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煤炭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粗放型管理给煤炭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粗放型管理是相对于集约型管理来说的, 在煤炭行业, 粗放型管理带来的最常见的问题是:人员投入多、效率低、成本高;企业经营困难、出现亏损现象;产品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生产安全隐患大。
(一) 人员多、效率低、成本高
在粗放型管理模式下, 煤炭开采多为人工模式, 对人员数量要求高。20世纪80年代, 我国煤炭管理基本上是粗放型, 据统计资料记载当时全国煤炭企业共有345万人, 煤炭生产效率仅为1.5t/人, 生产效率极其低下, 鉴于当时人工成本不高, 煤炭企业的盈利空间尚可。但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劳动力成本激增, 当前传统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煤炭经济增长的一大阻碍。
(二) 企业经营困难、出现亏损现象
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 煤炭企业仍旧坚守粗放型管理模式, 企业经营成本增加, 经营日渐困难, 亏损现象普遍存在。据统计, 截至2015年, 我国中型煤炭企业普遍出现亏空, 大部分小型企业破产, 煤炭再生产难以继续维持, 煤炭工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仅靠工资收入难以维持。这是粗放型煤炭管理方式带给煤炭经济增加的问题, 亟须解决。
(三) 产品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
在粗放型管理模式下, 煤炭企业生产的产品单一, 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产品竞争力不强。这也是导致煤炭企业亏空甚至破产的原因。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煤炭企业一直以来都是粗放型的管理模式, 再加上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 煤炭企业的生产严格按照国家计划, 没有自主性, 这将煤炭企业的创新性直接扼杀在摇篮中。煤炭生产仅仅只是依靠传统的加工模式, 煤炭产品种类单一、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不高。
(四) 生产安全隐患大
在粗放型管理模式下, 煤炭开采手段传统, 基本上是人工开采。由于设备的落后, 开采工作对人力要求高, 因此大批的煤炭工人聚集在空间有限的煤洞里, 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煤洞内氧气有限, 人一多, 很可能会出现氧气供应不足的现象;此外煤洞空间有限, 大批煤炭工人在洞内施工时, 很可能会误伤同伴;最后, 由于技术落后, 安全措施不到位, 一旦发生煤洞探讨, 大批煤炭工人将会被掩埋。这些安全隐患在小型煤炭企业的形式更加严峻。
二、基于转变煤炭经济增长方式的管理策略
粗放型管理方式给煤炭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 若想解决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粗放型管理模式带来的问题, 实现煤炭企业的腾飞, 必须转变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煤炭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加强管理, 因此煤炭企业需变粗放型管理模式为集约型管理模式。
(一) 煤炭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完全建立起来。因此, 煤炭企业也应跟上社会发展得步伐, 转变煤炭企业经济管理模式,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使得煤炭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后, 煤炭企业应当加快改革步伐, 重视管理工作, 变粗放型管理模式为集约型管理模式, 在煤炭开采工作中, 紧跟时代的步伐, 不断地研发和引进技术、新设备, 减少人力的投入, 提高工作效率。
(二) 丰富产品种类、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从产品角度入手, 通过加强管理, 转变管理模式, 丰富产品的种类, 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进一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具体而言, 煤炭企业应当确立集约型管理模式,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由过去的简单加工低附加值产品, 转变为增加研发力度, 丰富产品种类, 变粗加工为精加工, 以满足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市场对煤炭的多种需求, 进一步增强煤炭的市场竞争力。通过管理策略的转变, 丰富产品种类,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是转变煤炭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煤炭企业更好更快发展的好策略。
(三) 重视生产安全工作
由于煤炭产业的特殊性, 安全问题是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最不容忽视的问题, 因此煤炭企业在管理工作中, 应当始终将安全问题放在首位。煤炭企业的管理工作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加强煤炭企业的管理工作, 变粗放型管理模式为集约型, 便是“一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因为在集约型的管理模式下, 煤炭企业的生产工作将更加重视人的安全。煤炭企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 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此必须通过加强管理这一重要环节, 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的发生, 更好更快地转变煤炭经济增长方式。
三、结语
转变煤炭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煤炭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 管理工作是煤炭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 通过加强管理, 改革煤炭管理体制, 对转变煤炭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摘要：当前, 煤炭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管理工作是重要环节。本文笔者首先分析粗放型管理给煤炭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接着基于转变煤炭经济增长方式对管理策略进行探讨, 旨在通过本文引起读者对转变煤炭经济增长方式中管理工作的重视。
关键词：管理,转变,煤炭,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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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煤炭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思想的解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思想的解放又可能是一个突飞的过程，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飞跃发展。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探索和走中国特色产业发展道路。促使湖北经济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加快思想解放的进程。特别是要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要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促进湖北产业又好又快地和谐发展。
一、解放有关湖北产业发展的思想，需要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的产业发展观
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经济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效益和水平相比，湖北经济发展就显得相对不足和落后了。这种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这是地处中部内陆地区的湖北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
湖北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一直试图充分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优势、资源优势、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但是其结果并不理想。潜在的经济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相反有些优势在逐步丧失，比较优势转变为比较劣势。其重要原因在于，思想不解放或者思想解放得不够。或者说思想解放的速度、进程和深度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思想解放的速度和进程、扩大思想解放的广度、深化思想解放的深度，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形势下促进湖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前提。
由于经济的发展是以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产业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从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来说，没有中部产业的崛起就没有中部地区经济的崛起。从而就没有整个中部地区的崛起；而思想不解放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就首先体现在对产业发展的制约上面。这说明没有产业发展思想的解放就没有促进产业发展的合理行为。也就没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从而也就难以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要探索和走中国特色产业发展道路。实现产业和谐发展，特别是要促进湖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有关湖北产业发展的思想，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的产业发展观。
二、科学的产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笔者认为。科学的产业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化和深化。是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在产业经济中的具体运用。它是解决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制约的重要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科学的产业发展观要以现代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以现代产业经济实践为依据，而产业发展涉及产业的结构、布局、关联、组织等诸多方面，而科学的产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科学的产业结构观、科学的产业布局观、科学的产业关联观和科学的产业组织观。
