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论文范文第1篇
2018年8月31日，中山大学宣布正式成立农学院。包括中大在内，过去9个月内，全国有6家高校相继成立农学院;2017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正式成立现代农学院;2018年1月22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现代农业科学学院在玉泉路校区揭牌;2月27日，位于南京的河海大学宣布成立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后更名为农业工程学院);5月11日，南京大学宣布，将与南京市农业委员会合作成立南京创意农业研究院;7月7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所(以下简称中棉所)与郑州大学合作共建农学院。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多家高校皆瞄准农学这个传统老牌的学科发力，其背后原因值得探究。
为什么是农学
在这一波成立农学院的热潮中，北京大学的动作最早、酝酿时间最久。早在2013年8月，邓兴旺等人就向北京大学递交了成立现代农学院的申请报告。邓兴旺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曾任耶鲁大学冠名终身教授，主要从事植物生物学基础研究。2014年7月，他正式回到北大工作。
身为湖南农民的儿子，邓兴旺体验了中国和美国的农村与城市生活。四种环境的对比，让他觉得国内农业的发展，离当今世界的先进水平差距还很大。他希望中国的农业能够实现现代化，让农民和大学教授一样体面。为实现这一理想，邓兴旺曾在国内尝试过创业开公司，从产业层面解决农业问题，但他很快发现企业的力量太小。他开始认识到，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在国内顶尖大学成立农学院培养人才。
国科大现代农业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杨维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刚刚于三个月前卸任国科大校长的丁仲礼，在去年10月份萌生了成立农学院的想法。
相较于其他高等院校，国科大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中科院下设的分布全国的104个研究所向其提供教学科研与实践的支持，其中有20多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内容与农业有关。在国科大成立后，这些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学院下，项目十分拥挤，成立农学院正好可以整合现有资源。因此，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牵头下，由南京土壤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等多家单位共同筹建国科大农学院。
据一名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透露，国科大的农学院下设专业偏重理科，涉及智能控制、导航、材料等多个方向，旨在打造“农业科技4.0”时代。
郑州大学农学院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聞周刊》，郑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方向，是学校不可或缺的领域。河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小麦和玉米的主产区，在河南唯一的一所“双一流”大学中加强农业学科建设，是面向农业主战场，面向国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
几位高校受访者就都提到，发展农学院有普遍的政策背景，即政府对农业越来越重视。
“我们国家面临的形势，土地的红线，水资源的红线，这都是不能突破的，粮食安全问题，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严重的问题。发展现代农业是大势所趋，是国家对这块加大投入的大势所趋。”河海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陈毓陵如是说。
据他介绍，河海大学原本有农业工程学院，其前身为1952年成立的水利土壤改良系，2006年成立学院，三年后又与水利水电工程学院合并成立了水利水电学院。今年2月底，学校又根据国家需求和学科特色，重新组建成立了农业工程学院。在最近成立的这些农学院中，只有河海大学同时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本科生专业为水利工程，学校过去一直就设有这个本科专业。
而北大、国科大与郑大的农学院目前只招研究生。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邓兴旺解释说，建立一个学院，第一步要有足够的师资力量，需要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聘来足够多的老师，比如二三十名教授，这时候才能谈及本科生教育。北大现代农学院从筹建期的201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目前共有10名学生，11名教授。
虽然郑大农学院7月才揭牌成立，但实际上，学校从年初就开始部署招生工作。今年9月，郑大农学院的第一批学生——35位硕士与2位博士已经入学。此外，学院还引进了8位博士后，并整体聘入中棉所40多名研究员、副研究员，作为学院的兼职教授或者副教授。
“双一流”之争
杨维才认为，最近多个大学农学院成立，农业转型期的强需求只是其背后的动因之一，更为关键的，还是“指挥棒”效应，即农学院要争取建设“双一流”学科。只有建设“双一流”，才能获得经费与资源，这会影响到未来高考生源，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2017年9月，教育部等3部委公布了“双一流”名单，标志着国内高校的发展从“985、211”时代过渡到“双一流”时期。由于“双一流”建设以5年为一个周期，眼下，没有进入到这份名单的高校还在争取入围，而已经进去的则要扩大赢面。
杨维才表示，国科大成立现代农学院的另一个驱动原因，就是为了建设“双一流”学科。根据教育部的学科划分，农学学科门类下面有9个一级学科，即作物学、园艺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畜牧学、兽医学、林学、水产、草学。在综合性大学中，很多与农业相关的研究都属于生物学。如果众高校都在生物这一个学科下评选“双一流”，竞争过于激烈;而若把研究内容划分在农学学科门类下，就有9个一级学科可以选择，竞争也会分流。
与此同时，各高校也在衡量局势，评估未来哪些学校哪些学科有可能进入“双一流”名单。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专业，如计算机、物理、化学等，由于竞争院校多，有的还需要很大投入，想达到“双一流”难度很大。而农学下面一级学科多，其中一些学科目前在国内发展得并不好，这就意味着还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
郑州大学农学院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成立农学院的想法始于去年下半年，当时郑大入选了“双一流”大学。
2017年9月，郑州大学入选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B类名单，临床医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入选一流学科。去年年底，郑州大学为此专门制定了《郑州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内容提到，郑大要形成以6个学科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布局，而绿色高效农业学科正是其中之一。
上述负责人表示，郑州大学需要按照规划布局，结合产业与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来建设“双一流”。中棉所位于河南，其下属的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棉花转基因育种国家工程实验室两个平台，都位于郑州大学附近。地理位置的接近，再加上郑州大学有人才优势，中棉所有平台优势，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共建郑州大学农学院。
至于河海大学，根据今年6月发布的《河海大学学科规划——农业工程学科》，农业工程学院“争取未来5～10年， 农业工程学科在全国排名进入国内前五，国际知名度大幅提升，在农业工程 ESI 排名有较大进步，争取入选双一流学科”。
河海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陈毓陵介绍说，河海大学农业工程学科跟“双一流”密切相关，依托“双一流”，有助于把农业工程做大做强。他坦言，过去农业工程在别的学院，投入力度不够。如今单独建院，学校会给予更多扶持政策，包括人才引进、科学研究、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可以把农业工程作为学校科研和服务的新的学科增长点。
