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运用传播学理论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宣传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之所以在宣传党的战略方针、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和瓦解打击敌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与当时历史条件下广播这一新媒体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契合了传播学规律，即信源的可信性、权威性和恰当的劝服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延安新华广播；宣传功能；信源；劝服方法
一、延安新华广播的宣传作用
1940年12月30日，从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发出了一个响亮的、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这声音向全中国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了。
特殊的战争时代赋予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重要的宣传使命。它密切配合当时形势，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打破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舆论垄断。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和瓦解打击敌人的重要作用。延安新华广播的强大宣传作用与其明确的定位和采取的符合当时形势的宣传策略有密切关系。
1940年冬，电台试播的前一天，朱德骑着马来到王皮湾视察时说：“电台就要播音了，这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首长很高兴。同志们!目前的战争形势很紧张，希望大家克服困难，艰苦创业，一定要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团结起全国亿万人民大众，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奋斗!”1941的4月1日，朱德总司令前来参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讲，“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是团结人民，宣传真理，打击敌人的武器。”朱德总司令的讲话即是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定位与宗旨的明确表达。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台后，和当时的革命报刊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传媒系统。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报道我抗日军民的英勇事迹，被进步学生誉为“黑夜中的指路明灯”。同时它还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进行了充分揭露，并有力回应敌方电台蛊惑人心的宣传，以正视听。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新华日报》报道事实真相受到阻挠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及时、反复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和有关新闻报道，揭露蒋介石国民政府屠杀新四军的破坏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径，传播了正义的声音。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电台广播工作的指示》中强调说“电台广播是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延安新华广播强劲的宣传攻势使国民政府当局十分恼火，惊恐不安。1941年3月至7月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每日指定专员收听，逐日俱报”。并多次布置河南广播电台“就近干扰”。
1946年夏季，中国上空内战阴云密布。延安新华广播使国民党统治区渴望独立、和平、民主的人民了解了时局的真相，看到了希望。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就是由于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经常收听延安台的广播，认清了国家的前途，决心脱离内战，第一个驾驶飞机起义到达延安的。1946年9月，在延安新华广播恢复播音一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题为《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文章说：“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的广播工作同志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得到巨大的成绩。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作了极重要的贡献。”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延安新华广播宣传作用的传播学解读
如上所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自诞生之日起，便积极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前线战场的战况讯息，大长革命军队的威风，灭敌人的士气，充分发挥传媒的宣传功能，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的胜利、革命的成功作出了特殊贡献。
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发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发挥传媒的宣传功能过程中之所以能取得较强的传播效果，是与广播媒体的特点、信源的可信性及劝服艺术的运用有密切关系的。
(一)广播媒体的特点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充分发挥其宣传功能
加拿大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eLuhan)认为“媒介即讯息”，就是说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开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当时人们获取信息、认清时局、作出选择提供了新的途径。广播媒体与报纸媒体相比较，有快捷、生动而富有感染力和能够承载个性化传播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在发挥宣传功能时，更容易引起人们兴趣和关注，产生感染力、影响力，保证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宣传效果的充分实现。
无线电广播在战争年代显得特别重要。革命导师列宁曾称赞无线电广播是“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并在给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的信中提出要求：“发展无线电广播，使整个俄罗斯都可以听到莫斯科当天读的报纸，这件事十分重要。”中国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的报刊、通讯社的宣传在时空上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需要。特别在敌伪的封锁下，共产党的报刊与宣传品很难到达大后方与沦陷区，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建立，打破了敌伪的舆论封锁。广播的消息播报或节目制作都要比报纸程序简单，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年代，电波传送消息突破了报纸发行中的种种限制。所以它的快捷顺畅的特点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传播前线战况和时事新闻时比报纸更加迅速及时，更加有穿透力。它使大后方与沦陷区的广大群众能够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政治主张与某些事件真相，了解战争形势与政治动向、社会动态，大大激励与鼓舞了亿万军民的爱国抗战热情。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就是首先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在当时的信息极度匮乏条件下，人们对前线战况和时事新闻是充满期待的。早一点知道胜利的消息、早一点了解时局变化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鼓舞信心、凝聚力量的作用。
