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品牌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为了适应金融混业经营，核心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框架
近段时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于经济金融管理的能力频遭质疑。如去年以来股市和汇率市场多次大幅波动、银行体系钱荒、P2P平台跑路频繁发生，都暴露出“一行三会”协调监管十分薄弱以及监管层对金融危机防范能力亟待加强。当前“一行三会”体制下，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的监管，导致金融市场的机械分割，不能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新情况，难以形成高效、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构建适合金融市场新形势的金融监管框架，已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如何在“十三五”利率与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深入的阶段做好金融监管，关乎金融稳定。种种迹象显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正在提速，改革的路径图愈加清晰。
当前金融监管框架的问题
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形成于1992年以后，具有两大基本特征：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对银行、证券、保险实施分业监管，以及按机构牌照确定监管对象的机构监管。在上述监管体制下，央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基本不承担监管职能。
但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现行“一行三会”模式无法满足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要求。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时指出，1992年后逐渐形成的宏观调控框架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状况，需要运用宏观审慎监管进行逆周期调控，熨平经济波动。特别是中国目前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宏观层面能做的，就是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减少经济大起大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空间。“就像熨斗熨衣服，如果衣服老是起皱，说明熨斗不行。”
此外，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如资产证券化、PPP等金融工具都运用了两种以上金融机制，分业监管难以有效监管各类金融活动。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对《中国经济报告》记者表示，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力度不断加大，国内金融机构跨行业、金融产品跨领域、金融业务跨市场的现象越来越多，再加上互联网金融跨业态、地方金融跨区域以及金融市场国际化，都对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严峻挑战，尤其是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削弱了分业监管的基础。“谁的孩子谁抱”变成了“有的孩子抢着抱”（争权争利，重复监管），“有的孩子没人抱”（监管空缺，互相推诿）。
针对上述问题，国务院建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级联席会议制度，但该制度由于缺少牵头责任部门，存在对各监管主体缺乏有效约束力、缺少有效争端解决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等问题，在运作中难以解决金融监管中的实际问题，甚至还会出现利益冲突外部化的现象。
改革设想
去年以来，关于“一行三会”合并的言论甚嚣尘上。陆磊透露，央行相关部门正在抓紧开展课题研究，包括国外改革经验、中国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具体改革方案设计等内容。
在目前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中，可能的方案有以下几种：
“委员会+一行三会”模式，即维持目前“一行三会”格局基本不变，在国务院层面成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统筹协调“一行三会”金融监管；
“一行三会”功能重组模式，即保持现有格局不变，但监管职责有所调整。“三会”对金融机构和业务实施微观审慎监管，同时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交由央行负责，以增强央行货币政策功能和宏观审慎监管；
“一行两会”模式，即将银监会并入央行，构成“一行两会”基本格局，同时对证监会和保监会职能加以调整；
“一行一会”模式，即合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改组成为金融监管委员会或审慎监管局进行微观审慎监管，央行负责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一行”模式，即将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与央行合并，所有监管功能回归央行。
瑞穗证劵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记者，从所涉及的利益分配、部门调整以及人员调整来看，上述几种方案复杂程度依次从简入繁，推进难度从易到难。
在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看来，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实践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金融监管系统不应该集中在一个机构，比如央行。大一统的监管有一定优点，但存在“集体思维”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拥有多个监管机构或许会更好。分业监管模式固然会带来协调方面的问题，大一统监管模式同样会带来监管过度集中后创新不足、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制衡和相互监督将消失、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可能存在冲突等问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对记者表示，中国金融监管如何改，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的争论——金融监管的混业程度要提高到什么水平，以及金融监管机构是否需要与央行整合。金融监管混业程度方面，反对单一监管机构的人认为，单一监管机构管得过多、过死；而支持单一监管机构的人认为，集中监管能避免监管漏洞，降低监管成本。在金融监管机构与央行整合的问题上，也有两方意见。反对整合的人认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操作之间可能发生利益冲突，金融机构出现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央行声誉，但支持整合的理由也很充分——将央行掌握的宏观信息与金融监管获取的微观信息结合起来能更好地进行政策调控。
目前来看，这些改革方案都是在组织框架层面的落地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改革的关键不是将“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重新排列组合，而是尽量科学合理地解决监管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变革监管理念。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就曾撰文表示，并不存在所谓最优的金融监管体制，各种方案都可能有利有弊，关键是新的金融监管体制要有利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升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促进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核心是宏观审慎监管
对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陆磊对记者表示，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推出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决非仅仅为了适应金融混业经营，核心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框架，使事前事中监管与救助机制有效结合，统筹兼顾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他分析称，英国北岩银行危机和美国雷曼危机的教训表明，仅有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因为在危机发生时监管机构反而推动各自监管的金融机构采取抛售资产、惜贷等行为，使部分机构风险最终演化为断崖式危机。
2009年，英国启动了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确立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核心地位，并在英格兰银行下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FPC），负责宏观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时建议，宏观审慎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关注杠杆，包括总杠杆和分类杠杆；限制信贷，如更高的银行资本、逆周期资本、限制房地产贷款。“如果央行只关注通胀，没有人考虑总体宏观基本面，比如杠杆率、房地产、主权投资、流动性，将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些内容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对于中国而言，不管监管机构如何变化，始终要确保有一群人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并要有足够的授权和工具实施宏观审慎监管。”
2016年，中国央行推出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简称MPA），全面关注资本和杠杆、资产和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方面。市场普遍认为，MPA体系的推出为央行实现以宏观审慎为主线的“大金融监管”提供了可能，央行将全面而系统地监管金融体系。
陆磊指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构建主要是要建立事前有效识别和防范风险、事中有效实行逆周期管理、事后有识别系统性风险能力的机制。宏观审慎管理在应对改革影响和经济下行过程中可以发挥以下作用：一是降低波动性，进行逆周期管理；二是当波动不可避免时，防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三是实现系统性风险的事中事后管理，包括央行对价格体系的管理和救助等。
