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名言范文第1篇
[摘要]列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帝国主义阶段和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下，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列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始终相信、依靠和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等主要内容。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背景；主要内容
[作者简介]赵波，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成敏，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四川成都610031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典论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核和灵魂，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段话集中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高概括。后来，恩格斯应朱泽培-卡内帕的要求，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认為，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格剖析和未来社会的科学判断基础上做出的。他们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努力把握未来社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然后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就是消灭“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同“传统的”一切与私有制相适应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全人类才会彻底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会实现。
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那样，首先发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得到了实现。无疑，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目标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的科学与价值问题，便成了无法避免的重大问题。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他根据俄国的基本国情，开创性地探索了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帝国主义阶段。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列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二、列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都源于历史时代所面临的深刻矛盾和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向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提出了重大的理论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究竟从哪里开始并取得胜利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还是从一国或少数几国取得胜利的问题。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完全突显。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美国和德国发展速度强劲，政治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世界已经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后起的强国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与自己实力相称的殖民地。战争必然削弱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力量，加剧本国人们的苦难，激起人民的反抗，使帝国主义链条上出现有利于革命的薄弱环节。但是，在第二国际已经分裂的情况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同时发生革命已经不可能。列宁从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出发，根据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全面深入的分析，果断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他认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后来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多国同时胜利论”的否定。列宁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国同时胜利论”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在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强调政治因素，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列宁的这一思想是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改变了长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社会主义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的观念。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俄国这样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便成了首要问题。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未来社会的理论，着重思考了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和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一方面，列宁反对脱离实践来谈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面对帝国主义的压力，列宁又希望能尽快完成过渡，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1918年春，列宁提出了“直接过渡”的思路，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大规模的外国武装干涉，列宁的“直接过渡”计划转向更為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认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可以完成“直接过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捷径。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严重干旱灾害，农民对余粮收集制严重不满，1921年初苏俄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激化。这时，列宁认识到，“直接过渡”，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苏俄的国情，不能解决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俄向社会主义道路过渡的曲折，促使列宁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从苏俄的国情出发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1921年初，列宁提出实行新的经济体制的构想，“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向‘围攻’”。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标志着列宁突破社会主义理论初定模式，开始探索在没有经过高度的资本主
义发展、经济文化落后的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网。1921年秋，新经济政策又进行了调整，列宁指出要“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1922年之后，列宁在总结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经验的基础上，对取得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论述和阐发。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帝国主义阶段和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历史背景。列宁在理清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理想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列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列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始终相信、依靠和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等。
(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是要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奴役，消除“物的依赖性”，实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讨论普列汉诺夫起草的两个党纲草案时，列宁针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中所提到的“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一语，他指出这句话“也不恰当。这不够。……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这会更明确些”。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党纲明确地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為社会主义的目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中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可见，列宁对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目标具有坚定信念，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长期的过程。
(二)始终相信、依靠和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