广播是以声音传送信息的媒体，播音员对信息的播读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工作，可以融入理解、融入情感。所以广播的信息传送是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这一特点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传播军民英雄事迹和讲述革命故事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承载着深厚感情的声音传播，更容易打动人的内心，影响人的认知，激励人的斗志。此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还在活跃军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用电波送出了许多激励斗志和弘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革命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等。
广播能够承载个性化传播这一特点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发挥其宣传功能时运用得非常充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诞生后，党中央领袖人物曾多次走入播音室，对着麦克风发表时局见解、进军命令、新年祝词等，解放区人民闻其声如见其人，备受鼓舞。每次重要讲话都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号召力。有资料记载：1947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广播电台和《解放日报》写下了向全国同胞庆贺节日的《新年祝词》。这一天，朱德也赶到裴庄，在电台的播音室，对着麦克风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七年的十大任务》的讲话。最后，他站了起来，捏紧拳头呼喊口号：“中华民族万岁!”“祖国的独立万岁!”“国家的和平民主万岁!”他的激情而充满信心声音，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元旦过后，各地胜利的战报便像雪片般飞向延安。
(二)从信源的可信性及劝服艺术的运用分析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宣传策略的效果实现
霍夫兰(Hovland)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传播过程中，信源的可信性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传播者可信度与传播效果成正比，可信度越高，劝服力越强。以宣传为特征的传播活动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人们首先要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作出判断。可信性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包括是否诚实、客观、公正等品格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即传播者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本身就是党的喉舌，党中央对初创的延安新华广播十分关心和重视。在1941年五、六月间党中央连续发出通知、指示，表现了对人民广播事业的极大关怀。毛泽东指示说：“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中共中央书记处强调：“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中央宣传部的文件则进一步阐明在当前形势下建设和发展广播事业的意义和作用：“发展通讯社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在党的宣传统一政策下，改进现有通讯社及广播事业工作。”当时的革命报刊对延安新华广播的宣传，也有效提升了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试播成功后，1949年1月16日《大众日报》第一版作了报道。以后《新中华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也都作了报道。他们号召各根据地“备有收音机者，可赶快按时收听，借以收罗一切正确真实之新闻材料，并可粉碎敌伪投降派所进行之欺瞒国人之一切虚妄宣传也。”以当时的党群关系而论，相互之间有很高的信任度。党中央对延安新华广播的高度重视及党报对延安新华广播的褒扬宣传，对建构其在解放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可信性、权威性有巨大作用。当时人们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消息是从不置疑的，把播出的社论当作指明方向的灯塔来理解和接受。所以，延安新华广播播出的内容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还进一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实现了较强的宣传效果。
霍夫兰研究结果还告诉我们，传播技巧在传播活动中的恰当运用有助于传播效果的实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我国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还谈不上自觉运用传播技巧实现最佳的宣传效果，但事实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挥其宣传功能的诸多做法却’与霍夫兰研究成果带给我们的启示正好吻合。
首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进行舆论宣传时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导向清楚。当时广播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革命故事等。
1943年春，由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广播发射机零配件损坏，不得不暂时停止广播。1945年8月中旬，在抗日战争的胜利声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第一天播出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一系列对日寇全面大反攻的进军命令。这在当时产生了显著的宣传效果，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它之所以产生良好宣传效果，是因为契合了传播效果实现的规律。霍夫兰对“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何者传播效果更好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对受众原来就倾向于接受传播者的观点，简单明白地给出结论能使他对问题的认识更清晰准确，有助于其坚定立场。
其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进行舆论宣传时对象性强，明确的针对性收到了良好的劝服效果。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对解放区人民广播时，多以党中央领导人讲话、战地捷报、群众文艺节目为主，收到了增强人民信心，鼓舞军民斗志的宣传效果；而对国民党广播时，多以晓以利害的心理攻势内容为主。1948年秋冬的淮海战役中，毛泽东主席亲自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在《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中播出，起到了极大的分化瓦解敌军的作用，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听了陕北电台的广播宣传，纷纷向人民投诚。
第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进行舆论宣传时“理智型劝服”与“情感型劝服”并用，收到理想宣传效果。
媒体在进行舆论宣传时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冷静地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另一种是主要通过营造某种气氛或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来感染对方，以谋求特定的效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送的一些革命报刊的社论就是用充足的事实依据、严谨的逻辑阐述宣传内容，以说理的方式宣传党中央决策的正确性。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重视“理智型劝服”的同时，更加重视“情感型劝服”，因为一般来说，情感型劝服比理智型劝服更加有效。正如施拉姆所言，“大量实验表明，动感情的呼吁较之逻辑的呼吁更可能导致态度的改变”。特别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更容易与富有激情的演讲产生共鸣，更容易被革命战士的英勇事迹所打动，所以党中央领导人的广播讲话便产生了强烈的感召力，革命战士的英勇事迹更是唤起了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革命斗志。