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前司长管涛对记者表示，宏观审慎管理的本质是完善金融治理体系，并且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一脉相承。具体改革建议包括：（1）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明确监管职责和风险防范处置责任，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2）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强化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3）健全符合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建立针对各类投融资行为的功能监管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4）强化综合经营监管，实现新型金融业态监管全覆盖。构建集中统一的货币支付清算和金融产品登记、托管、清算和结算系统，建设统一共享的金融综合统计体系和中央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5）建立国家金融安全审查机制，健全金融安全网。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实施国家金库工程。（6）建立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全面提高财政和金融风险防控和危机应对能力。有效运用和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健全监测预警、压力测试、评估处置和市场稳定机制，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些改革措施既符合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求，也符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实践，应当以此为基础构建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
改革要点
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陆磊强调要把握住四个要点：针对各类金融行为的功能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监管、实时监管、穿透式监管。涉及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主要是前两项。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任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时专门研究过英美等国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模式。2009年英国撤销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在英格兰银行下设审慎监管局（PRA）并单独设立金融行为局（FCA），共同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其中PRA着重负责金融机构功能监管， FCA则主要负责金融服务行为监管。PRA与FCA之间相互协调合作，并受FPC的指导。美国的监管则更加复杂和碎片化。美联储（FED）负责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美国证监会（SEC）对证券机构进行功能监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要监管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还有一部分行为监管统一到了消费者保护局，主要负责信用卡、养老金、学生贷款、普惠金融等消费者金融业务监管。
焦瑾璞对记者坦言，“三会合并”解决不了现有的问题，应该按照市场功能进行监管，从目前金融业务发展看，可以让证监会管得更多一些。行为监管主要有三项职能，包括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的监督检查、对消费者进行金融知识教育以及金融纠纷调解机制，但现在在中国都还比较薄弱。
实施功能监管是克服机构监管弊端的关键。日本金融服务监管局前副局长浜中秀一郎（Hideichiro Hamanaka）对《中国经济报告》记者表示，当某些金融机构的危机是孤立的且可以控制在行业内，机构监管是有效的。但当金融机构的危机有可能在不同行业、产品、市场中扩散，则必然要求进行功能监管。Hideichiro Hamanaka根据自身在日本推行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对中国建议，“应构建综合监管的外部专家库，特别是律师、会计师、税务专家、咨询人员、原金融机构雇员。进行功能监管时要重点检查和处置不良贷款，必要时提供资金注入。向国内外市场主体以及国外金融监管机构发出明确的政策信号。”
实施行为监管旨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马丁·沃尔夫认为，金融监管除了要保持资本充足率以防范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不受内幕交易的侵害。在监管过程中，监管机构要管控好道德风险；道德风险虽然无法消除，但应该加以约束。此外，金融相关法律的调整十分必要，金融市场发展依赖于独立可靠的法律制度，这是监管的基础。“总而言之，完善金融体系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必然要求较大的制度变革。”
金融品牌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现代金融危机已具有国际传染性，因美元具有国际货币地位使美国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相应具有其独特性。从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历史分析，不同的国际货币本位制下的金融危机传染确实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的表现形式为：在国际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一些国金融危机往往在国际间传染导致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通货紧缩。但是在美元具有国际货币地位的情况下，由于汇率浮动已成为一种长期化趋势，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不健全以及美元霸权的存在，使金融危机的发生速度，传染速度日趋增快，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美元本位制事实上的形成，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呈现明显的大规模扩散。
关键词：虚拟经济;金融危机机制;实验检验
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是典型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金融危机是以金融系统的紊乱为其表现形式并仅限于金融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认为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经济发展及由金融系统的运行机制中引起的以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作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快速扩张及其结构变化，使虚拟经济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呈现出来。现代经济的发展与以往经济发展具有了显著的区别，这就是：虚拟经济突飞猛进的膨胀使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存在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虚拟经济与经济危机通过实体经济紧密相连，金融危机又通过金融泡沫与虚拟经济直接相关。
一、金融危机的形成和传导机制
从1930年代起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开始用宏观调控和建立消费社会来克服经济危机，用远远脱离实际需求的消费欲望来拉动有效需求，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贫富差距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社会是收入分配两级化的社会，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的，但是其占有方式却为资本主义私有化。生产社会化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但是同时由于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而两极分化情况更加严重。输入分配两级分化导致储蓄与投资、储蓄与消费的失衡。原因在于富人积累财富进行投机而不是储蓄，使收入流动性不大，但是穷人的消费能力有限，在这样的前提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下，消费能力却十分有限，因此必然使经济增长疏导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当国家采用宏观调控和建立消费社会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贫富差距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时又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当政府指出和消费信贷扩张引起需求膨胀进而引发通货膨胀政府反通货膨胀必然引起市场上金融资产的防线和价值重估，资产缩水，造成私人部门资不抵债，债务违约率上升，引发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虚拟经济。在现代经济中，金融部门是社会信用的聚集地，在间接融资中，金融机构凭借自己的信用向盈余单位发行“间接债务”，然后再根据对象申请贷款单位的信用评估，用筹集来的资金购买借款人的“直接债务”.金融机构的介入本身是对融资企业资质认可，虽然金融危机机构并不一定需要正真付出资金，但是会加强投资者的信心。从筹资方来看，有信誉的金融就的介入能够确保自己按照界定的融资条件，在规定的时间内筹集到医院的借款。金融中介发挥双向的正向效应的条件有两个：银行的债券人对银行有充分的信心，并且银行对借款人进行高效的筛选和监督。但是完全地保证这两条对立信息的对称是不可能的，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由此而生。