此外，今年年初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了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整合了水利部农田水利建设项目。陈毓陵坦言，过去学校主要对接水利部，现在机构改革后，学校考虑农业农村部跟农田水利密切相关，学校成立农业工程学院，可以加强跟农业农村部对接，争取更多经费和资源。
应避免重复建设
1949年之前，中国的农学发展模式跟当前格局相似，有农务学堂，相当于独立建制的农业院校，很多公立大学也设立农学院。
北京大学曾经也有农学院。1949年，北大农学院、清华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从各自学校中分离出来再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对农林院校的指导意见是“以集中合并为方针， 每一大行政区办好一至三所”。这次调整之后，国内的高等农林院校全部变成独立设置的专科院校，基本上是每个省份至少一所，各行政大區再设立一所，综合性大学中不再设置农学学科与相关专业。
在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传统的农林学院纷纷改名走上了“综合性”或“多学科”的路子，还有一部分高校通过改名转型，彻底脱离了农林院校的行列。在市场经济时代，相对于炙手可热的金融、计算机、生物等专业，农林相关专业不受社会各方重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坐上了“冷板凳”。
厦门大学陈然博士在其论文中《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发展问题研究》分析了农林院校转型原因，就指出：社会对农林院校的偏见严重，影响了优质生源，在吸引高素质师资、特别是非农林学科师资上很困难;高等农林院校长期不受重视，办学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这些院校主要服务于弱势产业，很多是具有公益性，回报率低，校名自带明显行业特征，就会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如此，传统的农业大学仍有其发展优势。杨维才认为，因为农业大学一直处于行业内，它们跟农业系统建立了长期联系。国家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自然就去了农科院等农业系统内的科研单位。如何从农业系统争取到经费，也是国科大农学院面临的挑战。
综合性大学办农学院，是否会对传统的农林院校产生竞争压力?据《中国新闻周刊》梳理，目前建立农学院的高校都在强化自己原本的传统，寻找跟已有农学教育不同的特色。
陈毓陵说，河海大学原本想把学院的名字叫做“农业科学与工程”，但农业科学包括农业种植、养殖等方面，这并不是河海大学的强项。最后学院决定，立足自己原本的特色，把名字定为“农业工程”，主要拓展方向是农业环境工程、农业生态工程。
国科大筹建农学院时，也曾想过叫“未来农业科学学院”，想表现跟普通大学的区别。杨维才认为传统农业大学和国科大农学院的方向并不一样，农业大学主是普及教育，学科门类比较多，国科大的优势在于中科院提供的多元支持，可以做农业的交叉学科，科研上侧重较为基础和长远的领域，研究的是未来农业需要的技术。
邓兴旺也提到，相较于农业大学，北大有很多学科，在农业发展上可以找到多样的资源。现在的农业开始使用智能机器，已经颠覆了传统农业的形式，这是农业大学所欠缺的，而这是北京大学的优势。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李奇教授认为，综合性高校成立农学院，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农业应该是大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美国有以农业和机械工程带动的学校，这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中国的综合性大学如果也能把农业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对农业发展大有裨益。
但他也认为，如果太多学校都成立农学院，会造成资源重复，所以需要地方政府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有序发展，而不是一哄而上。目前，每个省份都有农业大学，格局已经形成，综合大学有没有必要再建农学院还需要认真讨论与规划。
农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物流管理;专业导论;教学改革
专业导论是大学新生入学后需要学习的一门十分重要的导论性课程。专业导论课程的开设有助于学生了解所学专业的内涵特点、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所学专业与行业的关系及本专业的发展现状，使他们能够对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涯作一个规划，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近年来，在全国上下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对专业导论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专业导论课程的教学效果，是一个值得授课教师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拟以所在的阜阳师范大学物流管理专业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开设专业导论课程的意义
(一)消除学生疑虑，帮助学生了解专业
根据多年来的教学经验，笔者在与大一新生交谈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因听从了老师和家长的建议才选择的物流管理专业，而真正是在了解物流管理专业后自主填报志愿的学生并不多。还有一部分学生是通过专业调剂被录取到物流管理专业的，对物流管理专业更是缺少必要的了解。以上原因导致很多学生在入学后产生一些疑虑，比如“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物流不就是干快递吗”等，甚至有些学生在入学前就已经做好了转专业的打算。通过开设专业导论课程，可以让学生尽快了解物流管理专业，消除疑虑，端正專业学习态度。
(二)展现专业前景，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日益增大，物流管理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是学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通过开设专业导论课程，可以加深学生对物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战略地位和支柱性产业的认识，帮助他们了解物流行业发展前景及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前景，增强学习物流专业的信心。
(三)揭示成长规律，帮助学生适应环境
对于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其所面临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3]。在学习上，中学里的那种封闭式学习、过度依赖教师、填鸭式被动学习和单纯追求应试成绩的学习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学习、教师只起引导作用、满足趣味性地主动学习和为成才而学习;在生活上，其生活方式也由高度依赖父母、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庭生活转变为远离父母独立生活、需要顾及他人感受的集体生活。面对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很多学生会变得无所适从。开设专业导论课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大学教学管理及课堂教学的特点，掌握集体生活中与人相处之道，认识人才成长规律，尽快适应大学环境。
(四)确立学习目标，帮助学生拟定规划
升入大学只是学生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短期目标，当这一目标实现后，如果不引导学生确立一个长远的学习目标，一部分学生可能会迷失方向，最终导致学业荒废。通过开设专业导论课，解读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可以使学生对将要开设的课程做到心中有数，为学生在确立专业学习目标、大学发展计划乃至职业生涯规划方面提供帮助。
二、专业导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作为所在学院物流管理教研室的负责人，近年来一直参与专业导论课程的教学工作，总结出该课程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授课形式单一