1、科学的产业结构观。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是构成产业总体的产业类型、组合方式。各产业之间的本质联系，各产业的技术基础、发展程度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产业结构在许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和变动。极大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规模、效益和水平。科学的产业结构观应该建立在正确认识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的基础上。因为产业结构的状况既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经济效益高低的决定因素，而产业结构的改进或者改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经济协调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优化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科学的产业结构观应该符合或者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主要有产业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工业化规律、三次产业比例变动规律、生产要素密集型产业地位变动规律、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化规律、主导产业转换规律、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规律。只有正确地了解影响和决定产业结构的复杂因素，把握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不断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即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和高效化。促进产业经济协调、稳定、高效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科学的产业布局观。产业布局是产业在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是企业组织、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在地域空间上的集中和分散情况，具体来说是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在内的所有产业在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由于产业布局是一种具有全面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的经济布局，从产业的地区结构方面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因此，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合理的产业布局不仅有利于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合理地利用各类资源。而且有利于取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虽然有一系列因素如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区域分工、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的禀赋、市场、基础条件、产业集中度)、技术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地理区位等影响着产业布局的导向和形成状况以及形成布局后的调整。但是。产业布局及其调整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律和原则，这就是说，科学的产业布局观应该符合或者遵循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产业布局的规律、资源禀赋制约产业布局的规律、劳动地域分工影响产业布局的规律、地区生产专门化与多样化并存的规律、产业分布“分散——集中——适度分散”变化规律、产业分布地区差异性规律；而产业布局的基本原则有经济效益优先原则，全局性、长远性和遇见性原则。分工协作原则，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原则，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产业布局正确、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产业本身。而且对整个经济建设、技术进步、环境保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防安全等方面都产生重大和长期的影响。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产业布局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就表现为：经济损失巨大。影响时间较长，地区比例结构失调，延缓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如果要进行调整也比较困难，而移地重建则使前期投资变成沉没成本而造成巨大浪费。因此，只有树立科学的产业布局观，遵循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才能促进产业布局合理化，才能避免产业布局不合理或者严重失误所造成的长期性、全局性的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浪费。
3、科学的产业关联观。产业关联又称为产业联系，它是产业之间在经济技术上的数量比例关系，主要包括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供给需求的数量关系，具体表现为产品或者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和投资联系等。产业关联的实质是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产业之间存在的广泛、复杂和密切的经济技术联系，产业之间在生产、交换和分配上所发生的这种数量比例联系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产业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关联，如果脱离产业之间客观存在的关联关系。孤立地发展某一产业或者延伸某一产业的链条、或者片面地追求产业纵向一体化，都会使该产业难以获得顺利发展所
需要的条件。如产业集群，无论是基于专业化分工所形成的同类产业的集群还是基于产业关联所形成的不同类产业的集群。其发展都不能脱离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而产业价值链或者产业生态的形成及其变化都是以产业关联为客观基础的。因此，只有树立科学的产业关联观，遵循产业关联的一般规律，按照投入产出的基本原则促进产业之间建立和形成合理的关联关系，才能避免巨大的投资损失或者浪费，才能实现产业的和谐发展，提高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和整体竞争实力。
4、科学的产业组织观。产业组织不是通常所说的生产组织、企业组织，而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如竞争和垄断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市场占有关系、资源占有关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在一个区域内。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促进企业通过合理的市场行为来改善市场绩效，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或者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如果垄断程度比较高，不论这种垄断是经济性垄断还是行政性垄断。都会损害正常的市场竞争以及降低市场绩效，这对产业的长期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组织的合理化，如果产业内的市场结构合理、企业行为合理、企业组织合理，那么有效竞争或者适度竞争将有助于产业内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有效统一。因此。科学的产业组织观应该符合或者遵循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政府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及产业规制都应该以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为前提，也就是要以科学的产业组织观来推动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产业发展观的实施途径
如果说在20世纪应该提倡“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在21世纪就应该大力提倡“科学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如果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或者实行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是没有道理的。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就需要全面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将科学发展观进行深化和具体化，也就是说，在产业经济领域要形成科学的产业发展观。并且要牢固地树立和不断地贯彻科学的产业发展观，这是探索和走中国特色产业发展道路的基础，是促进中国产业和谐发展的条件。从湖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新形势下，湖北经济要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来促进湖北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其主要的实施途径如下：
1、以科学的产业结构观为指导来促进湖北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是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加快现代交通(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港、长江水运)、现代通信、能源、水利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对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二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扶持农产品加工园区，培育大型龙头企业，发展特色农业和绿色农业，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和完善农业服务体系，提高传统农业的技术含量，实现农业的增产增效和农民的增产增收。三是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作为工业兴省的战略选择。大力发展光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继续做大做强汽车、冶金、石化等支柱产业；大力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要加大装备制造业、食品业、纺织业、建筑业、建材业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促进这些产业提升档次。四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其中重点是发展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息业、现代仓储业和物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和生活配套产业如中介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
2、以科学的产业布局观为指导来调整和优化湖北产业布局。要促进湖北产业布局合理化，需要加快全省产业布局的调整步伐。改变和调整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存在的“散”、“乱”状况。其中重点是大力推进“一江两线”产业经济带建设，使长江沿线和汉(口)十(堰)、荆(州)襄(樊)高速公路沿线地区成为湖北产业布局的核心地区。特别是要改变同一产业在全省布局中的不合理的“链条式”或者“串珠式”分散布局，因为它在经济上明显地不如“集群式”集中布局。如从十堰到武汉的汽车工业走廊就是十分不经济的产业布局表现。应该引导其在空间布局上逐步走向相对的集中。应以武汉城市圈成为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为机遇，积极引导和鼓励节能降耗和治污减排的产业以及环保产业向武汉城市圈集中。将城市发展与产业布局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引导乡镇企业和乡村工业向小城市和城镇集中。这样既增强了城镇发展的产业基础、扩大了城市的产业规模，同时又优化了城乡产业布局。