（二）金融危机的形成。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直接以有效需求不足、商品过剩表现出来;在现代金融危机中，生产过剩是从其发展即有效需求过度表现出来。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最终受制于社会有限支付能力的结果。从价值运动的角度看，经济危机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以及资本主义信贷关系的特定产物。经济危机是各个生产部门连锁相关地同时发生生产过剩的普遍现象，而不是个别部门的比例失调，因此仅用价值关系、一般的商品交换来解释是不够的。经济繁荣引致金融危机机构扩张贷款，市场充足的流动性推动金融资产交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价格上涨，随着资金需求增大和利率上升，经济主体结构改变，金融机构收回资金贷款，导致资产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传导。从实际经济过程看，贸易溢出效应是指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时，必然恶化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从而导致与其有密切贸易联系的国家遭受经济冲击的状况。虚拟经济的持续膨胀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全球资本的流动规模远远超商品的流动规模，使各类金融交易和价格信号的可变性和不确定性增强。其冲击力使各国政府难以驾驭，金融危机的金融溢出效应永远远大于贸易溢出效应，金融溢出效应成为现代危机在国家间传导最迅速、最重要的渠道。经济联系的紧密型使一国经济运行状况和政策的变化迅速对他国产生影响，这种蔓延效应造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迅速传导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实证检验
实验检验既是对理论分析的检验，同时又是分析的深化。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进行实证分析，会使我们对现代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影响有更为深刻地理解。
（一）亚洲金融危机。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和传导机
制，既要使各种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科学解释得以保留，又要建立起各种科学解释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既能克服各种理论解释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又能说明一些单个理论解释无法说明的经济关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当时东南亚构架的宏观经济基本并没有恶化，大多数国家的国家财政支出状况良好，政府外债余额并没有超出警戒线，没有大量的失业、高通货膨胀和低增长率，然而缺乏有效监管的金融自由化带来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二）美国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由一种金融产品——次级抵押贷款产品，最初表现为贷款银行流动性危机，之后迅速演化为银行信贷危机，随着制造业濒临破产，美国失业人数激增，GDP增数转为负值，危机侵入了实体经济并在全球迅速扩散，标志着美国金融危机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次贷房屋按揭贷款使金融投资领域的膨胀泛滥。
（三）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次贷危机起因于次级房屋按揭贷款失控，放大于直接融资和债券信用的泛滥膨胀。美国市场经济模式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消费模式的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经济运行的中心环节，结果导致美国虚拟经济快速扩张，经济的虚拟化程度逐步加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获得权力与利益的同时，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承担一定的风险。当大量的回流资本与美国国内的投资机构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循环回流机制受阻，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从中国的现实发展来看，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使中国的虚拟经济也得到了也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虚拟经济都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始至终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状态，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人民币保持稳定。但在经济运行中，实际经济与虚拟经济并存且共同发展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
参考文献：
[1] 李彬，田玉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思考--金融危机后看美国、德国经济的发展经验[J].现代产业经济2013.08.010.
[2] 刘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对现代金融危机的影响研究[J].经济问题，2015，（1）：23-26，88.
[3] 黄锡富.从金融危机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作用[J].学术论坛，2013.03.025.
金融品牌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而中国则是美国目前反倾销的头号目标国。而化工行业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中国,都是遭遇反倾销调查占全部遭遇反倾销调查产品总数比例相当大的一个行业。因此,积极地从各个层面来分析研究针对此现状的应对措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化工产品出口 美国反倾销规则 反倾销制裁 应对措施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经济出现陷入整体衰退的迹象,我国面临的国外需求急剧下降,而随着经济下滑可能产生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再度抬头更对我们化工产业的出口贸易提出了严峻挑战。所以有必要从国家、产业及企业三个层面来深入分析我国化工产业遭遇反倾销后的各项应对措施。
一、国家层面应对措施
政府部门作为宏观管理者,在企业和行业协会的配合下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尽量避免国外反倾销。加强在具体反倾销应诉过程中的协调和服务工作,为本国企业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政策、行政上的支持;同时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国外不合理的反倾销行为。从国家层面来看,应对国外的反倾销指控主要包括事前预防措施和事发后应付措施。
1.事前预防措施
事前预防措施在本文中的定义是指在他国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诉讼之前通过自律性的政策引导或积极争取对我方有利的法律法规,从而避免被认定为“倾销”。在我国反倾销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反倾销预警机制的构建、市场经济发展信息的健全,还要求与之相配套的人才队伍的培养,主要包括:
●构筑反倾销预警机制。
●反倾销应对人才队伍的建设。
●对于需要证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企业,国家提供完备的信息。
2.事后应对措施
当国外已经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国家需要给予企业相应的帮助,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并且在实践中也得到运用。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在相关方面采取了一定措施如给予应诉企业应诉补贴,但是在具体运作方面还是存在资金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以甲企业的CVP23反倾销应诉案例来说。产品出口前的流程是A省研发——委托B省企业生产——国外出口。正是这一特殊的流程,造成了在面对美国反倾销调查中需要政府援助时的两难境地——因为出口的企业是属于A省的,所以B省地方政府不提供补贴;又由于生产是委托隶属于B省的企业完成的,A省相关部门则以企业的增值税税收利益为B省所得而拒绝提供资金补贴。于是,企业便成了无人认领的孤儿。由此可见,虽然整体政策的制定已经考虑到了对企业的协助,但是具体落实的时候由于部门主义等等的存在还是有很多干扰因素的。因此,如何切实摆脱部门主义的影响和由此拓展开来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措施,是我们政策制定者需要改善的一个方面。
二、产业层面应对措施
所谓行业协会,WTO的1994年协议称其为 “trade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即指进出口商的商会或同业公会。反倾销不是单独某个企业个体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国内整个行业利益的事。行业协会作为本行业所有企业的整体代表,在预防和应诉国外反倾销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当本行业受到国外倾销或者倾销的威胁时,及时地提起反倾销的诉讼,配合政府的主管机构做好反倾销的调查工作;当本行业内部企业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的反倾销调查时,行业协会及时地组织企业积极应诉,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作为企业联合的代表积极地在国际经济地位上进行抗辩。
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应对反倾销,也可以从事前预防和事后应对两个方面来进行。事前预防措施主要包括以协助政府部门维护出口秩序和组织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抗辩。事后应对则是协助企业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
1.进行反倾销预警监测,协助政府部门维护出口秩序
积极应对国外的反倾销预警体系监测的内容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内是按照WTO规则要求引导企业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化工产品出口的技术规则和对我国化工产品出口价格的监测。另一方面对外则是法律法规的监测,对我国化工产品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出台的法律、缔结的和约进行监测,及时向企业提供预报,组织企业进行调研评估,并向企业提出预防措施等意见,甚至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或影响法案的修订。
2.切实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提出市场经济地位的抗辩