综上所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宣传党的战略方针，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历史使命。它借助广播新媒体的特点和顺应传播效果实现的规律，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目前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广播如何才能有效、有力地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整合并引领人们的价值观念，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再立新功，我们除了对延安新华广播时期宝贵的历史经验进行借鉴而外，更需要结合新时期的新特点对广播事业进行改革创新。
传播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传播模式的不断创新，微电影广告作为电影与广告、艺术、科学的跨界产物进入了受众视野，让观众在内容海量的传播环境中眼前一亮。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形态，微电影广告除了出色完成广告目标之外，为广大受众创造了无限的遐想空间，达到了病毒式的广泛传播效果。文章以益达“酸甜苦辣”系列广告为例，分析微电影广告的传播特点及传播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微电影广告营销策略和传播方式的深入分析。
[关键词]微电影广告；碎片化；策略；效果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3.138
1 引 言
在信息时代，中国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来自“碎片化”的消解，电视电影行业也不例外，其内容、受众及渠道正在面临解构和重塑。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传播模式的不断创新，微电影广告作为电影与广告、艺术与科学的跨界产物闯入了受众视野，让观众在内容海量的传播环境中眼前一亮。它创造性地将具有自由感和故事性的微电影与广告营销相结合，突破了传统植入广告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局限，在当前繁多的广告类型中脱颖而出。
微电影广告作为新媒体广告的一个分支，是营销观念导向性转变的产物。微电影广告在当下的互联网世界盛行，除广告主体广告内容方面的诉求，还受到互联网自身传播的特点影响。互联网传播本身便有裂变式传播的特征，传递信息的速度非常快。网络个体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自媒体，并在自媒体这个平台上在评价信息和传播信息。网络口碑传播具有真实性和可行度比较高的特点，其改变了以往广告自说自话的方式。并且口碑传播本身利用的便是人类进行信息传播的天性，投资回报率以及传播到达率都会有很大的提高，仅仅需要进行一次制作和投放，花費一次的费用，便能够很好地进行传播。
益达微电影广告“酸甜苦辣”是很有代表性的微电影广告。它用6分钟时间讲述了机车骑士（彭于晏饰演）和加油站女工（桂纶镁饰演）在敦煌沙漠相遇，并开启了他们爱情旅程的故事。这六分钟又被分成“酸”“甜”“苦”“辣”四个部分，按照次序在互联网平台上逐个发布。2011年，这一系列的微电影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后，迅速引起巨大反响，受众点击率超500万。同时引发了民间和学界业界的热烈讨论。很多网民被这一系列的广告的故事性所吸引，甚至有人把它当作“连载”来追，希望能够有后续的故事，其主动观看的意愿非常强烈。在由新浪和广告门联合主办的“2011首届微电影节”中，益达系列微电影更是取得骄人成绩，一举斩获“最佳微电影形象代言”金奖。
2 综观“酸甜苦辣”的传播策略
2.1 以“人生百味，酸甜苦辣”为主题的爱情故事吸引目标受众群主动收视
这支广告中包含了温馨甜美的爱情故事、优质人气偶像以及良好的场面布景，能够满足青春影视剧成功的相关要求，也能够将网络用户主动的观看和搜寻广告的需求激发出来。根据市场调查可以发现，口香糖主要消费者大多为年轻群体，其年龄主要分布在16岁到30岁之间。并且益达在进行广告主题选择的时候，选择的是年轻男女的爱情，这一主题和消费者的人生阶段以及相关的感悟是相契合的。这个广告在确保消费群体愿意主动观看的同时，还能够将消费者的情绪激发起来进行二次的加工，让消费者从故事当中有所感悟和启发，甚至能从中找到自身的共鸣，将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经历与自身情感体验相结合，进而增强亲近感和接近性。这些情绪最终被添加到品牌中去，有利于广告商树立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以及培养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另外，两位演员彭于晏和桂纶镁也是受欢迎度很高的艺人，有一定影响力和“吸金”能力。他们二人背后也各有其庞大的“粉丝”群体。这些“粉丝”是不可忽视的主要的口香糖消费群体，他们完全有可能为了心仪的偶像而购买与偶像相关的产品。根据传媒的二次售卖理论，益达选择高人气艺人拍摄影片，意在将其背后庞大的“粉丝”群体转化为现实的消费群体。
2.2 电视+网络组合投放，多元传播矩阵协同发力
这个广告中比较短的“酸”和“甜”在全国256个城市电视台中播出，并且“苦”和“辣”也出现在了网络食品广告中。另外，几家全国性的、有影响力且掌握巨大受众资源的视频网站如优酷、土豆、PPS、新浪视频和益达官网也陆续播出了这四段故事。从其投放行动中，我们可以发现益达选择的是传统的TVC+视频网站传播的组合和媒介策略。广告的核心理念和既定目标也是“关心”，即关心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诉求，重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求，从而制造出消费者对产品的好感和信任，最终赢得对自家品牌的忠实和信赖。在对传播效益和广告投入性价比进行全面考虑的情况下，益达将互联网和电视媒介很好地利用了起来，二者之间也形成了相互补充和共同发力的关系，形成多层次的传播格局，从而形成了传播矩阵，提高了其传播广度和热度。
2.3 “再分拆”提升传播效能，增加产品、品牌曝光度
益达广告本身便是一个爱情微电影，时长在6分钟左右。将其拆分成四个部分，不但能够让广告的投放更加灵活，还能够更好更方便地进行传播，提高品牌的实际曝光度。
首先，对其进行拆分能够很好地把握电影广告本身“微”时长的特征，确保观看的人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接受广告核心方面的诉求。一支广告的时长保持在一分多钟，这一时长既能保证完整地讲完故事，又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和好奇心，使其不会刚看了开头就关闭页面或者换台。其次，这个故事分拆也增加了广告中益达曝光的实际次数，并且观众也不会出现异质感。统计数据显示，本系列微电影总时长为318秒，其中进行产品表现的情节或者镜头长度为66秒，仅仅是总长的1/5，并且益达8次作为故事情节出现在微电影中。这种拆分方式能够给产品多次出现提供方便，避免出现过度重复的情况。“过度重复”是微电影广告在拍摄过程当中必须避免的，因为一味增加产品的出现次数和曝光度有可能引起向观众的不适和反感，进而造成适得其反的传播效果。适当曝光产品能够加深消费者印象，避免出现微电影广告结束，消费者还不知道广告内容，或者是印象模糊的情况。广告的目的在于通过传播，激发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进而促成购买行为。因此不能将广告表现产品和故事相分离。
在“酸甜苦辣”系列广告推出后的8个月内，调查显示，消费者对“益达”这一品牌的诉求认知增长了40～50个百分点，后又斩获亚洲实效营销金奖、艾菲实效营销金奖、微电影金瞳奖等诸多奖项，这无疑又给商业微电影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增强了业界的自信心，鼓励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微电影的传播方式进行产品推广。这些结果表明快消品用故事和情感同样可以取得良好传播效果，赢得市场青睐。
3 结 论
总之，与传统广告传播方式相比，微电影广告传播方式具有便捷化传播、低廉化运营、软性化宣传、准确化定位、整合传播渠道的优势。微电影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不但是因为其和全媒体时代广告传播方式相适应，还开辟了新的广告行业策略，并逐步成为广告制作与发布的新方式。只有确保受众定位的准确，进行微电影内涵的挖掘，才能够确保微电影广告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张伟强.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微电影刨新性品牌塑造与传播方式[J].大众文艺，2012（20）.