3、以科学的产业关联观为指导来提高湖北产业的竞争力。一是加快改革产业投融资体制，健全多元投资机制，按照投入产出的要求提高产业投入产出率，这是提高湖北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前提。二是按照产业关联的规律建立武汉城市圈的产业联系，加快武汉城市圈内产业融合与对接。使产业一体化成为推进武汉城市圈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三是按照产业关联的原则发展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引导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进入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同时将产业关联与循环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将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发展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四是按照产业关联的原则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湖北在将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作为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时，应该根据产业关联和产业集群的要求来引导所承接的产业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使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成为同类产业集群或者不同类产业集群的重要区域。五是按照产业关联的原则促进城乡产业一体化。增强城市产业的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以加快城市产业向农村扩散转移和渗透。鼓励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在延长和完善产业链的过程中，应该强化产业的研发能力。使湖北产业由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延伸。
4、以科学的产业组织观为指导来促进湖北产业组织合理化。一是逐步提高湖北产业的集中度，产业的适度集中有助于促进有效竞争和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统一。这需要克服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内企业的分散和无序竞争状况。为此。应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的并购，在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中做大做强一批大型企业。使湖北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有更多的大型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甚至世界企业500强行列。二是将产业的开放与合作结合起来，以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为此，需要引导企业树立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观念。进一步规范企业之间的竞争。鼓励企业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三是加强政府的产业规制，其重点在于依法行政，特别是要严格贯彻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特别是要抑制过度的行政性垄断。以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
总之。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为指导来促进湖北产业和谐发展，需要不断地、尽快地、全面地、深入地解放思想。并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来不断地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将湖北建设成为我国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使湖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产业崛起的重要支点。
经济增长煤炭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山西煤炭行业长期形成的单一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在国家提倡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山西煤炭实施转型跨越发展是必然选择。本文以2010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利用耦合效应理论，深入分析山西省煤炭行业内部生产和外部产业集聚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引下如何达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共赢，最后提出几点建议希望适用于其他资源型区域的经济转型与结构优化。
【关键词】循环经济;山西煤炭;耦合效应
一、选题背景
山西省是煤炭资源丰富的资源型经济大省，承载着为全国经济发展输送动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如何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破解资源型区域发展难题，将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山西省面临的重大抉择，也是世界资源型区域多年来探索的课题。2010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进一步在国家政策层面强化了山西省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国家强调在山西省进行初步试点，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道路，以实现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并为国家的其他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耦合效应是指各系统之间通过中介环节的关联和作用，达到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目前，耦合效应在心理学、经济学中应用广泛。本文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研究分析山西省煤炭行业的耦合效应，对于促进煤炭行业内部生产的良性耦合以及外部产业集聚的合理匹配，加快山西省煤炭行业的经济转型，实现山西省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循环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增长模式。本文认为在研究山西煤炭业耦合效应的中介环节即是循环经济理论，通过循环经济实现山西煤炭业的内部生产结构的耦合效应和外部相关产业集群的耦合效应，达到和谐共生，产生环境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限度产生良性社会财富。
国内外对低碳环境下的煤炭行业经济转型研究甚少，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煤炭行业内部生产环节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研究;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核算研究;低碳视角下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体系评价研究等。关于煤炭行业内部生产环节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研究，高冠群指出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能够促进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关于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核算研究，朱海静在其文章中详细阐述了環境成本的界定、构成以及控制方法，提出煤炭企业应该在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控制，包括环境损失前的预防成本、环境损失过程中的维护成本和环境损失后的补偿成本。然而上述研究都未涉及到循环经济体系下煤炭行业耦合效应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运用耦合效应理论，基于山西省煤炭行业历年数据，对其进行分析。
二、山西煤炭发展现状
山西省作为中部矿产资源型省份，拥有丰富煤炭资源，其煤炭存储量占全国总量的1/3。在过去六十年中，山西共生产106.3亿吨原煤，在全国煤炭生产和开采中居于首位，全省含煤面积占山西省国土面积40%左右，山西外运煤总量占全国外运煤总量70%以上。
煤炭既是山西经济命脉，也是山西经济之痛。煤炭行业高速繁荣背后也制约着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煤炭产业带来经济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对资源过度依赖，使山西经济在可持续发展上产生诸多问题。在全省煤炭业整合之前，高涨的能源需求和超乎想象的黑色暴利，加之煤炭行业的技术准入门槛较低，大量的资金吸入至煤炭行业，致使其他行业缺乏必要的生产投资，使得本来基础较好的机械装备、农产品加工业日益萎缩，造成了产业结构初级化，产品结构低端化的局面。长期粗放无序、过度开釆以及生产方式低效单一，导致省内煤炭资源过度耗费与枯竭，影响山西经济发展。山西省煤炭行业现状可概括：1.煤炭为主的超重型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集群效益较差。2.煤炭粗放生产经营模式带来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低附加值。3.生产安全技术条件无法达到要求致使矿难频发。4.煤炭资源开采殆尽，矿产资源浪费严重。5.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污染严重。6.“资源诅咒”效应凸显，对其他产业和科技创新的有挤出作用。
三、循环经济与山西煤炭业的耦合效应理论分析
循环经济理论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共生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的过程，建立起一种全新形态的经济体系。循环经济理论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以清洁生产为方式，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山西省作为中国资源大省，经过几十年发展形成了以矿产资源型和原材料初级加工型为主导单一煤炭产业结构，科技含量低，同时由于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已经严重打乱原有生态平衡，若要实现产业循环、能量循环和生态循环，发展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加之如今在国家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及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立，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使得山西省煤炭行业开展循环经济成为可能。
对于山西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要从两个耦合效应考虑：一是遵循“循环经济理论”达到煤炭企业内部的生产开采与加工处理的低碳循环，发展高端化、无污染、高效率的煤炭企业，实现内部生产环节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耦合效应。二是遵循“循环经济理论”实现山西省内煤炭相关产业的耦合，加强循环经济园区的建设，发展产业集聚，实现外部相关产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耦合效应。
大同煤矿的塔山工业园是山西煤炭业第一个企业内部生产循环经济示范园，在园区内每一类上游企业部门废弃物都是下游企业部门原材料，实现了“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该园区主要包含三条循环链：第一，原煤开采全部进入选煤厂，精煤进入销售，中煤、煤泥和矸石输送至园区电厂，保证园区厂房生产用电和职工生活用电，发电产生的热可以给园区供暖。第二，塔山矿井开采的煤层中有高岭岩，直接输送至加工厂进行深加工，形成高岭岩系列产品，可用于造纸、陶瓷等行业。第三，矿井排出的工业废水进入污水处理厂，净化处理后一部分再进入电厂复用，一部分经过深度处理后可用于厂区生活、消防用水。
2006年之前，山西省煤炭产业结构单一，原煤的开采就是当时的山西煤炭的产业现状。2008年以后山西煤炭以“集群化推进”为策略，以“大企业引领”为手段，以“大项目带动”为契机，以“园区化承载”为依托，逐步确立了“全循环、抓高端、多联产”的产业理念，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现代产业组织体系。2011年，按照综改试验要求，山西省在119个县、市、区选定125个循环经济试点企业，这些企业涉及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建材等资源型产业和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生物制药等非资源型产业。同时，在此基础上，选择山西焦煤、同煤等10家大型试点企业，围绕传统产业改造延伸以及新兴产业壮大两个方面来推动产业集聚转型。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引下以及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10大試点企业都取得了“循环”和“联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数据结果也进一步说明山西省煤炭相关产业集聚后采用循环经济思路可以取得双重效益。
五、结束语