前面讲到了在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方面国家所起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地位的争取除了整体地取得某个国家对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认可,还可以从单个行业的角度来部分的实现。行业协会作为行业中所有企业的代表,有能力和义务代表所有企业向外国反倾销主管机关提出该行业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抗辩,为本行业企业在应诉中提供关于市场经济情况的相关证据。欧盟于2002年在(EC)1972/2002号反倾销法规首次通过立法确立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涉案企业获得分别待遇的条件。而且,欧盟还在(EC)905/98号法规中首次提出了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并为确定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提供了五条衡量标准。与之不同的是,美国承认市场导向的产业(Market Oriented Industry,MOI),但不承认单个企业的市场经济待遇。如果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所属的部门是MOI,美国商务部就可采用市场经济方法来确定该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采用替代国或生产要素方法。在美国反倾销实践中,涉案企业可通过单独税率测试获得单独税率待遇。化工行业协会应该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引领企业争取在美国取得市场导向产业的认定。
3.行业协会的事后应对措施主要是协助企业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
在企业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时,行业协会应当发挥组织和协调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的积极对外应诉,特别是应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意识。我们知道,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召集应诉企业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研究应诉对策,制定应诉计划,按规定法律程序提供应诉资料,配合国外调查机构完成相关问卷调查,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有关情况,使案件处理向有利于我方的方面发展,并且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国的行业协会已经在着手这样去做了。但是通过甲企业的CVP-23应诉案件,我们看到,实践中,行业协会在把企业凝聚起来共同应诉反倾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本次案件中,虽然开始阶段有行业协会牵头,但四十多家涉案企业最后只有五六家企业参与无损害抗辩。由此可见,如何有效的引导企业联手应对国外反倾销,也是未来行业协会发挥作用时需要完善的一个地方。也有人认为行业协会也可以作为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利害关系方直接参加应诉。行业协会在提供有关本行业发展、行业体制等方面的信息和意见等方面有无法替代的优势,通过这些信息的提供可以争取国内企业的公正待遇,尤其在“市场经济地位”、“单独税率”等方面。在整个反倾销调查期间,行业协会也有为其利益辩护的充分机会,以便陈述对立的观点和提出反驳的论据。反倾销工作中,由于行业协会具有民间组织性、利益公共性、平等性和开放性等一些重要特征,作为相关企业的代言人,发挥着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企业层面应对措施
企业是反倾销调查的直接利益相关方,面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如果不积极进行应诉,可能未来失去的除了高昂的关税费用,还有整个市场。由于我国很多出口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存在体制不健全、组织结构不规范等问题,在面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之时除了由于高昂的应诉费用之外,也根本无法提供有利的数据资料为自己进行辩护,于是只能放弃该出口市场。这就出现了国外反倾销来临时大部分企业不应诉直接撤离出口市场的惨境。而少数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即使有一定的财力去应对反倾销诉讼,也由于平时没有注意加强自身的反倾销队伍建设,而以比较高昂的代价赢得了反倾销案件中的有利地位。
总体来说,企业在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的措施也可分为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应对措施。前者主要是指企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品牌意识、完善企业财务制度、调整跨国经营战略以及组建反倾销应对人才储备队伍及与进口国的经营该产品的进口公司通力合作。后者则指案件开始时的无损害抗辩和无损害抗辩失败后的应诉细节。当无损害抗辩失败后企业应迅速的做好应诉的准备。应诉工作中我们主要强调3点:第一,企业联手进行应诉的问题。第二,应诉时怎样组织反倾销团队的问题。第三,替代国选择的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事前的预防措施和事后的应对措施,都为国内的同行及今后的类似案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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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桂梅:中国应对美国反倾销策略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8:3～7
金融品牌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经济发展一道新的难题。文章通过对金融危机下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意义、广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设现状及问题的思考，提出强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金融危机；企业社会责任；广东企业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全世界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的损害，导致世界实体经济明显衰退。在这场危机中，我国已有数万家中小企业未能经受住考验而倒闭，即便是那些尚在经营的企业大部分也正在承受着收入下滑、经营惨淡的煎熬。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许多企业为了应对自身财政状况的恶化而裁员、降薪，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程度和层次中沦丧。
广东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最迫切需要加强和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强化企业依法经营意识的地区。近年来环境污染严重、随意裁减员工、克扣工人工资、侵犯员工权益、制假造假等严重违规违法的恶性事件在广东企业中时有发生，尤其是珠三角许多乡镇已成为企业违法经营的高发地带。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问题再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
1.能有效降低成本，提升企业价值。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推动企业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时代潮流，已经得到政府、社会和企业的高度关注与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浪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但会赢得政府和社会的信赖，导致应对监管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且会吸引责任投资，赢得更大发展机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但可以增强企业凝聚力，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而且能吸引责任消费，取得更好绩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但能增强供应链竞争力、有助于企业控制和优化价值链，而且能帮助企业避免风险，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2.能促进创新，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经济增长的外延粗放型特征还非常明显，具体表现为能耗和物耗比较高。据测算，我国每制造1美元产值所耗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个优化资源、优胜劣汰的机会，我国企业高能耗的现状将为创新留下巨大的空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将通过建立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研发体系，掌握核心技术，不断开发新产品，对已有的技术升级换代，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品质；除技术创新外，还需要管理创新、运营创新来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决定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事实上，企业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创新都能最大限度地化解企业危机，开拓市场，提升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3.能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提高企业抗拒风险的能力。随着消费者的日益成熟，他们除了关注产品的性价比之外同样关心产品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生产出来的。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增强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忠诚度。再者，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能增强员工的忠诚度、归属感和凝聚力，不仅能够留住核心员工，而且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容易招募到优秀员工。另外，善于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容易获得政府部门的认可、信赖和支持，得到社会民众、媒体舆论的好评，获得良好的口碑，从而提升公司的形象和声誉。在金融危机这样的背景下，这种企业更具备抗拒风险的能力。
二、金融危机下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现状
