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合作探讨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我国各地在重視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意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文章在民营经济典型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广西实际，对广西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民营经济；模式；广西
一、民营经济发展典型模式研究综述
(一)典型模式类型及其基本内涵
我国各地在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意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近几年，国内一些学者对民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认真研究。有的学者将民营经济发展典型模式归纳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的三种主要类型。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典型模式除具有上述三种模式以外，还存在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海城、兴城、诸城)模式。也有少数学者将晋江模式列入典型模式之中。胡大立、谌飞龙学者在《重庆模式与西部民营经济发展》一文中对在西部开发中正在形成的重庆模式也进行了积极探讨。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典型模式的基本内涵，陈明淑、王元京等学者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海城、兴城、诸城)模式进行阐述。他们认为温州模式是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特点；苏南模式是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珠江模式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发展起来的一种外向型乡镇模式；中关村模式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中关村以电子一条街出现为特征；三城模式是山东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和兴城模式的总称，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革改制的典型模式。
(二)民营经济发展典型模式的特点
在我国民营经济典型模式中，它们表现出不同的形成特点，尤其是在企业制度特征、政府作用方面，引起人们的关注。
1、企业制度特征。(1)苏南模式的所有制的基本属性是以农村社区政府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其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业资本源自农村社区范围内的集体投入。苏南很多镇村两级党政组织及其代理人，既是乡镇企业的行政领导，又是集体资产的代表，结果往往导致产权不明、政企不分等一系列问题。(2)温州民营企业是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私人独资企业是主要的制度形式，很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也是私人或家庭独资的，另外有一部分企业是为私人共同出资的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其民营企业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产权清晰、机制灵活。(3)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企业是通过对外开放而获得迅速发展的，它们在引进外部资本的同时也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乡镇企业的外向度比较高。(4)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以挂靠在科研院校以及科技园区的民营IT企业为主，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制度。(5)三城模式是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的典型模式，因而所形成的民营企业具有鲜明的改制企业的特征，即企业制度仍然带有原有的企业制度的烙印。(6)青浦模式在开发区内以本地及外地的民间投资举办的私营企业为主，产权明晰，有政府引导。(7)晋江模式在于充分发挥其侨台优势和海交文化优势，从而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
2、关于地方政府作用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出现的多种模式从它们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来看，都与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关系。从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密切程度来看，温州模式是最弱的，政府在早期是“无为而治”，中后期则是积极引导；苏南模式发展初期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强势政府”在这一模式下得到了良好体现，因此，经济学家把苏南模式看成是“政府推动”的模式。但这一模式又导致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买方市场的出现等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珠三角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是由乡镇政府参与或支持创办的，但它尽量弱化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干预，将主要的财力用于发展交通、能源、通信、教育等基础产业上，从而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因此，从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来看，珠江模式则介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两者之间。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则是地方政府参与科技园区的管理，但对单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则较少干涉。三城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模式，从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到股份合作制、合伙制和个人业主制的民营企业制度形式的转变，没有政府的强制型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企业改制以后，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产生干预和影响。至于青浦模式，地方政府一般不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加强外部环境改造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来为民营企业服务。而在三城模式中，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是几种模式中最为突出的。
(三)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典型模式的演变问题
关注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学者认为，我国出现民营经济的多种模式由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理区域产生和发展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以及自身的缺陷。因而这些模式不会一成不变。如苏南模式正在进行二次改制、温州模式在企业经营模式上也在逐渐摆脱传统的以专业化市场为依托的小商品发展模式上，正朝品牌化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综合性发展，从而呈现“新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面对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崛起经济日益受到挑战，于是在模式内部开始了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不同路径的探索；而中关村模式也因存在产权等诸多问题在寻求变革；三城模式也在困惑中探索，由此产生理论界称之为的“三城模式转磨之谜”。
二、民营经济发展典型模式的启示及对广西民营经济模式的探讨
(一)几点启示
1、通过对我国民营经济形成的典型模式进行综述，并对这些模式的产生和演变历程进一步仔细考察，不难发现任何一种民营经济模式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区域背景。受区域文化、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等因素制约，不同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态势也就赋予了不同的特点。
2、透视民营经济模式的演变，从中还清楚看到任何一种民营经济模式都呈现动态变化，它会伴随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民营经济模式若要具有强大生命力，必须与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相适应。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海城、兴城、诸城)模式的演变就足以说明这一道理。
3、从这几种典型模式的初始条件看，温州模式对探讨广西民营经济的模式发展更具借鉴意义(由于重庆模式尚未成熟，本文暂不谈及)，但广西民营经济发展不能照搬温州模式，广西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依赖于广西在自身经济空间中
的相对地位和历史条件。因此，廣西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独特的发展思路。
(二)对广西民营经济模式发展探讨
近些年，广西民营经济有较大发展，但与民营经济发达省份相比，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上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要促使广西民营企业快速而健康成长，须借鉴已有模式的经验，并紧紧结合广西自身的特点，从而去寻求适合广西区情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具有少数民族聚集区、中越边境地区、沿海地区、沿江地区等不同地域的布局。它们各具特异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经济社会状况。从资源情况看，广西动植物品种多样，可用于加工的资源较为丰富，而水能资源和矿藏资源总体较为丰富，尤其是一些有色金属蕴藏量很大，但一些关键性资源较为缺乏(如煤等)。社会文化条件具有多元性，部分地区的商业意识相对浓厚(如玉林市一带区域)，而交通不便偏僻边远的部分山区商业意识较为淡薄，市场理念缺乏，市场体系发育滞后；就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在GDP指标、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尽管温州发展的初始条件与广西具有相似之处，但当初他们发展民营经济的方式及路径由于市场环境等情况的变化，现已不能复制他们的做法。思考广西民营经济的发展的出路，一是注意后发优势，二是要有特色。广西民营经济模式核心内容应注重从地方政府、企业、市场三方面的行为主体考虑构建。
1、从政府的层面看，需要有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当今绝大部分地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单纯依靠诱致性制度变迁拉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已难以奏效。这就需要借助强制性制度实现变迁。当然政府的推动作用并不是采用激进模式对民营企业拔苗助长或者包办许多不应由政府去做的事情，而主要是采取渐进性推动模式。这就需要：第一，政府官员和政府决策者在对待政府的职能上必须实现认识和观念上的转变。只有政府官员和政府决策者的认识和观念的转变了，才能影响并引致市场参与者自己的观念和认识的转化，从而促进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第二，政府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外部环境的改造提供推力和拉力。第三，政府把工作重心调整到服务上来，遵循创业规律，营造创业气氛，按照农民创业发展的内在要求，采取多方措施支持农民开店办厂做老板，这样才能引致和激发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的崛起及发展。第四，结合广西实际情况，政府要充分运用民族自治权，突破政策瓶颈。对中央制定的发展非公有制政策，自治区政府要在借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在自治权许可的范围内认真探索出一整套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与此同时，注意细化和采取配套政策，让政策具有可操作性。
