分配、交换、管理史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