广东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外向型经济占主导。欧洲和北美市场在广东对外贸易中所占市场比例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一半，而全世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正是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欧美市场的一些大客户和著名跨国公司正是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他们要求加工企业和供货商不仅要达到技术标准而且要达到环保要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是，目前，广东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多数都处于经营理念不成熟、管理不规范、员工素质有待提高这样的现状，要求他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尚需要一个过程。根据调查，目前，广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现状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比较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不签订或不履行劳动合同、裁员现象严重。许多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用工合同，逃避支付法律规定的薪资与福利。员工在遇到劳务纠纷需要投诉时，没有任何凭据。如深圳市在一次劳动合同专项检查中，共查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三千余家。在检查中发现，企业瞒报少报用工人数、管理人员代签合同等问题十分严重。有些企业为了逃避员工职业病造成的法律责任，固定时期换一批员工，把犯职业病的员工推向社会。还有一些企业为了度过金融危机的寒冬，随意辞退和裁减员工，导致失业率高涨。
2.安排工作超时、超量，恶意拖欠员工工资。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广东省的外资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人被迫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约62%的人一周工作7天，不按规定安排周末休息也无调休，连法定节假日上班也不支付加班工资。有1/4以上的员工不能按时领取工资，半数以上工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深圳市近两年劳动保障部门为企业员工追讨回的“欠薪”高达5.27亿元，政府“欠薪保障基金”为4万多名员工垫付了企业“欠薪”。
3.缺乏安全生产意识，安全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虽然中央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安全生产问题，对生产的安全有很多的规定，可谓三令五申。但一些企业管理者缺乏安全生产意识，对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不重视或只是口头重视，降低自身所应该遵循的安全标准，安全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相当于降低了成本支出而增加了企业自己的利润。而安全生产标准的降低，所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安全生产隐患太多，生产事故、人员伤亡时有发生。尤其是煤矿生产企业，近年来恶性事故频发，引起社会极大震动。据广东统计年鉴，全省2008、2009年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分别高达0.23%和0.19%。
4.社会保险覆盖率太低，员工福利缺少保障。不少企业社会保险覆盖率较低，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对全省600家非公有制企业养老保险的情况调查，民营企业比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职工参保的比例低，226家私营企业中参保的企业有192家，占85%，其中职工参保的比例39.1%；209家港澳台资企业中，参保的企业有191家，占91.3%，职工参保48.6%；165家外资企业中，参保的企业155家，占93.9%，职工参保的比例为57.3%。
三、广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问题的原因分析
1.粤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法制规范化进程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总体来说我国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的工业化程度不高，还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阶段，这是无法逾越的最大国情。尽管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在工业化进程上已远远走在了全国前面，但其发展却深受全国总体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制约。最明显的表现是虽然广东来自SA8000的压力很大，但对于内地外向经济程度不高的省份来说，并不会有同样的感触。这就使得全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迫切性表现得不如广东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所实际感触到的强。在全国统一步伐下，这无疑推迟和延缓了广东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纳入法制规范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广东作为最发达的经济体，需背负其他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的重负前进。比如其他地方无法吸纳的大量外来农民工便纷纷涌入工业化程度相对高、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廉价得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无疑会给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带来感觉上的迟钝，导致对提升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移方面的压力感觉不敏锐、导致对劳工权益保障等法律法规的漠视。如果仅仅从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核算来讲，企业便无法对改善员工的生活生产条件形成自我要求。这样不利于广东企业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意识，也不利于激发企业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的动力。持久的局部优越感造就了企业的惰性和企业行为的短视，使得企业思进、思变的动力不足。
2.粤经济结构制约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目前广东仍然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珠三角地区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基地。这种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的优势，虽然无法成为赢得国际竞争的资本，却很容易使广东企业仅仅满足于国内优势，从而失去企业依法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另一方面的影响表现在目前广东仍然还是靠大量吸引内陆地区的廉价剩余劳动力维持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仍然靠吸引寻求廉价劳动力的外国企业来引进外资。
过去的三十年，广东借助开放政策和毗邻港澳的优势，占得对外开放先机，依靠引进外资和开展加工贸易，形成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格局。珠三角作为我国加工贸易最发达的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超过全国总额的1/3，成为全国重要的出口创汇基地。外向型经济既构成了广东的优势同时也把广东经济推向了浪尖，这也就是SA8000劳工标准对广东影响最大的根本原因。广东企业中，中小私营企业为数众多，其中又以三资、民营构成为主，这样的企业构成对建立企业依法经营社会责任并不全是“利好”。相反由于三资企业文化和法律本身的差异，按照中国的企业法律法规来规范约束会存在依法经营技术上的问题，而民营企业和大量的中小私营企业在我国发展还不够成熟，许多企业还并没有建成规范的企业内部约束机制，依法经营的意识相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差距还很大。
3.企业经营者依法经营意识淡薄。企业要做到依法经营首先要看企业主或企业的经营者是否做到了遵纪守法。因为企业主是企业行为的决策者，企业主或经营者的依法经营意识或者说法律意识直接反映出企业能否真正做到依法经营。在广东企业层次各不相同，同样企业主依法经营的意识也参差不齐，目前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个体和私营企业经营不规范，跟企业主法律意识淡薄有很大的关联。依法经营意识差的企业主要是一些私营部门和效益不好及改制的公有企业，且“违法”最突出表现在雇主拖欠、克扣、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几乎每年都有恶性的雇主拖欠、克扣、压低劳动者工资的事件发生。
4.企业员工自我维权意识普遍较差。员工的维权意识是企业依法经营社会责任建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没有员工维权意识的增强，要使企业实现并强化依法经营的社会责任是很难的。广东企业员工的维权意识淡薄最突出的仍然体现在外来工上，农民工缺乏自我维权和依靠工会法律等途径维权的意识。大量刚刚进入私营企业的农民工（包括外来工）缺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这种现象在县及乡镇更是广泛存在。根据政府部门和省工会的调查，私营企业的劳动者，特别是外来工，对合同、权力等用于保护自身权益的手段毫不在乎，许多员工关注的仅仅是现金工资支付，在关注层次上也基本上是先考虑工资支付，其次才是合同，再次是社会保障。由于员工尤其是农民是弱势群体，即便注意到了自身权益保护，也没有能力通过合法合理合情的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另外在寻求保护的途径上农民工往往也很难借助工会或其他组织来保护和维护自身权益。这样便为企业或企业主侵犯其权益的违法经营创造了条件。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强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策
1.政府应承担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引导者。在中国目前缺乏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目前全球化进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第一，从《公司法》的总则中突出强调企业必须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使企业社会责任纳人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中。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强化企业的守法行为，使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劳动保护法、生产安全法和环境保护法，在遵守国家各项法律的前提下创造利润，为社会作贡献。