以往的专业导论课程教学主要采用的是教师讲解结合PPT展示的传统教学形式，更多的时候是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师生之间缺少必要的互动。这种单一的教学形式很难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会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二)教学内容随意化
由于专业导论课程的教学时数较少，一般只安排14～16学时，所以该课程很难找到合适的教材，以至于授课教师对授课内容的选择较为随意[4]，有的侧重于作物流管理专业介绍，有的则侧重于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和职业生涯规划的介绍。教学内容的随意性容易导致教学重难点不突出，使学生对该专业产生怀疑，失去学习的兴趣。
(三)教师积极性不高
作为一门专业启蒙课程，专业导论课程的内容虽然比较简单，但其涉及到的知识却十分广泛，尤其是与行业相关的一些最新数据，更需要授课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对于授课教师来说，在期末计算教学工作量时，专业导论课程的课时量只有十几个，对其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的帮助十分有限，很多教师不愿意接受专业导论课程的教学任务，即使勉强接受，在教学上也是墨守成规，不愿意尝试课程教学改革。
(四)缺少实践教学
物流管理专业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学校在制定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时，如果笼统地将其全部设置为理论授课，则与物流管理专业的专业特点不符。缺少实践教学内容的专业导论课，会导致学生对物流管理专业缺少直观的认识，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和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专业导论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改变传统授课形式，让学生真正参与进来
为了克服单一授课形式的缺点，吸引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授课方法[5]。比如，授课教师可以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将混合式教学理念引入到专业导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阜阳师范大学为例，学校已经建成了先进的录播教室，同时引进了 “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授课教师可以在课前通过录播教室录制教学视频，并将其连同课件、教案及学习资源等材料上传到教学平台中，供学生线上自主学习。在线下教学环节，授课教师可以挑选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专业话题，比如“你为什么选择物流管理专业”“你是通过哪些途径了解物流行业相关信息的”“你认为从事物流行业的工作前景如何”等，让学生分组讨论，再将讨论的结果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汇报。授课教师再根据学生汇报的情况，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克服了传统授课形式的弊端，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由过去的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知识。
(二)合理设置课程教学内容
就物流管理专业而言，其专业导论课程应包含以下内容。
1.专业内涵与行业发展前景。在专业内涵方面，可以介绍与物流相关的一些概念，如物流、物流行业、物流管理、传统物流、现代物流、国际物流等，引导学生明确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特点，明确各概念所包含的基本问题及其本质。在行业发展前景方面，授课教师可以搜集相关资料，向学生介绍物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物流行业发展概况及就业前景，物流相关岗位职责要求和任职条件、薪酬待遇、升迁路径等，以打消学生的疑虑，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2.学科性质及专业发展概况。首先，物流管理属于管理学门类中的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与之并列的还有物流工程、采购管理、供应链管理等专业。这4个专业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教师应让学生认识到各专业的相近性和交叉性，注意培养学生专业兴趣。其次，应介绍物流管理专业的发展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介绍本校物流管理专业的办学特色及办学成就，如师资队伍情况、专业与课程建设情况、毕业生的考研及就业情况、师生获得的各类荣誉情况及杰出校友等。
3.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人才培养的依据和大纲。授课教师应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蓝本，向学生详细介绍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体系等内容，尤其是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制定大学阶段的学习目标，避免学生盲目地學习。
4.大学阶段教与学的特点及学习方法。在向学生介绍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授课教师还应就大学阶段的课堂教学、学生管理以及对学生的要求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剖析，使学生认识到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以及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此外，授课教师还应结合专业特点向学生介绍适用的学习方法。物流是一个注重实操的行业，中学里那种单纯为了应对考试的学习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学生需要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避免眼高手低。
5.专业学习规划。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好的规划是成功的一半。因此，专业导论课程还应包括学生专业学习规划的内容，授课教师应引导学生做好大学阶段的学习规划，为毕业后的就业、创业及继续深造打好基础。
(三)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针对专业导论课授课教师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学校层面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优先选派专业导论课教师到知名物流企业参观、交流，对承担专业导论课程的教师给予适当的工作量补贴等。此外，还可以改变以往只由校内教师讲授专业导论课的做法，邀请物流行业和企业专家参与到专业导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比如，在讲授物流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这部分内容时，可以邀请知名物流企业或物流行业的专家走进课堂做专题讲座，这样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给授课教师提供了与行业和企业专家近距离交流的机会。
(四)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尽管专业导论课的课时不多，但笔者认为仍可以抽出2个课时让学生参与到专业实践中。比如，可以组织学生到当地物流企业参观见习，以了解物流企业的运作与经营模式。通过参观企业的立体仓库、分拣流水线等物流设施，观摩叉车装卸货演示、智能分拣机器人分拣作业等物流活动，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之形成基本的行业认知。
四、结语
专业导论课程作为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大学时代接触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在增强学生的专业意识、提高学生专业认同感、引导学生确立专业学习目标并制定专业学习规划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专业导论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采用多样化授课方式、规范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内容、提高授课教师积极性以及将实践教学融入到专业导论课的教学中等手段对专业导论课程教学进行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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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地方高校 农学专业 改革