“相信谁、依靠谁、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宁始终相信“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认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把人民群众作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价值尺度和最终目的。列宁论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取消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但是个人的活动只有符合历史规律，而且汇合到人们群众的斗争中去，才能取得重大成果。列宁认為要充分激发和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列宁高度赞扬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创举，他认為它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
(三)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
集体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种比个人主义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列宁十分强调集体主义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阶层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同时，列宁论述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必须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关心个人利益，依靠个人利益，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為基础”，坚持“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
(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目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层面的价值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优越性。马克思认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恩格斯也提出，在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之后，“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所有人的富裕”、“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生活”实质上就是共同富裕。无论是在俄国民主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是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尽管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列宁始终关注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价值目标。1903年3月，他在《告贫苦农民》中指出：“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主义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1918年5月。列宁再次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的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使所有的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就是共同富裕，列宁认為这是社会主义应当追求并且能够实现的价值目标。1919年2月，列宁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工人，全体中农。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列宁深刻
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少数人致富的方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是在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通过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使人民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则是靠掠夺他人的剩余价值而致富。
(五)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目标
无产阶级民主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政治层面的反映。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和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主义价值的重要尺度。马克思、恩格斯从国家形态的角度论述了无产阶级民主。他们认為，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本质上是统一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表明：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即无产阶级的国家形态。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明确地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列宁认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的论述表明，无产阶级要通过夺取政权的斗争，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还要通过无产阶级民主来巩固社会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无产阶级民主也称之為“社会主义民主(劳动人民的民主)”、“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新的无产阶级民主”。
列宁认為，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是相同的。虽然更多时候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指称无产阶级的国家形态，但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都明确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结合，甚至把无产阶级专政直接称之為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民主。“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结合。“新型民主是目的，新型专政是手段。如果离开了新型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本质的特征。所以，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称為无产阶级民主制。”
(六)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目标
培育和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文化层面的价值目标。列宁指出，要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夺取政权之后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开展文化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合作化，是社会主义建设高度发展的关键。“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认為，要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必须给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务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能采取细致深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
列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列宁在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创造性发展。列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和内容，对提炼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责任编辑：青山]
列宁的名言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列宁;党内民主思想;政治自由;党员权利;民主原则
[作者简介]顾玉兰，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江苏，盐城，224051
为了全面而又准确地理解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必须对列宁在不同时期的党内民主思想进行系统考察。然而，就学界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比较多地关注列宁晚期党内民主思想(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毕竟列宁晚期对党内民主问题的思考更深刻)，而较少关注列宁早期党内民主思想，以至于难以把握列宁党内民主思想的演进轨迹和内在逻辑。列宁早期与晚期的党内民主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列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不断深化对党内民主的认识。其早期对党内民主的基本认识主要包括实现党内民主的政治前提、党内民主的核心内容、党内民主的基本要求三个方面。
一、党内民主以政治自由为前提
实现党内民主的政治前提，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列宁早期反复强调，在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必须始终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必须首先为政治民主制而斗争。为此，“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意思是说，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更需要实行集中制。实际上，也只有集中制才是可行的，而民主制则是难以实现的。正如列宁所说，在自由的政治条件下，我们党可以而且也会完全建立在选举原则的基础上。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对于参加党的成千上万工人群众来说，这是无法实现的。列宁认为，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党的公开活动的客观历史环境，特别是宽松的民主的政治环境，试图实行党内民主制，这是妄想。就此列宁提出“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可笑的”著名论断。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针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不顾俄国的现实情况空谈在党内实行“广泛民主原则”，他指出，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