[2]李照.论微电影的广告营销成长策略[J].今传媒，2012（6）.
[3]康初莹.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微电影广告发展探讨[J].新闻界，2012（15）.
传播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媒业受商业化的侵蚀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随着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引进，媒介批评逐渐成为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媒介批评观念逐渐获得新闻界广泛认可的背景下，在对媒介批评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部分新闻学刊物和学术专业网站等尝试开办“媒介批评”栏目，开展较为专业的媒介批评实践。就新闻学杂志而言，《新闻界》杂志在2004年开辟了媒介批评专栏；1999年开辟“报刊批评学”栏目的《报刊之友》在2004年改名为《今传媒》后仍然不定期设立有媒介批评栏目；2005年7月，更有一本定位于“对各类大众媒介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学术性期刊”的《媒介批评》刊物面世；在《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杂志上也常能见到开展媒介批评实践的文章。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被大量引介到中国。经过20多年的研究、沉淀，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逐渐消化、吸收了其中许多观点和方法，并自觉不自觉地将之运用到新闻传播的研究和实践之中①。当前方兴未艾的媒介批评也自然体现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当前的媒介批评？这种影响在不同媒介批评者群体中又有无差别？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材料主要用以论证、说明哪些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认识我国当前媒介批评的学术品质和基本风格显然不无积极意义。而选择我国当前较有代表性的媒介批评样本，对这些样本中明确引用以作为论据或判断标准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即探讨近年来我国媒介批评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无疑能够为探索和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一个较为简便的切入点。
本文选取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媒介批评”专栏中所有文章作为分析样本。《新闻记者》杂志自2002年开始正式设立“媒介批评”专栏，是我国少有的连续、持久关注媒介批评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杂志。事实上，该刊早在1999年就开设了“切磋堂”专栏，致力于媒介批评；在该刊的其他栏目如“争鸣空间”、“正方反方”、“一月漫笔”等中也有许多批评性文章。该刊长期被列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和“CSSCI收录期刊”，在我国新闻业务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应该说，《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文章在总体上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的，能够反映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专业水平。当然笔者并未打算以一家杂志的文章去代表我国媒介批评的所有风貌。本文在此只是尝试做一实验性解剖，希望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二、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基本情况
⒈引用频率。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新闻记者》共出刊34期，有29期设立“媒介批评”专栏（2007年第10期、2008年第2、3、4、6期未设专栏），发表媒介批评专栏文章100篇（2008年第10期刊发了谢静的《拯救的期待与想象》为媒介批评理论文章，未统计在列）。
据表1的统计显示，该刊“媒介批评”专栏较为频密地引用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鉴于这些观点和案例在文章中往往充当着论据或判断标准的作用，说明该栏目的媒介批评实践受到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深刻影响。
⒉不同身份作者的引用情况。《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②。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传媒研究、教育者共发表文章65篇，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比率也最高，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1.74；传媒从业者发表文章21篇，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0.38；社会公众发表文章6篇，未见有直接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情况；身份未注明的作者发表文章8篇，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 1：0.25（见表2）。
⒊引用观点、案例的使用分布。从此次考察的样本看，《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专栏文章引用西方观点、案例在内容上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涵盖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及实践、新闻专业理念、传播学基础理论和传媒批判思想等。“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在引用西方新闻学、传播学材料时，主要用以论证或说明以下问题：改进新闻教育；新闻娱乐化现象批判；承担传媒责任；维护新闻真实；新闻事件（包括犯罪、自杀、死亡、灾难和诉讼等）报道中的业务和道德问题；强调人文关怀；广告批判及其道德探讨；其他传媒文化批评。其中，在关于新闻事件报道中的业务和道德问题方面引用最多，观点和案例引用次数总计达74次，其后依次是新闻真实问题、新闻娱乐化现象批判等（见表3）。
三、总结和分析
⒈《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实践较为广泛深刻地融入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视野，大量媒介批评文章在观点论证和批评标准等方面使用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长期以来，我国对新闻传媒的批评往往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实施的，这就使批评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当下“最为主流的媒介批评”③样式——新闻阅评，主要就是从管理媒介的实际需要出发而开展的阅读与评论，其官方政治色彩十分明显。显然，在媒介批评实践中适当加入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理探讨，不仅是对主流批评的一种补充，而且对于推动媒介批评的专业化发展，并进而促进和培育我国新闻传播实践领域内的职业规范意识也是十分有益的。