2、从民营企业层面看，有治理模式和发展模式，这里主要从企业的发展模式探讨。鉴于广西是具有沿边、沿海、沿江不同地域的布局，市情、县情、乡情、村情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同地区及不同层次的民营企业，应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在准确的市场定位的基础上，选择好企业发展的模式。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民营企业，致力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打造品牌，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同时具有相对比较竞争优势的企业，应利用广西处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区位优势，关注和融入东盟地区的发展，抓住国际高科技产业转移的有利机遇，加入国际高科技产业分工的链条，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经济在量和质上实现新的飞跃；民营企业增量资金，应结合广西资源优势，围绕支柱产业，选择企业产品经营的切入点，实现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竞争力获取持续发展的机会；处于初期发展的企业，一方面可以考虑采取依托某大型企业为其生产提供配套产品而使自己获得发展的模式，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深入细致的市场、分析和预测，在市场中寻求“补缺基点”，从而使自己获得发展。
3、从中观层面看，需要充分发挥民间商会的中间作用。民营企业作为一种民办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对内需要协调，对外需要交涉，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建立行业管理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民间商会作为政府和企业组织之间的第三方，其中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协调作用、仲裁作用和引导作用等方面。根据广西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供的数据，2004年广西共有社团组织4881个，而直接冠以“商会”名称的社团只有33个。近几年，广西民间组织迅速发展，无论在组织结构的活动层面，还是在为企业服务层面上，商会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广西市场中间组织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总体数量偏少、商会的组织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管理体制双重挂靠等问题。因此，广西民间商会应进一步加强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及外部环境的优化，以期真正能为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发展合作探讨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水运交通和农耕环境是黄淮平原水环境优劣最直接的体现，明清时期，受频繁黄河水患的冲击，该地区水运能力和农耕环境均受到很大影响，表现为农业经济发展迟缓，城市经济由兴渐衰，开封城即是如此。黄河的频决，不但使其自身航运价值不佳，还冲击了开封城赖以通商的贾鲁、惠济二河，造成水运环境的恶化，同时又淹没城池，破坏农田，削弱了开封城经济发展的内源力。尽管官民多有治理工程之兴举，开封城亦曾达到一定的繁荣局面，却并未能扭转最终衰落的命运。
关键词：明清；开封城；水环境；经济兴衰
水环境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概念。依朱士光所言，它包含了河流、湖泊、沼泽、湿地等自然水体及运河、陂塘、沟渠等人工水体①。刘翠溶则将之扩大至国家各项水利事业及其对周遭环境的影响②。汪雅梅将其进一步宽泛化，地理位置、气候概况、植被等地理环境及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状况、管理行为、法律法规、人口因素等人文环境均被纳入其中③。在这些内涵中，天然河流、人工运河及其决溢带来的环境与交通影响、国家的治理行为与治理成效，对城市经济发展至为重要。
就城市经济而言，良好的水运交通利于城市的对外贸易往来，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生命线；稳定的耕作环境利于城市腹地的农业丰收，更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內源力。因此，河道的频繁决徙，既带来了水运能力的低下，也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经济发展的两个助推力均受到严重弱化。而在这一问题上，开封城最富有典型性、代表性。遗憾的是，前期研究成果多为宏观考察，如李润田④、陈代光⑤、黄以柱⑥等人分别以黄河、运河及环境变迁为视角，展开通史性的研究，失之简略和深入。故笔者不揣浅陋，试以黄河水患剧烈的明清两朝为研究时段，探讨水环境变迁与城市经济兴衰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开封城之航道
明代之前，开封城曾有着非常发达的水运网络，华北平原的河道基本上是在开封城附近作扇形南北分流入海。⑦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河道或为黄河泥沙所淤平，或因决溢而改道。明代以降，黄淮平原上流经开封城附近的具有商贸价值的河道已基本缩减至三条，即黄河、贾鲁河与惠济河，而三河的通航状况又各不相同。
首先是黄河。明弘治以前，黄河进入河南境内后，分为三支，其二支俱经开封城南，“河南郡县受害为甚”⑧，说明河道决溢频繁，航运难免不受冲击。弘治以后，黄河水患移至苏北地区，开封境内的黄河航道当有好转。史载，“黄河岸头多客船，大堤小堤杨柳烟”⑨，苏杭客货皆可经该航道运至开封，而陕西、河南二省，大同、宁夏等地之货物也可由该航道转输江南⑩。说明在水患下移的情况下，徐州、淮安一线的黄河河道仍存在一定的通航能力，开封城亦可藉以开展商贸往来。然而，我们不能过高估计黄河航运的实际价值。譬如，弘治、正德时人罗钦顺即曾遇到“过却黄河走退滩，人烟寥落北风寒。亢村有驿无完榻，聊托羸躯一夜安”B11。嘉靖年间依然如此：“杖策渡河来，止舍河堤下。衰柳当其门，荒荠生在瓦。中有少妇能具餐，旧襦掩骭余双鸳。剉草饲我枥上马，牵藤挂我腰下鞬。客舍金钱真自惜，那堪一粲垆头言。”B12据此可知，尽管黄河具有通航能力，且会出现繁忙之景象，但并未达到非常繁盛的程度，与沿岸的经贸往来也较少。明末河决开封，黄河航道遭到破坏，清初未复。如时人彭孙遹云：“浊流远挟百川飞，冻合帆樯入望稀。”B13雍正及乾隆前期，黄河航运渐有改观，史载“乘流坐商舶，三日抵淮壖”B14。晚清时期，黄河航运再次陷入萧条，“行近黄河意已愁，黄茅白草气凋飕。荒堤秸店难羁马，近岸垂杨少宿鸥。浅处泥舟深灭顶，风时停棹雨开头”B15。李长傅指出，清代黄河航运虽上可达孟津，下可至徐州清江浦，但航行困难，运输价值不大。B16
其次是贾鲁河，元末贾鲁疏浚，流经郑州、中牟、祥符、朱仙镇、尉氏、扶沟、西华，至商水入颍河。清人黄钊所说之“自浙泝汴衔舟航”B17，就含有贾鲁河河道。明清时期，由贾鲁河、经朱仙镇、至开封城的水运航道有三条，三条航道有重合，亦有分行，而在周家口以北，则全部经由贾鲁河，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尽管如此，在明清两代，贾鲁河仍时有淤塞，通航受阻表现出常态化趋向。具体来说，明代前期，囿于黄河水患的多发，贾鲁河基本不具备通航能力。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河决原武，东南经陈州、项城等处，全入于淮，“贾鲁河故道遂淤”B18。正统以后，黄河决塞不定，“贾鲁河之湮废，愈益不可复问，自朱仙镇下至项城县南，所余者涓涓之流而已”B19。明代后期，随着黄河水患的下移，其航运条件得以逐渐恢复。史载万历年间，“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B20。崇祯十五年（1642），河决开封，贾鲁河遭到淤浅。经过清初的疏浚，虽不太深广，但其通航能力得以恢复。B21乾隆五十一年（1786），贾鲁河进入商贸往来的繁忙期，“舟楫通行，民间大有裨益”B22。这一通流局面持续到道光年间。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河决中牟，“水趋朱仙镇，历通许、扶沟、太康入涡会淮”B23。河道因沙淤而基本停航。光绪八年（1882），巡抚李鹤年加以疏浚，“舟行无碍，樯帆络绎”B24。实现了短暂的通航。光绪十三年八月，河决郑州，“大溜趋向朱仙镇南之闹店，西南之赵店，正南之西市等堡，水至河溃，水退沙留”B25。光绪二十九年，由江苏至开封，须经亳州、归德等地陆路，水路已难通行。B26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贾鲁河断航的事实。
三是惠济河，北起中牟，经开封、陈留、杞县、睢县、柘城至鹿邑，注入安徽境之涡河。该河道即可排泄开封城之积水，还能蓄洪排涝，促进农业生产，更是沟通了南北水路，有力推动了南北商贸的往来。B27但是，惠济河经行地区土质酥松，易于壅塞，“即无黄河之冲决，亦不能十年不加疏浚”B28。乾隆以后，航运能力日趋衰落。至嘉庆间，睢州以西已为黄河所淤，其东至柘城一段也仅保持断续性通航。B29道光二十一年，河决开封，淤塞惠济河道。同治年间，河道得以治理，实现短暂通航。至清末民初，惠济河再次淤塞，失去了航运能力。
二、內源力的削弱：黄河决溢与腹地农业衰落
除却断续通航的水运及载量小、行速慢的陆运，开封城的经济命脉仍然系于所辖地区及其近邻州县的农业发展。然而，明清时期，开封境内饱受河决之患，非但农作物遭受直接性损害，大量泥沙的沉淀又带来了严重的土地沙化和盐碱化。据史载，明代时，开封境内已是“储地硗确鲜艺”B30。清代情况更糟，“秋风动禾黍，莽莽飞黄埃”B31。据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尹会一奏称，开封、归德等处滨河之地，“不生五谷，出产硝斤，贫民藉以煎熬，易米度日”B32。
土地沙碱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耕作困难、地瘠薄收。如尉氏县，一度遭遇黄河水患，“积沙齐陇，无从粒食”B33。再如开封城近郊，明末河决后，40余年未能恢复土壤肥力，“城漫惨烟迷白屋，草依残月伴清燐。凋伤何易兴何晚，四十余年土瘠贫”B34。王建革从科学的角度就沙化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的泥沙含量对土壤的影响相异，高泥沙含量会引起土壤沙化，低泥沙含量则可能出现肥淤效应。黄河泥沙含量过高，致使河决后所形成的沙化情况更为严重。沙土的土质差，养分低，持水量小，地下水很难通过毛细管上升地表，补给土壤，且耕作层较薄，有机质分解快，土壤结构很差，容易造成漏水漏肥，且土壤沙化后，即使是积极改良，也很难恢复肥力。B35这样一来，开封城就失去了腹地农业的有力支持，经济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的阻碍。清人对这一问题已有认知，如毕沅抵达开封后，见到“风霾涨天，城邑萧索”，经走访获知，肇因乃开封府所辖州县之畎亩、陂塘“惟石田、沙海而已”。B36今人程子良等也指出，黄河泛滥成灾，淹没大面积良田，并留下无数沙丘和大片盐碱地，破坏了开封城周围数百里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使开封城发展失去了周边农业经济的强大基础，最终造成了开封城的衰落。B37
三、外推力的趋微：河道变迁与城区经济衰落
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外推力的河道，其安流不但利于水运稳定，亦有利于农业灌溉，而其变迁，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生产生活状态，进而在多方面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羁绊开封城经济发展至重且深者，至少有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1.黄河水患的直接性破坏
明清两朝，黄河有数次决溢入城，对于开封城本身及其经济发展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其中，崇祯十五年（1642）的河决最为严重。该年九月河决，泛水淹没了整个城区，惟个别高阜得以幸免。水退之后，城内“繁华胜景于此绝矣”B38，城区之工商业遭受致命打击B39，致使城市经济“走向大萧条”B40。清代初期，开封城依然未从河决的阴霾中恢复过来。如时人丁日乾云：“驱车遥忆旧繁华，坚壁徐看一角斜。”“千年梁苑迷秋草，几树夷门集暮鸦。”B41繁华的商市没有恢复，“夷门寥落今无市，艮岳丛残绝少峰”B42。甚至昔日繁忙的夜市也萧条不堪，“梁园一片月，万户寂无声”B43，人头攒动的局面不复存在。至康熙中期，开封城经过数次修缮后，“百雉午霄，楼堞坚整，巍然作中原巨镇”B44。但是，城市经济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城中市廛辐辏处，惟汴桥隅、大隅首、贡院前关王庙、鱼市口火神庙、寺角隅、鼓楼隅为最盛，关厢有五，西关马市街称首，南关次之”B45。生活在康熙、雍正年间的蒋锡震记载下了此时开封近郊的民间口头语，“奔走空皮骨，江梅欲笑人。端为五斗米，卖却一年春”B46。生动反映了开封城商业的艰窘。
道光二十一年，黄河再决开封，城内“坑塘尽溢，街市成渠”B47，商业店铺“大半外出，市井阛阓，虚若无人”B48，商贸活动受到深程度影响。次年二月决口始被合龙，泛水围城达八个月之久。道光二十三年，河决中牟，泛及开封城近郊，历时一年有余。此后，贯通开封城周遭的官道或被冲毁，或被沙淤，人行车运极为不便，水陆交通条件遭受重大破坏，开封城因此失掉了经济发展的翅膀，经济发展陷入艰难的困境。B49
更甚者，由于河患的频繁及强破坏性，开封城内居民形成一种恐惧心理，“每年七八月间，土人惧水来淹，昼夜彷徨，苦于土著，莫可如何。游斯土者，及期亦恒以为恐”B50。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是崇祯末年之决影响至乾隆年间，达百余年，“周藩竟尔肖梁亡，倒决河道相浸灌。修竹寒烟古水滨，居民指点尚惊神”B51。这种持久的内心恐惧不但会带给土著居民追求发展上的消极情绪，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来汴客商的规模及在汴客商的作为。
2.水运兴衰对于城区经济的影响
对于明清时期的开封城而言，商品往来的途径不外乎两个手段：一是牛马车，二是内河航运。若以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水运的优势则是非常明显的。明人王士性在分析湖州经济富庶之时，即以水运优越为其成因：“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B52兹以两个层面加以比较。
从载重量来看，明清时期城乡陆路交通以太平车为主B53，而其仅可载数十石而已B54。明人茅元仪也大致总结了当时的车运情况，“一曰人车，两人牵推，每车运不过四石；一曰牛车，前驾二牛，以二夫御之，运不过十二石；一曰骡车，以十骡驾一车，运可至三十石，然其费亦不赀矣”B55。清代后期，马车经过了改进，发展为两轮骡马车，车厢为平板，引出两木为辕，可套马数匹，而且车身减轻，载重量增加，每车可载一二千斤，日行百余里，牛车载重相仿，B56速度更慢。水运的载重量则明显高出很多。日本学者松浦章据《中国省别全志》，将内河航运船只情况进行了统计，其中航行于可作为开封城商路的河道上的船只的载重量，最小者为30石，最大者可达1300石。B57足见差异之悬殊。
从输运价格来看，水运也明显低于陆运。唐顺之认为，“水运之费比陆运六分而减五”B58。今人张海林将19世纪末江南客运、货运的水陆输运价格做了列表比较。如将其平均计算，陆路客运400文/人/百里，水路客运为150文/人/百里，水路客运只是陆路客运的38%；陆路货运290文/担/百里，水路货运7文/担/百里，水路货运还不到陆路货运的3%。考虑到长途陆运还有投宿的费用，水运比陆运的价格更加便宜。B59不言而喻，如果城市具有便利的水运交通，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是非常大的。