当然，列宁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广泛的民主原则而教条地坚持集中制原则。他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深信，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事实上，在政治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列宁主动自觉地调整了党的组织原则，实行了民主的集中制。就此他在1905年11月为《新生活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论党的改组》中作了如下说明：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多数派”的拥护者，不止一次地说过，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条件下，“选举原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实际生活也证实了我们的话。但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一向承认，在新的条件下，在向政治自由过渡的情况下，必须转而采用选举原则。为了使全党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新的组织原则的必要性，列宁在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的改组》决议第一条就写明：确认民主(的)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的活动应广泛公布并遵守严格地作工作报告的制度。1906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又进一步指出：(1)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2)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固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2)只有在无法克服的警察阻挠和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等等。
由是观之，能否实行党内民主以及在实行党内民主过程中究竟是以民主为主还是以集中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条件状况，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政治自由，即是否有“处理全民的、国家的事务的自由”。
二、全体党员能够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党内民主的核心内容是全体党员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要真正实现党内民主，首先就必须使全体党员能够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列宁根据以下逻辑阐述了党员的平等权。他首先从党的纲领层面明确党应当一贯遵从的基本原则，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永远必须遵循的总的基本纲领，应当只是要求公民(不分性别、语言、宗教、种族、民族等等)的完全平等和公民的自由的民主的自决权。以公民的完全平等权和自由自决权为基点，列宁从不同角度具体说明了保证全体党员能够平等行使权利的基本路径：(1)党员可以充分发表不同意见。1903年，列宁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这样写道：当我们有了党纲和党的组织的时候，我们就不仅要热情地在党的机关报上辟出一定篇幅让大家交换意见，而且要使那些由于自己的不彻底性而去维护某些修正主义教条和由于某种原因而坚持自己的小组特点和个性的小组能够系统地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不同意见。1904年，列宁在谈及“关于不同意见的发言”时，特别强调指出，在历次代表大会的实践中确立了一条规则，根据这条规则，参加表决的人有权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2)保护一切少数派的权利。列宁一直主张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认为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稍微称得上工人党的党。但他不是机械地恪守这一原则，相反，则往往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经验出发，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同时，强调要保护党内忠实的少数派(反对派)的正当权利，并要求在党章中作出相应的规定。1904年，列宁在反思和总结党内危机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的全部经验迫使我们考虑少数派(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派)在我们党内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个经验教导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不满、愤怒和斗争，不再变成通常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自己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保护一切少数派的权利，既是避免党内无谓纷争和党的分裂的必要举措，也是确保全体党员平等行使权利的重要手段。(3)全体党员无例外承认党的纪
律、履行党员的义务。为了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消除一切破坏党的行为，列宁要求，全体党员不分上下都必须无例外和无条件地承认党的纪律。这不仅是加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迫切需要，也是党员平等地履行自己义务的必然要求。1904年，列宁在经典著作《进一步，退两步》中明确指出，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因此，在列宁看来，全体党员不仅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在义务方面也是平等的。义务平等，是全体党员平等权的重要体现。(4)全体党员讨论和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处理党内一切事务。使全体党员尽最大可能参与党内决策，这是党内民主的基本要求，也是列宁的基本主张。列宁充分尊重党员的参与决策权，强调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并指出，按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其基本要求就是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
三、整个党组织按民主原则建立
党内民主要求整个党组织按民主原则建立。按民主原则建党，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方向和重要任务。1906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总结中明确指出，在党实现统一之后，留下的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地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之后，在《让工人来决定》一文中，列宁欣喜地写道，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为了在党内真正贯彻民主原则，列宁进一步提出，一切党组织可以在符合代表大会意志的范围内对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提出异议和纠正中央委员会的偏向和错误的权利。
整个党组织按民主原则建立，意味着什么呢?(1)意味着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2)意味着必须让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3)意味着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在列宁看来，党内一切重要问题都应当进行广泛而自由的讨论。他曾明确指出，应该努力做到对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最广泛的讨论，应该要求全体党员以十分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些决定。如果我们是真正地、严肃地决定在我们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群众自觉地解决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报刊、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这样的讨论。只有这样进行讨论，通过决议，提出异议，才能形成我们党的真正的公众舆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善于随时表明自己的意见，用正确的方法把已经确定的意见变成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真正的党。(4)意味着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在列宁看来，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在这里批评和争论是必要的，只是批评必须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进行，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为了确保整个党组织按民主原则建立，列宁力倡从制度上予以保障。为此，他主张：(1)实行选举制度，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2)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尽可能每年召开一次(1907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五大通过的党章仍然规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3)实行党组织工作报告制，所有的党组织，尤其是所有的工人的党组织的两周报告制，对于巩固党的构成和组织上的团结，特别是对于根据有组织的工人人数调整党的代表名额(出席各次代表大会)，都会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列宁早期就能够坚持按照民主原则建党，积极探索党内民主的实现条件和具体路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所限，列宁早期对党内民主的认识是有限的。在实践中，他也只能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现有限的党内民主。事实上，列宁早期关于推进党内民主的一些设想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如党代会年会制，尽管写进了党章，但在五大与六大之间就相隔了十年之久)。然而，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推进党内民主的实践不仅可能且愈显必要。因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党内民主思想在实践基础上变得更为丰富。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晚期丰富的党内民主思想是在早期思考与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体现了列宁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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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胡彩芬]