基金项目：地方高校农学专业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安康学院教改项目(编号：JG03209);安康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jg01514)。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快，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一大批专科院校通过合并升格为本科高校院校。这类院校很多带有以往师范专科的办学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而要实现从专科向本科的实质性转型，必须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本科教学的需要。农学专业作为众多新建本科院校的专业之一，面临诸如招生困难、课程设置不合理，师资队伍老化等问题。如何改革地方高校传统的农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发展对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是众多本科院校涉农专业共同面临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农学专业目前发展中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以备兄弟院系借鉴。
目前地方本科院系农学专业存在的问题
1.新建本科院系农学专业新生报到率低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新建高校的不断增加，高考考生可选择的专业范围也越来越宽，甚至即便拿到一纸通知书对不满意的专业依然可以选择放弃。对这一问题，在新升格的地方性本科院校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对于“冷门”专业新生报到率更低，农学专业甚至到了难以开班的程度。从安康学院2006年—2009年四年的农学招生情况来看，2006年和2008年招生人数均为30人，而两届新生报到人数分别为16人和10人，2007年和2009年停招。招生的困难造成了招生计划的浪费，办学资源闲置，学校办学声誉下降等负面影响，于是学校综合考虑对农学专业实行隔年停招。
2.传统农学专业特色优势不明显
新建本科院校中传统农学专业是由以往高职高专甚至中专农校升级而成的，形成了固有的培养模式，农学本科专业一般模仿其他院校本科的课程设置，仅讲授大田作物的栽培、育种、病虫害防治等内容，专业特色不明显，与其他院校差距较大，同时也存在与其他名牌高校农学专业同样的问题：(1) 课程体系设置单一，主要是围绕农作物生产技术，而对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课程开设很少，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忽视了综合素质的培养。(2)知识陈旧，教学中照本宣科仍很严重，没有把现代科研成果有效地融入教学中。(3)实践环节薄弱，学生用于理论学习的时间偏多，实际动手和操作较少，参与实际生产的机会少，进入社会后适应期长，在工作中缺乏创造性。(4)教育方法死板，以灌输式为主，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只注重理论的死记硬背，轻视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而作为身处以第一产业为主要经济收入地区的地方高校，农学专业还存在与当地农业生产脱离等问题，未能有效发挥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3.投入不足，实习实践条件难以满足本科教学要求
实习条件对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训练学生综合技能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安康学院为例，2006年升本建院以来，学校重点是在基础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在实验室设备和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相对投入较少。在农学实验实习方面的投入平均每年约10万元，远远无法满足本科教学大纲的教学要求。
4.学科建设缺乏后续人才
以安康学院为例，从新建本科院校中农学专业的教师层次结构来看，虽然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比例达60%以上，但学历多为本科以下且多数为高职高级讲师转聘而来，45岁以上教师占70%以上。学院作为新升本院校虽不断加大引进高层次人才，但从办学的综合效益出发，对高层次农学人才引进相对较弱，致使年青专业教师人员比例较少，教师队伍人员缺乏后继人才，已严重制约了专业的发展。搞好专业建设，离不开一支结构优化、素质良好，能适应教学和科研需要的师资队伍。
地方院校农学专业改革的方向和实践
1.政策调整为传统专业带来发展契机
2003年—2012年中央国务院1号文件均涉及农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2012年《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振兴发展农业教育，要求办好一批涉农学科专业，加强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深入推进大学生“村官”计划，因地制宜实施“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等计划。同时陕西省制订的“振兴计划”已实施了3年，为涉农专业的学生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政策的支撑为我校的农学专业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院系召开多次研讨会，认为利用好政策，改造好专业，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专业开得好，办得稳，学生能学有所长，稳定就业。
2.结合当地农业发展，正确定位专业方向
安康市是秦巴山区以农业为重要财政收入的地级市，近年来积极探索农业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以建设现代农业园区为主大力推进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思路，通过这几年的实施成效显著。作为地方院校首要任务就是要为地方建设贡献力量，再结合好的政策支撑正确定位专业方向，改革专业，才能使传统专业焕发新的活力。根据这一思路，我们于2010年改革专业方向，确定植物工厂化生产作为农学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方向。2010年、2011年两年的招生为30人，报到人数分别为26人和25人，报到率均超过80%以上。招生的良好局面，让我们更有信心办好专业，2012年学校下达的农学专业招生人数提高到40人。结合当地农业发展，培养出能适应当前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应用型人才服务地方，这是我校农学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3.改革培养模式，突出实践训练
专业方向调整后，我们同样意识到专业要有特色，必须要有不同以往的培养模式。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实行“3.5+0.5”培养模式，即7个学期校内学习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专业技能，最后一学期学生到企事业单位从事农技实践和农业管理实习，近一步提高对专业工作的认识。
培养模式的核心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对学生专业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在实践训练的课程设置方面作了大力的调整，以模块化形式替代以往单一的课程实习。此模块化实践训练方式将相关课程安排在同一学期开设，如植物快繁技术、工厂化育苗与无土栽培、设施栽培等理论和实验课程安排都在第6学期，实习课程植物工厂化栽培管理实习模块开设3周，使学生掌握从植物组培、育苗和栽培管理的整个技术环节，改变了以往只针对某一项进行实习，学生动手少，效果不佳等缺点，提高了实习的整体性。2010年在2008级农学专业进行了设施园艺、植物生产学的课程实习的模块化试点，实习不仅进行了实地参观、还进行了蔬菜育苗嫁接技术的训练，学生均反映提高了对专业的兴趣，实习效果好。同时学院积极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先后与安康市农科所、汉阴县农业局、西安植物园等相关单位建立8处实习基地，保证学生既能了解现代农业生产的方式又能亲自动手参与生产实际，达到实习应有的效果。