明清时期黄河水患频繁发生，水陆航道的运输能力亦随着水患灾害的发生不断改变。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初期，开封城水路因水患灾害的影响，仍不通畅，但陆路交通却迎来了车轮滚滚、四方辐辏的局面，“有车辚辚官道旁，辕驹喘啑何彷徨”B60，“高轩日日纷如蚁”B61。然而，开封城的经济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如时人李梦阳诗曰：“十载宋梁间，鸡鸣望四关。月来天似水，云起树为山。朝市今何处，流波去不还。高秋未归客，肠断浊泾湾。”B62李濂亦云：“谩指黄河说宋朝，繁华都向暮烟消。”B63便利的陆路交通并未带给开封城充分的经济发展机遇。
嘉靖九年（1530），贾鲁河被重新疏通，开封城的经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成书于清初的《如梦录》翔实地记载了晚明开封城内的商业概况。其中，与东南诸省的贸易情况为：大店街附近有杭、扬等处运来粗细暑扇、僧帽、头篦、葛巾、白蜡等货；马道街有南京等处客来，贩卖不断；鼓楼西市场有天下客商，堆积杂货等物，另有各色海菜、六安芽茶、余芳缎店、南酒店；都司署附近有福建荔枝；钟楼附近有南京杂货。B64考虑到该时期贾鲁河便利的通航及水运的优势，这些产自江南一带的商品当大多由水路运至朱仙镇，再转运开封。
崇祯末年河决后，贾鲁河、朱仙镇与开封城均受到严重破坏。经过明亡清兴的战争，国家重新一统，贾鲁河重新疏浚，开封城的经济也得以重新发展。据许檀研究，康熙年间，朱仙镇的商业开始迅速发展，乾隆至道光中叶达到鼎盛，B65而开封城的经济亦至清中叶实现较大发展B66。如雍正十一年（1733），开封城区“四方商贾填溢”B67，经济活动非常频繁。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体现出二者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而水运无疑是其主要成因之一。
如粮食贸易，据史载，开封城西门、南门、曹门、北门均有“杂粮市”。城中“市籴谷米曰坊子，旧在宋、曹二门、州桥及京山府前、柘城府前，今在东西南北四门及县前街。有籴贱而贩贵者，谓之熬价；有左买而右卖者，谓之倒堆”B68。由此可知，开封城应具有较大规模的粮食贸易。当时，开封城的粮食来源除省内州县之外，大宗粮食水运线路有二：一由淮河的正阳关，达于陈州府的周家口，复由贾鲁河北上抵朱仙镇，转运开封；二为山东、直隶粮食沿运河运至临清，再转卫河，最后陆运开封。B69在乾隆三十三年重修朱仙镇关帝庙时，粮食业的捐款数额位居第三，足以证实朱仙镇粮商的经济实力。B70粮食贸易的一致性体现出二者的紧密联系，上述的第一条水路则当为二者所共用。
再如杂货业，主要经营南方所产绸缎、布匹、糖、纸张、茶叶、瓷器及本地一些农副产品。据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碑记所载，参与此次集资的朱仙镇杂货行有11家，京货行30家，杂货铺有32家，而开封城也有26家杂货铺参与，它们应是从朱仙镇购进货物，所以参与了捐资，只是数额明显少于朱仙镇所捐。B71另据清人李绿园以开封为背景的写实主义小说《歧路灯》所载，王春守家，“带了能干的伙计，单一在苏杭买货，运发汴城”；盛希侨道：“我想做生意，或是海味铺，或是绸缎店，伙计们下南京，走苏杭，说着也好听。”B72都是开封城杂货经营的写照。当时，由南方通往朱仙镇除运河—淮河至周家口外，另有湖广商货溯汉水至赊旗，水陆运抵周家口，再经贾鲁河至朱仙镇。杂货多由此二路运达朱仙镇，再陆路转至开封。B73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河决中牟，水退之后，“淤沙深七八尺，甚者或至逾丈，房舍既遭淤没，商品全被浸毁，朱仙镇之精华，至此损毁殆尽”。光绪十三年九月，黄河再决，“朱仙镇之商业经此益衰”。光绪二十六年春，数度大风，“岸被水毁，河由沙填，朱仙镇而上之贾鲁河，自此不通舟楫矣”B74。自此，朱仙镇之商业迈向衰落，“硕腹巨商无有过而问者矣”B75。朱仙镇的衰落，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开封城的商业。B76晚清人李嘉乐感受到了城内的凄凉：“半月梁园住，清宵寂客怀。窗风嘶破纸，檐雪堕空阶。”B77直至清末，开封城经济未能实现新的大发展。
当然，我们不能因强调水运而过度贬低陆运的作用。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水陆两套系统的共同作用，才使得城市出现繁荣的局面。只是在古代陆路交通工具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水运的优势更大一些，因此，城市若具备便利的水运，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就会超出仅有陆路的城市，在这一点上，开封城即是明证。随着诸河道的日渐湮塞，开封逐步沦为一个不通航的城市，其陆路交通虽号称“八省通衢”，但实际通达的地区主要限于河南境内，“城市赖以繁荣的交通、贸易条件，远远不如从前了”B78。
四、河道变迁与开封城经济发展的互动
1.河道对于开封城经济发展的双面影响
首先，河道通航或停运的双面影响。如清人李茹旻所言，水利之一利就在于“商旅之往来”B79。元末贾鲁河的疏浚，为明清两代的开封城带来了发展机遇，东南地区的粮米、杂货等借此输往西北，而西北地区的山货、特产亦经此远销至江南。作为贾鲁河畔的重要城市，开封城即可作为商品的销售地，亦可发挥商品集散地的功能，非常利于商贸往来，以故畅通的水运势必推动开封城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清代晚期贾鲁河通航能力的有限及最终失去，开封更多依靠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商贸活动本地化，开封城遂逐渐步入萧条。
其次，河道安流或决溢的双面影响。开封城经济依赖辖区的农业，而水利又是农业之本，“盖五谷之性，无不藉水以滋，不特秫、稻为然，即麻、黍、菽、麦宜燥亦未有久旱而不槁者也”B80。因此，安流且水量丰沛的河道，自然可以作为沿岸农田灌溉的重要水源，在确保农作物收成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如开封城的商贸交易中，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占据重要地位，说明其经济活动的根本源于农业生产。遗憾的是，黄河的善决危害禾稼，沉淀的泥沙又破坏耕作环境，明清时期开封境内土地沙化、盐碱化的现象与黄河多次决溢是分不开的，开封城的经济状况和城市地位也由此降到了唐宋以降的最低点。B81黄河水患对于开封城腹地农业的破坏，从根本上削弱了城区经济发展的内源力。再者，河道决溢对于城区本身也是灾难性的，开封城数次被淹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2.具有经济发展意义的河道治理
保持河道通畅，就意味着城市拥有开展经贸往来的航道，这对于传统社会而言，意义重大。因此，河道治理专任官员、历任开封城之官员及土著居民多对河道治理给予了重视。
最为显著的是黄河治理。明成化年间，国家设置总理河道，下复设多级机构，负责黄河各项治理事宜，清代则改称河道总督。且自明万历年间起，河南巡抚亦开始监管河道。B82此外，若汛情紧急，还设临时官员，差赴工次。同时，为确保工程质量及工期，政府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如明代富有盛名的“四防二守”即被奉为河防法规B83，清代的法规较之明代则更加完备。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各类工程。明清时期，黄河河工的种类大致可分为沟洫、塞决、修堤、筑坝、镶埽、疏浚与开新河等几类，且在很多时候，这些方法并不是单一使用，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混而用之。如，顺治九年（1652），河决封丘，危害极大。河督杨方兴、巡抚亢得时征丁夫数万堵决，但旋筑旋决，后在丁家寨凿渠，引河减水之势，又于祥符时和驿筑堤，再筑常家寨堤、商丘王家坝堤、考城王家道口堤，B84最终成功治理。可以说，没有这种系统化和规模化的治理活动，黄河水患的发生频率及其后果将更加难以想象，更遑论其航运和经贸价值了。
贾鲁河的治理同样受到重视，并实施不同的治理方法。如疏浚河道。康熙四十八年，“浚郑州贾鲁河故道，自东赵讫黄河涯口新庄”B85。如开浚新河。乾隆六年，开浚省城干涯河，复于中牟创开新河，分贾鲁河水势，由沙河会干涯河，入涡入淮。B86据统计，清代前期，贾鲁河共被疏浚50余次B87，足以说明因其经贸和灌溉价值带来的社会治理行为。
要而言之，黄河自金代完成改道南流之后，长期的泥沙沉积不断抬高河床，持续的黄河水患随之发生，这给黄淮平原上的农业经济及其城市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黄河南岸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封，可以说是黄淮平原上较早成长起来的一颗璀璨明珠，到明清时期却屡遭黄河水患的侵袭，城市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同时，在水运优势较大的明清两代，河道对于开封城的经济发展亦尤为重要，没有黄河、贾鲁河及惠济河的流经，就没有开封城的经济繁盛；开封城的对外经济往来，进一步促进三河的治理，尤其是贾鲁、惠济二河，开封城的存在成为其长期通流的重要因素。河道与开封城之间因经济发展而形成一种唇齿相依、兴废与共的互动关系。这既是开封城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历史轨迹，也应是同时代黄淮平原上其他城市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注释
①朱士光：《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刍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②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③汪雅梅：《渭河流域水环境管理浅谈》，《陕西水利》2010年第4期。
④李润田、丁圣彦、李志恒：《黄河影响下开封城市的历史演变》，《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年第6期。
⑤陈代光：《运河的兴废与开封的盛衰》，《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
⑥黄以柱：《豫东黄河平原环境的变迁与开封城市的发展》，《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⑦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5页。
⑧陆粲：《陆子余集》卷四《明故资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4册，第627页。
⑨李梦阳：《空同集》卷三十六《夷门曲》，《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第320页。
⑩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五《淮安府由北河至陕西潼关水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
B11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二十《次亢村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267页。
B12张元凯：《伐檀斋集》卷三《黄河客舍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5册，第698页。
B13彭孙遹：《松桂堂全集》卷六《渡黄河》，《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7册，第85页。
B14王峻：《王艮斋诗集》卷九《由黄河至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74册，第307页。
B15黎汝谦：《夷牢溪庐诗抄》卷一《渡黄河》，《续修四库全书》第1567册，第637页。
B16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39页。
B17黄钊：《读白华草堂诗二集》卷十《游梁杂诗》，《续修四库全书》第1516册，第198页。
B18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三《志第五十九·河渠一·黄河》，中华书局，1974年，第2014页。
B19B25B74开封教育实验区教材部编《岳飞与朱仙镇》，1934年印行本，第205、205、130—131页。
B20《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六，万历十五年十月丙辰，台湾影印本，第7855页。
B21《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六，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庚午，中华书局，1985年，第186页。
B22《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〇，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丙子，中华书局，1986年，第946页。
B23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二六《志一百一·河渠一·黄河》，中华书局，1976年，第3740页。
B24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九《工政十二·直省水利下》，李鹤年：《挑挖贾鲁河一律深通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41册，第2543—2544页。
B26澹庵：《汴试日记》，1926年息云庐丛刻本，第1页。
B27开封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开封市交通志》，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第126—127页。
B28王荣搢：《豫河续志》卷十九《汴河案》，石光明等：《中华山水志丛刊》本，第468页。
B29张圣城主编《河南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69页。
B30董斯张：《静啸斋遗文》卷一《河南梁大中丞奏议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81册，第585页。
B31蒋锡震：《清溪诗偶存》卷七《置酒平台观李崆峒禹碑二首·其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4册，第513页。
B32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二《河南疏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4页。
B33《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水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第23页。
B34《康熙鄢署杂抄》卷三《汴中诗》，康熙五十八年纶嘏堂刻本，第18页。
B35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0—62页。