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一直以来过分依赖煤炭资源，造成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单一的传统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煤炭行业的科技含量低，以高耗能和低效率为发展手段，以高污染和低附加值为代价。物质财富飞速增长的同时也阻碍了山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国家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山西煤炭实施转型跨越发展是必然选择。本文以2010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利用耦合效应理论，深入分析山西省煤炭行业内部生产和外部产业集聚在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引下如何达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共赢。并给出几点建议：
第一，全省仍以煤炭为基础，以资源整合为突破口，继续推动煤炭工业进入集约化、高效化、规模化、高技术的大矿开发阶段，同时加快多条循环产业链的建设，拓宽煤炭资源的开发领域，延长煤炭资源的加工链条，提高煤炭企业的多元化非煤收入比重。
第二，在煤炭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领域加强科技研发，山西省煤炭资源型经济转型需要改变传统粗放生产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就要求在资源的开采环节、深加工环节、伴生资源的利用环节、污染物的减排和回收处理环节必须有先进的技术作支撑。
第三，政府要对煤炭各相关产业间的协同发展给予足够的支持，引导煤炭企业向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渗透发展，加快资本、技术、人才在循环经济体系内的流动，形成煤炭产业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必要机制，推进煤炭产业集聚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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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洋（1986-），男，籍贯：山东泰安，学历：硕士，毕业院校：西安工程大学，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经济增长煤炭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选取2005-2014年西安统计数据，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福利四个维度构建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分析西安市经济增长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2005-2014年间，西安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在稳步提升。具体来说，经济增长效率波动较大，经济增长的结构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稳步提升，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人民。
关键词：西安；经济增长质量；主成分分析法；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200多年历史中，一直把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探讨如何实现经济数量上的增长，但却忽视了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在中国经济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的背景下，西安经济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西安经济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研究如何更好地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合理评价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为提升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奠定理论研究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增长质量的某一个维度出发来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一些学者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如Chenery，1960；L.L.Pasinetti， 1981；BeasonandWein-stein，1996）；一些学者从经济波动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增长的过程（如AghionandHowitt，1992；RameyandRamey，1995；Bar-ro，1996；TurnovskyandChattopadhyay，2003）一些学者从收入分配入手来探讨经济增长的结果问题（如Murphy，ShleiferandVishny，1989； AlesinaandPerotti，1996；Barro，2000）；一些学者从资源环境方面来研究经济增长的代价（如DonellaH. Meadows， 1972；Donella H. Meadows， 2004；Scholzand Ziemes， 1996；Schou，2000；GrimaudandRouge，2003）。
国内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通过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这其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构成指标体系的各维度的选择与确定，这取决于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其二是各基础指标的合成，目前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采用熵值法、相对指数法（赵英才等， 2006）和因子分析法（彭德芬， 2002；刘海英、张纯洪，2006）。
综上，现有文献只是从经济增长数量视角出发，把除增长数量以外的各种因素都纳入到经济增长质量的范围之中，这就造成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无法得以确定，由此相应的度量也就无法进一步展开。因此现有文献中对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的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使得对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测度结果也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由于受到数据等方面的限制，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特别是对某一特定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实证研究就更为薄弱。
二、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出发，将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分解为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福利四个维度对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情况进行评价。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各指标体系的内容。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0个基础指标。
（一） 效率指标
经济增长效率本质反映投入产出的过程，魁奈最早提出经济效率的概念，我国经济理论界关于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早期沿用了马克思劳动生产率的概念，经济效率是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去的最多的使用价值。经济增长本质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单位GDP能耗代表资源能源使用效率，GDP增长率直接代表了投入产出水平。
（二） 结构指标
结构指标反映资源和要素的结合关系与配置情况。合理的经济结构是较好经济增长质量的成果体现和重要特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等。
（三）稳定性指标
经济增长稳定性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平稳特征。经济增长平稳性包括产出、物价、就业等方面，具体指标包括经济增长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
（四）福利性指标
经济增长的福利性既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全社会成员福利状况，其指标包括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三、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分析
本文以西安市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05～2014年为研究时间段。数据来自《西安统计年鉴2015》。恩格尔系数取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数。
正向指标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正相关，逆向指标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负相关。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对逆向指标采取倒数形式使其正向化。为避免各指标单位不一致，采用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eviews7.0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测度结果
从表2反映出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自2005年以来，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较2005年增加了7.39，说明西安市经济总量增长同时，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
四、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判断
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构建，通过对西安市2005-2014年以来的基础指标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改革以来西安市在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充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西安市经济增长效率波动较大，原因在于单位GDP能耗较高，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如何降低能耗是西安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应对的问题之一。
西安市经济增长的结构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受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略有降低，其他年份基本呈现上升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在西安市产业政策的支持下，能源、航天等特色产业发展迅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西安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稳步提升，得益于近年来西安市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小，较好地控制物价。西安市经济增长福利指数稳步上升， 2014年福利性指数较2005年增加4.42，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人民。体现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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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煤炭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非常荣幸参加2017宁波发展论坛，尤其是在十九大刚刚结束以后，来讨論一下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跟我们宁波发展的机遇。大家知道，十九大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大会。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宣示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道路，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目前处于中国现代史上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伟大时期。