4.完善新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专业方向确定后，通过多次讨论和征求部分企事业单位专家意见，形成了新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此方案旨在培养学生理解掌握植物工厂化生产的相关理论和应用技术，并具有创新意识和现代理念，注重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后能在基层生产一线从事与设施农业产业有关的设施作物生产和管理、种苗规模化生产和管理、设施产品的开发和销售等相关领域的工作。在对实践课程进行模块化的改革后，对理论课程也作了大的调整，课程设置上力求精炼专业课程，弱化深奥理论知识，提高实际应用课程的课时比例，如将遗传学和植物育种学两门课合并为植物遗传育种，提高设施园艺、设施栽培等课程的课时量，最终建立“专业课程精，实际应用强”的课程体系。体系重点以植物工厂化栽培技术和农业园区规划管理两个方向进行课程设置，同时注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如开设农产品贮藏和加工等选修课，要求学生既要懂技术又要懂一线生产的管理，积极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深入农村，了解农村现状，为以后到农村从事“村官”、“技术员”等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专业进行改革调整后，招生报到率的不断增加和较高的就业率使传统农学逐渐走出停办的困境，学院在人才引进、实验设备等方面也相应地增加投入给予扶持。专业改革是一系统工程，既要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合格的人才得到社会认可，又要顺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才能真正使传统专业更好地服务地方，焕发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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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康学院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陕西安康
农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研究生管理方式也日趋复杂。本文结合我校的管理经验,提出了建立学位点自身管理的模式。
[关键词] 研究生 学位点自身管理
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的管理水平在很多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机构也有了大的变化,由过去的集中管理模式向分级管理模式、一级管理模式向二级管理模式到三级管理模式发展。我校在校、院两级管理模式下,充分发挥学位点的直接性(直接面对每个研究生个体)、中间性(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微观性(对研究生管理和培养具体事务进行处理和协调特性)特点,将学位点自身管理纳入研究生管理体系中,既提高了管理效率、保证了研究生的质量,又促进了学位点自身的建设。本文结合我校的管理经验,提出了建立学位点自身管理的模式,为推进学位点自身管理的规范化,探索和创新高校研究生管理模式提供有益参考。
明确学位点的主要职能
1.研究和规范本学科发展的主要方向,招生计划,考试科目。
2.制定本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审定教学大纲。
3.负责组织该学科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论文评审和答辩。
4.负责本学科的研究生教材建设。
5.负责本学科点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的上岗资格遴选的初审工作。
建立学位点管理体系
通过查阅资料、调查、专家咨询,结合对本学位点实际情况的总结,初步提出学位点自身管理的模式。学位点的管理体系由学位点负责人、学位点秘书和学位点导师组成。学位点负责人应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群众基础、富有团结奉献精神、组织协调能力强,能积极引导学位点向前发展。
确定学位点管理的工作重点
1.以导师遴选为契机,努力建设一支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导师队伍
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必须有一流的导师队伍,研究生导师队伍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其质量和水平直接决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要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有高质量、高水平、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导师队伍。
2.以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核心,抓好每个培养环节
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提高研究生竞争能力的关键,而竞争能力的核心是创新能力。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包括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的选择、论文开题的审核、中期检查、论文的评阅与答辩、教学、科研、社会实践等多个环节, 其中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形成的必要环节,是形成质量最关键、最重要的工序,学位论文水平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研究生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独立工作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加强、高水平学位论文的完成等都是通过论文过程来实现的,因此,论文过程的质量控制尤为重要,学位点应抓住论文开题和论文评阅答辩两个重要环节,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严把质量关,同时加强质量监管,以保证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3.加强研究生科研群体的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研究生的培养包括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团结协作精神、社交能力及思想道德修养等综合素质的培养。随着研究生培养规模、招生人数的大幅增加,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方面,而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学位点一方面通过学科建设,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科研平台,另一方面学位点应给学生营造一个民主、宽松、和谐、团结、尊重知识、崇尚创新、鼓励交流的学术氛围,而浓厚的学术氛围能够带动研究生自主地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这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
研究生经过半年至一年的课程学习,很快进入论文的实验研究阶段,研究生需要广泛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举办各种学科前沿讲座, 把外界先进的学术思想、科技理论等传播或吸收进来, 推动学术活动的开展, 在学术活动中扩大自己的视野, 增长自己的见识, 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 培养自己立足于宽厚基础与学科前沿之上的创新意识。这一阶段是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阶段,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交流平台,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一些大学通过改革研究生的班级模式,建设研究生科研群体,初步表明是研究生管理改革的一种有益尝试。在研究生的班级模式中,过去研究生的班级主要是按照年级和博、硕类型划分的横向班级(或班集体),研究生群体不同于本科生群体,在过去的横向管理模式中,尽管同一年入学的学生一级学科相同,但因其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以及培养过程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所选专业分散,研究方向不同,共同学习课程的时间较短,研究生之间的了解与接触都受到较多的限制。随着研究生教育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培养单位以学科点(或教研组、导师)为单位的形成纵向班级(学研集体或科研群体)。在纵向班级中虽然研究生来自不同的年级,博硕类型也不同,但却具有较为相近的研究方向、科研环境和工作要求,共同学习和生活的时间也较多。这将有助于增进学术的交流、科研活动的开展,增加师生间的相互接触和理解,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最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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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新疆石河子