列宁的名言范文第3篇
[摘 要]列宁就如何办好党报党刊并使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列宁认为党报党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舆论阵地；党报党刊必须坚持党性、人民性和公开性三个基本原则；要引领党报党刊积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报刊内容要具体且形象生动，报刊的分配要多向基层倾斜并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当今做好党报党刊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列宁；党报党刊；现实意义
列宁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同时也是出色的党报党刊编辑者。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列宁充分重视发挥党报党刊对于组织俄国无产阶级、宣传社会主义观点主张以及启发人民革命意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列宁把创办一份全俄政治报《火星报》作为建立革命组织的第一步，通过不断努力，不仅使该报的影响力扩展至全国，而且还以其鲜明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有效地表达、激起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该报成为名副其实的“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此后，列宁先后还创办或主编了很多党报党刊，如《曙光》、《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及《真理报》等。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中，列宁就党报党刊应坚持怎么样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如何办好党报党刊等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和思想。
一、党报党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指导思想是判断政党性质的一面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办刊方针是无产阶级党报党刊与其他各种刊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在革命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在1898年得以成立，但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统一，如何从思想上、组织上实现真正统一以满足革命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就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当时，工人小组林立，小报小刊盛行，各种观点和主张到处传播，思想界状况十分混乱。尤其是各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通过《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等杂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和攻击，严重阻碍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列宁认为“创办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这是当前运动的迫切要求，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2]因此，为扫清实现党统一的思想障碍，列宁参与创办的党的机关刊物《火星报》便应运而生。列宁认为，党的机关刊物《火星报》要与各种“经济派”、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等派别和主义划清界限。他明确地指出“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3]也就是说作为党的机关报必须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报刊的基本立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如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以及彼·司徒卢威等提出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等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流派和观点。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列宁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方针贯彻到党创办的机关刊物中，并就此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派别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忙于镇压反革命和经济建设，放松了对思想领域的关注。资产阶级及封建残余势力通过出版各种刊物、图书进行唯心主义宣传，乘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肆攻击，以引起思想舆论界的混乱。这一问题引起了苏维埃政权的高度警觉，为了加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改变苏维埃理论界在批判唯心主义思想言论和反宗教工作方面的软弱无力、战斗性不强的现状，使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1922年创办了旨在为开展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传的哲学和社会经济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列宁于1922年3月12日写下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充满战斗力量纲领性论著，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该刊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方针，发挥战斗唯物主义精神，有力地揭露、追击各种形形色色“有教养社会”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的哲学谬论，认清其真实面目、揭穿其唯心主义实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灵魂贯穿于列宁一生创办的各种党报党刊中，同时也正是因为牢牢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使得党报党刊在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中能够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保持战斗精神。
二、党报党刊应坚持的三个基本原则
从某种角度来说，原则就是指导思想的具体化。列宁认为，要办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报党刊必须坚持党性、人民性以及公开性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党性原则。所谓党性是指“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4]列宁认为，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党报党刊必须予以坚持的首要和基本的原则。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超阶级、超时代的主张和观点，无产阶级报刊反映的必然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必然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企图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就是折中主义的表现。在1905年《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就党的出版物应该堅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和说明。认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就是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来说，写作事业绝对不是个人的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5]在列宁看来，党性原则对于报刊来说就是其观点、思想以及主张等要符合党的基本纲领和策略决议，符合制定的党章以及各国党自身发展需要的基本经验。这从本质上也就必然要求党报党刊的“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6]列宁明确提出要善于将那些缺乏党性，“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7]清除出党，以避免党从思想上瓦解。同时还要加强党对图书馆、书店和阅览室以及出版物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使党性原则贯穿于无产阶级出版事业的全过程。
第二，人民性。人民性原则是指党报党刊要密切联系群众，将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意识贯彻到党报党刊的具体工作中去。党报党刊的人民性体现在其创办过程中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在1912年6月，列宁在《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一文中，就指出 《涅瓦明星报》、《真理报》这些工人报纸是怎么办起来的呢？是靠成千上万工人募集的几个钱办起来的。在其后《半年工作总结》中还对工人捐款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会有这些工人报纸的诞生。党报党刊人民性还表现在其必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列宁在《工人和<真理报>》文中明确提出了工人报纸是工人的讲坛，强调《真理报》是依靠工人支持而得以成立，应该反映无产阶级阶层觉悟和工人的见解和情绪、选举运动以及工人感兴趣的报道，使报纸成为工人的报纸。《在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深刻批判资产阶级报刊的反人民性，认为资产阶级报刊散布谎言和诽谤，毒化人民群众的意识；扼杀工人报刊，不准工人报刊对掠夺性战争发表自己的言论和意见，迫害反对战争的人，禁止他们集会。而在苏维埃政权下，俄国出版的工人报刊，是为劳动者服务，捍卫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8]同时，党报党刊的人民性要求要重视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在1922年《给维·阿·卡尔宾斯基》的信中，列宁强调作为党报党刊要重视群众的来信和意见，并提出要该报每两个月定期给列宁写信以汇报农民群众的基本情绪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公开原则。