第二，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吸收SA8000等国外社会责任标准合理的条款，根据各地区、各行业的具体情况组织有关部门制订“企业社会责任地方（行业）标准”。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企业社会责任定期评估，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自律开始逐步过渡到第三方认证，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使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国际接轨。
第三，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让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管理者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让企业懂得，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帮助企业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体系，使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尽快与国际接轨。
第四，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营造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氛围，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来。设立政府“企业社会责任奖”，定期开展“优秀企业公民”评选活动，表彰模范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激励和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第五，进一步发挥工会的作用。工会是广大劳动者自己的组织，在当前的形势下更应该发挥应有作用，为维护员工权益积极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和“集体谈判”。地方政府要加快推动基层工会的组织建设，为工会维权保驾护航，促使企业劳资双方平等协商，创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2.面对金融危机，企业应成为践行社会责任的领跑者。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企业提升素质的最佳时机。在国家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企业要做践行社会责任的领跑者，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对环境的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与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是一种正向关系。在金融危机这段特殊时期，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为整体竞争力全面提升打下扎实基础，有助于企业度过眼前的难关，同时也能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长期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对社会、企业自身都将有所帮助。从企业角度出发强化社会责任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树立正确的认识，让更多企业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与实现企业竞争力存在着一致性。其次，积极倡导和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经常化、长效化。在创建企业社会责任文化方面，要建立企业核心价值观，树立企业与社会共赢的理念。在当今时代，企业应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管理战略纳入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再者，将社会责任管理制度融入企业管理制度体系中，为保障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设立社会责任战略发展部或社会责任管理部之类的机构，把社会责任管理贯彻到企业内部管理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通过制定社会责任行动守则为公司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提供具体的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3.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作用，新闻媒体应加大对违反《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虐待员工、非法生产经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利益、拒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曝光力度。消费者协会要鼓励和倡导消费者使用优秀“企业公民”产品，抵制缺乏社会责任企业产品。加强社会各界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约束和监督，形成与法律监督相对应的社会公众监督体系。通过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形成全社会的监督氛围，促使企业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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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品牌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对经济危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于这一理论，后人有不同阐释，一些对该理论错误认识和曲解的观点广为流行。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经典作家理论逻辑体系重新解读和对其后各家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导致的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
翻开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发现他本人并没有对经济危机问题设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而是散见于各种论著中。于是一百多年来，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理解认识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形成了多家派别。如基本矛盾说、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论，等等。这些理论派别对经济危机理论现实意义的阐述也各有不同。如对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解释和此后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波动的认识，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应用分析上，都需要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再认识，以期实现正本清源，并为深刻理解现实问题提供启迪和帮助。
一、各家各派危机成因分析述评
从国内来说，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危机根本原因的经典论述的注释方面，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并不具有突破性。他们认为，虽然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根本原因都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而对于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中国学界的研究视角大都抛开了金融监管缺失、金融衍生品泛滥等表面现象，将之归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这一系列的逻辑推导很严谨，但也还没有追到根上。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存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为什么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仍然会出现危机？
从国外理论界来看，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危机根源的分析，从上世纪初以来逐步形成了三大理论派别，即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和利润率下降论。比例失调论的代表人物是杜冈和希法亭。杜冈强调应继承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之间均衡关系理论，认为两大部类之间生产比例的失调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同时，他否认消费不足论，认为投资增加虽然减少了资本家的消费需求，但增加了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比例正确，就不会造成供求失衡。杜冈坚持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之间均衡关系理论是可取的。但对消费不足论的批驳却站不住脚，投资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并非像他说的那样简单。而且，关键在于他没有说明如何才能做到比例适当，如何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生产比例不均衡的问题。而希法亭在这方面比杜冈前进了一步，认为正确的比例关系是由“价格规律”或“价值规律”来承担。也就是说，比例的失调、一些部门的生产过剩是价格这个生产调节器受到干扰的结果。对希法亭的解释我们不禁要问：那该如何使价格这个生产调节器不受干扰呢？进而如何才能解决经常出现的“市场失灵”呢？对这些问题，希法亭都没有能够做出回答。消费不足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既会超过全社会的总消费力，又会使工人阶级的消费力萎缩，最终引发消费不足的危机。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却经不住仔细推敲。