B36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三十五《祷时雨》，《续修四库全书》第1450册，第340页。
B37程子良、李清银：《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60、200页。
B38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著者原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B39B49程子良、李清银：《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91、204—205页。
B40开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封市志》第2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542页。
B41《康熙开封府志》卷三十四《艺文》，丁日乾《过汴城》，康熙三十四年刻本，第14页。
B42顾嗣立：《味蔗诗集》卷二《大梁怀古八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6册，第555页。
B43《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十四《艺文三》，刘朝宗《梁园怀古》，《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8册，第452页。
B44《康熙开封府志》卷十一《学校·贡院·国朝李粹然贡院记》，康熙三十四年刻本，第33页。
B45《康熙开封府志》卷九《城池》，康熙三十四年刻本，第6页。
B46蒋锡震：《清溪诗偶存》卷七《汴梁道中口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4册，第508页。
B47《光绪祥符县志》卷七《河渠·河防》，光绪二十四年刻本，第70页。
B48李景文等点校《汴梁水灾纪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45页。
B50钱学伦：《语新》卷下，光绪年间申报馆刻本，第5页。
B51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二十三《梁园行》，《续修四库全书》第1433册，第272页。
B52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第70页。
B53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5页。
B5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般载杂卖》，中华书局，1982年，第113页。
B55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四十四《河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9册，第364页。
B56杨克坚：《河南公路运输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第104—105页。
B57松浦章著，董科译《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6—435页。
B58唐顺之：《北奉使集》卷一《条陈水运事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0册，第425页。
B59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B60李梦阳：《空同集》卷二十一《汴河柳送沈生》，《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第166页。
B61孙绪：《沙溪集》卷十八《大梁车马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4册，第683页。
B62李梦阳：《空同集》卷二十四《河上秋兴·其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第198页。
B63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二十三《汴京怀古二首》，中华书局，1999年，第466页。
B64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街市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9、31、34、38、50、56、57页。
B65B70B71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B66B73许檀：《明清时期的开封商业》，《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B67张应昌：《清诗铎》卷五《水利》，中华书局，1960年，第133页。
B68《光绪祥符县志》卷九《建置·市集》，光绪二十四年刻本，第58、60页。
B69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七《河南疏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67页。
B72李绿园：《歧路灯》第15、69回，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447、105页。
B75龚柴：《河南考略》，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本，第162页。
B76王命钦：《开封商业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B77李嘉乐：《仿潜斋诗抄》卷八《旅夜》，《续修四库全书》第1559册，第640页。
B78黄以柱：《豫东黄河平原环境的变迁与开封城市的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B79李茹旻：《李鹭洲集》卷八《水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6册，第796页。
B80任启连：《清芬楼遗稿》卷一《请开北方水利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4册，第164页。
B81程民生：《河南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67页。
B82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职官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5、1773页。
B83饶明奇：《清代黄河流域水利法制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B84《雍正河南通志》卷十五《河防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5册，第388页。
B85B86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二九《河渠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25、3828页。
B87邓亦兵：《清代的朱仙镇和周家口》，《中州学刊》1988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轲
经济发展合作探讨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县域经济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稳定和扩大就业， 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那该如何发展好县域经济呢？本文就此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和意见。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对策见解
一、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備的区域经济，是发展区域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层次。
中国现有县和县级市2074个，总面积9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幅员面积93.8%；人口9.4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4.46%。2000年全国县域经济GDP总量50930.21亿元，占全国GDP总量9720.37亿元的52.3%。其中，县域粮食产量4.42亿吨，占全国粮食总量的91.67%；棉花448.73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00%；油料2245.11万吨，占全国的75.98%；肉类产量5548.7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0.58%。
由此可见，县域是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域和层次，不仅是我国的国土的主体，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是中国主要人口的居住地，养育着全国74.46%的人口。从经济总量看占全国半壁江山；而同时，县域几乎提供了全国粮食、油料、肉类的生活保障，是全国安全、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棉花、粮食、油料等基本原材料。它处在“城尾乡头”的位置，既有城镇也有农村，既有第一产业也有二、三产业，既有城镇居民也有农村居民，可以说既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村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点。
二、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1.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的全局
发展县域经济，要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坚持经济和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绝不能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牢固树立加快发展的意识，必须坚决做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切工作都围绕经济发展来安排，一切工作成效都以发展实绩来检验。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2.大力发展工业，逐步实现工业化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出工业化，大力培育县（市）属企业，通过新型工业化不断扩大县域经济工业的增量。 一要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突出县情和自己的特色，建立科学的县域工业发展规划。二要把招商引资、上项目作为发展工业的重要措施，做大做强县域工业，以此弥补县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三要通过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改变县域初始工业的粗放生产和经营，积极推进信息化、生态化产业发展，有效遏制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四要继续落实扶持政策，加强信息引导，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工业园区的发展，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服务体系，形成全社会重商、亲商、爱商的良好环境。
3.突出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把县域经济发展为特色经济就是形成自己的优势经济。为发展特色经济，一是调整县域经济的经济结构。从当前来看，结构调整的最重要内容是降低县域经济的经济内容重复率。根据调查，目前县域经济小而全的体系基本没有打破。这种经济结构导致谁也没有优势，在市场经济好时一片繁荣，市场不景气时则一片凋零。调整原则不是什么一、二、三产业比重，也不是轻重结构比重等，而是优势比重，只要占优势，不管是什么产业，是什么部门，都应当重点发展，否则都应逐步淘汰。二是在发展特色经济中，要把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避免开发不足使资源整体闲置或品位开发缺位，又要避免过度开发，使稀缺性资源价值降低，寿命缩短。在发展特色经济中，一定要强调对稀缺性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在发展特色经济中，要注意领域内市场，在巩固域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外拓展。对域外市场，在售后服务、质量、信誉上要给予域内市场同样的重视度；同时，要注意保护地方品牌，不要轻易放弃、更改名牌，以保证品牌的连续性、稳定性，离开了一定的地方品牌，特色经济将失去其最有影响的外包装。
4.处理好自主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县域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激发县域的发展活力，充分发挥县域内各种资源的优势。重点要抓好两点，一是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进一步创新体制和机制，切实搞好县域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努力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种活力竞相迸发的氛围。二是全面激发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形成全民创业、共谋发展的局面。同时必须明确，县域经济不是县内经济，而是开放经济，只有扩大开放，加强与外部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承接“两个转移”，积极引进经济要素，实现更大的发展。同时，县域经济规模的有限性和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也要求我们不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所以，在坚持自主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开阔视野，扩大开放，努力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参考文献：
[1]刘克俭:促进县域经济金融和谐发展的思考[J].济南金融,2006,(2).