⒉传媒教育、研究者是《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第一大作者群体，同时他们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也最为频密。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这一群体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对于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亲近和认可程度。相对来说，传媒从业者的引用频率较低。这可能与他们的关注话题、知识结构和作文习惯等有一定關系，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西方理论的认可度就一定低。但是从样本分析来看，传媒教育、研究者们更习惯或者擅长于借用和参照西方理论来评议中国的传媒现象却是不争事实。
⒊《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专栏文章在引用西方观点、案例时，其着力点主要在于批评和矫正当下传媒业的种种失范现象。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我国学界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则是集中在对西方传播批判学派的引介和探讨上。例如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就认为：“考察我国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嬗变轨迹，有两条平行发展的研究路径：一条是文学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由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尤其是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研究；与此同时，另一条是新闻传播学界发生的由新闻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尤其是转向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研究。”④清华大学李彬教授也观察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传播批判学派作为“不同于美国经验学派的学术传统，尤其得到各方的关注，成为孕育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一方沃土。”⑤传播批判学派内部流派众多，共同特点是“反对美国行为主义取向的量化传播研究，并企图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探讨媒体在宰制与抗争之间所扮演的角色。”⑥由此观之，我国近年来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批判学派的基本意旨几乎没有在“媒介批评”专栏文章的引用实际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媒介批判理论研究和《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引用、借鉴实践存在着较大距离。在此次考察中，也有部分文章引用了批判学派席勒、弗洛姆、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等人的某些观点，但基本上用于论证或说明传媒业中的种种业务和道德等问题，这种反差体现了《新闻记者》媒介批评实践的局限性。
注释
①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②据复旦大学谢静博士了解，未注明身份的作者大多来自新闻岗位。见谢静：《媒介批评在实践中发展——以<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实践为例》，《新闻大学》，2005年冬季号
③郭光华：《建设中的中国式媒介批评制度》，《今传媒》，2008年第6期
④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⑤李彬：《批判学派在中国：以传播符号学为例》，《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⑥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1页
（作者李滨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钟沈军系新华社经济信息编辑部主任记者，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传播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传播学教育是大文科教学的基础平台课程，它承启着知识的孵化、转移与共享的基本职能，但在实际教学中存着不足。本文试将传播学课程教育纳入知识资本管理体系的研究视阈，力图建立切实可行的教学操作平台，为获得新型的学习能力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知识资本管理 传播学 教育
作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最基础与核心的教育课程，传播学教育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知识资本管理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1997年登陆中国，已经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传播学教育从学科思想到学科内容整体来自西方，是教育他者“如何有效采集信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寻求传授双方信息共通”的基础理论学科。学科本身的特殊性要求传播学教育者与受传者在本土的话语空间里，吸纳、消化异域知识。这对学科教育提出了知识孵化与转移的特殊要求。同时学科所承担的教授人们传通知识的基本职能，也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渗透的能力。所以，将知识资本管理引入传播学教育既有现实的必然要求，又有可行性，在某种意义上讲，知识管理是连通传播者(教师)与受传者(学生)之间的“蓄水池”。
传播学兴起于西方，将人类各种传播活动与现象学理化并形成专有的知识体系，传播学自身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以后。传播被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关键要素纳入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阈，如帕克认为所谓传播就是“个人能以某种意识，到达某种程度，对别人采取态度与观点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施拉姆在1952年最早提出了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从而在总体上扬弃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在他看来，仅仅用“传者一受众”模式来描述传播是不确切的，也不应当把传播描述成两个同样活跃的双向间的一种关系，双方是由社会环境所联结的，也是由他们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联系的，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才能分享信号。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媒介的长期效果，指出潜在的长期效果是大众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作用，它表现在知识、新闻的获取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所有时日之中。施拉姆的研究显示，媒介效果研究把触角伸向了社会变革的深处——人与人的互动，同时也呈现了传播的互动本质，这种互动就是行为主体之间知识的交换与渗透。