为了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我们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面临两个百年之交，确立未来的发展，明确了从现在到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50年分两步走，要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样一个总体的框架下，中国在未来的发展，根据我个人的分析，有三点是不变的，有三点是变化的。
一、“改革进行时”的基本判断、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以及中美合作共赢的基本态势不变
1.“中国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个基本判断没有变。
大家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1978年到2016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左右，贸易增长速度达到14.8%，这是在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这么高的速度，在这么长时间段上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高速增长态势下，我们从1978年人均GDP连原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都不到，到2016年人均GDP达到8100美元，变成中等偏上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七亿人摆脱了国际贫困线——也就是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费用值，我们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并且，中国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出现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经济总体表现呢？
最主要，我们的改革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我们是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像十九大报告说的，走自己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有很多落后的、效益低的大型国有企业，当时我们采取了“老人老办法”，继续给大型国有企业以必要的转型期保护，经济维持了稳定。同时对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采用“新人新办法”，不仅允许准入，而且政府还积极因势利导。另外，就是搞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在全国基础设施普遍不好的情况下，在这些园区里集中把基础设施搞好；在全国营商环境还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些园区里面实现“一站式服务”；为了让产品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我们用招商引资的方式，把一些原来在国际经济生产价值链上生产的港资企业、外资企业招商引资到国内。由此，我们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苏联东欧采取一次性从计划经济跳到市场经济的方式，他们经济崩溃，危机不断。
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方面取得全方位的亮丽成绩，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就是在“老人老办法”中，为了保护效益稍逊的国有企业，在转型期过程中保留了一些对市场实施干预的做法。例如金融，我们是以大型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是结合当时大型国有企业的需要，能够给它提供资金；并且为了保护大型国有企业运行，资金和主要的运营成本是人为地压低。这样的好处是，使这些大型企业能够在转型过程中维持稳定；但其结果是，占大多数的一般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的扶持，而且资金的价格是压低的。随着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很多民营企业也变大，而我们那种以收入比较低人群收益补贴收入比较高的大型企业这种做法，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因为行政垄断，干预资金，出现了寻租行为。金融是这样，矿产资源产业上也是这样，在大型的服务业，像电信、电力产业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为了维持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收入差距扩大的代价。
改革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大型国有企业运行过程中，转型期的“老人老办法”，给予必要的保护，这是雪中送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金、资本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短缺。原来很多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业，今天由于我们的资本积累，这些企业只要有好的管理就可以获得资金；这些企业原来缺乏自身生存的能力，到今天，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这样保护补贴的性质，就由过去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
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后，我们深改组，推出各个领域的一千多个改革方案，但是这个改革方案的落实，需要一段时间。而一旦这些改革方案都落实了以后，是不是改革就完成了？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随着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进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上层建筑也不断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基础的提升，必须不断要有相适应的调整、相适应的改革。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才能不断地前进。
从这一点认识来讲，我们改革将会永远在路上，绝对不会说，到了哪一天我们的改革会停止。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地在路上——这是第一点认识。
2.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基本态势没有变
我们的改革开放持续了38年，平均每年有9.6%的增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他们都曾在一个阶段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也曾经像我们一样达到每年平均8～10%的增长，但是维持的时间，一般也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从8%变到6%，降到5%甚至是4%。而我们现在，已经是38年了，这可以说是超常规、超快速的、超长期的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潜力到底有多大？这些年来在全世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有人认为，那些跟我们处于同样阶段的经济体，维持8%的增长速度也就二十年，我们已经38年，将近两倍了，我们还能维持高速增长吗？尤其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去年增长速度为6.7%。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从9%点多降到6%点多，降到5%点多，甚至是4%点多。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部长，同时也是拿克拉克奖的，他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常规增长速度是3%，他说中国正在向3%的速度滑去。
要分析这个看法，必须要先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经济增长的本质，当然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的创新，每个劳动力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高。因此，不断涌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把原来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劳动力、土地资源、资本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两种必要的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一样：发达国家维持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靠的当然是提高新附加值产业不断的涌现；发展中国家或者像我们处于中等偏上国家，也是这样。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发达国家现在收入水平处于世界最高值，产业技术是处于世界最高值，他的现有产业价值也是世界最高值。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继续增长，就必须发明新技术、发明新产业，要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投入巨大，但失败的概率很大。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一百年来平均每年的收入增长2%，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约是2%，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大约是3%。
我们改革开放38年，是怎样以高于发达国家三倍的速度增长的呢？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一个后来者优势，你现在用的技术比过去好，就是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差距，就代表技术有差距，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比你好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就是技术创新；你现在的产业，只要比过去的产业附加值高，就是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靠后来者优势，有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发展。这个道理很简单，但真正能用这个道理的国家不多。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0多个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持续二十五年或更长时间人均GDP发展为7%或更高的成绩。改革开放以后的我们，是这13个经济体之一，而且我们表现是最好的，我们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