[2]游士兵隆刚:发展县域经济的经济思想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3]郭铁民:发展县域经济的几个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 ,2003,(12).
作者简介：杨远球(1982—)，男，湖南怀化人，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统计局，高级统计师，主要研究方向：县域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合作探讨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智利、日本等国家的实践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落后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发展瓶颈，而难以在短时间内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消解社会不稳定性因素的正常状态。过分强调“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陷阱。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和改革攻坚期，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中等收入瓶颈”。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和完善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瓶颈 超常城市化 拉美陷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误解与厘清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术界有一种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江时学则认为，该报告中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中等收入陷阱”首次在公开场合被提及，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①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东亚四个经济体陷入发展的泥沼之中，当时许多人预测，危机所揭示的结构性弱点——腐败、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将使该地区陷入滞胀，但危机过后，东亚经济体的表现依然很出色，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的报告就是针对这一现象的延伸探讨。当前使用该概念频率最高的当属中国学者，特别是在探讨拉美国家现代化的教训及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时，许多学者往往将“中等收入陷阱”特指“拉美陷阱”。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集中的地区。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的定义，人均GDP在996美元到12195美元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根据这个标准，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拉美地区的33个经济体中，属于中等收入的就有28个。二是拉美国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时间长。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拉美主要国家在相继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开始普遍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波动大、贫富差距凸显、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对外依赖度不断攀升等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逾越“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在高收入国家行列外徘徊。按世界银行的统计，截至2012年，拉美国家平均滞留“中等收入陷阱”时间长达38年之久，其中阿根廷时间最长，已达50年，墨西哥38年，巴西37年，哥伦比亚33年。②当前国内诸多学者针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都有质疑和自己的见解。郑秉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己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4个阶段和3次跨越。中国要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施“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战略。其中，破除制度壁垒、革新社会政策和健全基础设施则构成了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组合。③樊纲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福利陷阱，其根源是生产力的发展滞后于工资、福利的增长。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还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推行高福利不利于经济的长足发展。④刘福垣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因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任何国家和社会平均收人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正常规律，其本质上是现代化陷阱的症状。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孙立平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为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不是改革受挫或改革处于停滞状态，而是“转型陷阱”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而打破“转型陷阱”的关键在于，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⑥胡鞍钢则认为，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多方面。他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成本的上升、经济转型的滞后，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常城市化”、阶层矛盾激化、公共服务欠缺、社会犯罪骤增、制度创新受阻等因素交织影响，从而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中等收入陷阱”。他提醒中国要提防中等收入陷阱演变为“政治民主化陷阱”。⑦瑞士银行经济学家安德森则从论证中等收入陷阱入手，通过数据发现，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在总体上也并不低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因而把人均收入增长停滞或较慢作为陷阱的依据是不可靠的。⑧从上述各位学者的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虽然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高度重叠的“中等收入陷阱”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就得为此背负掉入陷阱的包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误解。误解一：概念的狭义化。中等收入陷阱，通常是指“处于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4000美元）行列之后，便出现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徘徊在4000到5000美元附近的现象”。⑨世界银行认定出现这种现象的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拉美主要国家墨西哥、巴西、乌拉圭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从经济角度，特别是人均GDP来评判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劣。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是否达到某一量化指标当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是显失考虑的。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被视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造成许多国家忽视了生态坏境的保护、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因而，单从某一确定的数量化指标来审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很难有说服力。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在研究社会分层时，把经济作为分层标准是必要的。但社会的层次结构是个多层面的统一体，除了经济地位之外，至少还有两种同样重要的分层属性，在造成社会发展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影响力，这就是声誉和权利”。⑩由此，“中等收入陷阱”仅从经济角度将不同国家人为划分为低等、中等和高等三个层级，而不考虑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文化软实力和社会稳定性，是不可取的。另外，“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不是确定的概念，也是不稳定的概念，价值不大。我们应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划定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准线也将会发生变化。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经济短时间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命运。阿根廷早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同样，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也经历了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攀升的萧条景象。既然增长停滞乃至倒退在任何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可能出现，并非中等收入国家所独有，那么是否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无法得到证明。
误解二：概念的标签化。《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大显性特征，即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W.Rostow）在其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提出了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5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按照“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我们可以大胆估测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处于“起飞—走向成熟”的阶段。罗斯托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通过经济模型分析后认为，要实现这一阶段的跨越大约需要60年的时间。就发达国家提出的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的表现而言，这些其实都是常见“问题”。这些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等收入”阶段，也同样存在于“低收入”阶段，甚至许多发达国家也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美国20世纪60年代“校园革命”是典型的社会动荡和信仰缺失，70年代又陷入经济滞胀，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就业困难到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有的学者把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也说成是陷阱，更是不着边际。其实，20世纪80年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个拉美主要国家已经达到或跨越了世界银行按汇率法分类划定的高收入门槛，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因而，以拉美为典型案例的中等收入陷阱说无疑是有异议的。中等收入陷阱带有浓厚的主观价值评价色彩，是对经济发展受阻国家的人为标签化，严重的会造成这些被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全球化，特别是国际贸易过程中失去发展机会，增加发展困难，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误解三：概念的危害性。以美元为衡量标准的中等收入陷阱，反映的是以西方为主导的霸权话语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采取的自我保护手段。以拉美国家阿根廷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在拉丁美洲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鼓动和改变那里原来保守而稳定的民族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很多拉美国家在美国专家的鼓动和直接指导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政策，包括矿产资源和国民经济命脉产业都实行经济完全私有化，模仿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彻底放开金融和经济管制，以适应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发展。2001年阿根廷爆发全方位的经济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撤离资金，导致阿根廷经济受挫，却被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定义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阿根廷全国处于戒备状态，紧急采取临时性措施，结果不但没有挽回过去的辉煌，反而干扰了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使阿根廷陷入新一轮危机的漩涡中。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在国际贸易中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的增大，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概念澄清：“中等收入瓶颈”的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难以概括一个国家踏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发展的全貌。简单的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这一指标既无法反映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掩盖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调整、民主法制建设和民生保障方面取得的进步。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将人均收入能否达到某一人为设置的标准视为陷入或者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过分强调中等收入陷阱其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会诱导发展中国家将社会发展片面理解为经济总量的增加。科学理性地认识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突破路径，是这些国家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至少它指明了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的、客观的共性问题。本文基于此，将“中等收入陷阱”修正为“中等收入瓶颈”。正如前文所论述，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某一确定的中等发展阶段后，由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更高的发展程度，并长期处于由中等水平向高等层次跨越的瓶颈中。“中等收入瓶颈”并不是一个狭窄化的概念，经济领域发展的困境往往会造成政治、社会和文化全方位的发展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实现了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长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但是，在承认中国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取得成就的同时，诸多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典型的贫富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乃至深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同样面临着“中等收入瓶颈”的挑战和考险。
中国可能跌入“中等收入瓶颈”的因素分析
由于“中等收入瓶颈”的客观存在，中国未来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在经济领域，由于国民经济增速的下滑，产业结构升级负担的增加，自主创新能力动力不足，仅仅依靠经济增长来保证社会良性运行难以实现;在政治领域，官员腐败问题尚未根治，社会不和谐的潜在风险因素威胁政治稳定;在文化领域，民众意识内化的淡漠，强势文化的侵入，传统文化在多元文化发展格局中缺乏应有的自信心，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上述三种困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中等收入瓶颈”。
经济常态化瓶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1979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根据2013年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跳出低收入国家队伍，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单从中国当前人均国民总收入来看，中国已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经济增长有其内在规律性。经济增长本身就带有“双刃剑”的性质，它既对社会发展具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同时经济增长的地区和阶层差异会加剧社会不平衡和不公正。国内外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干群矛盾、劳资纠纷、贫富差距，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因素的不断累积，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产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前三季度GDP增长7.4%，相比于2013年减少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将面临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也即未来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指标疲软、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国内消费带动效应受阻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化现象。在这种新常态下，中国跌入中等收入瓶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政治民主化瓶颈。由于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生产要素释放经济增长红利能力的下降，因而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奏效。于是，相关社会利益群体，特别是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无法实现自身权益的精英群体，开始寄希望于以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来实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以拉美国家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受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浪潮的影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民主化”。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民主制度是最可取的、最能保证政治持续稳定的政治制度。然而，实际情况是拉美的政治“民主化”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导致了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经济“失去的两个十年”。2013年拉美贫困率高达27.9%，是世界上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当前的民主建设需要吸取拉美民主改革的经验，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夯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各民族的爱国情怀，避免“街头民主”诉求的无序膨胀，防止“民主乱象”扰乱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如果民主建设违背了自己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可能落入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低质民主陷阱”。