由于传播学学科独特的异域背景，理论知识的枯燥性和不易理解性，学生普遍反映难以接受，所以，笔者意在导人知识资本管理思想理念，将教与学的知识体系置于知识管理的框架中，寻找两者的对接。所谓知识资本管理是指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的管理。其核心是强调如何有效开掘各个层面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形知识，形成知识力，在知识平台上寻求知识共享和传承知识。将传播学教学置于知识资本管理内，就是希望从传播者(教师)、受传者(学生)知识力开掘的层面来寻求两者的共通意义空间，提升传播学课程的效果。因此，本教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在于：
1.以知识资本管理的体系模型建构教学双方的知识场景，释放知识力。
2.将传播学置于知识资本管理的话语体系，营造知识共享的平台，提升教学传播效果。
3.丰富课堂实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灵活的教学方法消解理论课程的枯燥性。
4.实现隐性知识向显形知识的转换，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力。
5.首次提出知识资本管理在传播学教育中的运用，不仅可以丰富学科的理论建设，同时还可以在其他高校初步推广。
将知识资本管理的理念与具体操作引入到传播学的实际教学中，是对传播学教育的一种新尝试，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教师知识资本的获取途径与转换。二、学生知识资本的获取与知识力。三、基于博客为平台的传授双方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本研究以中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类学生为试点对象，逐步推广。具体内容包括：
1.在教案设计中，首先导入知识资本管理的教育理念，让参与双方知晓其对于传播学课程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点。在此基础上，建构传授双方知识资本获取的模型。
2.建构模型研究传播者(教师)的知识转换。教学过程中教师的隐性知识主要表现为他们的教育观念、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教学心得及经验等。传播学教育的学科框架是建立在西方传播学理论基础上的，研究的是西方传播学的兴起、学术大师的观点、传播的构成要素、传播的功能、传播的控制与传播的效果，从教学内容到研究对象的取证全部是西方主导。如何将西方的传播学思想很好地运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并能为学生接受，对于教师的知识驾驭与知识转换能力要求高，所以我们将借用模型首先对教师有关传播学潜在的知识能量进行孵化，制定相应的达到标准值，实现隐性知识向显形知识的转换。
3.应用模型研究受传者学生的知识资本获取途径与效果评估。众所周知，我们已经全面步入信息社会，“地球村”已经是世界的真实写照，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必须有效获取与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而传播学教学培养的目的就是教育学生如何“说什么信息”、“如何说”。学生的隐性知识就是接受新知识、表达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的能力。如何将他们的潜能与传播学的教育实现成功对接，既需要教师的教育引导，又需要一套合理的知识平台。所以，我们将提出学生隐性知识转换的模型，并提出评价传播效果实现的评估指标。
4.传授双方知识共享的平台搭建。课程设置以博客等自媒体作为教学平台，实现知识的分享、传播、交流。在博客平台上传者与受者双方可以基于知识的不同要求而进行角色互换，将有关传播学的相应理论直接在博客平台上实际操作。如学习传播学的经典理论“议程设置”时，传播者(教师)首先预设议题，请学生作为议题的执行者，跟踪调查学生的议题与预设的议题之间的关联度，从而解释理论的要点与实际操作。
本教学设计拟达到的目标：
传播学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石，其对整个学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何将教师的学科背景、知识的蕴涵量与传播学的西方异域性进行知识对接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同时，对学生知识潜能的挖掘与教师的传播思想、传播方法、传播展开的实践也是重心。所以，我们研究目标主要在于：
1.从传播学教学的课程设置上，通过建立模型，将教师的学术能力与传播能力进行量化分析。实现教师知识资本的获取，最大限度将传播学独有的西方特点中国化。
2.在传播学教学课程的实现上，将学生作为学科的一种知识资本，通过模型建构说明学习传播学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储备，完成对传播学知识的获取如何拟定特定的教学场景，最
大限度释放学生的知识力。
3.在传播学效果的评估上，我们将通过传授双方的角色互换来设定评估指数，实现传播学教学的真正互动性。
目前中国很多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而传播学理论是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的必修课程，独立的传播学专业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博士后工作站。一直以来传播学课程设置存在着争议，是作为大文科学生的基础通识课还是仅为新闻传播学学生的必修课?是开设在学生全面吸收新闻学知识之前作为学科预热还是在专业课的平台上进行专业化的讲授?开设在基础学科平台上的传播学教育设置，学生普遍反映难理解、听不懂。而将其开设在专业课平台上对于已经接纳一定新闻学知识的学生而言，又显示支持力度不够。因此，本教学设计可以解决两大问题：
1.建构从事传播学教学的传播者(教师)与知识的接受者(学生)隐性知识转换为显形知识的模型，这是传播学教育知识能量释放的最大价值点。
2.传播学教育参与双方教师与学生知识传通的意义的寻求。众所周知，传播学要谋取传播效果取决于传播者与受传者知识重叠与交叉，所以，我们计划以博客为知识共享的平台，力图将知识管理思想与运作体系运用于传播学教育，构建一个知识力不断获取、不断分享、融通、转换的新型的教学模式。
如图所示：传播学知识资本管理教学平台
本教学设计首先以新闻传播类的学生作为试点对象，从分析知识管理对于传播学教育的意义价值人手，将传、受双方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科学模型的方式进行知识力的获取，并以特定的指标系数说明实施教学模型后，双方知识能力的改变。最后，在启动传播学教学博客站点，作为双方知识共享、知识传播、知识转换的平台。其实施的范围首先由中南民族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生开始，逐步向国内推广，其受益范围将是从事传播学的教师与接受传播学教育的所有学生。