实际上，危机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由于资本家过分追求利润，同时为了这个目的而压低工资，造成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而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却有限，产品的生产相对于劳动群众的购买力过剩了。也就是说，实现不了资本家所追求的利润了。因此，要切中危机命脉，就必须首先揭示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利润率下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欧内斯特·曼德尔认为，按照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平均利润率始终呈下降趋势，这是经济危机的原因。而之所以会有波动，是由于在一些偶然、突发因素的作用下，剩余价值率急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突然加快，使平均利润率由下降的一般趋势转化为上升。对这个观点认真加以分析，也会发现它的一些漏洞。马克思讲的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指的是一种资本积累过程出现的总趋势，与经济危机没有关系。单一地观察利润率下降，并不能以此推算出它必然会导致一场危机。此外，针对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西方一些左派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新自由主义，但对于新自由主义又是如何导致危机却没有能够做出进一步的回答。我们认为，其实新自由主义反映的就是居于强势地位的资本家阶级要去占有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阶级更多劳动的思想。
由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特别是危机根源的认识各不相同，造成学者们对其现实意义也有不同看法，留下了一些可商榷之处。部分国内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学者提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主观意志违背客观规律造成决策失误是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而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类似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现象，则有学者强调，市场经济的共性规律表明，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与社会制度是没有绝对的关联性。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武断，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大的波动的。还有的学者罗列了几条原因：“如果政策失误，造成普遍的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严重不足，加之对宏观经济调控不当、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等因素的存在，自身发生经济危机也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但几条原因分不清主次，分析都只是停留于现象本身，停留于操作层面，并不是对根本原因的解释。
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新探讨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中，各家各派都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了自己观点的依据，但彼此之间却存有很大差别。经过仔细思索发现，原因在于上述观点没有对马克思危机理论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而只是抓住马克思对一些具体情况的具体论述，或只是从经典作家论述的某个局部去加以发挥。因此，需要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重新认识，真正揭示出它严密的逻辑体系。
马克思认为，买和卖的脱节、供求关系的失衡是一切危机最原始的发源地。他指出，“危机只是归结于供求规律，大家知道，这一规律在生活必需品领域内（从全国范围来看）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一切领域内所起的作用，要强烈和有力得不可比拟。”正如恩格思指出的那样，“自从商品生产具有世界市场的规模以来，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那么，这种供求之间的失衡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对它的回答，马克思没有仅仅停留于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站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人们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的更高角度。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在社会劳动分工和交换规律的作用下，会产生出众多各不相同并要互相交换产品的劳动生产部门，而每一个部门总要按照劳动分工规律在社会总劳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这个规律决定，当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保持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比例关系时，社会各部门、各行业成员的产品和劳动就会顺畅而不受梗阻地交换，此时经济和社会会保持稳定；当这种比例关系遭到了破坏，各部门之间的产品交换就无法顺畅地进行，整个社会经济也就无法实现稳定发展，甚至可能出现灾难性危机。也就是说，在供求失衡的背后一切危机共同的直接原因在于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
我们发现，之所以出现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则与分工和阶级产生后强势群体凭借自身的优势去挤压和掠夺弱势群体有关。恩格斯曾经说过：“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从那时起，社会劳动和劳动成果在不同阶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比例关系就经常会出现失衡。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封建时代不把它造成的结果称为经济危机。它表现为：地主阶级往往利用官府来加重对农民阶级的租税负担，特别是利用封建特权来扩大对土地的兼并，使农民逐渐失去自身的土地，贫困潦倒，甚至流离失所。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资本家阶级及整个利益集团，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把以货币形式所表现的物化劳动和以劳动力形式所表现的活劳动更多地汇聚到自己手中；而广大劳动者由于处于弱势地位，会在产品和劳动的私人交换中逐渐失去自己本应得到的份额。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交换在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买卖双方认可的等价交换，但实质却是另外一种不公平交易。它导致的结果是一些部门可以占有更多的资源和剩余劳动，而其他部门能够获得的这些要素则大幅减少，甚至短缺，从而造成社会上不同产品之间过剩或者短缺的两极分化。同时，还造成资本家在不断获取和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劳动者的购买力不断下降，生活呈现出日益贫困。
因此，在不同社会，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失衡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在封建时代，其结果就是逼得农民揭竿而起，暴力推翻旧的封建王朝。此后，新王朝的统治者们吸取一定教训，采取一些减轻农民负担和缓和双方关系的政策。在经历了初期暂时的相对平衡后，地主阶级又开始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骄奢淫逸、恣意妄为。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整个统治集团的贪婪私欲无法再去抵挡劳动人民揭竿而起的斗争，此时王朝只有再经历一次暴风骤雨般的扫荡后，又开始了又一个新的轮回。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如同农民起义般的暴力，也迫使最疯狂追逐超额利润的资本家最终因“生产过剩”而破产，迫使被扭曲了的资本利润和劳动报酬之间的分配比例重新恢复到相对合理，从而促使一个新的复苏——繁荣期的到来。但此后资本家阶级追逐超额利润的贪婪和欲望也会重新膨胀起来，又会引发新一轮的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周期”现象。在每一个新的周期，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之间严重的贫富分化会不断产生，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也会得到不断提升。经过一轮轮螺旋式的发展，当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能力水平都达到使资产阶级完全成为“多余的阶级”之时，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到了结束其历史使命之日。
三、如何解决问题——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意义
以上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体系做了简单分析，这里关键还在于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来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但把它说成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则有些笼统和不恰当。因为，基本矛盾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而经济危机是有周期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矛盾促使其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衡的时候，危机才有可能爆发。仅仅根据这个基本矛盾则无法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大致时间，也无法判断什么时候危机可能会出现缓解甚至迎来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而且，用它也无法解释或解释不清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有经济危机。所以，我们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否可以概括为：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相互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基本矛盾）及其导致的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