那我们发展潜力还有多大？有人认为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了，已经没有什么潜力了。但是我认为，判断的方式不是看已经用了多少，而是你跟发达国家产业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你跟发达国家产业差距？当然要看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因为这代表着你的平均技术水平，你的所在产业平均附加值。从2010年公布的2008年以前世界各个经济体人均GDP指标看，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21%。这相当于什么水平呢？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那时候他人均GDP也是美国的21%。相当于新加坡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我们台湾在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这四个经济体，就是我谈到二次大战以后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后来者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维持二十年，平均每年9.3%，新加坡1967年到1987年，台湾是1975年到1995年二十年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都是懂得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发展的13个经济体中的几个，他们维持了二十年，大约平均每年是8%到9%的增长。
从这个角度——我们从后来者优势看，应该从2008年以后，我们还有二十年8%增长速度的潜力。
当然有人说，你有8%的增长潜力，这些年为什么一直往下滑，滑到现在6.7%、6.9%？增长潜力是从技术来看，从供给侧来看的，实际上增多少，还要看需求侧。从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经济进入到比较长期的疲软，例如我们出口比较多的国家有些产能过剩；当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也有自己内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导致增长潜力不能完全发挥。我想这是主要因素。
如果从实际增长看，2008年到2016年我们实际增长平均是8.3%。从这个角度，从潜力来看，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十年左右，或者稍微更长一点，这个潜力还是有8%可以继续挖掘。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基本国情不会变。
3.中美合作共赢基本态势不会变。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被计算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的贸易总量是世界第一。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巨大这个基本态势没有变。也就说，我们还是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度的态势来发展。我相信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我们的经济总体规模也会不断扩大，到2035年，无论用哪一种指标，中国都会是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国，而我们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经济基础在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所谓“世界老大”和“老二”位置的变化。
从过去情形来看，老大和老二位置互换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矛盾。像周围一些国家的问题，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甚至跟印度的问题，背后都有美国的煽风点火。这一点大家从报纸上看，也是非常清楚的。
对我们来讲，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外部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跟美国的关系。中美之间到底能不能维持一个基本和谐稳定的态势，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老大、老二的位置固然要变化，但是决定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还是经济。中美之间，经济上是共赢的。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经济规模我们超过美国，但是我们只是规模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我们人口是他的四倍。按通行算法，美国现在人均GDP达到57000美元，我们是8100美元，只有他的七分之一，这样的收入水平代表了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代表不同的产业水平。我们有优势的产业，但相对来讲，还是处于附加值比较低的。美国产业水平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附加值高、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点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跟它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当然希望维持他的国际老大地位，但美国老百姓、企业，关心的是经济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一方面就要有技术的不断进步，第二方面，必须要有不断扩大的市场，能够把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才能实现它的价值。我们知道，从2008年以后，按照购买力评价，我们是世界最大市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的最高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也就是每年全世界市场扩展的30%以上在中国。从美国自己的经济利益来讲，如果没有中国这样扩张的市场，他的经济态势会很差，他的就业水平会很低。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每四年要选举，选举要花很多钱，要选民支持。在美国，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如果要站稳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必须要交出一个亮丽的企业盈利成绩单，他不能没有盈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跟美国的发展是共赢的。
特朗普上台之前，在选举过程中将很多矛盾焦点都聚焦在中国，把美国的问题都推给中国，他提出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增收关税，到现在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对墨西哥，说要建长城，说建就建。最主要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美关系，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国际影响交叉变化的过程中，矛盾是不能避免的，但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定力，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我相信这一切都将会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当然有一天，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了，我们的产业跟美国在同一个水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这种关系能不能维持？我觉得还是能够维持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如果我们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大家知道，美国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跟欧盟国家相比，他们的产品是同一个档次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关系是怎样的？有竞争。在国际贸易理论上，同一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优势，是靠每个国家的专业分工专精化而达到规模经济，然后向其他国家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跟美国最主要的经济合作方式是大家互利共赢：你生产的产品卖给我的市场，我生产的产品卖给你的市场。如果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经济关系的原则，就會变成分工进行合作，所以互利共赢还是不会变。
第二，如果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跟美国的同一水平，我们的经济规模跟美国比较会怎么样？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四倍，我们的实力就是美国的四倍。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美国就像拳击运动员一样，轻量级选手不敢挑战重量级选手。因此，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中美关系基本是稳定的，基本还是可以保持比较好的状态。
这三点，我认为无论就未来中国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的中国来看，都是基本不变的国情。
二、人们需求、外部环境、国际治理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及其影响
1.人们需求发生的变化
我们知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需求会变化。按照马斯洛理论：收入水平低的时候，要满足的是温饱；温饱解决以后，是满足安全问题；安全问题解决以后，要满足在和谐社会里生存的需求；再上一个层次，不仅要和谐，每个人要得到尊重；最后，每个人要追求自我的实现——就像王阳明讲的，追求每个人成为圣人的自我追求。
目前，我们属于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相信到2025年左右，我们就会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到2035年，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需求跟过去的需求就不一样了，就是十九大所讲的主要矛盾变化。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比较高层次的需求，包括环境优美，生活要有质量，食品要安全，人要得到尊重，并且在各种事务上要有更大的发言权、参与权。尤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跟过去不同，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微信的时代。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自然问题，很容易被宣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各种治理，社会治理、政治治理必须与时俱进来改善，才有可能实现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2.外部环境的变化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们能不能实现8%的增长，这在宁波应该感觉得更深刻，因为宁波是一个开放性的港口城市。发达国家过去平均每年增长3%，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能不能恢复到3%的增长？发达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的，然后到欧洲。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如果爆发金融经济危机，它内部一定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发达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有很多内部的深层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改革，在我们国内是大家都熟悉的词，在国外也是琅琅上口的词。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一直喊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去年杭州G20峰会上，也把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共识。但是我想，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相当难。主要原因是什么？发达国家必须要降低一般工人的福利，金融机构必须要去杠杆进行改革，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是发达国家面临的结构性改革，如果这些能落实到位，他们会有好处。但是，工人福利水平降低，等于收入降低；如果金融机构能去杠杆，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就会弱；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碰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政府利用短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能力就不够。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就远低于3%，现在只有1～2%，失业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如果降低福利，就要减少需求；金融机构要去杠杆，就会减少信贷；政府财政赤字减少，投资就会减少——这样，失业率会更高，经济增长幅度会低。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国家愿意呢？所以对这种结构性改革，他们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到现在的经济低迷期，进入经济增长1%、2%左右的徘徊。现在大家觉得美国经济好，实际状态是怎么样呢？按照世界银行测算，2016年美国增长只有1.6%；2017年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从1.6%增到2.1%；2018年预测美国增长速度是2.2%，还是达不到3%；2019年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1.9%。我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这样。