在革命初期，列宁就希望能够筹办一份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杂志，但是由于反动政权的迫害和打压，不得不经常将报刊工作转到国外或转为地下秘密发行。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列宁认为作为党报党刊必须坚持公开报道的原则，即“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正是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9]这是因为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在形式上保证了报刊的公开报道，但实际上这种报刊却受资本的支配，只是拿一些政治上的琐事供人们消遣，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以及政治生活中这种资本剥削劳动、压迫贫困人民群众的本质。而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只有通过公开报道，才“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10]其本质还就在于使人民群众能够真正了解到苏维埃日常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将这些问题交给群众评判并加以解决。列宁很好地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如在1921年《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信中，列宁就要求相关部门要非常认真地注意我们的经济计划实际完成的情况和数字，并且经常把这些情况和数字刊登在《经济生活报》上，以便大家公开地批评和审查。[11]
三、办好党报党刊的现实路径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已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其根本任务也随之从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这一时期的党报党刊工作并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一转变的需要，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还没有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12]旧的习气和思维方式还顽固地占据着苏维埃党报党刊阵地。面对这一突出现象，列宁认为，在新形势下要办好党报党刊就必须要积极引导党报党刊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其内容要具体形象以便于群众容易接受，同时要最大限度面向基层群众、服务于基層群众。
第一，党报党刊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革命取得胜利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巩固，政治斗争已经变得十分简单、明朗化，虽然还在继续但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作为党报党刊无需要太多的篇幅就能将这种斗争清晰地表达出来且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积极引导党报党刊实现转型，就是“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把报刊从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工具，从报道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从驳斥资产阶级谎言的工具，变成在经济上重新教育群众的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13]列宁提出尤其是要发挥好报刊在组织经济竞赛中的作用，利用党报党刊，使人民群众了解全国各地区、各公社的经济运行状况，再通过公开报道的形式，一方面可以把“那些不接受整顿自觉纪律和提高劳动生活率的任何号召和要求的企业和村社登上黑榜，把它们或者列为病态企业，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受审。”[14]列宁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完全可以使报刊的激励、教育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即鞭策落后者、激励先进者、教育人民群众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增强全体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使其更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列宁认为党报党刊的重要作用在于使各个地区和村社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能够进行相互比较，并且将那些做的好的地区和村社树立为典范，通过榜样的力量鼓励人民群众学习好的经验并加以推广，使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普遍提高。1920年，在《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这一重要文章中就如何着重加强党报党刊的生产宣传问题作了详细阐述。同年12月，还专门发出指示，要求《消息报》、《真理报》以及《贫苦农民报》等更多地改造成生产性比政治性更强的机关报和生产性报纸，加强报刊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内容要具体、形象生动，易于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列宁反对党报党刊使用抽象的语言和方式来谈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事物，也反对长篇空谈以及大而化之的写作方式，明确指出“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而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15]列宁特别希望党报党刊能够始终坚持用现实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具体事实和典型事例来教育群众。因此，列宁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选取报道的内容和素材：一是要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因为“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这里创造的新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16]这是列宁坚持党报党刊人民性的最根本体现；二是要重点报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实行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是很普通、很质朴、很平凡，但却代表着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真正的萌芽。如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等等这些设施，虽然由资本主义社会创立，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却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它不仅得到普遍推广，而且获得完全公益的性质，不再成为资产阶级的特权。又如粮食收购、蔬菜业发展、铁路运输、燃料供应等等这些工作是列宁认为最容易为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所理解的事物，对于此党报党刊就应该给予更多的报道。三是要使报刊语言的表达方式更加通俗易懂，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党报党刊是宣传党的主张和教育人民群众的工具，它面对的是千百万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普通人民群众，因此必须使报刊语言表达方式通俗化，采用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列宁强调指出的是通俗化，“但决不能庸俗化。不要降低水平迁就落后读者，而要不断地——十分谨慎地、逐渐地——提高这部分读者的水平。”[17]
第三，报刊的分配要向基层倾斜，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报刊完全被资本家所控制，报刊的创立、发行以及运作等整个过程都受资本的左右，广大人民群众一无所有且又缺少知识，因此，出版自由对于普通人民群众来说是虚假的、毫无意义的，人们的阅读权利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列宁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在取得政权后就提出“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应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18]这也是列宁为消除资本对出版的控制和压迫，实现社会主义政权出版物能够真正服务于民而采取的重要措施。革命胜利后的俄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纸张缺乏，印刷机器陈旧不堪，厂房遭到毁坏，这就导致报刊的发行难度加大，总数不多。因此，合理分配和严格节约报刊就成了苏维埃政权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任务。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工作做得并不尽如人意，根据当时“中央出版物发行处”提供的数据显示，党的三种机关报《消息报》、《真理报》、《贫苦农民报》基本上都被中央机关和政府部门占据，而处于一线工作底层人民所分配的报纸极少。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张贴用的报纸，即给最广大人民群众看的报纸，少得惊人。供给首都‘各机关’等等的报纸——大概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军人和非军人）侵吞和官僚式地使用的——则多得惊人。”[19]列宁认为基层人民群众求知欲强，希望获得文化、新知识，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就必须保证有书刊可读，因此“必须不断努力做到使报纸和书籍通常只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给合理地为全国，为广大工人、士兵农民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20]使这些报纸能够具体地分发到普通人民群众的手里。只有更多地向基层倾斜，才能使党报党刊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效应实现最大化。
四、列宁党报党刊思想的现实意义