农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传统農学体系并不仅仅局限在技术性层面，在“三才”理论与“重农”思想的影响，许多非技术性的内容也包含在传统农学之中。通过对古农书与古典书目的反思，可以发现传统农学存在技术、兴趣、政治三个不同的面向，而在这三个面向中，主体分别是农民、士人与官府。通过构筑以上这种农学体系，一方面有助于跳出“技术史”框架，而从整体把握古代农学知识;另一方面则可以挖掘农学知识的多重含义，由此揭示知识在不同文本、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义。
关键词：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政治性农学;传统农学体系;农学史
如何理解传统“农学”？从业已出版的两部《中国农学史》来看，传统农学的基本内容仍与现今农业科学相仿，都是以农业技术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例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认为：“中国农学史研究的内容，也就是以这些农学著作为主。这些农学著作及其有关文献，多数是叙述农业技术的，所以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农业技术。”[1]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传统农学离不开古代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阴阳论、气论）的影响[2];从形而下的角度来看，精耕细作、粪田肥田、种养结合、轮作复种等农业经营与技术手段成了传统农学几乎全部的内容[3]。不过曾雄生在氏著《中国农学史》中颇为敏锐地注意到：“今人定义农学，是指研究农业生产的理论和实践的学科。……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农学概念。他们将与农相关的内容都可能称之为农家。虽然历代也存在分歧，时而宽泛，时而狭窄。……由此可见，古代农学的范畴要比今天宽泛得多。”[4]即曾氏认为，仅仅从技术，尤其是现代农业技术角度去理解古代传统农学会遮蔽许多本该加以研究的内容。对此，其学生杜新豪进一步反思了传统农学的不同面向。在《金汁：中国传统肥料知识与技术实践研究（10-19世纪）》中，杜氏重新定义了“农业技术”概念，将原本作为制肥外延领域的收集、整理、运输等活动也纳入到考察范围，并且将传统农业技术知识分化为“士人农学”与“农民农学”两个概念，从中梳理出传统农学发展中的两条线索[5]。
曾、杜对传统农学知识体系的反思都旨在扬弃近代以来科学话语在农史研究中的影响，而试图通过新的概念与范式去更为贴切地理解并描绘古代中国农学的实况。笔者在对传统农学反思的基础上[6-7]，结合近期研究，对农学知识体系又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传统农学的不同面向：古典书目的反思
在传统中国学术体系中，“农学”并不天然存在，存在的是“农家”。一方面，“农家”不可能也不用等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农学”;另一方面，“农家”其实只是古典书目分类体系中的小类，该类别中所著录的“农书”确实也反映了传统中国的农业知识。宋人郑樵有言：“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8]因此既然有著录农书的“农家”，那就存在记载了农业知识的“农学”。换言之，为了理解中国古典农学体系的若干面向，古典书目仍不失为最直观的资料。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官私书目，大多不是后世那种“账簿式”的记载，而是具有“兼学术之史”的功能[9]。现存最早记载农家的目录是《汉书·艺文志》，其中的小序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时人对于“农家/农学”学的理解：“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10]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农学的理解也从技术的角度切入，强调“播百谷，劝耕桑”。但是“以足衣食”的技术活动绝不仅仅局限在农业层面，传统农学中所包含的技术活动往往超过了现今农学的范畴。例如作为传统农学早期总结的《齐民要术》，便在农业技术知识之外，加入了大量关于食品制法与杂物制作的内容，而这些知识分布在卷七至卷九，占到《齐民要术》近三分之一，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将《齐民要术》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营指南，远比将它仅看作农书要恰当得多。”[11]而这样一种杂录日常知识的撰写模式一直影响了古农书的写作，像是元明时期诞生的《墨娥小录》《多能鄙事》等农书中，照样录有大量“杂学”。因此，杜新豪最近的论文所体现出的对于传统农业技术范畴的质疑便值得思考，他认为农学技术并不局限于那些与现代农业科技相匹配的领域，类似肥料搜集这样的简单活动也是一种农学技术[12]。由此可见，传统农学的技术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传统农学的技术仍包括了现今农业科学技术领域所关注的若干内容，且集中体现在“播百谷，劝耕桑”层面上;第二，传统农学的技术也包括了被现今农业科学技术所排斥的一些部分，它们通常可以冠名为“日用技术”或“日常技术”。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汉唐间的农学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隋志》农家类小序云：“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也。”[13]这样的论述几乎与前引的《汉志》一模一样。但是唐中期以后，古典书目中的农家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张态势[6]。而到了南宋，这种农学观念上的扩张逐步显现在那些“花茶谱录”之上[7]，例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农家类中共著录了18种农书，其中有13种是《茶经》《荔枝谱》等与“衣食”关系不大的谱录[14]。毫无疑问，花谱与茶书虽然并非“播百谷，劝耕桑”的农学知识，但其中也包含了对于花卉、茶叶品种与种植技术的记录，例如陆羽《茶经》便在“三之造”中对采茶之法作了详细介绍。不过，这些“花茶谱录”也不全然是技术性的，王子凡与李娜娜分别梳理了传统中国的菊花谱录与牡丹谱录，根据他们的研究，可以明显发现技术性的文本仅仅是花谱所包含的一种，除此之外，品种谱、品诗类谱与同时包含技术和非技术的综合谱才是更为突出的部分[15-1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花茶谱录”更多代表了士大夫们的兴趣，而并非农业生产活动。对于士大夫们来说，花卉、茶叶的种植技术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确是关于它们的品评与鉴赏。像是被奉为“典范”的欧阳修之《洛阳牡丹记》，其实书中并无多少关于牡丹栽培技术的介绍，而主要内容在于品评各地牡丹的高下：“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17]6当然，品评也少不了士人们的诗词歌赋，许多撰写了技术性花谱文本的作者也会同时撰写类似的诗歌集，例如卢璧曾作《东篱品汇录》介绍菊花的种植技术，但是他也同时辑录了《东篱品汇诗》“附于种植之法之后者”[18]340。至于明清以后大量的茶书，则基本如同花谱一般，“只是一种消遣小品，很少参考价值”[19]。通过以上的论述可见，随着“花茶谱录”在古典农书/农家中的崛起，传统农学的第二个面向也就呼之欲出，那就是“兴趣”：一方面，技术知识仍是代表了“兴趣”的“花茶谱录”的固有内容;另一方面，“兴趣”所指导下的传统农学也包含了很多技术之外的品评与鉴赏层面的知识。