文化多元化瓶颈。中等收入瓶颈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表现较为显性，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思想文化的变迁往往根源于政治体制变革和生产方式创新。因而，中等收入国家如果在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不良反应，必然会引发思想文化领域的动荡。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文化的多元化所导致的非主流文化的兴盛，由此引发国民文化的不自信。主流文化和主旋律是我国根本价值的核心所在，是保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坚实精神力量。伴随着社会转型深度、广度的不断延伸，如何在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塑造整个社会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是摆在中国改革发展前进道路上的关键议题。从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主流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保证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人们社会心态的变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由于经济资源的相对稀缺，极易形成反文化心理，比如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压抑焦虑、怨恨不满、失衡偏激等。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群体则拥有过多经济资源，这就容易滋生诸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多元主义文化，它腐蚀着社会主义道德大厦，严重威胁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中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瓶颈”的路径选择
既然在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而经济增长放缓、停滞乃至倒退是在不同收入阶段的各个时期都可能出现的现象，那么，真正需要做的不是人为构造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具体地分析后发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问题与挑战。从中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和完善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扫清制约中国跨越式发展的不利因素。民主法治虽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要想实现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民主法治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保障条件和重要前提。一个国家如果民主法治不健全，必然会影响经济建设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最终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增反减”。而人均财富的低水平就会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社会基础并导致不满情绪的积累。民主法治保证了政治的有效运转，倘若由于民主法治的缺失而引发整个社会强烈的反抗心态，其结果必定是扰乱经济建设的秩序，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拉美国家发展的实践提供了恰好的证明。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远没有得到巩固，拉美国家传统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拉美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传统政治体制造成拉美国家的政治腐败，进而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相当有效的政府力量。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解决威胁经济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政治改革进程的缓慢和无效，严重阻碍了拉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拉美腐败之风尚未根治，贫困人口生活艰难，法治建设难以推行，已经威胁到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中国应汲取拉美国家的教训，在保证政治体制稳定的框架内，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坚持”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中国在推动新一轮改革的关键当口维持经济发展的常态化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强调运用民主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必然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实施融入全球化的对外开放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外在动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曾提出：“为什么现代化和增长的快速扩张进程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答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产品和服务贸易、流动资本的不断开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科技的转让。”近代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一个成功的高收入经济体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下实现的。因而，后进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瓶颈，实现经济追赶式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充分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协作。在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中，中国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直接借鉴和汲取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才能获得的经济建设的经验和发展工业经济的知识、技术和信息。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二战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知识、技术和创新的传播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开始全球化扩散，使全球经济呈现追赶性增长的特征。早期工业化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跨越的人均收入陷阱，后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需要二十几年就能在其经济体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因此，作为对世界经济存在高度依赖性的中国，只有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参与外部资源的交换，建立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后进发展中具备实现追赶跨越高收入经济体的必要条件。
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避免跨越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如果按罗斯托“经济增长五阶段”论的说法，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正从“起飞”走向“成熟”。由于起飞阶段是工业化国家在具备起飞前提条件基础上经济增长的实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因而，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政府为经济的追赶提供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并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以维持国家经济的稳定，防止社会的剧烈震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具备实现工业化的坚实基础，经济增长不再是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而是要进行技术的创新。没有不断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就难以可持续发展，也就无法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技术创新需要的是经济体自身的人口素质和创新激励。这也就不难理解那种以政府的强制干预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在现代化工业时代人均收入增长遭遇瓶颈的原因。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万能钥匙”。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瓶颈的关键议题，也是确保经济增长背后预防社会断裂的重要前提。
着力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经济效应，增进经济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局限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而是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社会福利也不断提升。通过增进社会福利来刺激人民群众消费和生产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内生动力。从我国发展的实践来看，长期缺乏社会政策的协同，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百出。一方面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社会公共资源来获取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成果往往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难以惠及广大的劳动群众。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及发展成果的分配方式，弱化了社会发展质量，使得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分化明显，贫富差距逐步拉大。一系列的潜在社会风险及矛盾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导致了社会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需要从发展型社会政策领域寻找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发展型社会政策是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的前瞻性手段。它充分考虑人的发展需要，通过实施社会福利政策增强人们的潜在能力，赋予他们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权利。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且不高、政府财力比较薄弱的实际，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而是要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结合我国发展的实践，探寻一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色之路;第二，科学合理地选择社会政策变革的路径，既要有效地分散社会风险，增强社会凝聚力，又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并行不悖。
结语
毋庸置疑，“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带有“污名化”的标签，用来衡量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合理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民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中国顺利突破中等收入瓶颈和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虽然面临诸多社会矛盾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但只要处理得当，中国仍可以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全面攻破束缚社会改革的体制障碍，厘清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疏导社会戾气，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当前，增长趋势放缓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冬天”的来临。相反，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根本改变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现代经济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科学认识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诸多问题，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必将有力助推中国实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质的飞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层社会矛盾演化规律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抽样调查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10BSH013。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唐惠敏为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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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马冰莹
经济发展合作探讨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引起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促使人们首先是西方学者反思促进这一历史巨变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讨，出现了被冠以“中国模式”的理论范式和学术争鸣。本文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确具有其独特性，但遑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中国发展道路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既有成功的发展经验，又有继续深化改革促进完善的地方。纵观中国几十年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创新驱动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典型特征。包含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创新体系既是中国发展道路形成的动力，也是不断走向成熟完善的动力。
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经济发展；创新驱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将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落后凋敝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团结、发展的欣欣向荣的崭新国家，摆脱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受制于人的局面，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从建国伊始第一代开国领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颇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中国发展道路是战后大国
复兴的成功范例
确切地说，世界热切地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的确是惊异于中国近三十多来的经济腾飞和政治上日益剧增的巨大国际影响力。从仅仅是国际政治的巨人发展到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巨人，世界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来了”的现实存在。中国作为世界经贸大国的崛起，在全球化时代给世界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和投资机会，也使各国感受到“中国制造”对原有世界市场体系的冲击。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对世界事务日益广泛的参与，也常常使世界感受到“中国人敢于说不”的巨大威力。总之，中国的崛起，正在急剧改变着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引发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正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由原来的“可有可无”角色到现在必须重视的现实存在和心理体验，促使了人们思考中国发展对世界的正反多方面影响，企图揭开中国发展道路之谜。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世界各国，报忧的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先后出台，喜忧参半的“中国模式”论亦不胫而走。通观世界各国的“中国模式”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的某些独特性，但除了一些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外，很少对“中国模式”给予充分肯定，甚或成为某些西方学者攻击中国“经济变相掠夺世界”、“政治不民主”的理由。国内许多学者则理直气壮地揭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力图矫正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偏差，进而将这一理论抽象化、范式化、经典化。但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有没有“中国模式”？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近读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1］感到这确实是一部诠释“中国模式”的力作。但除了作者周游列国的见闻而发的感慨外，我仍然对“文明型国家”的范式存疑。一味地强调“中国模式”种种特征的合理性，大有学术附势于政治之嫌，落入“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哲学俗套。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人真的能够创造出“中国模式”，造福于千秋万代，造福于人类社会，那真是天大的好事。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只是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特别是“文革”的教训，抓住了冷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的结果。用“中国发展道路”诠释中国崛起的历程，是更适合的科学用语。
中国发展道路是战后大国崛起的成功范例。世界历史上先后有许多大国崛起，但还没有任何一个像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基础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经过倡导和平发展、励精图治、开拓创新而实现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国家。
首先，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奇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固有问题。诸如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农业劳动力剩余、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二元结构、贫富分化、区域不均衡增长、国际发展的不公平待遇等发展中国家通常遇到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伊始，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开始工业化时，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从而使我国的工业化不得不面对较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实行赶超式的工业化。这与前苏联二三十年代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和形势极为相似。与此同时，建国初期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迫使我国长期保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选择。诞生于战争环境的“苏联模式”与中国国情的吻合，使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工业化浪潮。经过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重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稳定的国家体制，高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和行政管理，集中了有限资源的配置，推动了一个落后农业大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进程，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利用世界局势趋于缓和的有利条件，深化国际分工与合作，走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崭新的发展之路。中国发展道路趋于明朗。发展是硬道理，政治稳定也是硬道理。
其次，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一个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奇迹。以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文明载体实现基本现代化，不同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领域都优于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冲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与垄断资本主义同时共存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存在着物质基础上的先天不足。在自身发展中一直深受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约与束缚。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还拥有远比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优势。有鉴于此，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应该始终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已经认识到了建设社会主义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至关重要性，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并认为“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2］。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在自身的不断改革与发展中，才能逐渐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之路不能是靠殖民掠夺和战争，也不能靠剥削人民大众而实现少数权贵利益的发展，而是逐步创造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发展。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先富”求“共富”、“以人为本”求科学发展的思路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党执政兴国核心理念的深意。