其次，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危机问题。自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类似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现象。对此，我们要敢于承认。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劳动的体现仍然是由不同个人劳动产品之间的私人交换所决定，就会使企业和个人在交换过程中往往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会有意识地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分布的比例关系中去寻找自己的活动空间，就有可能破坏适当的比例关系。而今天高度社会化大生产所提出的宏观经济协调运行问题和要兼顾解决的社会问题，更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所无法适应和解决不了的。同时，在参与私人交换的不同企业和个人中，因为彼此掌握和运用有关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还会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些都使危机的爆发具有可能性。就现实而言，一些地方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房屋生产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正常的劳动交换关系出现了扭曲，在交换过程中房地产行业获取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他一些行业。于是，一些商人进行盲目投资开发，使价格和数量都远远超出了当地所能承受的范围。当国家紧缩银根、对房地产进行调控时，地产商的资金链断裂，而需求又无法跟上，自然就出现了价格大幅下跌、房屋大量积压的现象。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应从不同劳动部门之间交换关系的变化去加以分析。长期以来，一些行业由于行政垄断所取得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其他部门。由于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行业，产能过度扩张，大大超过了现实需求。而与此同时，一些急需发展的领域却往往得不到资金的青睐，一直偏“冷”，反过来也无法对那些过剩产能行业的产品形成有效需求。最终，都造成了大量工业产品积压，价格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而企业普遍经营困难，亏损日益严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现象还都只是发生在局部，在我国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可以避免经济出现大的失衡和振荡的。
第三，如何才能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或者至少缓解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痛苦呢？那就是要监测社会劳动总量在各行业、部门之间的分布比例，并在判断它们失衡程度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加以矫正。至于如何判断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进而确认其失衡程度，马克思早已给出了关键提示：“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由此我们认为，各种产品在交换过程中所实现的交换价值与其市场价格之间的吻合度或背离度，可以用来判断社会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或者衡量它的失衡程度。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比较重要的商品交换都是在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基本吻合的情况下实现的，就可以肯定这个经济体会比较平稳地发展，即使GDP的增长速度很快，也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和剧烈震荡。相反，如果对整个经济体有较大影响的商品交易基本都是在商品的市场价格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交换价值条件下进行，即使增长速度不快，也可以判定该经济体中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已经出现严重失衡，极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那么，又该如何来确定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吻合或背离呢？市场价格是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往往会受到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和商品持有者在市场上所具有地位的影响。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交换普遍发展的条件下，交换价值越来越反映出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博弈，是一种均衡的结果。它逐渐地趋向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即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于是，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就可以转化为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衡量它们之间是否吻合或背离，主要就是一个利润率的平均化问题。也就是说，当各个行业、部门都基本上按照所取得的平均利润去完成交换时，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就容易相吻合；相反，当某些行业或部门所取得的利润大大超过全社会的平均利润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就会出现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一定的背离，甚至是严重背离。
因此，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失衡问题，绝不是仅仅靠压缩投资、降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的，更不能去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应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我们所处的“第二大形态”中“物的依赖性”问题进行优化，摆脱它的盲目性和对人的束缚。为此，就必须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从长远发展考虑，要通过立法、执法手段，逐步规范企业经营者公开其产品的销售量、库存量、利润等一些所谓的“商业秘密”，政府职能部门同时公布客观、准确的供求信息，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建立供、产、销信息网。在此基础上，指导企业和个人按照公布的信息及时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政府应根据全社会投资和消费构成的变化，及时调整货币、财政、税收等政策，利用这些政策对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以完善，引导和鼓励市场上所需要产品的开发、投资和生产。特别要衡量和监测全社会各行业、部门的利润率水平，对那些利润率水平还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和部门要加大扶植，同时对一些可能影响全局的大企业或个别行业要更多关注，限制和压缩它们借助某些“超市场”力量所攫取的巨额超额利润。只有做到这些，整个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才有可能实现按比例均衡分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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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贵才
金融品牌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2、促使美国经济大幅萎缩。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股市以及其他主要股市均大幅下挫，因此，可预计美国等经济体的投资和产出将受到更大的冲击。由于目前美国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已基本丧失，2008 年 9 月份在美国股市上 IPO 的公司为零，再加上从银行获取贷款的难度加大，因此，美国企业的投资和产出必将出现大幅下降。
3、金融业、建筑业、制造业就业人数锐减
金融危机最先发端于房地产市场，次贷危机导致信贷危机，大批金融企业倒闭或并购直接导致了金融行业自身员工和相关服务行业员工的失业，2007 年年末大约 4 万名员工可能因企业破产、出卖等问题失业，如果把针对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服务行业也包含在内，失业人数可能高达 12 万。信贷危机致使很多企业无法贷款获得流动资金进行生产，居民无法贷款进行购房、购车、上学等消费，生产、消费全面梗阻，恶性循环，整个经济陷入瘫痪。房地美和房利美被美国政府接管，华尔街的五大投行三家倒闭，其他两家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汽车产业遭到重创，汽车销售严重滑坡
4、金融业状况迅速恶化。自 2007年次货危机爆发以来，华尔街银行的损失很大且仍未见底和完全曝光。估计美国金融业损失高达 4600 亿美元，其中近 50% 为住房按揭 ( 美国已有 230 万人断供 )，20% 为商业按揭，30% 为信用卡汽车贷款、债券坏账。相当多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其中不乏全球知名、有实力的银行都未能幸免。
5、住房价格大幅跳水。对房地产的悲观预期和不断紧缩的信贷状况互相影响并陷入恶性循环。房地产价格下降，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水平持续走低。从 2007 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全国范围住房市场价格平均下跌了 14%。其中，6 月份二手房销售量和价格双双下跌，同比分别下降 15.5% 和 6.1%。
6、失业率增加，给经济发展势头蒙上阴影。2007 年美国的失业率为4.6%。2009 年 9 月 26 日美国《明报》刊发报道指出，美国金融体系的近乎崩溃对美国就业率的影响远远超出华尔街。而失业率的增长势头必然会严重影响消费，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一直在63 左右，为 1982 年 3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