坦率地说，对于“花茶谱录”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保持着乐观态度。宋人陈振孙便表露出了不满：“农家者流，本于农稷之官，勤耕桑以足衣食。……而花果、栽植之事犹以农圃一体附见于此，其实则浮末之病本者也。”[20]可见陈氏认为“花茶谱录”只是农家的“浮末”，并不能与传统的“耕桑”技术知识相提并论。但是，陈振孙的观点只是士人中的特例，明代以后私人书目的撰修者几乎都支持“花茶谱录”进入农家，反而是代表了官方农学理念的官修书目《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等支持了陈氏的看法[21]。换言之，对于农学内容的认识在宋代以后出现了官、私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官修书目中，那些“浮末”的“花茶谱录”往往被剔除了出去，这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尤为明显：“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茶事一类，与农家稍近，然龙团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末先本也。”[22]由此可见，官府对于农学的认识似乎集中在前面所揭示的“耕桑”技术层面。但是白馥兰对于官修农书的观察，认为：“官修农书，……其目的在于让民众受利（利民），让国家的、社会的、道德宇宙观的秩序得以维护。”[23]例如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其对于农业技术知识记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知识去教导、统治民众，从而达到“大治”的理想状态：“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24]550换言之，在官府层面来看，农业技术的推广是与政治统治的稳固无法分割开的。有意思的是，根据万国鼎先生的观察，先秦的农家并不如同《汉志》中所言那般专注在技术知识，而是一种与儒家、法家、道家类似的政治理念[25]。也就是说，传统农家诞生之初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而降至帝制时代，在技术文本的表象背后，“政治”也是传统农学的一个面向，在这一面向中，技术是必须的，但它只是手段，传统农学的“政治”面向更关心技术是否可以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而不关心技术更新与否。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笔者大体勾勒出了传统农学体系的三重面向：技术、兴趣、政治。而且这三重面向所对应的主体也不完全一致，简单地说来，技术性农学对应农民，兴趣性农学对应士人，政治性农学对应官府。
二、技术性农学：以民为主体
传统农学体系中的技术性面向，并不是指古农书或其他相关文献中的农业技术知识，其实，任何农业技术知识都可能出现在笔者所定义的不同面向的传统农学中。技术性农学是指农书及其相关文献所记载的知识，其目的在于指导日常农业及其相关的生产活动。因此，技术性农学所包含的便不仅仅是农业技术知识，更包括了与整个传统社会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日用杂学”。正如远德玉所强调的那般，“技术是一个过程”[26]。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固然可以将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传统农学知识抽离出来探讨，但是也不应该忘记从宏观上把握传统之时，需要将这些农业技术视作整体农人生活的一部分。
《齐民要术》之后，唐宋农书中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岁时类农书的增多，例如《新唐书·艺文志》所增补的11种唐代农家类书籍中，有9种都是诸如《千金月令》《四时记》《四时纂要》等岁时书[27]。虽然这些农书大部分已经佚失，但是从《四时纂要》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关于农村生活的种种杂事完全是传统农学应有之意。该书按十二月记载各时应行之事，其中“嫁树法”“收豆法”“浸麻子法”等农业技术活动占据了绝对多数，但是每月所载的末尾仍会记载诸种“杂事”，这些事情包括了制作各种食物的方法，也包括斋戒祭祀活动，还包括了修筑房屋、晒书晒画等与农业技术完全不相干的内容[28]。这样的农书撰写模式，又被后世的“日用通书”所继承，而这些书籍在古典书目的分类体系中仍是处在农家之下的，例如明末最为重要的书目《澹生堂藏书目》农家类中便收录了《墨娥小录》《多能鄙事》《致富奇书》《居家必用》等“日用通书”[29]，至于这些书籍所载的内容不妨以《便民图纂》为例（见表1）。
可以看出，以《便民图纂》为代表的农书虽然大体上仍是以农业技术知识为主导的，但是其中的内容涉及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了某些神秘的、形而上的祭祀活动。较为可惜的是，在前人的传统农学研究中，这些内容都是被屏蔽的。因此，笔者所定义的技术性农学，实质是农村生活中作为过程的技术性实践活动，而这类活动的主体自然就是一般的农人，也就是庶民。
第一，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是技术性农学知识的主要生产者。虽然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掌握了知识的阶层是士大夫，但是对于农桑之类的自然知识，孔子尚言“吾不如老圃”，由此可见农民在农业技术知识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后世诸种农书中，往往见到士人记下与“老圃”“老农”相交往来获取到具体技术知识的文字，例如《农说》的撰者马一龙，便经常在山林间“觅老成人考论农事”[30]，而在那些属于士人兴趣领域的花谱之中，农民仍是提供具体花卉种植知识的主体，如《花小名》的序言：“花问园丁名，始知业司于专也。”[31]
第二，农民不仅是技术性知识的生产者，也是技术性知识的主要实践者。在识字率低下的传统社会，农书的阅读者并不是农民，而是那些劝民耕田的勸农官与部分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地主。《齐民要术》的写作目的，贾思勰很直白地表示：“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议，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32]19官修的《农桑辑要》也是希望地方的劝农官能通过该书具体指导一般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农司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缲之节，或未得其述，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24]550当然，也会有些经营地主与农民一道共同参加农业生产，《沈氏农书》中甚至记载了与雇农相处的“做工之法”：“只要生活做好，监督如法，宁可少而静密，不可多而草率。”[33]
第三，农民是技术性农学知识的主体，并不是说士人与官府就完全与这一类型农学无关。一方面，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士人与官府都撰写或编修过记录了农人所生产的农学知识的古农书，同时又以这些技术知识进一步指导农人;另一方面，士人与官府也会直接参与技术性知识的生产活动，这主要是指士人私下的或官府公开的一些农业实验。这方面，以徐光启等官僚在明末华北的水稻种植与肥料生产为例，杜新豪做了相当深入的探究[34]。总体看来，很多技术性实验最终仍是以失败告终，但它们毕竟丰富了传统农学在技术层面的内容。
三、兴趣性农学：以士为主体
技术性农学没有明确的内容指向，无论是从事农桑本业活动，还是艺植花茶末业，都难以离开最基本的种植技术知识，因此即便是那些“花茶谱录”也包含在了技术性农学的既有之意中。那么，笔者又为何在技术性农学之外，揭示出传统农学尚存在着“兴趣”这一面向呢？这是因为技术性农学的归宿是具体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农民，而兴趣性农学的主体却是很少参与这样实践活动——士人。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士大夫阶层就不会参与具体的种植活动，而是说当他们远离具体耕桑活动却又好谈花果园艺之时，兴趣性农学便诞生了。因此，与技术性农学的宽泛不同，兴趣性农学在内容上天然的局限在士大夫们所关注的那些“休闲”领域，也就是竹木、花草甚至动物等，落实到农书之上，便是诸种“花茶谱录”。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兴趣性农学正是伴随着士人力量的崛起而诞生，《汉志》《隋志》的农家类中并没有所谓的“花茶谱录”，贾思勰更是在《齐民要术》中指斥那种关于花卉种植的技术知识：“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32]19与唐代及以前的贵族政治不同，宋代恰好是作为科举出身的士人崛起的时代。伴随着这种阶级的崛起，适合这些士人的兴趣领域也逐步开始形成文本，罗桂环便注意到了这一时期“鸟兽草木”文献的繁荣，他较为确切地指出：“宋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本质而言，是由于文人官吏所处的经济地位优越，对现赏花草鱼虫方面投入大量精力的结果。这些人并不太在乎一般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认为那些是俗务;关注花草和美果可以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在他们认为这是雅事。”[35]仅就花卉文献来看，《宋代农书考论》可以统计出多达45种花谱及其相关文献[36]。到了明代，士人的权势与地位不减，因此“花茶谱录”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极盛。以茶书为例，章传政的研究显示：“以朝代分，唐和五代为16种，宋元47种，明代79种，清代42种。”[37]由此可见，这些“花茶谱录”的发展脉络几乎是与宋明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共时的，且随着清代皇权专制的进一步加强而萎缩。那么，以“花茶谱录”为代表的兴趣性农学在士人社会中表征是什么呢？兴趣性农学又与前揭的技术性农学有着何种差异呢？