总之，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靠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取得的。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在于：政治上保持稳定，在党的领导下，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以市场体制调整经济利益关系，激发全民发展经济的热情；兼济效率与公平，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以发展来克服发展中的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崛起的发展道路，不是一种轻易能被模仿的“模式”，大国的国情更加复杂，优势也远比小国明显，发展中各国的发展只能根据自身的国情借鉴中国某些经验，而不能照搬所谓的“中国模式”。
二、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动力之源
中国发展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年代里不断创新发展的道路，而且它是不断前进的过程。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源泉。创新(innovation)这一概念较早见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创新是熊彼特的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他在1912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使用“创新”来诠释生产函数或者供给函数的变化，认为“创新”是指 “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 “企业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出版的 《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著作中，对创新加以全面、具体地运用和发挥，形成完善的创新理论体系，开创了创新理论的先河。狭义的创新主要就技术创新而言，广义上的创新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命题，通常泛指对现存事物的超越，包含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等等。本文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是就广义上的创新而言的。中国发展道路正是在不断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日渐形成的。
首先，理论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强大推动力，社会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典型“实践理性”的特征。新中国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忠实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每当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思想和理论的时候，中国的发展就会较快、中国的建设就较好。反之，思想僵化或理论错误则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停止甚至是倒退。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路线的形成作了舆论的铺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党正确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法宝。同样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都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理论来源于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涌现出来的问题和经验，都成为理论创新的依据。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执政理念，是中国发展道路各阶段社会实践的反映，又很好地引领着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实践无穷尽，理论创新亦无穷尽。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仍然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创新思维，找出稳妥的解决办法。
其次，体制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走向成功的制度保证。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渐进性制度变迁的过程。美国著名学者诺斯（D.C.North）对制度与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 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融为一体，研究制度变化，探讨国家兴衰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学面临的任务就是说明有效财产权怎样脱离常规而出现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告诉我们，正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促成西方经济增长并超过东方的根源。制度变迁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有着很大差异。三十多年的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功，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演示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过程。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制度增量改革与边际创新的体现，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大幕的序曲。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主要是选取了计划体制的边缘农村作为改革突破口。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中国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朴实的农民率先拉开，农村的制度变迁成为中国整体制度创新的先锋，是一种“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边际创新。［3］所谓增量改革，就是在不损害或触动原有利益格局与制度框架状态下，对新增加的资源、收益、组织网开一面，让其采取全新的方式运作。所谓边际创新，则是在原有组织、制度、政策的边缘作边际改进。伴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进行，计划体制的核心区城市体制改革提上日程。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部署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包括价格制度、市场体系、国有企业管理、金融体制等一系列制度结构的变迁，其中核心是国企改革。当时，所有制问题是理论界的禁区。然而，不触及所有制问题，体制改革只能停留在个别的细微末节上。产权变革势在必行。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改革由过去的主要突破旧体制转到建立新体制，由政策调整转到制度创新，由单项改革转到整个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的变革，由增量变革进入到整体推进。才出现了如今中国经济成长为第二经济大国的局面。
由此可见，制度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进程。按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我国的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渐进式制度变迁。这种方式与诺斯制度变迁模型相比，相对价格变化并不是引起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而政权力量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它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深度、广度的主导力量。所谓中央“给政策”，便是制度供给作用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具体表现。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发展道路确是独特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和体制创新之路。
三、中国发展道路的创新驱动
体系结构分析
如前所述，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推动中国发展道路形成的动力是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和体制改革。简言之，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典型的创新驱动的特征。这个创新驱动体系包含着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创新驱动体系的关键，在此不再赘述。制度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创新驱动体系的重要环节。当然，在微观经济运行层面，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融合共同推动了企业成长与产业发展。［3］
首先，制度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创新驱动体系的重要环节。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规则的体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制约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的走向。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加强人们之间的合作。制度的产生为降低交易费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如获取市场信息所付费用、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以及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而且，制度有利于增强人们的信任与合作。健全的制度简化了人际关系，使信息顺利传递，机会主义行为也能得到有效监控。良好的经济制度使市场规范有序进行，人们的收益得到保障，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所以，制度是经济平稳发展的环境保证。
所谓制度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创立新的运作机制以实现更多的赢利，或者使用多种对策与措施，为了实现更多的赢利而对旧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者在原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对具体的运作模式进行革新。有必要指出：制度创新必须遵守宪法并且要以法律为准绳，改革的目标是解决旧制度的缺陷并且增强新制度的活力与创造力。通常来说，制度创新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管理制度创新、产权制度创新、约束制度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因此，制度创新不仅是指对根本制度进行改革，同时还包括在原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对具体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革，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转换体制”。目前国内或国外主张制度革新的学派，比较一致的思路是：制度如何运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度的运作方式将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资源的配置与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市场不是万能的，在某些情况下，市场也存在相当大的不合理因素和失败的风险，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从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仅仅依靠技术革新与技术进步的单一手段，是不可能推动经济整体性地快速增长的。技术革新与技术进步对经济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才是根本性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仅仅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广大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了农村经济跨越式的发展，而这四年之内，中国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技术进步。可见，技术革新与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剂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制度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与内在动力，才是起主导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制度总是要借助不断的创新来拓展自身的绩效范围。戴维斯和诺思认为促进制度创新的因素有三种：第一，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第二，市场运作机制和市场运行规模的变化；第三，由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引起的社会各阶层对自身收益期望值的变化。也就是说，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市场规模的变化必然会改变原有制度的生产成本和收益率，使某些人或者某些社会集团产生了需要对制度进行创新的驱动力，以获得潜在的更大利益。另外，制度创新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因为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需要解决新旧制度衔接时产生的社会阵痛和利益调整时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压力与经济承受力。新旧制度的转换有一个交替与变更的过程，在原有制度保持均衡的情况下，对现存制度进行一些变革，不太可能会给要求改革的社会集团带来利益上的重大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制度的创新就缺乏动力与力量。但是如果生产技术出现重大革新，市场运行规模不断扩大，社会集团对改变自身利益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些外在的条件发生了的重大变化，就为利益的诉求与利益的调整提供了不可遏制的机会，那么对原有制度实行变革并且创立新的制度就势在必然了。然后再通过制度的变革与新旧制度的更替，又在新的或者更高的起点上再次达到制度上的新均衡，这样，改革的过程也就基本完成了。因此，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种从打破旧制度的均衡到新制度创立后再获得新均衡的动态过程，这种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是周而复始地进行的。制度创新主体包括个人、个人之间自愿组成的合作团体和政府机构。由政府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组织制度创新被认为是最为合理的。因为在私人市场不曾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只有政府实行“制度创新”才能获取潜在利益。如果潜在的利益将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而不归个别成员所有，那么谁也不愿承担“创新费用”，这种“制度创新”只能由政府实行。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政府主导，即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必然，也是长期强势政府作用的必然。好处是集中社会资源办大事，弊端是贪腐寻租的频发，必须从体制上加以解决。
其次，技术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创新驱动体系越来越重要的环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微电子技术的出现带动了新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新机遇，大力发展经济，创造了五六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对于这种经济奇迹的内在动力，我们就不能用旧的经济学观念（诸如资本、劳动力）来解析了，而必须从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于是技术创新论得以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先后提出了几十种技术创新的定义。影响较大的有索洛 ( S. C .Solo1951年)提出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伊诺思( J.L.Enos1962年)提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定计划、招用员工和开辟市场等。曼斯费尔德对技术创新所下的定义被较多地使用：创新是从企业对新产品的构思开始，以新产品的销售和交货为终结的探索性活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1976年：科学指示器》中，将技术创新的定义扩展为：“技术创新是将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引入市场。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化的发展，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各国开始建立国家创新系统并进行不断的制度创新，以促进本国竞争力的提高。国家创新系统论的代表人物弗里曼（Freeman）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发现，虽然日本所从事的技术创新从来没有过特别根本的创新，多数从事渐进的创新，但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日本的经济腾飞让世人瞠目，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挑战美国。弗里曼的考察强调了如下主体所发挥的作用：(1)政府机构；（2）企业；（3）教育和培训机构；（4）社会的创新。由此，弗里曼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创新不是企业家的功劳，不是孤立的，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提倡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论的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的论述，［4］则提出了技术创新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左右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些理论给我们的启发是，技术创新深刻改变经济发展面貌。中国经济发展一定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科技进步的作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教育，促进科技人才培养，促进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建设，以及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较快地缩小了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上述创新驱动体系作为有机整体仍然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内涵。体制改革需要理论创新的引导，理论创新需要思想再解放的过程，而技术进步更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
余论：中国发展道路转化为
“中国模式”的可能性前景
中国发展道路是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所形成的现有体制框架远未达到成熟，基本实现现代化也只是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事。而且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民主与法治建设仍须加强，各种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仍需努力，因此，中国发展道路在国家振兴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不是说沿着现有的“模式”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有本着不断创新的理念，开拓进取，博采世界各民族文明成果，才能有希望有朝一日形成为世人接受的中国模式。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什么，我看首先必须建立和形成中国式的具有普世性质的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强大文化软实力和感召力，就这一点来说，就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其次，彻底摆脱发展中经济状态，我们才会自信地说：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道路是最好的。如果是不成功的或半途而废的发展道路均不能成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再次，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现均富、公平与正义。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经验雄辩地证明：没有什么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制度创新本身就是打破旧模式的过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才能将当代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引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5-31.