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类的基础平台课，其重要意义要求学界不断拓深其理论与教学研究，这是本项目能够在全国高校逐步推广的现实基础。推广的价值意义在于：
1.将知识资本管理思想引入传播学的教育改革是一个创举，既是由于学科自身特殊性要求，又是对如何有效开掘教育工作者知识能力的有效探索，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知识资本获取方法，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际操作指导，不仅可以丰富传播学课堂教学风格，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传播学教育双方知识能力拓展的路径。
2.将传播者与受传者知识潜能作为知识资本来研究，构建了教学、实践、互动的新型的教学模式。
3.将知识资本管理的教学理念首次运用在传播学学科的教学设计中，丰富了传播学的教学理论。
4.将博客媒体引入传播学教学的情景设置中，可以让抽象的理论实践化，开拓了传播学新的教学方法。
本教学成果是一项具有可持续性，良性循环的多维视角的教学尝试，可以为中国其他高校的传播学教育提供新的教学思路与方法策略，使之普及与推广。
传播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西北政法大学是陕西省所在高校中校园戏剧历史最悠久、活动最频繁的学校之一。早在1938年，陕北公学的学生就成立剧团开展校园戏剧活动。从2001年开始，西法大剧社坚持每年举行两次公演并逐渐成为陕西校园戏剧的主力军。西法大剧社演出的剧目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早期以演出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剧目为主，中期主要是演出孟京辉戏剧，近期演出的原创剧目较多，而且都是现实主义风格。
关键词：校园戏剧 戏剧社团 西法大剧社 孟京辉戏剧
西北政法大学是陕西省所在高校中学生演剧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公学（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就成立了陕北公学剧团开展学生演剧活动。20世纪50年代，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的校园戏剧活动也很频繁。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政法大学不仅有成立于1999年的西法大剧社，还有成立于2010年的南山剧社和成立于2015年的太乙剧社等校园戏剧社团。西北政法大学不仅戏剧社团多，而且演剧活动频繁，所演出剧目的艺术水平也较高。
一、西法大剧社的演剧历程及特点
西法大剧社的演剧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陕北公学时期该校学生在校内开展的抗日演剧活动。但这些校园戏剧活动都是夹杂在各种文艺会演活动之中，其演剧团体也没有自己单独的章程和名称。直到1999年，他们才成立严格意义上的剧社并开展独立自主的校园戏剧活动。
（一）校园文工团（1938—1999）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公学的校园戏剧活动就十分频繁。1938年5月1日，陕北公学剧团成立，当日就演出了原创话剧《生死关头》。1940年9月1日，陕北公学又调整校内文艺力量成立了文工团，王亚凡任团长。文工团先后演出过《日出》《法西斯细菌》《清明前后》《北京人》和《雾重庆》等话剧。这些话剧都是当时延安戏剧界的演出活动中艺术水平较高的剧目。1941年，陕北公学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9年6月，延安大学南迁西安，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1949年8月30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在原来文工队的基础上成立文工室，刘端芬为主任，何之忱为副主任。文工室下设秧歌队、歌咏队和剧团。文工室前期演出的剧目主要有《红军归来了》《血泪仇》《白毛女》和《刘巧儿告状》等。这些剧目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极大的革命热情，虽然都是改编的，但接近原创。后来他们开始努力演出原创剧目，但这些剧目都是表扬好人好事，强调教育意义。文工室演出的原创剧目中多幕剧《李闯王》（1951）和《战争与和平》（1951）影响最大。《李闯王》讲述了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建立大顺政权后，又因沉醉于胜利忽视关外大敌而导致失败的故事。《战争与和平》主要是以战争为背景，表达了反战和反侵略主题思想。
1952年，文公室演出了影响较大和艺术水平较高的话剧《在新事物面前》。1953年春，为了配合《婚姻法》的学习，他们又演出了以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为主题的话剧《小女婿》。《小女婿》是秦腔改编的，总共演出19场，观演人数达95000余人。《小女婿》曾经两次到校外演出。第一次是在永乐店、高陵、三原一带集镇和农村，第二次是在咸阳国棉一、二、三厂，西北工学院和七里铺等地。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工室的演剧活动主要有三大特点。第一，演出剧目的政治宣传作用大于艺术审美作用。话剧《李闯王》就是这类剧目。该剧意在告诉观众，新中国的成立只是革命胜利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大家应树立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戒骄戒躁。第二，题材内容有法制特色。《小女婿》就是为了配合《婚姻法》的学习而演出的，内容是法制题材。第三，教育目的明显。他们演出的《血泪仇》和《白毛女》等剧目是为了宣传革命。后来自编自演的许多小品和短剧都是为了表扬好人好事。
（二）先驱与主力（1999—2019）
1999年，西北政法大学（当时叫西北政法学院）的学生庞嘉颖、李凉和武军等人发起成立了人间戏剧社。很快就有张端、郝雪、梅妍、龚成伟和黄蕊等一大批学生加入，和他们一起在校内开展业余演剧活动。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人间戏剧社先后演出了《剽窃罗生门》和《暗恋桃花源》等大型剧目。2005年，人間戏剧社改名为西法大剧社。从此，西法大剧社一直是陕西校园戏剧的主力之一（见表1）。
根据以上表格，可以看出，西法大剧社的演剧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每年两次活动高峰。西法大剧社每学年上学期（11月至12月）一般会举行一次迎新公演。迎新公演一般以多个剧组的形式组织排练、演出，所有新社员均有机会参加，演出的基本上都是独幕喜剧。每学年下学期（4月至6月）一般会举行一次年度公演，演出一部以上的多幕剧，原创与经典话剧都会选择。迎新公演的演员大多都由新社员组成，主要是为了培养新一届社员的各种能力，并为下学期的公演活动做准备，对于所演出剧目的艺术水平要求并不高。经历了迎新公演后，新社员已经具有了一定表演基础，也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下学期的大型剧目公演。每学年下学期年度公演的大戏水平较高，影响也较大。在西法大剧社每年的演剧活动过程中，1、2、3、7、8、9、10月份演出活动较少。因为这几个月要么是假期，要么处在刚开学或期末，不便进行演出。校园戏剧活动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这也是校园演剧活动不同于其他类型演剧活动的特点之一。
第二，不同年度差别较大。西法大剧社的这种活动特点和剧社每年招新的学生素质有关。由于剧社并未形成稳固的演员队伍和自己的文化积累，经常会出现“铁打的社团流水的兵”现象。剧社的成员主要是由大一、大二和大三的学生构成，负责人一般是大二的学生。而每一个负责人一般只做一年的负责工作。而且每一届的社员在大四之后都基本不再参与社团活动。特别是剧社社员之间跨年级的凝聚力不强，大一与大四和已毕业的社员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致使老社员的许多宝贵经验难以保留和传承。因为剧社的演出风格变化受当届社员的偏好影响，每年演出的剧目风格和数量以及质量也因此变化较大。