世界经济发展慢，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英国脱欧，实际上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增速放缓，当地居民和移民的矛盾放大，他就想脱离欧盟。美国特朗普上台，实际上也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问题。各个地方爆发的一些恐怖袭击等等，实际上也是由经济发展的问题引发的。
在国内经济发展不好的背景下，美国、欧洲特别容易把矛头转向我们，所以像我们周边的问题，他们常常会煽风点火。
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很可能面临各种外部环境。相对和平、相对稳定、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是我们的心理预期。当然，我们也必须保持定力，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3.国际治理发生的变化：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
现在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所制定出来的，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这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治理结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二战以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治理结构，反映的是美国的理念、发达国家理念。但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道义上的帮助。所以，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援助。此外，还有很多来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援助。据统计，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达到3万亿美元，从资金数量来说并不少，但是实际的效果怎么样？二次大战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新加坡，到2035年，很可能中国会成为第三个进到高收入的国家。1960年时，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到高收入，其中有8个是西欧国家，像希腊、西班牙，或者是石油资产性国家，另外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就是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框架带来的结果。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低收入陷阱或者是中等收入陷阱。二次大戰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摆脱殖民统治，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但实际上成功的不多。在和平框架下，应该是发展的好机会，但为什么成功的不多呢？因为现有国际治理框架和认识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经济的时候，普遍按照发达国家理论制定政策，走发达国家给他们建立的道路，而不是走自己的道路。他们认为可以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理论，这就违反了要素比较优势，没有针对自己的发展阶段来制定政策。
而第二波——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则过于忽略政府的作用，把制度看做是万能的，认为发达国家最好的制度必然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好的，没有考虑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那么，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好？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造成发展中国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充分的市场经济，所以导致了失败。当时提出的看法，就是推行华盛顿共识。
二次大战以后，少数发展比较好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发展道路、转型道路基本上都是走自己的道路。二次大战后少数几个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缩小差距的国家，首先是日本，他们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当时这样的发展路径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他们却发展起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进行转型的时候，当时很多理论，说计划经济要转型要改革，中国采取“渐进-双轨”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但现在看，少数在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像中国、越南、柬埔寨，都是渐进的方式，当时都被认为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美国为首的这些国际治理体系，反映的都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代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出发点很好，但是效果不一定好。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发达国家提出这些理论，好像都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是你按照他的理论，却得不到明显的效果。
当今中国地位越来越高，在国际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中国除了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资金，还应该提供经验：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原来连非洲人均收入三分之一都达不到的国家，变成一个稳定发展的新型经济，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所有理论都来自于实践。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理论，看起来很好，但这是以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作为基础的，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必然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机会，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怎样让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不断发展经济。
未来发展的选择是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跟我们一样，把我们这个理论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我想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也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目前为止，全世界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15%。中国变成中高等收入经济体以后，发达国家人口将达到34%，全世界还有66%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跟我们一样，会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我想，来自中国的理论，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现代化的梦想。这是未来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的第三个变。而这个变化，我相信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很大的帮助。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的问题就是发展缓慢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输出我们的发展经验，这对发达国家也好，对发展中国家也好，都会是一个合作共赢新时代的到来。
宁波改革开放以后，其业绩一直在领跑。我今天上午算了一下：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9.6%，宁波增长13.3%，比全国高了3.7个百分点，是了不起的。宁波现在人均GDP按照人民币计算超过11万，按照美元计算已经达到1.8万美元。1.27万是高收入经济体，所以宁波已经是高收入经济体了。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巨大的，中国经济增长还在持续。我希望宁波能够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继续领航全国的发展。
宁波过去的发展中，我觉得有各方面都做得好的许多经验。如果从共享的角度来说，宁波本来有这方面的优势；绿色也是宁波的优势；协调，宁波各种制造业非常发达；创新，“中国制造2025”示范试点城市，宁波是第一个，如果抓住“中国制造2025”示范试点城市的机遇来进行创新，我相信宁波的未来一定会维持比较好的发展水平。宁波可以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继续领航全国的发展。
谢谢各位。
经济增长煤炭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经济趋同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是之一，贫穷国家能否通过努力去赶上富裕国家，对人类福利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深入和计量经济学手段的不断发展，趋同与否的争论还将持续。
关键词：经济增长；趋同；文献综述
趋同（convergence）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国家或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着缩小的趋势，与趋同相对，产生了另一概念——趋异(divergence)，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趋势。
一、早期趋同研究的简短回顾
1.趋同的理论基础
趋同一定程度上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理论基准模型的假定之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一假定意味着产出的增长将会小于资本存量相应的增长，表示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将随着资本要素积累的增加递减，从而削弱储蓄的动力，减少了给定投资量对增长的贡献，并且带来一定时间内增长的减缓。而内生增长理论从不同的经济增长角度出发，不依赖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假定经济中资本的边际收益可以递增。这样一定程度上，对趋同问题的检验就成为了对新旧两种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判断的试金石。