［2］ 列宁.列宁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82.
［3］ 傅兆君，史纪新. 经济体制必然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诺斯的经济史观和制度变迁理论新解［J］. 江苏社会科学，2001（6）：7-15.
［4］ 郭强.新新相映：新资本主义——新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时代出版社,2010：182.
（责任编辑、校对：陈东林）
经济发展合作探讨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贡献率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的基本问题、探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对策,已成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非公有制;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探析;对策思考
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要求非公有制企业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自身素质上有更大作为。这一重要讲话必将对促进非公有制持续健康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产生重大影响和指导意义。
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体是企业,而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企业群体。据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总量、比重在不断上升,截至2008年底全国有证照个体经营户达2873.7万户,比2004年增长31.4%;全国私营企业359.6万个,比2004年增长81.4%;私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比重已达72.5%。[1]从贡献率看,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创造的生产总值已占全国GDP的60%左右, 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2]。显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举措,必需从战略高度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
相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强调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低投入、高产出,也强调以生态效益为中心的低消耗、少排放、可循环;既强调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又强调“增长与发展”所依赖的技术创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发展实践的全面兼顾。从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看,总体上仍然以粗放型为特征,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低产能比较集中,加工贸易型、资源依赖型、能源消耗型企业所占比例明显偏大,处于产业链低端的数量明显偏多。[3]这种发展状态在我国已经面临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的情况下,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受限。因此,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刻不容缓,这既是加快非公经济自身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和谐的基本要求。
新世纪新阶段,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显示出重要地位和作用。据报道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70%的生产总值、60%的国家税收和76%的出口创汇、90%以上新增就业的工作岗位;江苏省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省GDP的50.5%,成为“半壁江山”[4];近年来,中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也快速发展,如湖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对GDP贡献率已达60.4%、四川省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已达68.2%、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已占GDP比重53.1%[5]。显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不单纯是非公有制经济自身发展的问题,不能就非公有制经济谈非公有制经济,而应当与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角度进行统筹考虑,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整体转变。
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的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已经涌现出一批竞争力强、带动性强、影响力大的龙头企业。但从整体而言,大多数私营企业、个体经营户生产经营粗放、平均规模偏小、传统产业聚集度高、可持续能力较弱,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在“观念、服务、管理”方面创新不足等等。因此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生产经营“粗放型、资源型”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约束
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企业除少数影响力、竞争力较强的大型民营企业外,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平均规模小、竞争实力偏弱,传统产业聚积度偏高。比如截至2007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平均每户注册资本金额为170.3万元,注册资本金额100万元以下的占总户数的75.8%,平均每户的从业人员仅有13.2人,创办时间不足十年占80%。[6]从私营企业的产业分布看,2008年未在批发和零售业的企业法人单位中私营企业占75.1%;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私营企业占69.0%,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私营企业占76.6%、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私营企业占67.6%;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较为集中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占53.9%、交通运输业占16.0%。[7]从私营企业出口产品的类型看,劳动密集型商品比重偏大,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类等。据初步统计,近些年纺织行业的利润率一般在3%-5%;2008年1-4月,纺织品出口利润率仅为0.04%,已处于微利经营和临界状态[8]。可见,大多数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属于粗放型、资源型、低技能型,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企业生命周期短,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追求的效益型、技能型、低消耗、少排放、可持续、可循环等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
2.“管理素质低、技术素质弱、人才缺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约束
一般而言,非公有制企业的各类规章制度基本是健全的,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科学的管理机制,尤其是大量非公中小企业,决策层“老板”意识较强,管理随意性和盲目性较大,“凭经验型管理”是其显著特征;二是大部分非公中小企业技术投入不足、技术素质不高,尤其人才短缺、“人本”意识不强,缺乏“唯才是用”的人力资本理念等,加上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难留住人才。据有关调查(见表1),私企员工在解释打算离开现企业的原因时,为了“学习新技术”而打算离开企业的员工数居第二位。这表明员工对提高自身素质存在着基本追求而原企业又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问题。 但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如何破除技术素质、管理素质、人才素质的约束,已不单纯是一个“素质提升”的问题,还应包涵着一个树立“生态型、循环型、清洁型”的生产经营新理念、构建科学管理新机制的问题。
3. “资金瓶颈、融资成本”对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
据统计,占企业数量0.5%的大企业占有50%的贷款余额,占企业数量90%以上的中小企业,其贷款余额不足20%[9]。从目前看,我国各地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陆续出台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但问题的解决是一个过程,且不可能解决所有的“资金瓶颈”。相对众多非公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而言,贷款困难、融资渠道窄仍然是一个制约发展的难题,而通过民间融资,成本极高,有的月息达到20%-30%。即使通过担保公司担保贷款,担保费率也等同于银行同期利率,整个融资成本一般超过贷款总额的10%[10] “融资难”不仅会直接影响中小企业的规模、技术、竞争能力的提高,还会直接影响企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带来经济行为短期化、造成对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影响;“融资难”还会对以粗放型为特征的企业追求“减量、减排”造成约束、对结构调整造成制约,也难促进产业相关联企业发展循环经济。
4.“观念创新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约束
目前,仍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存在“歧私、避私、忽私”现象;有的地方干部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存在着“重大轻小,重外轻内”的观念,认为“抓大”才出效率、“引外”才出政绩,对非公经济尤其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意识不强、重视不够等。这些认识的偏差会在具体实践中造成贯彻措施不具体、企业间待遇不公平、政策执行不到位等,比如国家政策规定私营企业可以进入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但际操作过程中时常出现“玻璃门”问题,如天然气开采,规定企业注册资本要有40亿元[11];再如政府服务质量不高,一些地方税收优惠、创业优惠、资金借贷的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在招投标、资质审定、土地批租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程度歧私现象;一些地方对非公有制经济用地缺乏规划,不利于形成创业园区、不利于降低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成本;一些地方各种检查、摊派、罚款的收费标准弹性大等等。显然,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和管理者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发展的需要,认识到不到位、观念创新不足、服务意识不足,都会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影响和制约。
三、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思考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广大非公经济人士需要勇于面对,自觉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与履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把追求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通过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升抵御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 创新观念、政策与服务并举,促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首先要不断创新观念、求真务实。创新观念的“新”,不仅是某些地方政府和干部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对非公有制经济“不歧视、不忽视、不惧多”,更重要的还在于用新的科学理念、新办法、新举措,促进非公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不论其“大小、内外”,不论其“规模、模式”,都要自觉履行服务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强化服务职责;观念转变和创新才能执行政策到位、贯彻措施具体,包括优惠政策运用和用足,依法保障非公经济合法权益,大力支持各类社会服务机构和中介组织发展,提高政策咨询、创业辅导、人才培训、法律咨询、融资咨询等服务质量和水平; 进一步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统计监测体系,建立政府统计与行业统计互为补充的统计调查体系,全面、有效地反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况,更好的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服务。
2. 加快技术创新、结构优化,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从根本上说,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随着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和社会节能意识、环保意识的普遍增强,倡导环保消费、节能消费、绿色消费将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必然会使投资与消费品市场竞争出现新特点和新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必须自觉的适应这种新特点新变化,强化“生态型、循环型、清洁型”的生产经营目标,推动发展方式向新兴节能产业、绿色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转变;依靠技术创新,促进减排降耗、资源节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依靠管理创新,形成科学规范的经营管理模式,积极吸纳人才、尊重人才、尊重劳动、促进上下和谐,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凝聚力,以加快推动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员工素质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为非公企业的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提供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撑、融资支持,进一步打破一些行业和领域存在的“名义开放、实际受限”的“玻璃门”,还应当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结合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促发展。
3. 拓展融资渠道,为非公有制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撑
从目前看,优化融资环境、拓展融资渠道,仍然是非公有制经济实现数量扩张、质量提升、进而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之一。破解融资“瓶颈”, 首先需要政府抓好融资服务,构建起省、地、市(县)级政府的融资担保体系,扩大小额贷款总量和覆盖面,构建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的补偿机制,形成银行与非公有制中小企业间稳定的融资平台; 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要逐步纠正不利于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偏向,进一步简化贷款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限、新创信贷品种,充分体现各种所有制企业市场平等、政策平等的原则; 三是各地方政府要积极探索和发展金融中介服务组织,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设立商业性或互助性信用担保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要积极吸引非公有资本入股,以增强资本借贷能力; 四是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在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应采取更加灵活的融资方式,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租赁融资等途径拓展融资渠道,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撑。
4. 加强经济行为约束,承担应尽的环保责任和义务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是需要非公有制企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将生产经营管理目标从单纯的“经济目标”转向“综合目标”管理,高度的重视生态价值、诚信价值、人文价值给企业带来的持续经济效应和良好的社会形象; 二是加强自身经济行为的约束,自觉把环境、资源、生态问题与企业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自觉遵守资源、环境有偿利用和开发的相关法规政策,自觉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责任原则,承担起优化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三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抓住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包括乡村旅游业、园林建设、特色农产品、药用植物、生物医药、特色食品、生态小区建设、城市拉圾处理、工业园区排污治理等等;大力发展物流、信息、咨询、法律、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坚持环境优先、市场淘汰、政府引导的原则,加速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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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杰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