列宁党报党刊的思想是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工作中紧紧围绕如何办好党报党刊这一中心问题所形成的基本经验和理论总结，其思想中包含了许多超越时代局限且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思想和观点，这对于我们今天做好相关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党报党刊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是党发声的主渠道，也是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主战场。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列宁都十分强调党报党刊的政治属性，提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党对党报党刊的领导和监督。毛泽东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政治家办报”核心思想，并就如何办好党报党刊作了大量的探索。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逐步发展，利益分化趋势日趋明显，社会思潮逐渐活跃，新闻舆论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对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思想整合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一些由党主办的杂志和刊物中出现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和观点，“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现象时有发生，如某地方日报时事评论员居然公开发表长篇大论的反共反毛言论，甚至还有党内学者公然附和，在党的舆论阵地中唱着反党的论调，使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面临重大挑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21]因此，党报党刊作为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就必须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党报的党性、人民性原则体现到党报党刊的实际工作中去，体现到党报党刊的具体内容上来，把“政治家办报”这一核心要义落實好，不得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正能量。
其次，要从政治高度认识到党报党刊的重要性，使其主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早在革命的初期，列宁就提出要通过创办无产阶级政治报纸来传播革命思想、表达工人阶级主张，以及进行政治教育以争取更多政治同盟者。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无产阶级越来越赋予党报以更多的组织功能。列宁将报纸的作用比喻成为脚手架的功能，指出要“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22]并使其最终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为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提供基础。在列宁的努力下，《火星报》编辑部不仅成为当时党的思想中心而且也成为党的组织中心，为实现党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列宁创建和领导的党的机关报如《前进报》、《真理报》都出色地发挥了这一革命组织功能。列宁强调党报党刊要随着党的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凸显自己不同的职能，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党报党刊必须致力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十分紧迫，作为党报党刊必须牢牢扣住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发挥好价值引导功能和社会力量整合功能，积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最后，党报党刊要转变文风，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站在什么样的视角、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党的观点和主张是考验党报党刊能否办成功的关键环节。在文风上要力戒“假、大、空”，脱离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定要搞清楚“群众对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群众对这些目的究竟怀有多大‘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3]从报道内容上来讲，一定要使其内容能够贴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来凸显党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加强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力度，善于从平民视角来分析当前的一些重大事件。善于开展调查实践，多用事实说话，增强报道的说服力。从报道方式上来说要由一元转向多元。改变传统办报模式，不断调整和转换办报的思路和方式，要善于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高科技传播手段，以更加快捷、便利、经济节约的方式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要，从而能够更普遍地掌握人民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语言表达方式上来看，要注重灵活运用语言艺术。语言艺术、语言风格至关重要。要改变以往那种千篇一律的语言风格，提倡个性化、有鲜明特色的用语模式，力戒呆板、模式化的报道，使报道更加新鲜、活泼、生动，人民群众能够更加易于理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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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责任编辑：卫令海）
列宁的名言范文第4篇
[摘要]文章通过对列宁“政治遗嘱”中五篇文章在经济、文化、政权、认识论等方面的论述，揭示了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升华，其中的精华部分对于指导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列宁；“政治遗嘱”；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丁宁，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广西桂林541004
[文献标识码]A
十月革命以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仍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特别是反革命势力试图通过谋杀列宁，妄图推翻新生的政权。在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前往赫里逊工厂时被蓄谋的破坏分子刺杀，严重受伤。由于工作的压力，1922年5月和12月两次中风的列宁已处于瘫痪状态。而身体上的病痛，挡不住列宁对国家命运的思索，住院期间，他通过口授的方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写成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论文是列宁总结6年多自己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所写，是对党和人民的嘱托，因此被称为列宁的“最后遗嘱”或“政治遗嘱”。“列宁是在1924年1月过早逝世的，年仅54岁。可以说，列宁没有年龄意义上的晚年，而列宁晚年就是指思想发展阶段上的晚年。”
“最后遗嘱”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向和平建设过渡时期，列宁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再思考，其中涵盖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权建设任务等方面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是建设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后尝试。
一、经济建设
“最后遗嘱”关于经济建设任务是在《论合作社》中大量论述的。这是1923年1月4日和6日根据列宁口授整理写成的一篇文章；同年5月26日和27日发表在《真理报》第115号和116号上，后来被称为列宁关于合作化计划的代表作。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全面系统阐明了如何通过合作化把千百万小农引导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
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年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商业的基础上，找到了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台阶”或形式，即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根据自愿和与国家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私人买卖”，把在经济上和需要上有着各种个人特点的独立小生产者联合起来。合作制政策的施行成功，使小农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农经济易于在相当时期内，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列宁也认为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因此，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着重论述了合作社的组织条件、作用及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等，是对苏维埃俄国条件下的“合作社”的一次全新认识，表明了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在经过十月革命以来的艰苦探索之后，终于开始突破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模式，他如是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一语破天惊的论断是列宁晚年思想带有结论性、总结性的概括。
这个论断的产生是有充分论据的。首先，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作制的性质。“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在此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同时也承认了在一个经济落后、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在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多种经济结构并存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必然举措。另外，合作社的性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取决于政权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生产资料全部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组织了。
其次，在谈到组建合作社的条件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国家领导和管理合作社的内容和手段时，列宁认为“正确坚信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的人们曾合理嘲笑、讥讽和蔑视过的那种社会主义，现在使居民尽量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另外，他也认识到“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这些都说明在当时已经有充分的条件能够组建合作社，而且也是“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最实际的方法。这些也都说明当时苏维埃政权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都给予了支持。“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拨给重工业等等的一样。”