2.趋同问题的检验
对趋同问题的初始检验是用经济增长率对初始收入水平进行简单回归（Baumo，1986），即Barro回归，这是一种绝对趋同；随后，条件趋同的概念出现，它认为回归模型的外生变量，如技术水平、政府政策、人的偏好等变量对初始水平的控制相当重要，只有在相同的稳态条件下，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初始水平成负相关，这一回归思路就是著名的MRW分析框架（Mankiw，D. Romer&Weil，1992）。
同时，在对趋同问题进行检验的方法上，早期的趋同检验主要运用的是以下四种方法：截面数据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早期面板数据回归法，收入分布动态法（Quah，1996；Jones，1997）。
3.趋同的经济形成机制
通过对经济理论与现实的综合考察，早期趋同理论概括出一系列可能产生趋同或趋异的因素或机制，在这种条件趋同的框架下，这实际上为政策制定者实施恰当的区域政策以改善贫穷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结构，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二、趋同研究的近期进展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趋同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态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新旧两种经济增长理论对趋同的考虑
早期人们往往将趋同还是趋异成为判断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合理性的标准，经济学者面临着二者选一的困境；与此同时，由于内生增长理论建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常常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框架下对趋同进行检验，因而常常得出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太有利的结论。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意味着资本存量少的国家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但是，如果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进行贸易并满足某种形式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时，由于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资本的边际报酬取决于世界水平的资本存量而不是某一国家的资本存量，因而，投资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会产生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这样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实际上是来源于投资率差异，而不是不同的资本回报率。Ventura（1997）指出，投资率可以不受一国资本存量影响而提高或降低，这样资本报酬递减并不必然与条件趋同相关联，因此，Ventura就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条件趋同并不与由资本积累能带动长期经济增长相违背，而后者正是内生增长理论所支持的。Ventura的理论，激发了大量的研究，使得大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问题上持乐观态度，这实际上表明，如果在地区间有贸易和要素的流动，地区经济将会有收敛的可能，这成了矫正地区差距政策的一个理论依据（Hallett&Piscitelli，2002）。
另一方面，随着新增长理论从AK类型发展到R&D类型，人们着重强调内生的技术变化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从技术转移的角度研究趋同，成了趋同研究的中心所在。Kumar&Russell（2002）认为，经济增长趋同可以看做是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向世界生产前沿技术水平的追赶过程，如果一个国家从低于世界生产前沿向靠近世界生产前沿靠近，这就是观察到的经济趋同，这就是技术赶超。
2.趋同工具箱的拓展
早期对趋同问题停留在就经济增长率对初始人均GDP及人力资本等一系列可能影响稳态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的层次上。近来，随着理论和计量技术的发展，对趋同的检验方法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
首先，由于对面板数据研究的不断深入，面板数据开始在趋同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有关面板数据的新的研究成果也很快地应用到趋同研究之中，体现为新的技术理论和新的估计方法的广泛使用，如蒙特卡罗方法（Monte Carlo）和自助法（Bootstrap）的广泛应用。随着时间序列数据的发展，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以及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开始应用，Yao（2000）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协整对中国大陆各省份1952－1999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趋同进行了检验。
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上，趋同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近期的方法中考虑到结构突变的问题，在Bernard&Durlauf（2002）所定义的趋同概念下，新的检验方法也不断出现。Datta (2003)放松了对经济结构稳定性的假设，运用时变参数卡尔曼滤波法对OECD国家赶超和趋同问题进行了检验。
与此同时，其他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开始运用于趋同研究之中。在将经济趋同定义为技术赶超的前提下，Kumar&Russell（2002） 运用非参数方法估计了世界前沿生产函数。Kumbhakar&Wang（2005）估计了一个包含国家间异质性的世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Mukherjee（2002）运用非参数和半参数广义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OECD国家的经济趋同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Tien（2001）运用贝叶斯方法对城市经济的增长趋同进行了回归分析。
3.控制变量对趋同作用的细化分析
在Schumpeter增长模型的多国框架下，通过对国家之间技术转移、扩散的研究，Howitt&Mayer-Foulkes（2002）发现，不同的国家可以划分为收敛、不收敛及不能判断收敛与否三种状态，而导致国家不收敛的因素是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主要来源于过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导致新技术不能得到有效的推广和使用。
Benhabib&Spiegel（2005）通过分析，发现回归方程中初始TFP水平与教育水平的交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他们由此推断教育水平是一个国家能否向生产前沿增长率靠近的关键因素之一。
Aghion等（2005）在Schumpeter增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趋同的效应。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水平时，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才会收敛于世界生产技术前沿增长率，而达不到这一条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会低于世界技术前沿增长率。
三、中国学者对趋同研究的现状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同研究还不多，主要也是在西方趋同理论的理论框架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徐现祥和李郇（2004）认为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趋同和绝对趋同；而且同时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趋同机制。陆文喜、李国平（2004）分时段对我国省际之间和东、中、西的省际之间趋同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和区域性的趋同现象。张焕明（2004）应用扩展的Solow模型框架，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GMM）来估计经济增长模型的回归系数对我国经济增长地区性差异与趋同进行了实证分析。陈安平、李国平（2004）从人均产出序列的视角研究了我国地区内和地区间趋同性。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内的存在趋同性，而中部地区内和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存在。徐现祥、舒元（2005）的研究结果发现，沿海、内地的组内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而组间收入不断拉大，从而使中国出现双峰趋同。张焕明（2005）提出了一个扩展的积累增长模型的框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域省际之间和全国各省际之间都存在趋同性。彭国华（2005）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解释了我国省区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
四、小结
经济趋同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贫穷国家能否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赶上富裕国家，从而使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同等富裕程度，对人类福利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论文在对早期趋同研究简短回顾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趋同研究的近期进展进行了归纳，即新旧两种经济增长理论对趋同的考虑、趋同工具箱的拓展、控制变量对趋同作用的细化分析。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实际经济事实的不断丰富，以及计量经济学手段的不断发展，对趋同的研究和关于趋同与否的争论还将持续。
参考文献：
[1]Aghion P.,Howitt P.and Mayer-Foulkes.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onvergence: Theory and Evidenc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20.
[2]Benhabib and Spiegel.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N[M].Durlauf,eds.,Handbook of Economics Growth,2005.
[3]Kumbhakar C.Subal,Wang Hung-Jen.Estimation of growth convergence using a stochastic production frontier approach[M].Economic Letters,2005.88:300-305.
[4]陈安平,李安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1).
[5]陆文喜,李国平.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
[6]彭国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5,(9).
[7]徐现祥,李郇.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趋同分析[J].经济研究,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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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焕明.扩展的Solow模型的应用: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性差异与趋同[J].经济学(季刊),2004,(2).
[10]张焕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趋同性及其路径分析[J].财经研究,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