首先，正如前文所言，“花茶谱录”中包含了技术性知识，士大夫仍需要通过与“老农”的交流获取到一些种植方法。从明代诸多花谱的记载来看，“老圃”确实为士人提供了相当多的花卉知识，卢璧自云：“日与林翁野老相接。”他在书中也确实录入了这些庶民给他提供的资料，如其书中介绍“一搻雪”这一菊花品种时，便写道：“老圃曰，其花硕大有实色，其瓣茸茸然如雪。”[18]359但是，士人倒也不是完全就接受“老圃”的一些认识，他们还会有自己的判断，如王路一直疑惑“石菊”的“有实无实”问题，于是“遂问诸老圃，皆云未尝有结实者”。
但是，随后（“至甲辰八月”）王路“于僧舍见紫色一种”，且确在其中见到了“实”，因此王氏感叹：“予初为老圃所惑，故详记之。”[38]
其次，兴趣性农学与技术性农学的不同在于，在“花茶谱录”中技术是服务于士人的品鉴活动的。林秋云对于宋代花谱的观察，发现这一时期的诸如《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刘氏菊谱》等“都注重搜罗各色品种，并按照一定的原则，评判其高下”，而不是记录相应的种植技术知识，因此林氏认为：“宋代花谱强调的是作者的观感与评价。”[39]同样，士人的茶书撰写也主要是以品鉴为思路的，例如明人黄龙德云：“若吴中虎丘者上，罗岕者次之，而天池、龙井、伏龙则又次之。”[40]415而且除了品茶之外，茶书还进一步牵扯到品水，像是徐献忠的《水品》更是从“源”“清”“流”“甘”“寒”等五个角度建构了“水”的品鉴体系[40]208-220。
最后，兴趣性农学的焦点不在于技术性农学中人与自然的交往，而更加落脚于人与人的交往，自然与自然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成为了媒介。种植花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裹腹”，而是为了欣赏与品鉴，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往往不是“独乐乐”，而是“众乐乐”，甚至下层民众也能参与到这种活动中。欧阳修记载牡丹花期时：“洛阳风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帷帟，笙歌之声相闻。”[17]6而士人更是组织多种“花会”，许多花谱实际上正是这些“花会”的产物，杨安道所撰的《南中幽芳录》即是如此，据杨氏所载：“自洪武壬申，宝姬归宗隐居兰溪，建兰苑于溪边，引无为寺侧溪入苑，建曲廊书斋，春来邀友为笔会，安道集名兰三十八品为谱志。”[41]
四、政治性农学：以官为主体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府似乎很少主动生产传播知识。从农书角度来看，除了已经佚失的唐代的《兆人本业》外，仅元代司农司所编的《农桑辑要》与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可以算作官修農书。其实，这种对于古代官府有关农书编修活动的认识并不全面：第一，古代官府对于农学知识的参与并不仅仅体现在编撰农书之上，组织官员校刻已有的农书也是一种参与活动，例如宋代中央政府便曾刻印过《齐民要术》与《四时纂要》，“宋朝天禧四年（1020）八月二十六日利州转运使李昉请颁行《四时纂要》《齐民要术》二书，诏馆阁校刊镂本摹赐。”[42]第二，以往的探讨过于关注中央层面，实际上，地方官府对于农书的编修与刊刻远比中央积极的多，像是明代最重要的农书《农政全书》，便完全是由当时南直隶与松江府官方在徐光启原本的基础上组织编修与刻印的，“《农政全书》，公经纶之一种。张大中丞与方郡伯两公，笃念民生，嘱陈卧子进士编次广传。”[43]1第三，官府对农业领域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农桑辑要》与《授时通考》中所记载的种植知识，从《农政全书》所反映的来看，维持农业生产所必须的“水利”与恢复农业生产所必须的“荒政”，也是官府应当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农家类下，也录有《救荒本草》《泰西水法》《野菜博录》等与水利、荒政相关的书籍，换言之，这些书籍也是一种广义的农书。
通过以上三点梳理，传统社会官府对于农学参与的图景便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笔者对于明代官刻农书的统计，当时的官员对于广义上的农书刊刻仍是相当热衷的，而且能够从内容的区分来把握这些官员的关注之处，见表2。
上表能明显看出，不是士人们兴趣所在的“花茶谱录”，而是具体指导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与指导官员与农民保持或恢复农业生产的“水利荒政书”，才是官府所关注的农书的主流。因此，笔者所言的“政治性农学”大概有三个特点：
第一，这种农学取向同样与技术性农学有着重合，实际上很多技术性农学文本也都是在官府的资助与参与之下才开始流通的。例如前面所言的《齐民要术》，它的初次刊刻正是在宋代中央政府的直接参与下完成，而该书在南宋的翻刻则成于地方官员：“绍兴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龙舒张使君，专使贻书曰：‘比因暇日，以《齐民要术》刊板成书;将广其传’。”[45]后来到了明代，该书流传复渐稀少，又是地方官员马纪出面刊刻了该书：“尔侍御钧阳马公直卿按治湖湘，获古善本，阅之喟然曰：‘此王政之实也。’乃命刻梓范民。”[46]官员除了刊刻这些技术性农书外，也会参与到技术性农书的撰写，例如袁黄在宝坻的治理活动中，便试图将江南的水田耕作技术引入北方，并将相关的经验撰写成《宝坻劝农书》，进一步传播相关的技术性农学知识[47]。
第二，这种农学取向也与兴趣性农学类似，有着较为独特的关注领域，那就是水利与荒政。传统中国社会，民间力量相对孱弱，类似兴建水利设施的大型工程，几乎都要依靠政府的参与才可顺利进行。荒政层面也是一样，由于传统社会“小农”的脆弱性，一遇较大范围的灾害，几乎没有自救的可能。因此，水利书与荒政书大多是作为“政书”而被执政者所重视的，但是这些领域关注的仍是一般农人的生活，故而在一些学者的眼中，这些书籍完全是“农政”范畴的。这一点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体现，是书一共六十卷，其中专讲水利的有九卷（卷十二至二十），专讲荒政的更是多达十八卷（卷四十三至六十），换言之，《农政全书》有近一半的内容都在水利与荒政之上，故而编者陈子龙有言：“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此编（指荒政），凡本朝诏令，前贤经画，条目详实，所以重民命而遏乱萌也。”[43]3-4
第三，政治性农学与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的根本差异，在于这一取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既有统治。这在那些水利书、荒政书的角度很好理解，因为对于官府来说，只有维持良好的地方水利运转，才能维持地方社会的生产，同时，在灾害发生之时，也只有通过较好的实行荒政，才能较快地恢复地方秩序。但是，其实在那些看似全然与政治无关的日用杂书中，官府仍是希望寓教化于技术的，例如《多能鄙事》這种日用杂书，明代河南布政使右参政范惟一刊刻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书中“巨细”之事对民众的规训，从而实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48]。因此，政治性农学本质上并不在乎技术的进步与适合与否，它更加关注一种农业技术是否有利于当前政府的统治。
五、结论：一种知识，三个面向
综上所述，本文从古典书目中的农家分类出发，重新检讨了传统农学体系的种种面向。根据笔者的分析，传统时代的农学知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进行探讨：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政治性农学。而且，这些不同的面向也可以从主体、内容与目的等层面进行概括，从而可以构筑一种自圆其说的传统农学体系，见表3。
当然，笔者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样的划分绝对不是静态的，由于主体的变迁，同样一种知识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与文本流动中展示出不同的意义与目的，即：一种看似单纯的农学知识，很有可能在流转、改造、接受的过程中演变出三种不一样的目的取向。因此，本文固然是为进一步理解传统农学提供一种较为切合实际的体系构造，但是，笔者也必须强调，以上的体系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它一方面能扩展我们对于传统农学内容的认定，另一方面也能让我们跳出既有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框架，去从不同层面把握古代自然知识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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