最后，列宁指出了合作社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大学校”。在《论合作制》的开篇，列宁就指出：“我觉得我们对合作制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这些论述虽然有一些绝对，但我们能看出把合作社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基本形式，作为苏维埃俄国特别加以支持的一项社会制度加以肯定，理解为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或途径。在《论合作制》的最后篇幅，列宁更是大胆提出了合作社与对农民的文化工作的关系以及合作社开展文明经商的措施和意义。合作社的建成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引导，也需要农民以及商人合作共同完成。
二、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任务在苏维埃国家刚刚诞生的日子里就被列入社会主义改造纲领之中，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向和平建设过渡的时期就已成为重要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的落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列宁认为，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日记摘录》是列宁于1923年1月2日在病中口授，且发表在同年1月4日的《真理报》第2号上的文章。一方面，针对俄国文化落后的情况，列宁特别强调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把着眼点放在大力普及和发展国民教育上。可以说，初级国民教育是国民的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最根本的、最有战略意义的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国民初级教育。然而在俄国，由于沙皇政府长期实行等级制和
农奴制政策，文化教育水平陷入极端落后境地。俄国成年居民有75％以上不能读书识字；城市工人40％以上是文盲；而在农民中不识字的人则占有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达20％。1923年初，抱病在身的列宁，看了1920年人口登记资料基础上编成的《俄国识字状况》一书和《日记摘录》中1897年及1920年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的数字指出：“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2](P676)这表明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改革尚未完成，俄国仍然处于文化落后的状况。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发展国民识字教育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而又最根本的、关键性的措施，明确指出了最为迫切的工作之一：“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少得简直不像话。”
另一方面，列宁认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不仅在经费上，而且在人力上也应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强城乡文化联系。当时，俄国农村文化教育非常落后；为了加速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列宁就向城市工人建议：“能不能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当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都能够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时机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要求呢?”在最后，列宁指出：“只有当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文化问题一作者注)，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它并实行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前进(那时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百倍迅速地前进)。”
三、政权建设
在关于政权建设方面，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两篇文章中作了集中论述。《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列宁在病中用七天的时间口授的文章，是关于改造工农检察院、改革国家机关的重要著作。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集中全力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叛乱，大部分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工人积极分子离开所在的工作机关，前往军队参加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少机关只有很少的党员甚至没有党员留守。因此，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国家机关进行根本的改造；同时，由于俄国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国家机关不得不接收了几十万沙皇政府留下来的旧官和职员，因此，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盛行，往往对抗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列宁曾多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改革国家机关，并领导改组国家监督机关成立工农检察院，以督促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工农检察院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仅工作人员就一万二千多人，工作效率不高，没有威信等。为了使工农检察院真正成为模范机关，1923年l－2月间，列宁虽然病情较重，仍口授了《怎样改造工农检察院》一文，作为向即将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不久，列宁又口授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作为《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的补充。
列宁首先从俄国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批评工农检察院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的错误，指出：“要特别认真地整顿国家机关。”因为，一方面，国家机关存在许多“即使不令人厌倦，至少也非常可悲的缺点，这些缺点根源于旧事物，旧事物虽然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还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另一方面，苏维埃制度中好的东西“只是匆忙地抓起，还没有被理解领会和被实践证实”而巩固下来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习惯中。在改革国家机关“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列宁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文化的改变是更深层的改变；旧事物是否真被消灭、新事物是否真有了成就，要看它们是否深入到文化、深入到日常生活习惯之中了。国家机关改革本质上是个文化问题，而“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列宁还谈到怎样选拔人才改造工农检察院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强调：“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察院的职员”，从中选拔各种各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另一方面，改革国家机关、监督检查工作不力是列宁晚年极不满意的问题之一。按照列宁的权力制约思想，在苏维埃俄国应当建立起一套白下而上的监督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相对独立的最高监察机关。这个机构将由优秀的工人和农民组成；具有对党政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的权威；它的工作人员要直接参加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立法、执法活动。不仅如此，还要扩展监督主体。列宁从新的高度提出了人民监督主体作用的问题，要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即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发掘新的力量来充实监督队伍。另一方面，提升党的监督机构的法定地位，以党内监督完善党内自我监督机制。列宁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建议，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而且，这些中央监察委员有权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向任何人提出质疑，“不管总书记，还是某个中央委员，都不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这些都说明，列宁很重视监督体系的建设，中央监察委员会被赋予特别权力，从而保证了它拥有并且能独立行使对同级党组织及其领导者的检查权、查处权等。这对于当时苏维埃俄国加强党内监督、搞好民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读列宁的“政治遗嘱”，笔者不禁对列宁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感想颇多。列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论思想，同时也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达到了最为深邃的程度，具有了最为完备的形态和最为丰富的内容。