二、西法大剧社演剧活动存在的弊端
西法大剧社作为陕西省校园戏剧的主力军之一，近年来以每年至少两部作品的活跃程度为陕西校园戏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西安地区其他高校戏剧社团的交流也十分频繁。西法大剧社在陕西省众多校园戏剧社团中，具有一般校园戏剧社团的共性，也存在以下弊端。
（一）缺乏优秀剧本
陕西省校园戏剧与一些东部沿海省市的校园戏剧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原创剧目较少。该地区其他校园戏剧社团也是如此。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园戏剧也是这个地区的主力军之一。“综观陕西师范大学校园戏剧的演出剧目，多数为经典改编或是热门影视作品改编剧，原创作品比例很少，能折射当下现实引人深思的作品更少。”[1]西法大剧社每年演出的剧目多是对经典剧目或近年较流行的话剧作品的搬演，原创剧目较少，剧社从2017年才开始重视公演原创剧目。
剧本乃是一剧之本，一个剧社想要长足发展，好的剧本必不可少。好的剧本也并非金子自然会发光，还需要去找寻和打磨。因此，西法大剧社应当多鼓励社员进行剧本创作，同时也应该多去留心找寻优秀的剧本，将其呈现在舞台上。学生虽说没有足够的写作经验但是并不代表不能创作出优秀剧本。以大学生的视角和思想去看待生活，通过剧本记录自己的成长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而且学生剧作带有时代烙印，并能反映出新一代成长历程。通过编写原创剧本也能提升自身的素质。我们希望西法大剧社演出自己的原创精品剧目。
（二）组织松散、人员流动大
业余戏剧社团一般“都是由学生组成的，活动范围也主要是在校园内，成员流动性大，组织松散，生存周期短。”[2]西法大剧社也具有这些特点中的大部分，但作为校园戏剧社团，能够依存于所在学校长期存在下去。但西法大剧社的成员不仅流动性大，而且每一届社员的差别也很大，甚至会出现招不够新社员而无法开展活动的现象。西法大剧社每一年都会进行招新，但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学生基本不会再参与社团活动。剧社不同年级人数比例与年级成反比。每学年的上学期对社团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上学期会进行迎新公演，但公演的情况和水平参差不齐。如果学生（特别是大一新生）热情高涨，那么演剧活动可能会出现高峰，反之则可能出现大幅下降。而如果在上学期大一学生没能快速成长，那么在下学期可能会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这导致社团发展不太稳定，而此现象在许多高校校园戏剧社团之中普遍存在。
（三）社员普遍缺乏舞台经验
陕西省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广东和湖北，仅次于北京和上海。陕西的校园戏剧也可以与北京和上海相媲美。但陕西高校校园戏剧存在两极化现象。除了西北政法大学的南山剧社，西北大学的小黑剧社和长安大学的生如夏花剧社外，其他校园戏剧社团活动也不少，但艺术水平都不高。其主要原因就是社员的演剧经验不足。西法大剧社也是如此。与同校的南山剧社相比，西法大剧社社员的舞台经验也严重不足。而且，西法大剧社演出次数多，但影响有限，因为他们大多在校内演出，很少有机会走出校园。评价一个剧社的发展水平，其演剧活动的次数和影响力是很重要的指标。
（四）剧社文化积淀不多
社团文化是一个社团凝聚力的源泉。戏剧的创作、演出需要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和文化氛围，而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建立在社团文化积淀之上的。但大多数剧社却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戏剧文化，因此凝聚力也并不强。西法大剧社相对强一些，但仍有巨大的努力空间。笔者认为，要积淀剧社文化首先要加强与已经毕业社员的联系。参加校园戏剧活动是处于青春期学生难忘的经历，会给他们留下许多难得的回忆。西法大剧社一位社员在回忆自己的演剧经历时说，“这是一个坚定执着的集体，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恋爱的犀牛》让年轻的我们不断思索爱与被爱；《切·格瓦拉》让我们懂得责任与信仰；《暗恋桃花源》让我们理解人生的起落……每一场戏，不是演给别人看，更像是对自己的精神洗礼。我们执着地追问是與非、悲与喜、情与理、爱与恨。”[3]如果能加强与这些已经毕业社员的联系，这些社员能再回校参与剧社活动，就是积淀剧社文化的最好办法。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已经毕业的社员没有再对剧社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或影响。笔者认为，要想提升剧社水平不仅需要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能让经验流传。可以允许本校学生随时申请加入剧社，也可以允许研究生甚至校外一些戏剧爱好者申请加入剧社。另外，一些已经毕业的老社员也应该多回剧社看看，分享自己的经验并参与剧社演剧活动。
三、结语
西法大剧社的演出活动不仅对于本校和陕西校园戏剧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陕西省，乃至中国西部的戏剧艺术和社会现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校园戏剧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它是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伴随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发展起来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国家现代化的水平。”[4]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尤其需要校园戏剧。但我国的校园戏剧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而这个差距主要是因为戏剧教育落后而形成的。“根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现有一千余所大学（学院）设有戏剧系，其中一百余所高校可以授予戏剧专业硕士学位。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开设戏剧艺术类课程。”而我国的戏剧教育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艺术类院校之中。发展各个高校的校园戏剧不仅可以繁荣校园戏剧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戏剧艺术，也有利于我国的教育现代化。
参考文献：
[1]贾红分.校园戏剧的传承与超越 陕西师范大学校园戏剧活动综述[J].当代戏剧，2014（04）：31-33.
[2]黄世智.中国话剧：形成、传播与常态[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
[3]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邢剑君.美国戏剧艺术教育概况[J].艺术教育，2003（Z1）：25-26.
（作者简介：吴一丹，女，本科，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2017级，研究方向：戏剧社团）（责任编辑 徐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