列宁十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新情况、回答新问题的方法和武器，特别是列宁所面对着的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状况都已经把认识论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色彩最浓、哲学性最强的要数《论我国革命》了。这篇文章是列宁口授的最后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堪称“政治遗嘱”的根基，在最后一组文章中起着统领一切的作用。它的构想虽然最早但完成却近于最后。为了完成这篇文章，列宁忍着巨大的病痛翻阅了苏汉诺夫《关于革命的札记》第三、四、七篇，并于1923年1月16日～17日口授了这篇批评苏汉诺夫的著名文章。它的特殊地位不仅在于它是列宁最后之作中特别着力的一篇，而且还在于它以非常浓缩的形式结晶着列宁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第一，运用一般原理与具体特点相结合。这一基本原理贯彻了列宁毕生的理论、实践活动，在探索落后俄国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凝结在《论我国革命》中的列宁认识论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不仅对于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建构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及其他一切问题，也都有十分重大意义。第二，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这一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基本思想，而列宁根据时代的特点，大大地发挥了这一观点。特别是他在思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强调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反对把西欧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看作是惟一模式，这一观点也是列宁“政治遗嘱”中最为新颖、独特且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之一。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指出：“俄国是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推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超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的革命”。这一完备的思想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列宁建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结论，而且该被看作是他用以建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并对我们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认识一切社会问题的认识论指导。最后，理论与实践结合。列宁在最后的“政治遗嘱”中针对那种从书本中讨生活，因而不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庸人，强调“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他针对那种对社会主义缺乏深思熟虑的人，强调要“七次量衣一次裁”。所谓“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就是强调要尊重实践，勇于实践；所谓要“七次量衣一次裁”就是要强调理论思维要反映实际，合乎实际。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使列宁在认识并指导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表现出了无比的创造性，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综上所述，列宁“政治遗嘱”中的这些思想不仅在整个人类学说的发展史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也是具有独特地位的。展开来认真地研究这些思想，把握住他的思想精髓，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周志华]
列宁的名言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文化发展已进入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热度有些异常，其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甚至超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影响。面对这一境况，须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思考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之“矢”是否能射中国现实问题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究竟应如何理解与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与联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是对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欧社会革命失败进行反思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的使用率都很高，常常并用、互用和混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正确结合的结果，也是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更符合中国实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个名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过中国化之后的理论成果。学术界敞开怀抱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解释和理由：
概括来说，不同点为：(1)二者形成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同;(2)西方马克思主义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重学术意味;(3)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更为彻底的批判精神。
相同点： (1)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和方面，因而它们之间又存在若干相似之处。(2)从理论角度来看，中国马克恩主义哲学界近年来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诠释与理解，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马克思哲学观的解读几乎是同时展开的。(3)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都将面对新的问题转向，因而在范式上有可能产生更大的通约。
总之，西方马克恩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学术背景中展开平行的比较、对话甚至部分融合是完全可能的。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借鉴
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学术背景中展开比较、对话与借鉴融合不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分析西方马克恩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未来研究的共同问题域与不同关注点，二者的源头都是马克思主义，而对未来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互通性和共同域。
其次，通过对比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传统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理论形态的异质性，映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独特的现实发生与理论生成。
再次，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其合理因素来审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国内学者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加“近水楼台”，他们掌握的资料也更加全面，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不可否认。
最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吸收一定营养元素，融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中，以此大大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会在两个方面有所启示。一是理性思考的态度。二是贴近现实的精神。
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其研究的基点还是应该落到现实上来。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现实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引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思想闪电”，脱离开现实性与实践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价值的无知和亵渎。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以中国的发展为本，以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及其现实条件为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本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客观任务。理论工作者应把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愿望与激情，落实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结上，落实到中国实践进程中的矛盾认识和现实发展上，这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有的责任，也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基点和出发点。
总而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在继续，也需要拓展与深入。希望广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者更加深入学习推进学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振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H].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徐崇溫.西方马克思主义[H].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N].深圳特区报.1999—08一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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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 .人民出版社，1981.44.41.
[7]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 32—23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